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與李鴻章的私人恩怨

從一個戰壕裏的兄弟到反目成仇：左宗棠與李鴻章的私人恩怨

                     平行線 2016-04-27 17:22

左宗棠與李鴻章都是中國近代史上響當當的人物。他們和曾國藩一道，構成了同治中興的最重要力量。

左宗棠與李鴻章的關係，從最初的英雄相惜到最後的反目成仇，既有利益和政見的不同，也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

左宗棠，（1812年－1885年9月5日），字季高，湖南湘陰人，號湘上農人。左宗棠自幼聰穎，14歲考童子試中第一名，曾寫下“身無半文，心憂天下；手釋萬卷，神交古人”的對聯以銘心誌。

左宗棠在醴陵淥江書院主講17年，1837年，兩江總督陶澍回鄉省親，他書寫了一副對聯“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陶澍看後，將他視為奇才。後入陶澍幕府，並與陶結為親家。

此後，左宗棠屢試不第，轉而留意農事，遍讀群書，鑽研輿地、兵法。1851年起先後入湖南巡撫張亮基、駱秉章幕府，為平定太平軍籌劃。1856年，升任兵部郎中。同治元年（1862年），由曾國藩舉薦由太常卿升任浙江巡撫，並組成中法混合軍和擴充中英混合軍與太平軍作戰，克金華、紹興等地，升任閩浙總督。

李鴻章（1823-1901年），字漸甫，號少荃，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諡文忠，安徽合肥東鄉磨店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鴻章遵父命北上，參加順天府鄉試，並作《入都》詩以抒發胸懷。其一雲：“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裏外欲封侯。定將捷足隨途驥，哪有閑情逐水鷗？遙指蘆溝橋畔月，幾人從此到瀛洲？”太平天國起義後，李鴻章先入曾國藩幕僚，後受曾國藩支持，組建淮軍，和左宗棠一道，共同對付太平天國軍隊。

當時，湘軍久攻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不下，清廷屢次詔催李鴻章率淮軍前往會攻。李鴻章從自己與曾國藩的關係考慮，認為染指天京必會被認為搶功，從而得罪曾氏。於是，他一麵在蘇、常按兵不動，一麵掉頭南下攻入浙江，結果惹惱了閩浙總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鴻章“越境掠功”，由此開始，二人反目成仇，做了一輩子對頭冤家。

兩人的矛盾第一次爆發集中體現在左宗棠收複新疆上。

晚清時期，國家積貧積弱，邊疆危機空前激化。在這其中，尤以沙俄和英國插手的新疆、明治維新後迅速崛起的日本為嚴重。李鴻章力主加強海防，大量投入資金，經營台灣，以捍衛東南沿海安全；而左宗棠認為應該加強塞防，全力收複新疆。

直隸總督李鴻章明確提出，兩者萬難兼顧，唯有“暫棄新疆，劃界自守，將塞防經費挪作海防之用”。李鴻章攻擊左宗棠主張出兵新疆，乃是為個人名聲，“不顧國家安危”。左宗棠則稱：“臣本一介書生，承朝廷特殊恩典，破格撥用。且今年已六十有五，正若日暮途長，又何必貪圖天大功過？”然而，伊犁既為沙俄所占，阿古柏又大舉進攻，如有不主動出擊，大局不堪設想。形勢所迫，豈容臣有個人之想？

海防塞防之爭持續了半年之久。最後，軍機大臣文祥采納了左宗棠的意見，認為收複新疆、南轄回部，北撫蒙古，以備英俄，才是安邊的“久遠之計”。於是，左宗棠臨危受命，曆盡艱辛，克服重重困難，最終收複新疆。

在崇厚出使沙俄談判、收複伊犁失敗後，年近七旬的左宗棠再赴新疆統籌軍務，他不顧衰病日臻，還把備裝遺體的“輿梓發肅州”，以表示會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誓死收複伊犁。對於左宗棠的舉動，李鴻章不以為然。他在致曾國藩之子、駐俄國大使曾紀澤的信中就說，西陲邊境左宗棠部張曜、劉錦棠等部各萬人，“饑疲已甚”，已成強弩之末，一旦開仗，首尾未能兼顧，設有蹉跌，再失數城，全局即虞震動。“左公衰老，好為大言，究其軍實餉糈，素為俄人所蔑視。”他直接責備左宗棠準備武力收回伊犁的觀點。

雙方的矛盾，在中法戰爭期間，又得到一次大爆發。

19世紀80年代，法國入侵清朝藩屬國越南，然後侵入中國的廣西、雲南。中、法之間的外交活動頻繁起來。清政府以李鴻章主持中法交涉事宜。當時，曾紀澤是駐英、法公使，直接參與了中法交涉。在中法交涉、以至整個中法戰爭時期，李鴻章自始主張對法妥協求和，曾紀澤則一貫主張對法強硬交涉。光緒十年（1884年），經李鴻章私下彈劾，朝廷將曾紀澤免職。緊接著，李鴻章運用其謀略，同時迫使左宗棠辭去兩江總督。

左宗棠對於李鴻章對外求和、簽定《天津條約》之事完全不能理解，對當時主和的李鴻章作出以下批評：“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

李鴻章惱怒之餘，還拿左宗棠的下屬開刀，指使親信潘鼎新、劉銘傳等陷害攻擊“恪靖定邊軍”首領王德榜、台灣兵備道劉璈，使他們失去兵權。

左宗棠上書為屬下鳴冤叫屈，但未得朝廷回應。一個月後，即光緒十一年（1885年）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就在福州北門黃華館欽差行轅任上突發疾病離世。此後，左宗棠係的湘軍人馬不振，李鴻章的淮軍在派係鬥爭中取得壓倒性優勢，控製了軍事大權，一直到北洋軍，都是清廷的主要軍事力量。

關於對左宗棠和李鴻章的評價，有兩組很有意思的說法。

梁啟超曾這樣評價左宗棠，說他是“五百年以來的第一偉人”。

李鴻章死後兩個月，梁啟超寫出《李鴻章傳》，稱“李鴻章必為數千年中國曆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十九世紀世界曆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然而，李鴻章畢竟隻是晚清“庸眾中的傑士”，他“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正如他自己所說，終其一生，他“隻是一個裱糊匠，麵對一個破屋隻知修葺卻不能改造。”所以，梁啟超認為李“有才氣而無學識，有閱曆而無血性”，他說“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

另一位同樣對兩人做過評價的是王震將軍。

1983年8月，王震曾對左宗棠的曾孫左景伊說：“史學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對左宗棠做出了正確，客觀的評價。這對海內外影響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曆史情況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議，毅然率部西征，收複新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左公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我們後人發揚的。”“解放初，我進軍新疆的路線，就是當年左公西征走過的路線。在那條路上，我還看到當年種的‘左公柳’。走那條路非常艱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條路就更艱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則，祖國西北大好河山很難設想。”“阿古柏是從新疆外部打進來的，其實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帶兵出關，消滅阿古柏、白彥虎，收複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這是抗禦外侮，是值得讚揚的。”

“辦洋務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愛國的，有些是賣國的。像曾國藩、李鴻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並論。曾國藩、李鴻章是喪權辱國的，左公在福建辦船政局，在甘肅辦織呢廠，在新疆的屯田，客觀上還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我們是曆史唯物主義者，對曆史人物要一分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過，收複新疆的功勞不可泯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