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的現實、根源與環保展望（中）

三、極端環保主義的荒誕

近幾十年來，人口快速增長，技術飛速發展，人類對資源的過度開發與利用，不僅對氣候產生影響，也對環境造成了難以逆轉的破壞。例如，塑料的大量使用與不當處理，不僅汙染海洋、河流、湖泊和土地，殘害其中的動物，微塑料還進入人類飲食，對人類健康帶來了難以預料的後果。

在這樣的情形下，有人呼籲保護環境，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如今的環境保護主義者，尤其是極端環保主義者，卻完全陷入誤區，有些組織或個人則成為一些利益集團的說客，或充當別有用心者的發聲筒。

1. 極端環保主義者的主張

首先，讓我們看看那些極端環保主義者的主要主張。根據我平時的閱讀，並通過AI工具（ChatGPT與Grok）進行驗證，他們大致提出了如下主張：

• 動物解放：極端環保主義者認為自然和生態係統具有獨立價值，人類沒有優先權。他們主張動物不應被用作“吃、穿或實驗”，將動物權利與環境議題緊密結合，甚至推行純素食與無政府主義理念。例如，“動物解放陣線（ALF）”就是代表組織。
• 去碳化：限製或禁止高碳活動，如航空、肉類消費、私家車等。有些組織甚至提出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將碳排放降至零。例如，Extinction Rebellion（滅絕反抗組織）要求在2025年或更早實現碳排放零排放。
• 係統性變革：極端環保主義者認為，“要改變製度，而不是氣候。”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和追求利潤的貪婪行為是環境危機的根源，必須徹底改變經濟體製。他們認為工業化、化石能源、大規模農業、過度城市化等導致氣候變化的活動都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倡議這種理念的組織有Earth First!（地球優先）、滅絕反抗等。
• 關注人口規模：部分極端環保主義者提出生育控製或降低人口增長率的主張。
• 激進行動：他們認為傳統渠道無法解決危機，因此采取激進行動或抗議，如封路、阻斷煤礦、破壞設施等，部分群體甚至涉及生態激進行為（eco-sabotage）。

2. 對極端環保主張的剖析與批駁

上述主張中，有些是反人性的，有些存在自我矛盾，還有一些則可能暗藏不可告人的真實目的。這些倡議提出者，要麽出於無知，要麽別有用心。

• 人類是唯一有管理權的受造者。上帝創造萬物時，都是說有就有。唯獨造人時，上帝用塵土造人，並按照自己的形象賦予人靈性，使人成為有靈的活人。同時，上帝吩咐人“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創世記1:28）上帝指定人類為地球上唯一的管理者，並允許人類以動物為食（創世記9:3）。
• 與動物平等的悖論。極端環保主義者基本都是非基督徒，不相信聖經。即便不信，他們的理念也難以自洽。如果人類不高於其它動物，與“動物平等”的倡導者為何住在房子裏？為何享受科技成果？為何不用像動物一樣完全生活在野外？他們中不少人養了寵物，寵物圍著他們轉，顯然顯示了權力與控製的不可避免存在。

人們常用“叢林世界”比喻無法無天、弱肉強食。而野生動物捕食時，並不會考慮地球物種滅絕的問題。事實上，人類文明出現之前，許多物種已經滅絕，地球依舊運轉。某些動物正因人類的保護而存活，不管這種保護是為了娛樂還是食用。例如，中國的大熊貓，新西蘭的kiwi鳥。

• 純素食者的現實困境。極端純素飲食容易導致蛋白質、B12、鐵、鈣、DHA等營養缺乏，從而影響血液、骨骼、免疫和神經係統健康。若要補充這些營養，其生產與檢測仍依賴現代化技術和科學進步。也就是說，極端純素主義者的實踐本身依賴現代文明，形成矛盾。
• 去碳化的荒誕性。極端環保主義者要求“去碳化”，往往忽視現實生活的需求。我在《燈》一文中描述了1960年代中國農村的情況：沒有電燈，照明依賴煤油燈、桐油燈盞和鬆明火。完全禁止使用石油意味著必須回到200年前的生活方式：不能用電、不能取暖、不能吃熟食，因為燒柴或煤是高排放。連Amish人的生活方式也無法承受這種極端限製。歐洲在使用煤油之前，主要依賴鯨魚油作為照明燃料，但這帶來了嚴重的動物保護問題。所以，根據極端環保者的倡導，歐洲必須回到使用鯨魚油之前的年代。再以北京十年前的霧霾為例，主要源於居民冬季取暖。這也說明脫離現實的去碳化是行不通的。
• “係統性變革”的偏頗。環保組織與個人多年來的攻擊目標主要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對空氣、水域及土壤汙染最嚴重的國家，例如中國，往往視而不見，或輕描淡寫。貪婪和追求利潤是人類的本性，與製度無關。在資本主義國家，個人財富通常通過努力獲取，並受道德、法律與信仰約束；在社會主義國家，權力則決定資源分配。

比如，全球COVID大流行的根源之一，是功能獲得（Gain of Function）實驗從美國轉移至中國，導致病毒泄露。這說明製度本身並非唯一因素。近年來，不少製藥公司將實驗室或早期研發環節遷往中國。原因之一是，中國在動物實驗監管上名義有法規，但中央出於追求利潤和“彎道超車”的目的，往往是“說一套、做一套”，法規隻是給外人看的。地方政府心知肚明，放鬆對企業的監管。與西方國家嚴格的倫理審查相比，這種策略性寬鬆，使企業在中國進行實驗時限製更少、成本更低。

• 人口增長的選擇性關注。人口增長確實對環境有影響，但環保主義者往往忽視非洲及伊斯蘭地區的人口增長，而對已經負增長的西方文明主體（以基督教為基礎的白人）高度關注，這種選擇性關注體現了偏向性。

簡而言之，如今的部分環保組織和極端環保主義者，隻是披著環保的外衣，實際上已徹底淪為某些利益集團摧毀西方文明，掏空西方工業，替換西方人口的邪惡組織。

四、當今環保的誤區

得益於現代科技，人類生活水平迅速提升，平均壽命從一百多年前的三十多歲提高到如今的七十多歲。這一進步不僅源於醫學發展，也來自食品供應充足、營養結構改善以及現代工業體係的巨大生產能力。由此可見，所謂“全麵回歸低碳舊時代”的設想既不現實，也不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真正了解曆史生活狀態的人都不會輕易向往那種高死亡率、營養匱乏、缺乏清潔能源與現代醫療的年代。

環保理念本身具有價值，但現實中，一些倡導者的言行與其宣稱理念存在顯著脫節，在象征動作與道德姿態方麵遠大於實際貢獻。這種表麵化的環保，容易誤導公眾認知，甚至推動不合理政策。

1. 環保倡導者的言行反差

• Greta Thunberg的拙劣表演。Greta Thunberg（格蕾塔·桑伯格）可以說是環保第一名人。我用Chat GPT和Gemini核實環保人士的一些舉措時，她都是被當作溫和的、理性的環保典型介紹給我的。隻是在我指出了她的問題之後，才不得不修改了口氣。

2019年，格蕾塔為倡導減少航空碳排放，乘坐德國職業船長操作的碳纖維帆船，從英國普利茅斯出發兩周抵達紐約參加聯合國氣候峰會。回程中，她沒有乘坐飛機，但兩名船員從歐洲飛到美國接回船隻。帆船及材料都是現代工業製造，普通人無法乘坐，也難以雇傭專業船長複製此行動。

2025年6月，她參與從意大利西西裏島出發的船隊，聲稱是“人道與環保正義連結行動”，試圖突破以色列對加沙的海上封鎖，被以色列海軍攔截拘押後遣返。回到歐洲後，她指控以色列“暴力對待與非法拘留”。她清楚地知道，攻擊以色列，攻擊西方是安全的，而攻擊伊斯蘭世界或集權國家是危險的。

格蕾塔現在也才22歲，她隻不過是被利益集團推向前台的一個符號而已。她背後的人，正在享受著現代文明帶來的豐富物質與提供的方便，他們是不會為了減少碳排放而犧牲任何享受的。

• Al Gore的高能耗住宅。美國前副總統Al Gore因氣候倡導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其紀錄片An Inconvenient Truth《難以忽視的真相》具有廣泛影響。
• 30,993千瓦時（kWh），這一數值相當於普通家庭34個月的用電量。雖然他對住宅花巨資（25萬至50萬美元）進行了“綠色改造”——包括屋頂太陽能板、地熱係統、雨水收集係統等，太陽能電池板隻能滿足其能源需求的微不足道的5.7%，這僅相當於他全年用電量的21天。
• “高碳生活+環保宣傳”模式削弱了倡導者的道德說服力。
• 其他名人環保者的奢華生活方式。包括Leonardo DiCaprio（萊昂納多·迪卡普裏奧，演員）、Jane Fonda（簡·方達，演員）、Mark Ruffalo（馬克·魯法洛，演員）、John Kerry（約翰·克裏，政客）、Bill Gates（比爾·蓋茨，商人，“慈善家”）、Jeff Bezos（傑夫·貝佐斯，商人）、Prince Harry（哈裏王子）與妻子Meghan（梅根）在內的不少公眾人物擁有或頻繁租用私人飛機，同時在公開場合強調環保理念。這種巨大生活方式落差容易引發公眾對“貴族式環保”的質疑。
• MSNBC，他還對眾多媒體（美國的CNN、NBC、NPR、PBS、The Atlantic，英國的BBC、The Guardian、Financial Times、法國的Le Monde、Al-Jazeera等）有巨額捐款。

2. 值得反思的環保措施

在資本支持與媒體推廣下，一些“新環保理念”迅速流行，但其全生命周期成本與實際效果常被忽視。

• 紙吸管的環境性價比。紙吸管容易變形、分層，存放易發黴，而且因含膠水與塗層，回收率低。製造過程消耗能源與資源，其碳排放不低於塑料吸管。多數情況下，它隻是象征性替代。
• 木竹一次性餐具。木竹餐具製造需大量能量及化學處理，運輸成本高，儲存易發黴。若隻使用一次，其整體能耗反而高於輕量塑料製品。
• 紙袋與棉布袋。紙袋生產能耗與運輸成本遠高於塑料袋，通常需重複使用4–8次才可能具備環保優勢，但現實使用頻率往往不足。棉布袋全生命周期耗能更高，需重複使用約百次以上才具優勢。
• 類似的還有很多，如再生纖維、再生紙、生物可降解餐具，竹纖維等，名字看上去高大上，實際上並不環保。總而言之，天然≠環保，可降解≠會在真實環境降解，可重複用≠真的會被重複用嗎？次數呢？看上去環保≠生命周期更低排放。
• 生物燃料。例如玉米乙醇，看似“可再生”，但其種植占用糧田、消耗水資源與化肥，增加食品成本，減排收益有限甚至可能為負。

結論：天然≠環保，可降解≠必然在現實環境中降解，可重複使用≠真的被高頻利用。

3. 電動車的現實限製

電動車本身並非零排放，其排放結構取決於能源來源。若地區電力來自煤電，其排放優勢有限。電池生產需大量金屬（鋰、鈷、鎳），回收技術與體係尚未成熟。未來大量退役電池可能形成環境壓力。

此外，電動車充電時間長，續航受限，極端天氣影響性能明顯；在緊急救援、軍事與極端環境中應用受限。一些企業將電池生產與處理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帶來外部化汙染風險與產業空心化問題。如今歐洲的汽車市場被中國電車所霸占，汽車製造業凋零就是這樣的後果。

4. 太陽能與風能的結構性問題

• 光伏能源。太陽能板製造需大量能量與化學處理，並消耗銀等重要稀有金屬。實際發電效率受地理與氣候影響顯著，隻有在陽光充足的地區才有一定的實用價值。安裝需要補貼，維護成本不低。非家庭用的太陽能板，往往占地麵積大，會減少綠化或占用耕地麵積。
• 10幾年，到它們報廢的時候，將會有巨大的回收壓力。目前的回收技術並不成熟，可回收比例實際上低於30%。膠封、銀、矽的分離成本高，回收能耗大。回收工業還依賴補貼與法規推動。也就是說，太陽能板的回收實際上是賠本生意。
• 風力發電。風力發電首先製造噪音，影響景觀，占用土地。運輸與維護昂貴，海上安裝更甚，比陸地的費用高出3倍左右。而且會撞擊鳥類及蝙蝠，海洋的風力葉片則可能會對鯨魚、海豚產生影響。其葉片難以回收，多是填埋。估計到2030年後會有大量風機葉片報廢，成為“綠能垃圾難題”。

總之，太陽能板和風力發電的供電能力有限，占地麵積大，不可能作為主要的電力來源。它們不是零排放，而是先排放、後抵消、再汙染。新能源與環保措施需基於科學評估與全生命周期分析，而非情緒動員與象征行動。真正有效的環保應兼顧技術、經濟與社會可持續性，而非僅追求政治姿態與媒體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