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中的錢學森

文革中的錢學森 作者：華新民 　　錢學森先生以９８歲高齡與世長辭，在中國乃至世界華人中有很大的反響，引起了許多評論。正麵的評論多涉及他在美國麵對不公正對待堅持回歸祖國以及回國後對中國航天事業做出的貢獻。負麵的評論則多涉及他五十年代大躍進期間在報刊上就糧食產量發表的言論和八、九十年代對開展“人體科學研究”的倡導。在這些熱鬧的評論中，少有涉及錢學森在六、七十年代的言論行止。究其原因，大體上可以說，這個時期正是“兩彈一星”會戰最關鍵的時期，錢學森以全部心力領導導彈和衛星的研製計劃，保密的需要，使他同社會幾乎處於隔離狀態。可以推想，這也是錢學森工作壓力最大、任務最為繁忙的時期，少有餘暇參與社會上發生的事件。 　　現在這位中國近代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已經走進曆史，在對他的熱烈頌揚和其他“熱議”行將冷卻之際，他在六、七十年代的所行所思，應當成為史家分析探討的課題。尤其是，這段時間大致上同文化大革命的醞釀、發動、高潮和終結相重合，錢學森在這個時期有什麽樣的經曆？他的生活工作環境有什麽樣的變動？他同中國當局有什麽樣的互動？他的內心經曆了怎樣的波瀾？等等，都是今天和未來的人們感興趣的話題。站在曆史的高度回答這些問題，除了幫助人們了解這位科學家以外，也有助於人們認識那個時代，以及有助於弄清類似以下這樣的大問題：在文革大動亂時期，“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為什麽卻能夠取得“兩彈一星”計劃的成功？ 　　筆者在１９６２年秋天考入中國科技大學近代力學係，班裏的同學幾乎都是投奔係主任錢學森這個偶像而來的。當時那種向往成為他的入室弟子的心情，大概同今天的趙本山“粉絲”考入“本山藝術學院”時的心情相似。雖然我們已經是第五屆學生，錢先生的關注重點放在最初兩屆的學生身上，沒有給我們親自授課，不過大家平時對他的一切都深感好奇和關心，比如同學間在宿舍裏有時會爭論這樣的問題：“錢先生在美國生活二十年，他晚上做夢用的是中文還是英文？”因此，我們的耳聞目睹大概比其他人群多一點。筆者願意不揣淺陋，將本人關於錢學森的個人見聞和所搜集到的資料呈現於讀者，以期拋磚引玉，就教於知情者和方家，共同為他留下一份經得起後人審視的信史。 　　◇　隔離 　　關於錢學森在這段時間裏的經曆，他的秘書塗元季先生在錢學森逝世後播放的鳳凰衛視訪談節目中隻是籠統地提到，他說：“他是非常非常地謹慎處事，所以這幾十年走過來，他不僅沒有倒，而且還成了優秀的共產黨員，那也不容易啊。至於說他內心有多少，我們不要去問。而他不倒，這對我們國家的航天事業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文化大革命開始說軍隊不準搞四大，後來軍隊也亂了，甚至連聶老帥這二月逆流都牽扯進去了，也不能工作了，國防科委也亂了。……所以他沒有倒，當然中央很保護他，他自己也很注意處理各方麵的關係，甚至注意自己的言行，要跟中央保持一致。” 　　這是一段很有深意的談話，值得從中體會他的“微言大義”。首先，他用了兩個相連的“非常”來描述錢學森的謹慎處事方式。然後感歎道，他幾十年來不僅沒有倒，還成了優秀的共產黨員，那也不容易啊。言外之意，科學家曆經文革而不倒，是一個小概率事件。確實，錢學森是科學家中的異數——經曆過這個時期的科學家，十之八九不僅“倒了”，死於非命的也不在少數。怎麽過來的呢？他列了兩個原因：“中央很保護他”，“他自己……跟中央保持一致”。這大致上是準確的概括。至於他內心如何想的，“我們不要去問”——因為實事求是地回答，難免會有損錢先生的“優秀共產黨員”形象，為了奉行“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的“季羨林原則”，最好是“不要去問”。然而，要成為留傳後人的信史，就必須經得起追問，所以“不要去問”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或者用從前人們常說的話：不是“共產黨員光明磊落的態度”或者“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無所畏懼的態度”。  　　當然，追尋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尤其是錢學森這樣受到保護性隔離的人的內心世界，對於家庭以外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據塗元季在“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錢學森”一文中說，早在１９５８年，錢學森向黨交心所寫的檢討和其它材料“都定為‘絕密’級，不準向外擴散。”看來，從這個時候開始，黨的高層領導就啟動了一項秘密計劃，那就是要把這位在美帝國主義那裏受過迫害的“苦大仇深”的科學家培養成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又紅又專”的樣板，向國人和世界昭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馬列主義改造自然、改造人的威力。這項計劃的一半已經由美國完成了：它給中國送來了一個現成的世界一流的火箭專家。中國要做的是實現計劃的另一半，它的第一個措施就是控製有關錢學森的一切信息，隻讓人們知道他紅色的一麵。另一個措施，就是減少他同普通民眾的接觸。塗元季在同一篇文章中說：“１９５８年的‘大躍進’運動中，毛主席號召‘除四害’，力學所組織全所人員到北京郊區農村去吆麻雀。錢學森覺得這是接觸農民群眾，改造自己的好機會，便一起參加了。這件事很快被中央領導同誌知道了，立即批評力學所黨的負責人，說不能這麽簡單化地理解知識分子要接觸工農群眾的口號，像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黨有更重要的事請他辦，以後這樣的活動再不要讓他參加了。” 　　可見，同工農群眾接觸，這是對一般知識分子說的，對於錢學森這樣的特殊培養對象是不需要的。這種全方位的封鎖給我們了解錢學森的思想帶來了額外的困難。本文希望對他工作和生活環境以及外界偶然看到的一些表現作一些初步研究和分析，期望和讀者一起從中了解這位科學家的內心深處的思慮。 　　◇　重任 　　考察錢學森在這段時間的經曆，１９６０年或許是比較合適的起始點。這一年８月，錢學森送別了突然撤走的蘇聯專家。 　　這對錢學森來說應當是一件大事。我們從他在各種場合的言論來看，他雖然對於回國前最後幾年中美國政府的迫害深惡痛絕，但是他對於自己求學的母校以及在美國受到的訓練，始終是充滿感情和驕傲的，因而，他對於蘇聯的科技和教育體係以及蘇聯專家的做法，大概不會太欣賞。不過，當時“反蘇”是一條嚴重的罪名，同蘇聯專家有異議是當時許多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的一條重要罪狀，錢學森不能不看到“政治正確”的立場在那裏。何況，蘇聯的人造衛星先於美國上天，蘇聯的航天技術比他引以為傲的美國確是領先一步。因此蘇聯專家的撤走，對他來說，一方麵是得到了“解放”，不必事事以蘇聯專家馬首是瞻了。另一方麵，從此中國的衛星和導彈計劃就全部要靠中國人自己了，毛澤東、周恩來和聶榮臻把這副重擔放到了錢學森的身上。 　　蘇聯專家走後三個月，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５日，中國在酒泉基地成功發射了第一枚自製的仿蘇Ｒ－２型短程導彈，後來又叫東風－１號。然而，１９６２年３月，真正中國自己研製的東風－２號中程導彈的第一次試射沒有成功，經過兩年多時間的研究和改進，在１９６４年６月方才將它送上了天空，其射程有一千多公裏，剛好能打到日本。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中國發射了第一枚慣性導航的導彈東風－２Ａ，並在第二年１０月２７日載上輕型的核裝置從甘肅的雙城子基地打到９００公裏以外新疆的試驗基地，完成了所謂“兩彈結合”試驗。為此，錢學森被第二天的美國《紐約時報》列在頭版的“新聞人物”欄裏。 　　回顧這段曆史，可以想象錢學森在１９６２年春到１９６４年夏天這兩年多時間裏，承受著東風－２號試驗失敗帶來的何等巨大的壓力。筆者親身經曆的一個小插曲或許可以折射出錢學森當時的心情：１９６２年秋天，作為新生，我和同學們都迫切希望能夠得到錢學森的接見，畢竟，他是我們的係主任，而其他係的主任如華羅庚等已經同新生們開過座談會了，我們卻一直沒有這樣親聆教誨的機會。錢學森當時每周兩次到科大在北京玉泉路的校址給化學物理係的高年級學生講授“物理力學”，我們力學係全體新生相約在某一天趁他課程結束坐進汽車離去前給他遞交了請求接見的“陳請書”，結果還是沒有得到回音。現在回想起來，當時他正受命調查東風－２號導彈發射失敗的原因並主持設計的改進。多年後他說，他在美國做過一些導彈和衛星方麵的工作，但是沒有參與過發射方麵的工作，自己是否能完成黨和政府交給他的這項任務，心裏沒有底。這個時期他的精力專注於導彈試驗上麵，他甚至用“殺出一條血路”來鼓勵自己和部下，哪裏有心情顧得上同新生會見一類的瑣碎事情？更何況，黨中央關於錢學森接觸群眾的範圍和方式，都是有嚴格規定的。 　　１９６４年東風－２號的發射成功終於讓他和同事們鬆了一口氣，毛澤東、周恩來和聶榮臻的指望沒有落空。讓毛澤東高興的還有，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一個月裏發生了兩件大事：中國第一次核爆炸試驗成功以及他在國際共運內的死敵赫魯曉夫被同僚們趕下了台。於是，在那一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澤東難得地為自己舉行了一次生日宴會，毛澤東把錢學森、陳永貴安排在自己的一桌，錢學森被“禦賜”坐在緊挨毛澤東的位置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隻能在另一桌“忝陪末座”。不久，《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一張毛澤東、錢學森和陳永貴三人合影的照片，當時正在宣傳毛澤東１９６３年提出的開展“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指示，同學們雖然不知道毛澤東生日宴會的背景，不過都一致認為照片上的三個人就是三大革命運動的代表人物：毛澤東——階級鬥爭；陳永貴——生產鬥爭；錢學森——科學實驗。錢學森成了中國科學實驗革命運動的代表，大家都為此而高興，雖然這時錢學森已經不再在校園裏露麵，對年級較低的學生來說，他的係主任純粹是掛名而已。 　　不僅是科大的校園，這時連中關村也不大容易見著錢學森了。錢家１９５５年回國時住在中關村為高級科學家建造的住房裏，大概就在黨中央批評力學所領導讓錢學森下鄉之後不久，他們就搬到了阜成路的軍隊大院裏去了。錢學森是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長，保密當然是搬家的一個理由，但顯然還有保密以外的原因。其他在兩彈一星研製中同樣起重要作用的科學家，如地位相近的錢三強、王淦昌和郭永懷等人都從事同樣需要保密的工作，卻並沒有享受過這樣的待遇。２００８年筆者去北京時看望了原來在科大的英語老師、郭永懷夫人李佩教授，她仍然住在五十年代回到中國時分配給他們的房子裏，她告訴我，錢三強的遺孀何澤慧院士也一樣住在附近老房子裏。同四周有氣派的“海歸樓”比起來，如今這些老房子顯得灰暗甚至破舊，當年卻是中關村最好的房子。那是一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錢學森住在中關村的時候，每逢節假日，常同以前在美國時的老朋友聚會。接觸的人太多，就會發生一些不能控製的事情。例如１９５７年，清華大學的物理教授徐璋本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獄。錢學森同徐璋本是老朋友，交通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年代都是校友，回國剛兩年的錢學森還沒有改掉美國的作派，竟然每月接濟他的家屬，這種立場不穩的事難免流傳到社會上，對於把錢學森造就為“紅色專家”的計劃是很不利的。錢家搬進軍隊大院以後，去拜訪他要填寫會客單，昔日的朋友除非工作上有往來，就不容易見到他了。這就將他同那些複雜的社會關係隔離開了。 　　◇　自保 　　黨中央和錢學森本人大概都沒有料到，遠離科學院和科技大學，住進與世隔絕的軍隊大院還有一大好處——在文革來臨的時候保護了他。１９６６年８、９月間，軍隊大院的高牆替他擋住了紅衛兵破四舊、抄家風潮的第一道衝擊波。當時在中國科技大學的校園裏，跟學生打成一片的華羅庚等著名學者都少不了有人貼大字報，隻有近代力學係沒有人貼過錢學森的大字報——他已經有幾年不管係裏的事了。科大和其他學校的紅衛兵到中關村的高級科學家家裏去抄家，據說收獲甚豐，抄出了他們保留的有著胡適、朱家驊、傅斯年這些反動派名字的書信和文件。錢學森得以幸免，因為他已經搬離了中關村多年。 　　不幸的是，他的老父親住在高牆之外，當時在中央文史館任職，是錢學森回國後由國務院任命的，文革一開始就被停發了工資，直到１９６９年逝世，這三年中一直沒有收入。這在經濟上對錢學森當然不是問題——他的工資是科研人員中的“特一級”。不過在政治上無疑讓錢學森感到了相當的寒意。他父親當年的任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兒子的地位，現在等於是被趕出了政府機關，是否也意味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掃帚也會掃進他的家裏？塗元季先生的那句欲言又止的半截話“他內心有多少，我們不要去問。”說穿了，沒說出來的那半截就是“憂慮和惶恐”這幾個字。 　　這樣的心情表現在行動上，有一個或許已經被人忘卻的例子：文化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是教育革命，記不得是科學院還是科技大學的什麽人找到錢學森，讓他發表對教育革命的意見，刊登在學校群眾組織出版的小報上。錢的講話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他主張大學都不要辦了，學生應該參加到科研課題組中，在完成科研任務的過程中接受教育，跟著老的科學家和工人師傅邊幹邊學，按照需要才上一些課。 　　他的這種意見同他一貫的強調學好基礎課程的主張是完全相反的。１９６３年是我們近代力學係第一屆學生畢業，我們聽說因為這屆學生１９５８年招生時有部分調幹生（從工作崗位上抽調上學的工農幹部），畢業時學習成績不能讓他滿意，所以其他係的學生都畢業了，唯獨力學係的學生全部被留在學校裏多上了半年課，專門補習基礎課和外語。如今這種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很難說是出自他的真心，隻能理解是錢先生的一種自保的姿態——當時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說教師把學生當敵人，用考試和成績來為難學生，把他們引上“白專”道路，有些工農出身的學生，將此上綱到迫害工農子弟的高度。５８級學生延遲畢業是錢學森一手決定的事，他必須主動自我否定來表示懺悔，以減輕群眾運動的衝擊。這種做法在當時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中並不罕見，最為著名的是郭沫若院長發表在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８日《光明日報》上的一番講話，當時，他預感到文化革命這場風暴的猛烈，因此搶先向當局和群眾表明：“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講，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當然，郭沫若的書沒有按他自己的意見燒掉，大學也沒有按錢學森的意見解散。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２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時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半個月後，毛澤東接見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時又說：“我說大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但沒有講文科都不辦。但舊的製度，舊的辦法不行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 　　當時我們都認為這些“最高指示”是針對錢學森先前的講話而說的。可見，毛澤東對於錢學森的話，也並不全都相信和讚同，他在大躍進失敗後說是看了大科學家錢學森的文章才相信糧食畝產萬斤的報道，多半是給自己和別人找的下台階的遁詞。 　　◇　奪權 　　文革最初幾個月的動亂總算過去了，這期間錢學森沒有受到過什麽大的衝擊——除了他父親被停發工資以外。社會上沒有人貼他的大字報，原來的國防部五院這時成了七機部，錢學森是七機部的副部長，作為當權派，據說機關內部最初也有一些針對他的大字報，甚至有的大字報說他在二戰末期去德國後回中國替納粹做宣傳，一看就知道是聳人聽聞的胡說八道，沒有人相信。但是嚴重的事情還在後頭，七機部的群眾在１９６６年９月分成了對立的“九一五”和“九一六”兩派，而且很快把鬥爭擴散到社會上去，由於七機部雄厚的物力和財力，到１９６６年底，兩派都成為當時北京城裏最有影響力的群眾組織。他們有時候一個晚上可以出動成千上百的汽車把自己一派的標語和大字報蓋滿整個京城的大街小巷。１９６７年１月，錢學森遇到了文革開始後頭一個重大事件——七機部奪權事件。 　　發起奪權的“九一六”組織的頭頭就是葉挺將軍的兒子葉正光。美國的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為了撰寫錢學森傳記《蠶絲》，在１９９３年到中國采訪了葉正光，據葉正光說，受到毛澤東對於上海“一月風暴”的讚揚的鼓舞，北京的中央各部都紛紛效仿，他們也決定奪取七機部“走資派”的權。他說，他們事先還請示過周恩來、聶榮臻和李富春，在得到準許後，於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晚上１０點多鍾把部長王秉璋、錢學森和其他四個副部長召集到部長辦公室，通知他們七機部奪權了。“錢學森聽了一下子變得麵無血色，差點昏了過去。”葉正光趕緊過去扶住他，讓他坐下，並告訴他不要擔心，他是受到保護的，不會撤他副部長的職位——看來周恩來對此已經有所關照。然後，他讓各位部長們表態，錢學森和另外兩位副部長都立即表示支持奪權，王秉璋和另外兩位副部長則表示反對，而且王秉璋拒絕交出印章。“九一六”的人於是用焊槍割開保險櫃取出了印章，王秉璋被罷了官，葉正光成了七機部的一把手——“總勤務員”。 　　在第二天召開的有數百人出席的會議上，錢學森恢複了平靜，他在發言中讚揚了葉正光和造反派，而且說，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事後看來，這次“九一六奪權事件”對錢學森隻是虛驚一場，他除了從此要到普通職工食堂排隊打飯以外，仍然是七機部的主要領導。而且，周恩來在幾個月後宣布奪權無效，權力和印章又回到了王秉璋的手裏。 　　◇　死訊 　　真正讓錢學森感到震驚的是１９６８年以後接連不斷的死訊，其中最主要的是姚桐斌和趙九章的死。 　　１９６８年６月８日，七機部兩派發生大規模武鬥，７０３所所長、冶金和航空材料專家姚桐斌被“九一五”組織的人在“打死你這個反動權威”的罵聲中用鋼管打死。 　　趙九章是氣象學和空間物理學家，科學院地球物理所的所長。他於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份在中關村的家中服安眠藥自殺。 　　他們的死，不僅讓錢學森失去了在導彈和衛星計劃方麵的兩位得力的同事和友人，更給他傳遞了一個令他不寒而栗的信號：他們兩人有著同錢學森類似的背景——都屬於今天被人們稱為“海歸”的一類人：姚桐斌留學英國，１９５７年歸國，在國外工作期間已經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趙九章留學德國，四十年代就回國了。論起愛國情懷和政治覺悟來，他們都不比錢學森低，然而在文革中卻難逃厄運。尤其是趙九章，是科學院的代號為“６５１”的衛星設計院院長，中國人造衛星事業最早的倡導人之一。他資曆和地位都和錢學森差不多，他領導的機構屬科學院，不屬於軍隊係列，少了一層保護。而且他還有一個要命的社會關係——他的姨夫是國民政府時期的考試院長戴季陶。戴的名言“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被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所引用，從而使得戴季陶成為中國大陸人人皆知的“國民黨右派”。這使得趙九章早在文革初期就靠邊站了。在忍受了掛牌、遊街、批鬥和體罰等種種侮辱之後，終於選擇了自殺。錢學森明白，自己也同趙九章和科學院的許多高級科學家一樣，有著複雜的“社會關係”。拿他的嶽父蔣百裏來說，是國民黨“反動軍隊”的一級上將，幸虧他已經去世多年，而且毛選裏也沒有他的名字。不過那時紅衛兵有本事到舊時代的報刊中去挖掘出共產黨高級幹部當年自首出獄的“悔過書”，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去挖掘出點他嶽父“擔任反動軍閥和蔣介石的黑高參”這樣一類的罪證來？何況，他妻子蔣英的工作單位是中央音樂學院，那裏的紅衛兵和學生造反派隊伍是很有戰鬥力的，有著把校長馬思聰逼得逃亡海外的業績。幸運的是，姚桐斌和趙九章的死，使得周恩來感到保護科學家的緊迫性，他開列了一份《重要科學家保護名單》，要求保證名單上的每個人的生命安全。 　　不過，“周恩來名單”或許能夠保住錢學森本人的平安，卻不能保護他熟悉的同事和朋友——如果他們不是從事國防科研的骨幹的話。錢學森最親密的戰友郭永懷，在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因公殉職，被授予烈士稱號。但是郭永懷的夫人李佩在中國科技大學教英語，１９７０年隨科大遷到安徽，“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因為留美的經曆，照樣被工宣隊和軍宣隊列為“美國特務嫌疑”受到隔離審查，致使她在絕望中服安眠藥自殺，經搶救才活了下來。錢學森在美國時的學生羅時均先於錢學森歸國，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教書，他和妻子在文革中被說成是美國間諜，妻子在她的單位裏被逼自殺，他自己也被隔離審查將近一年，審查期間受到日夜連續審訊，他一睡覺就被審查人員打醒，致使他一度產生幻覺。他們的孩子也長期無人照顧。 　　“海歸”人員被打成“間諜”或“特務”，是１９６８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中的普遍現象。當時的形勢可以用這樣一幅對聯來概括：“留學歸國是特務，被捕出獄皆叛徒——基本如此”。絕大多數的留過學的高級科研人員都有一番不堪回首的遭遇。錢學森在聽到趙九章的噩耗時一定也聽到了：近代中國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北大物理係的饒毓泰教授就在同一個月裏在家中自縊身亡。也是在這個月裏，也是從美國歸來的力學家、北大數學力學係教授董鐵寶，在學校附近的樹上上吊自殺。１２月，火箭燃料的研究基地大連化學物理所的化學家蕭光琰不堪刑訊逼供，服用過量安眠藥自殺，三天後，他的妻子和女兒也用同樣的方法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錢學森有一個朋友羅沛霖，他們的友誼從交通大學讀書的年代就開始。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任教的時候，羅沛霖又在那裏當研究生，他幾乎每個周末都是在錢家度過的。錢學森回國以後住在中關村的日子，羅沛霖又成了他們家的常客。可是１９６８年中，他也受到了隔離審查，原因是他的妻子楊敏如是翻譯家楊憲益的妹妹，楊憲益和他的英國妻子戴乃迭在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７日同時因“英國間諜”案被捕入獄。楊敏如１９９４年對《楊憲益傳》作者雷音回憶說：“他們一被捕，我們兩人立刻就都是‘特嫌’了。他（羅沛霖）就回不來了。我很快地也隔離了。家都完了。我母親立刻就掃街了。作為特嫌寫交代。你知道我多難寫嗎？就是他們進監獄以前的十天，每天有什麽來往都得寫。一段一段地寫。今天什麽時候見到乃迭的？你們都說了什麽話？你為什麽送她一個被子？他們難道沒有棉被嗎？你送的棉被裏有什麽東西？把棉被都撕了，查裏頭有什麽東西。那簡直就像特務來了一樣！” 　　羅沛霖隻是因為妻子的嫂子是英國人，就全家“被特嫌”了，錢學森妻子的母親是日本人，兩人的親屬中有許多生活在海外，包括蔣英的姐妹和他自己的堂兄弟。他能不受追究和牽連，完全是由於“中央很保護他”。他心裏當然明白，中央哪天不保護他了，或者一時顧不過來，忘了保護他了——當時周恩來忙於應付全國各地的武鬥和混亂，被中央文革和它的追隨者弄得焦頭爛額，完全有可能顧不上他——他就會落到他認識的那些“海歸”們一樣的命運。而如果真的落到那樣的地步，死神也就離他不遠了。錢學森後來說：“文革中，如果沒有周總理保護，恐怕我這個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這話不單是反映了錢學森對周恩來的感激之情，在筆者看來，也反映了他對於中國政治現狀的悲哀：一個對國家有重大貢獻的科學家，他的生命安全不是由國家的法製來保護，卻需要某個領導人來保護，普通中國人的安全就更不用說了。筆者還認為，這話也反映了年近６０歲的錢學森的自知之明，他對於自己在逆境中的承受能力有清醒認識——假如讓他自己處在趙九章、董鐵寶和蕭光琰這些人的地位，他一定會追隨他們而去的，也許他有過這樣的思想準備。 　　這樣的猜想，是有一定的根據的。回想１９５０年９月７日，錢學森被美國移民局關進了拘留處，他後來回憶說：“我被關了十五天，不準同任何人說話。到了晚上，看守每隔十五分鍾開一次燈不讓我安睡。這使我瘦了三十磅。”保釋回家後，他很長一段時間情緒不穩定。可見，從加州理工學院的講座教授淪為“非法入境”的囚犯，這樣突然的境遇逆轉對於錢學森的身心打擊是何等沉重。應當說，移民局對他還有所“優待”，沒有把他同其他因偷越國境被捕的墨西哥非法移民關在一起，而是把他單獨安排在一間有書桌和盥洗間的房間裏。雖然不能同家人說話，但是每天都可以隔著窗戶同家人見麵和招手致意，互報平安。而且他知道，加州理工學院的校長和同事們正在設法營救他。比較起來，在文革中，假如他錢學森失去了中央的保護，從七機部副部長的地位淪為“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加“特嫌”，像趙九章、羅時鈞、羅沛霖等人一樣受到“隔離審查”，同家人完全斷絕聯係，所有的人都同他“劃清界限”，而且不知道哪一天是盡頭，這樣的一落千丈的境遇對他這樣心高氣傲的人能夠忍受得了嗎？更不用說揪鬥、遊街等人身侮辱和專案組普遍使用的體罰和刑訊逼供了。而這種可能性在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年那段“清理階級隊伍”的時間裏，時刻都會變成現實。所以他說“沒有周總理保護，恐怕我這個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這樣的話一點都不是誇大之詞。 　　◇　難關 　　幸虧有了中央的保護，錢學森不僅沒有受到審查，反而在１９６９年４月的中共九大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看來中央要把他培養成“紅色專家”樣板的計劃沒有因為文革而中斷。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錢學森作為新當選的中央候補委員上了廬山，九屆一中全會是緊接著九大閉幕後開的，隻是舉手選舉政治局這一類例行公事。所以這次廬山會議大概是他第一次以這樣的純粹黨的官員身份出席的會議。在廬山上俯瞰全國，錢學森是什麽樣的心情呢？當時，他早年認識的許多“海歸”科學家們，如果沒有“自絕於黨和人民”，也正在經受著“特嫌”審查的煎熬，歸國後認識的許多官員和將軍也靠邊站或者成了“走資派”，而自己得以身免，錢學森此時的心情大概是比前一段時間要輕鬆一點。沒有想到的是，他開幕第二天在華北組的分組討論會上的一席發言，使自己陷進了一個險惡的漩渦——他這位研究流體漩渦的國際權威完全陌生的政治漩渦。 　　參加華北組討論的除華北地區和北京軍區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外，還有中央軍委和軍兵種的部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總計３０多人。同華北無關的錢學森剛出任國防科委副主任，是作為來自軍隊的候補委員，不知什麽原因被安排在華北組。討論的內容是林彪在前一天開幕式上的講話。討論的發言被寫進了“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這份簡報字數不過一千左右，報道華北組在８月２４日討論會上的發言情況，發言內容在局外人看來全是些順著林彪前一天的講話稱頌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一類當時流行的諛辭。誰也沒有料到，這份簡報被毛澤東在第二天就命令立即收回，而且被定性為“反革命簡報”加以嚴厲批判。 　　尤其讓錢學森惶恐的是，這份材料在十二個發言人中，隻點名引用了三個人的發言，而他就是其中一個。他的發言內容是：“錢學森同誌首先建議在憲法上，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席，接著汪東興同誌進一步建議憲法要恢複國家主席一章，大家熱烈鼓掌，衷心讚成這個建議。”從字麵上看，這樣的發言在當時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確”。本來，中共九大上已經把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寫進了黨章，錢學森的建議無非是把林彪的地位從黨章延伸到國家憲法而已。當然，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在黨章或國家大法中規定具體的個人擔任某個職務，都是開曆史倒車、複辟封建帝製的做法，錢學森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提出這樣的主張，自然難辭其咎。不過，如果僅止於此，毛澤東大概也不會如此震怒，這份充滿套話、假話和空話的簡報也不會名垂史冊。 　　毛澤東不能容忍的是，在錢學森和其他發言人的言辭背後隱藏的深意。要領會這一層深意，必須了解廬山會議幕後的黨內鬥爭。在這方麵，已經有許多當事人的回憶和國內外學者的分析。簡單來說就是，林彪在前一天的講話中提到，中央有人不認同“毛主席天才地、全麵地、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列主義”這樣的論斷。他這話裏矛頭所指是張春橋，因為吳法憲向他匯報張在討論憲法修改草案時講的一些話有諷刺林彪上述論斷的嫌疑。林彪的講話加上陳伯達和汪東興在華北組的鼓動，讓與會人員“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紛紛表示“（這種人）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鬥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大家心照不宣，知道這個人就是張春橋。不僅是華北祖的成員，在其他各組討論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在知道張春橋被揪住了小辮子時，絕大多數表現出了這種“全黨共誅”的熱情。 　　這才是毛澤東感到震驚和惱怒的原因，他知道，這些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在林彪帶領下，把矛頭對準張春橋，實際上是發泄對江青和張春橋及他們所代表的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如此洶湧的群情，連錢學森這樣文雅、有頭腦的人也跟著大家起哄，讓他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委員會裏不得人心的程度，也讓他看到了林彪及其勢力在九大後的膨脹。保衛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這是毛澤東的“核心利益”。於是他在９月１日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組召集人開會，明確指出，凡是在這次廬山會議上發言犯了錯誤的人，是上了陳伯達一類騙子的當，都要作檢查。 　　應該說，毛澤東沒有看錯，廬山會議上“起哄”的人們——包括跟林彪沒有多大關係的陳毅、許世友以及錢學森——確實十分樂於看到張春橋倒台，以便早日結束那種政治迫害隨時會落到自己頭上的提心吊膽的日子。如果不是礙於江青的身份，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把她一起送上政治斷頭台，就像他們在毛澤東死後所做的那樣。從這一角度看，錢學森的發言，雖然隻是他個人情緒的流露，實際上是代表了全國的遭受審查和迫害的知識分子和各級幹部共有的一種對文革厭惡的心情，不過是用一些聽起來左得不能再左的言詞表達出來而已。因此，偉大領袖又一次沒有聽信“大科學家”的意見，不僅沒有聽信，而且當頭一棒，將這種意見定為“反革命”。“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後，毛澤東又將“設國家主席”定性為林彪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綱領之一。從曆史上來看，這份簡報實際上是毛澤東和林彪公開攤牌決裂的導火線。錢學森的不幸就在於他在自己毫無察覺的情況下被分配在錯誤的討論組，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場合，做了一次錯誤的發言。 　　不諳中國政治的張純如在她的《蠶絲》一書裏沒有提到“廬山會議”，不過書裏引用七機部某工程師的話說：“（當時）他遇到了政治上的大麻煩。他不得不作檢查，承認在１９７０年自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七機部裏流傳著錢學森給中央寫了檢討的小道消息。也就是說，盡管他幾次都是毛澤東的座上客，這一次毛澤東沒有對他格外開恩，他必須做出檢查才能過關。在“廬山會議”後的一兩年時間裏，一連串的事件對錢學森來說都不是好消息：對陳伯達的批判調子越來越高，華北組的召集人李雪峰和鄭維山為了那份“六號簡報”，被扣上“緊跟反黨分子陳伯達，反對黨的九大路線”的罪名。文革開始以來軍隊幹部一直享受著地方幹部沒有的優越地位，而現在翻了過來。毛澤東抓住軍隊在政治局裏的幾位重要人物黃、吳、葉、李、邱不放，逼他們在“批陳整風”中一次次檢討，而且不讓過關。最終的高潮是林彪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出逃和喪命的事件。李雪峰在“九一三”事件後被打成了林彪反黨集團的成員。錢學森多年的同僚王秉璋因為“上了林彪的賊船”被關押了起來，傳說是為林彪外逃提供外匯。錢學森的問題當然沒有這麽嚴重，人們還是免不了要問：你錢學森一年前主張“設國家主席”，提出把林彪擔任國家副主席寫進憲法裏去，是不是同林彪也有脫不了的幹係呢？ 　　在這樣的險境中，錢學森是如何做檢查和過關的呢？他和他的家人在那段時間裏是如何自處的呢？我們現在沒有這方麵的資料。因為錢學森所寫的檢討都是不準擴散的“絕密”材料。他為華北組討論會上的錯誤發言所作的檢查如果還沒有銷毀的話，至今一定深藏在中共中央的絕密檔案館裏。不過人們可以從下列小事觀察到一些蛛絲馬跡：在《蠶絲》一書中，張純如采訪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士，她的母親是錢學森的老部下，因為曆史上是江青一位仇人的朋友，在文革中被關進了牛棚，而且，她的母親看來也是一位“海歸”，所以還被當作美國間諜嫌疑受到審查。這位女士本人是下鄉知青，１９７１年回到北京曾去錢學森家拜訪。當她還小的時候，蔣英見到她總是笑眯眯的。但是這次見麵卻發現錢氏夫婦對她的態度完全變了，竟然批評起她的家庭。錢學森冷冷地告訴她說，她母親的態度不好，交待問題像擠牙膏一樣，還教訓她應該回到農村去。受到這樣的冷遇，從此這位女士再也沒有同錢家來往過。她也許錯怪了錢家，實際的情況可能是，錢學森在這段時間裏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正在為自己的檢討頭痛，對所有的來客都沒有好心情來笑臉相迎——在這種時候，他要試圖同一切可能受到懷疑的關係劃清界限。 　　用他的秘書的話來說，他在本來已經“非常謹慎”的處事方式之上再加了一個“非常”。在這段時間，有一個外國人曾有機會接觸錢學森，他就是錢從前的學生查裏克（Ｊｏｓｅｐｈ　Ｃｈａｒｙｋ）。他也提供了一個難得的鏡頭，使我們對錢學森在林彪事件發生之後幾個月裏的舉止心情有所了解。查裏克在１９７２年初作為美國政府官員到中國為尼克鬆訪華建立衛星通訊設備，他到中國後向中方提出要見錢學森，不久錢學森就在幾個人陪同下在一家豪華的飯店裏接見了他。張純如的《蠶絲》一書記載了查裏克對此事的回憶：錢學森首先告訴查裏克，他要用中文說幾句正式歡迎他的話。然後他就開始批判當時失勢的官員——當時林彪出逃事件剛剛在普通群眾中傳達，這些失勢的官員顯然是指林彪及其黨羽——翻譯逐字逐句把他的話翻譯給客人聽。講話完畢，錢學森說：“現在我們可以坐下來吃飯了。”其餘的時間他都用英語交談。查裏克後來說，他肯定最初的那一段講話是上邊要求他講的。飯後他同錢學森在飯店的院子裏散步，查裏克告訴錢，聽說老師曾經身體欠安，錢學森回答時話中有話，說身心之間有著密切的聯係，現在中國的事情發生了變化，他的病也好了。這段回憶顯示，即使在沒有旁人在場的情況下，錢學森也不敢直言自己遇到的麻煩，隻是暗示自己有“心病”。這大概是他在文革中日子最難過的一個時期。 　　◇　批鄧 　　能夠使他稍感寬慰的是，他在五、六十年代提議和領導的幾項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國防和科研項目，在進入七十年代時開始收獲成果。錢學森在１９６５年１月提出，由於東風係列導彈取得的進展，中國應該盡早開始規劃全麵的航天事業，因為長程導彈和洲際導彈的開發將使發射衛星成為可能。當年４月，國防科委提交了在１９７０年或７１年發射衛星的計劃。這個計劃在８月得到了周恩來的批準並列入國家計劃。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如期發射成功，４月２７日，《華爾街日報》用了這樣的標題“北京的第一顆衛星是美國培養的科學家計劃的”。接著，錢學森主持的海鷹號地對艦導彈在同一年試驗成功。在後來的幾年裏，在他提議和領導下，中國又把海鷹號導彈從雷達製導換成紅外線製導。後來海鷹號導彈出口到中東，就是國際上說的“蠶式導彈”。錢學森對中國導彈和衛星事業的貢獻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使他獲得了特殊的保護，在一定程度上幫他度過了當時的政治難關。 　　但是，一旦離開他的專業本行，進入社會政治領域，錢學森就時常陷入被人指責的境地——不是在１９５８年因為論證糧食產量而受到基層群眾的指責，就是在１９７０年因為廬山會議的發言而受到最高領導的指責。不是他的智商不高，而是中國的政治風雲變幻莫測。 　　１９７５年底，毛澤東發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年初剛出任國防科委主任的張愛萍和當時的鐵道部長萬裏、教育部長周榮鑫以及科學院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被人們稱為是追隨鄧小平搞右傾複辟的“四大金剛”，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係統被宣布為右傾翻案風的重災區。國防科委黨委和七機部黨組共同組成“聯席會議”，號召科技戰線上的廣大職工“打一場批判張愛萍的人民戰爭”。作為國防科委副主任和黨委的成員，錢學森大概是唯恐重複１９７０年廬山會議的錯誤，決心“同中央保持一致”，維護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他在這場運動中為了表明自己旗幟鮮明地同上司張愛萍劃清界限，貼了一張大字報揭發張愛萍的“大國沙文主義”——那是他在六十年代陪同張愛萍到發射場去時發生的事情，張愛萍曾指著地圖跟他說：“這裏是蒙古，從前都是中國的領土。”當時這張大字報在北京城裏流傳甚廣，許多人都知道而且感到不可思議——自從林彪事件以後，人們對毛澤東已經沒有了原來那種狂熱的崇拜，對文化大革命早已心生厭倦。在“批鄧”中一般人寫大字報都人雲亦雲，抄幾段報紙上的語言應付過去，他老先生卻用文革初期那種無限上綱的紅衛兵手法，寫這種沒有水平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或許張愛萍並不在意，但是錢學森在批鬥會上的發言卻深深傷害了張愛萍，甚至損害了他的健康。張愛萍的兒子張勝在２００７年出版的《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一書中有這麽一段話：“其實，父親並不在意別人對他的批判，他經曆得太多了。他說：‘要我聽就去聽嘛，有什麽大不了的！’隻是有一個大科學家的發言，使他困惑和難受。這位科技界的泰鬥說：‘張愛萍是個什麽人？我看是個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父親心髒病突發，３０１醫院立即上報軍委。”——誰都知道，這位“大科學家”、“科技界的泰鬥”指的就是錢學森。可以想象，錢學森在發言中一定還有張愛萍如何“拉他下水”的揭發內容。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澤東逝世。９月１６日《人民日報》發表錢學森的文章《終生不忘毛主席的親切教誨》，文章除了感激“毛主席把我從外國的苦難中救了出來而且引導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也不忘“繼續批鄧”，說“劉少奇、林彪、鄧小平是所有走革命道路的科技工作者的死敵。” 　　錢學森的這些令人不解的表現，隻能說明他一回國就被特殊措施保護起來，同中國社會長期處於隔離狀態，對於民瘼和民心完全缺乏正確的把握。比較起來，同樣從事國防科研的錢三強、王淦昌等科學家就要清醒得多，他們同老百姓之間的聯係從來沒有中斷過。 　　◇　寂寞 　　錢學森在批鄧中的表現堪稱毛主席的“優秀共產黨員”，可惜不是鄧小平要求的“優秀共產黨員”。“四人幫”不久就垮台了，鄧小平複出，張愛萍回到國防科委重新掌權。城頭上的旗幟變換得如此迅速，錢學森的那些批鄧、批張的言論文字人們還記憶猶新，這使他一度十分被動。１９７８年郭沫若逝世，按錢學森“中國首席科學家”的地位、他在國際上的聲望以及他對黨的忠誠程度，他應當是繼任科學院院長的第一人選，但是沒有輪到他。科學界的人士都猜測這同他在批鄧運動中的積極表現有關。應該說，錢先生不是一個熱衷於官場的人，恐怕也無意出任這一類職位。他的種種引起人們非議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自保，並非為了官場中的升遷；能夠在在毛、劉、周、林、鄧鬥爭的夾縫中得到他們一致的保護，很大程度上也是憑借他自己的學識和能力。 　　使他感到寂寞的倒是，他那些從前的朋友、學生都在渡盡劫波後聲討“四人幫”對他們的殘害、互相傾訴在“牛棚”裏接受特嫌審查的苦難，互相交流如何把鄉下的子女調回身邊的門徑，而他已經同他們沒有共同的語言——他安然度過了“十年浩劫”，自己和家人沒有受到審查，兩個孩子都進了軍隊。在他們麵前，他像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人。平心而論，這不是他的過錯。就像那些非猶太血統的德國科學家，安全地度過了納粹時期，沒有受迫害，不是他們的錯。但是，當他們在戰後重逢那些幸存的猶太血統的老師、學生和同事時，從前那種友情是很難恢複的了。 　　錢學森對此應該有親身的觀察。他想必記得，１９４５年隨老師馮·卡門去戰敗的德國時遇到的情景——馮·卡門同他以前的導師普朗特見麵時，兩人心裏想的完全是南轅北轍：馮·卡門想的是屠殺猶太人的集中營，他說：“我一次也沒有笑過。”普朗特和他的同事們卻好像沒事一樣，普朗特甚至問馮·卡門：“今後我們的研究經費是否是從美國來？” 　　回顧錢學森在這一時期的經曆，我們可以說，他在這樣一個動蕩的時期，得以繼續從事專業工作，為國家貢獻自己的學識和智慧，確實得益於“中央很保護他”這樣一條政策。需要質疑的是，這種保護，難道不是“中央”本應向全體國民提供的？在那個年代的中國，“保護”成了稀缺資源，隻是選擇性地惠及極少數人，它成就了中國的“兩彈一星”，固然值得慶賀，然而那未能得到保護的一大片，他們受到的磨難、喪失的年華以至生命，難道是必須付出的代價？何況，錢學森這樣的人雖然免遭迫害，也未能免於恐懼，以至說出些無法為之辯解的話來，直讓敬重他學問的人們頓足歎息。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８日 　　原載網刊《記憶》第４３期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