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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文聯副主席王林的幾則“交代”(六）
關於李伯寧的情況
解放戰爭期間，一九四六年春夏間，李伯寧在《冀中導報》、我在冀中文協工作時，我才認識他。他那時喜歡寫一些新詩，我不大懂新詩，所以也就交談甚少。後來他調其它的工作，就不來往了。建國以後十幾年，我們也沒有來往。
一九五五年他來津治病，到我家來了一趟。他來我家前，我大概先在前天津市委黨史辦公室組織的黨史展覽室（在原莫斯科電影院樓下把角的房子裏）裏見到了肅寧縣（當時劃歸天津市一個時期）油印的小本子黨史初稿，其中有個小標題是：《嚇破敵膽的李伯寧》。這個標題給我的印象極深。因此我見到李伯寧時，又聽說他在治病養病，我就勸他把肅寧縣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掃蕩”後的英勇鬥爭寫一寫。因為輔導業餘作者也是我們專業作者的任務之一。他說他已經開始寫了一部分，今天找我也是有找我幫助的意思。談到我當時對他的幫助，主要是根據我的經驗：必須把正麵人物寫好才能保證這部小說站得住腳，因為正麵人物是體現毛澤東思想、黨的政策路線的關鍵。至於反麵人物容易寫活，並且寫活寫死關係不太大。
肅寧縣在冀中一九四二年日寇“五月大掃蕩”中受到日偽的摧殘最嚴重，而我們黨政軍民的鬥爭也最英勇堅強。一九四五年春冀中全麵打開勝利局麵也是先從肅寧縣開始的。肅寧和全冀中根據地之所以能夠堅持鬥爭到底，擊潰了日偽各色各樣的“掃蕩”、“清剿”，積小勝為大勝，從勝利走向勝利，是毛主席《論持久戰》及其戰略思想在冀中根據地的運用所造成的。因此要寫肅寧縣革命幹部和廣大群眾的英勇抗日戰爭史，離不開毛主席的人民戰爭思想。我要求李伯寧的是寫這種人民戰爭的思想主題，他自己也是企圖表現這種戰略思想和廣大人民的英勇抗戰史實的。因此我一有機會到北京就打電話催他，問他寫出多少了。有時我們在電話中談談，有時他坐汽車到我住處談一談。我幾次要求為他請“創作假”（當時國務院有此給業餘作者請創作假的條例），他堅決拒絕，並且要求我為他寫小說事保密，因為他覺得沒有把握寫好，請了創作假倒造成自己的包袱。因此我就沒有把這種意見強加於他。
後來他寫出了第一部分，我的意見是介紹到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叫他們打印多份，以便廣泛征求意見，進一步加工修改，我一個人的意見畢竟是太片麵化的。他與人民文學出版社說好了，由他們刻印了，給我寄來刻印的稿本兩三份，叫我分發出去征求意見。我也留下一份看。因為刻印得不清楚，我硬著頭皮看了幾次也沒有看完。
從我硬著頭皮看過的部分稿中，給我的印象是：主題思想還是好的，冀中根據地人民群眾在毛主席《論持久戰》的人民戰爭思想指導下，怎樣克服了種種困難和錯誤思想，最後戰勝了日寇侵略者。但是在藝術性上差，體現毛主席人民戰爭思想的主人公（大概是縣委書記）沒有引人入勝、光芒四射的形象和戲劇情節。我看了半天還沒有在天津展覽過的肅寧縣黨史初稿上的小標題《嚇破敵膽的李伯寧》給我的感染力大。因此我後來見到他（大概也寫過信）就曾經說過：“你要是能夠寫成那句標題給我的感染力才成。現在你這小說，還沒有那個標題給我的印象深！”
寫文章，尤其是寫文藝性的文章，離不開作者的直接經驗，否則就會隔鞋撓癢。這是毛主席在《實踐論》裏所教導我們的。利用自己的直接實踐經驗寫文章，不等於美化自己、為自己樹碑立傳。我覺得李伯寧寫《黎園風暴》小說稿，是想為冀中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和用毛主席人民戰爭思想武裝起來的共產黨員幹部樹碑立傳，而不是為他個人樹碑立傳。他當時是當縣長，而小說中的主人公是縣委書記。縣委書記在黨的組織上是在本縣代表黨來運用黨的政策的，當然縣委書記不能一言堂，也要有集體領導。再一說，小說也不能完全跟真人真事一模一樣，這也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裏所指示過的。
李伯寧的《黎園風暴》僅隻是初稿，刻印出來是為征求意見，以便進一步加工修改的，距離定稿和出版還遠得很。我所知道的就這些，此供參改。
王 林（天津市文聯）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
關於程誌華的情況
一九四二年夏，我在冀中根據地安平縣楊各莊堅持反對日寇所謂“五月大掃蕩”。秋季（青紗帳要砍掉時）我離開此地區到了冀中第六地委地區。一九四三年秋冬間又轉回冀中第七地委地區的安平縣楊各莊一帶堅持反“日寇清剿”鬥爭。約在一九四三年冬舊曆十月底十一月上旬間，我到楊各莊去過一趟。楊各莊村幹部張文發向我說：“村裏住著一個八路軍後勤部門的傷號，一年多了傷口也沒有好，群眾和幹部為這件事都很焦心。”所謂“焦心”，我當時理解是群眾和幹部為這個傷號的傷“焦心”，另一個“焦心”是村裏的一個“負擔”。因為當時楊各莊周圍還有好幾個日偽崗樓據點，日偽隨時可以包圍村莊，而村中住著一個有槍傷的八路軍，如被日偽發覺，日偽就會對全村進行瘋狂屠殺。張文發用代表村幹部的口氣，叫我跟這個傷號談談，勸他回老家去養傷，以減輕楊各莊的“負擔”。我於是由張文發領著去見這個八路軍傷員。見時，傷員報名“程誌華”，因他的姓名與冀中軍區政治委員“程子華”近似，所以容易記住。
我問了問他的傷口情況，他又撩開被子叫我看了看。這一點我記憶很深，當時他的傷口尚未結口，使我相信村幹部給我所介紹的情況。我在六地委時聽見說有的抗日幹部或村幹部受了槍傷，就利用敵工關係或親友社會關係，化裝小商人到敵戰區去治傷。因此我聽程誌華說他有個表親在敵戰區做買賣，就勸他利用這種社會關係回老家（他家舊城就是敵戰區）去治傷養傷。程誌華當時表示不願意，寧願堅持到底。我就勸他利用社會關係回老家或到敵戰區先去把已經拖了一年半而未結口的傷治好，回來再參加抗日工作。我並說：“你家是高陽舊城村，九分區司令員魏洪亮我認識，我可以寫信證明你回老家治傷養傷是我勸你做的，而不是你自己自由行動的。這件事以後我也永遠在政治上負責任。但是你如果借治傷養傷為名到敵戰區幹了別的對不起民族國家的事，那就由你個人負責任了。”
我並且立即給魏洪亮寫了信。當時，程誌華雖然把我寫的信接下了，但沒有表示一定要按照我的勸告行事。
我這次見他躺在炕上，蓋著被子，還沒有棉襖。我離開他後，就向村幹部建議給他動員了一件棉襖。
我這次去楊各莊，是搜集楊各莊的楊恩淼（外號神童小翻譯）協同八路軍拿掉角邱日偽崗樓的故事，並且在此村寫出了初稿。
我在楊各莊住了沒有幾天就離開了。後來（約在一九四四年春）我又到楊各莊見到張文發，他說：“那個八路軍傷員（指程誌華）聽了你的話，給家寫了信，家裏打發人來接回去了。”至於怎樣接走的具體情況，我就不知道了。
解放戰爭期間，高陽縣人民政府曾經過組織係統向我調查過程誌華上述情況，我如實交代了。那一次來調查者說程誌華當時在高陽縣人民政府民政科工作。後來河北省機關來調查程誌華這一段情況，我老實交代程誌華一九四三年回敵戰區老家去治傷養傷，是我出的主意，是我給魏洪亮寫了信證明。
一九六三年我跟著天津市各界赴水災區慰問團到了高陽，各處找程誌華，始終沒有找到下落。一九六五年報上登出了他的姓名，我給他所在機關打電話詢問，因此後來他與愛人到我家看我一趟。談起在楊各莊見麵的事（一九六五年前，我與他隻見過此一麵），我說錯了年份，他更正說：“是一九四三年，不是一九四二年，你寫的神童小翻譯拿角邱日寇崗樓的文章，還不是我替你謄清的嗎？”由這篇文章，使我回憶起我們那一次見麵，是一九四三年冬，而不是一九四二年秋。因此我就說：“以往我給你寫證明材料，都寫是一九四二年秋，那不對了。應當是一九四三年冬。”因此我又向他聲明說：“你回敵戰區治傷養傷這件事，是我先提出和動員的。我也為這件事給魏洪亮司令員寫過信。這件事不論何時，我都必須做證明和負責任。”其它情況，沒有談。
在一九六五年這次見麵時，我才知道《神童小翻譯》那篇稿的謄清稿，是程誌華替我抄的（以前總認為是楊各莊村幹部替我抄的）。這時正趕上我的這篇故事被天津百花出版社選入故事集出版了，我就趁這機會贈送程誌華一本做紀念。
我一生跟程誌華就見過上述兩次麵。
王 林
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
我與黑線人物的關係——王亢之
1、我與王亢之的關係
我是在一九四三年秋末冬初之間，由冀中根據地第七地委宣傳部長王樂天（現在中央農村工作部）介紹而認識王亢之，並且由此時期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初，曾不斷跟著他和七地委的《黎明報》社一起打遊擊堅持工作。當時王亢之是《黎明報》社的社長。是時冀中日偽據點、崗樓仍密如蛛網，日偽天天出來“掃蕩”、“清剿”。《黎明報》是七地委的機要部門，我當時又是從冀中第六地委通過黨委秘密交通站轉到七地委來，我本人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掃蕩”前在冀中文建會工作。因此，要不是七地委正式介紹，王亢之和《黎明報》社決不肯叫我同他們一道住他們報社的極其機密的堡壘戶。
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掃蕩”前，我並不認識王亢之。那時我與安國縣的幹部王抗之因工作關係較熟悉。這個王抗之，在反“五月大掃蕩”後回村當黨支書，一九四三年冬我曾到他村調查過他在他本村破獲一個國民黨特務案件。（此同誌現在不知在何處工作）
從一九四三年秋末冬初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初之間，在我多次同王亢之和《黎明報》社編輯部打遊擊期間，日偽瘋狂氣焰已經不像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掃蕩”初期。這期間，我同他們隻碰上一次日偽包圍我們所住在村（我們是經常轉移的），這就是一九四四年舊曆正月初一駐在深澤縣和安平縣交界的大堡村，日偽軍黎明時包圍了村，房東王老林預先發現告訴了我們，我們鑽了地道，一直到下午日偽離開大堡村以後才出來。沒有受到危害。當時《黎明報》編輯部三人：王亢之、李麥、鄭某（已病死），連我四人。
《黎明報》社的組織並不隻編輯部三人，此外還有電台、出版印刷部，但是當時不在一處隱蔽，而是由交通員宋金英聯係。我隻和編輯部三人在一起過。
當時在說閑話時，聽說一九四三年春天他們在定縣趙莊遇見一次敵偽包圍，相當危險，詳細經過他們沒有說。最近看到李麥三月十七日寫的大字報（舊市委門前）才知道他們那一次遇到危險的詳情和可疑之處。他們當時不詳細談此事，可能也是怕別人聽出破綻。王亢之在一九四二年曾被日偽抓住過，當時宋金英沒有向我說過，也沒有聽見別人說過。是最近才先聽見傳說，後來又親自看了看李麥的大字報。“帕司”的問題，當時也沒有聽見說過王亢之有，也沒有見過。
一九四四年四月初我就到鐵路西山區晉察冀邊區中共北方分局黨校學習：整風審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後才出校。當年十月份回到冀中，先做了半年調查國民黨特務暗殺我安平縣委的案件，一九四六年春夏間才回到冀中區黨委機關，開始做冀中文協（與作協相似）。因文協自己成立不起獨立的財政開支單位，由冀中區黨委宣傳部指示由《冀中導報》社兼管。這時《冀中導報》社的社長是王亢之，秘書長是楊循（現在河北大學）。王亢之也常通過冀中區黨委宣傳部分配我們出發采訪典型材料。由此與王亢之的工作來往又多了起來。
一九四四年初，王亢之調到《晉察冀日報》（鄧拓負責）工作，就離開了冀中。當年的年底，我解放軍包圍天津後，王亢之又組織了《天津日報》的班子，進了天津市後就當了《天津日報》的社長。我進天津市初期在天津市總工會工作，因做工會文教工作，在工作上與王亢之、方紀（《天津日報》副刊部）有工作接觸，但不多。一九五二年我調到文聯機關後，王亢之不久也調到天津市委宣傳部工作，方紀也當上了天津市文化局長，對我是直接領導關係。我初到文聯，仍以養病為主。直到一九五五年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開始後，才參加了文聯臨時黨組的工作。當時臨時黨組書記是方紀，王亢之代表市委親自抓。方紀在這一運動中不老實，不肯交代自己跟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關係，並以“反胡風的英雄”自封，因此我給天津市委書記處寫一封信揭發控訴此事（此信由王亢之轉的），但是始終沒有得到回答，也不曾見方紀對此罪行有何檢討交代。由此我認為王亢之包庇方紀（還有萬曉塘，他當時是市委審幹五人小組長），對方紀的意見再也不在他麵前反映。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河北賓館市委擴大會議上，當著王亢之（他當時以市委書記的身份參加我們小組聽會）才把我多年對方紀的意見和看法一下都揭發控訴了出來。（這個大會上有兩種記錄，一種是簡報，鉛印出來供開會者參考；另一種是完全按原話整理，供市委常委看，可能是打印。）我這一次一氣揭發了兩個小時，根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認為方紀是典型的“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但是王亢之當場毫無表情，更沒有說一句支持我的揭發控訴的話。
在這個大會上，在晚飯後散步時，還碰見過王亢之一次。當時孫振也遛在一起了。孫振與王亢之是《晉察冀日報》的同事，早熟悉。孫振這時向王亢之獻計：“你用人不當，你要是把幹部選擇好了，工作就好做了。”當時我就覺得孫振是‘毛遂自薦’，說王亢之在文聯依靠陳因不對，應該依靠他，孫振。王亢之聽了頻頻點頭。
八月二十六日河北賓館的市委大會結束，我回文聯機關後，一直到他畏罪自殺身死，我再沒有見過他，也沒有給他打過電話或通過信。
我一九五〇年在醫院動手術，醫生出事故使我造成局部殘疾，是天津市醫療界在建國以來有名的事故之一，王亢之是知道的，我也當麵向他講述過。我調到文聯工作以後，特別是搬到大理道文聯宿舍住以後，跟王亢之原來的住處（一九六六年冬他才搬家）等於是前後鄰家。他與他老婆許明有時在晚飯後遛彎到我家，問我病情，說如需要名醫會診，或用特種藥品，可以跟他說（他是文教書記，也管醫療衛生界）。但是我當時也享有“特診證”，已經很受優待了，所以也不曾找他約名醫生會診或要名貴藥品。但也為了免得他這樣大幹部到我家去，也就隔些日子就到他家去閑扯一會，證明我還沒有出意外。
河北省委遷來天津市以後，梁斌覺得河北省對他的照顧不夠，就私自找王亢之解決。他找王亢之時就常拉我一同去。後來梁斌又告我說王亢之已患有嚴重的心肺病，隨時有暴卒的可能。因此，看他的次數比以前更多了。但是知道有重病，又知道他每天開會開得很疲勞，所以隻扯些閑話。他屋中掛著很多名畫名字（大部分是由藝文閣借來的，掛掛再還），我認為在別處也不易見到，就便開開眼界。他喜歡玩硯台，自稱是“玩物而不喪誌”。方紀自封是鑒別古硯的“名家”，我對此毫無興趣，隻看字畫。
他消息靈通，能看的文件多。文教界犯了錯誤而受到處分的如齊燕銘之流，他先知道。他就常以此“警告”我們。當時我認為他是“關心”我們，怕我們也犯錯誤。今天看來，那是他一套特務哲學：謹小慎微，以圖長期埋伏在黨裏，窺測時機奪權。
文化大革命以來，文聯革命群眾以及機關以外的革命群眾要我寫王亢之的材料很多，訪問的次數也很多。一直到本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長指示以前，我隻是認為：“萬曉塘稱王亢之為自己的‘大筆杆子’，利用他掌握住了文教、衛生、宣傳、統戰係統的幹部。王亢之長期執行的是舊中宣部陸定一、周揚的文化、文藝修正主義路線。”（去年二月二十一日我寫的大字報《萬曉塘、張淮三反黨宗派集團的形成和罪惡活動》）去年夏在大街上看見了市革籌某同誌借中央首長名義保證王亢之等調查教改工作的大字報以後，心裏說：“王亢之執行了一輩子陸定一、周揚的黑線，可巧在四清時趕上了個好領導，真是吉星高照！”因此這時認為王亢之包庇方紀，也就是包庇自己的曆史罪惡。“二·二一”指示和王亢之畏罪自殺以後，我才提高對他的認識，才認識了他原來就是個大特務，深澤縣特務集團中的一個大頭目。
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河北賓館參加市委擴大會時，在簡報上隻看見那個日特“帕司”是宋景毅的胞兄宋步峰有，當時還沒有揭露出是王亢之也有。當時隻認為他給宋步峰介紹工作是有罪的，但還沒有認識到他就是持有日寇特務“帕司”的大特務、大內奸。
一九五四年春我隨解放軍慰問團到了包頭市（內蒙），遇見一個王亢之的中學同學（包鋼籌備主任劉耀宗），說在中學時代他又想參加“一二九”運動，又非常膽小，我見他平素又謹小慎微，所以也就說他的性格是“謹小慎微，膽小怕事”。今天看來，這完全是超階級觀點，敵我不分的庸人哲學。利用黑會黑戲瘋狂地進行奪權，進行反革命奪權，他何曾膽小？他隻是利用“謹小慎微”的幌子，進行大特務、叛徒的反革命陰謀活動罷了，長期以來我都沒有識破他，今天回想起來，真是後怕。我應當在這一件階級鬥爭中吸取最大的教訓。
我和大特務、大叛徒王亢之的來往，暫時先交代在這裏，想起來再繼續交代。
王 林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王亢之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給我的複信一件。
說明：一九六四年冬我在南郊區鹹水沽公社吳家稻地大隊參加四清運動。因分配問題與一同誌發生了爭論，我讚成“按勞分配加照顧”，在“照顧”過程中就可以“照顧”了貧下中農。但有的同誌主張完全“按勞分配”。我不同意，因此給當時天津市委四清工作團長王亢之寫了一封信，申述我的意見。這是他回複我的原信。信皮上的毛筆字，是王亢之的手跡。信箋上的鋼筆字，是他的秘書的筆跡，不是他本人的筆跡。今一同送上審查。
王 林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這是文學城的問題，前幾天有一次上不來，很多人反映一起的博文不見了。博文標題都在，裏麵是“2024年以前的博客數據正在維護中，請放心，您的曆史數據都完整保留，維護完成後即可正常查看。”需要等些時間才能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