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東梁 : 左宗棠與湖南人的精神

楊東梁 : 左宗棠與湖南人的精神

2017-08-30 楊東梁 左宗棠研究會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院原館長楊東梁教授發言

一、什麽是湖南人的精神

所謂“湖南人的精神”是指中國曆史上在湖南地區形成的一種特有的民性、民風。這種民性、民風是湖湘地域文化特殊性的表現。當然，除這種特殊性外，湖湘文化也必然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深刻影響。特別是經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後，儒家思想成為國家的意識形態，成為超越地域的普遍性文化價值。湖湘文化也就成為一種特殊性與普遍性相融合的文化，而“湖南人的精神”也就成為具有湖南地域特點的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所謂“精神氣質”包含道德精神與心理氣質兩個層麵。在悠久的地域文化傳統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湖南士人，因為他們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既有民性、民風的“氣質”特性，又有士氣、士風的文化特質，故而成為了“湖南人精神”的代表。

那麽，“湖南人的精神”又包含哪些內容？對此很多學者做過較為深入的探討，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也是我所認同的。今天再結合自己不成熟的認識，把這種精神歸納為四點：

1．愛國情懷。

屈原畫像

湖南人的愛國情懷是有曆史傳統的，戰國時代的屈原就是我國古代第一位傑出的愛國詩人。當然，那時中國還沒有統一，屈原愛的是他生活的楚國。到了近代，中華民族麵臨亡國滅種的生死關頭，湖南的誌士們更是高揚愛國主義旗幟，為祖國獨立、民族複興呼嘯著前進，直至獻出寶貴的青春乃至生命。從開眼看世界的魏源到為變法流血的譚嗣同，再到為辛亥革命做出不可磨滅貢獻的陳天華、黃興、宋教仁，直至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劉少奇等，無不是從愛國的基點出發，走上了改造社會，振興中華的道路。

2．憂患意識。

魏源畫像與《海國圖誌》

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是湖湘士人曆來所追求並踐行的一種精神氣質。越是在國家處於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這種意識就表現得愈發強烈。清代嘉、道以降，內憂外患紛至遝來，湖南一些有誌之士更是以“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心態走上救國之途。邵陽人魏源的《海國圖誌》就是憂時之作，他在該書的“敘”中明確指出：“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製夷而作”；晚清愛國將領左宗棠青年時代也曾立誌：“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維新誌士譚嗣同（瀏陽人）在甲午戰後，有感於民族危機的深重賦詩道：“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辛亥烈士陳天華（新化人）在《敬告湖南人》一文中警告說：“今日中國之亡，豈僅亡國，實亡種也！”“我湖南人豈非十八省中最有價值之人格耶！何以當此滅亡之風潮而無所動作也？”

3．負重奮鬥。

曾國藩像

說到湖南人的性格特點，史書多有記載和評論。《晉書》說湖南士人果烈、堅勇；《隋書》說：“其人率多勁悍決烈，天性然也”，以後宋、明曆朝多有此類評介，認為湖南人具有勇悍、剛直、艱苦奮鬥的精神。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記載了元兵進攻潭州（今長沙）時，嶽麓書院書生奮起抵抗，“荷戈登陴，死者十九”；在近代，曾國藩也大力提倡“剛氣”、“倔強之氣”、“忠義血性”，他生平立誌之訣是：“好漢打脫牙和血吞”；陳天華在蹈海殉國前寫下遺書，要求中國留日學生“堅忍奉公，力學愛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抱負就是：“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他的一生堪稱負重奮鬥的一生。

4．通變求新。

譚嗣同像

在中國近代，是湖南人最早提出了向西方學習（即魏源提出“師夷長技”）；而在洋務運動中，又是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等首先成為引領中國走向近代化的佼佼者，在維新變法時期，譚嗣同“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梁啟超：《譚嗣同傳》），提出“利變法之用”“嚴變法之衛”，“求變法之才”；辛亥革命的領袖人物黃興（善化人，今長沙）、宋教仁（桃源人）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湘潭人）、劉少奇（寧鄉人）等，無一不是通變求新、力倡社會革命的先驅人物。

二、湖南人的精神在左宗棠身上的體現

左宗棠像

在中國近代史上，左宗棠是最能體現“湖南人精神”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甚至可以說，“湖南人的精神”在左宗棠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左宗棠秉承湖南人的愛國傳統，並在中華民族麵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讓湖南人的精神閃爍出燦爛的光輝。麵對張牙舞爪的西方侵略者，他毫無畏懼，勇往直前，“鋒穎凜凜向敵”（《清史稿·左宗棠傳》）。為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他表示“至馬革桐棺，則固非所計！”無論是抵禦沙俄，還是東南抗法，他都身臨前敵，決計以身殉國。

左宗棠還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在居家讀書時，他就撰聯明誌，該聯語道：“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表現出憂國憂民的豪情壯誌。在鴉片戰爭爆發時，左宗棠雖隻是身居僻壤的一介書生，卻極為關注時局的發展，抱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誌向，出主意，提方案，但換來的卻是無人理睬，報國無門，滿腔愛國熱忱，隻能付之東流。而一旦身居高位，主政一方，他立即把這種憂患意識轉變成挽救危局的實際行動。

左宗棠身上“湖南人精神”的另一種體現是他的負重奮鬥，也就是所謂的“騾子精神”。左宗棠一生坎坷，青壯年時三次會試不第，宏偉抱負無從實現。進入湘撫幕府，又因“樊燮案”險遭殺身之禍。他一生最為得意的收複新疆之役，更是麵臨許多困難與險阻，正如時人所說：“朝命甫下，人人皆為公危。又西土苦寒，諸將校多不願往。公獨毅然率二、三同仇，提師由秦逾隴以達關外。”（楊毓秀：《平回誌·序》）危局麵前，躭心者有之，譏笑者有之，幸災樂禍者有之，但左宗棠甘當負重的“騾子”奮勇直前，終於取得了收複新疆的偉大勝利。

再有，就是左宗棠一生頗具通變求新的意識。他年輕時就超凡脫俗，喜好經世致用之學。壯年後，又擺脫“閉關鎖國”思維的束縛，力倡“中不如西，學西可也”（《全集》書信三）。進而倡辦了近代企業——馬尾船政局和蘭州機器製呢局，不但開啟了“中國海軍萌芽之始”，也唱響了我國近代開發大西北的先聲。這種通變求新的精神啟迪了後人的開拓意識，鼓舞著來者去披荊斬棘。

 三、時代呼喚湖南人的精神

“湖南人的精神”是幾千年來湖南人在意識形態方麵形成的共同成果，也是全體中國人精神財富的組成部分。特別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在三座“大山”壓迫下，苦難深重，命運多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就成為中國人最偉大的夢想。正如習近平同誌所說，“中國夢”“的基本內涵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而實現這個夢想，就必須要有一個堅強的精神支柱。當然，其中也包含了“湖南人的精神”。

今天，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我們更應該把湖南人精神中的優秀遺產發揚光大，讓它更具時代特色，更好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