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樣的聲音，不一般的深刻。
文化圈內，有很多被傳為美談的情戀故事，比如胡適與曹佩聲、韋蓮斯以及眾多“星星”相周旋，徐誌摩與張幼儀、林徽因、陸小曼的愛怨交加，鬱達夫與王映霞的好聚難散，吳宓狂追毛彥文而不得，也包括卞之琳苦戀張充和。
關於卞之琳苦戀張充和，2013年，蘇煒采訪執筆的《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中披露，晚年的張充和說：早在1933年認識卞之琳後，就一直收到他的信，“至少有過百封信”，他還“拚命寫詩，寫了很多無題詩”，“前後持續的時間大概有十年”，但自己“從來沒有答應過他，更沒惹過他”。因為“他是另一種人，很收斂，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認真得不得了，我們從來沒有單獨出去過，連看戲都沒有一起看過”。“我年輕的時候愛玩”，但“常常和別的人單獨出去玩的。唯獨就是不能跟卞之琳單獨出去，我不敢惹他”，所以說他是“有點一廂情願”、“典型的單戀”，我和他之間“實在沒有過一點兒浪漫。他詩裏麵的那些浪漫愛情，完全是詩人自己的想象”，是“一個‘無中生有的愛情故事’，說‘苦戀’都有點勉強”。
本來，卞之琳苦戀、苦追張充和十餘年，最終也沒有牽手走一程，就容易被人解讀成單戀、一廂情願，再加上張充和在晚年以當事人自述的形式這麽一確認，就更加坐實了這一結論，連一向無事可幹的學術界和以獵奇挖人隱私的娛樂八卦界，很多年來都沒有人提出過質疑，真真達成一種和諧統一的局麵。
一個簡單的常識是，即使苦苦戀愛中的男人都是十足的傻瓜，但十餘年的時間，如果女方真的一點機會都不給，即使是再一往情深、“認真得不得了”的男人，也早就偃旗息鼓或重打鼓另開張了。當然這隻是憑常識判斷，對於那些掉進情網拔不出來的人，可能並不適用。
那麽，卞之琳與張充和之間的真實情形到底怎麽樣呢？這個問題，如果不是解誌熙、裴春芳師徒在2009、2012年連續撰寫多篇文章，也許就真的難於見到廬山真麵目了。也就是說，當《虹影星光或可證——沈從文四十年代的愛欲內涵發微》《愛欲抒寫的“詩與真”——沈從文現代時期的文學行為敘論》（上中下）等學術文章發表後，讀者也就明白了北嶽文藝出版社的《沈從文全集》中的《摘星錄》，實際是連載於1940年香港《大風》雜誌的《夢與現實》的修改稿；同在《大風》雜誌1941年連載的《摘星錄》，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綠的夢》，雖與全集中的《摘星錄》名字相同，但內容截然不同，且未收入全集中。當這兩部小說被研究者定位為自敘傳或寫實小說的結論後，那麽關於沈從文、張兆和、張充和與卞之琳之間的人物關係和情感糾葛，基本也就可以對號入座了。
在《夢與現實》中，沈從文安排了四個人物，即老朋友——沈從文、老同學——張兆和、大學生——卞之琳、她——張充和。暫且不管“老同學”與“她”的愛戀糾葛，單看“老同學”是如何描述“大學生”卞之琳的。
小說中，“大學生”第一次被描寫是這樣的：“她”因為抵補空虛，所以“生活上來了一個平常大學生。為人極端平常，然而外表好像很老實，完全可靠，正因為人無用也便無害，倒正好在她生活中產生一點新的友誼。……隨後是性情上的弱點，不知不覺間已給了這個大學生不應有的過多親近機會”。從這一句話中可以斷定，至少在作者沈從文或小說中的“老朋友”看來，“她”也就是張充和，給了“大學生”也就是卞之琳“過多親近機會”。
那麽，都有哪些“親近機會”呢？小說在後麵有多處交代，比如其中寫道：“大學生無事可作，隻能看看電影，要她去就不好不去”；“到末後反而還是照習慣跟了那個大學生走去，吃吃喝喝，也說說笑笑，接受一點無意義的恭維”；“她與大學生玩到半夜回轉住處”。
如果說從這幾處已經很明顯的敘述中還不能得到確證，那麽接下來小說用了一大段來描寫“大學生”到“她”家，約“她”看電影，但因為二人爭奪一朵小白蘭花，“她”生氣了，說不去看電影了，“大學生”臨走說“我買了票子等你，你來了，我很快樂，你不來，我就要生氣失望，喝酒，失眠，你怕不怕”？而“她”坐著生了一會氣後，“覺得剛才不應當使大學生掃興。趕忙把鏡子移到桌子邊，開了燈，開了粉盒，對鏡勻抹脂粉。一點鍾後，兩人已並排坐在電影院裏柔軟椅子上，享受那種現代生活，覺得是一對現代人了。到散場時，兩人都好像從電影上得到一點教育。兩人在附近咖啡館子吃了一點東西，又一同溜街”。在這些鐵證式的原文征引中，怕是頭腦稍微正常一點的人，都會辨別出張充和給了卞之琳足夠多的“親近機會”，其中包括兩人一起看電影、吃飯、逛街、喝咖啡、鬧別扭又和好、玩至半夜等。
當然，讀過小說或者了解沈從文與張充和的戀愛曆史的人都知道，張充和確實不愛卞之琳，也沒有在他身上投入過多的情愫，她之於卞之琳親密接觸，更多的是為了打掩護，為了排除和化解“老同學”張兆和對她與沈從文關係的猜忌。但這隻是結果和原因，而非過程。真實的過程是，張充和的的確確為了拿卞之琳當擋箭牌而與他有過多次一般戀人常有的戀愛舉動，她實實在在地“惹”了他卻“又不理他”，他們之間至少在事實上有過浪漫的拍拖；卞之琳跟別人說張充和對自己“有意思”，並非是主觀想象和刻意吹牛，而是真真切切的現實感受。盡管這一切都是一場戲，一個裝模作樣地假演了近十年，而另一個傻傻地真演了十年，真假是一個層麵的問題，作為當事人張充和可以否定，但演戲本身是另一個層麵的問題，不是張充和能掩蓋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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