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駒過隙**
即興曲
“納粹女間諜” 貝安加.譚案真相 作者 劉統
貝安加與譚展超結婚照。（資料圖/圖）
1946－1948年，中國國民政府設立十個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展開大規模審判。在廣州軍事法庭審判中，有一件意大利籍女間諜貝安加案，頗為引人注目。後來貝安加晚年出版了自傳體小說《鴉片茶》，把這段經曆寫得活靈活現，聳人聽聞。她前夫譚展超的子女譚雄飛、譚愛梅也寫了《被遺忘的年代：尋找兩個譚家與一個女間諜》（新星出版社，2016），引起不少讀者的好奇。關於這個案子，廣東省檔案館保存著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從當年的曆史文獻中，還原真實的全過程。
結緣
貝安加（Bianca Sannino），自稱出身貴族家庭，1918年生於意大利羅馬。15歲那年，貝安加認識了在意大利留學的中國青年軍官譚展超。接觸一段時間後，她不顧家庭反對，嫁給了譚展超。所以她的名字後麵加上了夫姓，又叫貝安加譚。
譚展超1939年畢業於意大利加利波第騎兵學院。抗日戰爭開始後，作為中國軍人，譚展超義無反顧地帶著妻兒回到中國，在著名將領孫立人麾下任上校參謀。郎才女貌的跨國婚姻，卻沒有持續多久。貝安加在香港住了一段時間，譚展超隨部隊進駐貴州都勻。在那裏，譚展超又愛上了護士何懿嫻。貝安加本來就受不了貴州的艱苦環境，於是她離開譚展超，去了上海。
1941年，貝安加帶著四個孩子來到上海，上海的繁華和奢侈不次於羅馬和巴黎。貝安加非常喜歡。但是她帶的錢支撐不了多久，於是變成了交際花，融入上海的社交圈。這裏有軍火商，有發國難財的富豪，當然還有日本人。貝安加在這類人群中遊走，拉關係，做走私生意。到戰爭後期，她看到日本人敗局已定，又找到一個新靠山：法國維希政府駐廣州領事西門。西門被她的美貌征服，與她同居，還聲稱在1945年1月與貝安加結婚。於是貝安加往來於上海和廣州之間，做黃金、美鈔的投機生意。
案發
貝安加間諜案的起因，是美軍駐廣州情報機關的舉報。1946年1月29日，南京國民政府戰犯處理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通報：“美軍葛雷中尉檢舉法國前駐粵總領事西門及意大利女子貝安加二人危害盟國，業經第二方麵軍拘留，暫交法領事館看管。”決議：“飭廣州行營將該犯引渡，交我軍事法庭審判。”
葛雷中尉是美國設在廣州的戰略情報署（OSS）的調查員。他舉報貝安加的同時，給廣州行營情報處長湯炎光上校遞交了一份調查報告。報告說貝安加是個“危險及投機之婦人”，以其美貌獻媚於日人。其中一位是高島博士，而高島的真實身份是上海日人與廣州德國間諜海斯機關的聯絡員。
貝安加認識南京日軍情報機關負責人矢崎將軍。1944年，貝安加曾搭乘日本軍機到南京見矢崎，想領一張許可證，以便搭乘軍用飛機前往廣州。若僅為與情人會麵，理由牽強。實則飛南京是有“某種任務”。
貝安加經常宴請日本高官、偽政府要人。在金錢方麵，她不斷在上海廣州兩地從事黃金美鈔買賣，以賺取傭金。
報告通過對一些證人的查訪，證明貝安加不僅是一個替日本人搜集情報的間諜，而且是一個私生活放蕩的少婦。
葛雷的“私人調查”報告雖然篇幅很長，但是缺乏直接證據。要將受訪人這些引述傳聞的證詞，轉化為“間諜罪行”的證據，未免有些牽強。
這些報告的內容從何而來？據貝安加本人的敘述，她是在1945年11月15日從廣州登機回上海時，被葛雷中尉在天河機場攔截下來的。理由是她未攜帶國民政府廣州行營的通行證，她被迫返回西門的住所。17日美軍情報官員就登門將她逮捕。貝安加在自傳中提到，她被押到美軍OSS駐廣州辦事處，她的行李被打開，金條倒落在桌上。菲洛爾上尉指控她為日本人走私黃金，她說她做黃金買賣是為了養家，並說她是法國領事眷屬，應該享外交豁免權，美軍也沒有理會。
移交
抓捕和調查貝安加的是美國戰略情報署海軍中尉葛雷。在調查之後，美方沒有審判她，而是將此案移交給國民政府廣州行營的情報機關。這是為什麽？
在此之前，美軍破獲了納粹德國在廣州和上海的間諜組織。逮捕了頭目海斯及成員十餘人，罪名是德國投降後他們仍為日軍提供情報。法國維希政府駐廣州總領事西門也是嫌疑人之一。但是西門受到香港法國領事館的庇護，沒有到案。貝安加是西門的情人，美軍拘押了她。但是偵訊之後，美軍情報人員看出貝安加隻是個交際花，這些捕風捉影的證據不可能構成間諜案。所以他們將貝安加案件資料轉給了廣州行營情報處湯炎光上校處理。
根據葛雷的舉報，廣州行營將情況上報戰犯處理委員會。1946年1月29日的委員會會議決定逮捕貝安加。1946年3月17日，廣州報紙發表了一條轟動新聞：
意女間諜貝安加，在機場被我方拘獲
著名的納粹女間諜貝安加，意大利人，年約廿許，嬌豔動人，與日籍著名間諜川島芳子齊名。其寓居上海時，即與日本外事人員過從甚密，一度與法維基政府領事西門同居。月前在上海被捕之日人間諜供出其罪狀，我政府即通令緝拿。廣州行營經查得其行蹤，即至廣州機場逮捕。
這個新聞給讀者一個誤導，以為貝安加是在廣州機場被捕的。《申報》駐廣州記者梁風有門路，他聯絡了湯炎光上校，得以隨行去博濟醫院采訪貝安加，並作了報道：
貝安卡是怎樣被發覺的呢？她是我政府在審訊上海被捕的歐人間諜中，由敵人間諜供出她的名字和罪狀。我政府得飛機還沒有起航，她便給我當局派人在機場當場逮捕。到現在已經四個月了，曾經由行營秘密的審訊過她一次，但外間完全不知道的。到後來她因為神經錯亂，失去常態，請求外出調治，她才被送到長堤的博濟醫院去。
19日，記者隨湯炎光上校審訊貝安加。她在答複湯上校問話的時候，也不斷在表情。有時候微笑，嫵媚地凝望著湯上校。而有時又雙眉緊鎖，在這段短時間裏，她先後哭過四次。但是湯上校對記者說：“做作和表情是一般女間諜的慣技，她剛才那般樣子，在我們已經是見慣了。這事情並非那麽簡單，實在是相當複雜的。”
談到譚展超上校與貝安加的關係，湯說：“譚和貝安加結婚是事實，不過他們已經離婚了。1941年以後的事情譚自然是不會知道的。他實在不應該為她申辯。至於說她是貴族出身，犯不著當間諜，這也是不足作為根據的。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兩名最出名的女間諜，都是出身貴族。再說她在戰時來往上海、廣州間，乘坐的都是民航機。你想，如果沒有日本人的關係，不見得來往那麽容易吧。又說因為她的貌美，有許多人愛她不到而致憎恨，這顯然是想把事情移到桃色糾紛上去。如果我們真的相信這個說法，那就完全錯誤了。”
貝安加是被美國情報機關逮捕和舉報的，但是美方放棄了審判權，把她轉交給中國軍方。對於廣州行營來說，一個涉及間諜、漢奸、叛國等重大的罪名的外國女子被抓了進來，當然不能輕易放掉。如何定罪，就成了一個棘手的問題。
辯護
廣州行營的第一步，是將此案轉給廣東地方高等法院。1946年3月21日，就在湯炎光訊問貝安加後，廣州行營軍事法庭給高等法院發了通知，將外籍間諜罪的海斯、貝安加案件清冊及罪證共43件，轉交給高等法院。理由是這些外國人不是軍人，軍事法庭審的是日本戰犯，這些外籍嫌疑犯應該歸入漢奸審判範圍。
廣東高等法院接過貝安加案，進入審訊程序。1946年5月6日，她首次被區炎年檢察官偵訊。貝安加請求區炎年替她寫一個《刑事辯訴狀》。區檢察官答應了她的請求，在聽了她的申訴後，用中國法律文書的格式，代她寫了一個長長的辯訴狀。在自我辯護書裏，貝安加說她在上海、廣州與日本人交往、與法國人同居，都是生活所迫，並未參與任何間諜活動。美軍葛雷中尉覬覦她的美貌，求歡未遂，誣告她是“間諜”，將其逮捕。她是中國軍人的妻子，應該受到公正的待遇雲雲。貝安加將這個案件轉述成“性騷擾”的原因，並且把早已離婚的丈夫譚展超拉回來，顯示了她的心機。
區炎年檢察官雖然代她起草了辯訴書，但案子還得公事公辦。1946年6月29日，他向廣州高等法院刑事庭提交了對貝安加的起訴書：
被告貝安加，意國人，前嫁我國人譚展超為妻，民國二十七年隨夫返國，曾居住貴州省之都勻，三十年六七月間攜子女往香港旋赴上海。因其夫在內地任軍職，消息阻隔，接濟斷絕，經濟發生困難，遂與日本政治部外事處齋藤少佐，日本外僑總聯絡官高轎（即矢崎將軍），德國上海克爾特局之日聯絡員高島及其他日人濱野、小穀等結識，受敵利誘，充其間諜，常乘敵飛機輪船來往上海、南京、廣州、香港及廣州灣等地，刺探盟國情報工作。去年十一月十七日經美軍葛雷中尉在廣州將之捕解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行營，將案卷移送偵辦。
就在貝安加即將受審的關鍵時刻，她的前夫譚展超出現了。
營救
事有巧合。貝安加被捕時，譚展超所在的國軍新一軍正好在廣州駐紮。譚展超在報紙上獲悉貝安加的消息，堅信她不會是間諜。於是他開始到處奔走，以丈夫的身份營救貝安加。他請求新一軍孫立人軍長給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將軍發了一封公函，證明貝安加是譚展超夫人，“尚屬善良”，請求寬大處理。
借貝安加在博濟醫院治病的時候，看管不是很嚴。譚展超到醫院看望貝安加。這使貝安加看到了希望。她在晚年所寫的《鴉片茶》中描述兩人見麵的場景：
譚走近我，愛撫著我的臉。擁抱著我。然後深吻著我。我也不知道為了什麽，手指在他的發間遊走，重複呼喊著他的名字。
在這樣的場合，卻忘記了其他的犯人。兩個人熱情相擁，我們燃燒著。一瞬間我們被情欲占領了。我感覺這樣的機會不會再有。我們很快脫光了衣服，我感歎著被譚的身體所吞沒。譚再一次讓我受孕了。聽到從樓下傳來人聲時，我們狼狽地分開了。
不知是貝安加心機過人，還是譚展超有意為之。這次做愛使貝安加懷孕了。1946年9月14日，經醫生檢查，開出了診斷書：“貝安加女士經本人診驗後，確係懷孕四月，極宜小心調治。”
這是關鍵的一招，使貝安加躲過了審判日本戰犯的高潮時期。譚展超找到了廣州天主教堂大主教巍茂暢，兩人一起向廣州高等法院方麵提出請求，讓貝安加保外就醫，轉到長堤的教會韜美醫藥調養。保證隨傳隨到。1946年12月19日，他們的申請得到批準。
推諉
高等法院本來就不願意接這個案子。他們的管轄權是漢奸案，貝安加的起訴罪名是日本間諜，理應交廣州行轅軍事法庭審理。1946年12月25日，廣東高等法院判決：“本件管轄錯誤，應移送國民政府主席廣州行轅軍事法庭管轄。”
皮球又踢回了軍事法庭。軍事法庭隻好將懷孕的貝安加轉到日本戰犯拘留所。記者愛儀聞訊來到珠江南岸的太古碼頭貨倉，這裏是關押日本戰犯的地方。記者寫道：
意籍女間諜貝安加，因為年輕貌美，曾經轟動過廣州和京滬。後來消息漸漸沉寂下去，人們也早把她忘了，以為她被解到上海去。可是從醫院出來以後，她就被關押到戰犯拘留所。房子小得可憐，僅堪容膝。本來是儲物室，臨時改做監房。貝安加是唯一女犯人，提起近來生活，她就非常憤慨：“羈押十三個月，沒有一次公審，隻是經過法院兩次偵訊。有罪應該快點判決，無罪就快點釋放。很快就過去了半年多，看樣子可以擱置十年了。”
她的丈夫譚上校常常來看她，並且帶了一個勤務兵，幫她做事、買東西，生活也相當舒服。然而失去自由，她臉龐失掉紅潤的顏色，形容憔悴，幸而還能保持漂亮。說到孩子，總有點黯然，到底離不掉母親的慈祥。她還告訴我，過幾天又要到醫院去，大概下月初就要分娩了。
因為貝安加臨產，廣州軍事法庭也審不了。1947年1月6日外交部致廣東高等法院，催促盡快結案。1947年2月1日，廣州軍事法庭庭長劉賢年致電外交部，詢問其為中國人妻，意大利國籍是否保留，涉及管轄權，請向意方交涉。外交部複電劉賢年庭長：“查意國法律規定，意國女子嫁與外國人為妻者，若取得其夫之國籍，即喪失其意國國籍。是意國女子已為中國人妻者，依我國《國籍法》，既取得中國國籍，即當然喪失其意國國籍。”
翻來覆去討論管轄權，關鍵在於貝安加究竟算意大利人還是中國人。外交部傾向於把貝安加作為中國人妻審訊。那就不是軍事法庭的事情，再次轉回到高等法院審理。劉賢年庭長做出管轄權不在軍事法庭的處理，並認為該案證據不足，應做不起訴處分。為此，湯炎光上校很不高興，怎麽能這樣不了了之呢？1947年4月16日，他給廣州行營寫了一個呈文，談到對本案的處理意見：
案查軍事法庭對本案之判決理由，根據中、意兩國之國籍法，判決貝氏取得中國國籍一節，係屬充分。惟關於貝氏與譚展超結婚部分是屬正式結婚或與類似西門同樣隻姘居關係。如非正式結婚，法律上當不生效用。貝氏既不能取得中國國籍，且貝氏有利用與譚姘居關係，從中進行間諜行為之嫌疑。法庭對此並未重視，僅係憑貝、譚兩氏口供采述，全案並無文件依據。如貝氏不能提出與譚氏結婚之證件，與其對中國國籍之取得無充分之佐證時，應以被告為外患罪案，仍由軍事法庭訊辦為宜。
譚展超此時已隨新一軍調往東北，聞訊後求他的意大利留學同學、時任中山縣長的孫乾幫忙。4月29日，孫乾致電廣州軍事法庭作證：“貝安加與譚展超確係1936年10月7日在羅馬梵蒂岡正式結婚。本人時在意大利陸軍大學就讀，因與譚君同學關係，被邀充任男儐相，參加結婚典禮。”
當初的檢舉人是美軍葛雷中尉，廣州軍事法庭還是要找葛雷提供證據。葛雷回了美國，等於沒有了原告，這案子還怎麽審？軍事法庭又想以管轄權為借口將案件移送高等法院，但是高等法院也不願意接。
釋放
廣州軍事法庭按程序上報南京國防部，國防部經過複審，1947年8月12日致電廣州軍事法庭：“被告貝安加既嫁與中國人為妻，取得中國國籍，不屬法庭管轄，予以不起訴處分，核無不當。應予照準。惟被訴事有無罪嫌，仍應移送法院辦理，希飭遵照處分。”
國防部同意了廣州軍事法庭對貝安加不起訴的決定，高等法院隻好又將案件接回來。在貝安加已經度過產期，身體複原後，廣州高等法院於9月20日第一次正式開庭，貝安加又重複了她的身世：如何在意大利愛上譚展超，與其結婚來到中國；如何因戰亂分散，誤以為丈夫戰死，在上海廣州過著漂泊生活；如何拒絕葛雷的求歡而遭逮捕，希望法庭盡早判她無罪，雲雲。
1947年11月21日，法庭進行最後一次公審。吳讓庭長指出貝氏在1944年已經與其夫譚展超離婚，請她說明。貝安加稱：在滬時並無充當舞女及賣淫媚敵情事，至搭乘敵機來往，隻係搭乘民航機，而非軍用機。至當日在滬與丈夫離婚，係托由兩西人律師辦理的。一切手續及經過情形，因言語隔閡，不大明白。法領事西門係屬朋友交情，並無若何關係，請查明宣告無罪。
在法庭辯論過程中，主要還是辯論貝安加與譚展超和西門究竟有無正式婚姻，如有，則管轄權完全不同，處理方式也不同，辯護律師還是抓住她和譚的婚姻成立，和西門沒有正式關係雲雲。因為間諜罪的指控沒有證人出庭，廣東高院的吳審判長裁定，貝安加的漢奸罪不能成立。1947年11月25日，廣東高等法院宣判貝安加無罪。
這個判決是合乎實際的。貝安加隻是一個交際花、投機掮客。她交往日本人、法國人，都是為了牟取一些私利，根本沒什麽政治頭腦，當然也沒有做間諜的本事。貝安加被釋放後，即轉道上海返回意大利，再也沒有見譚展超。
到了晚年，貝安加出了一本自傳體小說《鴉片茶》。把自己描述成一個貴族名媛，懷著浪漫的愛情來到中國。無數男人仰慕她，追求她，甚至追求不成就陷害她。在監獄裏她是正義的化身，麵對邪惡毫不退縮，使得譚展超良心發現，二人舊情複萌。她說中國的軍事法庭企圖判處她死刑，是羅馬教皇提供了幫助，指令中國樞機主教於斌向蔣介石求情。最後的宣判時刻，法官宣布因為蔣介石下達了特赦令，貝安加才死裏逃生。當我們閱讀了曆史檔案之後，隻能說她的這些敘述很多都是虛構的。雖然她因為間諜嫌疑被捕，但中國的法庭對她的處理是公正的，關押期間對她的待遇也是完全符合人道主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