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江華
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麽？結論自然是見仁見智，但盡可能地接近曆史真相，無疑是其中之一。就清史而言，利用宮廷檔案還原曆史真相，是頗為有效但尚未被廣泛重視的方法。
所謂宮廷檔案，是指原藏於皇宮、現存於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的明清檔案。這些檔案，總件數超過千萬件。它的發現與開放，在20世紀被評為“三大史料發現”(另兩項為殷墟甲骨文、敦煌寫經)之最。
說它頗為有效，是因為通過宮廷檔案，可以讓很多曆史謎案迎刃而解。
比如很長時間，關於雍正(即雍親王胤禛)繼位的種種傳說中，有這樣一種：康熙本來是傳位給十四子胤禵而不是四子胤禛。
持此論者說，胤禵原名“胤禎”(雍正登基後被迫改為胤禵)，康熙的遺詔是“皇位傳十四子胤禎”；雍親王原來的名字也不叫胤禛(但叫什麽不知道，胤禛是後來才改的)，他把遺詔的“十”字改為“於”字，“禎”字易為“禛”字。這樣，遺詔就變成了“皇位傳於四子胤禛”。
盡管有曆史學家分析指出：清代書寫皇子的名字，不是寫“某子”或“某某子”，一定要冠以“皇”子，作“皇某子”、“皇某某子”，遺詔寫“皇位傳十四子”不合清朝製度；盡管有學者指出清代時“於”、“於”不通用，要寫作“於”，將“十”字改為“於”字，在清代屬於別字。傳國本的遺詔出現別字，於理不通。但這些，畢竟還屬於推論。
利用宮廷檔案則可直截了當解開謎團。盡管現存於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的康熙遺詔漢文原件已被證明是胤禛在康熙逝世當天讓人寫就的，但馮爾康先生在撰寫《雍正傳》時，查閱了藏於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的《宗室玉牒》，其中表明：皇十四子胤禎，康熙三十六年(1697)時名字為“胤禵”，四十七年(1708)康熙封他為貝子的上諭中稱之為“胤禎”，雍正登基後，複其名為胤禵。由此可知，皇十四子胤禵之名早已有之，並非雍正逼迫改名。至於皇四子、雍親王的名字，康熙年間曆次修《宗室玉牒》都寫作“胤禛”，並無別的名字。也就是說，雍正盜名改詔說並不成立！
說它並未受到重視，例證之一是茅海建先生在《戊戌變法史事考》自序中所說的，“這二十年，清朝曆史的專業人員在增加，每年畢業的碩士、博士更是成倍增長，而來此(指第一曆史檔案館)查閱清朝檔案的人數卻是相反，日漸減少。”而筆者所見，也證實著茅先生的觀點。在一史館查閱檔案的將近10年中，時常能看到來自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學等世界名校的洋學生，他們對著滿文老檔凝神苦思、認真描摹的神態，深深印在筆者的腦海中。國內大學中，雖不時也能看到來自北大、人大、北師大的年輕學子，但顯然隻是為寫畢業論文前來短暫查檔，變換頻繁。
切入點
左宗棠是否曾掌摑或腳踢總兵樊燮？
動念寫一本關於左宗棠的書，始於2003年。2010年起，借著搬家到故宮東華門附近的便利，筆者時常前往位於故宮西華門北側的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試圖從中翻檢出未曾被史學界所重視使用的史料檔案，還原一個更加真實的左宗棠。
左宗棠為晚清傳奇人物，圍繞他以及他與同時代名人如曾國藩、胡林翼、郭嵩燾、胡雪岩等人的交往，有不少逸事為大家所津津樂道。隻是這些逸事中，有不少隻是傳言，而且這些並非史實的傳言被頻繁使用在曆史研究著作中。
左宗棠種種逸事中，流傳最廣的，莫過於鹹豐八年(1858)時為湖南巡撫幕賓的左宗棠掌摑或腳踢永州鎮總兵樊燮的逸事。這個逸事之所以流傳如此之廣，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左宗棠一個尚未授官的師爺，竟敢如此羞辱官至二品(相當於部級)的武官樊燮，官階的反差和衝突的激烈令人好奇；案件引起了鹹豐皇帝的關注，有傳言說鹹豐當時就曾下旨“左宗棠如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最高統治者的過問增添了逸事的神秘性；當時在南書房當差的鹹豐文學侍從潘祖蔭上折說情，其中的名句“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為逸事的流傳增添了文學色彩；為了營救左宗棠，傳說胡林翼曾秘密買歌姬送至奉旨查辦此案的欽差大臣錢寶青船上，讓其與錢寶青暗通款曲，拿到錢寶青的把柄，逼迫錢寶青網開一麵，香豔的故事增添了逸事的談資；案件以樊燮被查處、左宗棠被起用而落幕，有傳言說，樊燮深感武將的無用，毅然請名師為其兩個兒子授課，並下令讓兩個兒子穿女人衣服，聲言必須考上秀才、中了進士，方能換上男裝，最後長子中了舉人、次子樊增祥果然中了進士成為一代名詩人……如此等等，讓這一逸事廣為流傳，甚至被當成確論，寫進左宗棠傳記等眾多曆史著作中。
史實的準確是曆史研究的基石。正是鑒於此，筆者將史事的考證作為左宗棠研究係列的第一步。而切入點，就選擇左宗棠樊燮案。
借助當年秘而不宣、今天已然公開的清宮檔案，筆者得以幸運地解開此曆史之謎。2010年，從清宮檔案中找到湖廣總督官文關於樊燮案的第一份奏折，證實左宗棠並無傳言所說的掌摑或腳踢樊燮，從而揭開了這一流傳百年的逸事的真相。與此同時，通過查找《軍機處上諭檔》、《軍機處錄副檔》、《軍機處隨手登記檔》、《宮中朱批奏折》等清宮檔案，找到鹹豐皇帝為此案所作的12次批示，並一一作了考察和分析，得出鹹豐皇帝也從未下過“左宗棠如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密旨的結論。
興趣點
左宗棠與胡雪岩究竟是何關係？
圍繞左宗棠與胡雪岩，也有著太多太多的逸事。
胡雪岩，本名胡光墉，雪岩是他的字，要想在清宮檔案中找到他的相關史料，隻能用胡光墉查找。從一個貧苦無依的錢莊小夥計開始，到阜康錢莊、胡慶餘堂藥店老板，錢莊票號布及大江南北，擁有資金2000萬餘兩、田地萬畝，胡雪岩成就了一個商人的傳奇。社會上就有“為政要學曾國藩，經商要學胡雪岩”的流傳語。在重農輕商的清代，商人胡雪岩長袖善舞，夤緣政要權貴，先後被授予運司銜江西試用道、按察使銜福建候補道、布政使銜福建補用道等，獲清代賞銜的最高官階——從二品的布政使銜，成為名副其實的“紅頂商人”。更為特別的是，他的父母被賜正一品封典，母親獲同治禦筆牌匾“勉善承榮”(這個匾額今天就懸掛在杭州胡雪岩故居)，他自己更是被賜頭品頂戴、賞穿黃馬褂。按清製，黃馬褂曆來隻賞給內臣和親近之臣。有清一代，能獲此殊榮的商人，隻有胡雪岩一人。
左宗棠與胡雪岩的種種逸事中，最為流傳的說法之一，多見於李寶嘉(《官場現形記》作者)的《南亭筆記》、歐陽昱的《見聞瑣錄》、徐一士的《一士類稿》等筆記小說，甚至包括高陽曆史小說《胡雪岩》。他們都身臨其境般記載左宗棠與胡雪岩兩人第一次見麵時，左宗棠要殺胡雪岩。此時胡雪岩靈機應變獻上20萬擔(也說20萬石)糧食而免禍，並得到左宗棠的重用。
但根據清宮檔案和《左宗棠全集》可知，同治元年正月，剛剛出任浙江巡撫的左宗棠，就上折奏請由胡雪岩為其辦理糧餉——而此時，胡雪岩正在趕往江西的路上，和左宗棠尚未見過麵，可謂素昧平生。在沒有見麵之前，左宗棠就已經奏請胡雪岩為其辦理糧草，而不是像這些筆記小說所載“在衢州大營兩人見麵，左宗棠一開始要殺胡雪岩。胡靈機一動，獻上所采購的二十萬石糧食。左才轉怒為喜，不殺胡雪岩。”況且，左宗棠直到同治元年五月才進兵浙江衢州，也就是兩人見麵之後。
再比如，胡雪岩的按察使銜、布政使銜甚至包括黃馬褂封賞，都是左宗棠奏請而來的。但從清宮檔案中可知，最早給胡雪岩奏請封賞的，並非左宗棠，而是左宗棠之前任浙江巡撫的王有齡。而在光緒九年(1883)胡雪岩破產之前，上折為其奏保請獎的，還有大學士寶鋆，有直隸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沈葆楨，還有浙江巡撫梅啟照、陝西巡撫譚鍾麟、山東巡撫周恒祺等。
在我們的印象中，左宗棠用兵新疆的軍餉，主要依賴胡雪岩的借款。為此，新疆收複後左宗棠為胡雪岩奏請黃馬褂之賞以示感謝。但統計左宗棠前後四次所上的軍餉報銷折可知，其用兵新疆所收到的六千多萬兩銀中，各省、各海關送來的協餉為3400多萬兩，胡雪岩所借為1710萬兩，隻排在第二位。而且，胡雪岩的借款通常都以各省關的協餉作為抵押，隻是由於各省關協餉經常拖延，因此，這些借款更顯意義重大。
諸如此類為左宗棠的種種逸事作證實或證偽，在《左宗棠傳信錄》中還有很多。在某些主張“曆史宜粗不宜細”者看來，或許這樣的證實或證偽過於瑣碎，但筆者覺得：“曆史宜粗不宜細”是政治家著眼大局、擱置爭議的治國方略，對於治史者來說，更應是宜粗也宜細——從粗的角度，了解時代大勢、曆史方向規律，以彌補檔案多為一時一事、瑣碎反複之弊；從細的角度，借助檔案等第一手史料做紮實的史實重建工作，將使越來越多的曆史真相逐漸呈現在讀者麵前。
著力點
左宗棠與曾國藩為何斷交？
《左宗棠傳信錄》一書35萬字，寫左宗棠與曾國藩關係的，就有約8萬字，占了將近四分之一的篇幅。之所以如此著力，自然有曾國藩名氣大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想徹底梳理清楚兩人之間的恩恩怨怨。
如果說解謎左宗棠樊燮案主要憑清宮檔案之力，那還原左宗棠曾國藩關係真相，則需要清宮檔案同31冊的《曾國藩全集》及13卷的《左宗棠全集》的配合。
曾國藩，進士出身，37歲即升至二品，曆任除戶部之外的六部侍郎(副部長)，墨絰從戎後於鹹豐三年(1853)創辦湘軍，並於同治三年(1864)克複被太平天國占據了11年之久的天京，宣告太平天國的失敗。曾國藩因此功被賜一等侯爵，成為有清一代漢人封爵最高者，此後被授武英殿大學士。
左宗棠，舉人出身，雖不似曾國藩那樣少年得誌，但通過參與圍剿太平軍、撚軍的戰事，累功遷至陝甘總督，被授東閣大學士，成有清一代以舉人入閣的唯一一人，並於光緒年間憑收複新疆之功被賜封二等侯爵。
曾左是湖南同鄉，同屬同光“中興四大名臣”，可謂一時瑜亮。從道光十四年(1834)結識到同治三年斷交，兩人的交往整整三十年：鹹豐四年(1854)曾國藩兵敗投水自殺之時，左宗棠曾冒險出城、極力安慰；鹹豐八年左宗棠卷入樊燮案險被投獄，曾國藩盡力在鹹豐麵前斡旋，使得左宗棠化險為夷。可以說，兩人有著生死之誼。隻是造化弄人，曾左二人由相交甚歡最終變為凶終隙末，同治三年斷交。如此巨大的轉折，自然引發時人和後人的巨大興趣。
關於曾左斷交，很多人都知道是因為同治三年攻下天京之後，曾國藩上折奏報包括幼主洪福瑱在內的太平天國高官已全部被殲，但清廷賜封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的諭旨墨汁未幹，左宗棠就上折奏報洪福瑱實際上已經逃出天京。惱怒之下的曾國藩，也上折攻擊左宗棠收複杭州時放走了十萬太平軍。雖然通過清宮檔案包括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洪福瑱供詞得知：洪福瑱是從左宗棠事前所判定的廣德出逃，但此事還是導致二人的最終交惡。
很多人知道曾左斷交，但可能不知道：曾左斷交，導火索並不是此事。更早的導火索，在同治元年(1862)左宗棠不讚成曾國藩在廣東抽厘充湘軍軍餉時就已經埋下。
曾國藩最初判斷，在廣東抽厘，一年收入至少有幾百萬兩。因此，當時為了讓廣東方麵同意，在未與浙江巡撫左宗棠商量的情況下，他就對兩廣總督勞崇光表示，辦理抽厘後，廣東原來每月要給浙江的10萬兩協餉可以停解。
但左宗棠一開始就認為曾國藩強行到廣東抽取厘金的做法不妥，並認為以勞崇光的個性，一定不會配合，難有實效。
事實的發展證實了左宗棠的“預言”，也坐實了曾國藩的誤判——根據曾國藩的統計，同治元年到同治三年間，33個月廣東厘金僅收入120萬兩左右。而左宗棠楚軍僅分配到22萬兩。
曾國藩的誤判，帶來嚴重的後果——如不辦理抽厘，33個月，左宗棠楚軍可從廣東獲得協餉330萬兩。330萬兩和22萬兩，兩者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
同治二年(1863)起，為了進一步縮小對天京的包圍圈，曾國藩不斷增兵，最高時統兵超過十萬人，每月需餉不少於50萬兩，還不包括購買彈藥、槍械等花費。而曾國藩每月的收入從來沒有超過24萬兩，隻能發三成軍餉。
同治元年九月起，經曾國藩推薦、剛剛出任江西巡撫的沈葆楨，未與曾國藩商量，就先後停解漕折銀(每月四五萬兩)、九江洋稅(每月3萬兩)。同治三年二月，沈葆楨又奏請全部截留江西厘金(每月大約十多萬兩)，不再給曾國藩軍營。如此，意味著曾國藩的收入每月要減少近20萬兩。
所轄兵馬日益增多，需餉浩繁；廣東厘金收入遠低於預期；沈葆楨逐步減少江西所供之餉。三個因素的疊加使得曾國藩陷入“近年所未見”的缺餉之苦。於是，同治二年五月開始，他向左宗棠要回了婺源、景德鎮、河口、樂平四個地方每年70萬兩的厘金收入。
左宗棠方麵呢，剛遵照曾國藩的要求將兵馬由原來的六千人擴充至近兩萬人，每月所需餉銀不下二十萬兩。一方麵從廣東獲得的軍餉銳減，一方麵曾國藩又收回四地厘金。本來，江西四地厘金被收回之前，楚軍欠餉已長達到8個月到一年之久。如今雪上加霜，左宗棠的不滿，可想而知。
同治元年爭餉埋下的導火索，到了同治三年總爆發，導致了曾左的斷交。統計《曾國藩全集》所記錄的兩人通信情況：鹹豐八年22封，九年20封，十年和十一年都是84封；同治元年35封，二年11封，三年5封。從最高峰時的每年通信84封，到同治三年的隻有5封信，可以看出曾國藩與左宗棠交往日少的過程。而同治三年七月之後，再無二人通信的記錄。
很多人知道曾左斷交，但可能不知道：兩人斷交之後，其實在很多方麵還存在著合作。
同治七年，朝廷將湘軍名將劉鬆山所統率的老湘營劃歸左宗棠指揮，以對付陝甘回亂。劉鬆山為曾國藩一手提拔，但曾國藩對此毫無怨言，繼續承擔老湘營的軍餉。老湘營屢建功勳，成為左宗棠麾下不可或缺的力量。左宗棠呢，則多次向友朋和朝廷誇獎曾國藩識人之明，“臣以此服曾國藩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實非臣所能及”。同治九年(1870)二月，劉鬆山在甘肅戰死。這年十月，慈禧接見曾國藩，君臣談到了劉鬆山之死。但曾國藩並沒有趁機攻擊左宗棠，反而告訴慈禧，雖然劉鬆山的陣亡對陝甘用兵損失重大，但在此事上，左宗棠的調度並無不妥。《左宗棠傳信錄》中的這些梳理，讓我們看到曾國藩、左宗棠作為一代偉人的過人之處。
同治十一年(1872)曾國藩病逝後，左宗棠對曾氏家人十分照顧。曾國藩的二兒子曾紀鴻在京城工部為官，因家人生病導致花銷大增，一時生活窘迫甚至無錢買藥。左宗棠得知後，立即送去銀300兩。曾國藩的小女婿聶緝椝年輕紈絝習氣頗重，不得曾國藩以及曾紀澤歡心。但左宗棠大力提攜，光緒七年(1881)出任兩江總督時安排聶緝椝到上海製造局任職。幾番曆練，聶緝椝後來出任江蘇、安徽、浙江巡撫。由此可知左宗棠識人不差，也知左宗棠在曾國藩挽聯中所說的“相期不負平生”並非虛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