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闊天空 :2024大選係列之五
前言:2024大選進入最後關鍵階段,如何在兩黨之間做出選擇,以什麽為根據?筆者曆來堅持以史為鑒,事實為據,理性思辨。本係列前四篇比較了民主黨和共和黨五個主要經濟指標的紀錄:經濟增長,創造就業,降低失業,聯邦赤字和國債。本篇將討論分析兩黨主政紀錄鮮明差別的根本原因。
本係列至此通過對大數據的分析,比較了兩黨主政期間的經濟實績,在此概括總結一下,然後再討論分析鮮明差別的根本原因。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1929-2024)
創造就業變化趨勢(1939-2024)
失業率變化趨勢(1948-2024)
聯邦赤字率(GDP的百分比)變化趨勢(1929-2024)
國債規模(GDP的百分比)變化趨勢(1929-2024)
本係列承蒙讀者關注,收到很多評論。其中有一類評論是,“國家經濟有其內在規律,有自己的周期,與執政者執政黨派沒有多大關係”,“經濟還有周期,國際形勢和美聯儲,總統影響隻是一部分,尤其非常有限的曆史不一定能預測將來”。
首先,如果這類“經濟內在規律自我周期”的觀點成立,那麽是否由此得出的推論是(1)選哪一個候選人和政黨,對於國民經濟都是沒有關係的;(2)因此是否投票,投票給誰都對經濟沒有影響。如果將兩黨比作兩匹賽馬,根據這兩匹賽馬長期(近百年)的五項指標大數據比較和風險紀錄,從賭馬輸贏的概率角度而言,各位讀者會如何選擇呢?
其次,筆者承認,聯邦政府對國民經濟財政沒有絕對的決定能力,但是有著重要的影響力,特別是在經濟蕭條的時候就更有重新啟動市場經濟的火車頭作用。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報告,2024 年聯邦支出總額為 6.8 萬億美元,占 GDP 的 23.9%;經調整以排除某些支付時間的影響後,支出總額達到 6.9 萬億美元,占 GDP 的 24.2%。
筆者從業20多年的金融信貸風險控製,通過大數據分析,在風險評估中估算壞賬的概率,然後做出金融信貸決定。五個經濟財政指標的數據分析和曆史回顧給讀者呈現了多次反複出現同樣的曆史輪回,因此,根據歸納邏輯,筆者認為兩黨在經濟各項指標的鮮明對比絕對不是偶然的,而是因為兩個政黨有不同的治國理念和經濟理論。
兩黨的當代經濟理論和實踐結果
其實,從二戰之後一直到1981年,民主黨和共和黨其實在經濟理論上有相當程度的共識,就是牢記1929經濟大崩潰的經驗教訓,基本上延續羅斯福FDR的新政策(New Deal)的治國綱領,保持累進稅率(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在1981之前是70%),嚴格控製聯邦財政和國債規模。從1946年到1981年的36年期間(七位總統,四個民主黨,三個共和黨),RealGDP平均每年增長3.1%,聯邦赤字率平均值1.0%,國債規模從二戰後最高的GDP的119%一路持續下降到31%。這些紀錄充分證明了,對富豪階層和大企業的高稅率會阻礙經濟發展的觀點沒有事實根據。
裏根1981年入主白宮的確是一個時代分水嶺。
裏根完全背離了之前的兩黨共識,將提供論(Supply-Side Theory)和涓滴論(Trickle-Down Theory)正式作為當代共和黨的經濟理論。概而言之,提供論認為通過降低稅收和放寬法規可以鼓勵生產而促進就業,增加供應而降低價格,因此刺激消費。涓滴論更進一步認為,特別要給富有階層減稅,以刺激短期的投資,從而給全社會帶來長期的利益。裏根經濟學(Reaganomics)從此成為當代共和黨的“聖經”。那麽裏根經濟學的具體實施是什麽呢?通過兩次大規模減稅法案:1981年的經濟複蘇稅收法案(The 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 of 1981)和1986年的稅收改革法案(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
1981減稅法案主要條款包括:(1)分階段在3年內將個人稅率降低23%; 最高個人稅率從70%降至50%,最低稅率從原來的14%降到11%;(2)資本利得稅從28%降至20%;和(3)1987年開始將遺產稅免稅額從175,625美元逐步增加到600,000美元。
1986年稅改法案主要條款包括:(1)在1987年最高個人稅率從50%降至38.5%,其他四個稅率是11%,15%,28%,和35%;(2)在1988年,從五個稅率進一步變成三個稅率:15%,28%和33%,但是高收入家庭的實際稅率是控製在大約28%;(3)企業稅率從50%降低到35%。
這兩個稅法的結果是什麽呢?1981年稅法由裏根在1981/08/13簽署生效,在1982年的GDP增長率立刻從1981年的正2.5%變成負1.8%,失業率從8.5%升到10.8%,聯邦赤字從790億美元升到1280億美元,國債從GDP的31%跳升到34%,而且曆史第一次超過一兆美元。這迫使裏根和國會(民主黨眾議院,共和黨參議院)在1982年9月通過又一輪立法對1981稅法進行很大程度的修正,經濟才開始複蘇。
根據非黨派的國會研究服務(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在2012年的研究報告,降低最高個人稅率對經濟增長沒有實際效果,但是卻極大增加了貧富懸殊,和迅猛膨脹了國債規模。如本係列前述,裏根-老布什的12個財政年度(1982-1993),聯邦赤字累計增加了2.4兆美元,遠遠超過之前所有聯邦赤字的累計總和;國債規模從0.99兆美元上升442%到4.41兆美元,每年支付國債的利息成為了聯邦政府每年第三大支出,緊跟社會安保和公共醫療,國防之後。另外,裏根一方麵大幅度消減公共福利開支,但是同時更大幅度地增加國防開支。
克林頓於上任標誌著民主黨對裏根經濟學的回應。
1993年8月克林頓和民主黨國會通過了綜合預算平衡法案(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93):(1)個人最高稅率從31%提高到39.6%;(2)企業稅率從34%提高到35%和38%;(3)AMT稅率從24%提高到26%和28%;(4)老年人醫療保險稅2.9%(Medicare)原有的上限被取消;(4)每加侖汽油稅上調了4.3美分,等等。當時沒有一個共和黨國會議員投票讚成,而且共和黨當時預言克林頓的這一向富人增稅平衡預算政府增加開支是將會壓抑就業(Job Killer),帶來經濟惡果。但是事實完全相反,克林頓任期不僅GDP平均每年增長3.7%(裏根-老布什3.1%)創造就業2320萬,平均每年290萬(裏根-老布什155萬),而且將裏根和老布什連續12年的財政赤字在四年內就扭轉為財政盈餘,開始償還國債,將國債從GDP的64%降低到55%。更重要的是全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都增加了,而不是隻有少數富人得益。
小布什上台之後,立刻複辟按照裏根經濟學的思路。
小布什和共和黨國會通過了2001年稅法(Economic Growth and Tax Relief Reconciliation Act of 2001)。這個成本1.35兆美元的減稅法包括:(1)最高個人稅率從39.6%降到35%;(2)資本利潤所得稅從10%降到8%;(3)遺產稅率從2001年的55%逐步降到2007年的45%,而且免稅額度從2001年的675,000美元逐步提高到2009年的3,500,000美元,最終在2010年完全取消遺產稅,等等。小布什還在2003年通過第二輪的減稅,不再詳敘。當時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一個保守派的智庫)的研究人員發表的一份報告預言,減稅將導致2010財年完全消除美國國債。曆史證明這個預言是天荒夜談。小布什兩輪減稅立法的效果如何呢?小布什8年之內,GDP平均每年增長率是1.8%(遠遠低於克林頓3.7%),聯邦財政從克林頓留下的2001年1280億美元盈餘變成2009財年14130億美元的聯邦赤字(GDP的9.8%,二戰之後最高),國債2001年的5.8兆美元翻了一番到11.9兆美元,國債規模從GDP的55%升到83%。另外一方麵,根據非黨派的預算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2017年10月23日報道,最富有的1%家庭在2004-2012年之間平均每年獲得減稅570,000美元。
奧巴馬上任之後的力挽狂瀾。
2009年奧巴馬上任麵臨的小布什遺留的二戰之後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崩潰,和民主黨國會一起,根據凱因斯的經濟理論和羅斯福在1930年代經濟大崩潰重振經濟的實踐經驗,通過2009年複蘇和再投資法案(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總共7870億美元的一攬子複蘇計劃包括許多方麵的政府直接開支和稅務優惠,幫助普通民眾,增加公共建設投資,和刺激經濟複蘇。當時在國會的絕大部分共和黨議員再次強烈反對奧巴馬的複蘇方案,隻有三名溫和派的共和黨參議員投了讚成票。奧巴馬的2012年稅法(American Taxpayer Relief Act of 2012),讓小布什2001年減稅法規定的最高稅率35%自動恢複(Sunset Provisions)到39.6%,資本利潤所得稅從15%自動恢複為20%,主要目標就是為了降低聯邦赤字。
奧巴馬經濟政策效果如何呢?奧巴馬的八年期間,失業率從小布什最後的財政年度2009年的9.9%持續下降到奧巴馬最後的財政年度2017年的4.1%,GDP以平均每年2.2%地持續增長(高於小布什的1.8%),同期聯邦赤字也從GDP的9.8%下降到3.4%,雖然國債規模繼續上升從GDP的83%到103%,但是平均每年2.5個百分點的幅度小於裏根和兩個布什的每年平均3.0個百分點(20年內一共上升了61個百分點)。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IGM論壇在2012年和2014年向知名經濟學家進行問卷調查,超過80%的受訪者同意如果沒有奧巴馬的經濟複蘇計劃,失業率肯定會更高。事實上,相比小布什2001年以13500億美元的減稅而埋下長遠禍根,許多經濟學家(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古曼Paul Krugman)認為奧巴馬的7870億的複蘇計劃還是偏低,導致經濟恢複的力度不夠。
川普的再次複辟
川普2017年1月上台,共和黨同時占據白宮和國會兩院,但是直到該年12月22日才通過簽署減稅就業法案,(1)最高個人稅率從39.6%降到35%, (2) 遺產稅的起征點從560萬美元提高到1120萬美元,(3)企業稅率從15%到39%的階梯稅率變為統一的21%。川普在競選是誇下海口說他的減少政策可以促進經濟增長4%-6%。事實是,2018年增長3.0%,2019年增長2.5%,2020年因為新冠瘟疫萎縮2.2%。聯邦財政赤字率從2017年的3.4%上升到2019年的4.6%,2020年的14.7%(與新冠有關)。根據非黨派的國會預算辦公室(CBO)2018的預測,川普共和黨的減稅法案將會導致美國國債在十年內增加1.9兆美元,超過奧巴馬拜登複蘇法案的兩倍,從成本效益而言,孰優孰劣,一目了然。
拜登的再次重建
拜登2021年1月上任,接盤川普留下的經濟大蕭條(嚴重程度僅次於小布什留下的大蕭條),2020年經濟萎縮2.2%,就業人數大跌930萬,立刻推動國會於3月通過了美國救援計劃,2021年11月通過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2022年8月通過通貨膨脹率降低法和芯片與科學法,從多方麵重振經濟,降低處方藥品價格,投資和推廣清潔能源,投資基礎建設和芯片尖端科技研究開發,三年半內經濟增長率平均3.3%,一共增加1620萬就業,失業率平均4.15%,而且從2021年12月到2024年5月,失業率連續30個月不超過4.0%,這是1970年以來最好的紀錄。
美國經濟的反複曆史輪回
以上的回顧顯示曆史在兩個方麵的反複輪回。先從國內生產總值,創造就業和失業率的角度來看。
再從聯邦財政赤字和國債的角度來看。
二戰之後曆任兩黨總統從杜魯門到卡特,國債規模一直保持下降趨勢。但是裏根-老布什1981-1993的12年期間,給富豪階層減稅,聯邦赤字和國債規模急速上升。克林頓對富豪階層和大公司提高稅率,聯邦財政從赤字扭轉為盈餘,開始償還國債,國債規模下降。
小布什上台後,再給富豪階層減稅,聯邦財政立刻從盈餘變回赤字,國債規模再次猛升。奧巴馬基本恢複到克林頓時期對富豪階層和企業的稅率,在八年裏將聯邦赤字逐漸降低,也放緩了國債上升幅度。
川普的減稅法案還是著重給富豪階層和企業減稅,聯邦赤字率和國債規模在新冠瘟疫之前就已經大幅度回升。拜登上任後,在三年半內,再次逐漸降低聯邦赤字和國債上升幅度。
從兩個角度,曆史已經輪回了三次,都是偶然的嗎?
實踐檢驗理論,邏輯透視謬誤
讓我們再次考究本篇開始提到的“內在規律自我周期”的觀點。如果成立,那麽為什麽多次的曆史輪回都是共和黨主政留下殘局,然後是民主黨主政重振經濟呢?從邏輯角度而言,一方麵兩黨的經濟理論在1981年以來完全不同,另一方麵兩黨實際業績也被多次曆史輪回證明是截然相反,而且共和黨反對克林頓(1993),奧巴馬(2009)和拜登(2021)的經濟複興方案時候的預言也都被曆史事實證明是錯誤的,那麽唯一合乎邏輯的結論就是,兩個經濟理論之間,必然有一個存在嚴重問題。
共和黨的經濟理論是一個從上至下(Top-Bottom)的邏輯。給富有階層大幅度減稅之後,富有階層更加有錢了,但是他們不一定就將減稅所得用於投資,那麽所謂涓滴效應就至少大打折扣;而且聯邦減稅之後,州和市鎮往往就被迫加稅或者減少公共服務,因為要填補來自聯邦的經費減少了,這些減少的公共服務和/或新增的地方稅對絕大部分中下階層家庭影響最大,他們的日常開支反而增加了,所以到頭來往往弊大於利。其結果是,急劇加深的貧富懸殊,普羅大眾的收入日益降低,個人消費能力下降,因此社會總體消費下降,最終給經濟增長帶來負麵影響。
而民主黨的經濟理論是一個從下至上(Bottom-Up)的邏輯。政府從富有階層征稅,給中下階層家庭減稅,為全體民眾提供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不再重複1930年代初期經濟大崩潰中普通民眾的悲慘境遇,不僅是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道德義務,而且許多經濟研究報告都顯示,給中下勞工階層減稅對於刺激經濟是最有效的,因為讓廣大中下層勞工家庭提高收入,自然就會帶動全社會的消費需求,從而促進各行各業的生產供應,最終推動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至於給企業減稅能否真的增加就業,也是非常值得考究。根據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2018年的報告,92家上市公司每年支付企業利潤稅已經低於35%,依然在2008-2015年之間裁員,而這個期間的整體經濟從低穀回升。這些企業往往將所減的稅用於(1)收購本公司的股票,從而使得該公司股票上升;(2)給最高行政管理層加薪。根據CNBC在2018年1月22日的報道,在1978年,CEO階層年收入是普通員工的大約30倍,而在2014年膨脹到了299倍,但是在2015年和2016年稍微回落到286倍和271倍。該報告沒有解釋為什麽回落,筆者認為這是與奧巴馬讓最高個人稅率重新恢複到39.6%有關。
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
基尼指數(Gini Index)是國際通用的衡量經濟不平等的指標,“0”表示完全平等,“1”表示完全不平等。一般而言,基尼指數分為8個區間,0.25-0.30,。。。0.60-0.65。根據聯邦人口普查局的2015年9月16日報告顯示,基尼指數在1981年之前有升有降,但是在裏根的大幅度富有階層減稅之後,基尼指數就從0.36一路上升到0.46。目前美國已經從1981之前的相對平等淪為相對不平等。2019年9月26日美聯社報道,人口普查局的報告2018年的基尼指數48.5,顯示美國的收入不平等達到了50年來的最高水平。筆者查閱了人口普查局的2017年至2023年的基尼係數,在川普任期繼續上升到2021年的49.4,然後在拜登上任之後,下降到2022年的48.8,2023年的48.5,再次證明兩黨不同政策就會有不同的社會結果。
2017年11月9日《福布斯》報道三個人(傑夫·貝佐斯,沃倫·巴菲特和比爾·蓋茨)擁有的財富超過了人口最底層的一半。2019年10月8日《華盛頓郵報》報道,美國曆史上第一次,美國億萬富翁支付的有效稅率低於工人階級。 一項研究發現,美國最富有的400個家庭所支付的平均實際稅率為23%,比美國下半部分家庭所支付的24.2%的稅率低了整整一個百分點。
曆史一再證明,共和黨的減稅政策一方麵導致聯邦赤字和國債規模的急劇上升,給國家財政帶來嚴重的長期隱患;另一方麵也並沒有帶來經濟高增長,而且加劇貧富懸殊,加深社會階層撕裂,也不利於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當中產階層萎縮,大部分普通民眾收入下降,整個社會的消費購買力就會下降,導致市場需求下滑,經濟就會增長緩慢甚至陷入萎縮。
係列預告
目前2024年大選來看,兩黨候選人的經濟計劃的大方向沒有多少改變。川普的經濟計劃依然是主打給豪富階層和大企業減稅,而哈裏斯的經濟計劃則是向豪富階層和大企業提高稅率,從而扶持中下階層群體和小企業。筆者將另文討論兩黨在本次大選中提出的施政綱領。
至此,我們比較了兩黨經濟方麵的主政紀錄,分析了兩黨實績鮮明對比的根本原因。對於普羅大眾而言,本人和家人的生命安全應該是與經濟民生同等重要的問題,而且最近又發生了好幾次大規模槍殺事件。筆者將在下一篇討論比較兩黨在槍支安全方麵的立場和紀錄,敬請關注。
海闊天空 2024年9月12日
《2024大選係列》
《美國政治製度係列》
高談闊論的大塊頭當去專業刊物發表。
多少人會有耐性讀有“前言”而無結論的
長篇大論?!
克林頓時期並未增加企業稅。他趕上了美帝技術領域厚積薄發的時期而已。經濟自有規律,任何執政者認為自己有功,基本上都是貪天(市場)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