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窩囊的外交家

中國最窩囊的外交家，把持外交數十年，他走到哪裏，中國必打敗仗 騰飛說史 今天我們來聊一聊晚清名臣李鴻章，清朝在鴉片戰爭以前，以“天朝上國”的姿態處理與歐美國家的事宜，並無近代意義上的外交觀念，中華朝貢體係到了明清時期，走向了成熟，朝鮮、越南、琉球是中華朝貢體係之中最穩定的成員，清朝處理朝貢事宜的部門主要是禮部和理藩院。 中華朝貢體係與西方的殖民體係，同屬於當時國際關係的主要模式之一，但是，到了鴉片戰爭以後，隨著清朝國力的衰微，中華朝貢體係逐步走向崩潰。1871年的《中日修好條規》、1885年的《中法新約》、1895年的《馬關條約》簽訂以後，琉球、越南、朝鮮這三個最穩定的朝貢國也相繼與清政府脫離宗藩關係，朝貢體係全麵崩潰，取而代之的是近代條約體係。 以“條約體係”為主的國際關係模式起源於1648年歐洲主要國家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理論上來說，條約的簽署國具有平等地位，條約是國際法的一部分，有時候，條約甚至是國內法的延伸。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 但是，清政府是被迫加入到條約體係中來的，李鴻章代表清政府共簽訂了30多個條約，而這些條約中的絕大多數都是不平等條約，可以說是喪權辱國，最典型的就是《中法新約》、《馬關條約》和《辛醜條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李鴻章也是中國最窩囊的一位外交家，他所到之處，中國必打敗仗，他沒有到的地方，中國反而打了勝仗，為什麽這麽說呢？下麵我們來詳細敘述一下這個問題： 李鴻章能夠掌控中國外交數十年，成為一名外交家，與清政府被列強逐步拉入以“條約體係”為主的國際關係模式有關，在晚清時期，通商、海關、外交、軍事、經濟等方麵的事務都與“洋務”有關，無論是辦近代軍事工業，還是辦民用工業，亦或是處理關稅相關的事宜，都需要與洋人打交道，通商、海關、外交、軍事、經濟這些事務都被稱之為“經世致用”之學，是清政府的自強之道，辦理這些事務的大臣就是洋務派官員，洋務派官員在辦理洋務的過程中，不僅掌握了地方實權，而且自身還獲得了不少的經濟權益，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因為洋務運動是一場工業化運動，與軍事、經濟密切相關。 李鴻章與美國總統格蘭特 鹹豐十年（公元1860年），清政府設置總理衙門處理與外國相關的事務，總理衙門下設辦理三口通商大臣，負責處理牛莊、天津、登州三個新設通商口岸的稅收、關防等事宜，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三口通商大臣又改為北洋通商大臣，北洋大臣由直隸總督兼任，屬於欽差大臣，北洋大臣管理直隸、山東、奉天三個省的外交、海防、關稅、軍事等事務，恰恰在這一年，曾國藩離任直隸總督，曾國藩去職之後，李鴻章接任，清政府還授予李鴻章文華殿大學士的頭銜，從此以後，李鴻章不僅執掌了清朝的中樞權力，而且還成為了地方實力派，可以說是權傾朝野。 1871年，總理衙門的官員 這個時候，唯一可以與李鴻章相提並論的地方實力派就是閩浙總督左宗棠，所以，李鴻章要竭盡全力遏製住左宗棠的勢力。 19世紀70年代，發生的“海防”與“塞防”之爭，實際上就是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清朝海軍與以左宗棠為代表的清朝陸軍之間的軍費之爭。 在“海防”與“塞防”之爭中，李鴻章主張放棄新疆，“暫棄關外，專清關內”，而左宗棠則認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主張力保新疆，清政府被左宗棠說服，慈禧太後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全權督辦新疆軍務，清軍收複新疆的戰役，李鴻章並未參與，所以打了一個大勝仗。 左宗棠 1883年至1885年發生的中法戰爭，清政府對抗的是當時號稱世界第二強國的法國，李鴻章也並未直接參與這場戰爭，清軍在陸路與海路均取得了一些勝利，海路方麵，清軍成功抵擋住了法國人對台灣的入侵，陸軍在馮子材的率領下取得了鎮南關大捷，鎮南關大捷使得法國陸軍受到重創，消息傳到法國，法國舉國震驚，直接導致了茹費裏內閣的倒台，中法戰爭，本來是中國勝利了，法國失敗了，可是呢，清政府在戰爭勝利的有利條件之下，卻派直隸總督李鴻章為全權代表負責與法國人進行談判，1885年6月9日，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法國人簽訂了《中法新約》，法國人在戰爭失敗的情況下，還獲得了許多的權益，清政府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卻被迫放棄了對越南的宗主權。 法國人繪製的中法戰爭場景 甲午中日戰爭，李鴻章參與了，這場戰役，可以說是李鴻章指揮的，但是呢？卻一敗塗地，然而，1876年至1877年發生的左宗棠率軍收複新疆的戰役、1883年至1885年發生的中法戰爭，李鴻章並未參與，這兩場戰爭，清政府都取得了勝利，中法戰爭到了後期，李鴻章一來，就“不敗而敗”了。 李鴻章真的是所到之處，中國必打敗仗嗎？其實，李鴻章長期辦理洋務，作為一名地方實力派，深知清朝軍力的強弱，也對西方國家的軍事、內政與外交了如指掌，正因為他了解清朝與西方各國在軍事實力方麵的差距，所以才不敢與洋人輕言戰事，那麽李鴻章所到之處，必然是出來和談的，不敢冒險輕言戰事，必然是委曲求全，也就沒有打勝仗的希望，左宗棠、馮子材等人可能敢於冒險，對洋人比較強硬，也就有了打勝仗的希望，如果讓李鴻章參與收複新疆的戰役和中法戰爭，也許清軍根本就沒有勝仗可言。 晚清時期的清政府積貧積弱，作為清政府的一名外交官，簽署了那麽多的不平等條約，李鴻章本人也無可奈何，他自己隻不過是大清帝國的一名“裱糊匠”，在內政上“東補西貼”，在外交上自然也是卑躬屈膝，在屈辱中求得一點利益。 李鴻章雖然是大清帝國的一名“裱糊匠”，但是這位窩囊的“裱糊匠”與“外交家”卻因洋務運動而積累了雄厚的個人資本，李鴻章個人財富的多少從他去世之後的財產分配上也可以略見一斑，著名女作家張愛玲的父親張誌沂是李鴻章的外孫，李鴻章去世之後，他得到了八幢豪宅。在當時的西方人看來，李鴻章是世界首富，民間早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的對聯流傳，據說李鴻章在洋務運動期間積累了4000多萬兩白銀的個人財富，其實這也隻是一個估計，究竟有多少，無從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