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特權階層才“值得擁有”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年輪上，有一些章節始終帶著沉重而又曖昧的色彩。《金瓶梅》的命運，便是其中一段令人百感交集的章節。它被視為禁忌，也被奉為經典；它曾被高懸在政治與道德的審判席上，卻也悄然在學術與思想的耕耘中複活。回顧這部“第一部描寫市民生活的長篇小說”在新中國成立後的際遇，仿佛是在翻閱一份文學與政權、文化與意識形態、審查與自由之間曠日持久的拉鋸記錄。

 

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以“文學古籍刊行社”名義悄然影印《金瓶梅詞話》，不刪節、全文影印、宣紙印刷，總計21冊兩函，僅發行2000套。誰能讀？必須年滿45歲、已婚，且為副部級以上的高幹或高級學術人員。購買者需登記在冊，編號標記。這部流傳四百餘年的文學巨著，在新中國的國土上第一次被以如此荒誕的方式“複出”。

 

這不是普通的出版，這是一次在意識形態密林中偷運思想火種的秘密行動。它不屬於人民，隻屬於人民“公仆”。在那張登記表上，不僅釘死了閱讀的門檻，更顯現出一個政府對人民精神世界的高度控製與深度不信任——一部小說，竟然需要身份審查與閱曆背書，仿佛讀者若非年老體穩、德高望重，便無法承受這部書的“重口味”。

 

 

毛澤東本人曾有興趣，《金瓶梅》得以名正言順地重印；然而，這份“主席指示”的正當性，到了“文革”時期又變成出版社的“罪證”。紅衛兵聲討、領導人認罪、“印多了”成了結案的審判詞。這部書的文學命運，居然在政治風向之間大起大落，不能不令人感慨：連一本書都如此身不由己，那人又該如何自處？

 

作為一部在明代即已廣泛流傳的市民小說，《金瓶梅》在新中國成立後被迅速歸入“毒草”行列，既有其文字直言不諱、描寫大膽的內容原因，也有更深層的意識形態邏輯。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文學被賦予高度的政治使命，它應當服務於無產階級、宣傳共產主義、塑造新人形象。而《金瓶梅》——一部“充滿情色、寫盡人性醜惡”的小說，自然成了格格不入的異類。

 

但問題是，中國傳統文化本就複雜多元，古典小說中既有教化，也有娛樂，既有忠義，也有貪欲。《金瓶梅》的真實價值不在於“露骨”，而在於“寫實”——它不僅揭示了一個家庭的腐敗，更借此折射了一個階級的墮落，一種社會秩序的解體。若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那就是“看得深，刺得透”。

 

隻是，在那個“不能存在灰色地帶”的年代，文藝作品非紅即黑，非頌歌即毒草。如此一來，《金瓶梅》便在一片“高舉”“戰鬥”的口號聲中成了文化“劣跡”的代言人，被貼上淫穢、腐朽、毒害青年的標簽，哪怕它曾得到魯迅、鄭振鐸、俞平伯等文化巨匠的高度評價也無濟於事。

 

1978年後，隨著思想解放大潮席卷神州，《金瓶梅》也開始被重新審視。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了刪節本《金瓶梅詞話》，作為“中國小說史料叢書”之一，首次麵向廣大知識分子開放。這是一個標誌性的動作：閱讀《金瓶梅》不再是高幹的特權，而是學術研究與文化探索的起點。

 

此舉雖依然設有門檻——憑證、憑卡購買，而且是“閹割版”，但已比1957年的“部長本”寬鬆許多。同年，《金瓶梅》第一次被納入正式的學術會議議題，徐州、揚州接連召開“金學”研討會，中國的《金瓶梅》研究終於走出密室，步入廣場。

 

從此，關於作者身份的爭議、文本版本的考證、女性形象的重估，成為文學研究的重要課題。這一切，不再是服務於階級鬥爭的“批判材料”，而是實實在在的文化考古，是對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線索的追溯與辨識。而《金瓶梅》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也開始重新得到肯定。

 

《金瓶梅》的曆史遭遇並非孤例。在那個“靈魂都需統籌規劃”的時代，一本小說、一本書的命運往往不是由學術決定，而是由政治劃定。它可以因一句話而問世，也可以因一句話而被打入冷宮。這種做法，反映的不是對文學的關懷，而是對精神世界的控製欲。這種控製欲並不總是出於惡意，或許還有“為人民好”“防止毒害”的初衷，但在實踐中，它往往演化為“父權式管理”，將成人當作孩童，將讀書視作危險。

 

這種禁書文化，其實深藏著一種文化恐懼：對欲望的恐懼、對真實的恐懼、對自由思想的恐懼。而恐懼本身，正是專製的核心邏輯——禁掉的不是書，而是判斷力；封鎖的不是思想，而是信任。正因如此，《金瓶梅》在新中國的經曆，不僅是一部小說的坎坷命運，更是一場製度對文化邊界的試探，一段權力與知識博弈的縮影。它讓我們看到，在一個封閉的係統中，連文學都要通過“安全許可”，連閱讀都需“政治授權”，那整個社會如何可能走向開放、包容與理性？

 

如今，《金瓶梅》早已不再是禁書。它有校點本、有注釋本、有評點本，有學術會議，也有網絡論壇。《金瓶梅》研究的熱潮與出版的自由，成為中國思想解放與文化自信的一塊試金石。但我們也要看到，禁書文化並未徹底遠去。某些書籍的“下架”、某些網站的“審查”、某些討論的“禁語”，依然在提醒我們：對文化自由的捍衛，是一項永遠未竟的事業。

 

《金瓶梅》的曆史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是一部偉大的小說，也因為它曾被“處理”、被“閹割”、被“私藏”，更因為它最終從權力的密室走入公共的視野。這部書的一頁頁，記載的不隻是西門慶與潘金蓮的故事，更是一整個時代與文化如何麵對自由、麵對異議、麵對複雜人性的寫照。

 

而它的命運，也啟發我們一個永恒的命題：一個社會真正的文明，不在於禁了多少書，而在於是否相信——即使一本書中寫滿了欲望、腐朽與墮落，我們依然有能力讀懂它、思考它、超越它。這，才是文化成熟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