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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天津文聯整風小組討論會記錄（一）
這是一份1956年天津文聯整風小組討論會的記錄(來自於王林的工作筆記，由王林之子王端陽整理發出的）。這記錄可讓我們了解當時整風開會的一些情況。王林，天津市文聯副主席, 文藝3級。王林是晉察冀出來的幹部，他的長篇小說《腹地》1949年9月由天津新華書店出版，引起巨大反響。但隨後遭到《文藝報》副主編陳企霞批判，並不得再版，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步被批判的長篇小說。參加討論會的都是當時天津文聯的主要人員。
天津文聯整風小組討論（1956.1.27—2.2）王林 記錄
一月二十七日
朱星：
1953年，請李又然到師院報告，古達大捧場。古達與李芒地發生不正當男女關係，後李逃往香港（與古達交代不一樣）。
文懷沙竊偷屈原研究。
日降後，在工商日報登文《我們的文學主義》。又在民國日報寫過文章。傳記上寫過，但批判不夠。
孫犁：
剛進城，工作和寫作都旺盛，後來逐漸不足，努力不夠，亢之同誌說的限在小圈子裏。安國回來，寫的散文有批評，不再寫。《初記》也沒有修改。反胡風運動後，比較忙。
問題：深入生活，社會主義積極性。
對天津文聯工作：這幾年比較少，內容與形式作用都很不夠。過去有胡風分子搗亂，但也不應把負責都推到胡風分子身上。社會活動，職工文藝活動，做得不夠。《文藝周刊》，守株待兔，反胡風後有改變。天津市各方麵力量應統一與規劃對群眾文藝的領導。
團結：驕傲自滿，表現形式不同，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一本書”思想，不一定從丁玲處來的，既是搞創作，就應當多創作。昨聽到亢之同誌的話，心裏很痛苦。團結：反胡風前有問題，水很混。反胡風後，關係逐步協調，作風、興趣、看法雖然不完全一致。
田野：
過去文聯工作很亂，我要負一定責任，主要的個人主義，黨性不強，立場搖擺不定。1953年小劇本給阿英看，電影劇本也給阿英看，口稱“老上級”。
張學新：
上過文學講習所，過去對丁玲盲目崇拜，作品倒沒有什麽，名人。
丁病，有人（陳淼等）布置，就成群去慰問。丁母死後，文學講習所全體去陪靈吊孝，儀式極為隆重。
對有天才的青年學生，拉攏得特別。
胡風買房子，也是他們這個小集團賣力氣最大，陳登科一百多元稿費全部獻出，康濯也出了稿費。
打擊趙樹理，說趙落後，經常說周不懂創作的甘苦。
丁玲參加蘇聯第二次文代後，向陳登科宣傳“一本書”主義，說肖洛霍夫最受人歡迎。學習畢業後，寫作為成名思想上升。
鮑昌：
經過陳淼感受了個人奮鬥的思想。
蘇聯第二次文代會，全體起立向肖洛霍夫致敬，五十壽辰，《真理報》專論，考涅楚克就沒有，《火星》雜誌把肖氏相片壓在考氏前邊。
肖三初期沒被領導重視（即未參加文聯五人小組），心中不愉快，後參加打虎。
1955年想：黨是否相信我？張學新回問：你是否相信黨？參加了幾次重要會議，心中又猶疑，調到通俗出版社，覺得黨還是相信我。
對天津文藝工作者的團結：反胡風前，黨內領導幹部團結不大好的，反胡風後，在原則上基本上還是團結的，沒有什麽小集團。但也不十分團結，互相間還是有意見，沒有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解決。還有的玩兩麵派，說些私房話，而在領導麵前不肯明說。天津某某事業，人家不懂不關心，咱們幾個人怎樣怎樣。
王昌定：
與丁無直接關係。
阿英捧我有才能，給我出小冊子，雖覺得有問題，但還認為他關心青年。1952年整風時給阿英提了些意見，並請轉書店不要再出版。
寫一本書要站住腳的思想還有，見別人寫出書，又有點兒嫉妒，又有些慚愧。同學寫出《鋼鐵運輸兵》，沒擠時間看，心情很複雜，虛心學習的勁頭也不大。
對文藝界領導的希望: 反胡風後，原則上沒大問題，但戰鬥的核心，方紀、孫犁、王林，應進一步更活躍起來，更關心青年寫作者，自己走錯了路也不知道。也不是自己不願意勞動。
應有批評，也應有表揚，二者都沒有。
對何遲有意見，暫時先不講，何遲不在。
張恒：
希望何遲參加，有意見當麵談一談。
對丁玲的氣節問題，早有反感。對《三八節有感》受影響，把從小帶來的認為婦女不平等的情感，當時情感很混亂。對某些大幹部結婚離婚的行為不滿，當時覺得丁寫的文章很痛快，後來當然批判了，可是批判不深。
對文藝領導，也發牢騷，反胡風後基本上是團結了。我當支書是指定的，被胡風分子視為“坐探”，工作沒有依靠，魯藜到文委開會後，牢騷很大，大罵。
黨是抓了，但不深入。
最值得檢討的是對阿壟的態度，認為他是好好先生，住在隔壁，生活很嚴肅，比黨員還嚴肅得多，對阿壟為老婆守節很感動，認為道德行為好，文藝思想是多問題。
阿壟入黨申請書看了，很簡單，叫他再寫，思想上認為他是可以入黨的，第一、二批材料揭發後還抽象，第三批材料才深刻認清。
1935年即與魯藜認識，吊兒浪當，印象不好，但對他的詩，還認為有的很好。
魯藜還曾企圖強奸農會主任（在晉東南）。
對蘆甸的《大海中一滴水》，認為好，也看出他狡猾，厲害的很，但尚沒看出其政治陰謀。
1952年文藝整風，每個人寫的反省材料交上去，沒有下文，沒有因此檢討。文聯情況反映上去，總是沒有下文。
是我不工作，還是不給我工作？
文聯那一段工作，領導不應負責，但抓的不緊。
王林到了文聯後，作用不大，王林到文聯沒有改變。對《為了祖國》沒有一定看法，應有澄清。
對何遲個人做法有些片麵。
歌焚：
不滿意康濯當時領導的，對歌焚的鑒定，並認為小組長品質不好。小組長陳孟君、胡正，想不出他們為何打擊我？當時我對他們很好。
艾文會：
寫不出像樣的劇本來，見人慚愧。見工人工作那樣熱烈，自己寫不出來。“一本書”思想未必有，但寄出稿子有患得患失的心情。
憑稿費生活後，成了精神負擔。
究竟做什麽能對黨有利？
想淘換創作上的“操作規程”，這中間就有了個人得失的因素，否則搞半天搞不出個成績來，算怎麽回事！下廠這幾年是一生參加革命最費勁而沒有成績。
很習慣於上級出題寫文章，不出題反倒沒有譜。寫出東西來了，別人提個意見就按著改，自己也沒有一定之規，寄出去，人家說不好，自己也莫名其原因。
1、不應為創作而創作，或者別人寫出來了，自己寫不出來不好看。應回到過去“隻起作用就行”的心情。沒有藝術性，不能叫人願意看下去也不行。
2、這次認識，應是當成黨的事業，非個人事業。想寫出東西來，並不一定是“一本書思想”。想歌頌工人階級（比如劉長福組那個傷大腿事）英雄主義，未必是“一本書”主義。
對天津文藝工作：在組織領導創作上有缺點，並不是離開黨能創作，專業對業餘有相當力量。但個人獨自鑽，鑽進去了未必能鑽得出來。比如王昌定寫劇本，大改三次，領導上幫助分析和改正沒有？對創作應有具體領導，分析、總結經驗教訓。專門擠在一個人身上，誰也辦不到，需要組織力量。
對創作自生自滅。市委不可能篇篇都看，黃老在報上發表的文章，指導作用很大。黃老提的為工服務，還是很有現實意義。而文藝界如何貫徹的？從1952年秋1955年前文委取消，文聯黨組未成立前，沒有領導，誰負責任。
阿英為便於拉攏，向艾拉攏“做墊背的”，艾知其陰謀用意。
小集團，要反對，領導核心還是要的，大原則沒有分歧，小的分歧也應當提出談一談。
林呐：
創作沒搞好，反倒影響了實際工作。從部隊長大，1950年住醫院，違醫生寫了幾萬字，沒把握，不好要時間，晚上偷著寫。1952年又病，住在家裏又寫。來天津希望下廠，下不去。
搞創作的人都想有一本書，隻是有一本書就可以有資格要求下工廠了。
徐光耀在以往表示自己在原工作單位受打擊，不共戴天，隻有陳企霞最關心他。當時徐在二十兵團編報，並未完全禁止他寫，他要求完全脫離工作寫小說。徐原先是不滿，後來就發展到漫罵。
徐在聯大入黨，陳企霞介紹人。有一段曆史不清，不能轉正。林與徐找陳研究此事，態度極不好。有什麽不清楚，我介紹的人，入黨證明書上都寫清楚了，有什麽不清楚！。
徐成了《文藝報》通信員，成了陳的打手。徐從朝鮮回津準備寫長篇兩大部，肅反後調回朝鮮，他周圍的同誌一個不團結。
天津創作，滿足不了群眾要求。
首先要主觀檢討，時間也未必不是問題，什麽會都要參加，也是個問題。不必要的會是否可以少開，創作是否第一？
王林：
個人曆史上沒有不清楚問題。
1、對丁曆史問題。
2、發表的理論文章。
3、兩麵派態度。
4、陳對《腹地》的批評，向中央寫過信。對我的打擊、禁書、讀者的空氣壓力，不服，但使人失去信心。
5、一本書主義，作者有，同誌們見麵也以此為準繩。第一次文代，孔厥提的。我一本書，受到致命打擊，也好，沒發展成驕傲。卻灰溜溜，消沉為主。想另寫一本小說，所以從1953年開始寫《站起來的人民》。
6、對文聯行政工作不熱心：
a、黨當時沒有給我這任務。
b、當時病重，不能擔任較重工作。
c、那種灰溜溜情緒，別人的看法和壓力使自己沒有臉麵（個人主義）去做任何工作。
d、寫長篇，因個人才能有限，身體又壞，精神不便分散，不能再做很多的社會工作。
e、作者的社會活動，應多在工農兵中才利於創作。上層的社交、外交活動，我始終認為不利於創作。這與方紀同誌有分歧。方紀同誌從蘇聯回來經常宣傳拉齊斯坦任部長會議主席，每年還寫一部中篇得斯大林獎。
7、團結問題：與孫沒有什麽，對方紀：1952年到文聯，a.華北建設。b.問方，方說沒有，後弄出。c.有很多問題扣在文聯（李黑等）事實不符。李部長說調查什麽？d.《猴子變人》的，使我不能再敢積極，意見是說了，猴子變人那場合，是我提出的。
因受蒙蔽以為阿壟保持信不應是特務，並曾向吳硯農同誌說過。
以後隻是與方工作方法有分歧。對方意見：認真負責文藝行政工作，很感激的。在反胡風前，即便對胡風分子也這樣說過。隻看見了自己工作和鬥爭（對李黑），對別人的工作和鬥爭客觀發聲不大。比如辦雜誌，我怕把人都占住，搞創作的人，不能下去，不能下去就不能創作。
專業創作者是不應兼職和上層活動多了，是否有利於創作？
對天津市文藝界意見：
1、應推動與保證創作計劃，不能隻有計劃，沒有保證。市委王也指示過。從文藝小組到今天，我每年做的計劃我要完成。估計完成不了，我不做。
2、老作家對青年作家不熱心，可是青年作家對老作家也未必關心。比如《站起來的人民》，文聯外的黨政幹部倒看過的多。
3、出了名的青年作家，對未出名的青年學習寫作者也未必熱心。
4、對何遲，過去我看是不肯動一動的，倒是黨外人士發起鬥爭。1954年底我在支部提了意見，支部張還找我做了個別談話。
張學新：
對方紀口氣上常帶諷刺，比如身兼十八要職。又說是“出國作家”。
自己做刊物為了發表文章方便。
有問題應熱情討論，有時叫王林看稿事，王林就說：你們不是願意看稿子，看吧！
坐在屋子裏寫二年三年，應接近生活。
吳瓏：
當編輯成不了“家”。
王亢之部長：周總理說“曆史問題看現行，社會關係看本人。”
檢查工作為了開會工作，不要老算舊賬，過去已經解決了，不要再談。
市委希望：孫、王搞出創作來，不要灰溜溜的。過去因循懶怠，少奇同誌說主要的幹部氣不足，回憶過去氣比今天足，玩物喪誌。
工作不振作，糾纏在小問題上。
王林同誌熟悉最低綱領，不熟悉最高綱領。應以自我犧牲的精神去工作。
主席指揮淮海戰役，連三四天不睡覺。
二十七日下午
鮑昌：
基本上是階級情感不能與農民共呼吸，階級感情深即能深入生活。
張學新：
才能。
田野：
體驗生活可能有竅門。
艾文會：
思想、觀念、藝術修養，本人主要要解決社會主義積極性問題。
堅持持久的勞動，但有時情緒不飽滿，被否定後情緒長期不振作。
上級督促不力，虛榮心、自尊心。
鮑昌：
爭論，艾說有的人是階級情感，有的人剛不然，我不同意。大家無例外地都是階級情感問題，藝術也是以階級情感為動力。
艾文會：
階級情感不夠，都有，但不一律相同。
王林：
創作必須有階級情感，而階級情感是從接近群眾，深入階級實踐得來。而作家脫離生活，有主觀客觀原因。
鮑昌：
非有長期生活才能創作，也會推動行政工作的作用。
艾文會：
同意王林說的創作，不繁榮是脫離生活。
鮑昌：
不願接近生活，主觀上客觀上原因。
王林：
有一點生活就寫一點，為了迅速反映生活。但曆史上成功的作品——《紅樓夢》、《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毀滅》、《夏伯陽》，都是長期生活的結果，很短的生活就要有大的成就，也是急於成功。艾、王下廠。
田野：
在朝鮮很多很感動的生活，但是回來寫不出來。寫正麵人物不敢有批評，結果成了光膀子——抽象的人物。
鮑昌：
同意深入生活是最主要的問題。
最後意見統一概念：
社會主義激情不夠，是天津文藝創作落後原因。不過，社會主義激情要通過作者的階級實踐（才能變成創作靈感），抽象的激情才能變為具體的強烈的階級感情。否則隻適於做報告、寫論文，即便強寫，勉強創作，也容易流入概念化。有作者階級實踐，才能真正培養和深入階級，才造成能創作（有血有肉的）的前提（前提不等於就已經創作成功）。
作者脫離生活主流，與時代感情遊離，有主、客兩種原因，主要的是主觀上負責。一是對深入群眾不感興趣，一是下到群眾裏邊也是旁觀態度，不能與群眾共呼吸共運命，或者隻看到缺點和落後現象。寫作技術和才能是有決定影響，但不是先決條件。有才能，有修養，沒有實踐，也不能寫成有血有肉的作品來。
天津市專業作者主要缺少的是生活實踐、階級生活實踐，下幾天廠，或下幾天農村算有生活，但還不能說夠。應隨時寫小的、快的作品。急於求成，希望一把就撈住個大的，不大可能。可是隻要真正的（不是旁觀的，旁觀者也比不參加為好）階級實踐生活，在作者永遠會起作用。像種子一有機會要生根長芽，但不一定生活一下子立刻就開花結蒂，需要適於它的客觀規律的發展。
據王林說，黃敬是1931年底被批準入黨的，但通知他時間是在32年，所以黃敬填入黨時間是32年。
1930年，王林考入青島大學。
1931年，王林任青島大學黨支部書記。
1931年，黃敬考入青島大學。
1932年，王林介紹黃敬入黨。
1932年，青島大學改名山東大學。
1932年，黃敬任青島大學黨支部書記。
抗戰時王林在冀中，集中區黨委書記是黃敬。
解放後王林在天津，市委書記是黃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