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意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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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陳永珍的檔案照
我沒見過爺爺！
三十年後，我跨越海峽，試圖尋找他最後的去向。在檔案與記憶之間，我逐漸意識到，一個人的消失，往往不僅僅屬於家庭，也屬於時代。
1992年，96歲的爺爺偕同第二任妻子突然抵達北京，看望他的孩子——我父親和住在保定的姑姑。當時生活在美國的我卻完美錯過。姑姑年輕時，因爺爺離開家鄉，對原配妻子與子女不管不顧而心懷不滿，尤其在親眼見到他與後來成為繼母的那位女子同居（並隨其赴台）之後，當場為母親不平，與爺爺徹底決裂，自此終身不再往來。因此，這一次爺爺來京探親，她始終沒有露麵，隻讓養子代為前來。
我哥，爺爺和爸爸 -1992年爺爺到北京探親，祖孫三人合影
聽家人敘述，爺爺對大陸始終懷有一種親切感。他曾多次提到，希望有一天能夠從台灣搬回大陸生活，買一處帶小院的平房，一家人住在一起，過一種安穩簡單的日子。
他還說，六十年代中期，曾悄悄前往香港打聽我父親的消息，但回到台灣後因此受到嚴厲斥責。這些片段，讓我隱約看到他在製度與親情之間的某種拉扯。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兩岸開始開放探親，但往來仍受到嚴格限製，必須逐級審批，並通過香港等第三地中轉。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爺爺與奶奶輾轉來到北京。父親通知了妹妹，但她依然沒有出現——這也是多年積怨的延續。
盡管如此，爺爺與父親一家的短暫團聚依然溫馨。他非常希望父親能去台灣探親，但那時父親已疾病纏身，無法遠行，便邀請我母親代為前往。
1993年，母親抵達台灣，與爺爺奶奶共處十天。她後來回憶，那段時間裏，爺爺奶奶每天牽著她的手，帶她去街角的小飯館吃粥和麵點，大家慢慢吃、慢慢聊，很是溫暖。爺爺一再提起，希望賣掉台灣的房子，搬回大陸與家人團聚，還想回四川江津走走。他知道我哥哥喜歡電器，還提出要資助他開一家興趣小店。
然而，這一切設想很快被打斷。1994年，爺爺因摔倒住院，不久去世。
隨後，一位在台灣的親戚通知我父母，說一位在美國的“幹女兒”迅速處理了爺爺的財產，並將奶奶接去了美國。我通過留下的聯係方式前去探望奶奶。她坐在昏暗的客廳裏，神情黯淡。我問她過得好不好，她輕聲說：“這不是我自己的家，一切都聽人家的，有什麽好不好的。”我問她是否願意來我家，她隻是搖頭：“我什麽都沒有了，都交給別人了，就這樣吧。”
此後，我父母多次通過海基會及台灣方麵查詢爺爺的墓地與財產下落，但始終困難重重。後來，那位“幹女兒”得知我們在查詢相關情況，還曾打電話表示不滿，此後雙方不再往來。
2019年，我前往台灣度假。在台北閑逛時，無意間走進了國軍曆史文物館（現已關閉）。我向工作人員說明情況，提到爺爺曾是國民黨將領，希望查找他的安葬地點。對方以“陳永珍（號陳國儒）”查詢係統，卻未能找到任何記錄。他們解釋說，許多早期來台的軍人，可能沒有完整登記，或安葬信息分散於不同係統之中。
他們建議我從幾個方向繼續尋找：聯係榮民服務處或榮民醫院係統（如台北榮總），或前往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位於新北市汐止，為台灣規模最大、安葬高級將領及重要軍人的公墓），以及陽明山第一公墓、軍人忠靈祠等地查詢相關信息。
2020年，我嚐試通過更正式的渠道查詢，致信當時的總統蔡英文。總統府將信件轉交至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退輔會）及國防部。前者負責退伍軍人資料與安葬管理，後者掌握軍籍與服役檔案。然而最終得到的答複卻相同——查無此人。
隨著新冠疫情的爆發，這件事情被迫暫時擱置。
直到2025年，我再次與母親談起她當年赴台探望爺爺的那段日子。她語氣中仍帶著難以掩飾的溫暖與留戀。對她而言，那種與長輩朝夕相處、被牽著手慢慢吃飯、慢慢說話的時光，彌足珍貴——因為她與自己的父母，從未有過這樣的經曆。她的父親章乃器曾被打成右派，全家長期承受精神與現實的雙重壓力；後來雖被摘帽，卻已身患癌症晚期，在八十歲時於醫院昏暗的地下室走完一生。
在這樣的對照之下，我愈發堅定了一個念頭：去台灣尋找爺爺曾經生活過的地方，以及他最後的安葬之處。我將這個想法告訴母親，她非常支持，並為我寫下了委托書。可惜，她與爺爺之間的通信資料都留在大陸，無法帶來，隻能不斷回憶當年的居住環境。
隨後，我再次致信台灣現任總統賴清德，得到的回複與當年基本相同，並未取得新的進展。
與此同時，我通過哥哥聯係到一位台灣朋友。他的父親同樣來自四川，是一位國民黨軍政要員，與爺爺來往密切。他小時候常去爺爺家吃飯，他的弟弟還認爺爺為幹爹。他提到，在台灣，對於1949年來台的國民黨員與軍人，許多人不願多談往事。不過他仍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爺爺當年曾居住在“廟美村”，屬新北市中和區，後來已演變為和美裏與秀山裏。
有了這一線索，朋友推測爺爺大致居住在新北市一帶，但具體地址仍無法確定。於是，我開始向台北市、新北市及各地戶政事務所發送查詢郵件。反複尋找之中，我忽然想到，母親當年赴台探親，台灣移民署應當保有較為完整的入境與聯係資料，或許可以從中找到爺爺的居住信息。
在幾十封往來郵件中，唯一明確回應並確認“陳永珍 / 陳國儒”這一身份存在的，是來自國史館的一封回執。我既驚喜又困惑，進一步詢問如何查閱更多資料，對方回複需要注冊賬號，並且僅限非大陸及香港居民方可到館內查詢。
不久之後，母親去世。這件原本反複提起卻始終未能完成的事情，突然變得迫切而具體。
於是我決定，在2025年十月中旬前往中國的行程中，先在台北停留四天：一是尋找爺爺的墓地，二是親自走一走他當年生活過的地方。
這四天，對我來說更像是一段有目標的追尋——第一天進入國史館，從製度與檔案中確認他在曆史中的位置與軌跡；第二天與第三天轉向現實空間，試圖還原他晚年的生活痕跡；而第四天，則是在有限時間內，對所有線索作最後的確認與整理。
抵達台北的第一天，我從機場直奔板橋酒店，存好行李後便趕往國史館。事先已經注冊賬戶，因此手續還算順利。工作人員收走護照，並讓我將書包寄存。我沒有零錢，服務人員還幫我墊付了寄存費用。
國史館保存的檔案，主要記錄國家層級的決策運作與軍政體係的運行情況。從總統批示、軍政報告，到幹部任免與年度考核，這些材料構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製度性記錄。例如《國防部總局會組正副主官三十九年度服務成績檢討冊》這樣的考核冊，便將不同軍銜與職級的人員按等級分類排列，逐一列出履曆與評語，讓個人命運被置於龐大的製度體係之中。
女館員告訴我，凡是在工作上與總統、副總統關係密切的高級人員，相關資料往往都能在這裏查到。按照她的指導，我找到了爺爺陳永珍（號陳國儒）的檔案，並看到大量文件。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通過檔案資料“看見”了爺爺。
在這些檔案中，不僅有他的履曆和任免記錄，也能看到他參與或涉及的各類高層會議與報告往來。文件中不時出現蔣中正、蔣經國、戴笠、顧祝同、張群、陳立夫等當時重要人物的名字，信息量極為龐雜。限於篇幅，我隻能擇取其中極少數片段作為呈現。
其中一份較為清晰的人事任免文件，成為我判斷爺爺生年的重要依據。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十三日（1947年）的軍職任免文件記載，陳永珍原任海軍總司令部新聞處副處長，新任聯勤總司令部副官處長，時年四十七歲。據此推算，爺爺出生年份應為1900年。
另一份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1949年）的報告，則呈送蔣中正，同時抄送或經由陳永珍處理。報告內容大致涉及川康地區長期軍政分裂、地方勢力複雜、部隊素質與紀律不足、軍政協調不暢，導致行政效率低、治安不穩。報告建議加強統一指揮、整編部隊、提升訓練與幹部質量，並削弱地方勢力，以恢複秩序與控製力。這些材料讓我意識到，爺爺所處的位置，並非單純的行政職務，而是與當時複雜的軍政運作密切相關。
更令我意外的是，我還看到爺爺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的人事檔案。其中出生年寫作“前十”，也就是民國前十年，推算為1902年，與前麵1947年任免文件推算出的1900年相差兩年。後來我又看到大陸百度百科中將他的出生年寫為1910年，堂叔則指出，1910年很可能是爺爺弟弟的出生年份，被誤記到了爺爺名下。由此可見，關於爺爺的基礎信息，在不同係統和資料來源中並不完全一致。
在人事檔案的學曆與經曆部分，記載爺爺曾就讀日本明治大學，所學為政治，程度為大學。其經曆包括四川省訓團主任秘書、海軍後勤部政工處副處長二階、國防部政工局副局長兼五處處長、國防部新聞局副局長、西南長官公署政工處長、內政部次長、內政部參事等，級別約相當於少將。其中西南長官公署政工處長一職，也讓我聯想到他的上級張群——蔣介石體係中負責西南地區軍政事務的重要人物。
家庭及個人情況欄中寫道，陳永珍係四川省江津縣人，自幼至成年，賴父兄培植，得以由小學、中學而大學畢業。其父早逝，家中僅遺弟及其在世子嗣，家庭生活主要依靠其入世後的收入維持。檔案還稱他“外似平易，而實有自持之處”，交友能夠持久，但“不妄交”，處事謹慎，為人誠實，言行近乎謹嚴，讀書之外生活較為簡單。隻是，這裏並沒有提到他的原配夫人和一雙兒女。
檔案中另有關於工作能力與性格的評語，稱他“思想信仰主義，思考明敏，學識常識豐富”；也說他品行端正，有時略嫌傲慢，個性精剛直，生活略欠嚴整；又稱其作事認真負責，處事靈活，頭腦清楚，具領導能力，文筆整潔，口齒清晰，對政策黨務頗有經驗。綜合評語中寫道：“剛直持正，察言觀事經驗豐富，惟不求表現，不急事功，意態嫌消沉。”這些文字雖然帶著官樣評語的格式，卻也讓我逐漸拚接出一個性格複雜、能力明確、並非平麵化的爺爺。
看到爺爺年輕時英俊清朗的照片，更讓我震動。過去，他隻是家族傳說裏一個缺席的人；而此刻，他有了履曆、麵容、性格、評語，也有了那個時代留在他身上的痕跡。
在這些檔案所呈現的履曆之外，我也想起過去在大陸能查到的資料。不同來源之間的差異，反而更顯出曆史記錄的複雜與多重性。大陸百度百科對爺爺的介紹中，列出其曾任成都中央軍校政訓處政治教官、國防部新聞局第三處少將處長、陸軍總司令部政工處少將處長，以及到台灣後任“國防部”史政局專門委員等職務。但其中出生年份寫為1910年，與國史館檔案並不一致。這樣的錯置，也進一步說明，關於爺爺的生平，長期散落在不同資料係統中，既有重疊，也有誤差。
在這些檔案中，爺爺被描述為性情平和、為人謹慎、交友持久而不妄交的人。這樣的文字，讓我逐漸在腦海中拚接出一個有血有肉的形象。也正是在這樣的對照之下，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後來聽聞以及親身經曆的一些片段。
據說爺爺在台灣晚年身邊有不少“幹兒子”“幹女兒”，這或許既源於他為人和善，也與他對外聲稱無兒無女有關。
他去世後不久，相關事務迅速被處理——一位長期在美國生活的“幹女兒”協助處置其在台財產，並將潘銘君接往美國。關於這些安排，我們事後才從親屬處間接得知。
我曾前往探望她。那是一間略顯昏暗的客廳，她獨自坐在沙發上，神情平靜卻帶著疏離。我問她過得是否習慣，她隻淡淡地說：“一切都交給別人了，也就這樣了。”當我提出接她與家人同住時，她輕輕搖頭，沒有再說什麽。
此後，雙方因相關問題再無往來。
回想起來，在一個人對外不再承認自己親生子女的前提下，這樣的結果或許並非偶然。當原本清晰的親屬關係在製度與現實之間變得模糊，一些帶有目的的關係便容易在其中取得位置，甚至在關鍵時刻主導事務的走向。這種變化，並不隻是個別人物的選擇，更像是時代環境下產生的一種結構性後果。
如果說這些片段讓我看到爺爺晚年現實生活中的複雜關係，那麽在國史館的資料中，還有一些名字，讓我意識到他在人生更早的階段，也深深影響過他人的命運。
在翻閱資料中，李樹衢這個名字也引起我的注意。他不僅出現在當時的政工體係之中，也是爺爺為自己最疼愛的妹妹所介紹的夫君。李樹衢為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後任中將，長期擔任國民黨軍政要職，並曾在行政體係中協助蔣經國處理相關事務，其仕途與當時的核心權力結構有著密切聯係。
兩人一生共育八個子女，其中七個出生在大陸。1949年局勢驟變之際，他們隻來得及帶走四個孩子，其餘三個女兒被分別托付給四川親戚撫養，並改隨親姓，以避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彼時許多人仍以為局勢隻是暫時分離，很快可以返回大陸，但現實卻是長期的割裂。後來他們在台灣又生下最小的孩子。對於留在大陸的三個女兒，這段分離始終成為家庭難以釋懷的隱痛。多年之後，我們與其中一位在北京有了來往，這段被曆史切斷的親緣，才得以重新連接。
第一天在國史館的查閱，使我第一次從檔案中清晰地看到爺爺的履曆與他所處的曆史位置；而這些看似完整的記錄背後所呈現的缺失與差異，也讓我逐漸理解，在那個時代，個人的身份與親緣關係是如何被製度悄然改寫的。
第二天一早，我來到台灣移民署板橋辦公所，目的是查詢母親1993年赴台探親時，爺爺當年的居住地址，以便前往實地看看，感受他生前的生活環境。
在窗口，一位女士溫和地接待了我，仔細查看了我帶來的全部材料：母親的身份證明、我們母女關係的公證書，以及她生前寫下的委托書。她在電腦中輸入相關信息，從她的神情中，我隱約感覺她似乎查到了什麽。
不久，她找來一位短發主管，兩人低聲交流後，主管提出要求：必須提供由海基會認證的母女關係公證，以及母親的死亡證明（需中英文版本並經兩岸認證）。
我一時有些愣住。母親剛剛去世，相關證明尚未取得，而我在台灣隻剩三天時間，根本無法完成這些手續。我解釋說，我並不需要具體門牌號碼，隻希望知道爺爺生前大致的居住區域。
她表示可以電話向海基會確認。十分鍾後回來，答複仍是：“必須按程序辦理。”
我有些不甘，又等待並請求進一步溝通，結果依然沒有改變。情緒一時有些失控，我提高聲音，希望能夠當麵說明情況。
她略顯緊張，示意我跟她走到一旁，壓低聲音問：“你有沒有查過新店區？”我說還沒有，她又低聲補了一句：“中興路三段。”
說完，她便轉身離開。
那一刻，我站在原地，心裏卻突然亮起了一點希望——至少，我有了一個方向。
離開後，我按照路人指點，輾轉乘坐公交與捷運前往新店。車上，一位女子見我有些迷茫，主動詢問去向。聽說我要去中興路一帶，她說自己也正好前往新店，可以陪我過去打聽。我感到一陣輕鬆，像是多了一份運氣。
抵達新店時已近中午，我有些饑餓，便邀請她一起吃飯。席間她提到自己從事健康產品推廣，並邀請我一同前往她朋友家參加分享。我坦率說明不會購買產品，但仍願意隨行看看。
在她朋友家中，已有幾位女性聚在一起。她們聽完我的情況後，都很熱心地出主意，甚至幫忙聯係各自的人脈。雖然沒有得到實質性線索，但那種陌生人之間的善意，讓我心中頗為溫暖。
時間不知不覺過去了幾個小時，已近下午四點。我準備離開時，一位退休小學老師主動說可以陪我走一段，並提議帶我去附近的戶政事務所查詢戶籍信息。
在戶政所，兩位工作人員聽完情況後，在係統中進行了查詢。他們確認爺爺和潘銘君確實曾在該區登記，但具體地址無法提供。其中一人指了指上方，說：“這裏有監控和錄音。”
我低聲問是否可以提供其他信息，她建議我去裏長處詢問，並將姓名和地址打印給我。
就在那堆資料中，我無意間看到一張記錄，上麵寫著：“民國83年3月29日死亡，4月6日申登戶長變更潘銘君。”
那一刻，我立刻意識到，這與此前聽說的情況相互印證——爺爺去世後，很快便完成了相關手續。
離開戶政所，我立刻打車前往裏長宋美雪的住處。已是傍晚時分，她正準備吃晚飯。聽完我的來意後，她有些為難地說，這一帶住戶眾多，又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很難提供具體線索，並建議我再去殯葬部門查詢。
走在中興路上，我來回看了幾遍街道，忽然想起母親曾說，她與爺爺奶奶每天都會去街角的小飯館吃麵條、餛飩和粥。我向路邊幾位居民打聽，一位男子指著附近說，這一帶確實是中興路三段，又指著一間牙醫診所說：“那裏以前是小吃店。”
我走到那排店鋪後麵，看著一棟陳舊而狹長的樓房，心中不由得浮現出畫麵：年近百歲的爺爺和奶奶，也許就曾在這裏出入，走過這條街。
我站了一會兒，拍下了幾張照片。
第三天上午，我再次回到戶政大樓，找到負責殯葬事務的辦公室查詢。一位工作人員在電腦中輸入爺爺的名字後，簡短地說：“沒有，他不是在這裏安葬的。你可以再問問其他單位。”
我又輾轉詢問所謂“無名墓地”的可能性，卻被告知這裏並不存在這樣的登記。對方建議我前往新北市政府查詢，並提醒此時正值上班高峰，最好乘坐捷運，同時也要預留一定時間。
趕到市政府時已近中午。大廳裏一位做義工的老人聽完我的情況後，搖了搖頭，說：“你找錯地方了，應該去新北市立殯儀館（板橋殯儀館）。”他寫下地址遞給我，並說明乘公車不太方便，打車會更快一些。我隨即再次出發。
抵達殯儀館時已接近下午兩點。我按照指引來到殯葬服務辦理處取號等待。等了一個多小時，終於輪到我。一位年輕的工作人員認真翻閱厚厚的火化登記冊，根據我提供的時間，一頁一頁地查找。那本登記冊上，全是工整的手寫記錄，讓我有些意外，也隱隱感到一種時間的重量。
查找許久之後，她抬頭對我說：“沒有。他不是在我們這裏火化的，也沒有在這裏購買骨灰存放塔位。”
我有些困惑，又問：“既然他當時住在新北市，會不會是在別的地方處理？”
她回答說：“也有可能。台北還有一個殯儀館，不過他們下午四點就停止受理了。”
聽到這裏，我心裏微微一沉。第二天就是我在台灣的最後一天——第四天。盡管這兩天已經找到一些線索，但關於爺爺最終的安葬去向，我依然一無所知。我原本最希望的，是能夠找到他的墓地，將來可以來祭掃。
回到酒店後，我重新查找資料，找到了台北市殯儀館——懷愛館（位於大安區辛亥路三段）。那已經是我目前能想到的最後一個可能。
第四天清晨，我乘出租車約一小時抵達台北市懷愛館，成為第一個站在服務中心門口等候的來訪者。開門後取號等待，大約三十分鍾後，一位年輕的女子接待了我。她同樣拿出一本厚厚的登記冊，開始為我查找爺爺的名字。
這一次，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找到了爺爺的記錄——他確實是在這裏完成火化的。
我繼續詢問：爺爺是從哪個醫院轉來的？具體是哪一天火化？她微笑著解釋，鑒於我無法出示與爺爺的親屬關係證明，這些細節無法提供。不過，她明確告訴我，爺爺的骨灰並沒有保存在這裏。
至此，我基本完成了這次來台灣的目的：爺爺陳永珍於1994年3月29日去世（據戶政所資料）。至於他的出生年份，卻始終難以確證。不同資料與記憶之間，存在著明顯差異——檔案推算有1900年、1902年之說，大陸資料中亦曾出現1910年的記載；而親屬回憶中，又有其去世時至少為九十餘歲、甚至九十九歲的說法。若再參照家族中其他成員的出生年代，這些數字之間似乎各有依據，卻又難以彼此印證。
這些彼此交錯、卻始終無法統一的時間線，讓“他的年齡”本身也成為一種模糊的存在。與其勉強歸納出一個確定的年份，不如承認，在不同製度與記憶的疊加之中，這樣的基礎信息，早已失去了單一的答案。
他的骨灰究竟在哪裏呢？我更願意想象，他早已與江河大地相融；而他那份英俊清朗的氣質，也早已在後代身上延續。
後來回到北京，在整理家中資料時，我找到了爺爺與父母之間的通信，從中得知了他當年的詳細住址。與此同時，一位在美國的家族親戚仍與那位“幹女兒”保持聯係，對方將她的電話號碼轉給了我。聽說她也已八十多歲，我一度考慮通過她了解爺爺和奶奶（想必已去世）的骨灰安葬去向。
我試著撥打了幾次電話，始終隻是錄音留言。想了想，我最終還是決定不再繼續聯係她。在明知爺爺仍有親生子女的情況下，相關事務卻在極短時間內被迅速處理，其中的具體經過，我至今未能了解清楚。至於奶奶當年的處境與後續安排，也許隻有當事人最為明白；而爺爺的去向，我更願意想象他已化作輕煙，四海為家。
能夠確認爺爺遺體火化的地點，對我而言，已經非常重要。也許，一個人的一生，並不會完整地保存在任何一套檔案之中；但至少，我知道他曾在這裏走完生命的最後一步。
也希望爺爺在天之靈能夠知道，他的後代一直心存紀念；也願他在另一個世界，與我父母相伴，不再孤獨。
回望這次尋找的過程，我逐漸理解，自己所麵對的，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去向問題，更是一個時代在個人身上的投影。
在兩個製度、兩種政治環境長期分隔的背景下，許多本應最基本的親屬關係，在檔案中卻變得模糊甚至消失。爺爺在台灣的資料中，沒有關於自己子女的記錄，這或許並非偶然，而是出於當時政治環境下對大陸聯係的回避，以免影響個人前途，或增加內部審查的複雜性。與之相對，在大陸的檔案中，父親的“父親一欄”卻被標注為“不知下落”。同一段血緣關係，在兩岸的記錄中被分別“刪減”，仿佛彼此不曾存在。
這種對親緣關係的回避，或許在當時是一種現實選擇，但也留下了難以預料的後果。當一個人對外不再承認自己的親生子女，其身後的人際關係便更容易被重新界定，也為他人介入留下空間。一些帶有個人目的的關係，便可能在這樣的空隙中逐漸形成，甚至在關鍵時刻取代原本應有的親屬位置。這種由時代造成的斷裂，最終又反過來影響了個人命運，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中的不幸。
至於爺爺的出生年份，在不同檔案中也出現了差異，這或許與當時軍職體係中對履曆的調整有關，也可能隻是長期流轉中的記錄誤差。正如戶政所工作人員所說，許多早期來台的國軍將士，其個人背景資料本就不夠完整，甚至帶有相當程度的模糊與不確定。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所經曆的尋找，更像是在碎片之間拚接一個人曾經真實存在過的痕跡。也許，一個人的完整一生，終究不會完全保存在任何一套檔案之中。
附錄照片： 爺爺奶奶1992年北京探親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