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的兩維空間
我喜歡無聊的事情。而且，我隻做我喜歡的事情。
新冠肺炎：病毒風暴中的世界和中國
古老曆史中的小趣聞
新冠病毒在世界傳播，大家心情沉重，尤其看到伊朗開始出現疫情，我心裏更加擔憂。因為去年寫一個東西的緣故一直在讀伊朗的曆史，從最早的古波斯大帝國到二戰後伊朗的美國大使館事件和曆時8年殘酷的兩伊戰爭。以今天伊朗被美國嚴厲製裁的情況下，疫情流行可能會很糟糕。古代伊朗的文明極為璀璨，為人類做出過很大貢獻。古代伊朗和中國還有過一段很深的情誼。
大概來說伊朗一詞源於雅利安；雅利安人是在五六千年以前最早生活在歐亞大草原上的印歐語部落共同體，後來印歐人開始分批向四麵遷徙。其中進入中亞、西亞和南亞的印歐人分別成為今天的“印度——伊朗”雅利安人。而波斯是古希臘人對古波斯帝國的稱呼。古波斯的文明一直為西方和阿拉伯所羨慕，也一直與西方和伊斯蘭文明發生衝突。最早就是波希戰爭。第一次波希戰爭，今天大家知道的是著名的馬拉鬆。馬拉鬆戰役是雅典人打的。第二次波希戰爭，就是被好萊塢吹噓得離譜的三百斯巴達勇士的溫泉關戰役了。這些曆史都是西方的敘述，從波斯人的視角講述則完全不同了。不過，隻從希羅多德的《曆史》我們也知道一些那時古希臘對於古波斯的奢華、富裕與文明是非常向往的。當年亞曆山大對古老波斯帝國阿契美尼德傾心不已，在征服波斯之後，這個年輕人竟然馬上戴上了波斯王的王冠，穿上了波斯人的白袍子，同時將過去的波斯人委以重任。波斯文明後來又深深影響了阿拉伯文化。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後，很長一段時間哈裏發都是依靠波斯人治理國家，波斯的文化和對於享樂的精通也在阿拉伯帝國流行，而在這個漫長的過程裏波斯伊朗也逐漸被伊斯蘭化。現在，伊朗是伊斯蘭兩大教派中什葉派的中心。
唐朝與波斯的交往密切。波斯人享樂也深深影響了唐風。安史之亂時，既有安祿山、思明這樣的胡人領頭作亂，也有白孝德、哥舒翰這樣的胡人帶兵奮戰平叛勤王。而且，哥舒翰還為了中國的封建專製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個國家聽起來簡直成了他們這些胡人的了。
古波斯薩珊王朝奉瑣羅亞斯德教為國教，即拜火教。拜火教的創始人瑣羅亞斯德就是查拉圖斯特拉，尼采非常崇拜此人，寫過一本著名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拜火教後來傳到中國，唐朝安祿山便是該教信徒，自稱“光明之神”下凡，反叛時召集眾多胡人教徒，後來自己做了皇帝，差點滅亡了偉大的唐朝。不過，在當上皇帝後不久，“光明之神”，300多斤的大胖子安祿山就，失明了。古代波斯（伊朗）與中國交往非常密切。唐初，時逢阿拉伯帝國崛起，危機中薩珊波斯三次遣使千裏迢迢找到波斯人們最值得信賴的老朋友大唐求援。大唐那時也有一些今天偉大祖國的特色，堅持國際間的正義，並在聯合國積極的以棄權維護國際間正義，（不得不說，咱中國人真是棄權的大師。）所以，每次大唐都以道路太遠去不了啊為由拒絕出兵，但是我們堅決支持薩珊波斯維護國家主權保護國家領土完整的正當權力，反對一切霸權主義、單邊主義，本著呼籲衝突雙方和平共處的原則，以談判的方式解決爭端。後來，波斯在對大唐的想念中滅亡了。
思念如果是真心的就是扯不斷的。薩珊波斯的王子卑路斯一直還在想念著大唐，他後來千裏迢迢一路輾轉逃到了長安。這一方麵證實了他對於大唐的思念是真心的，一方麵也證實大唐說道路太遠讓人傷心。這個可憐的王子的名字意為：“勝利者”。當勝利者到來之後，唐高宗授之以右威衛大將軍。卑路斯曾請在長安建立波斯胡寺，以為波斯人集會場所，位置在長安醴泉坊。這可是不是清真寺，而是拜火教寺。677年，卑路斯終於客死長安。其實，那時的大唐遠比今天的中國在國際上強大，在西域和朝鮮半島同時展開著戰略性的進攻。然而，時逢阿拉伯帝國的大擴張時代，751年，阿拔斯王朝軍隊在中亞怛羅斯戰役中擊敗唐朝將領高仙芝率領的唐朝和中亞各族聯軍，成功奪取了中亞西部河間地區的控製權，與唐帝國隔蔥嶺相對。阿拉伯帝國正是在這場戰役中獲得了造紙術。（不過，關於這場戰役阿拔斯王朝和唐王朝的記載非常不同。）唐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亂暴發。本來大唐在朝鮮半島的征戰中已經取得勝利，但後來隨著西線的吃緊，隻好放棄朝鮮半島。
如果當時唐朝的戰略重心專注於東北方向，收縮西線，吞並朝鮮半島，之後中國的曆史可能就非常不同了。當然，這些曆史上的帝國都是隨興隨衰，偉大的勝利很虛幻，但戰爭的傷痛和苦難卻是真實的。然後，一切又都歸入曆史，往事成煙，隻留下一個個故事而已，而故事裏的主人公已經再也無緣知道。
現在得知中國醫療專家組已經抵達伊朗，世衛組織的救援物資也到了。看到這樣的消息真高興。祝願他們盡快控製疫情吧。
歧視與維權
疾病不僅僅是疾病。今天新冠肺炎更是政治，但新冠肺炎不應該變成政治的工具。疾病的本質還是疾病。
比如，我們早期在防控疫情時犯有一些錯誤，但這是不是疫情傳播世界的原因呢？根本不是。
這次疾病的本質是傳染性疾病，由於今天世界聯係的緊密，人員的高度流動性以及這種新病毒的傳播特點，使得它必然會最終在世界範圍流行。我們從來沒有想讓它輸出世界，相反我們在防止它的外傳過程中盡了極大的努力。疾病歸根到底是疾病。對於流行病的歧視不僅僅是由於恐懼和無知，它屬於人類的各種基於種族的偏見與歧視之一。
世衛組織和任何有知識有教養的人們都在疾病流行之際呼籲世界不要歧視，這是人類的進步。在這裏我隻想呼籲世界上的中國人：不要歧視中國，不要歧視中國人。即不要自我歧視。而麵對歧視一定要依法合理的維權。
疾病就是疾病。
忌諱心理
考慮我們早期所犯錯誤的一個原因也在於沒有把它當成一種疾病來科學客觀的對待。這裏有一個很深的民族習俗的心理因素，即我們忌諱疾病不願談論它正視它。在內心深處總覺得疾病是不吉利的，會衝淡了節日吉祥的氣氛。我們民間就有一種習俗，春節不去看病不談論疾病。所以我一直說這場疾病以及我們所反犯的錯誤或失誤有著非常複雜的原因。我在電視看到，總書記在疾病暴發後接見世衛來訪官員時還說，這次的病毒是魔鬼。不知是否有所指，但就天然的病毒來說，病毒就是病毒。其實，就病毒本身來說，它非常有意思。（我將在《新冠肺炎：病毒趣聞趣事》中聊聊。）
然而，這也說明公共衛生學史和流行疾病史的研究中是不是也應該對於文化和民俗進行相關的研究。
從曆史看今天
中國這次疫情的開始犯了錯誤。我在以前文章中認為就這次疫情而言，官員犯錯誤的根本原因在於無知。即醫學知識，尤其是流行病學知識的無知。很多人不理解這個觀點。其實，這次疫情中公眾也同樣普遍不了解現代醫學。如今是高度專業化的時代，每個人隻能了解非常狹小的一點點各自領域裏的有限的知識。同時，這裏還有群眾的不理智、沒有思考辨別的習慣、從眾以及滿足於臆想等等心理和思維的問題。
對於疾病的愚昧非常古老，讓我們來看看歐洲在現代醫學誕生前是如何抗拒瘟疫以及如何對待疾病的吧。
首先上場的是放血療法。曆史悠久且影響廣泛。中醫至今還在運用放血療法，不過中醫的放血量小，用針刺，即便有些中醫放血量很大，可那與過去的歐醫放血量相比，也是小巫見大巫。那時歐醫是直接用刀把血管一割，我的天啊，也不知道會不會割動脈，有些繪畫裏血是以柱狀噴出來的，然後用盆接著。當時，經常會把病人放血到失血性休克而喪生。直到十九世紀拜倫還是被放血致死呢。
相對放血，不洗澡就太小意思了。14世紀歐洲很多醫生認為黑死病是通過空氣傳播的，用熱水洗澡會讓毛孔張開，讓空氣裏的黑死病進到身體，而長期不洗澡皮膚上積累的汙垢能隔絕空氣，防止黑死病。這有些像中醫的風邪經過腠理入襲人體的說法，中國人今天還會把傷風上火掛在嘴邊，而歐洲人當年對彼深信不疑。不過，想想衣冠華麗的法王路易十五常年不洗澡，隻天天研究香水往身上使勁噴，也真夠可以的了。中國人的大汗腺缺失，所以沒有什麽體味，可是法王不缺失啊。（關於那些趣聞可以參見我的科普與曆史拙作《擦屁股和愛你的理由》。）
英國國王查理二世也是個猛男，不輸於法王。他洗不洗澡我們不知道，但他主攻的是灌腸。在灌腸療法中，查理使用了過量銻和石灰水，結果用力太猛一命嗚呼了。歐洲的灌腸療法是學習阿拉伯醫學的結果，中世紀阿拉伯是文明的象征，當時的歐洲人通過阿拉伯醫學了解了許多草藥。（阿拉伯的草藥也可能借鑒過中國的中藥，那時阿拉伯與中國的交往密切。不過，中國也從西域引進過不少草藥。唐朝李珣祖父就是波斯人，他中過秀才，對藥學頗有研究，曾著《海藥本草》，據現存佚文統計，全書收錄藥物124種，其中96種標注外國產地。安息香、訶梨勒出波斯，龍腦香出律因，金屑出大食國。）但他們在草藥熬成的藥湯裏又加了會導致劇烈的頭暈和嘔吐的銻。
所以，中世紀灌腸時，經常是下麵一邊灌，上麵一邊吐，不，是上麵一邊嘩嘩的灌，下麵一邊嗷嗷的吐。這樣的灌腸自己是根本無法完成的。在過去一百年裏，汞、銻、砷、金、鐳、鴉片、番木鱉堿、煙草、可卡因、酒、黏土等都曾被視為祛病神方。而中醫攻邪的療法也有汗、吐、下三法。當然，在灌腸方麵，法王也不輸於英王。法王路易十三一年曾灌腸二百多次，還研究出了大量的灌腸秘方。考慮到那時的灌腸和今天不是一個級別的，能這樣一年灌二百多次非身體特別強壯才行。即便如此，那一年裏可能路易忙於國家大事的時間也就不多了，光忙著打理個人事務了。而中國曆史上服丹喪命的君王一點也不少。
人類曾經就是這樣盲目，他們感覺這些事情都是對的，於是就相信，憑著感覺一直重複的做下去。他們從來沒有懷疑過他們做的事情。
不過，中世紀意大利醫學家詹蒂萊·達·福利尼奧的一個重大發現是祖母綠擁有強大的治愈力，吃下去百病全消。這也有些像今天中國人對玉、翡翠的想法。不過，祖母綠一般人不僅消化不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吃不起啊。當然，吃人血人肉人骨治病的療法在中國和西方都曾經非常流行。
在中世紀這些人類對抗疫情的療法中，最感人的是歐洲的天主教的教士。
天主教會在黑死病疫情中，宣稱黑死病的暴發是上帝的懲罰，隻有向上帝懺悔自己的罪孽才會免於黑死病。當時數量眾多的基督信徒對此深信不疑，1348年的德意誌出現了一批被稱為“鞭笞者兄弟會”的人，這些人赤裸上身，一邊痛哭流涕的向上帝懺悔，一邊用皮鞭和木棍使勁抽自己，一直抽打到皮開肉綻、血肉模糊。這樣的行為引來無數人的效仿，後來意大利和其他地區也紛紛出現類似的兄弟會。
今天文學城裏麵對疫情，鞭笞自己的人已經沒有了。
在疫情中，由於恐懼、無知和傳聞，很容易流行謠言進而產生迫害妄想。歐洲中世紀黑死病暴發後，就開始流行猶太人投毒導致黑死病的說法，於是歐洲多地出現了迫害猶太人浪潮，甚至造成了數以萬計的猶太人被活活燒死的極端案例。
今天在文學城的許多單純而輕信的人天天讀不知真假的非常負麵的新聞，就開始有人出現明顯的迫害妄想的症狀，他們非常擔心以致任何大陸的新聞他們讀到後馬上想到人道迫害。他們相信在疫區的武漢正發生著大屠殺或者係統的人道迫害的慘劇。（這個現象日後應該好好研究一下。）但他們不去想為什麽習對武漢人這麽仇恨？為什麽單單要迫害武漢人呢？難道當年習近平年輕時在北京慶豐吃包子特別開心，而在武漢人開的九頭鳥餐廳吃火鍋時給的料分量不足？或者受到了武漢的服務生的歧視？就像當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時心理被那幾個高級知識分子刺激了一樣嗎？
（不過，今天關於這個病毒可能是人工製造的懷疑是否就是陰謀論或者迫害妄想呢？要具體分析，因為今天人工設計製造病毒武器的技術是完全成熟的，因此，我們需要的是研究這個懷疑。現在也有科學家在分析這個病毒。但是，如果是病毒武器，其實是很難和天然病毒相區別的。隻有實驗室用於實驗的人工病毒才容易辨認。）
然而，中世紀黑死病暴發之後，歐洲很快迎來了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歐洲社會開始了向現代文明的大轉型，科技迅速進步發展，工業革命隨後開始了，同時，歐洲人建立公共衛生醫療體係。當然，在這個向現代文明轉化的過程中無知和人類原始的野蠻的思想使歐洲人繼續在為自己和其他地區的人們製造了巨大、浩繁的痛苦和災難。由此可見，曆史有助於更好理解今天中國改革過程中製造的災難。
人類就是在災難中走到今天的。減少災難就需要反思，需要依靠理性和科學。
對比世界看待中國
我在抗擊疫情之初感到這場疫情對中國可能意義重大，很早有網友對我質疑，認為我將疫情政治化。我回答說疫情就是政治。（當然，應該說疫情也是政治。）然而，始料未及，當疫情在中國被有力控製住時，卻又在中國之外的世界迅速流行，並開始向中國回輸。這是一個不幸的事件，但又意外給了我們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審視這場疾病，審視中國在這場抗擊疫情過程中的工作，甚至重新審視我們的體製的優點和缺點。
我們從韓日疫情暴發的情況可以看出，當疾病在兩國出現時已經是很晚的時候了，這時他們已經完全了解了這個疾病的基本的重要的特點，尤其從中國的情況他們也完全知道了它的危險、厲害與嚴重程度。這兩個國家都有著西方的民主製度，先進的科技和強大的經濟實力，很高的國民素質，那為什麽在這種情況下還不能控製病情造成疾病的暴發呢？這能不能說是韓日政府的失職或犯罪呢？我認為不能簡單這麽說。
不過，由此卻也可以看出中國的體製上具有一些獨特的優點，它們是西方民主體製所缺乏的。比如，武漢封城，當時專家預測上海的情況可能會非常糟，當時預計可能會有8萬以上的人感染。上海做的非常好，隻有數百人發病。而韓國疾病出現後確診人數迅速上升至千人。這顯然不能歸咎於武漢早期的人為錯誤。
由此反觀，如果當初武漢在1月初就開始公布真實疫情積極防控，就能避免這場災難嗎？現在我覺得不能簡單的這樣思考。這次疫情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比如，2009年美國H1N1流感，美國發現和應對應該說及時，開始也是要嚴防死守，但最後沒有守住。後來，根據中文維基，截至2010年三月中旬，美國疾控中心估計，共有5600萬美國人感染，12,000人死於此次疫情。美國2010年的總人口數據是3.09億，也就是美國總人口的接近20%最終受到了感染。
衡量病毒傳播能力的一個指標，叫基本傳染指數R0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of the infection)。這裏引用一下維基的注解：the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sometimes called basic reproductive ratio, or incorrectly basic reproductive rate, and denoted R0, pronounced R nought or R zero）,應該讀R零。
簡單來說：如果R0大於1，傳染病則會以指數方式暴發，這已經很厲害了，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的R0值在2-3之間，最終造成全世界10億人感染，2500-4000萬人死亡，當時全世界人口才17億。這次新冠病毒傳染性基本跟西班牙流感的傳染性一致，R0在2-3之間。（但新冠病毒的感染者會有一些輕症患者根本沒有就醫，因此R0可能甚至高於西班牙流感。）所以，這個病毒的傳播能力是驚人的。因此，如果新冠出現在美國，那麽美國的應對到底能如何還是一個問題，現在看來有可能要比中國差呢。
這需要考慮，第一，流感非常容易確診，基本上第一個病例就可以發現並上報。新冠病毒基本上不會首個病例即被發現，因為它的症狀很輕，非常像一般感冒，有些病人可能根本不去就醫就好了，就醫的都被當成感冒治療，有些也就好了，隻有到了2周左右重症病人出現肺炎住院後才會被注意，但要做出鑒別診斷仍然需要豐富的經驗。實際上，這次疫情首報病例的醫生17年前非典時是當時的專家組成員，專門負責疑似病例的排查。
這個病的防護非常困難，現在看來一般的防控作用不大。如果武漢在1月初開始防控，隻能是常規的防控，那時我們根本不了解這個疾病，而且又逢春節在一開始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活動停止下來，市民也不會一開始就特別重視。所以，即便我們一開始就積極防控，此次疫情恐怕仍然非常嚴重。
我們幾乎大難臨頭
但是，我們的官員和專家犯的錯誤性質是嚴重的。
一方麵如果我們能做到一開始就像後來那樣嚴防死守，那麽疫情會被極大控製。這雖然在當時似乎很難做到，但如果我們這次認真吸取經驗和教訓，今後就能更有效的防控流行病。另外，我認為它們深刻反映出我們體製中一些深層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改革進行到今年的階段變得嚴重，需要我們去正視去解決。而這些都是疫情之後中國所麵臨的危機。
中國的體製仍然隻是在單純追求經濟，把人變成了追逐經濟增長和財富的工具，我們的精神有很大問題。
實事求是的說，這次真實的疫情之後，最高層的決策和指揮是相當出色的。當然，具體情況還有待日後披露更多信息，這裏麵專家的專業建議也非常重要。但是，最高領導的統一指揮安排也是一個國家在這樣規模的行動中必不可少的。我們這次的抗擊疫情的舉措是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的。而其效果如今來看是非常顯著、有力的。這也是我們對於世界的貢獻。
但是，如果在疫情之後不是對這次疫情進行反思，而是一味歌功頌德，把疫情宣傳成領袖的英明和對於人民的拯救，那不僅是本末倒置，而且是一種愚化民眾的無恥行為。
這次我們的人為錯誤是非常危險的。我們幾乎大難臨頭。因為，我以前分析病毒攻擊的文章裏也談過，這種疫情的一個最可怕的地方是醫療資源耗盡之後，醫療係統的崩潰，那樣，結果就不堪設想了。
那麽，我們具體描述一下什麽是醫療資源耗盡。在武漢1月底時，大量病人湧向門診，基本上每家市級醫院發熱門診的日門診量已經由往年的100人左右到1000人的級別。這時收住院的重症病人也隨之增加，病房加床，但病房的容量增加有限，醫護人員的工作量增加比門診還大。門診醫生每天麵對大量患者而缺乏足夠保護，很容易被傳染。病房醫生、護士極度疲勞，同時病房患者太多，無法有效隔離，醫護人員和輔助人員也都容易感染，清潔工感染後，病房衛生都無人打掃，大量醫療垃圾滯留，但是，這時重病患者還在每天增加，大量病人無法入院，隻能回家，又把家人感染，這樣重病患者死亡率會激增。醫療物資這時也麵臨緊張耗盡。然而，這時在社會上仍然不會明顯感到危機。即此時走在武漢的城市的街頭仍然感覺不到危機。從18日的萬人宴的照片就可以看出來。然而，這時患者的基數已經非常大了，考慮到接近3的基本傳染指數，那麽如果在19日的感染者達到數萬人，很可能再延誤幾天就會達到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那時，醫療係統就可能完全無法應付而崩潰，醫護人員大量減員，整個醫療係統停止，醫院裏的沒有什麽醫生和護士，病人成家感染，重病後死在家裏，甚至沒有人力運走。這時，一旦疫情的表現從醫院散布到社會時，就會開始大恐慌和社會動蕩，人員大量外逃，社會混亂失序，無法控製了。
所以，還是在《新冠肺炎：我們的專家怎麽了》裏的觀點，當時武漢如此危急情況下，呼吸科臨床醫生和流行病學專家已經非常清楚了，但竟然沒有人出來說真話。而那幾天武漢衛健委的通報竟然說沒有新增病例，這簡直就是犯罪。
總之，無論如何，這次我們是不幸中的萬幸。
但是，現在中國沒有這樣的反思。電視的人們都在對著鏡頭表示要按總書記的指示完成醫療任務，按總書記的指示完成科研任務，按總書記的指示完成生產任務。那些人看著讓人悲哀，他們不像是人，像是被編程的智能機器。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是非常悲哀的。不幸中的萬幸也是萬幸中的不幸。這些在災難後需要反思，需要災難後有透明的信息，需要有理性的批評的聲音。而要擁有這些就需要有一定的言論的自由，和真正的法製的保障。所以，從這場疫情來看，我們的製度雖然有優點有希望，但必須把體製的改革進行下去。
立
2020/03/03 關於中國的改革最根本的問題其實是法與黨的關係，但為什麽我們無法對此進行改革，這涉及共產黨的真正屬性，這些請看下文：《新冠肺炎：討習誤區、暴力迷信和恐怖的產生》。
既然像你說的這麽好，真應該放城頭。太可惜了。不過，謝謝你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