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
郭世佑: 曆史學博士。現任同濟大學特聘教授，文化哲學專業博導，曆史學科籌備負責人，同時兼任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專業博導。
前不久，新的總書記講話說，共產黨要容得下尖銳的批評，此言一出，很多媒體記者和學者都在歡呼跳躍，就像十年前歡呼“胡溫新政”一樣，高興過一陣，後來卻沒了下文，現在又來一波歡呼了。我想，習和李都會覺得奇怪：我們還開始幹，你們就開始吹，幹嘛呢？我請各位注意，習先生的那個講話是在2月26號下午，那是什麽場合？他不是在今天這種場合，隻是跟“民主黨派”的負責人說說，這當然可以，“民主黨派”已經很乖，很聽話了，自從1957年成功地反右之後，他們就不再有什麽尖銳的批評了，所以習總想聽，說要容得下尖銳的批評，容不下的時候再收拾他們也來得及。愚姐章詒和老師在這裏，她最有發言權。她在追述羅隆基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一個細節，某位曾任政府要職的中共黨員對她說：“瞧你們‘民主黨派’的那些領導人，比共產黨還差勁。人簡直就像是沒了骨頭。” 章老師回敬說：“差勁，不也是共產黨要他差勁嘛？沒骨頭，不也是你們剔的嗎？”她弄得對方無話可說。我想補充和請教愚姐的是，共產黨要他們差勁，他們為什麽就一定要差勁呢？
我在政法大學任教9年，很多經曆都長見識，受教益。其中有一個場景倒是激發過我的思考與憂慮。我什麽黨派都不是，感謝執政黨的厚愛，在湖南與浙江都是統戰對象，做過政協委員，甚至常委，我看過“民主黨派”的豐富表演，雖然它們挺單調，挺乏味。到了法大之後，學校的統戰部幾次邀請我出席一些座談會，我盡量請假，有一次還是去了，原來是中共的“保先”運動即將結束，學校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與無黨派人士談學習體會。那一次，政法大學的“民主黨派”讓我很驚訝。平時，他們在課堂上肯定也沒少講公平、正義、民主、法治，但在那個場合，不少發言除了充分肯定校黨委的英明領導，還很感謝校黨委對“民主黨派”的重視，還搞論證，例舉政法大學的活動經費比北大、清華的活動經費都要多，他們覺得很有麵子，很能開展活動，還有一位提出一個很可愛的命題：“共產黨提出要保持先進性，我們要保持進步性。”據說，這個發明後來就成為北京高校“民主黨派”的先進經驗，幸虧當時還沒有外國學者在場，他們會搞不懂，“進步性”與“先進性”不是一回事嗎？有的發言也向校黨委提意見，卻說，以前的校領導比現在要好一些，他的親屬從美國、加拿大來探親，學校領導會來看望，甚至安排住宿，現在卻不安排了，不怎麽關心了，需要改進。
當時快到中午了，我還有公務要退出，就說，你們講的這些都很可愛，都很好，但是還不夠，能不能再說點別的？如果在座各位就是一個普通的學生，或者普通的老師，那麽，中國政法大學的黨委做了多少，還有哪些沒做？我們該得到多少，還有哪些沒得到，為什麽沒有得到？如果自己的法學專業與教師職業僅僅同個人的利益聯係得太緊密，恐怕容易被人看輕，我們的學校畢竟叫做“中國政法大學”。從此，我就不再參加那樣的座談會了，覺得無趣。今天發言的時間很寶貴，我卻寧願像老紅軍一樣喜歡回憶往事，隻想說明一點，如果真要聽尖銳的批評，恐怕還不能指望“民主黨派”，應該到今天這樣的場合來，這裏才有“中國好聲音”，可惜我不是習近平先生。
國棟催我報一個發言題目，我沒有經過認真思考，就報了“可以玩政治，不可以玩憲法”，剛才在路上一想，就發現不通，既然可以玩政治，當然就可以玩憲法，對他們來說，政治是個大概念，玩憲法隻是玩政治的一部分，他們什麽都能玩，連所謂“重慶模式”都能玩出來，還唱響神州，讓全世界都傻眼了，我的題目就有形式邏輯上的毛病，還來不及改，很抱歉。
年會的主題“百年律師”是個大題目，時間不夠，彼此還無法展開討論，曆史學的中國近代史學科早已告別宏大敘事的時代，很多問題都有可以討論的空間，包括剛才兩位學者提到的章士釗，在我看來，這個章律師還沒那麽簡單。章士釗為什麽那麽有錢（章詒和女士插話：他太有錢了），跟老毛的關係為什麽那麽好？ 可能還不僅僅是老鄉關係問題。除了他，還有些人在法庭上也是正氣凜然，像模像樣，法庭之下就不一樣了。至於沈鈞儒，他曾經像戰士一樣同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做鬥爭，可一旦跟權力結盟，分了蛋糕以後，就變得比共產黨還共產黨。在反右之前，鎮壓反革命的運動就出現濫捕濫殺和逼供的現象，而且相當普遍，殺人數量還超過了毛公預定的指標，律師出身的沈鈞儒卻堅決支持鎮壓反革命，不僅做報告，還寫文章，白紙黑字都在那裏。反右期間，他對自己的戰友、同事說話也特狠（章詒和女士插話：就是這樣），值得深思。也許會有人說，他處在那樣的位置，沒辦法，我想請教的是，為什麽沒辦法？在我看來，都這樣下去才會沒辦法。
律師製度在我國還不到一百年，很多事情都可以歸結為對憲法、憲政的基本態度問題。政治家也好，政客也好，律師與學者也好，最缺的是對憲法的真誠，就缺憲政倫理，很多人都喜歡玩虛的，雖然相比之下，律師肯定要好一點。至於政界如何，我們先不管它，盡管政界喜歡把學者與學術扯過去，我看沒必要，“十七大”、“十八大”跟我們就沒有什麽關係，他們不開那些會，我們也知道做教授的應該怎麽上課。一旦扯上關係，反而會不知道該怎麽上課了。
在學界，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學術觀點容易誤導政治家，模糊國家的前進方向，需要澄清。我舉幾個例子吧。
第一個例子，如何詮釋清朝垮台的原因，如何找出晚清政改與清朝完蛋的關係真相？前年，在紀念辛亥百年的時候，無論是曆史學界，還是法學界或政治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清朝之所以垮台，就是因為晚清統治者搞了預備立憲，頒布憲法大綱，很多人趁機搗亂，就把清朝搞垮了。不光是我們大陸的學者這麽說，前年6月在澳門的一個國際研討會上作主題報告時，有位台灣前輩也這麽說。我當時就提出：希望您的這個論點不要傳到中南海，否則，就容易產生誤導，他們會覺得，連台灣的前輩學者都說清朝就是搞政改搞憲政而垮掉了，我們還能搞嗎？這就需要搞清楚清朝為什麽垮掉了？恐怕不是因為它搞了預備立憲，而是因為它的預備立憲搞得不好，是清朝統治者並沒有誠意搞憲政。《欽定憲法大綱》頒布之前，慈禧的基本原則就是十二個字：“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於論”，意思是說，雞毛蒜皮的問題你們可以討論，大權大事還得朝廷說了算，皇帝與太後說了算，不要以為後來“皇族內閣”的出台僅僅是年輕的載灃沒有經驗，從慈禧到載灃，他們的骨子裏想的“立憲”同梁啟超、張謇他們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還請注意一點，日俄戰爭與同盟會成立之後，如果清朝還不搞政治體製改革，照樣會垮掉，甚至更快，並不是清朝不該搞政改。
與晚清相比，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那個時候搞政改，搞預備立憲，同現在的環境、條件完全不一樣，差別很大。至少現在沒有尖銳的滿漢矛盾了。當年的滿族統治者就擔心，政治體製一改，權力就會改到漢人那裏去，漢人卻總是覺得滿族沒有誠意，不是好東西，反正中國不是你的，你就敗家亂搞。現在的民族格局顯然不是這樣，至少沒有辮子束縛我們了。這是第一個差別。
第二個差別，現在是黨、軍一體，支部建在連上，很管用，不必擔心什麽，晚清的中國卻不是這樣，自從湘軍出現之後，軍隊就逐漸被地方督撫控製著，尾大不掉。
第三個差別也很重要，晚清的中國內憂外患，風雨飄搖，現在是經濟強國和軍事強國，充足的國力應當可以支撐起政改的自信。
還有一個差別，社會基礎不同。現在的百姓絕大部分已經有飯吃，還有些錢花了，人心思穩，人心思變，就不像晚清時期人心思亂，在座各位即使想革命、想暴力，我看就不會超過10%。國家的改革開放搞了這麽多年，社會經濟獲得重大發展，很不容易，值得珍惜，我看他們也不容易，雖然毛病很多，亟需改進，應當經常提醒領導者，不僅要擦屁股，還要盡快著手政治體製的變革，謀求國家的長治久安，至於他們聽不聽，是另一回事。
再說第二個例子，在理論與學術的層麵，還存在不嚴肅，很隨意的現象，還影響到《憲法》文本的書寫，既缺乏嚴謹，也缺乏真誠。
姑且不說1991年蘇聯的垮台對列寧主義的否定是何等強勢，也不論常豔女士和衣俊卿先生之間的靈肉翻盤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諷刺是何等生猛，至少不應該把自己還沒搞清，自己也不信的東西強加於13億人民，否則，不僅浪費時間和精力，還會添亂。比如，隻要認真翻一翻鄧小平的文本，就不難發現，老鄧多次泄露玄機：“社會主義是什麽，馬克思主義是什麽？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7頁，另見該書第63、116頁）我的問題是，既然連他們自己都沒有完全搞清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麽，即使到現在也沒搞清楚，他們卻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等句子寫進《憲法》，還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能討價還價，否則就得抓人，那不是瞎寫、瞎堅持、瞎抓嗎？還有比這更虛假、更戲弄人民的政治玩笑嗎？既然連什麽是馬克思主義都沒搞清楚，你還左一個繼承，右一個發展，捧出幾代教主和導師來，真是不可思議。尤其痛心的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辦那麽多黨校學習班還不夠，還開大會小會，經常編出很多振振有詞的東西來考我們的學生，考了中學生還不夠，還考大學生和研究生，甚至還考年輕的大學教師，還編出“三個至上”之類違背邏輯常識的東西，除了愚民和添亂，還有什麽？老實說，我自己就越來越不知道該怎麽授課了。
我們國家玩了這麽多年的主義與理論，還玩了很多年的曆史，高喊隻有什麽，才能什麽，已經有些玩不動了，連呼喊者自己都不怎麽信了，隻剩下玩憲法，拿憲法裝潢門麵，恐怕也不是辦法。一方麵，新頒《憲法》，還搞“普法日”，另一方麵，不準談政改，不準談憲政，還把憲政當作敏感詞，葉公好龍，這樣很不好。當你用玩的心態對待憲法時，憲法就是一把雙刃劍，既傷人，也會傷己，畢竟人民在覺悟，問題卻在疊加，極權之下，問題太多，不僅貪官汙吏越來越多，數額越來越大，而且還鬧出薄王火並了，很多信息都暴露出權力的專橫與毫無製約的危險，中國已經傷不起。不要把中國問題重慶化，重慶問題薄王化，薄王問題朋黨化和娛樂化，應當充分認識到薄王事件的憲政研究價值，把憲法當真，拿出真誠的態度與行動。在我看來，至少有四件事情應該抓緊做，一是不要再把“憲政”當作敏感詞，不要心虛，總是躲躲閃閃，除非你不要憲法，請你先廢憲再說。憲法卻像愛情，需要真誠，否則免談；二是要認真修改《憲法》的某些明顯的不實之詞，不要把自己都沒搞清楚得問題寫進憲法，避免權宜性與隨意性，確保《憲法》的權威與公信力；三是盡快落實《憲法》的許多基本條款，比如第5條，第33-41條，建立違憲審判製度，不要玩虛的；四是盡快製訂預備憲政的時間表，來點真的。隻有這樣，憲政就有希望，憲政並非高不可攀。習總也說，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裏，其實，憲法就是一個現成的籠子，並不需要另起爐灶，在憲法麵前，任何特權都得投降。
第三個例子，無論大會還是小會，無論台上還是餐桌上，經常聽到一種說法：現在還沒有哪一個黨派能夠取代共產黨。我多次坦誠地提醒對方：你這話是什麽意思？你在違憲，你以為共產黨是隨便可以取代的嗎？如果有人拿你這話當真，就會誤導別人，他們會以為是可以取代的，隻是能力還不夠，他們要努力，要行動，你這不是坑人嗎？還有，既然不準取代共產黨，那麽，你說這個有什麽意義？你想表達什麽呢？這樣說話不僅缺乏邏輯性，而且還有不厚道之嫌，要當心。我的看法是，書記和領導們這麽說，我們可以退一步，諒解他們，問題是有些學者也跟著這麽講，甚至還有重點大學的法學博士和教授在課堂上這樣誤導和搞蠢學生，那就需要糾正。
再說一個例子，經常有人說：中國太大，很多事情不好辦，辦起來很難，不當家就不知當家的難處。我也常常實話實說：既然你說中國太大，不好辦，你們把中國分成幾個國家好了，我沒意見，搞聯邦製也行，人家美國就是這麽幹的，還幹得很好，隻要能把中國治好就行。還有，你說你當家的很難，如果人家覺得不難，你就不妨把選票交給人民，讓那些覺得不難治理的人去試試？如果他們也不行，你不必擔心，人民再把他們選下去就是，像台灣等地一樣，或者通過罷免程序，及時終止他們的執政行為，總比整天抱怨要好吧？
還有人說，中國的國民素質不高，如果馬上搞憲政，隻會亂成一團，這種論點並不新鮮，早在晚清時期，那些拚命阻擾預備立憲的人也反複這樣說。但是，請注意三點：
第一、現在還沒有哪個主張憲政的人像神經病人一樣，要求明天就搞憲政，你這話就缺乏針對性；
第二、你說國民素質不高，怎樣才能提高呢？數十年一貫製的教育黨化，而不是教育國家化，年年製造聽話的木偶和鸚鵡，卻不許自由思考和表達，這能提高什麽國民素質呢？
第三、請問什麽時候搞憲政才合適？總得有個預案，有個具體日期，不能隻搞維穩，一拖到底，隻在口頭上自封比台灣的國民黨更像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人，卻在憲政問題上裝聾作啞，遙遙無期。能不能先製訂一個預備憲政的時間表，好讓政府與人民一同行動，抓緊準備，搞一兩個政治改革特區，積累一下經驗，然後慢慢推動呢？至少可以先讓全國人大批準拖了15年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順便學一學蔣經國的經驗，先開放黨禁，擺出一個良好的政治姿態，與某些曆史片段切割，爭取政治主動再說，這些恰恰都是黨版《憲法》的題中應有之義，並不是什麽歪門邪道，更不是洪水猛獸。隻有對害怕危險的人，這個世界總是危險的，好像到處都是敵人。你有那麽重要嗎？
我的發言時間到了。各位學者：愛情拒絕嫖客，憲法也需要真誠，民主不會向人民走來，人民隻有自己走向民主。民權尚未成功，我們一起努力。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