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永遠的學生
暑期班(Summer school)是美國很多大學每年暑假設立的一種修課形式,也可以說是繼續教育的一種形式。這種暑期班課程類型多種多樣,目標學生主要為三類:一是為差生準備的一種課程補修,他們在平常的功課中‘心有旁騖’,或缺課太多或考試不及格需要補課後再考;二是為優生準備的‘加餐’,他們或者希圖縮短學習時間,以便盡快拿到學位走人;三是為‘有閑者’準備的‘休閑項目’,他們大都是成年人,或是出於興趣愛好來學習某項知識或技能,或者純粹為了打發時間、增添生活情趣。這有些像我國大學辦的暑期班,不同的是,美國大學的summer school既可以是帶培訓性質不拿學分的課程,也可以是拿學分的正式課程。Summer school的課時一般很集中,往往在三周或四周內都修完一門課程的三個學分,很受在職人士的歡迎。
1994年暑假,我在summer school 選修了兩門課程‘閱讀-525’(Diagnosis and Correction of Reading Difficulties--閱讀困難的診斷與糾正)和‘閱讀-527’( Practicum in Reading--閱讀實踐)。我應該屬於前麵講到的第二類人吧,因為我希望能在1995年修完全部課程後拿到學位,然後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如果拖到1996年才畢業,就會白白浪費一年的時光。
這兩門課程,基本上都是講授如何診斷並解決學生在英語閱讀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實踐性很強,非常適合暑期來大學進修的中小學教師。因為上課時間在中小學的暑假期間,而且學時集中在一兩個月內完成,正好是中小學教師的空擋。所以,我注冊的兩門課程的同班同學,大都不是我們ULM的全日製學生,而是附近中小學的老師。同學的年齡跨度很大,從二十幾歲一直到五十幾歲。
每個班的三十多個學生中,人數最多的是媽媽級學生,差不多有十多個人,這和美國中小學教師中女性比例很高是一致的。這些媽媽級學生的年齡多在三十多歲到四十多歲。讓我著實吃驚的是,班上還有幾個和我一樣已經年屆五旬的祖母級學生,比授課老師的年齡都要大好幾歲。這是我的ULM課堂上,第一次有了年齡和我相若甚至比我更大的學生,我的高齡被更複雜的年齡結構淹沒了。和我不同的是,他們似乎沒有我對自己‘高齡’的那種敏感心理,聽課、提問、和討論問題時都顯得從容淡定不卑不吭。
是的,這是她們自己的國家,是這裏土地的主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而我是一個外國人,是在‘借貴方一塊寶地落腳求學’,心理和舉止都無法盡顯‘落落大方’,此其一;美國中小學教師在職業上的發展晉升都相當製度化了,教師隻要按照規定去做,就能按部就班地實現職業發展目標,晉級提升隻待時日。所以,在他們那裏,進修求學時無論低齡還是高齡,都全屬理所當然,完全沒有年齡的因素摻和,此其二。
美國的中小學教師的晉升,除了年資和教學經驗以外,還有兩條與中國不同。一是:晉升中非常看重發表的科研論文,論文領域主要集中在教育學和心理學。而美國的各種科研雜誌中,很少有中國那種以收錢為目的的不良刊物,多是嚴肅的學術性專業期刊。所以,希翼晉升的教師們,必須提交有真正學術價值的論文,才可能得到發表。二是:大學的修課學分。這種激勵機製,一則可促使這些媽媽級和祖母級學生踴躍到大學學習新知識,為他們的‘大腦’充電,使日後的教學工作獲取新思想新觀念。‘老幹發新枝’,得到知識更新的老師們,讓美國的基礎教育能夠與時俱進,不斷獲得新的活力。想起我國著名理學家朱熹的詩“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在大學修習學分,為年齡一把的老教師的職業晉級創造條件,而職位和工資的提升是兩個可以期待的回報。在職的媽媽或祖母們,可以任何時候到大學學習。大學獲得的學分可以保存和轉移,這就在時間和空間上為在職學生的學習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這些高齡學生雖然欠缺一些前衛知識或技能,但是他們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因此這兩門非常貼近教學實踐的課程,她們學起來雖說不上‘小兒科’,也可說是‘輕車熟路’,不費勁的。因此,她們的學習效果,並不比年輕一大截的全日製學生來得差。而且,美國大學課程強調動手能力,教授們會布置不少製作小教具、教學題板或者結合教學經驗撰寫總結報告這樣的課外作業,這些媽媽祖母學生們,做起來得心應手。所以,投身在教育領域,要想不斷與時俱進獲得職業發展和晉升,就必須在‘教師’和‘學生’身份之間不斷轉換。‘活到老,學到老’,‘永遠的學生’,在這裏不光是口號,還是真真切切的事實存在。
暑期班課堂裏,與高齡學生一同出現的是他們的下一代,甚至是下二代。這是美國大學課堂,與中國不同且頗為有趣的景象。因為,孩子總是跟著媽媽走,有媽媽或祖母的地方,就一定有孩子。大家感覺到,這些孩子的出現,非但沒有給課堂帶來吵鬧和麻煩,而是增添了幾多的歡樂和情趣。每次上課,總能看見兩三個帶孩子上學的媽媽或祖母,她們自己坐在前排的座位上聽課,孩子就坐在最後幾排座位上或者看小人書,或者玩玩具。媽媽和祖母在前麵聽得聚精會神,小家夥們在後麵專注自己的事情。不過,時間多是這些小孩的一個挑戰,他們的耐心比他們媽媽或祖母的差了很多。二十分鍾,或者半個小時過後,後麵的孩子中就開始出現擾動或吵雜聲響。課堂的嚴肅,在孩子們那裏根本不是要考慮的問題。情急之處,有大聲喊‘mammy’的,有哭鬧要回家的。偶爾還有不知聖神講台為何物者,會跑到前排來搗亂,引發整個課堂的短暫騷動。碰到這個時候,課堂上的同學們並不斥責孩子,他們也正好落得時機放鬆一下。台上講課的教授會索性停下來,甚而開始講起自己家孩子或孫子的調皮‘臭事’來。安撫孩子自然是媽媽或祖母的事情。十分鍾課堂恢複安靜後,講課繼續進行。
有時候,這種逗樂的場麵,會在兩節課的時間內出現好幾次。但是,教授嗬斥學生或吵鬧小孩的事情,我從未見過。美國大學的課堂管理,本來就比較鬆散,比較人性化。上課時,學生可以隨意出教室去上廁所,打電話,不必和上課教師打招呼。這種事情要發生在中國大學的課堂上,那真是不可思議的。另一方麵,這些媽媽或者祖母學生的處境,教授們是完全能夠體諒的。他們除了要為家庭賺回麵包外,還要擔負下一代的撫養照顧任務,不得不一邊學習,一邊照看子孫。媽媽和祖母學生們,不言年高,不畏艱難困厄,返回學校追求新知識,這種精神會令堂上教授和其他學生感動不已,讚譽還來不及,如何會對他們厭煩責難呢?這是產生‘永遠學生’的環境必然帶來的‘副產品’,有利有弊,利大於弊,善莫大焉。
在課堂上每每遇到這番情景時,總讓我想起我國偏遠山區一些學校存在的現象。那裏一些學校的學生上學時,還要牽著或者背著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和美國不同的是,我國山區的這些孩子,太半是因為家庭貧困,子女又多,上學的大孩子必須帶著自己年幼的弟妹,好減輕一點家長的負擔,那是出於一種求生存不得已的動機。而美國課堂上的媽媽和祖母們,已經不再為生存發愁,他們來上課為的是求知識求發展,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追求。按照心理學家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前者屬於最低一級:生理需求,也就是生存需求;後者屬於第四級的‘尊重的需求’,或是第五級的‘自我實現的需求’。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發展階段的差異,這裏看得再清楚不過了。
‘永遠的學生’--媽媽或祖母學生的出現,還證明了一種教育學理論,或者說人類自我發展的一種趨勢,即:人類的學習活動是不受年齡限製的,是永無止境的。按照這種理論,我自己所謂的‘高齡學生’其實是個偽命題,根本不存在的。《華爾街日報》2013年3月11日的文章“21世紀給人類出的三道難題”中提到,“我們正處於一場數字技術的革命當中。……在各種研究報告中被反複提及的三大未來趨勢:……趨勢一:就業與終身學習……”。
西方社會和教育學界倡導的這種‘終身學習’的理念,為人類的自我發掘和自我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也為教育的延伸發展開辟出一個新領域。無論是‘學’的方麵,還是‘教’的方麵,都不存在‘終結’的問題,有的隻是階段性的完成。‘永遠的學生’在西方,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教育理念,而且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教育實踐。這種理念,也不僅是提倡人要‘活到老,學到老’—這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而且貫穿人生的任何階段。人任何時候都可以再回到學校 – 無論任何性質或形式的學校--去再學習,接受老師的‘再教育’。要實現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第五級 – 自我實現的需要,這是非常必要的舉措。
其實,美國大學校園中,像我這樣的高齡學生,隨處可見,一點也不稀奇。在大學校園裏遇到一個人,你很難用傳統的方法,僅從年齡上去確定他/她是學生還是老師。也許同行的兩個人中,年齡大的是學生,年齡小的是老師;也可能一個人他/她既是老師,也是學生。
美國校園裏,一種既是老師又是學生的高齡人士,一邊工作,一邊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我退休前在四川大學也教過在職博士生的非專業英語寫作課,學生隻是入學後集中一年或一年半時間學習英語,之後就回學院上一些專業課,或者直接進入課題組搞項目。我的很多學生,除了考試來校外,其餘時間大都遠在幾千裏之外的單位上班,實則是“專職”上班,“兼職”上學。
美國的這種在職學習則完全不同,學生按規定每節課必到(會有‘很牛’的老師每節課點名),因此很多人隻能在課餘上班,或者工餘上課。我在校時,NLU的controller(會計主任)--一位中年男性白人,就是這樣一位在職攻博的人。原先在辦公室見到他指揮手下人工作時,我並不知道他還是個在讀生。等到畢業典禮上頒發文憑時,我見到他也和我們一樣,坐在candidate area (候選人座位區),才知道他原來也是學生。我前麵提到的那位新加坡來的Dr. Gan,也是這種情形,不同的是他已經退休,不必上班了。這種在職生,各個年齡段都有,亦工亦學,目的是想拿個學位後提升晉級。
伴隨著終身教育出現的就是‘永遠的學生’,這已經是社會的一種‘常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