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理論沒有理論習思想不會思想
走資派習近平這位馬克思主義博士,是虛假的,不說來路不明,就是就其本事而言,實在是肚子裏沒有一點象樣的貨色。
走資派習近平鼓吹中華文化的複興,說“文化自信”,常不常愛引一點古語,其實,習近平對中國古代文化中的精華一竅不通,習近平學到的一點點恰恰又是不該學的古代文化中的糟粕。
這給走資派習近平的不會思想的思想,又或多或少地帶上了一點封建性。
《文革》中批判中說的走資派鼓吹的“封資修大雜燴”,用在走資派習近平思想上倒有點吻合。
《封資修大雜燴》指的是:古代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近代複辟資本主義後的資產階級資本家文化中的陳詞濫調,現代走資派鄧小平們的修正主義觀點,《封》《資》《修》雜燴在一起,就是習近平思想。
《毛澤東思想真有思想,鄧小平理論沒有理論。習近平思想不會思想。》
【AI】對《鄧理論沒有理論習思想不會思想》的解讀:
《鄧理論沒有理論習思想不會思想》這句話是關於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理論成果的評價視角。持此觀點者通常認為,鄧小平理論側重於“摸著石頭過河”的務實政策(如改革開放)而非係統性意識形態構建,而“習思想”被部分批評者認為更多側重於權力集中與政治治理,而非理論創新。
關於鄧小平理論: 觀點認為該理論的核心在於實踐和實用主義(如“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相對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它更像是一種行動指南。
關於“習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觀點認為該思想更傾向於政治話語的構建、全麵從嚴治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鞏固,部分觀察者認為其理論的係統性或創新性未達到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度。
這種看法代表了一種批評性觀點,傾向於將這兩者看作是對政治實踐的總結,而非像毛澤東思想那樣具有完整的理論體係。
《鄧理論沒有理論習思想不會思想》是一種批判性觀點,認為鄧小平理論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缺乏深刻的理論內涵或原創性。
《鄧小平理論》:官方和一些分析人士認為,鄧小平理論是一個係統的理論體係,旨在解決“什麽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
核心內容: 它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照搬外國模式,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一原則為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提供了理論基礎,批評了文化大革命時期追求“貧窮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做法。
觀點: 支持者認為,該理論成功引導中國從封閉經濟走向開放和快速發展。批評者則指出其導致了明顯的經濟不平等。
《習近平思想》又稱“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被官方定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鄧小平理論等前期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核心內容: 官方文件將其概括為“十個明確”、“十四個堅持”、“十三個方麵成就”等一係列指導原則。它著眼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目標,強調平衡經濟增長、促進產業創新和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觀點: 批評者(如一些學者和評論人士)認為,與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相比,習近平思想的概念模糊、邏輯混亂,缺乏精神內涵和原創性,更多是圍繞維護中國共產黨政權安全和核心領導地位的實用主義策略。也有觀點認為其將儒家治理模式與列寧主義的集中製原則相結合。
走資派習近平這位馬克思主義博士,是虛假的,不說來路不明,就是就其本事而言,實在是肚子裏沒有一點象樣的貨色。
走資派習近平鼓吹中華文化的複興,說“文化自信”,常不常愛引一點古語,其實,習近平對中國古代文化中的精華一竅不通,習近平學到的一點點恰恰又是不該學的古代文化中的糟粕。
這給走資派習近平的不會思想的思想,又或多或少地帶上了一點封建性。
《文革》中批判中說的走資派鼓吹的“封資修大雜燴”,用在走資派習近平思想上倒有點吻合。
《封資修大雜燴》指的是:古代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近代複辟資本主義後的資產階級資本家文化中的陳詞濫調,現代走資派鄧小平們的修正主義觀點,《封》《資》《修》雜燴在一起,就是習近平思想。
《毛澤東思想真有思想,鄧小平理論沒有理論。習近平思想不會思想。》
《紀念毛主席》
作者: 項觀奇
後麵還有幾批,有興趣的同誌可以找此文看看,這裏隻是舉例而已,不能再占篇幅。
十幾年前,我在《紀念毛主席》一文的結尾處寫道:曆史最終將會證明,毛澤東思想真有思想,鄧小平理論沒有理論。現在,可能還要補充一句,習近平思想不會思想。
請同誌們看一看,是不是這樣。習近平有什麽思想?沒有思想,因為他根本就不會思想。
習近平這位馬克思主義博士,是虛假的,不說來路不明,就是就其本事而言,實在是肚子裏沒有一點象樣的貨色。習近平鼓吹中華文化的複興,說“文化自信”,常不常愛引一點古語,其實,他對中國古代文化中的精華一竅不通,學到的恰恰是不該學的糟粕。這給他的不會思想的思想,又或多或少地帶上了一點封建性。過去說“封資修大雜燴”,用在習近平思想上倒有點吻合。古代的封建性糟粕,近代的資產階級陳詞濫調,現代的修正主義觀點,雜燴在一起,就是習近平思想。
十九大政治報告,就是一篇典型的習近平思想的產物,一篇典型的沒有思想的修正主義的大雜燴。
如果為習近平推卸責任的話,這就要怪那個幕後的三代禦筆王滬寧。
王滬寧就是這樣一個人。王滬寧哪裏懂馬列毛?王滬寧的經曆,王滬寧的本身的各方麵的特點,決定了王滬寧不可能是一個真懂馬列毛的馬列毛主義者。這一點,我是五年前就上書總書記講明了的。
王滬寧的“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純是毫無科學性,毫無內容的屁話,這種東西,騙騙江、胡二人足夠,但是,騙天下人是不可能的。王滬寧最大的特點就是時髦包裝下的拚湊。
王滬寧搞得那個“共產黨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的要求”,也就是“三個代表”的第一個“代表”,純是屁話。生產力的發展,是解決人類和自然界的矛盾,是生產力的自身矛盾、自身發展規律決定的。這是生產者、包括科學家的任務,哪裏是政黨的任務。政黨的任務頂多就是改善生產關係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不說人類上萬年的曆史,就說數千年的文明史,沒有政黨的時代,生產力就不發展了,就沒有“代表”了?純是瞎說。
這次十九大關於“主要矛盾”的表述。其實,就是這個謬論的翻版。還是生產力發展要求這一矛盾的表述。而這個矛盾貫串於人類曆史的始終。自從有了人,就有了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就有了一個生產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過去是這樣,今後還是這樣。什麽時候能不發展了,夠充分了,夠平衡了?永遠不會。這怎麽會是習近平的“新時代”麵臨的新的“主要矛盾”呢?這不是用無知耍弄習近平嗎?
剛剛又發明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新提法,也是拚湊的典型。認真分析一下,這又是一個屁話。就內容而言,完全背離了《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觀點,就形式而言,搬用“共同體”這樣的看似時髦的說法去迷惑人,自然,首先是迷惑習近平這個大傻。
1966年,毛主席寫給彭小蒙的信中,再次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沒有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沒有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就沒有人類的最後的解放。沒有這樣一個人類革命的過程,解放的過程,哪能有什麽“人類命運共同體”。放屁!
但是,從習近平嘴裏講出來,寫進了黨章,這就不是王滬寧個人的責任了。
《九評》中有一句話說得好:“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習近平不懂馬列毛,又不明白自己不懂馬列毛,還過分自信地產生偏見,以為自己很了不起,好像懂點什麽。於是,就欣然接受了王滬寧給自己穿上的這件“新時代”的“皇帝的新裝”----“習近平思想”!
在中國出醜還不夠,還要召開一百多個國家二百多個政黨首腦的國際大會,把習近平放到國際上去出醜。那篇演說算什麽啊!王滬寧就能那樣編,習近平就能這樣念。
毛主席的“三個世界劃分”是偉大。
習近平的“四個世界”(遠離恐懼、普遍安全的世界,遠離貧困、共同繁榮的世界,遠離封閉、開放包容的世界,青山綠水、清潔美麗的世界)是空話、蠢話、屁話。哪裏有一點馬列毛主義的關於當今世界認識的影子?哪裏還有一點共產黨人的氣味?
這意味著一種危險。
它證明,習近平在滿足個人野心的路上還會越走越遠,什麽壞事、傻事、冒險的事,他都有可能去作,這肯定將會給中國、甚至給世界帶來巨大災難。
大興的一把火,“低端人口”的被驅趕,幼兒園孩子的被虐待,就是這種危險的腳注。
這是當前擺在中國麵前的一個非常現實的非常迫切的問題。
四,和一切野心家一樣,習近平恐怕錯誤地估計了實現自己野心的可能性。
但是,黨內黨外,能思考的人還有,對黨、對中國前途有責任心的人也還有。人們不會輕易地允許曆史倒退,不會輕易地允許習近平搞倒行逆施,搞個人野心,搞專製獨裁。
還是毛主席在蘇共變修的時候教給我們的思想,那就是要相信廣大黨員是好的,廣大幹部是好的,廣大人民是要革命的。這自然是當時針對當時蘇聯的情況而言的,現在,這個教導完全適合中國的情況,特別是經過反修鍛煉的中國黨、中國人民,更是會按照毛主席的反修教導起來革命的。
而且,更深刻的道理在於,這有一個曆史發展的趨勢、曆史發展的規律的問題。幾乎一切有先進思想的中國人都看到,走向民主是中國的第一件大事。全世界都走向民主了,難道中國能例外?能在規律之外?
這是不可能的。民主比專製進步,中國人已經認識了一百多年,已經奮鬥了一百多年,這一天會到來的。
有位自由民主學者說,民主不是離我們更近了,而是更遠了。這種悲觀論調,就習近平現象而言,是可以理解的,一時的倒退不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曆史總是一進一退,反反複複,繞過許多彎子前進的。曆史沒有筆直的道路可走。但是,曆史前進的總的趨勢是不可改變的,前進是必然的,倒退是一時的。
就當代中國而言,民主戰勝專製是我們麵對的曆史課題,解決這一曆史課題,是我們麵對的曆史任務。不用說中華民族到底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就是不偉大也必然要解決這個曆史任務。因為這個世界上的發達的進步的國家已經沒有搞專製的了。我們如果停留在這個曆史任務麵前而止步,那我們這個民族就要、就應該被開除球籍。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還不至於如此無能。我們堅信,在中國這一曆史必然性一定會展開,民主一定會戰勝專製,法西斯專政的最壞的資本主義一定要被否定。至於未來是走向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走向資產階級民主共和製的民主,那是另一個問題,那要到時看中國人民的選擇。
從這一曆史規律意義上看問題,習近平搞個人獨裁專製實在是不高明,是在搞曆史倒退。王滬寧、蔡奇這類小人、奸佞是在加害習近平。這樣做,是愚蠢的,是注定要失敗的。這裏的曆史辯證法是,加冕專製獨裁的“偉大”,實際是扮演曆史的小醜;走向民主,甘願做真正的人民的公仆,反倒會成就了偉大。曆史隻有一個選項:民主。選擇專製,哪怕一時得逞,也是曆史的罪人,也要最後跌得粉碎,更大的可能是,在人民運動的怒火中被埋葬。習近平怎樣選擇是他自己的事,偉大和渺小,必居其一。
現在的事實告訴我們,習近平有可能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至於實際的曆史究竟會怎樣展開,那是充滿曆史偶然性的。有一條我們必須注意,就是毛主席教導的,修正主義的頭子改也難。我們不能寄希望於夢想、幻想。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對革命發生的兩個條件做過科學的論述,一個是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下去,再一個是被統治者不願照舊生活下去。觀察最近的世界各國的曆史大變動,都一再證明了列寧的意見是非常正確的。拿這個觀點和中國現在的實際相結合,可以看到革命發生的這兩個條件正越來越成熟。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的野心和專製,很可能是革命的催化劑。從這一點來說,這不是壞事是好事。
我個人感到,恐怕也不要低估了黨的高層人物的政治能量。習近平是他們選拔推舉上來的。現在出了問題,他們也還是有責任、有能力應對這個問題的。
這一點,已經可以看出跡象。
從十九大的報告場景看,江澤民、朱榕基以及劉雲山的態度是明確的。江、朱、劉這樣明顯地表示,不用找其它的原因,就是一種政治態度。何況還有李鵬等一大批人在。
而且顯然,已經發生過矛盾、鬥爭。不然江、朱、劉不會這樣表示,而習更不會表示了對江的故意的冷淡,對胡錦濤的故意熱情。
習和胡的那些特別的互動,是做給各方麵的人看的。從這一點看,胡錦濤可能要捧場。如果是這樣,這是對他自己的最後否定。在他任上,出了那麽多貪官,連政治局委員、常委,連軍隊高層,都出了那樣嚴重的問題,他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習近平是接的他的班,現在也出了問題,他更應負責。如果這次還和稀泥,那就徹底否定了自己。
習近平還沒有什麽政治資本,又過早地把自己的政治野心暴露無疑。他太小看黨內、特別是黨的高層的政治份量了。我說過,野心家總是錯誤估計形勢。
好了,不用多說,這裏也不能多說。請同誌們理解。
我隻是想告訴同誌們,習近平已經在危險之中了。十九大,他靠自己的苦心經營爬上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頂峰。但是,野心堆起的這種“勝利”是虛幻的、根本靠不住的,接下來,等待他的,將是萬丈深淵。
這是曆史不斷證明了的規律。雖然許多野心家在這個規律麵前總是陷入盲目性,總要碰得頭破血流,但是,野心家不會接受曆史教訓。
曆史的進步是必然的,曆史的規律是無情的,曆史不會原諒任何挑戰規律的小醜。
我們不僅要拭目以待,更要以馬克思高度讚揚的巴黎人民的那種“曆史主動精神”推動曆史前進,實現毛主席留給我們的遺願,奪取反對修正主義的偉大鬥爭的勝利,迎接社會主義的偉大紅旗在中國的大地上重新高高飄揚!
現在的事實很清楚。中國共產黨蛻變成修正主義走資派特色黨,蛻變的中國共產黨執掌的政權蛻變為資本家權貴服務的走資派特色黨,社會主義因此蛻變複辟了資本主義。這才是中國共產黨問題的要害。
現在,中國勞動人民還是國家的主人嗎?不是了。人民民主專政“改革”成了對人民專政。
現在,中國勞動人民還是國家財產的主人嗎?不是了。社會主義公有製“改革”成了資本主義私有製,勞動人民從財產的主人“改革”成了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國營工廠私有化了,工人下崗了。農村人民公社強行一刀切地解散了,人民公社的社員們成了四處流浪找工的農民工。醫療產業化。住房產業化。教育產業化。一切私有化。
這就是全部問題的要害所在。隨著中國共產黨的蛻變,共產黨的宗旨的蛻變,共產黨執掌的政權的性質發生蛻變,從政治上,到經濟上,到思想文化上,把勞動人民階級“改革”了下去,改回到了解放前的資本主義社會(毛主席說“和資本主義社會差不多”)的被統治、被剝削的階級地位上去。
這還是社會主義社會嗎?不是了。
這是幹社會主義嗎?不是了。這是複辟資本主義。
這樣的中國共產黨,不管還是不是叫共產黨,也不管是不是還在說搞“特色社會主義”,實際已經墮落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已經從無產階級的政黨,蛻變為資產階級的特色政黨。
這哪裏是共產黨的、黨員的作風問題呢?這又怎麽能談得是否走群眾路限的問題呢?不是的,根本不是的。
這是共產黨的根本性質、根本宗旨的問題。
共產黨不再為勞動人民翻身求解放奮鬥,不再搞屬於勞動人民最高、最大利益的社會主義,共產黨借改革開放之名搞起了資本主義,而且是最壞的官僚壟斷附庸資本主義,這才是現在的中國共產黨的真正問題,也才是中國共產黨要整黨真正應該解決的問題。習近平的走資派特色政府官僚們能走群眾路線嗎?
《折衷主義就是修正主義 》____“近平政治學”批判。(三)
作者:項觀奇
習近平政府一方麵,講“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了”。講“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製度自信”。並隆重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政治局常委一起去毛主席紀念堂。但是,另一方麵,又強調所謂“三個自信”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製度的自信,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也就是堅持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
這不是矛盾嗎?既講毛主席,又講鄧小平,既講馬列毛主義,又講修正主義,既講社會主義,又講特色資本主義,這不是矛盾嗎?從馬列毛主義看問題,是矛盾。但是,從修正主義看問題,卻是不矛盾。調和二者的哲學思想方法就是折中主義。
這是修正主義的一個基本特點。列寧曾經批評布哈林搞折中主義,總是用“一方麵,另一方麵”的折中主義的思維方法,抹煞事物的本質和主要傾向,否定事物的辯證法。毛主席也有同樣的意見。上世紀六十年代,毛主席在批評修正主義時,特別強調要批評折中主義,指出當時搞修正主義的人,總是搞折中主義,用折中主義反對政治掛帥,反對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陽奉陰違”,是一種危險傾向,明確指出“折中主義就是修正主義”。毛主席後來批評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實際也是批評把“三項指示”並列起來的折中主義。革命導師留下的這些曆史經驗,值得我們重視、學習和繼承。
現在奉行的“兩個不能否定”的說法,也是一種折中主義的思維方式。看起來,很公允,不偏不倚,毛主席路線領導的三十年不能否定,鄧小平路線領導的三十年也不能否定。但是,這是典型的折中主義,典型的“一方麵、另一方麵”,是把根本對立的馬列毛主義路線和修正主義路線的矛盾調和起來。在實際上,是並不可能公允的,而是依然用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衝擊掉、代替掉毛主席的馬列毛主義路線。
這是一種毛主席說的“陽奉陰違”。不管修正主義者的主觀願望如何,結果總是這樣,總是走向反馬列毛主義,反無產階級革命的斜路上去。
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是這樣的。這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理論的和實踐的問題。
三,再來說整黨,也就是所謂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
如果說,反腐是試圖以反麵打擊的方式解決黨的問題,那麽,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則是試圖以正麵教育的方式解決黨的問題。
反腐應該,整黨也應該。但是,已經搞過的第一批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實際情況告訴我們,和反腐的路線不對頭一樣,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路線也不對頭。
以群眾路線教育為主題本身就是文不對題。從已經搞過的“教育活動”看,實際主要是抓了黨員的作風問題,也可以說,是以黨員的作風問題為綱,開展這次教育實踐活動。按照官方的說法是:“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主要任務要聚焦到作風建設上,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
這樣分析觀察和試圖解決中國共產黨的問題、縣以上領導幹部(中央關於這次“活動”的文件所規定)的問題,對不對?
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路線分歧,存在著馬列毛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分歧。
這樣提問題和試圖這樣解決問題,又是一種折衷主義,實際還是修正主義。一方麵承認有問題、要解決問題、另一方麵又抹煞問題的實質,回避根本的要害的問題,以次要矛盾取代主要矛盾。給人的假象好像是要解決問題,其實是根本不想解決問題、也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這是一種典型的折衷主義,這種折衷主義思想方法和貫徹修正主義路線是一致的,是修正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
在我們看來,真正想整黨,想解決黨的問題,解決領導幹部的、包括作風在內的各種問題,還是要從端正路線入手,解決路線問題。貫徹毛主席的思想,“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思想上政治上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路線問題解決了,作為從屬的作風問題,也就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決。路線問題不解決,其它一切都是空話。試作論證。
首先,必須明確共產黨是幹什麽的,也就是共產黨的宗旨是什麽。
這似乎不是一個問題,但是,實際是一個大問題。
共產黨是幹共產主義、包括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的。對這一點,好像沒有分歧。特色論不是也說是“特色社會主義”嗎?不是說“社會主義原則不能丟”嗎?
但是,當今世界上,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多了,從赫魯曉夫到鄧小平,都沒有丟“社會主義”這個招牌。但是,正像我們黨的一篇批判修正主義的文章的題目所寫的,《關於赫魯曉夫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共產主義(包括社會主義)是有真假之分的。
修正主義總是從抹煞黨的性質、黨的宗旨入手,達到使黨蛻化變質的目的的。歐洲的修正主義都是這樣,從未掌權的西歐諸黨到掌權的蘇東諸黨,概莫能外。鄧小平的修正主義也是這樣。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樣說,推論下去,共產黨幹社會主義,本質就是發展生產力。這樣說,對嗎?不對。這是典型的“唯生產力論”,“貓論”。任何一個社會,都要發展生產力。正像馬克思說過的,人類如果停止生產,連一星期也存在不下去。這是常識。而且,曆史事實告訴我們,自進入文明社會後,沒有一個統治階級不知道要發展生產力,而且總是殘酷地發展生產力。如果像鄧小平這樣規定社會主義的本質,那社會主義社會和已往的剝削階級社會還有什麽本質區別。作為一個典型的徹底的修正主義者,鄧小平和他的前輩們一樣,可能如他自己所說,根本不懂社會主義是什麽,或者,更可能是以他們的淺薄的理論修養和對曆史的鼠目寸光去觀察社會主義。
其實,馬列毛主義對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低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的本質講得清清楚楚,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具體到中國,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通俗說,就是勞動人民階級當家作主。
列寧說,政權在哪個階級手裏,這一點是決定一切的。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這是真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政權在哪個階級手裏,決定社會主義的一切,決定社會主義的命運。離開政權在哪個階級手裏,談論黨的問題,談論發展生產力,談論其它的一切,都隻能欺人之談。
現在的事實很清楚。共產黨蛻變,蛻變的共產黨執掌的政權蛻變,社會主義因此蛻變。這才是共產黨問題的要害。
現在,勞動人民還是國家的主人嗎?不是了。人民民主專政“改革”成了對人民專政。
現在,勞動人民還是國家財產的主人嗎?不是了。社會主義公有製“改革”成了資本主義私有製,勞動人民從財產的主人“改革”成了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
這就是全部問題的要害所在。隨著共產黨的蛻變,黨的宗旨的蛻變,共產黨執掌的政權的性質發生蛻變,從政治上,到經濟上,到思想文化上,把勞動人民階級“改革”了下去,改回到了解放前的資本主義社會(毛主席說“和資本主義社會差不多”)的被統治、被剝削的階級地位上去。這還是社會主義社會嗎?不是了。這是幹社會主義嗎?不是了。這是複辟資本主義。這樣的黨,不管還是不是叫共產黨,也不管是不是還在說搞“特色社會主義”,實際已經墮落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已經從無產階級的政黨,蛻變為資產階級的政黨。這哪裏是黨的、黨員的作風問題呢?這又怎麽能談得是否走群眾路限的問題呢?不是的,根本不是的。這是黨的根本性質、根本宗旨的問題。
共產黨不再為勞動人民翻身求解放奮鬥,不再搞屬於勞動人民最高、最大利益的社會主義,共產黨借改革之名搞起了資本主義,而且是最壞的官僚壟斷附庸資本主義,這才是現在的共產黨的真正問題,也才是整黨真正應該解決的問題。
讓少數人先富就是為了製造新的剝削階級。好不容易將千年的舊製度人剝削人的社會推翻了,這個過程中對少數先富階級是殘酷痛苦的。但這是短暫陣痛,過三代之後人類中的階級分類就會逐漸消失。萬事開頭難,持之以恒堅持幾代慢慢就會成為習慣了。所以的新生事物都不是一次成功的,反複多次之後就會走向成熟,成為人類中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新時代。而《讓少數人先富》就是複辟,就是製造新的剝削階級,就是有意製造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時代,就是有意製造階級矛盾。有階級矛盾就有階級鬥爭。這就是曆史的必然,再加上走資派鄧小平用翻案不得人心搞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用口是心非的“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證明了的事實。
《讓少數人先富》是走資派鄧小平為複辟資本主義所依靠和擁有的複仇力量,是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依靠和擁有的在打土豪分田地中參加革命的農民力量。毛澤東依靠的是工人和農民們革命成功後建立新中國的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道路。而走資派依靠的是先富起來的既得利益集團精英官僚資本家權貴階級領導的資本主義道路。這就是階級鬥爭,就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是路線鬥爭。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麽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誌,都將在他們麵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麵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毛澤東:“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製度,城裏的貪官汙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麵威風,掃地以盡。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隻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裏向農會投降。“
毛澤東:“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了中國,誰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問題、根本問題。
農民們為什麽會跟著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鬧革命?翻開《毛澤東選集》,第一篇文章,《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毛澤東為了寫好這篇文章,在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用了32天,考察了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五個縣的農民運動,提出了解決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的理論和政策。
1927年1月15日下午,毛澤東離開湘鄉蕭家衝(今肖家衝),步行走到衡山白果鎮,不顧勞頓,當晚就在嶽北農民協會所在地聖帝殿,召開了農會幹部座談會。
所謂“嶽北”,主要指以白果鎮為中心,衡山縣南嶽衡山以北,衡山、湘潭、湘鄉、衡陽四縣交界處的廣大農村農村地區。
也就是在這裏,區農協委員長趙國城告訴毛澤東同誌: 我們這裏有“農工會四烈士”,1925年底,他們犧牲在軍閥趙恒錫手中,其中還有位64歲的老秀才,叫李玉邕,非常有氣節。
這讓毛澤東非常驚奇,直到聽完老秀才的事跡,仍唏噓不已,稱讚道: “李秀才是位革命者!”
老秀才是貧苦知識分子,雖然有前清的功名,可一樣受盡土豪劣紳的欺壓,所以農運起來,他也積極參加,還因為德高望重,人品高潔,被農友們選為楓林區(今貫塘鄉楓林村)的總代表,也因此成為土豪劣紳的眼中釘。
被捕後,64歲的老秀才,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也從不吐口“後悔”半字,還自擬了一副對聯,作為遺書: “六四歲,身首分離,是奇害、奇冤、奇誣、奇詐,應視為階級之恨;百餘裏,靈魂歸去,願我妻、我子、我媳、我孫,都要報戴天之仇!”
前清的老秀才,為什麽要擁護共產黨,和“泥腿子”一起鬧革命呢?
簡單說,是軍閥政府和土豪劣紳不辦人事啊!
說到這裏,就要從嶽北最大的“鄉賢”,湖南省長趙恒惕說起。
衡山縣白果趙家灣(今棠興村)是趙恒惕的老家,從祖父趙秀才那代起,趙家逐步成為大地主,有水田400餘畝,瓦房100多間,大片山林。父親趙壁庸已是嶽北十大豪紳之一,還在縣衙門兼著刑名師爺,綽號“摸不著”,黑白兩道通吃。到了趙恒惕這裏,趙家更是發展到良田萬畝的超大型地主。
在民國前期的湖南農村,封建土地所有製占主導地位,土地高度集中,貧苦農民苦不堪言。
從人口上看,佃農和半佃農在農村戶口中約占80%,其中佃農69.9%,自耕農兼佃農10%,遠高於全國50%的平均水平;從地租上來看,民國與清末相比,實際地租剝削已加重50%。東佃各半那都是良心價,六四、七三更常見。最離譜的長沙、湘鄉荒年是七三開,豐年要九一開;還有高利貸,借銀九元,月息一元是最常見的,耒陽要還一元三角,桃源則是借一元下月還兩元,益陽等縣春荒借穀一石秋收還兩石,妥妥的驢打滾,利滾利!
更要命的是趙恒惕為了維持反動統治,對自己的湖南老鄉敲骨吸髓。
當時湖南財政收入每月不過40萬,而軍政開支如果如數支付需100多萬。加之連年戰爭耗費巨大,趙恒惕為了彌補支出,采取在“田賦正供”之下,附加“軍事特捐”,“在特捐”之外,更加“畝捐”,還抽收“積穀捐”。除田賦正供附加外,還有各種苛捐雜稅,如互濟捐、厘金、屠宰、煙、酒,土硝、牙稅、鹽稅附加,口捐、特捐、路捐、房捐、煙畝稅等,名目繁多,數不勝數。
所以,就在趙恒惕的老家嶽北地區,農民中流行一首歌謠:“趙恒惕,害人精,逼租逼債又抓丁,勾結北兵打南兵,鬧得湖南不安寧。趙恒惕,親結親,窮人頭上壓烏雲,喪田喪土無活路,討米逃荒進牢門。趙恒惕,你莫凶,如今窮人鬧革命,大家捉住趙恒惕,剝皮抽筋點天燈。”
上有趙恒惕的橫征暴斂,下有土豪劣紳的凶殘剝削,外有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它們積極支持的軍閥混戰,再加上頻繁的自然災害,湖南農民長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要活下去,就隻有反抗這一條路可走!
1923年9月,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嶽北農工會成立。然而成立不到三個月,即被反動軍閥趙恒惕用武力扼殺了。“嶽北四烈士”就是這一時期遇難的,除了老秀才李玉邕,還有三位貧苦農民周德二、趙炳炎、廖芳炳。
大革命時期,湖南有投身革命的老秀才李玉邕。
抗戰和解放戰爭中,河南也有堅決擁護共產黨的老秀才王三江。
1944年9月,皮定均、徐子榮率八路軍豫西抗日先遣支隊搶渡黃河,挺進豫西,讓苦難深重的當地群眾眼前豁然開朗,原來這天地間還有這麽好的軍爺!
眾所周知,1944年國民黨軍豫湘桂大潰敗,日軍橫掃河南,本就被天災搞得苦不堪言的河南人民,特別是豫西人民,在經曆了水旱蝗災之後,又被國民黨軍和日軍連續禍害,群眾已經對這世道看不到任何光明與希望了。
但八路軍來了,共產黨來了,他們打鬼子,消滅偽政權和土匪,攆走為非作歹的頑固派,解救群眾於倒懸,人民發自真心的愛戴八路軍、共產黨。
在偃師,一位年近七旬,雙目失明的前清老秀才、老同盟會和國民黨員王三江老先生,讓孫兒用手杖牽著,走幾十裏山路,趕到抗日支隊駐地口孜鎮(今東西口孜村),要求見皮司令,說:“我日日夜夜想著你們,快給我分點工作於吧?”
王三江老人前半生坎坷,雖是殘疾人,卻一生追求光明,參加過同盟會和國民黨,致力於農村教育,創辦小學,開展放足運動,倡導女性讀書學習,參加過農民協會。抗戰爆發後又在兒孫和學生的幫助下,自費訂閱各種進步報刊,學習毛澤東的《論持久戰》。
大家也都發現了,當時的豫西群眾真是倒了血黴,水旱蝗再加上土匪、兵燹,完全看不到希望,但這位老人卻堅守這對光明一定會倒來,在光明到來之前,決不向黑暗屈服和諂媚。
鬼子來了,偃師縣的漢奸縣長是王三江的學生席傑三。老先生聽說後非常氣憤,讓孫兒牽杖去縣衙門前痛罵:“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從今往後,我不再是你們的老師!”
老秀才提出參加革命,一開始我們是不要的,年紀這麽大,又雙目失明,參加革命能幹啥?
可老秀才不氣餒,八路軍在前方打鬼子漢奸,他就讓孫子牽杖一家家奔走,挎著小籃子,人家要要飯,老秀才是要子彈手榴彈,此前國民黨潰軍扔下來的東西,他挨家乞討,鄉親們啊!八路軍來打鬼子漢奸,咱們都是中國人,終於有咱中國人的軍隊做中國軍隊該做的事了,咱不能壞良心,請大家把子彈手榴彈捐出來啊!
這樣的做法,既感動了鄉親們,也感動了八路軍,偃師抗日政府成立後,縣書、縣長禮聘老秀才為宣傳隊長。
抗戰勝利,皮司令撤走,國民黨回來了,老秀才就成了畜生們的眼中釘。
國民黨的不少地方勢力是老秀才的學生,來勸老秀才,上麵說你是共產黨,要弄死你,我們擔保說,隻要您翻過來,到處說共產黨不好,就可以頤養天年,否則就得死!
老秀才笑了,朝聞道夕死可矣,共產黨為窮人辦好事,舍生忘死打老日,好不好?你們國民黨是個啥貨色,我也知道,我七十了,活夠了,也見夠了,想咋弄死我,隨便你們,但作為老國民黨員,我要說國民黨是忘八蛋,中國的希望在共產黨。
1946年的最後一天,那天是農曆臘九,反動派在偃師新城(今縣城)西北角荒溝,活埋了老秀才。
王三江老人臨死清清嗓子,大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八路軍萬歲!”
文革中,毛主席指出[中發[1976] 4號中央文件]: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什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為了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拿錢買米、買煤、買油、買菜。八級工資,不管你人多人少。
一九四九年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十三年後重提階級鬥爭問題,還有形勢開始好轉。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麽的?是階級鬥爭嘛。劉少奇說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自己就不是熄滅,他要保護他那一堆叛徒、死黨。林彪要打倒無產階級,搞政變。熄滅了嗎?
為什麽有些人對社會主義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舊的資產階級不是還存在嗎?大量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不是還在嗎?小生產的影響,貪汙腐化、投機倒把不是到處都有嗎?劉、林等反黨集團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問題是自己是屬於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
為什麽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持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的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鄧小平在毛澤東逝世後完全否認他原來說過的話:“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我對中央保證,永不翻案”。
《卷款53億 又一 “成功人士”逃離中國》2026-2-8 來源:昭華文史
又一“成功人士”逃離中國,不僅卷款53億逃離,還留下眾多傾家蕩產的投資者。此人叫陳炫霖,年僅39歲,曾經是眾人眼中的天之驕子,如今卻淪為人人喊打的“金融巨騙”。那麽從天之驕子淪落到“金融巨騙”得他到底經曆了什麽?最終又換來了什麽樣的結果?年少得誌的商業天才,年紀輕輕就登頂富豪榜,陳炫霖是浙江台州人,他從小就被家裏當成重點培養對象,早早地就被送出國去英國讀了會計專業。學成回國後他還沒停下學習的腳步,又去讀了複旦的EMBA,妥妥的高學曆配置。
《又一 “成功人士”逃離中國》《又一 “成功人士”逃離中國》《又一 “成功人士”逃離中國》如同《反腐》一樣越反越腐永無止境。
為什麽走資派特色中國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在走資派鄧小平總設計師的“理論大師“的實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就長時間地不能也無法解決“先富帶後富“來實現共同富裕呢? 光用“先做大蛋糕後分好蛋糕要有一個時間過程”來解釋,是不足以充分來說明可以有“先富帶後富“來實現共同富裕的。走資派特色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進程表明,由於中國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財富來源路徑是:將毛澤東時代將近三十年全國人民共有創造和累結的,國有的集體公有的資產無原則無底線地私吞私分明搶明偷暗盜暗竊占為官僚們,以及他們的家屬和子女們的自己擁有的財富,進行徹底的資本主義私有化,因此如今走資派特色中國的資本家們富豪權貴們積累財富的時間超短。
在改革開放後的走資派特色中國政府號召下,成功地完成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任務所花的時間極短,而“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的任務卻遙遙無期。反而一些為財富、資本辯護的精英們常常以分配問題複雜為借口,預言需要等待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分配的公平問題,要大家忍耐再忍耐,這真是奇怪的邏輯。這將導致嚴重兩極分化趨勢的危險後果。
目前在走資派特色中國收入分配領域最核心的問題,是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兩極分化趨勢明顯。中心的問題是一部分人先富、暴富與大部分人不富或貧窮的矛盾。要克服和扭轉貧富差距擴大和兩極分化的趨勢,需要如何做?鄧小平理論中沒有這些理論和政策,而是明確宣布“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已經完成任務,何時要把這一政策轉變為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完成“先富”向“共富”的過渡?能否實現所“設計“的先富帶“後富“?
麵對走資派特色中國目前的現實,從毛澤東的“十個沒有”和鄧小平的“十個如果”中得到些什麽有益的啟發呢?
1940年2月1日,毛澤東曾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的講演中頗為自豪地說:“這裏一沒有貪官汙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種純潔的黨風,直接推動著中國革命的勝利前進。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沒有學李自成,用“兩個務必”讓全黨時刻保持清醒頭腦,迅速將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汙泥濁水蕩滌幹淨,將“十個沒有”擴展到全國,形成了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多數人當家作主的嶄新國度,中國人的凝聚力空前增強,中國人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中國人的創造力空前提高,西方國家的封鎖讓中國人民更加團結,帝國主義的軍事幹涉總以失敗而告終,資本主義意識滲透結果更是引火燒身,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中國人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經過二十八年的艱苦奮鬥,到主席仙逝,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美、蘇、中三級世界占一級的強大國家。“十個沒有”對幾千年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曆史進行了徹底顛覆,“十個沒有”讓中國成為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民幸福指數很高的國家,“十個沒有”讓西方世界感受到了中國在世界舉足輕重的分量,“十個沒有”讓中國總理自豪地說中國一無外債二無內債到本世紀中國將實現四個現代化,“十個沒有”現在想起來仍然讓人感到沁心提神驕傲自豪。
毛澤東給我們留下的“十個沒有”的共和國,為我們後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高尚的精神財富。為保證改革開放的健康有序進行,確保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鄧小平同誌提前就提出了檢驗改革開放成敗的十個如果,以防止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借改革開放之名將中國引入歧途。現在讓我們重溫一下總設計師的十個如果:
1、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問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
2、如果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在中顧委三次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91頁)
3、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4、如果產生了什麽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5、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麽意義?會在另一方麵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汙、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54頁)
6、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的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中國隻能走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08頁)
7、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製度,我們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別是中國人口多,如果那時十五億人口,人均達到四千美元,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六萬億美元……就表明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5頁)
8、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於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中國搞現代化,隻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曆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我們搞社會主義雖然犯過錯誤,但總的來說改變了中國的麵貌。(《吸取曆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9頁)
9、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4頁)
10、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製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使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發展。(《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4頁)
這十個“如果”,是“總設計師”在最後階段的“設計”中為中國留下的最深沉的聲音,堪稱鄧小平理論中頗具基礎地位的一個理論板塊。他的這一係列理論假設,絕不是不著邊際的空洞的政治預言,而是他從自己豐富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中生發出來的未來式憂患,是他從自己深厚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內存中提煉出來的警鍾式恒言,是他從自己生前最後一段時光對中國改革開放十幾年的實踐探索中打磨出來的望遠式洞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