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軍中馬前卒
中國曆史時事和國際政治評論
近日，反映1949年前後潛伏於台灣的中共地下黨吳石、朱楓等人事跡的電視劇《沉默的榮耀》在中國央視首播。這部電視劇不僅展示了國共內戰時台灣隱秘戰線的秘史，又值當下台海局勢緊張之際，也就格外引發關注和討論。
1949年，國共內戰進入尾聲，國民黨政權丟失大陸大多數地區，中共勢力則勢如破竹，並在同年10月1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隻有台灣和中國西部部分區域尚未被中共占領。而潛伏在台灣的中共地下黨及親中共份子，包括時任中華民國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及聶曦、陳寶倉、朱楓等，為中共提供國軍在台機密情報，並試圖策劃台灣的國軍及民眾起義，策應中共解放軍攻台。後來事泄，吳石等被捕並被處決。這正是《沉默的榮耀》的曆史背景、人物和事件原型。
而當時台灣的博弈並非隻有吳石事件，國共勢力在1945-1950年間有許多明暗較量。而且，台灣本土勢力作為重要第三方，也卷入國共博弈、左翼和右翼的鬥爭中。1947年台灣的“二二八事件”，雖非中共直接指揮，但有參與和聲援。而台灣本土勢力、反國民黨勢力，又有較明顯左翼色彩，和中共有更多意識形態相似及實際合作，並與國民黨敵對。
不過，1950年之後的長達30多年裏，吳石事件及其他類似事件，長期被塵封。其中的死難者，也一度被遺忘。
這是因為參與的各方都因各種原因，不願或不能提及。對國民黨方麵，內部反叛事件不是光彩的事，除了用於內部警示，當然不願過於提及。
而中共方麵當時在一係列政治運動中，雖也有涉及台灣問題的宣傳，但集中在“消滅國民黨反動派”、“統一國家”、“讓台灣人民得到解放”，但具體的人和事卻被淹沒在政治宣傳中。
而第三方即台灣本土左翼勢力，那幾十年基本處於被壓製難以發聲狀態，他們想發聲，但卻不被允許發聲訴說。
不過，最早重新提及那段曆史、讓更多人知曉的，也還是台灣本土左翼。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後，台灣本土勢力迅速崛起，左翼也被解除禁錮。對於1945年及之後國民黨統治40多年裏被迫害的曆史，尤其那些抗爭和死難者，本土左翼自然要努力的追憶、推動平反、宣傳紀念。這一過程從1980年代開始，一直持續到今天，也就是台灣本土派所稱的“轉型正義”。
而中共方麵出於國家統一、統戰台灣方麵、紀念為黨貢獻者等目的，也將塵封的曆史重提。2013年，中共在北京建立“無名英雄廣場”，紀念吳石、朱楓、其他有名和無名的死於台灣的被國民黨鎮壓人士。這些人被確認為中共“革命烈士”，得到隆重的紀念。
而國民黨方麵則是低調的。國民黨接受民主化和“轉型正義”，但黨內對於1947年後的鎮壓和戒嚴仍然認為是“捍衛中華民國”、“反共防諜”的必要。他們當然不認為吳石等人是什麽英雄烈士，而是叛徒。
而中共和台灣本土派雖然都認為1947年後死於國民黨鎮壓的人是“英雄”、“烈士”，但視角和評價其實大相徑庭。
曾經，中共和台灣本土派中的左翼是重合的，甚至部分合流的。如台灣共產黨在日本殖民結束後，組織關係上就從隸屬日共轉為隸屬中共。台共領導人謝雪紅，前半生在台灣革命，後半生在大陸工作。中共出於反國民黨需要、左翼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立場，也長期與台灣本土左翼站在同一陣線。
而台灣本土左翼出於意識形態和現實需要，也曾長期與大陸親善。直到1990年代，陳水扁、陳菊、呂秀蓮、蘇慶黎等民進黨/綠營人士還多次訪問大陸。
但中共和台灣本土左翼在內的本土派，分歧逐漸擴大和加劇，甚至由盟友變成敵人。而原因是多方麵的，是雙方“雙向奔赴”的結果。
在20世紀中期共產主義在內左翼意識形態高潮階段，無論中共還是台灣本土左翼，都頗為看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共產主義遠大目標，也都反對國民黨政權及其意識形態，雙方同大於異，就能合作甚至合流。但隨著共產主義在全球的退潮，中共和台灣左翼也逐漸淡化意識形態，而更強調另外的立場和訴求。
對中共，其統一大陸、穩定政權後，就更重視國家利益，而把國家利益的核心內容之一國家統一放在至關重要地位。台灣作為1999年後唯一未真正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的地區，成了中共重點攻略目標。而任何反對統一、主張台獨或變相獨立的勢力，都會被不同程度敵對。
而對台灣本土左翼在內的台灣本土派，褪去共產主義理想後，台灣本土主義取而代之，成為其思想上的“主心骨”。而台灣長期與大陸分離，無論現實條件還是多數民眾思想意識，都從“統一”向“獨立”傾斜。而反對其本土主義和獨立傾向的勢力，也就成為其敵人。而大陸與台灣製度差別，專製與民主的對立，也是台灣本土派和中共漸行漸遠的原因之一。
於是，中共和台灣本土左翼在內本土派，從曾經的盟友，逐漸成了敵人。2000年以來，中共與民進黨關係很差，而與爭鬥百年的宿敵國民黨關係反而較好。而中共和台灣本土派曾經共有的合作關係和曆史遺產，成了頗尷尬的遺留問題。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如何對待1945年以來反抗國民黨政權的曆史事件及參與者。
雖然雙方在評價相關事件（如“二二八事件”）和人物（如謝雪紅）時，仍然堅持“反國民黨”的共同立場，但側重點和目的完全不同。中共是為宣傳自身曆史功績，將烈士勇敢與榮耀歸於中共，並借此宣傳“解放台灣”、“統一中國”，還用以敲打台獨勢力（哪怕這些烈士很多恰恰與今日民進黨及台獨派頗有淵源）。
而台灣民進黨及本土派則為宣傳這些人為追求台灣的自由民主、台灣人的幸福而犧牲，意在強化本土獨立意識，激勵台灣人像先烈反抗國民黨那樣，反抗中共在內試圖壓製台獨、剝奪台灣人自決自主的敵人。
關於台海兩岸問題，有一個常提及的熱詞“一中各表”。而對於幾十年前國民黨統治下反抗者們的曆史，中共和台灣本土派的態度可稱是“一史各表”。
當然，對於那一時期反抗國民黨政權的具體事件和相關人物，中共和台灣本土派紀念時都有自己的取舍。如吳石這樣出身大陸、和台灣本土派沒有直接關係，僅僅和其他台灣人死於同一時期國民黨鎮壓的，除平反外並不加以重點紀念，還刻意淡化，而著重紀念本土色彩濃厚的二二八事件、死難的台灣本土人。而中共則更傾向紀念忠於中共、支持統一、台灣本土色彩弱的事件和人物。
而中共和國民黨雙方，在這段曆史上、這些事件中，曾是你死我活的尖銳對立關係。從1927-1936，再到1946-1949，國共雙方慘烈的搏殺，數百萬人直接死於內戰和鎮壓，更多的人間接受害。而吳石、朱楓等人，隻是那殘酷年代中的一滴血雨、一粒細沙。
而諷刺又令人唏噓的是，當年的國共兩黨許多人，都是充滿理想、抱定救國之誌、為國家人民和信仰不惜身家性命的精英與豪傑。無論加入國民黨，還是成為共產黨，都是為了讓飽受內亂外患的漢族和中華民族不再被欺侮、中國人民不再受苦難。國民黨和共產黨也是當年中國最先進、最具理想的力量。兩黨也曾經有過合作。但國共又多次決裂、長期對立、相互殘殺，許多華漢民族精英就這樣內耗犧牲。
1950年代，吳石和許多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被國民黨殺害。而同時大陸發生“鎮壓反革命”運動，至少數十萬國民黨人被處決。雙方被殺的人都不乏各領域精英，本應是建設國家的棟梁，現實裏卻成了同胞相殘的犧牲品。
對於中共一方，吳石和許多被國民黨殺害的人是烈士，他們的潛伏和地下工作是“沉默的榮耀”，與其他犧牲者共享英烈榮光。而戰死在大陸和沿海島嶼的國軍、被抓獲不屈而死的國民黨諜報人員，也是國民黨的英靈，在忠烈祠享受榮耀。國共雙方也都說這些犧牲者是中國的英雄烈士，是國家民族的榮耀。
但這些榮耀與抗日戰爭等對抗外敵、得到廣泛承認不同，基本隻有國共一方認可，另一方則認為是應殺必殺或起碼不得不殺的敵人、叛徒、賊匪。
而筆者看來，與其說這些人是哪一方或中國的“榮耀”，不如說是中國的悲劇，也是這些個人的悲劇。他們為了一種信仰、一個派別，出生入死、殉難身亡，純粹從品格和遭遇上值得敬佩。可這恰恰映襯了其悲劇性。國共的殘殺和對立，顯然沒有讓中國變好，而是經曆更加悲慘的幾十年，更多人死去和受難。
國家分裂、許多人在當年內戰和流亡中死去，幸存者親友離散。隔著海峽，軍人們對峙與互相喊話叫囂，家人們卻不得聯絡、不知親人生死如何。再多的黨派榮譽，又怎能掩蓋這悲劇曆史？他們是國家的英雄烈士嗎？可以說是，因為他們真的為其認為的救國之路奮鬥至死；可以說不是，因為死於並不必要、也缺乏正義性的內戰。
而對於台灣本土派，許多台灣人的死難當然是悲劇。當年左翼色彩強烈的抗爭，後來本土主義的崛起和鬥爭，也都有其價值，轉型正義也是必要的。但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灣本土派，卻正在走向另一個極端，如製造族群對立和撕裂、排斥外省出身者、歧視大陸配偶、讚揚日本殖民和洗白日本曆史罪行、無差別仇恨中國大陸人、拒絕大陸政治難民赴台避難等。
台灣本土派沒有繼承左翼色彩濃厚的先輩追求平等、正義、反壓迫、關懷弱勢的品格和訴求，卻變得極端、排外、欺壓弱勢、自私自利、狹隘短視。在民進黨鼓動本土和台獨敘事下，台灣的身份政治和民粹主義日甚一日。台灣並未因此更安全，相反內亂外患都在加劇。
距國共內戰和兩岸分裂已70多年，距兩岸實質停火無傷亡也過去50年。今天的台海卻又戰雲密布，軍艦戰機穿梭而過，似乎又要爆發新的戰爭。而中共、國民黨、民進黨，都在以自己的立場和敘事，紀念其自己認為的英雄，而視對方為仇敵。曆史上的殉難者也成為各方的工具，被選擇性的利用其功績和遺產。
這又難免令人唏噓，也暗示著曾經的悲劇可能又一次降臨。若戰端一起，台海兩岸都難免死傷和破壞，以及更多仇恨和對立。當然，即便沒有戰爭，中共、民國勢力、台灣本土派，也會繼續在沒有硝煙的輿論戰、情報戰、外交戰上廝殺不止，台海沒有真正的和平，大陸和台灣各自的內部也將鬥爭不斷，繼續著曆史上的恩怨情仇、重複種種榮耀與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