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文革”初期那種瘋狂已經過去,各地方雖然還是有各種“鬥爭”,但市麵上的基本秩序已經恢複。當局開始試圖逐步清理一些對社會治安有影響的事,一個主要麵對的現象就是社會上的“盲流”。那幾年雖然城市裏的人們生活水平也不高,但靠著定量供應,尚可以過得去。可是各地農村的情況就差多了。有相當數量的人因為在農村的生活難以維持,而跑到城市裏乞討。這些人有的流浪於街頭,有的甚至深入居民區挨家挨戶敲門要飯。這些人魚龍混雜,有各色人等。有的的確是生活所迫,也有些人就是遊手好閑,不願意幹活跑出來的。這樣一批人在社會上遊蕩,生出不少事端。於是當局開始通過各種方式收容這些人,把他們集中起來,然後從哪裏來的就送回到哪裏去,即所謂“遣送盲流”。“遣送”這些人基本不用擔心安全問題(因為他們畢竟不是罪犯),但需要相當的人力資源。於是我們就被派上了用場。
那些日子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身邊經常有些同伴會莫名其妙地消失幾天,誰也不知道去了哪,過幾天後又出現回到我們中間。問他們去哪了,回答是去“執行任務”,而且故意說的神神秘秘。問的次數多了,有些人兜不住底,就說了實話,說他們“出差”了,去遣送“盲流”,去的地方有遠有近。這件事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因為這無異是一次公款旅遊的好機會。我們這些人大多數都沒有出過遠門,能有一次花公家的錢出門轉轉,出去開開眼界,當然是好事一樁。我們後來慢慢了解到的情況是:這種工作本來應該由民政部門負責,但當時類似部門早已近乎癱瘓,而且人手非常有限,根本無力應對此事。於是各個中學裏這一批經過訓練的“基幹”力量就成了可以借用的人手。每次要送人的時候,一般是由一個民政幹部帶隊,再配上兩三個學生,就組成了一個小組,負責送一批人到一個指定地點,然後返回,各回原單位。下次再送的時候再重複這個過程。
這件事成了我們當中的一個熱門話題,不但紛紛向那些已經去過的人了解情況,而且還向負責這事兒的輔導員詢問,意思很明白,就是“什麽時候能讓我也去一趟?”
一天上午我正在教室上課,那個輔導員從教室門口探進頭來,把我叫了出去,這時候我已經估計出是什麽事了。被叫出教室的還有其他班的兩個人。果不其然,輔導員告訴我們準備去“執行任務”,趕快回家收拾一下東西,然後在下午某個時間去火車站的一間辦公室報到。早就盼望的一件事突然降臨,讓我喜出望外。我急忙跑回家收拾東西,並告訴在家休息的老爸說我要去出差。因為有過我前些年和同學跑到北京“串聯”的經曆,我這次出門並沒有讓他感到多意外,況且還是“因公出差”,有成年人帶領,就更沒有什麽可擔心的了。隻是他聽說了我要去的地方,似乎想起了些什麽,順嘴說了一句“哦,去那兒啊!”然後也就沒提別的事。
當我趕到車站時,另外兩個同學也先後到了。我們一起來到了那個指定的辦公室。那是一間位於車站出站口附近的平房。一個約四十上下的男人接待了我們,告訴我們他就是這次的帶隊幹部。他向我們介紹了情況和注意事項,無非是“服從命令聽指揮”,對被“遣送”的人要提高警惕,少和他們交談。但也不用太嚴厲,因為他們畢竟不是犯人。不久,這批被“遣送”的人被帶進了屋子,大約有十幾個人,有男有女,年紀大小不等,讓人驚訝是其中有一個大約三十多歲上下的男人,還抱著一個尚在繈褓中的嬰兒。當時已是初冬時節,天氣已經挺涼了,房間的中央有個火爐。這些人的衣著都很破舊單薄,進屋後就都湊到爐子旁邊取暖。後來一個像是炊事員模樣的人,送進來一大籠屜剛出鍋的玉米麵窩頭,那些窩頭不是像尋常家裏那種用手捏出來的樣子,而是一個光滑的圓錐台,沒有尖,底下的孔也是光滑整齊,這顯然是機器壓的,不是手工做的。炊事員說這一個窩頭有半斤,他們每人一個,就是他們路上的口糧。那些窩頭剛出鍋,黃噔噔,金燦燦,熱氣騰騰的看著很是誘人。這些人中有人剛拿到手,就抱著啃了起來,也根本不管後麵路上還有沒有吃的,可能是真的餓壞了。
我們呆的那間屋子後麵有一個門,可以直通車站的月台。所以我們也根本沒通過檢票口,直接從這裏就可以進站。快到黃昏的時候,我們帶著這些人來到了月台上。這些人都很聽話,沒有人試圖逃跑或者搗亂之類的行為,可能是出來的一段時間,現在有人送他們免費回家,還是件求之不得的事情。
我們等的車來了。那是一列北京開來的車。我們上了最後一節車廂。不知道是事先安排好的,還是碰巧,這個車廂的後半截是空的,正好容下來我們這批人。和當年在北京坐火車的經曆相比,這次的經曆堪稱“豪華”。我們占了後麵左右三排的座椅。我們幾個負責“遣送”的人單獨占了一個麵對麵的兩排座椅的空間,空間足夠大,可以隨意進出。車廂的尾部的廁所幾乎就是我們專用的。因為是最後一節車廂,從後麵的車門可以直接看到車外,坐累的時候,可以來這裏向外看看風景,透透氣。
車開的時候,天已近黃昏。遠處天邊一片暮色,車身開始緩緩移動,車頭方向吹來的風卷著煤灰和黑煙掠過車窗。伴隨著越來越強烈的車輪碾過路軌的聲音,列車向東北方向駛去。
我們此行的目的地是吉林省四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