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量子糾纏的男人
我命由天不由我？天是什麽？我又是誰？
根據加州真實案例改編 · 已匿名化
我曾以為，成為加州執業律師，是對父母最好的交代。
我叫Lynn，今年41歲，從中國東北一路考到加州，拿下法學博士學位，通過律師資格考試，成為一家頂尖律所裏唯一的華裔女性合夥人。我喜歡踩著高跟鞋，帶客戶去比佛利山莊的小酒吧談案子。我不是“傳統”的中國女性，但我自信、強悍，知道自己靠什麽立足。
直到一位名叫喬治·馬丁的白人資深律師，毀了我的一切。
一切從一個合作案件開始。
馬丁，70歲，是南加州老牌律所D&M的高級合夥人。他滿頭白發，說話慢條斯理，帶著老派紳士的派頭。第一次見麵，他眯著眼問我：“你不是助理？你是主辯律師？”
我笑笑：“我才不會去做助理。”
他摸著下巴說：“很好……我喜歡女律師，尤其是有主見的。”
我沒當回事。
合作很順利。三次開庭，我們贏了兩次。我以為自己贏得了職業認可。第四次開庭前，他約我去聖莫尼卡海邊的酒吧“聊案子”。那晚，他點了我不想喝的第三杯酒，說：“你長大了，喝點沒關係。”然後，他湊到我耳邊低語：“你是我見過最性感的華裔律師。”
我僵住了，擠出笑容說：“我們還是聊案子吧。”
他不再說話。第二天，我發現自己被從案件名單上剔除了。
接下來，是我從未料到的噩夢。
律所裏開始流傳小道消息：Lynn“情緒不穩”“工作不專業”“不尊重前輩”。幾個實習律師告訴我，他們聽說我和馬丁喝酒後“大吵一架”，他還說我“情緒崩潰”。我去找主管，主管歎氣道：“Lynn，我們不是針對你，隻是最近客戶反饋你的態度有問題。”
我提交了證據——那晚的聊天記錄，雖然馬丁狡猾地避開了關鍵用詞——試圖投訴他性騷擾。加州律師協會倫理委員會審查後回複：“證據不足。”律所的內部調查結論是：“無法證明馬丁先生有不當行為。”
三個月後，我被停職，理由是“近期精神狀態不穩定，需接受評估”。一個朋友警告我：“快跑，他們想把你整成精神病。”
我沒跑。然後，我真的“瘋了”。
不是我精神出了問題，而是當法律碾壓你，同事懷疑你，客戶質疑你，被貼上“不穩定”的標簽時，任何人都會崩潰。
他們把我送進“律師援助計劃”，接受心理評估。我被開了藥，診斷為“急性壓力障礙”。半年後，我的律師執照被吊銷，理由是“不適合繼續處理客戶重大事務”。
馬丁呢？他升任律所顧問，開始帶更多“年輕女律師”。
很多人問我：你為什麽不反擊？為什麽不告上法庭？
我反問：在加州起訴一個像馬丁這樣70歲、認識無數法官的資深律師，你得先找到願意接你案子的律師。你猜有多少人敢和他對著幹？一個都沒有。我連立案都做不到。
一位朋友曾告訴我：“人類最大的錯覺，是以為法律保護所有人。它更保護懂得操控它的人。”真正的瘋狂，不是精神失常，而是在正義的體係裏找不到一條活路。
性騷擾的法律定義是什麽？
在美國職場，性騷擾分為兩類：一類是“對價交換”（如“陪我喝酒，我就讓你升職”），另一類是“敵意工作環境”（如持續的性別歧視言論或侵犯性行為）。但如果沒有錄音或錄像，尤其在律師圈內部，舉報往往以“證據不足”告終。
相關法律術語
加州律師協會負責監管律師行為；律師援助計劃為律師提供心理支持；“敵意工作環境”是職場騷擾的法律標準；誹謗（口頭誹謗）可能是我反擊的選項，但難以證明；報複在理論上違法，但舉證極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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