Pilg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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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革命在大眾想象中，是自由、平等、博愛理想的誕生時刻，是人類告別專製、邁向現代文明的象征。但當我們真正讀史，最紮眼的事實並不是自由的勝利，而是革命迅速走向暴力、恐怖與極端不寬容。法國大革命之所以令人震驚，不隻是因為它殘酷，而是因為它以自由、平等之名，實現了比舊製度更深層的殘酷。
不隻是法國的大革命，也包括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許多人都會問，為什麽號稱解放人民的大革命，反而比舊製度更殘酷？
這不是法國的問題，而是革命本身的結構性問題。任何一場想以理想推翻現實的革命，都帶著一種內在邏輯：舊製度的專製基於慣性，而革命的專製基於信仰。前者容忍差異，後者要求純潔。
理解這一點，你就能理解為何革命總是以寬容之名抵達不寬容的極點。法國的大革命和中國的革命都是如此。
舊製度當然不是自由的天堂，它有王權、等級、教會審查，有壓迫、有不平等。但它的“不寬容” 有兩個特征：
1. 舊製度的權力不需要你相信它，隻需要你服從它
國王不在乎你心裏怎麽想，隻在乎你有沒有交稅、有沒有製造麻煩。舊製度不是一套思想體係，它沒有“思想警察”檢查你的純潔度。它隻是一種維持社會運轉的慣性結構，隻要你不挑戰它，它通常不會主動找你麻煩。這種不理想的時代，反而留給個人大量的灰色地帶。
2. 舊製度不以道德優越自居
舊製度沒有宣稱自己是絕對正義，也不聲稱代表全體人民。它根本不需要證明自己道德正確和正義 ，它隻需要合法 或者 沿襲傳統 。因為不以 救世主自居，所以它的暴力是有限度的、工具性的，而不是救贖性的。
革命的邏輯完全不同。革命不是維持現實，而是要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它不是治理，而是拯救。它不是秩序，而是一種理想的絕對化。
要證明革命的正當性，必須不斷製造敵人來襯托自己的道德優越：舊製度，反革命，叛徒，溫和派，懷疑者，沉默者，想得不夠“革命”的人，於是有了法國大革命的名言：“沉默的人也是敵人。” 舊製度隻懲罰行動的人；革命懲罰思想不夠純的人。
大革命的理想極其美好：自由、平等、人民主權。問題在於現實世界沒有這樣純粹的狀態，於是革命者得用暴力製造它。要讓人民統一意誌，就必須消滅不同意的人，就必須打碎所有不平等的現實與製度。理想與現實的衝突越激烈，暴力越容易被視為必要。
因此雅各賓派會認為 “自由的敵人不配擁有自由。” 這不是悖論，而是革命邏輯本身的必然。想想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不也是同樣令人不寒而栗。
舊製度的暴力是為了維持秩序，革命的暴力是為了創造新世界，是帶著神聖使命的暴力。這種為了未來的幸福而可以犧牲現在生命的邏輯，比任何王權都更絕對。
我們看曆史，俄國革命走向紅色恐怖，中國的革命走向極端暴力，紅色高棉以“純潔人民”為名製造集體屠殺，伊朗革命以宗教道德為名建立高壓體製。法國大革命隻是現代革命史的第一例，不是例外。為什麽？因為革命試圖以一套抽象理想替換一個複雜社會。現實世界由複雜利益、階層差異、人性弱點構成；理想世界簡單、純淨、統一。當理想無法在現實中自然實現時，暴力就成為捷徑。
舊製度寬容，是因為它不相信人；革命不寬容，是因為它太相信人，這也是曆史最深的諷刺的地方。舊製度認為人性有限，因此不苛求完美。國王知道人有軟弱、有貪婪、有欲望，因此製度設計帶著妥協。革命相信人性可以被改造，因此要求完美。革命者認為人可以被教育、被提升、被塑造成新公民。於是，舊製度容忍人性缺陷，革命試圖消滅人性缺陷。舊製度的不自由，讓你活得不偉大，革命的自由，讓你連活下去的權利都沒有。
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統治（1793–1794）中， 有4 萬人被處決，30 萬人被逮捕，指控往往不需要證據，懷疑就是罪名，沉默等於背叛。羅伯斯庇爾最終也死於自己創造的機製：他被送上斷頭台的罪名是——“寬容反革命”。革命吞噬舊製度，也吞噬對革命不夠忠誠的人，最終吞噬它自己。
我們的文化大革命也同樣殘酷，有過之而無不及。
革命號稱反對專製，卻創造了比舊製度更嚴酷的專製。號稱解放思想，卻建立更嚴格的思想警察，號稱追求自由，卻在自由的名義下實行恐怖。為什麽？因為革命不隻是要破壞舊世界，而是試圖創造一個更純淨的新世界。而“純淨” 恰恰是人類曆史上最不寬容的詞。最終我們看到的是，巴士底象征的並不是自由，而是革命如何製造象征；斷頭台象征的也不是正義，而是理想如何吞噬現實。革命的真相從來不是寬容，而是以永恒的理想名義，實施最高程度的不寬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