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幹嗎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幹嗎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幹嗎？

20世紀資本主義的主導產業——世界汽車產業中的《勞工運動》在世界範圍內的動態機製。根據世界勞工小組數據庫所提供的各種數據，展示了一幅從1930年至今的世界汽車產業的《勞工運動》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變遷模式的畫卷。人們發現，《勞工運動》的分布表現為空間上的一係列轉移，這種轉移貫穿了整個20世紀，而《工人運動》的中心先後經曆了從北美到西歐，再轉移到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過程。

《勞工運動》的空間轉移機製進行了描述，包括這種轉移與連續不斷的資本遷移之間的關係。汽車產業中的大規模生產，傾向於在其誕生地重新製造類似的社會矛盾，結果是，幾乎在所有福特式大生產迅猛擴張的地方，都產生了聲勢浩大、影響廣泛的《勞工運動》。盡管在每一次強大的《勞工運動》爆發後，資本家就會把生產遷移到勞動力更為廉價、工人更為馴服的地方，從而削弱那些資本撤離到的地方的《勞工運動》，但這同時又增強了資本擴張的新場所的工人的力量。

《勞工運動》和《資本遷移》之間的關係中必須要做到的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幹嗎？就是要抗爭反抗造反，為勞工爭取權益，又或是為維護前輩幾代勞工己爭取到的權益，如：《8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標準、社保醫保、工傷賠償、產假，還有禁止童工的法律，都不是資本“良心發現”主動給的，全是一代代勞工團結起來鬥爭，用血汗換來的。》
 
關於“主義“？“主義“就是：《思想和觀點》。不管是什麽“主義“，基本的是要看其中的《思想和觀點》。如同意，如反對。而不是一講“主義“，就反對。《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思想和觀點》，對於勞工來講是同意的，對於資本家來說是反對的。這就是現實，這就是階級，這就是階級矛盾，有矛盾就有鬥爭，有階級矛盾就有階級鬥爭。

轉載搏文：《為什麽世界對資本很友好，對勞工很殘酷？ 》(2026-01-18 21:39:52)

《為什麽世界對資本很友好，對勞工很殘酷？》

作者：海納愚夫工作室
 
因為資本能流動、能組織、能影響規則；而勞工通常被固定、被分散、被消耗。
 
咱們一步步把這事說透。
 
一、資本是“會逃跑的”，勞工卻被綁得死死的
 
資本最核心的優勢就是“能跑”：錢、工廠、訂單、供應鏈，說挪窩就挪窩。稅太高？換個低稅國家；工會太強不好管理？換個對勞工約束多的地方；人工成本漲了？要麽外包給更便宜的地區，要麽直接上自動化設備替代人。
 
可勞工不一樣，咱們被太多東西綁住了：要吃飯、要付房租，孩子要上學，家裏老人要照顧，根本沒那麽多選擇權。簽證、語言、戶籍、身份，隨便一個都是坎兒，別說換國家了，就算換個城市重新打拚，都得掂量半天成本和風險。
 
所以你看，各國政府在“討好誰”這件事上，天然就偏向資本——畢竟資本跑了，經濟、就業都會受影響；而勞工，大多隻能留在原地。
 
二、資本能抱團行動，勞工卻總被刻意分化
 
資本的組織力有多強？跨國公司、商會、專業的遊說團體，還有律師、會計師、智庫甚至媒體，能長期、有策略地去影響政策製定，為自己爭取利益。
 
可勞工呢？早就被拆得七零八落了：本地人和移民比，正式工和臨時工比，白領和藍領互相看不上，全職的還瞧不上跑外賣、開Uber的零工。這種分化不是偶然，而是刻意為之——一旦勞工想聯合起來爭取權益，馬上就會被貼標簽：“不理性”“影響經濟發展”“破壞企業競爭力”，甚至被懟一句“你不幹，有的是人幹”。
 
一個抱團的集體，和一群互相競爭的個體，博弈的結果從一開始就注定了。
 
三、現代製度，本質就是為資本設計的
 
你仔細琢磨琢磨就會發現，很多規則從根上就偏向資本。
 
先看法律：財產權規定得明明白白，還能跨國執行，資本受了損失叫“承擔風險”，會被同情、被保護；可勞動權呢？往往模糊不清，還受地域限製，執行起來也打折扣，勞工受了損失，大概率會被說“是你自己沒本事”“跟不上節奏”。
 
再看教育：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都是教你怎麽掌握“可替代的技能”，怎麽服從製度、守時、完成KPI，卻很少教你怎麽談判、怎麽集體博弈、怎麽維護自己的權利。說白了，教育把勞工訓練成了“互相競爭的個體”，而資本從始至終都是“抱團的玩家”。
 
四、全球化，其實是“資本的自由化”，不是“人的自由化”
 
很多人以為全球化是大家一起變好，可現實是，全球化隻給資本開了“全球通行證”，卻給勞工設了無數關卡：國境線、簽證、身份歧視，一道道坎把人困住。
 
工廠可以24小時在全球比價，挑哪裏的工人最便宜、最聽話、最沒保障就往哪去。這不是誰的陰謀，而是這套製度的必然邏輯——資本能自由流動逐利，人卻隻能在有限的空間裏謀生。
 
五、為啥這麽殘酷，卻還被說成“合理”？
 
因為話語權在資本手裏，敘事權也被他們掌控了。
 
失業了，不說是製度問題，而是“你沒跟上時代”；加班加到猝死，不說是剝削，反而被包裝成“奮鬥文化”；工資低得養不起家，美其名曰“市場決定”；就算是赤裸裸的剝削，也能被說成“提高生產效率”。
 
可資本獲利的時候呢？就被誇成“成功”“創新”“對經濟有巨大貢獻”。同樣的結果，對資本和勞工，卻有兩套完全不同的解釋。
 
六、但曆史也告訴我們：勞工不是一直輸
 
不過別太灰心，咱們今天能享受到的8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標準、社保醫保、工傷賠償、產假，還有禁止童工的法律，都不是資本“良心發現”主動給的，全是一代代勞工團結起來鬥爭，用血汗換來的。
 
隻是現在的情況更難了：全球化讓勞工的談判力變弱，AI和自動化又進一步擠壓就業空間，加上工作越來越個體化、平台化，勞工想再聯合起來，難度比以前大了太多。
 
七、最後說句冷靜的總結
 
這個世界並不是“仇視勞工”，而是這套係統的規則，本來就優先獎勵那些能移動、能積累、能影響規則的一方——也就是資本。
 
但這也不是無法改變的宿命。曆史已經證明，當勞工能重新組織起來、重新聯合起來、重新掌握話語權的時候，規則就會被改寫，世界的態度也會跟著改變。
 
殘酷的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看清現實後，還放棄了抱團的勇氣。

[yongbing1993]

資本能抱團行動勞工被刻意分化







為什麽會造成今天的《資本能抱團行動勞工被刻意分化》之現實？

因為，自從《蘇聯解體以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低潮階級，世界各國的右轉傾向，已然反映了資本主義體係內部的重重矛盾。而這些矛盾不僅體現在貧富分化的加劇，也體現在社會文化的分裂與對立。不可否認的是，蘇聯解體以來，雖然世界各國的資本主義內部靠著工會組織的一些罷工等改良主義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些矛盾的爆發。但是，這些手段並非根本性解決方案，勞工階級即各行各業的工人通常僅僅通過各自的行動迫使資本家在利潤分配等較溫和議題上作出妥協。而這種緩解歸根到底畢竟是源於無產階級生活狀況的提升，且具有切實的可行性，因此有被討論的價值。最主要的是，如今的工會領導們可以被資本家收買成為特殊富有的工人，而全世界或各國的各行各業的工會也被刻意分化，無法統一聯合行動，更不可能討論更激進話題的文章或是行動很難發出去或組織起來。那麽工會就披上改良主義的外衣去做和事佬好了。但凡一提到《反抗》《抗爭》或是《造反》，資本家們以及政府官員就會拿著《暴力》或是《恐怖組織》來用國家機器進行圍剿消滅之。這就是，自從馬列主義產生之後所引起的所有資本家聯合起來持之以恒的《反共》成果。

上個世紀，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工會》能看出當時的《工會》的影響力有多大，工人抱團的程度有多高。如：《8小時工作製、最低工資標準、社保醫保、工傷賠償、產假，還有禁止童工的法律，都不是資本“良心發現”主動給的，全是一代代勞工團結起來鬥爭，用血汗換來的。》

《工會》密度高的國家，各行各業的《工會》聯合起來可直接影響工人的力量。在工會密度高的地方，工人有組織、有靠山，能通過集體談判跟資本家或政府官員老板談工資、談福利。工會密度低的地方或沒有工會的地方，工人可能更分散，單打獨鬥時底氣就弱一些。工會密度在全球各地差別很大，這跟各國的曆史、經濟和文化脫不開關係。看看幾個典型國家的工會密度有關，但也不全和密度有關。

例如：在世界上的北歐國家是工會密度的高地。如瑞典，工會密度大概在66.5%（2019）；丹麥67.5%（2019），芬蘭64.2%（2019），挪威52%（2016）。這些國家以福利社會聞名，工會就像一張大網，把大部分工人罩住，幫他們爭取高工資、短工時和好福利。德國的工會密度大約18%，不算特別高，但它的行業工會很強，比如金屬工業工會，能代表整個製造業跟老板談判，影響力不容小覷。

但是在法國，工會密度隻有8%，低得讓人意外。請別以為法國工人沒力量，他們的罷工文化可是出了名的，經常上街抗議，聲勢浩大。美國工會密度大約10.1%，工會主要集中在某些行業，比如汽車和建築，影響力因地製宜。日本的工會密度在17%左右，大多是企業工會，跟公司綁在一起，更注重內部穩定而非對外抗爭。

而走資派特色中國是個十分特殊的國家，《工會》的情況很有趣。走資派中國特色政府官方說，《工會》的會員超過3億，但中國特色政府裏的《工會》跟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不同，《工會》更多是由政府官員主導，目標是為了維護資本家工廠的穩定和推動資本家企業經濟的發展的，而這裏的《工會》不是單純為工人跟資本家老板和政府官員對抗的。所以，走資派特色中國這個國家的《工會》密度不好直接跟別處國家比，性質和作用都另有一套。不過，這樣的《工會》受到全世界的資本家們的喜歡。全世界最富的美國大資本家馬斯克讚賞不已：“許多中國人極具天賦，又努力勤奮，對汽車製造業很有信念。中國人工作非常努力，不僅僅是熬到12點，他們可以熬到淩晨三點。一些工人甚至忘了回家，就睡在工廠裏。”接著他就酸起了美國人：“美國人則想方設法不去上班。”馬斯克曾義憤填膺地說過，每周隻工作40小時的人，是無法改變世界的。“如果別人每周隻工作40小時，那我工作100個小時。這樣，我隻用4個月就可以做到別人1年才能做完的事。”而馬斯克沒提到的是中國工人被迫在惡劣條件下工作，對工人們的身心健康都有害。特斯拉為馬斯克積累了大量資本，讓他能夠無縫銜接自己的興趣愛好和征服宇宙的野心。

這些數字告訴人們，工會密度高低隻是表象，真正決定工人力量的，是工會怎麽運作、怎麽影響社會。一般來說，工會密度高的國家，罷工更有組織、更規範；工會密度低的地方，罷工可能更隨意、更自發。這背後的邏輯不難懂：工會就像一支隊伍的指揮部，有它在，行動就有章法。

拿北歐國家來說，工會密度高，罷工通常是有計劃的。比如瑞典的工人要罷工，得先通過工會投票，定好時間和目標，然後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停工。這種罷工不常有，因為工會平時就能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罷工隻是最後的殺手鐧。結果是，罷工雖然少，但一旦發生，往往能逼老板讓步。

法國卻反其道而行。工會密度才8%，可罷工卻是家常便飯。法國的罷工經常是自發的，工人不滿就停工、上街，鐵路罷工、教師罷工時常刷屏。雖然工會成員不多，但工會帶頭喊口號、組織遊行，影響力輻射到沒加入工會的人。這種“罷工文化”讓法國工人即便組織度不高，也能掀起大浪。

在走資派特色中國，因為工會的特殊性質，罷工不像上述國家那麽普遍。但近年來，一些自發的工人維權行動開始冒頭，比如討薪、抗議工廠關停。雖然不一定有工會牽頭，但工人的行動意識在覺醒。

工會密度不高，罷工文化也能生根？工會密度低，通常意味著加入工會的工人比例不高，按理說，工人的組織力量應該會隨之減弱。然而，現實卻並非總是如此。即便工會密度不高，隻要工會存在並持續活動，就能培養出一種“罷工文化”。這種文化不隻影響工會成員，還能激勵沒加入工會的工人，讓他們自覺組織起來，甚至搞出獨立的工會。

在曆史上還真有這樣的例子。在一些國家，即便工會密度不高，罷工文化卻能以不同的麵貌頑強存在，甚至推動社會變革。這種現象的出現、維持和再生產，依賴於曆史、社會和經濟的複雜交織。通過幾個國家的真實故事，來看看低工會密度下的罷工文化是如何呈現的：有的持久強勁，有的蓄勢待發，有的黯然無力。

法國是低工會密度與強罷工文化並存的典型。它的工會密度隻有8%，但罷工卻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就在2023年，為了抵製養老金改革（該政策意在延遲退休），法國工人發起了一場總罷工，從1月19日持續到6月8日，期間多次大規模行動，每次參與人數基本都在100萬至200萬之間。2023年法國的總人口也不過6829萬人，勞動參與率約為73.8%，即這場總罷工每次大規模行動的參與人數均占全國勞動力的1.98% ~ 3.97%。這種罷工文化之所以能持久存在並不斷“再生產”，離不開幾個關鍵條件。法國的抗爭傳統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時期，歐洲共產主義浪潮退潮以後，罷工在法國依然被視為維護權益的正當手段，深入人心。社會氛圍也起了大作用，法國人對罷工普遍寬容，甚至支持，認為這是爭取權利的合法方式。工會雖然會員不多，但策略靈活，善於通過遊行和聯合行動動員非會員，比如法國總工會常常扮演核心協調角色。此外，法律保障也不可忽視，法國憲法明確保護罷工權，讓工人有底氣行動。政治經濟壓力則常常充當直接導火索，像養老金改革（延遲退休）這樣觸及大多數人底線的政策，激起了工人的強烈反彈。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讓法國的罷工文化持久傳承，低工會密度不僅沒削弱工人的行動力，反而讓罷工不時成為全民參與的社會運動。

波蘭則展現了另一種可能：低工會密度下潛伏著悠久的罷工文化，隻待臨界點爆發。波蘭的工人鬥爭傳統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時波蘭正處於工業化進程中，工人階級逐漸覺醒並組織起來爭取權益。早在1905年，波蘭就爆發了大規模工人罷工，抗議沙俄的統治和高強度、低保障的勞動條件。1918年波蘭獨立後，工人運動並未停歇，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波蘭工會組織逐漸壯大，通過罷工和談判爭取到了工資提升和工作環境改善等權益。二戰後，波蘭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工會組織被政府控製，工人運動表麵上受到壓製。然而，不滿情緒從未消散，反而在官方高壓下暗流湧動。到1980年代，這種積累的不滿終於在格但斯克造船廠的罷工中爆發，點燃了“團結工會”運動的火種。這場運動迅速席卷全國，迫使政府承認“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並最終推動了波蘭的政治轉型。這種從沙俄時期到獨立國家，再到蘇聯治下的持續鬥爭，貫穿波蘭近現代史的多個階段，體現了其工人運動的“悠久”性。這種“傳統”不是一次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代代相傳的抗爭精神，形成了波蘭獨有的工人文化。1980年代的“團結工會”之所以能迅速崛起，正是因為這種深厚的曆史積澱和臨界點的到來——政治壓迫、經濟困境、強有力的領導和外部支持共同作用，讓低工會密度下的罷工文化突然爆發，推動了社會變革。

相比之下，日本和美國的情況就顯得暗淡許多。這兩個國家同樣工會密度不高，卻伴隨的是弱罷工文化。 日本的工會密度在17%左右，多是企業工會，與公司關係密切。每年春季的“春鬥”是例行公事，工會跟企業談判工資福利，但更像是壓力閥，讓工人定期發泄不滿，卻難撼動勞資格局。這並非偶然，戰後在美國主導下，日本的政治家和資本家聯手打壓工人運動，工會鬥爭性被削弱，成了維護穩定的工具。 美國工會密度10%，工會集中在汽車、建築等行業。2023年，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組織的大罷工讓車企妥協，工人拿到了加薪，但這種鬥爭多局限在特定領域。美國的勞動法限製繁多，比如要求提前通知，加上個人主義文化的影響，罷工很難被廣泛接受。 在這兩個國家，工會成員常被戲稱為“工人貴族”，享受一定特權，卻對非會員關注有限。雖然工會偶爾能起到示範作用，比如帶動行業工資提升，但整體影響力被低工會密度和弱罷工文化拖累，難成大氣候。——我曾在《工會與罷工》一文中提及“工人貴族”這一概念（如何看待“如果嚴格執行勞動法，會有很多企業活不下去，發生大規模裁員。”這種說法？），但說實話，寫得比較含糊；這裏提供的意見或許能讓讀者朋友們對該概念有一個更清楚的認識。

走資派特色中國，工會密度低且罷工文化幾乎無跡可尋。這裏的工會由官方主導，目標是維護穩定而非對抗。罷工文化缺席的原因不難理解：走資派特色中國官方控製讓工會成了政治和經濟的附庸，而不是工人的武器；法律限製讓罷工幾乎寸步難行，甚至可能違法；社會氛圍也不支持，集體行動缺乏認同，工人意識薄弱；經濟發展則削減了不滿情緒，生活水平提高讓工人少了抗爭的動力。2023年，特色中國的工人抗議事件達到1794起，同比增長216%，主要涉及工資拖欠和安全問題。盡管這顯示出工人對權益的關注正在覺醒，但這些自發的維權行動多為零散行為，尚未形成像波蘭“團結工會”那樣的全國性運動或組織。與波蘭1980年代前的醞釀期相似，這個國家當前的不滿情緒在積累，但官方控製和法律環境的約束讓其暫時難以演變為大規模的罷工文化。這種相似性提醒我們，工人運動的火種需要時間與契機才能燎原。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低工會密度下的罷工文化千姿百態。法國靠曆史傳統和社會土壤讓罷工文化持久強勁，波蘭在壓迫中孕育悠久傳統蓄勢待發，日本和美國因鬥爭性被削弱而顯得無力。工會密度隻是個指標，真正決定工人力量的，是曆史、社會氛圍、工會策略、法律保障和經濟壓力的綜合作用。工會密度會密度不高，隻要條件合適，罷工文化也能生根發芽，甚至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火種。

[yongbing1993]

換個民主黨的總統美歐又和好了






美國與歐洲分分合合太正常了。特朗普宣布向丹麥，以及7個向格陵蘭島派兵的歐洲國家征收懲罰性關稅，並稱，它們將延續到美國就格陵蘭島的全麵收購達成協議為止。

這是特朗普把吞並格陵蘭島公開的主張正式作為美國的國家決定擺到了台麵上，並且不再是協商式，而是公然脅迫歐洲。這是自北約成立以來大西洋兩岸第一次不可調和的公開敵對，而且目標是美國對歐洲一塊領土。“我們談的是收購，不是租賃，也不是短期持有。”特朗普上周日乘坐“空軍一號”返回華盛頓時說。

美歐在冷戰結束後多次出現分歧，從波黑戰爭到伊拉克戰爭，再到烏克蘭戰爭，還有貿易戰，等等，但那些都是分歧，頂多是裂痕。但是特朗普要吞並格陵蘭島，並且強硬製裁丹麥和支持丹的7個歐洲國家，這是吞並和反吞並的零和對抗，是邁向敵對的重要一步。

事件的起因是丹麥邀請英法德等7個國家一起赴格陵蘭島參加“北極耐力”聯合軍演。為了降低敏感性，丹麥同時也邀請了美國。除了丹麥之外，那7個歐洲國家總共派出37人：法國15人，德國13人，瑞典3人，挪威2人，芬蘭2人，荷蘭1人，英國1人。

但是特朗普非常憤怒，他在社交媒體上發帖說，“更糟糕的是，丹麥、挪威、瑞典、法國、德國、英國、荷蘭和芬蘭都前往格陵蘭島，目的不明。這對我們星球的安全、保障和生存來說，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局麵。這些參與這場危險博弈的國家，已經將風險推向了無法承受和持續的地步。因此，為了維護全球和平與安全，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迅速且毫無疑問地結束這一潛在的危險局麵。”

特朗普還指控丹麥在過去幾個世紀裏享受了美國的補貼，他寫道，“多年來，我們通過不向丹麥、歐盟所有成員國以及其他國家征收關稅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報酬，一直補貼著它們。如今，幾個世紀過去了，丹麥該回報了——世界和平岌岌可危！”他還嘲笑丹麥，“他們目前有兩輛狗拉雪橇作為護衛，其中一輛是最近才增加的。”

特朗普還重申格陵蘭島在軍事上的重要性，他寫道，“如今，由於格陵蘭島的存在以及現代進攻性和防禦性武器係統的出現，收購的必要性顯得尤為迫切。目前，數千億美元正被用於與‘穹頂’相關的安全項目，包括可能用於保護加拿大。”

特朗普悍然宣布將從2月1日起，對他點名的8個歐洲國家向美國出口的所有商品征收10%的關稅，6月1日起，關稅將增至25%。“該關稅將持續有效，直至就格陵蘭島的全麵收購達成協議為止。”

特朗普的宣告相當於晴天霹靂，歐洲驚駭，又氣又怕。各國領導人的反應在當地時間周六晚上迅速做出。其中，法國總統馬克龍的表態最強硬，稱特朗普的威脅“不可接受”。

馬克龍說：“任何恐嚇或威脅都無法影響我們，無論是在烏克蘭、格陵蘭島，還是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當我們麵臨類似情況時，都不會屈服。關稅威脅是不可接受的，在當前形勢下毫無立足之地。如果關稅威脅成真，歐洲人將團結一致、協調一致地予以應對。我們知道如何維護歐洲主權。”

英國首相斯塔默也表達了類似觀點，盡管語氣相對緩和。他在一份聲明中說：“為了維護北約盟國的集體安全而對盟國征收關稅是完全錯誤的。”

挪威首相施特勒表示，盟友之間不應存在威脅。瑞典首相克裏斯特鬆表示，瑞典不會被“勒索”。芬蘭總統斯圖布則表示，夥伴之間的問題最好通過討論解決，而不是施加壓力。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有意緩和美歐衝突，兩人在一份聯合聲明中強調了對話的重要性，但他們也不得不維護歐洲的基本立場。聯合聲明指出：“關稅將破壞跨大西洋關係，並可能導致危險的惡性循環。歐洲將繼續保持團結、協調，並致力於維護其主權。”科斯塔還單獨表示，針對美國對歐洲8國加征關稅的措施，正在協調歐盟成員國發起聯合反製。

但是，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卻把事情往中俄頭上扯，聲稱美國這樣做，“中國和俄羅斯肯定樂壞了”。卡拉斯的表態反映出歐洲一些人仍抱有幻想，希望喚醒特朗普和其支持者“西方是一夥的，要共同對付中俄”的地緣政治觀。

丹麥人和格陵蘭人周六湧上街頭，抗議特朗普一直以來對吞並格陵蘭的威脅，以及他最新的關稅脅迫。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有數千人參加了示威。而在極夜的格陵蘭島，竟有約5000人聚集在首府努克的街頭進行抗議，這個人數占了格陵蘭島總共5.5萬的人口約10%。人們舉著“美國佬滾回家”和“格陵蘭已經很棒了”的牌子。

特朗普的最新威脅在美國也引起了很多擔心和反對。正在丹麥訪問的美國跨黨派議員團的成員周六對記者說，“特朗普政府圍繞格陵蘭島潛在收購問題發表的聲明節奏並不具有建設性。”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周六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參議院民主黨人將提出立法阻止關稅，“以免這些關稅對美國經濟和我們在歐洲的盟友造成進一步損害”。

甚至連共和黨內部的立法者也對特朗普的格陵蘭島計劃表示反對。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眾議員唐·培根告訴CNN，特朗普對其他北約國家的威脅是“可恥的”。他說，格陵蘭島是北約的一部分，這給了總統有很多理由在那裏增設軍事基地。他表示，如果特朗普總統執意入侵格陵蘭，他會考慮“彈劾他”。

但是，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邁克·沃爾茲則為特朗普辯護，他周六說，“總統正在竭盡全力維護我們在西半球的國家安全，無論你稱之為‘唐羅主義’還是‘門羅主義2.0’。”

美國的最新民調顯示，有28%的人支持特朗普收購格陵蘭島，45%的人表示反對。但是，絕大多數人反對美國以武力方式吞並格陵蘭島，這一反對比例高達73%。

格陵蘭事件正在從特朗普的個人願望和主張演變成美國正式的吞並行動，並強迫丹麥和歐洲就範。這是足以與烏克蘭戰爭並列的重大地緣政治突變，它在宣告跨大西洋聯盟精神上的死亡，預示了歐洲整體上對美國信任的終結。即使歐洲最後被迫向特朗普割地，他們對美國的認識也將徹底改變。

事情已經邁過了臨界點，即使特朗普在輿論壓力之下，之後暫緩對格陵蘭島的吞並行動（這個可能性很小），也將很難恢複歐洲對美國的信任。除非美國因格陵蘭島之爭彈劾特朗普，甚至為此追究他的刑事責任，否則，歐洲會擔心美國吞並格陵蘭島的企圖隨時可能卷土重來，而且在關稅戰和俄烏衝突中，華盛頓的立場與格陵蘭島問題形成了疊加，對歐洲的衝擊是全麵的、根本性的。

世界不亂，舊體係不會崩潰，作為世界力量重心之一的歐洲在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變化。如今的歐洲技術落後，軍事力量薄弱，還高度意識形態化，在地緣政治上表現出很老登的目光短淺和執迷不悟。如今，俄羅斯是歐洲的敵人，美國是歐洲的叛徒，隻有中國致力於與歐洲真正的友好合作，但歐洲卻在許多對華問題上搖擺不定，患得患失。他們在敵、友、夥伴的關係上陷入混亂，戰略上矛盾、迷茫。現在突然之間，美國從背後包抄，以他們做夢都沒有想到的方式要奪取歐洲的一塊領土。

四年一到換個民主黨的總統美歐又和好了。

這是一個資本的世界，一切皆有可能。

[yongbing1993]

更支持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才對







不管是《強硬和坦率》，還是《虛偽和道德說教》都是帝國主義的本性。就是美國的本性。目的和結果是同樣的，唱黑白臉而己。

以下內容摘自網上。

特朗普的上台標誌著虛偽和道德說教的終結，以及美國外交政策中一種新的強硬和坦率形式的到來。

不再有粉飾太平，不再有精心措辭。

如果不再受任何約束，也就無需再搞花言巧語式的外交了。

正如體育評論員霍華德·科塞爾那句名言所說，是時候“實話實說”了。在特朗普之前，美國攻擊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時，華盛頓會聲稱是為了民主或安全，盡管人們懷疑其真正目的是石油。如今，美國總統第一個站出來堅稱他攻擊委內瑞拉是為了石油，民主不再是任何借口。

無論美國人還是非美國人，都已經厭倦了美國華盛頓幾十年來的雙重標準與自由派虛偽。

正因如此，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後，美國前總統喬·拜登試圖重啟冷戰式“民主與威權”敘事的舉動才會以慘敗告終。

美國華盛頓對俄羅斯實施強硬製裁措施，反而導致“民主的“的印度一度大幅增加對俄羅斯石油的購買量，而“民主的“南非幾乎在普京宣傳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中與莫斯科站在一邊。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曾說過一句話：對於任何統治者而言，如果不能兩者兼得，那麽被人畏懼比被人愛戴更好。如果真是如此，人們應該更支持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才對。

人們應該《更支持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才對》。

如不該《更支持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才對》？

無非就是喜歡：《虛偽和道德說教》的政府領導。

《不再有粉飾太平，不再有精心措辭。》的《強硬和坦率》有什麽不好嗎？一些《虛偽和道德說教》的政府領導就是一個《虛偽和道德說教》的人。專門搞《搞花言巧語式的外交》。

而《無論美國人還是非美國人，都已經厭倦了美國華盛頓幾十年來的雙重標準與自由派虛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