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狼發牢騷
發發牢騷，解解悶，消消愁
誰把武漢新冠病毒“雪藏”了13天？
來源：微信公眾號|Deeper武漢
對話高級別專家組成員袁國勇：我在武漢看到了什麽
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的考察見聞和判斷前後，以及香港政府抗疫的決策依據和邏輯
袁國勇是此次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抗疫的一線親曆者。在采訪中，袁首次披露了國家衛健委這批關鍵性專家組在考察中的見與聞和作出判斷的前後過程，同時還就港府抗疫決策的背後邏輯做出了詳細闡釋。圖/財新記者 文思敏
【財新網】（駐香港記者 王端 文思敏）見到袁國勇是在他位於香港瑪麗醫院的辦公室，瑪麗醫院是香港最大的公立醫院，也是香港大學的教學醫院。63歲的袁國勇在新冠疫情期間，需要往返香港和內地多個城市調研和協助政府防控抗疫，他笑稱自己忙到腳不沾地，最近因為疫情暫時得到控製可以稍作喘息接受我們的訪問。
袁國勇是國家衛健委第三批暨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正是這批專家定性了新冠病毒“人傳人”的特性，成為整個疫情的轉折點。而袁同時任職的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接收的一個家庭聚集性個案，成為判斷新冠病毒人傳人的重要證據。
袁國勇是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學微生物學係講座教授。多年來，他帶領團隊發現超過50種新病原體，包括人類冠狀病毒HKU1，蝙蝠類似SARS冠狀病毒，也曾參與SARS病源體的鑒定，並多次幫助港府控製疫情在社區、醫院或動物中的爆發。
在此次疫情中，他還出任世衛組織新冠肺炎聯合考察組的專家，以及香港特區政府專家顧問團成員。
袁在圈中以敢言和經驗豐富著稱。但這位老辣的傳染病專家也曾是肺炎的受害者：小時候曾因肺炎入院兩個月，因此造成左肺損傷，至今乘坐長途飛機偶爾仍會咳血。袁國勇3月初在香港接受了財新記者的專訪，在這位傳染病專家的辦公桌上，雜亂地擺放著口罩、酒精搓手液、維生素D3和治療燙傷的藥膏。
香港曾經經曆SARS的慘痛教訓，但在此次新冠抗疫中表現可圈可點，“除了人流管製晚了一些，其它防控做的都不錯”。袁所指的人流管製是——直到2月8日，香港開始強製內地入境人員必須居家隔離14天，以致內地入境人士銳減9成以上。
袁國勇是此次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抗疫的一線親曆者。在采訪中，袁首次披露了國家衛健委這批關鍵性專家組在考察中的見與聞和作出判斷的前後過程，同時還就港府抗疫決策的背後邏輯做出了詳細闡釋。
關鍵的第三批
財新記者：你是國家衛健委的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你們當時的行程是怎麽樣的？
袁國勇：我是第三批專家組成員，當時有關人士通過香港大學負責內地事務關係人士找到我。我於1月17日-19日在武漢考察和之後前往北京匯報。
財新記者：你當時在武漢看到和聽到了什麽？
袁國勇：我要講一個真實說法，我們在武漢到訪的地方可能都是“示範單位”，我們問他們什麽，他們就答什麽，似乎已準備好。不過，鍾南山就異常尖銳，他追問了好幾次“究竟還有沒有？”，“究竟還有沒有更多病例？”，“是不是真的是你們講這麽多的個案？”
但是他們的答案就是我們正在測試，因為1月16日湖北省疾控中心才收到國家下發的試劑盒。
最後他們被我們問出說，好像神經外科有1個病人感染了14個醫護人員的情況，但他們也說，那些醫護人員並沒有確診。
財新記者：“他們”是誰，你們當時考察武漢醫院的時候，主要是哪些人士在場？
袁國勇：武漢衛健委、武漢疾控中心、武漢當地醫院以及湖北衛健委等人士。
財新記者：你覺得當時他們對你們有沒有隱瞞？
袁國勇：我吃飯的時候看到與鍾南山坐一桌的一個副市長，麵色好差，心情沉重，他們那時候應該已經知道出大事了，因為第三批專家都到了。我相信他們之前如果有什麽隱瞞的話，到那個階段也沒什麽隱瞞的了。但他們一直在強調，試劑盒是剛剛才下發到武漢，沒測試就沒法確診。
財新記者：之後你們從武漢飛到北京，和北京相關人士匯報了什麽？
袁國勇：我們見到了一位副國級領導人以及國家衛健委的官員，他們都很坦率。當時我們專家組所有人都反映說，事態嚴峻，肯定有人傳人案例發生，一定要立刻采取各種防控措施。
我當時提出兩項建議，一個是現在留給我們的防控窗口期已經很小，如果接下來幾天還不采取嚴厲措施，事態發展會更嚴重。另一個就是關於濫食和交易野生動物的管控。
我曾在SARS事件反思時提到《禮記》裏的一句話：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國經濟蓬勃發展以來，生物安全的管製未能跟上食品藥物行業的迅猛發展，人們因口福之欲，濫食野生動物，一次次引發大規模傳染病，而人口規模的快速增長加劇傳染病的流行和擴散。在2007年的時候我曾發表了對SARS的回顧論文，文中就提到蝙蝠體內攜帶大量冠狀病毒，中國人熱衷於吃山珍海味的飲食文化將成為下個傳染病爆發的定時炸彈。
[編者按：2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全麵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決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財新記者：所以是你們建議武漢“封城”嗎？
袁國勇：當時是專家組的一位成員建議考慮武漢封城。他是一位專業、頂尖的流行病學領域的科學家。
財新記者：你當時有沒有考察華南海鮮市場？
袁國勇：那時市場已經關了，我和鍾南山、李蘭娟、曾光、高福等坐在車裏，在外麵轉了幾圈。隨行人士說，即使下車也看不到什麽東西。
我問當時這個市場是什麽情況？高福說，非常肮髒，周圍都是垃圾和老鼠，環境十分惡劣。
讓我震驚的是，華南海鮮市場旁邊就是非常繁華的商業中心，雖是一路之隔，但豈不是“天國與地獄”之隔。所以，除了要管控野生動物食用和交易，我當時去北京也提出，一定要管理菜市場的環境衛生。其實我每次去內地考察，都會去菜市場看看，但很多大城市的菜市場還是濕漉漉、臭哄哄，很可能成為傳染病的溫床，未來需要改變。
事實上，市場關閉之前售賣的很多野生動物可能早都流向全國各地了，現在大家都認為新冠傳到其他省，是人傳人帶過去的。但誰知會不會是野生動物帶過去，再傳染給人的，這些都沒法追蹤了。
財新記者：第三批專家組定性了新冠病毒“人傳人”的特性，成為疫情的拐點，當時判斷“人傳人”有哪些證據？
袁國勇：科學家不會根據一個證據下結論。當時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案例，是一個7人的家庭中有6人感染新冠，其中1名感染者沒有到訪過武漢。我們是1月10日接收了病人，12日就通過我們的快速檢測試劑盒基本確診，此後我們就通知了深圳、廣東和國家的各級疾控中心（詳見財新網報道：《特稿|深圳“人傳人”結論是如何得出的》）。
這個案例是家庭聚集性爆發，加上武漢1傳14醫護人員感染的案例，已經覆蓋醫院內人際傳播、家庭內的人際傳播、以及城市間的人際傳播，足以說明新冠病毒存在人傳人的特性。
[編者按：袁國勇團隊於1月10日前做出了覆蓋所有動物冠狀病毒基因的快速測試盒，約6至8小時即可完成樣本檢測。彼時全國統一要求，各城市對本地首個新冠肺炎病例沒有確診權，最後要由國家衛健委領導小組下設的診斷組評估確認。深圳首例病例於1月19日正式確診。]
財新記者：鍾南山曾公開稱，中國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隻有政策建議權，沒有行政權，在公共衛生領域，你覺得香港是否有相關經驗可以給內地提供借鑒？
袁國勇：我覺得內地的醫生需要有國際同行評審過的專業資格，這代表你的水平具有國際認受性，而不是內部圍個圈說你行。
這個國際認可的資格，是能讓所有市民和行政機構可以信賴的保證。如果公共衛生的專科醫生提出了疫情防控的建議，政府置之不理導致疫情大爆發，行政機構是要負責任。如果醫生說了假話，會有醫學專科委員會或者專科學院會站出來質疑你，甚至可能摘牌。
香港抗疫得失
財新記者：早在1月4日，港府即對疫情啟動了“嚴重”應對級別，但當時肺炎病原尚不明確，香港也沒有一例確診患者，港府為何要如此高級別應對？
袁國勇：我們科研學者有個圈子，大家會“互通有無”，去年12月31日，我聽內地學者說最近出現了一個新的病毒，懷疑是類SARS病毒，似乎不太對勁。
我收到風聲後，即刻通知香港特區政府。當天，武漢衛健委公布有27例不明肺炎患者，晚上港府就召開了專家小組會議，隨後衛生署要求醫管局和出入境口岸加強健康監察，並向私家醫生發信要求加強留意，一旦發現有發燒及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人，且在過去14日內曾到訪武漢，即時將病人安排在負氣壓病房隔離治療，並盡快安排樣本化驗測試。
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這個病毒有多麽嚴重，也不知道這是新型冠狀病毒，但因為病毒出現在冬天，我們當時得到的情報又與SARS有關聯，所以我們對此非常謹慎，港府非常重視專家的意見。我們科學家的永遠都不要忽視軟情報（soft intelligence），這些信息就像地震前出現異常反應的動物一樣，有時比官方信息預警更及時。
財新記者：港府規定隻要在14天內曾到訪武漢並有發燒或肺炎症狀的患者即列為懷疑病例。在出現確診患者前，香港曾累計有100多例懷疑病例，為何要將懷疑病例的納入標準定得如此寬泛？
袁國勇：因為這是一個新發傳染病，所有人對這個病毒的傳染能力、傳播方式都不了解，隻能將標準定得盡可能寬鬆，才不會有“漏網之魚”，也不會導致更大規模社區傳播。早期香港懷疑病例很多，但沒有一個是確診案例，也有不少人罵港府太緊張、製造恐慌，香港食物及衛生局長陳肇始當時也是頂住了很大壓力，才能定下“嚴重”應對級別。
香港740萬人口，與內地人流往來十分頻繁，每天都有幾十萬人在香港與內地之間來往，一旦內地爆發疫情，香港是非常危險的。如今，確診人數隻有100多例，比新加坡還少。能做到這樣的防疫成績，早期的嚴格防控功不可沒。
財新記者：但香港仍然出現不少本地傳播的病例，是不是說明防控仍然有漏洞？
袁國勇：此次唯一的不足就是在控製與內地的人流來往的時機，港府確實是慢了一點。之前隻限製來自武漢乃至湖北的人流入境，但那時沒有考慮到限製所有內地的人流。可以看到香港的前10例確診患者都是從內地過來的輸入型病例，之後基本都是本土傳播病例了，很明顯是因為部分感染者入境而導致病毒在社區擴散，如果能一早管製內地入境的人流，相信本地傳播會減少一些，但是現在香港疫情仍然控製得非常好。
財新記者：與當年SARS能找到非常清晰的傳播鏈不同的是，這次出現了很多源頭不明的社區傳播病例，為什麽這次的傳播鏈完全不清楚呢？
袁國勇：因為很多新冠患者病症很輕微，不像SARS，一旦感染了很容易被識別。比如最近港府從“鑽石公主號”郵輪接回來的225位香港居民，他們全部接受了化驗檢測，發現有9人確診感染，但這當中隻有1人在檢測前有明顯症狀，有8人一開始是沒有明顯病症。如果香港有100個有病症的新冠感染者被發現，按這個比例計算，可能有800個沒病症的感染者，他們不會來接受檢測也就無法確診。事實上，很多病症輕微的患者已經自愈了，但他們已經將病毒傳播出去，所以這次傳播鏈很難找清楚。
財新記者：既然新冠病毒如此“狡猾”，有這麽多無症狀感染者可能在社區中自由活動，普通市民該怎麽保護自己呢？
袁國勇：隻能靠每個人戴好口罩，勤洗手、勤用酒精搓手液。我之前去北京時就曾呼籲要全民戴口罩，有很多人反對我，說世界衛生組織都說了除非去人多的地方，否則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但是，如果不舒服的人才需要戴口罩的話，那“鑽石公主號”查出來的8個感染者都沒有不舒服，如果他們不戴口罩就會傳染給其他人。戴口罩一來保護自己，二來如果你是無病症感染者，戴上口罩就不會傳播給其他人。
我們之前做實驗發現患者的口水中每一毫升中就有一億個病毒。所以可能口水交換的場景都非常危險。所以香港這次疫情控製暫時成功，除了與控製人流往來有關，也與我們很早就提倡戴口罩、勤洗手、拉開社交距離有關。否則以香港如此稠密的人口，很可能疫情發展會像韓國的大邱或者意大利一樣。
財新記者：從2月8日開始，香港強製內地入境人員居家隔離，內地遊客無法入境對香港的旅遊、餐飲等行業造成巨大打擊，你認為達到什麽標準，方可放鬆與內地關口的人流管控措施？
袁國勇：首先，若兩地的疫情發展水平接近，就沒必要管製人流。有一個粗略判斷疫情水平的計算公式，即以當地現存病例數除以當地人口，比如香港約700萬人口，有70個現存病例，相當於100萬人有10個病例，那韓國約5000萬人口，有將近7000個病例，相當於100萬人中有140個病例，那韓國的比例遠高於香港，就得暫停與韓國的人流往來。
其次是要看當地處於疫情發展的哪個階段，如果正處於疫情剛開始爆發的階段，新增確診病例正在迅速上升，那即使粗略計算的病例與人口比例和香港類似，也不能放鬆人流管製。
如果疫情長期持續，也可以讓需要入境的人先在當地居家隔離14日，再通過快速測試盒檢測為病毒陰性的話，拿到醫生證明之後方可同意入境。因為香港沒有這麽多設施能讓所有想入境的人隔離14天，隻能讓他們先自我隔離，但問題就是在無監視的情況下能否相信對方是否完成隔離。
財新記者：全港中小學的開學時間則定在4月20日之後，內地不少地區中小學已經逐漸準備開學，為何香港開學的時間這麽晚？
袁國勇：因為學校尤其是幼稚園、小學，孩子上學會經常抱在一起打打鬧鬧，口水鼻涕都很容易互相沾染到，疫情易於傳播。而小孩如果不是長期病患，通常感染後病症很輕微，就輕微咳一聲連流鼻水都沒有的話，家長很難發現。孩子感染後會再傳給照顧他們的人，比如菲傭、父母等，再由他們傳給爺爺奶奶，那麽疫情就會很快在社區爆發。
現在已經有疫情從外國輸入到內地的情況了，我們認為疫情不會很快結束。所以，讓學生恢複開學是很困難的決定。
財新記者：3月2日起，香港18萬公務員已陸續恢複到辦公室辦公，如何平衡疫情控製與保證市民日常生活秩序？
袁國勇：當疫情剛開始飆升，新增病例呈指數增長時，就必須盡快采取最嚴格的措施截斷傳播。但如果疫情增長已經較為平緩，每天一兩個新增病例，就可以逐步放鬆嚴格管控。
所以香港正是在一步步放鬆管控，先讓公務員恢複上班，這一步放鬆了就等14天，看在14天潛伏期內，新增病例會不會又重新恢複指數飆升，如果過了14天也沒出現疫情爆發，再讓大學恢複開學，之後再慢慢是中學，再輪到小學、幼稚園逐步恢複開學，以這種模式慢慢放鬆直至社會完全恢複正常運轉。
疫情短期難結束
財新記者：如今除了南極洲之外，各大洲均有確診患者。呼吸與危重症醫學專家王辰此前稱新冠病毒可能無法像當年SARS一樣徹底消除，你怎麽判斷新冠疫情之後的走勢？
袁國勇：新冠疫情全球爆發已經很明顯了，2003年SARS疫情持續6個月，大約8000人感染，700多人死亡。如今新冠全麵爆發2個多月，全球已突破10萬人確診，3000多人死亡。這麽短時間就發展成了全球性的疫情，說明新冠疫情遠比SARS嚴重。
如果新冠病毒對人體的適應性越來越好，越來越難以追蹤。可能即使到了夏天，疫情也不會完全消失。隻是氣溫升高後，新冠患者的病情會稍微輕微一些，更多是無症狀的隱性傳播。像我們做流感病毒的動物試驗，如果將動物放在15度的環境中，給他們注射流感病毒，可釋放出的病毒量，會比放在25度環境下的動物釋放的病毒量高10倍，我推測氣溫會對病毒的泄毒量有一定影響。
但是，現在疫情已經傳播到南半球，那裏即將進入冬天，適合病毒生存和傳播，可能之後等北半球到冬天了，病毒會再從南半球傳過來，那麽新冠病毒的傳播就會持續發生。
財新記者：與日本、韓國和意大利相比，目前印尼、菲律賓、印度等國家疫情似乎可控，你覺得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差異呢？
袁國勇：我相信一方麵可能與氣溫有關，流感等影響呼吸道的病毒都是在夏天的影響較低。這次疫情最嚴重的地區，像意大利北部、韓國、日本，都是最近氣溫較低的地區。新加坡的防疫措施遠不如香港這麽嚴格，因為新加坡天氣比香港熱，病毒到了30度以上的地區傳染性就會降低很多。
另一方麵，我們也並不清楚當地疫情發展究竟如何，很多國家做測試很貴，有些人連看醫生都負擔不起，可能確診數目少與測試少也有關。以印度為例，3月1日前印度通報隻有3例確診病例，但香港已出現多起港人從印度旅遊回來後發病的情況，所以我們也不知道當地疫情有沒有爆發。
財新記者：現在各國為了防控疫情，泰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地都提出從疫區回國的居民或旅客需要強製在家中或者指定地點隔離14天。香港當時為什麽會想到這一舉措？
袁國勇：現在似乎不少國家都跟香港學習“這一招”，當時很多人提出要“封關”，但香港是一個外向型經濟體，如果完全“封關”，不讓人進出，那社會就沒辦法正常運轉了。所以，我當時給特首的建議是要盡量降低與疫區的人流往來。隔離14天的措施也不是禁止入境，而是減少了許多非必要的來往，所以措施實施後，跨境人流很快就減少了超過9成。而且這個措施也有一些豁免範圍，比如那些運輸生活用品的貨車司機，如果要求他們跨境一次就要隔離14天，也會導致絕大多數貨運停運。
財新記者：近些年曆次傳染病爆發，幾乎都沒有采取過像武漢這樣長時間全麵封城的措施，為什麽這次需要采取這種圍堵的措施呢？
袁國勇： 這種方法是非常原始的傳染病防控措施。在黑死病爆發時曾采用過這種方式，最近幾百年都沒有用過這種最原始的方法了。因為武漢疫情已經進入指數級爆發階段，必須采取最嚴厲的控製措施，這也是沒辦法的辦法。新冠病毒的傳播力太強，傳播速度太快了，其次也沒有藥物和疫苗，當時甚至如何預防都不太清楚。
但如果武漢的封城可以再早一些，目前的疫情發展會有很大不同。因為疫情控製每慢一天，就會新增非常多的病例。從1月1日到1月23日封城，中間相差了1.6個14天的潛伏期。因為傳染病人際傳播不是1、2、3、4這樣慢慢增長的，而是1、2、4、8這樣指數型飆升，所以很多人都感到害怕。
所以疫情初期，我們都非常關注有沒有人傳人，因為如果開始了人傳人傳播，風險就非常高，需要迅速切斷傳播鏈。初期武漢衛健委隻說是動物傳人，那麽隻需要關停海鮮市場切斷傳播源頭。我猜測一開始武漢官員也是這麽認為的，因為當年H7N9禽流感、H1N1豬流感都是這樣，一關停街市就沒事了。誰知道這個病可以人傳人，所以很快就在社區裏、醫院裏爆發。
財新記者：你的團隊近期也在研發疫苗，目前進展如何？
袁國勇：我們正在小鼠測試階段，已經通過了安全測試，小鼠給藥沒有什麽副作用，而且會產生抗體，現在在測試綜合抗體的數量是否能提供足夠的保護，那些免疫細胞、T細胞會不會攻擊被病毒感染的細胞。接下來我們要做一些攻毒實驗，就是病毒放在小鼠身上會病發而死，看它用了我們的疫苗之後結果如何。我估計疫苗到臨床應用要至少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
李文亮所在醫院為何醫護人員傷亡慘重？
朱和平是武漢市中心醫院一個月來的第四位、十天以來的第三位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醫生，也是該醫院眼科去世的第三人。此前，該院眼科醫生李文亮、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醫師江學慶、眼科主任醫師梅仲明，分別於2月7日、3月1日和3月3日殉職。
目前，武漢市中心醫院至少還有心胸外科一位副主任醫師、泌尿科一名副主任醫師也因感染新冠肺炎在武漢市肺科醫院住院。“他們都上了ECMO，情況比較危重。”該院一位護士長對財新記者說。
根據財新記者了解的數字，擁有4000多名職工的武漢市中心醫院，已經有超過230人確診感染新冠肺炎，雖然總數字尚比武漢幾家大醫院少，但醫務人員感染比例和死亡人數均列武漢各醫院之首。
“我們對新冠病毒的致病機理了解的還很有限，還無法科學地解釋中心醫院為什麽會有這麽多優秀的醫生死於新冠肺炎，但我們至少知道，這麽多醫務人員感染，與我們醫院從一開始就身處疫情的最前線有關，也與1月20日之前所謂‘外鬆內緊’導致大量的院內感染有關。”該院一位科室主任對財新記者總結道，“相關部門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的錯誤信息，讓數以百計的醫生護士在對疫情並不知曉的情況下全力投入救治，甚至在病倒後也無法上報給這些相關部門知道。他們的犧牲不能及時給同事和公眾以警惕，這是最慘痛的損失和教訓。”
一份被公開的內部材料
近日，財新獲得一份來自武漢中心醫院的內部材料，題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處置情況說明》（下稱《疫情處置說明》）。多位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向財新記者表示，該內部材料屬實。武漢中心醫院宣傳科和公共衛生科拒絕就此事作出回應。
《疫情處置說明》顯示，2019年12月29日下午，武漢中心醫院後湖院區急診科接診了4例來自華南海鮮市場的病人，CT、查血檢查均是病毒性肺炎表現。中心醫院公衛科向江漢區疾控中心傳防科科長王文勇報告了這些病例。王文勇回應稱，近期已接到其他醫院的類似報告，但送到市裏查了各項病原均無結果，針對中心醫院的病例，將向領導匯報後再給回複。
中心醫院公衛科立即告醫務處組織院內專家會診，並通知院感辦做好消毒隔離。當日16時，該院呼吸內科專家到急診科會診後，發現呼吸內科也有幾例來自華南海鮮市場的病例，病例增至7例。半小時後，公衛科再次致電江漢區疾控中心傳防科王文勇和武漢市疾控中心應急辦主任金小毛報告情況。當晚20時左右，區疾控中心和市應急辦抵達中心醫院後湖院區，對7例病人進行了流調和采樣，並連夜送至市疾控中心檢測。
傳染性疾病的防治、報告流程管理，在不同的醫院可能分屬公共衛生科、醫院感染管理科或醫務處。具體到武漢市中心醫院，其公衛科的工作職責第二條，就是根據《傳染病防治法》，認真開展傳染病疫情報告工作，嚴格執行傳染性疾病的防治、報告製度與流程，收集並核對傳染病報卡，發現漏報、錯報及時督促醫生完成，並根據規定正確及時的完成網絡直報。另外還包括加強傳染病預警監測，做好重點傳染病管理，規範傳染病的診斷治療，落實傳染病預檢分診製度等。
從上述市中心醫院的《疫情處置說明》顯示，在區疾控中心完成7個病例的流調和采樣後，12月31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公衛科致電江漢區疾控中心主任張豔，詢問采樣結果，張豔告知需等通知。1月3日，公衛科再次致電江漢區疾控中心傳防科科長王文勇，詢問前期電話報告的7例病毒性肺炎，是否應該報告傳染病報告卡。王文勇回複，對於此類特殊傳染病，等上級通知後再上報，具體上報病種等通知。
1月4日，中心醫院公衛科收到武漢市衛健委下發的一份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工作指導手冊，該手冊顯示，對於疑似病例，院內需12小時內組織專家會診，會診不能排除時應立即上報傳染病報告卡。但第二天5日，江漢區衛健局組織各醫院開會時又稱：疑似病例，各醫院組織院內專家會診不能排除的，應上報區衛健局，由區裏組織專家會診，不能排除後再上報傳染病報告卡。
5日會後，中心醫院公衛科與區衛健局醫政科溝通上報流程事宜。區衛健局醫政科回複稱：中心醫院屬於市屬醫院，應由市級專家會診，區衛健局無法會診市級醫院。中心醫院公衛科立即致電市衛健委醫政處，後者表示，醫院應該由屬地管轄，區衛健局的理解有偏差。經市衛健委醫政處協調，區衛健委醫政科同意由區裏組織專家會診。
據《疫情處置說明》披露，1月8日至10日，中心醫院公衛科陸續上報了14張不明原因肺炎報告卡（1月8日9例，1月9日4例，1月10日1例），其中1月9日晚，區疾控中心對當日上報的4個病例進行了流調和采樣。
1月11日，湖北省“兩會”開幕。上報程序再度改變。
1月11日，後湖院區一例患者經院內會診不能排除不明原因肺炎，中心醫院醫務處按之前程序將會診意見交區衛健局醫政科後，區衛健局醫政科要求該院自行聯係區疾控中心采樣、流調；中心醫院立即聯係江漢區疾控中心主任張豔，但張豔表示需等醫政通知。
之後，本就複雜的上報程序再度加碼。1月12日中午11點30分，湖北省衛健委執法監督處一位徐姓處長帶隊到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督導發熱門診相關工作，徐處長作出指示：傳染病報告卡報告需慎重，需要省市聯合確定後才能報卡——也就是說比之前又平添了市、省兩級會診。
1月13日上午9點，武漢市衛健委疾控處吳風波處長和江岸區衛健局疾控科一行到中心醫院本院（南京路院區），傳達最新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報精神。和湖北省衛健委執法監督處的說法一致——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報。吳風波更具體要求：發現的病例首先要在院內完成各項檢驗和相關檢查，經院內專家組會診為不明原因肺炎後，再報區衛健委會診並通知區疾控采樣，經區、市、省級逐級檢測，依然為不明原因肺炎後，經省衛健委同意才能進行病例信息上報。
1月13日上午9時許，江漢區疾控中心傳防科科長王文勇致電市中心醫院，要求該院將1月10日上報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訂正為其他疾病。
當天下午15點，市中心醫院公衛科致電江漢區衛健局疾控科，告知前述1月11日上報的病例，區疾控中心一直未來進行采樣、流調，致無法上報，區衛健局醫政科說醫院自己通知區疾控中心，區疾控中心又說要等醫政的通知，詢問衛健局疾控科該怎麽辦。區衛健局疾控科回複：等。
一等又是三天，區疾控一直沒有過來采樣，病例遲遲無法報卡。期間市中心醫院公衛科向周邊醫院詢問，得知他們近期也都未能報卡。
一直到1月16日16時，也就是湖北省“兩會”閉幕前一天下午，武漢市疾控中心終於派出兩名工作人員到武漢市中心醫院進行采樣，而此時，中心醫院的不明原因肺炎疑似病例已增至48例。1月17日晚，湖北省疾控中心也來到中心醫院，對前一日采樣的病例進行流行病學調查並收集相關病例臨床資料。
1月18日淩晨，武漢市衛健委通報，新增4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而在此前1月12日-1月17日，武漢市衛健委的每日例行通報，均稱前一日“本市無新增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多位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向財新記者講述的診治經過，與該醫院公衛科的這份記錄相吻合。事實上，來自衛健委對新冠肺炎病例上報的行政幹預，尤其是1月12日-17日期間設置的讓醫院無法上報的障礙，並不隻針對一個武漢市中心醫院，武漢市多家醫院都有同樣的遭遇。
無法下的診斷
根據2007年原衛生部印發的《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排查和管理方案》，醫療人員發現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義的病例後，應立即報告醫療機構，“醫療機構在12小時內組織專家會診和排查，仍不能明確診斷的，應立即填寫傳染病報告，注明‘不明原因肺炎’並進行網絡直報”。
但是，從以上武漢市中心醫院內部的《疫情處置說明》和財新記者在武漢實地采訪的多家醫院具體實施情況看，當地醫療機構在1月下旬之前，並沒有獲得自行填寫傳染病報告卡進行網絡直報的權利。
“這個傳染病報卡本身很簡單，我們直接在自己電腦填個傳染病報告卡確認就行了，但是填傳染病報告卡前要先下診斷。”武漢市中心醫院一位醫生告訴財新記者，“在新冠肺炎之前，像我們接診了乙肝或其它烈性傳染病，我們都可以直接在電腦打診斷，然後會跳出來一張傳染病報告卡的窗口，填好後點OK上傳。”
但此次新冠疫情，醫生們最初遇到的問題是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麽疾病——他們大多給出的診斷是發熱待查或者社區獲得性肺炎可能，然後收治入院。社區獲得性肺炎是由細菌、病毒、衣原體和支原體等多種微生物所引起的一類肺炎總稱，主要臨床症狀為咳嗽、伴或不伴咳痰和胸疼。
很快，醫生們發現一些病人的病情與已知的社區獲得性肺炎都不太一樣，大部分社區獲得性肺炎，包括甲流、乙流等，主要感染的是上呼吸道，其肺部影像學特征並不明顯。而這些病人CT片中明顯可見磨玻璃樣浸潤影，並常常很快發展為雙肺可見病變，抗生素治療無效，血常規、血生化及呼吸道病毒七項檢測也證明病原體並非甲流、乙流、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副流感病毒等。
武漢中心醫院呼吸內科主任醫師趙蘇教授曾向財新記者介紹，醫院經常會遇到這類病情有些特殊、診斷有困難的病人，這些年一種常見的辦法是花錢找基因測序公司進行NGS檢測，希望利用其基於宏基因組學的二代高通量基因測序技術（mNGS）找出病原體，“自華大基因利用測序技術起家以來，國內大大小小出現了好多家基因測序公司，我們各類醫學研討會上，二代高通量基因測序技術不斷被介紹，這些公司也派出醫藥代表到各大醫院宣講，事實證明也確實管用”；另一種辦法就是跟一些科研機構合作，借助這些機構的科研手段查出病因。
這兩種方法各有利弊。找第三方基因測序公司檢測需要收費，相當於個性化的外部檢測服務，大概3000元測600萬個堿基對，好處是快，一般三天就能出結果，一位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生介紹，“這3000元能查出來病原體究竟是什麽病毒或者細菌，就可能救命”。找科研單位合作，相當於醫生的臨床治療與研究機構的前沿科研課題結合起來，對科學研究和臨床應用是雙贏，而且一般是免費的，缺點是周期相對較長。
財新此前曾報道，2019年12月15日，一名65歲的華南海鮮市場張姓送貨員開始發燒，12月18日在武漢市中心醫院本院（南京路院區）急診科看病，醫生懷疑其社區獲得性肺炎，以“發熱查因”收治入院，12月22日，這位病人病情加重，進入呼吸重症病房，醫生們使用了各種抗生素治療無效後，12月24日對其進行氣管鏡采樣，然後將病人的肺泡灌洗液樣本送到廣州的微遠基因科技有限公司進行NGS檢測，結果發現樣本裏有一種跟SARS相似度約81%的新型冠狀病毒，12月27日微遠基因電話通知武漢市中心醫院，並將數據共享給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所。
12月27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急診科又接診了一名41歲的陳姓病人，其12月16日無明顯誘因發熱，當日患者在該院呼吸科ICU做支氣管鏡取樣，樣本送至北京的博奧醫學檢驗所有限公司。12月30日，北京博奧醫學檢驗所將這位病人的基因測序報告反饋給了醫生：經NGS檢測，病原體是SARS冠狀病毒。
當日，北京博奧醫學檢驗所的這份檢測報告出現在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的微信中，她把這份報告發給了自己的同學，還傳到科室群讓大家注意防護。傍晚17時48分，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在同學群中轉發了這份報告截屏，並發布預警信息：“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在我們醫院急診科隔離”。
然而，預警引發不滿，吹哨人們很快感受到了壓力。李文亮在截圖傳播出去當晚，即12月31日淩晨一點半即被醫院領導叫到武漢市衛健委詢問情況，天亮上班後又被醫院監察科約談，並在此後應要求寫下了一份《不實消息外傳的反思與自我批評》。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訓誡。此前一天的1月2日，艾芬也被醫院監察科談話，稱其行為加劇社會恐慌，影響武漢發展大局。
1月3日晚，武漢市中心醫院緊急召集各科室主任開會。根據財新記者獲得的會議記錄，會議首先通報，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檢測和病因溯源工作正在進行，已完成對華南海鮮城的衛生消毒工作，已發生44例，重症11例，暫未發現人傳人現象；會議透露，武漢市衛健係統已經進入戰時狀態，成立應對不明原因肺炎指揮部，要求各醫院進入戰時狀態值班，嚴格請假製度，原則上不安排休假，外出離開武漢必須報告。會議更強調要嚴明紀律，“講政治、講紀律、講科學”，不造謠、不傳謠，各單位看好自己的人，嚴明保密紀律，要求醫務人員不得在公共場合透露涉密信息，也不得通過文字、圖片等可能留存證據的方式談論相關病情。
針對基因公司等第三方檢測的控製也空前收緊。一位基因測序公司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衛健委一位官員電話，通知他武漢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樣本送檢，不能再檢；已有的病例樣本必須銷毀，不能對外透露樣本信息，不能對外發布相關論文和相關數據，“如果你們在日後檢測到了，一定要向我們報告”。
1月3日，國家衛健委辦公廳發布《關於在重大突發傳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強生物樣本資源及相關科研活動管理工作的通知》，這份國衛辦科教函（2020）3號文稱，針對近期武漢肺炎病例樣本，依據目前掌握的病原學特點、傳播性、致病性、臨床資料等信息，在進一步明確病原信息之前，暫按照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第二類）進行管理；各相關機構應按省級以上衛健行政部門的要求，向指定病原檢測機構提供生物樣本開展病原學檢測並做好交接手續；未經批準，不得擅自向其他機構和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其相關信息；已從有關醫療衛生機構取得相關病例生物樣本的機構和個人，應立即將樣本就地銷毀或送交國家指定的保藏機構保管。
無法確診，成為了醫院上報疫情新的障礙。“之前，醫院通過給第三方檢測公司做病毒檢測，就算市裏的診斷沒下來，無法報卡，但醫生至少知道是什麽病，可以對症進行治療並進行防護。” 中心醫院一位醫生向財新記者表示，3號文出台後，沒有一家醫療機構還敢再送樣本去第三方檢測機構檢測，隻能將樣本送至轄區疾控中心。
最小的窗口也關閉了
由醫生填寫、醫院統一上報的傳染病報告卡，無疑是疫情上報的關鍵一環。《傳染病信息報告管理規範（2015年版）》中顯示，傳染病報告卡由首診醫生或其他執行職務的人員負責填寫；現場調查時發現的傳染病病例，由屬地醫療機構診斷並報告。醫療機構傳染病報告管理人員（一般為醫院公衛科）須對收到的紙質傳染病報告卡或電子傳染病報告卡的信息進行檢查，對有疑問的報告卡必須及時向填卡人核實。
在上述文件中，疾控中心的職責是：對轄區內報告的傳染病信息進行審核，對有疑問的報告信息及時反饋、核實，對誤報、重報信息應及時刪除。對甲類傳染病、部分乙類傳染病、不明原因疾病暴發的報告信息，應立即調查核實，於2小時內通過網絡完成報告信息的三級確認審核。而地方衛健委的主要職責是對上報的傳染病疫情進行分析、利用及發布。
由此可見，無論是地方衛健委還是疾控中心，都無權不讓醫院或醫生填報傳染病報告卡，隻能在報告卡提交上來後，進行核實和上報。然而，武漢市衛健委的諸多做法與《傳染病信息報告管理規範（2015年版）》有不同之處。
在武漢市中心醫院、湖北省新華醫院上報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湖北省、武漢市及各區三級疾控中心啟動應急處置工作流程後，12月30日，武漢市衛健委向各醫療機構負責人發布《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提及武漢多家醫療機構陸續出現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並與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有關聯，要求各醫療機構向轄區疾控部門和衛健委醫政部門上報近一周接診過的具有類似特點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市衛健委還在當天召集全市疾控中心的負責人開會，每個區準備成立一個專門流調應急隊伍，對病例進行調查、處置。這等於將疫情報送全部納入到當地行政官僚係統掌控之內。
12月31日，國家衛健委第一批專家組抵達武漢。同日，武漢市衛健委首次向社會發布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信息：目前已發現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嚴重，其餘病例病情穩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轉擬於近期出院。專家從病情、治療轉歸、流行病學調查、實驗室初步檢測等方麵情況分析認為，上述病例係病毒性肺炎，調查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此時，上述武漢市中心醫院1月3日緊急會議中所提到的武漢市衛健委“應對不明原因肺炎”指揮部，開始發揮作用。中心醫院一位副主任醫師介紹，從12月29日，“指揮部”陸續通知各醫院將相關病人轉到金銀潭醫院，截止1月2日，中心醫院轉了七個病人過去，“都是指揮部發通知，然後派救護車過來轉運，但並不是全轉，他們隻轉有海鮮市場接觸史的，包括我們快治好了他也一鍋端都轉到金銀潭去了，沒有海鮮市場接觸史的他們一律不要”。
他記得醫院裏還收治有幾名類似症狀的病人，但沒有海鮮市場接觸史，就沒有得到轉運通知，“問醫院怎麽辦，醫院說指揮部沒通知轉院，隻能先辟出一個20多張床位的隔離病區”。
武漢市衛健委“指揮部”的這個選擇性轉院，後來被財新記者調查了解的一份《入排標準》所證實。一位湖北省屬醫院醫生向財新記者透露，在1月15日國家衛健委第一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出來之前，1月4日，武漢市衛健委在金銀潭醫院對當地醫院做了一次培訓，培訓中下發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醫療救治工作手冊》。工作手冊共收錄有十份文件，第一份是《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診療方案（試行）》（下稱《試行診療方案》），第二份是《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標準》（下稱《入排標準》）。兩者對“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臨床診斷標準有明顯差異。
“《試行診療方案》應該是湖北省專家組和最早一批國家衛健委專家組一起編製的，《入排標準》則是後來由武漢市衛健委編製，武漢很多醫院都是按照後者進行診斷和上報。”上述醫生介紹，所謂入排標準，就是指導一線醫生對病人能否診斷為某種疾病並上報的納入和排除的原則標準。
財新記者獲得的一本工作手冊顯示，在《試行診療方案》中，對於“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病例定義一共四條：發燒；具有肺炎的影像學特征；發病早期白細胞總數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細胞計數減少；經規範抗菌藥物治療3天，病情無明顯改善或進行性加重。定義稱：同時具備這四條，不能明確診斷為其他疾病的肺炎病例，定義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如果患者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或有類似病人接觸史，滿足前三條即可。位於漢口的華南海鮮市場被認為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疫源地，早期確實大部分患者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
武漢市衛健委《入排標準》則比《試行診療方案》要求更為嚴格。其開篇第一句就規定，同時具備流行病學史和臨床表現者納入。其中，臨床表現要求與“國家專家組標準”病例定義列出的四條基本一致，僅對其中發熱一條進一步定義為≥38度；更大的改變是要求必須具有流行病學史，即2019年12月1日以來，長期在華南海鮮市場從事交易活動的商戶、雇傭者和工作人員，或發病前兩周內曾在海鮮市場從事加工、售賣、宰殺、處理和搬運等工作三小時以上者，或發病前兩周內曾在海鮮市場有禽類、野生動物明確接觸史者，以及與符合病例定義者共同生活、居住、學習、陪護、同病房的人員或未采用有效防護措施的診療、護理的醫務人員。
病例定義是疾病的診斷依據和排除依據，一般包括流行病學史、臨床表現和病原學證據三方麵內容。在1月9日國家衛健委宣布確定武漢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明確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之前，臨床醫生並不知道病原體是什麽，沒有病原學證據，臨床診斷隻能通過流行病學史和臨床表現這兩方麵。“從事後看，《試行診療方案》給出的病例定義總體是穩妥的，既重視了病人流行病學史方麵的內容，但又沒有拘泥於海鮮市場這一個可能的疫源地，對沒有類似接觸史的病人沒有簡單排除。如果嚴格按照這個方案中的病例定義執行，不會出現大量與海鮮市場無關的病人漏診的情況，人傳人現象也會更早被發現。”這位人士說，“我不太能理解為什麽《入排標準》要將與海鮮市場有關的流行病學史改為必要條件。”
一位接近湖北省專家組的人士透露，國家和省專家組成員看到武漢市衛健委這個《入排標準》後還很生氣，要求武漢市衛健委收回小冊子重新編印，武漢市衛健委後來重新編印了一套綠色封皮的工作手冊，去掉了《入排標準》，但各醫院所執行的診斷和上報標準並沒有改變。
《入排標準》列入海鮮市場有關的流行病學史，一個重要後果就是病毒在人際間傳播的“中招者”被排除在外。事後回顧，許多醫生都認為，疫情從2019年底的幾百例迅速增加到1月20日左右的數千例，與此應有關係。
這份武漢市衛健委下發的工作手冊還指出，對於疑似病例，院內需12小時內組織專家會診，會診不能排除時應立即上報傳染病報告卡。這個規定表明，各大醫院有自行上報傳染病報告卡的權利。
然而僅僅過了一天，1月5日，江漢區衛健局組織轄區內各醫院開會時卻稱：對於疑似病例，各醫院組織院內專家會診不能排除的，應上報區衛健局，由區裏組織專家會診，不能排除後再上報傳染病報告卡。
對此，一位疾控部門人士向財新記者解釋，未知傳染病的上報事關重大，醫院診斷較為慎重，一般會逐級上報，完成流調和檢測後，經當地衛健委審核後再按要求進行報告卡填報。然後當地衛健委再向上一級匯報，以求“步調一致”。
雖然此時上報傳染病報告卡需要區裏會診同意，但整個上報程序尚能進行。財新記者獲得的一份文件顯示，截至1月11日，武漢協和醫院共計上報11名（11日突擊報告9名），新華醫院共計上報9名（11日報告6名），中心醫院共計報告11名。
1月12日開始，上報程序戛然中止。前述《疫情處置說明》顯示，省市兩級衛健委官員均指出，新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報，需在之前區衛健局會診的基礎上，增加市級和省級衛健委逐級檢測，依然為不明原因肺炎的，經省衛健委同意後才能進行病例信息上報。
事實上，這條變得繁瑣的上報路徑在此後五天裏從未走通過。“當時就是不給報，不讓報了。”武漢市中心醫院一位醫生向財新記者表示，根據當時的流程規定，遇到類似病例，先使用抗菌藥物治療三天，三天抗生素無效後，要院內專家組會診，然後才能上報區裏，由區專家組會診並通知區疾控采樣，然後再請市裏來，再請省裏來……“要經過四級會診、逐級檢測，依然為不明原因肺炎後，經省衛健委同意，整個程序都審批完成確診後，醫院和醫生才能填報傳染病報告卡。”
“中間設了很多卡，很多臨床醫生、醫院根本無法操作。”他說，“醫院每天都有記錄，送去采樣的都是危重的沒有辦法觀察了，每天都過篩了的，能扛的自己在扛。”
1月12日之後，這個流程更是根本就走不通了，因為區裏、市裏和省裏就沒有明確下過診斷，檢測結果也不反饋了，這樣醫院也沒法報卡，更沒辦法轉到金銀潭醫院了，病人完全沒有出口，“結果就是隔離病房很快收滿，隻好後湖和南京路院區又各多開了三個病區。病區又滿了，隻能在門診吊水，醫院排起了長隊”。他認為大量醫務人員被感染與當時隔離病區收滿有關。“病人越積越多，很多病人就是想住院打針，你呼吸科、急診科住滿了沒有床位，他們就跑到其他科室看病要求住院，想著住上院再轉科，而那些科室接診的醫護人員缺乏足夠的防護”。
該醫生的說法和前述內部的《疫情處置說明》相符合。中心醫院一位科室主任表示，到1月中旬，基本就是壓著不讓上報了。他告訴財新記者，從一開始每位病人臨床診斷後，就得走會診程序，武漢市中心醫院本身是市級醫院，在12月30日就在內部組建了醫療救治專家組，包含呼吸科、急診、ICU等科室專家，一共12人。經過會診確診完成後，由公衛科負責上報，通知疾控進行流調。“起初還有幾個上報後可以轉到金銀潭，後來就一動都不能動，所有通路都癱瘓了。”他說，會診之後的流程變得遙遙無期。
位於武昌區的武漢市第三醫院也遇到一樣的難題，該院一位醫生向財新記者表示，該院第一個高度疑似的病人是1月3日前來就診的一個91歲老奶奶，她感染了自己的三個女兒、醫院的兩位醫生、五位護士，以及同病房的另外兩位病人。
1月9日，三醫院將這個老奶奶的樣本收集，並上報了市衛健委醫政處和市、區兩級疾控中心。“之前他們都不願意來，我們說，這麽重的病人，你們不來，出了問題，你們是要負責的。”該醫生說。後來，市衛健委和市疾控中心就來醫院進行了會診，沒等來結果，這位老奶奶於當日晚間去世。
1月10日至12日之間，三醫院又將與這位老奶奶相關的家屬、醫護人員的感染情況、樣本全部上報到市衛健委和市區兩級疾控中心。“我們院內會診做得比較詳盡，當時的情況我們覺得很嚴重，那麽多醫護人員感染。但我們當時申請的市裏麵專家會診，就一直沒有來。”該醫生表示，“當時市裏給我們反饋說樣本需寄送到北京檢測，時間比較長，所以要等結果出來才能會診。”直到大概七八天後，終於有了樣本檢測結果，全部是陰性。於是，醫院組織第二批采樣送檢，才將這批感染者確診為新冠肺炎病人——而這已經是第三批專家組來過之後的事了。
作為省屬醫院的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情況也沒有好多少。該院醫生向財新記者表示，醫院1月初收治了一位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高度疑似病人。“他當時呼吸困難，CT顯示雙肺嚴重感染，已經成了大白肺。由於當時醫生群裏已經有流傳SARS出現的傳言，我很警覺，立刻上報給了院領導。”
收治當日，中南醫院醫政處就上報了市衛健委和市疾控中心，要求他們來采樣檢測。與此同時，醫院緊急將ICU改建成隔離病房，設置了16張床位，到1月10日，這些床位全部收滿，後收進來的疑似患者大多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
“病房都住滿了，市裏還沒有動靜，我們急了，多次向市衛健委，後來向省衛健委繼續匯報。”該醫生表示，直到1月12日，市衛健才委派了三個專家來到醫院。開會時，專家表示，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才能上報做核酸檢測。這一說法遭到部分醫生質疑，因為會遺留下很多病症類似但沒有海鮮市場接觸史的病例，標準過於苛刻。
但市衛健委專家反過來要求中南醫院要謹慎申報檢測，控製檢測名額，表示“你們報太多了”。1月中旬，中南醫院醫政處再次向省市兩級衛健委反映上報問題，遭到口頭警告，並批評中南醫院“政治覺悟不高”。
位於礄口區的武漢市第四醫院也是如此。該院一位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大概在1月10日左右，該院也接治了類似的肺炎病例。“當時醫院希望能報卡，希望區疾控能有人過來做采樣和流調，但區疾控遲遲沒有派人來，後來因為這批患者都是輕症，我們就用普通肺炎的辦法給治好了。”
“1月中旬的時候所有人都在捂蓋子，從省裏到市裏到院裏，省裏不讓市裏報，市裏不讓院裏報，院裏不讓科裏報，就這麽一層層捂下來了，導致黃金防控期一再錯過。”武漢市中心醫院的上述醫生向財新記者感歎。
另一位醫生回憶，大概一直到1月底，醫院才通知醫生，讓大家有一個報一個，自己做診斷後，在電腦上自己就能填。“但一切都晚了。”他慨歎道。
慘重的代價
而就在此期間，不僅來門診看病的發熱病人越來越多，武漢市中心醫院也開始有醫務人員出現發熱等症狀。1月11日，該院院方收到一名急診科護士、一名眼科醫生和一名消化內科醫生疑似感染的消息。其中的眼科醫生即是李文亮。在他管床的一位老年青光眼女患者1月10日被診斷為疑似新冠肺炎而轉入隔離病房後，1月11日，李文亮出現低燒，體溫37.2℃。1月12日，他的體溫驟升到38.4℃，13日為38.5℃，呼吸道病毒七項和支原體衣原體檢測呈陰性，血象正常，CT雙肺磨玻璃斑片影。
緊接著，1月12日上午，李文亮的一位眼科女同事也報告發熱37.4℃，晚上升至38.3℃，13日報告38.5℃，呼吸道病毒七項和支原體衣原體陰性，白細胞正常，淋巴低，CT呈右肺下磨玻璃斑片影。兩人在門診輸液抗病毒治療。
1月13日、14日兩天，武漢市中心醫院又各收到三名職工疑似感染的報告，到15日大幅增加到9例職工疑似感染病例，16日又有7例。從1月11日發現第一例職工感染到1月16日，這短短六天時間內，武漢市中心醫院職工疑似病例數增加到26個。“醫院在1月13日就給醫務人員設置了專門的病房，後來擴成了一層樓的病區，然後是兩個病區、三個病區……直至100多人在本院住院。”該院一位科室主任說。
醫務人員感染，是這種新發疫病具有人際傳染性的重要證據。但如此規模的醫務人員密集院內感染的重要信息，卻在重重障礙下未能及時上報，更沒有能在網絡直報係統中呈現。
直到1月24日，國家衛健委到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檢查，該院如實匯報了醫務人員感染情況：從12月底至今，累計有175個醫務人員出現過發熱，其中56例在院接收治療，有危重症2例，但到此時，還僅有一個獲得確診，其他32名醫務人員等待樣本檢測結果，另外還有119名醫務人員正在隔離觀察待排。
1月28日，武漢市衛健委宣布進一步擴大核酸檢測機構，武漢市中心醫院獲準進行核酸檢測，該院醫務人員感染情況才開始真正顯現。財新獲得的一份內部資料顯示：當日武漢市中心醫院上報職工確診病例17例。截止到2月9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共上報職工新冠確診病例68例，住院142人（在中心醫院後湖院區住院138人，在肺科醫院3人，在金銀潭醫院1人），院外門診觀察147人。
2月7日淩晨，李文亮醫生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的呼吸重症監護室病逝，享年34歲，成為此次武漢疫情中第一位在工作中感染新冠肺炎殉職的醫務人員；3月1日，該院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主任醫師江學慶因感染新冠肺炎，在武漢市肺科醫院搶救無效殉職，享年55歲；3月3日，該院眼科副主任、主任醫師梅仲明因感染新冠肺炎，在金銀潭醫院搶救無效殉職，享年57歲；3月9日該院眼科退休返聘副主任醫師朱和平因感染新冠肺炎，在武漢協和醫院西區搶救無效去世，享年66歲。
根據財新記者了解的數字，4000多職工的武漢市中心醫院，已經有超過230醫務人員確診感染新冠肺炎，感染比例和死亡人數均排列武漢各醫院之首。
該院多位醫生分析，可能的原因一是中心醫院是距離初期主要疫源地華南海鮮市場最近的幾所醫院之一，早期接診的病人本就在所有醫院中是最多的；其次，新冠病毒第一代毒性可能更高，李文亮、梅仲明等醫生可能是被同一名病人傳染的；第三，1月初開始發熱症狀的病人越積越多，當時唯一的傳染病醫院金銀潭醫院又僅接受有海鮮市場接觸史的病人，大量病人沒有出口沒有床位，轉到其它科室治療住院，從而導致不少沒有傳染病處置經驗、對疫情缺乏信息的其他科室醫護人員“中招”；另外，該院主要負責人都不是醫生出身，院長長期從事辦公室工作，書記是市衛健委原人事處長，對醫學尤其是傳染病了解不夠，對疫情不僅不重視，更強令各科室和醫生不得傳遞疫情信息，導致醫生警惕性不足，等等。
......
當年SARS之後，人們也曾這樣祈願過，但是生命代價換來的教訓，還是被錯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