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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昆德拉死了，從中文媒體圈來看，他死得有些淒慘。
說淒慘不是因為沒人提起和紀念。實際上國內媒體有關他去世的消息反應並不慢，雖然是某媒體從塔斯社援引法國媒體的報導，但那個時候英文媒體上也還沒啥反應。朋友圈和自媒體裏也很快看到了紀念的文字和圖片。對於一個在公眾視野裏消失很久的作家，這個反應很不錯了。
讓人感覺到淒慘的是，所有紀念文字中，幾乎沒有看到一個昆德拉本人有可能會願意看到的。
大部分紀念文字都把昆德拉當作一個反蘇反集權的政治小說作者來看待，而且加上了受迫害流亡知識分子的光環，一如既往地把他當作了正能量傑出貢獻人士。也有一些提到他加入法國籍，捷克改革後也不回國，後期作品全部用法文而不是母語，因此他對祖國捷克的愛並不真誠，反蘇也不徹底， 甚至還有提到他當年告密美國特工的黑曆史，雖然他本人對此是否認的。
有個筆名姓慕容自稱是作家的人這樣評價昆德拉：“作為一個沒有多少道德勇氣可言的作家，昆德拉逃離了他的祖國。在他的朋友們---可能也算不上朋友，他的人緣一直不怎麽樣---煎熬掙紮之時，他一天天地高深起來。。。”
這樣的評價讓人看起來很悲哀。不論讚揚也罷，貶損也罷，如果昆德拉在天之靈看到人們在以是否愛國，是否反蘇來考察和評價他，他一定會後悔同意別人把他的小說翻譯成中文。
昆德拉本人是這樣描述自己的：
-你是你是共產主義者嗎？-不，我是小說家。
-你是持不同政見者嗎？-不，我是小說家。
-您是左翼還是右翼？-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我是小說家。
是的，昆德拉認為自己是小說家。在他看來，小說不是故事，而是與哲學和科學並列的第三種認知世界的方式，實際上，是人類思想從哲學和科學造成的局限中解脫出來的一種方式。因為不論是哲學和科學都試圖給人來帶來有關這個世界的確定的，簡單化的解釋，昆德拉認為這種解釋方式讓人們把自己封閉在各種簡單化的結論中，處於一種盲目的自我崇高和自我偉大之中，而隻有小說，可以告訴人們世界未必是理性的，未必遵循因果規律，它實際上是複雜的，豐富的。它不確定，更不簡單。
昆德拉認為，試圖將世界做簡單化、明確化的理解，是人類愚蠢的天性。而基於這些簡單化明確結論而產生的情緒，就是他所謂的媚俗。
所有知道米蘭昆德拉的人都知道他引用的猶太諺語：人一思考，上帝就發笑。昆德拉對於小說的理解和對媚俗的批判，實際上涵蓋在他所有的小說和所有的言行中。有評論認為，昆德拉的所有小說之間，題目都可以互換，並不影響題目與小說的和諧，因為所講述的都是一件事情。可以說他是用自己的一生和一生的所有作品去闡釋這一個主題。
但是， 他始終沒有被如他所希望的被理解被接受。或許，真的因為他說的那樣，人類的愚蠢和媚俗，並不是犯下的一種可以糾正的錯誤，而是一種天性。
讓米蘭昆德拉享譽全球並奠定其文學史上的地位的，無疑是他用法語寫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因為小說的強烈的布拉格之春的背景，以及小說主要人物被刻畫得非常真實的在被迫害中追求自由的形象，米蘭昆德拉和他的小說被首先認為是反專製主義的政治類小說，這個非常符合外部世界以及蘇聯解體後的捷克的需要，但這個不是昆德拉本人的需要，等他發現自己小說的真實目的被恰恰做了他最反對的媚俗的理解之後，他再反抗可能已經晚了。
正如小說中薩賓娜，她在流亡國外，作為異見人士畫家被追捧時，麵對流亡人士的圈子裏的各種高談闊論， 麵對別人“你竟然不反對蘇聯人”的詰問，薩賓娜喊出：我反對的不是蘇聯人，我反對的是媚俗！
“我反對的不是蘇聯人，我反對的是媚俗！” 這一句，其實是昆德拉自己最想喊出的話。
為了表達這個觀點，昆德拉在小說出版20年後才出版它的捷克語版本，因為他希望捷克人在已經忘記了布拉格之春之後才來看這本小說。實際上在寫完這本小說後，他曾說，他再也不寫有關捷克曆史這一主題的小說了，大概就是為了 避免這樣的誤解。他觀看了根據這本書改編的電影後，宣布從此不再向任何製片方出售小說的電影版權，因為這部中譯為《布拉格之戀》的電影演繹的是一個專製壓迫下的，浪漫而煽情的愛情故事，與原書的意思相差太遠。
是的，他認為煽情產生媚俗，或者說，煽情就是媚俗，尤其是人們為自己的煽情行為而感動的時候。
很多人對他的言行中對於捷克那段曆史的說辭以及他本人在真是生活中的表現，比如對待捷克語，對待國籍等問題的選擇，覺得是前後矛盾，言行不一，甚至對其立場和人品進行懷疑。原因就是沒有從昆德拉的角度來理解昆德拉。他不是為了表達一種政治立場，而是為了反對媚俗。
他反對某個政權，不是因為這個政權專製，他反對某個政治運動，不是因為具體某個政治運動的立場，他隻是始終如一地反對那種煽情和媚俗，反對作為一種生存狀態的人類的愚蠢。
在他看來，媚俗就是那種被設定好的感情，以廣為人知的方式表現出的高尚，譴責廣為人知的卑劣，麵對風景產生廣為人知的優美的感覺。在他看來，不論專製還是反抗，隻要以崇高的麵目進行表演，就是一種媚俗。
昆德拉筆下的弗蘭茨就是這種崇高表演的代言人，他是薩賓娜的情人，之所以和她上床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在愛一個被專製壓迫了很久的弱小任務，因此可以看到自己特別有愛心的優秀品質；他向妻子坦白這段關係是因為他覺得一個人有了情人以後，必須產生內疚也應該因此遭受懲罰，這才是生活正確的打開方式；在因此被薩賓娜拋棄後，他去了越南柬埔寨，加入一群同情遠在東南亞戰火中艱難生存的人群的歐洲精英人士的隊伍，進行了一場後世白左們最熱衷的政治正確道德高尚的“偉大的進軍”，但反諷的是這場偉大的進軍因為歐洲精英們對開會時應該使用的語言的爭論而變得滑稽，因選取拍照角度而被地雷炸死的隊友，以及弗蘭茨本人的死，都是昆德拉對確定的偉大生命意義的消解。
因為，這一切都是一種表演、一種主動的代入，把自己代入到一個流行的劇本之中，一個高尚的流行。“偉大的進軍”中，人們關心的並不是需要關心的群體，而是進軍者們自己前進的姿勢，以及擺出的pose。這是人的一種天生的情感需要：自我感動，自我催眠，自我崇高。
昆德拉認為這是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愚蠢，而產生這種愚蠢的是人類思維的懶惰。人們需要給自己尋找確定無疑的意義，以給自己的人生增加重量，但是，這種尋找卻太費腦筋，太費力氣，艱難的能做到的人太少，少到不能承受這種孤獨。畢竟，思想就是一種冒險。
所以， 人們要麽不去思考，而是選擇一個最容易、最安全的被權威、被大眾所認可的立場或者價值觀，並堅決地、不遺餘力地捍衛之，因此確信自己活在正確地人生軌道上。要麽，假裝或者自己欺騙自己地認為自己在思考，隻不過冒險旅程還未開始就宣布到達了目標，登上了巔峰。麵對這樣地人類，上帝隻能發笑了。
遺憾的是，上帝的笑聲，並不能喚醒人類。人們隻是一味地媚俗下去。當富足的生活條件和互聯網的發達讓越來越多人可以有閑暇和有方式表達自己的時候，媚俗成了越來越多的人的生活方式。
一場俄烏戰爭，突然間讓所有人找到了一個熟悉的生活場景，那是他們無數次在電影、電視裏看到過的場景，無數次憧憬自己的英雄形象展示的場景。所以，不論戰場上和國際政治舞台上發生什麽，公眾都盡情按自己熟悉的劇本來理解、來演繹，大部分是二戰時代的影片，有人喜歡西方的反法西斯戰爭片，也有人喜歡的是蘇德戰爭，而在中文世界裏，更多的人喜歡的是抗日神劇。總之，所有人都找到了機會參與了一場令人愉快的戰爭，並且站到了正義與強大的一方，每日都可以盡情嘲笑敵人的愚蠢和失敗。
美國明星Andrew Tate在接受塔克·卡爾森采訪時說：關於俄烏戰爭，如果你天真地相信戰爭中有好人和壞人，而且事情就像好與壞一樣簡單，“壞人是瘋子，好人要自由”，那麽你就要更多思考了。卡爾森接著說，“任何人告訴你，（這場戰爭）就是丘吉爾對希特勒，那人就是傻瓜。”
但似乎人人都願意做這樣地傻瓜。
同樣是說人類的思維懶惰和對集體性情緒的服從，阿倫特提出平庸之惡的概念，說起來與昆德拉的人類的愚蠢並沒有多大差別，但阿倫特把目標指向納粹軍官，為人們譴責納粹主義，弘揚正義的道德提供了武器，因此她成為二十世紀的著名的思想家。而昆德拉針對的是幾乎所有人，並且不給讚同他批評愚蠢批評媚俗的人提供了一個自我高尚，自我偉大的機會，他讓人去除身上所有的重量，卻不提供一個錨地，但幾乎沒人能夠承受輕到漂起來的感覺。因此，他被誤解，被遺忘。
昆德拉去世當天，有個網友說，為什麽這個人活到現在，我們卻以為他早就死了？讀到這個，發覺自己也有同感。過去那麽多年，雖然沒有意識到他的離世，但也確實沒覺得他還活著。這是因為，他在當今這個世界，早就已經不合時宜了。
還在上世紀，昆德拉就認為媒體是簡單化單一化的推手，讓人徹底失去對原本複雜的世界進行探討的興趣，“文化的聲音可能會從媒體的喧囂中消失”，因此，他拒絕了所有媒體地采訪要求，離開了公眾的視野。正如他在一部小說中說的，這是一個流行離開的時代，但我們卻不知如何告別。
所以， 人們要麽不去思考，而是選擇一個最容易、最安全的被權威、被大眾所認可的立場或者價值觀，並堅決地、不遺餘力地捍衛之，因此確信自己活在正確地人生軌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