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長島客
文革期間上山下鄉，恢複高考後進入大學，80年代赴美留學，00年代“海歸”回國，退休後定居紐約長島
退休以前，我曾到過新加坡五六次，但每次都隻有兩三天；期間忙著開會，見客戶，參加國際商事仲裁等等，來去匆匆，根本沒有時間和心情享受一下馬六甲海峽的風情。 此次故地重遊，有了心情和時間，坐在馬六甲海峽邊的長凳上，白天看貨輪、傍晚看日落，總算好好享受了一番。與此同時，也想起了一個老問題：多年以來，人們似乎總是將新加坡這個國家與馬六甲海峽劃等號，似乎新加坡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新加坡，就是因為它占據著地勢；有了馬六甲海峽才有新加坡；甚至反過來說，似乎沒有馬六甲海峽，就沒有新加坡的今天。
下午在賓館裏閑著，帶著這個問題查閱各種資料，覺得這個論斷大有可商榷之處。 馬六甲海峽位於馬來半島與印尼蘇門答臘島之間，呈西北 - 東南走向，長度約 1,080 公裏； 海峽沿岸有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三個國家，而泰國還位於海峽的西北入口處。它是連接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最短航道，承擔著占全球 25% 的海運貿易、25% 的原油運輸和50% 的集裝箱運輸。每年通過的船隻超過 10 萬艘，密度為蘇伊士運河的 3 倍、巴拿馬運河的 5 倍。 這條海峽由此成為全球最重要、最繁忙的戰略水道，被譽為海上生命線與東方十字路口。
二戰後，英屬的亞洲殖民地紛紛獨立。 1963 年 9 月 16 日，新加坡正式並入馬來西亞。此後馬來西亞連續爆發華裔和馬來裔之間的種族騷亂，聯邦政府與新加坡政府矛盾激化。當時新加坡的華人約占 75%， 加入馬來西亞後就把全國的華人比例從37% 拉到 44% 以上，與當地的馬來人（47%）幾乎平起平坐。為了保障馬來西亞族裔在當地“一族獨大”的權益，聯邦政府決定 “踢走新加坡”。1965 年 8 月 8 日，馬來西亞國會以126:0通過議案，將新加坡逐出聯邦。同日，新加坡被迫獨立建國，李光耀在宣布獨立時掩麵而泣的照片，成為曆史的經典。
馬六甲海峽當然是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地理基石，它成就了新加坡從一個小漁村變成國際航運中心、轉口貿易中心和國際金融商貿樞紐的地位。但馬六甲海峽沿岸除了新加坡，還有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港、巴生港和檳城港； 還有印度尼西亞的棉蘭港和杜邁港；甚至還有海峽最西北麵入口處的泰國的沙敦港等。換句話說，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這三個國家，占據著與新加坡基本相同的地理條件。那為何數十年後隻有新加坡成為今日的新加坡？
對獨立時的新加坡來說，與這幾個鄰國相比，條件比它們更差，國土狹小，沒資源、沒土地、沒軍隊、沒工業、高失業、種族亂、被鄰國封鎖、國際孤立，是真正的 “開局地獄模式”。 除了地理條件外，從“經濟基礎”來看，當年這幾個國家都是剛從殖民地走向獨立，實在看不出有什麽不同。如果這些國家的“上層建築”由其“經濟基礎”而決定，那為何數十年後隻有新加坡成為今日的新加坡？
另一種論點是，新加坡是個小國，隻有區區五百萬人口，一黨長期執政容易搞的好。這話當然也有道理，但當今世界上與新加坡的人口數量類似或更小的國家至少有二三十個；而一黨，一族乃至一家長期執政的國家也不下二三十個，那為何數十年後隻有新加坡成為今日的新加坡？
這裏的實質性的差別，我認為是“人”的因素，是新加坡有了李光耀先生（Lee Kuan Yew，1923.9.16－2015.3.23）。他生於新加坡，祖籍中國廣東大埔（客家）；自幼接受英式精英教育（萊佛士書院）。二戰期間經曆日本占領（1942－1945），李光耀目睹強權與暴力，形成了現實主義、強政府、重秩序的政治底色。1946 年李光耀赴英留學，就讀倫敦政經和劍橋大學，獲法律學位、大律師資格。1950 年回新加坡當律師，常為工會、弱勢群體辯護，積累政治聲望。1954 年與吳慶瑞、杜進才等創立人民行動黨，任秘書長。1965 年 8 月新加坡被迫獨立後，李光耀開啟從零建國的艱難曆程。此後他任新加坡總理長達 31 年。1990 年交棒吳作棟，此後長期擔任內閣資政，2015 年病逝，享年91 歲。
李光耀時代創立了“新加坡模式“：政治上精英威權、絕對清廉；一黨長期執政，專家治國，政策長期穩定、不搞民粹，鐵腕法治、嚴打腐敗（高薪養廉 + 獨立反貪）。 在此基礎上以生存、穩定、繁榮為核心，推行了一係列務實、高效且影響深遠的治理措施。在經濟上開放引資，產業升級，貿易立國；推進階梯式產業升級，從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電子、機械）；推動高科技、高附加值產業，發展金融、航運、煉油（世界第三大煉油國）；依托馬六甲海峽區位，發展自由港、取消關稅、開放市場，建成全球第一流的中轉港與金融中心。國防上堅持全民防衛，實行強製兵役製，所有男性公民必須服役，建設精銳海空軍。外交上確保獨立自主，不依附任何大國，實行大國平衡 + 東盟優先 + 務實經濟外交 + 強力國防打底，一切以主權、安全、經濟生存為絕對優先。新加坡法律製度則以英美普通法為骨架、本土實用主義為內核，整體呈現體係嚴謹、執法極嚴、高度穩定、商業友好的特點，強調秩序第一、穩定至上、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全球公認的高效法治標杆，和最可預期的法治體係之一。
以上這些都是老生長談，前人之述備矣。對我來說，印象最深的是以下兩條政策，這是令不少國家頭痛不已而無法解決的事情：
其一是新加坡的“組屋“政策： 獨立初期木屋林立、貧民窟遍地、住房極度短缺，國民生活困難。組屋政策是政府主導的公共住房體係，核心是 “居者有其屋”，以解決獨立初期房荒、穩定社會、培育國民資產為目標。政府憑借《土地征用法》掌握全國約 90% 土地，以低成本供地。1968 年起允許使用中央公積金（CPF）支付首付與月供，大幅降低購房門檻。組屋政策覆蓋廣、保障強， 使普通家庭輕鬆擁有房產。組屋分 2–5 房式等類型，按家庭收入限額申請，首次購屋家庭可獲最高 12 萬新元補貼。新加坡的組屋是安全耐用、標準嚴格、工業化高質量的公共住房，它的質量約等於私人公寓，但價格僅為後者的 1/3–1/2，性價比全球罕見。組屋的大規模快速建設，讓絕大多數民眾告別簡陋棚屋，實現人人有住所。從1960年代不到10%的家庭住進組屋，到目前約80% 家庭住入組屋，其中90% 為自有產權， 由此徹底解決了民生最基礎的居住難題。房產成為家庭資產，大量民眾邁入中產行列，縮小貧富差距，穩固了社會中間階層，減少了底層不滿與社會動蕩。
組屋社區配套學校、醫院、商場、交通站點，形成成熟宜居社區。政府以組屋社區為基層治理單元，推行社區管理、鄰裏互助、公共文明建設，降低社會治理成本。組屋建設帶動建築、建材、就業發展；房產增值讓居民財富提升，刺激消費。同時配合公積金製度，形成住房 — 儲蓄 — 保障的民生閉環，為社會長期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築牢根基，由此也解決了困擾大多數國家的貧富差別問題，成為新加坡社會穩定與國家認同的重要基石。
其二是解決民族和諧問題：?新加坡獨立時，華人族約占 75%，馬來族約占 15%，印度族約占 7%，其他民族（歐亞裔、阿拉伯裔、歐洲裔等）約占 2–3%。獨立初期種族矛盾尖銳、多次爆發種族騷亂。為避免族群對立、維護國家穩定，政府推行一整套製度化、法治化、全方位的民族和諧政策，並長期堅持執行。
首先是規定英語、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為四大官方語言，其中馬來語為國語，而英語作為通用行政、教育和工作語言。將英語定為全國通用語言是新加坡的一項極為重要和充滿智慧的政策：新加坡人口較少，但族群眾多，各民族方言和母語繁雜，需要一種統一語言方便行政、上學、工作和日常溝通。若選華語或馬來語作為通用語言，會引發其他族群不滿。而英語屬於中立語言，不偏向任何一個民族。英語是全球商貿、科技、外交主流語言，推廣英語有利於在社會層麵打破語言隔閡，實現各族無障礙交流，減少族群矛盾，夯實民族和諧基礎。在教育人才層麵則接軌國際知識體係，培養大量懂英語的專業人才，適應現代產業發展。
馬來族在新加坡屬於少數， 將馬來語作為國語，更是極為智慧之舉。 新加坡地處馬來半島，周邊群島原本是馬來人的傳統聚居地，比華族和印度族更早定居，從曆史淵源上應給予國語地位。新加坡周邊是馬來西亞和印尼等馬來語國家，把馬來語定為國語，是主動釋放善意、尊重馬來世界，緩和鄰國戒備，保障自身國家安全。新加坡華族人口占絕大多數，如果國語也定華語，會讓馬來族、印度族感到被邊緣化。將馬來語作為國語，主要用於國家儀式、軍隊口令、國歌、宣誓等正式場合，帶有國家象征、曆史傳承意義；它並不取代英語的通用行政、工作、教學地位，不影響其他族群生活。
在此基礎上，新加坡推行雙語教育，全體學生以英語為教學語言，同時必須修讀本族母語。既保證全民溝通統一，又保留各族傳統文化與價值觀。
其次是實行“組屋種族配額製度”：在組屋的分配和轉售中，嚴格按照全國族群比例限製各族居住比例，禁止族群聚居隔離，強製各族民眾混居生活，讓各族裔在生活中增進了解、減少隔閡，促進融合。
再次是製定相關法律，嚴禁種族歧視、種族仇恨言論和宗教極端主義；禁止宗教介入政治，以法律紅線壓製族群衝突隱患。在國會、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兼顧各族代表名額，保證少數族群政治參與權，避免單一族群壟斷權力；設立種族和諧相關委員會，協調族群關係。各民族的文化節日平等對待，華人的春節、馬來的開齋節和印度屠妖節等均定為公共假日。通過執行民族和諧政策，新加坡有效地化解了種族衝突隱患，實現長期社會安定，塑造新加坡國民認同，弱化狹隘族群本位意識。多元文化共存，促進社會包容，為經濟發展、吸引外資創造了穩定社會環境。
正因為如此，新加坡依托馬六甲海峽，推行轉口貿易、金融、航運、高端製造與低稅率，成為全球頂級富裕經濟體。2025年新加坡人均 GDP約 9.5 萬美元，位列亞洲第一位，位列世界第五 （僅次於盧森堡，愛爾蘭，瑞士和挪威）。新加坡的吉尼斯指數為0.379，在國際上屬中等偏低（0.4 為警戒線），在發達國家中屬於控製較好的國家。
當然，除了讚譽外，國際上對李光耀及人民行動黨也頗有微詞，主要是在李光耀主政期間，以法律、行政和司法等多重手段長期壓製反對黨，鞏固人民行動黨的一黨獨大格局。在立法與選舉設限，新加坡製定嚴苛的選舉法，設集選區製提高反對黨參選門檻；長期執行《內部安全法》，不經審判無限期拘禁 “顛覆者”。李光耀在1963 年發動“冷藏行動“，逮捕社會主義陣線領袖林清祥等百餘人，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長期關押。1987 年的“光譜行動“再抓異見人士，震懾反對派。還以誹謗罪頻繁起訴反對黨與媒體。1997 年李光耀等控告工人黨領袖鄧亮洪，判其賠償 350 萬新元，迫其流亡海外。2001至2008 年間政府多次起訴民主黨徐順全，致其破產、政黨瀕臨解散。新加坡政府還嚴控媒體，打壓反對黨的聲音；行政上限製反對黨活動、凍結資金、封鎖印刷廠，使其難以發展。通過上述手段，李光耀長期削弱反對黨，維持人民行動黨的一黨獨大。
對國人來說，對李光耀的詬病集中在他對新加坡南洋大學的態度。南洋大學由華人首領陳六使創辦，是東南亞華文教育的最高學府。它培養了大批影響新加坡及海外的精英人士，包括王鼎昌（第五任新加坡總統）、林金山（前新加坡國會議長、副總理）、高錕（“光纖之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陳立武（2025 年出任英特爾 CEO，是美國科技巨頭中罕見的華裔掌舵人）和黃祖耀（執掌大華銀行數十年，將其打造為東南亞頂尖銀行集團）等。這些校友橫跨政、商、學、文各界，共同構成了南洋大學 “自強不息” 的精神傳承。
南洋大學也一直是華人社團的精神象征和左翼青年聚集地，由此遭到政府長期打壓。政府首先拒不承認南洋大學畢業生的學曆，限製其進入公職與主流行業；其次剝奪創辦人陳六使的公民權，插手校董會掌控校務；再次推行英語至上政策，削減華文教育資源，逼迫南洋大學改用英語授課，弱化其華文辦學特色； 最後是設立聯合校園，稀釋南洋大學的辦學獨立性。南洋大學最終在 1980 年被迫關閉並被並入新加坡大學。李光耀此舉的目的當然是削弱傳統華人社團勢力、壓製左翼思潮，推行英語主導的教育與社會體係，弱化華人鄉土與文化認同，塑造單一新加坡國民認同，鞏固人民行動黨的長期執政地位。
但無論如何，新加坡的現代化進程有目共睹。曆史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而勝利者總是有缺陷的，這都可以理解。
離開新加坡的前一天傍晚，再次來到馬六甲海峽邊散步，正逢日落，更深切地體會到它對新加坡的作用。但也深深意識到新加坡有今天，是各種因素綜合的結果，絕不是一條馬六甲海峽所能給與的。
注：部分照片取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