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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桑百代話台灣 英語版 (上) 1992年武漢電視台製作的電視片

(2022-09-02 01:07:08) 下一個

滄桑百代話台灣(上)

趙致真

 

  有人稱她是華夏的明珠,有人說她是祖國的寶島。當吹拂萬裏的東南信風從這裏經過,當北回歸線從這裏劃過,太平洋的萬頃滄波托出了祖國這一片美麗的國土——台灣。

  三萬六千平方公裏的台灣主島是祖國最大的海島。西麵的澎湖列島,東南的綠島、蘭嶼,東北的棉花嶼、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台灣省一百多個附屬海島相依相望,拱衛著祖國東南門戶,結成了祖國大陸天然的海上屏障。

  為什麽提起台灣,會這樣牽動整個民族的感情,又這樣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四十多年的分離,四十多年的隔絕,台灣問題正考驗著海峽兩岸中國人的智慧。祖國和平統一成了我們時代的思考和民族的課題。

  如果說,對待台灣問題的原則是向前看,那麽,要取得對台灣問題的完整認識,卻又有必要向後看。我們總是從曆史的終點起步,隻有對曆史最深刻的回顧,才會有對未來最遠大的前瞻。

  將大陸和台灣隔開的是這片海峽。

  將大陸和台灣連接的還是這片海峽。

  這是一片什麽樣的水域,它又是在什麽年代生成?

  最深不過200米,淺處僅50米;寬度不過200公裏,窄處僅130公裏。在太平洋浩瀚的波濤中,它隻是一條又窄又淺的內走廊。而台灣以東10公裏開外,卻是數千米以上的深淵。一望而知,台灣是大陸的自然延伸。

  台灣的山脈又為什麽和大陸沿海山脈走向相同,麵貌相似?因為它們原來是孿生兄弟,台灣山脈就是大陸東側的界緣山脈。

  地質工作者的鑽頭在兩岸會碰到完全一樣的酸性火成岩體。大南澳片岩中的石灰岩層地塊相同,地質結構相同,通過這種“滴血認親”可以驗明整個台灣島是大陸母體的一部分。

  當劍齒象、犀牛、劍虎、大角鹿和四不象等大型哺乳動物的化石在台灣出土,遠古時代的輪廓再次變得更加清晰。這些發源於大陸上的哺乳動物並不會遊泳,他們到達台灣,隻能是從陸地上走過去的。

  所有來自地理學、地質學、考古學、古生物學的結論已經殊途同歸。當更新世後期全球氣候變暖,大陸冰川溶化,海洋水麵上升100多米,淹沒了現在的海峽地區,台灣從此便分離成了四麵環水的一個海島。  

  人類和黑猩猩分道揚鑣是500萬年以前的事。當史前文明的曙光初照神州,台灣的土地上便傳出了人類最早的足音。據古人類學者考證,距今3萬年前的台南左鎮人是北京人的一支,與山頂洞人年代相若。

  1968年,台灣大學考古發掘隊在台東縣長濱鄉八仙洞海濱發現了打製石器3000多件和骨角器100多件。長濱文化因此而得名。這些石器無論材質和打製方法,都和湖北大冶石龍頭及廣西百色上宋村發掘的砍砸器如出一轍,足見台灣和大陸原始文化的源流關係可以追溯到蒙昧初開、文明未啟的舊石器時代。

  至於十九世紀以來,在台灣各地陸續發現的100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和大量遺物,則更加雄辯地證明台灣原始文化和大陸文化屬於同一係統。

  台灣最早的民族高山族究竟起於何時,又來自何處?從大量史籍文獻到民間傳說,從圖騰信仰到生活習俗,都給史學家提供了明確的線索。盡管高山族的形成並非單一來源,但它的主要構成成分卻是大陸東南沿海的古代越人。

  華夏文明沿著長江、黃河不斷發育。漢族迅速成為遍布全國各地的泱泱大族。漢民族向台灣的移民,早在秦漢以前便多有記載了。

  “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夷居處無鄉裏。黑皮少年學采珠,手握生犀照鹹水。”唐代詩人施肩吾舉族遷居澎湖後題寫的詩歌流傳至今。

  南宋時期社會動蕩,大陸人民渡海求生者日益增多,不少方誌和族譜都記載了漢人移民台灣的史實。到了清代,內地百姓向台灣移民蔚成風潮。二百年間,台灣人口由20萬增加到320萬,這便是盈盈一水永遠無法衝淡的血緣關係。每當我們緬懷開發台灣的一代代先祖,怎能不對根脈相通、骨肉相連的台灣同胞更加一往情深?

  “胡馬依北風,越鳥朝南枝”。這些祖宗牌位和大廳門楣上,都寫著自己家族的來曆;這些墓碑上都刻著自己的祖籍;這些隨處可見的寺廟、尊神和大陸各地並無二致。至於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的民間風俗,清明、端午、中秋、重九的傳統節日,都幾乎是大陸的原封保留。更不用說世代相傳的語言文字和生產技術了。誰會否認呢?台灣文化完全是純粹的中國文化,台灣同胞自古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親密的一員。

  台灣在曆史上究竟有多少名稱,它們又如何隨時代演進而不斷變遷?中國古老的典籍《列子》、《禹貢》、《史記》、《後漢書》中分別把台灣叫做岱員、島夷、瀛州和東鯷。三國時代則以夷州相稱。自隋唐直到宋元,台灣一直被稱為琉球。而改稱小琉球以和藩屬之國琉球群島相區別,則是明代的事。這一時期台灣同時有東番、雞籠山、北港等名。而台灣之名正式出現,則始於明代中葉,係由台員、大惠、大員、大壪、埋冤等名稱逐漸轉音演化而最後形成的。說到“福摩薩”,是因為1590年葡萄牙水手乘船經過台灣海峽時,看到島上山川雄秀,草木蔥蘢,不由發出Formosa的感慨,意思即美麗之島。字麵上本無貶意,但福摩薩之名畢竟取自殖民者,且標誌著外族統治時代的開始,因此不為中國人民所接受。至於日本統治時期,將台灣稱為高砂國、高山國等,則更帶有濃重的民族歧視色彩而被拋棄已久了。

  打從秦始皇在中國建立起有效的中央政府,曆代王朝都沒有把台灣置於權力範圍之外。三國時代的孫權為了“普天一統“,曾於公元230年派大將軍衛溫、諸葛直帶甲萬人,遠征夷州。這一雄心勃勃的軍事行動曆時一年,盡管得不償勞,無功而返,卻是內地人首次大規模和台灣接觸。

  隋煬帝也曾於公元605年派羽騎尉朱寬在福建航海家何蠻指點下揚帆渡海到達台灣。公元610年又派武賁郎陳棱、朝請大夫張鎮周擁兵一萬,渡海東征。雖並未達到互相通好的目的,卻大大增進了內地對台灣的了解。陳棱後來在台灣被奉祀為開山祖,並為他修建了開山宮,可見當年此舉影響之大。

  盛唐之世,河清海晏,朝廷已開始將台灣、澎湖劃歸嶺南節度使管轄。

  宋代稱得上是大陸和台灣關係極為重要的生長期。朝廷已逐步將內地一套戶籍管理製度推展到台灣,稱為編戶。泉州知府汪大猷一改過去南風季節才派兵衛戍的舊例,在澎湖修建軍營二百間,長年駐防,實行軍屯。宋朝的錢幣也開始成為台灣地區的“硬通貨”,“台地多用宋錢,如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號,錢質小薄,千錢貫之”。從這些記載中,台灣和大陸密切的經濟聯係可見一斑。

  如果說元朝統治者對台灣的作為有什麽特點的話,那便是除設立政權機構外,還注重推行相應的政治措施。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曾派萬戶侯楊祥為宣撫使,到台灣下詔書,惜乎語言不通,建樹不大。1297年,又派張浩、張進率兵赴台,考察民情,省察民心,為大陸和台灣的融匯溝通做出新的努力和嚐試。

  明朝在台灣政策中曾有過太多的不明之舉。1388年,政府以澎湖孤懸海外難以防守為由,下令撤除了已有100多年曆史的澎湖巡檢司。同時全麵實行海禁政策,不準民間造船和出海通商。並將島上世代聚族而居的百姓全部遷入漳、泉二州落籍。這種作繭自縛的退縮政策不僅阻礙了台灣的開發,還為外族侵略者的覬覦大開方便之門。待到倭寇長驅,將眾多島嶼據為巢穴並大肆襲擾東南沿海,西方殖民者也接踵而至入犯台澎時,中國皇帝才如大夢初醒,決定廢除海禁,並於1563年恢複澎湖巡檢司。此時,這一曆史性錯誤已經延續了200年。

  明代海禁政策帶來的另一直接結果,便是曆時百年的海上武裝集團蓬勃興起。這些被正史稱為江洋大盜的海上武裝,往往擁有戰艦百艘,兵力逾萬,來去如龍,橫行無阻。他們之間最具軍事實力和政治韜略者,首推以台灣為基地的鄭芝龍部。鄭氏軍紀嚴明,不濫殺伐,打官濟貧,取財有道,所懷抱的政治動機體現了新興海商資本擺脫封建束縛的要求。而鄭芝龍在台灣建立的政權和管理製度,使他成為曆史上將大陸封建生產關係實際推行到台灣的第一人。

  在台灣全境實行和祖國大陸完全一樣的府縣製度,是民族英雄鄭成功收複台灣後所成就的又一曆史功業。1661年,台灣置一府二縣及三個安撫司。大陸上曆代沿襲的各種法律法規也開始在台灣普遍實行。鄭成功提出寓兵於農,率領將士披荊斬棘,墾荒造田,並派漢族農師向當地土著傳授耕稼技藝。他們的勤心苦力、慘淡經營,為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種下了深刻而久遠的因果關係。

  談到清代對台灣的統治,我們不能不首先想到一個人,他的名字叫施琅。康熙年間,當朝野上下都把台灣視為鞭長莫及的彈丸之地,同聲主張可棄不可守的時候,名將施琅力排眾議,奮筆寫下《陳台灣棄留利害疏》,以深邃的政治眼光和曆史洞見力論述台灣“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野沃土膏,舟船四達”,有無限發展前景。並提出倘若棄而不守,勢必重落荷蘭之手,再貽百年之患。這篇振聾發聵的上疏終於贏得了康熙的讚許。今天,當我們拂去歲月的塵埃,重讀《陳台灣棄留利害疏》時,仍然可以感受到它思想的光芒。這篇不朽的曆史文獻為中華民族留下了永恒的告誡。

  隨著台灣的人煙生聚、經濟開發,清王朝的政府機構也不斷增設。1885年是台灣曆史上又一個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年代。清政府任劉銘傳為巡撫,正式將台灣升格為省,管轄台灣、台南、台北三府及台東直隸州。自此,台灣開始和全國其他姊妹省份比肩而立,在祖國版圖上以全新地位榮居一席。昔日蠻煙瘴雨、人跡罕至的荒島,已經變成蔗林遍地、稻香千裏、交通發達、社會繁榮的美麗寶島。

  當我們沿著曆史的長河順流而下,追尋先祖們當年走過的航跡時,不能不特別注意到台灣東北的附屬島嶼——釣魚島。

  從明代起,朝廷便多次派出特使冊封琉球。清代定鼎之後,沿襲舊製,又多次派冊封大員往返琉球。這些使者留下的許多著述詳盡記載了當時東北諸島的管轄情況。明嘉靖皇帝的特使陳侃所著《使琉球錄》寫道:從閩江出海,一路經過基隆、平嘉山、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等中國領地,“十一日夕,見米古山,乃屬琉球者”。其後出使的郭汝霖在《重刻使琉球錄》中又說到:“赤嶼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風即可望米古山”。可見中國和琉球的分界在釣魚島的赤尾嶼和米古山之間。事實上從明朝起,釣魚島諸島便一直作為台灣的附屬島而置於中國海防範圍之內。

  清代康熙的使者汪輯在《使琉球雜錄》中把赤尾嶼稱為中國之郊,並標明為中外之界。另一使者徐葆光的《中山傳信錄》則寫道:“久米島是琉球西南界上鎮山。”嘉慶皇帝使者李鼎之在《使琉球記》中更對琉球三十六島記述得曆曆如繪,劃出了它西界姑米島,西南以八重山為界的範圍。這些三四百年之間先後奉兩朝帝王之旨冊封琉球的使者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隻是據實而錄,大概萬萬不會想到是為曆史提供某種佐證吧!

  日本學者井上靖也曾指出,琉球領土是在久米島以東,而赤尾嶼及其以西的黃尾嶼、釣魚島是中國領土。直到1879年,清朝洋務大臣李鴻章和日本談判琉球歸屬問題時,雙方還共同認定琉球是三十六島,釣魚島諸島嶼根本不在此列。

  昭昭曆史,如明鏡高懸;先人遺篇,與山河同在。任何巧舌如簧的欺世之論都無法改變這一鐵的事實:釣魚列島是中國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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