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報
1958年秋天，我，一名出生在金邊、曾在西貢讀書、1950年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青年華僑----—常修文，突然被黨組織選中，奉命加入中國的隱蔽戰線，參與境外情報搜集工作。
要點1：這就是我的工作和生活。我被曆史的浪潮推到了一個充滿危機也充滿著自豪感的崗位之上。這是一個沒有勳章，沒有鮮花，沒有名祿，也沒有豐厚回報的危 險崗位。失敗，等於死亡；凱旋，也不會有人為你舉行歡迎儀式。你注定默默貢獻，而且無論你的貢獻有多大，我們的新聞報道和曆史課本中也不會記載你的名字和 你的功績。
要點2：我和我的全家，從此開始掙紮在死亡線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貧困山區生活的那些日子裏，幾乎每天都有無辜的柬埔寨百姓慘死在我們的 麵前……紅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極大地敗壞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名譽。他們把金邊變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約有100萬以上的柬埔寨民眾，死在了這次 大遷移和此後的貧困生活中。
要點3：第二天，我把伴隨自己走遍了半個柬埔寨的電台，完好地交給了大使。同時又把自己辛辛苦苦掙來、又拚死拚 活保存的“工作經費”：一條20多兩重的黃金腰帶、部分首飾以及撤離金邊時從家裏帶出的美鈔，交給了孫浩大使。孫浩同誌驚訝地問：“這是你的私人財產 麽？”我回答：“不，我是一名共產黨員，也是一名黨的情報人員，我沒有私人財產！”大使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那好，我替你一並交給你們的領導。”
正文：“我被曆史的浪潮推到一個充滿危險也充滿自豪感的工作中來，這是一個沒有勳章、沒有祿位、沒有名聲也沒有厚利的工作。失敗就等於死亡，而勝利歸來時，也不會有一支軍樂隊。隨著那些過時檔案的歸檔，你的一切，將淹沒在曆史的塵霧中……”----—作者手記
集中培訓奉派出國 我潛回自己的第二故鄉
接下來的三個月，我和妻子接受了高強度的培訓。
1959年元旦後，領導發布了派出命令：目 前，有關越南南部的情況，主要依靠一些從南越出來的人提供，質量不高，來源也不夠穩定。我們希望派遣自己的幹部進入越南南部地區，並在當地立足紮根，以便 搜集第一手資料。派出之後第一階段的任務是：“突破南越統治禁區，為未來的工作做好準備。”
我和妻子在香港停留了幾個月，辦妥了各項手續。根據組織上的要求，我妻子暫時留在香港。1959年3月，我由香港乘坐法航班機，前往我的第二故鄉----—金邊。
由於我的全家人都在金邊，因此，我很快就在金邊站穩了腳跟。我還必須進入南越的西貢，在那裏建立起自己的關係網----—1959年的夏天，我進入越南南部的“敵占區”展開工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自己辦一份合法的身份證。
進入西貢，隨處可見美式戰車、運兵車在南越的街道上穿梭奔馳；美國人駕駛的噴氣式戰機突破音障發出的巨響，常常驚醒夢中的南越居民；這時的美國軍隊尚未正式介入越戰，但所有的人都在議論：美國軍隊，已經來了！
有了美國的支持，吳庭豔政權不僅拒絕進行民主選舉，而且對南越境內所有抗擊過法國殖民者、同情共產黨的居民進行大肆搜捕。為了鎮壓百姓，吳庭豔甚至搬出了中國古代的“連坐法”，隻要發現一人同情共產黨，就會抓走一批人審訊。整個南越地區，處在白色恐怖之中。
除了工作環境的險惡，還有兩件事最難。
其一，上世紀50年代末，我國政府的各項資金都不充裕，因此，黨組織無法提供工作經費以及生活經費，一切“費用”都要靠你自己去“賺取”，而且組織上還規 定：不許巧取豪奪，不許參與走私。其二，深入敵後，千難萬險，你在工作，你在戰鬥，但是沒有勳章，沒有榮譽；即使不幸被捕，黨組織也不能像美國中情局、前 蘇聯克格勃那樣出麵、花錢營救你。
1959年夏末，我回國匯報工作。黨組織隨即下達了新的工作指令：“在繼續做好生根立足工作的同時，必須設法在柬埔寨、越南之間，開辟一條通暢的交通線，準備在必要時輸送人員和重要物資。建成這條交通線的時間，不受限製，但必須保證這條交通線的絕對安全。”
這 可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建成這樣一條“絕對安全”的秘密交通線，偷渡邊境要花錢，辦理證件要花錢，廣交朋友更要花錢……可我偏偏沒錢！這個時候，我 的父親已經逝世；我母親年事已高，她自己的生活還要靠我的兄弟贍養；而我的兄弟們也隻是小本經營的普通商人，而且，就算他們有錢，難道我能伸手朝他們要 錢？
作為丈夫，作為父親，作為（我嶽父嶽母的）女婿，回國匯報工作的時候，我最害怕見到自己的女兒和嶽母。因為我們夫妻雙雙出境工作，在廣 州的小女兒，隻能由她的外婆代為照看。女兒每次看到我們，總希望爸爸、媽媽能夠在她身邊多待些日子。可是，我們剛剛抵達廣州，休息幾天之後就必須北上京 城，接受組織下達的新命令。
撫摸著女兒的頭，我說：“小梅乖，爸爸去北京，會給你帶回許多東西。”女兒哭著說，“小梅不要東西，隻要爸 爸！”嶽母的牢騷更大，“你們既然要出國，就不該把我從國外喊回來！我這麽老了，還要替你們照顧孩子！你們誰都不要出國工作了，難道就你們夫婦倆有本領， 非你們去不可？”
可是，再次出發的時間到了！1960年元旦過後，我必須離開美麗的羊城，再次南下（根據組織要求，我的妻子繼續留在香港）。那一天是周末，單位的領導都來送行，可我的嶽母卻帶著小女兒去買東西了，因為她老人家害怕小梅會哭鬧著不讓我離開……
違背規定參與走私 我圓滿完成了上級指令
1960年初，我重返金邊，然後又重返西貢。我的朋友已經幫我辦妥了我在南越的身份證件，接下來就該考慮如何完成“建立運輸線”的任務了。
考 慮再三，我決定違背上級組織的相關規定，參與當地的走私活動。我以為，這樣做至少有三大好處：其一，參與走私，就能在越、柬邊界地區長時間地自由往來；其 二，參與走私，就能夠最大限度地隱蔽自己的真實身份；其三，參與走私，才能夠逐步積累資金，並最終完成黨組織下達的“建立絕對安全的秘密運輸通道”的艱巨 任務。
需要說明，我在國內參加隱蔽工作時，培訓我的個別領導曾經對我宣布過許多清規戒律：“不許參與當地的走私活動”，“不許參與賭博”，“不許……”“走私就是犯法，如果走私被捕，一則影響工作，二則損壞名譽。”
在國內接受培訓時，我也覺得這規定很有道理，但當我身處越南、柬埔寨邊境地區，當我麵對上級領導下達的“任務和指令”時，我才發覺，某些清規戒律未必“放之四海而皆準”。於是，我開始按照自己過去經商的經驗，在越、柬邊界上，學著走起私來。
從1960年初到1961年的夏天，我用了一年半的時間，走遍了越、柬邊界上的所有走私通道，以便最終選擇一條最為合適的“秘密運輸通道”。與此同時，我的走私能力和走私活動，也越來越成規模了，甚至可以用“有聲有色”、“成績斐然”來形容。
在開展上述工作的過程中，我發現，在經濟與法治落後的國家，部分“緝私者”往往和“走私者”存在著“共生”關係。當時的越、柬邊界，控製十分嚴格，主要是吳庭豔政權害怕柬埔寨親中國的金邊政府，會對他們“滲透”。可是，邊境的控製越嚴，當地的走私活動就可能越猖獗。
再 者說，吳庭豔政權的邊境工作人員，工資微薄，如果僅靠政府發的薪金，生活自然拮據，為了改善生活，他們對於能夠和他們平分走私利潤的人，往往會網開一麵，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換言之，如果走私者不願和緝私者“共享勝利果實”，那麽他們就會遭遇嚴厲搜捕；但如果你心甘情願地奉獻走私所得的部分高額利潤，成為緝 私者的“衣食父母”，那麽他們就會庇護你、包庇你，甚至冒著風險幫你把私貨“護送到”你所指定的目的地。
一年半之後，“安全和可靠的交通 線”，已經有了清晰的輪廓。我則成了越、柬邊界上眾多“走私犯”中的佼佼者。我在邊界的兩側，同時保持有“良好信譽”（繳納足夠的利潤給緝私者），以致我 完成上級任務、“改邪歸正”不再參與走私之後，許多我過去結識的走私者仍會把自己的貨物存放在我這裏，或者幹脆把貨物交給我，請我代為銷售。
千萬別以為我會坐在金邊或者西貢的家裏，休閑地等著我所雇傭的走私者“幫”我把私貨偷偷運到目的地----—無論旱季還是雨季（注：越、柬兩國，沒有春夏秋冬之分，隻有旱季、雨季），我都會穿行在叢山密林之中，參與走私。
在那些不見天日的茂密叢林中，我走過迷宮式的小路；在那些被洪水淹沒的白茫茫的湖麵上，我在隱秘的水草叢中乘船潛行；在那些伸手不見五指的夜裏，我曾和我的夥伴攜帶利刃，通過陰森可怕的地區----—因為那些地區據說有野獸，也有強盜。
腳 上長著又粗又厚繭子的“苦力”，都是我這個“老板”雇傭的走私分子，他們說，這個“常老板”為了謀取厚利，真是不惜冒險、不惜吃苦！可是沒人知道---- —為了完成任務，我必須踏遍每一條走私小路，以便最終確定哪一條路才是最為安全的，哪一條路還可以作為“越、柬秘密通道”的備用之路。
放手賺錢化敵為友 我成為境外“大商人”
1961年夏天，我再度回國匯報工作。組織上對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滿意，並要求我“千方百計地在南越生根立足，創建基業，以便更進一步地開展工作。”這就是說，黨組織認為我在境外的“掙錢方式”，對隱蔽戰線未來的工作，十分有利。
根 據“創建基業”之要求，返回金邊後，在1962年的整整一年間，我更加放開手腳地大做生意。利用香港的自由貿易港地位，我從香港買入可以在金邊和南越暢銷 的短波收音機、電視機、電唱機、唱片等物品，運回金邊、運入西貢；同時，從香港購買人參、高麗參、西洋參、東北鹿茸等名貴中藥材，利用航空包裹等形式，寄 往金邊……為了生意上的需要，我又和金邊海關的官員們交上了朋友，通過他們幫忙，把各種貨物作為旅客用品，報關進入。這樣小批零的販運，本錢小、課稅少、 周轉快，可以立竿見影地積累資金。
與此同時，我開始學著買賣二手汽車，並利用父親傳授的部分醫學知識，與人合作，在金邊和西貢兩個城市，先後開設了自己投資的製藥廠。經過一段時間的商業運作，不但為今後的工作積累起了必要的經濟基礎，同時也更好地掩護了我的真實身份，使我在當地的社會地位更加鞏固。
一 名隱蔽戰線的特工，竟然需要自己去籌措資金開展情報工作，這種做法在今天看來，或許有點不可思議，但這卻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情報工作的真實寫照。在那 些艱苦的歲月裏，據我知道，有不少被派遣出國的工作人員都能體諒國家的難處，除了努力籌措在海外的工作經費，有的同誌甚至自願放棄國內的那一份工資。這種 革命情操，在當時的隱蔽戰線，被視為“理所當然”。
1962年深秋時節，我利用前往香港采購製藥廠化驗儀器的機會，再次返回國內，匯報工 作。由於當時國內的經濟尚未從困難中複蘇，我在香港采購了大量食品帶回國內。我的妻子這時剛剛生了第二個孩子，可惜，由於懷孕時營養不良，孩子並不那麽健 壯。盡管如此，我帶回的大量食品，除留一部分家用外，仍有一部分交給了組織，請組織代為分配，以照顧機關內其他有病的同誌和家屬。
在聽取了我的詳細匯報後，上級對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滿意”。我提出：由於金邊、西貢兩個地方的工作繁多，且我“創建基業”的商業活動也越做越大，因此希望組織上能夠批準我的妻子----—子辛，隨我外派，助我一臂之力。
組織上批準了我的這一請求。1962年冬，子辛帶著我們的兒子，抵達金邊。
組織上為什麽會選中我？
說來話長。1927年，我出生在金邊，從小在金邊長大，父親是久居金邊的華僑醫生。10歲那年，我在金邊私立小學讀四年級，“盧溝橋事件”的發生以及由此引發的中華民族抗日情結，迅速蔓延到了金邊的華僑聚居區。
小學的李校長非常愛國，他招募的許多老師都熱衷於在課堂上向我們這些華僑小孩講述愛國情懷。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趁機占領了越南、柬埔寨等國家。日軍占領金邊後，當地西藥的輸入變得越來越困難了。
金邊缺乏西藥，卻使我父親的中醫診所愈加忙碌起來，來看病的人越來越多。他的儒醫名望傳播得更遠了。
1943年冬，我初中畢業，不過，金邊城裏卻沒有華僑高中學校，當地的華僑子弟若想繼續深造，就需到越南南部的大城市----—西貢去，那裏有好幾所寄宿製的華僑高中。1944年2月，我獨自前往越南的西貢市讀書。
六 十年前，西貢就已是越南南部最大的經濟、商業中心，這裏有東南亞著名的深水港，有聞名遐邇的“新山一”國際機場。因為越南、柬埔寨都曾是法國的殖民地，因 此西貢素有“小巴黎”之稱。西貢的“堤岸區”，則聚集著數十萬來自祖國各地的華僑。由於城市發展迅速，西貢和堤岸在三十年代就已合並成統一的行政區域，簡 稱“西堤聯區”。
在西貢，我不僅讀完了高中課程，還參與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外圍活動，還和自己後來的妻子----—子辛，開始戀愛。子辛的父親，是西貢著名的華僑商人，他往返於越南、柬埔寨的邊境，從事邊貿生意，家境頗為殷實。
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我返回金邊教書。隨著國共內戰的爆發，金邊的華僑漸漸分成了兩派：一派擁護國民黨政府和蔣委員長；另一派則認為共產黨才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我，一個20歲的華僑青年，堅定地站在了共產黨這一邊。
40 年代末，國民黨駐金邊的大使館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拚命勾結柬政府，“壓製”擁護共產黨的華僑。為了避人耳目，我幹脆辭去了教員工作，像子辛父親那樣，開 始學做生意。沒想到，在前輩和友人的幫助下，短短兩三年時間，我就成了金邊小有名氣的“布行經紀人”，掙到了一大筆錢。
1949年，我和子辛結婚。
1950 年，我提出“放棄在金邊的事業，回國工作”。我的母親不同意，她老人家認為：憑借我在商場上的優異表現，應該成為常家光宗耀祖的“希望之星”。幸好我父親 認為：好男兒誌在千裏，既然我的兩個哥哥都在柬埔寨生活，那麽常家也該在自己的老家----—中國廣東留下一股血脈。在父親的支持下，我實現了回國工作的 夙願，並在祖國的懷抱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7年，越南的政治形勢發生了一次重大變化。其背景如下：二戰結束，越南人民在越南共產黨和胡誌明主席的領導下，又進行了十年的抗法戰爭。1954年，越南人民取得“奠邊府”大捷後，法國殖民者不得不撤出越南。
1957 年，聯合國在日內瓦舉行會議，決定以北緯17度線為界，將越南分為南北兩個部分，分別交由兩個不同的政府領導。越南北方，由胡誌明主席領導；越南南方，則 由美國人扶持的吳庭豔領導。聯合國同時規定：當年7月舉行越南的全國大選，選舉出統一的越南中央政府。可惜，由於美國的插手，這次大選未能如期舉行。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當時中國共產黨人為了衝破美國的反華包圍圈，決定派出情報人員，深入西貢、金邊兩座城市，搜集情報。由於我前麵交待的那些瑣碎經曆，組織上決定調派我加入隱蔽戰線，從事境外的情報搜集工作。
隨機應變化敵為友 我和國民黨特工交“朋友”
在金邊和西貢從事情報搜集的，除了我黨派出的諜報人員外，還有數量更多的來自台灣的特工。一天，我正在和做二手汽車生意的蕭先生聊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對我說：“常先生，我看你一點也不像是中共派來的特務！”
聽了這話，我嚇了一跳，但表麵上我還是若無其事地說：你大概是看特務小說看多了，你怎麽會把我和中共特務扯到一起呢？”
蕭 先生笑著說：“依我看，你當然不像什麽特務，倒像是《西廂記》裏的張生，很有點風流倜儻呢。上次‘巴黎’西藥房的女老板說起你，還說是沒見過像你這樣瀟灑 的汽車銷售經紀人，要我介紹你和她認識呢！可是，我雖然說你不像中共特務，但周先生一口咬定，說你是中共派來的。他不但告訴我一個人，而且還把這件事告訴 了許多人。”
周先生名叫周球，金邊華僑，他的父親也是金邊很有名氣的中醫。周球曾和我同在金邊的學校讀書。抗戰期間，周球返回國內，參加過國民黨在江西舉辦的“幹部培訓班”，後又加入了國民黨的青年軍，出征緬甸，接受過抗日戰火的洗禮，在部隊中一度官拜少校。
小時候，我對周球很是崇拜，但抗戰勝利之後，我和周球對於許多事情的看法，開始分道揚鑣。1949年之後，周球去了台灣，娶了一位國民黨官員的女兒，我則於1950年返回國內，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
因此，1960年我剛剛返回金邊時，就有朋友告訴我：“你要小心周球，聽說他現在是國民黨某機關派到金邊來的，知道你要返回金邊，他對你很有看法呢！”現在，周球終於公開了他對我的“看法”！
蕭先生的這番議論，讓我對自己的“表現”和“處境”更加警覺起來。既然我們同在金邊工作，那麽，周球對我的“看法”，就是隱藏在我身上的癌細胞，就可能隨時發展成為致命的絕症。我必須想辦法扭轉被動局麵！
周球喜歡閱讀武俠小說，我們從武俠小說，說到了兒時在一起玩耍的情況，越聊越熱乎。
周球又主動打聽我們的校友劉標----—我的這位同學，也很倒黴，回國之後，多次被懷疑為“特務”。更加倒黴的是，每次來了運動，他都會主動承認所有的莫須有罪名，結果搞到最後，他似乎變成了全世界各個“敵對國家”的特務了。
我用幽默調侃的語言講述了這些滿懷熱情、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同學的悲慘下場，惟獨沒有“涉及”我自己返回金邊的理由。不過，透過我在講述時的語氣和表情，周球大概已經推論出：這家夥在國內，肯定也是四處碰壁，所以才不得已跑了出來。
經過兩次談話，當然不能打消周球對我的懷疑。
為了做好防範，我首先在家養了一條機警的德國獵狗，隻要有人靠近我的大門，這條獵狗不會狂吠，卻總是立即跑到大門旁邊，等待“訪客”進來。與此同時，我也在耐心等待機會，準備和周球一起做一單生意。
我從側麵打聽到，周球領取的台灣津貼，數額不少，但是，他的太太、兒女搬到金邊之後，他的生活支出，已經漸漸不夠寬裕了。
恰在此時，有人賣給我一批法國進口的瓷磚，價格十分低廉。我全數吃進這批瓷磚後，立即找到周球，請他設法找人，轉手把這批貨物高價賣出去。這是周球第一次做生意，他四處尋找買家，果然把這批瓷磚賣出了一個好價錢，賺了一大筆。
我把利潤的大部分給了周球，同時在金邊的朋友圈子裏，到處讚揚說周球的門路廣，這筆生意，多虧了他賣得價錢高，所以才能賺大錢。這些背後讚揚他的話，自然傳進他的耳朵，周球聽了，怎麽能夠不感謝我呢！
經過兩三年的交往，周球對我的懷疑慢慢消退。
1963年5月，西哈努克親王下令搜捕國民黨在柬埔寨的特工，並不從事暗殺行動的國民黨高級特工----—周球，也遇到了麻煩。
一 天晚上，周球忽然敲開了我家房門。原來，柬埔寨的軍警已經開始上門找他的麻煩了，他語無倫次地告訴我：決定離開，但家中除了妻子，還有一兒三女，倘若一並 撤離，勢必很難脫身，因此決定獨自一人離開，可是他走了之後，又害怕柬埔寨的軍警到他家裏搜查，趁機搶奪財物，因此他決定把自己的貴重物品和美鈔現金，全 部委托我來保管，一旦他的妻子兒女缺錢了，再到我家分批領取。
我當即決定：幫助這位國民黨特工保管財物，同時決定“好人做到底”，順手給他寫了一封信函，以方便他在偷越邊境時可以找我的一位朋友幫忙。
後來返回國內，我把自己做的這件事，如實向組織匯報了。上級兩次肯定了我的做法，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從那件事之後，周球在西貢、金邊的許多國民黨朋友，也都慢慢成了我的“朋友”。
組織要求設立電台 我和妻子學習無線電
長話短說，我在金邊、西貢、越柬邊界上的工作，一切正常。我的生意越做越大，積累的資金越來越多，組織上交待的所有任務，我都能按時完成。
1966年，我和子辛再次經香港返回國內，匯報工作並分析南越戰爭的未來走勢。沒想到，組織上突然通知我們：根據我們夫妻工作表現，決定交給我們一項全新的任務：由我們擔任電台的報務員，並在南越籌備建立我黨的秘密電台。
讀者肯定清楚：身在敵占區的諜報人員，即使偶然暴露身份或者被發現，隻要沒有確鑿的證據，都可以堅決不認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隨身攜帶了無線電台，那麽一旦被人發現，你的身份也就立即被確認了。因此我知道，攜帶電台出境，無疑是一件萬分危險的新任務。
為了學習無線電台的操作，我和子辛在北京開始了新的學習。上級派來了兩位工程師，耐心地向我們傳授無線電收發報和密電碼翻譯。
在敵占區工作，電視 機、收音機壞了，可以拿到專門的修理部去修理，但是，我們隨身攜帶的無線電如果壞了，如果發生故障，那就必須自己動手修理，因此，我們的學習是緊張和無所 不包的。電台必須拆開來重新組裝，每一個零件的備用件是什麽，用什麽零件可以替代更換，判斷乃至尋找機器的故障在哪裏等等，統統都要學。
三 個多月之後，我和妻子結束了緊張的學習，返回羊城。我的女兒小春梅看到爸爸媽媽同時回來了，非常興奮，那時候，孩子們最喜歡唱的歌之中有《紅梅讚》。我和 女兒談起了這首歌，我問女兒：“你懂不懂這首歌的含義呢？”孩子居然告訴我：“我懂，幼兒園的阿姨說了，你們的爸爸媽媽雖然都是‘外麵的’，但他們都是天 下最勇敢的人，和《紅梅讚》裏的江姐是一樣的！”
原來，孩子是在機關的幼兒園裏生活，阿姨們居然透露了這樣重要的“情報”。好在阿姨又囑咐了孩子們：“你們的爸爸媽媽在外工作的事，對任何人都不能說！”
這 就是我的工作和生活。我被曆史的浪潮推到了一個充滿危機也充滿著自豪感的崗位之上。這是一個沒有勳章，沒有鮮花，沒有名祿，也沒有豐厚回報的危險崗位。失 敗，等於死亡；凱旋，也不會有人為你舉行歡迎儀式。你注定默默貢獻，而且無論你的貢獻有多大，我們的新聞報道和曆史課本中也不會記載你的名字和你的功績。 即使你的一生已經結束，也隻有極少數和你直接聯係的上級領導，才知道你為黨、為祖國做出了多麽巨大的貢獻。即便如此，隨著時間流逝，你的一切貢獻都會在材 料歸檔之後，湮沒在曆史的長河之中。
是的，當你投身於隱蔽戰線的時候，你一生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你將終生默默無聞！
重返金邊，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無線電台收藏好。第一，電台的收藏，必須絕對安全；第二，電台的取出（工作），必須十分方便。第三，萬一發生重大變故，還必須能夠迅速銷毀電台。為此，我請朋友幫我製作了一個特殊的狗籠，裏麵有一個暗格，可以存放小巧的無線電收發報機。
與此同時，隻要我開始收發電報，就會在電台旁邊放上一桶汽油，並在身邊不遠處，準備好一個打火機。一旦情況突變，我必須和這部電台同生同死。
不論在金邊還是在西貢，不論是雨季還是旱季，印度支那的天氣都是悶熱的，氣溫常常會達到30多攝氏度。需要發報的時候，我就讓妻子把我反鎖在房間內，在密不透風的房間內，汗流浹背地開始工作……
南越有戰火金邊又政變 我的工作環境愈加複雜
從1968、1969年開始，美軍在南越的軍事局麵越來越糟糕。越共遊擊隊在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下，越來越強大。在這種形勢下，美國人策劃了“金邊政變”。
1970 年1月7日，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毫無戒備地帶著自己的親信，前往法國看病休養，3月份，柬埔寨的軍人朗諾，發動了親美軍事政變。3月18日，朗諾 的軍隊占領了議會，宣布“罷黜西哈努克親王”。3月29日，紅色高棉的喬森潘等人，宣布擁護西哈努克，反對朗諾。整個柬埔寨，頓時陷入內戰。
美 國人支持的朗諾政權，為了轉移國內民眾的注意力，又宣布驅趕居住在柬埔寨境內的50萬越南僑民，同時，為了追捕越共遊擊隊，朗諾的軍隊還跨越邊境，侵占了 南越境內的幾座小城鎮。此時的南越政權，是靠美國人“輸血的”阮文紹政權，可是，阮卻在美國人的支持下，開始反擊同樣親美的朗諾。
在這紛亂的局勢下，我的一位商界朋友對局勢完全喪失了信心，於是提出：轉讓他的運輸汽車隊。而這時的我，根據組織指示，早已開始經營汽車運輸，並已擁有了十多輛卡車。看到機會不錯，我決定代管朋友的那支車隊，以便壯大自己的運輸能力。
戰火紛飛的年代，從事汽車運輸當然是十分冒險的事，不過，戰爭的爆發也給汽車運輸業帶來了發財的機會，因為運輸價格可以漲得很高----—而且，我必須堅持完成組織交給的任務----—在越柬邊界，擁有一條安全的運輸通道。
為 了完成任務，我和朗諾政權的軍人們也保持著良好關係，因為倘若沒有軍人和軍車的護送，在那樣的形勢下，汽車運輸幾乎是不可能的。每次出車之前，我都會打印 貨物清單、汽車編號，然後交給金邊軍界的朋友，把屬於我的車隊編入軍車序列，然後在軍車、軍人的保護下，穿行於戰火紛飛的越柬邊界。
當國際 紅十字會在金邊設立辦事處的時候，我又立即和柬埔寨軍隊的後勤司令部取得聯係，讓他們把我----—活躍於邊境線上的汽車運輸商人----—介紹給國際紅 十字會。於是，我的部分車輛開始懸掛紅十字標誌，往來穿梭。到1971年，我的那位朋友，幹脆把他的車隊全部“賣給”了我，這使我的車隊規模更加擴大。同 時，當地許多獨立經營的小車主，也非常樂意依附在我的周圍，一起經營。
一個國家爆發內戰，最倒黴的當然是該國的老百姓。由於紅色高棉的部隊 打著擁護西哈努克親王的旗幟，因此，1975年之前的紅色高棉武裝力量，得到了柬埔寨人民的廣泛支持，隨著戰局發展，朗諾的軍隊隻能固守在金邊等幾座大城 市內。中國有句古話：“寧為太平犬，莫為亂世民。”隨著朗諾軍隊的敗退，撤入金邊的所謂政府軍，開始搶奪城內居民的財物，並隨時射殺自己的同胞。隻有這個 時候，你才能深刻體會“亂世民”的苦難。
紅色高棉殺入金邊 中國特工被迫撤回國內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混亂的局勢再次發生巨變。這一天，紅色高棉的軍隊終於攻入了金邊市區，朗諾的軍隊潰敗逃走。可是，剛剛進城的紅色高棉軍隊負責人突然宣布：整個金邊的約200萬老百姓，必須全部撤離這座城市----—撤退到貧困的山區去。
紅色高棉在廣播中給出的理由，一條是為了防止美國空軍的轟炸；另一條則是為了改造“好逸惡勞的城市居民”。我迅速和上級取得聯係，上級對於柬埔寨局勢的這 一突然變化，顯然也是毫無準備，因此組織上給我的指示隻有短短十個字：“身份應保密，貨物保存好”。這裏的“貨物”，就是我隨身攜帶的秘密電台。
作 為黨員，作為中國隱蔽戰線的外派情報人員，我必須遵照組織指令，帶著我的家人和那部微型電台，聽從紅色高棉的驅趕，撤出金邊，開始了我一生之中最淒慘、最 無助、最痛苦的死亡之旅。曆史學家後來證明，紅色高棉對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惡，超過了柬埔寨的曆代統治者！我親眼見到一個不懂柬語的華僑，有一天，不 知道出了什麽錯，他突然被綁了起來。氣勢洶洶的鄉幹部們，在全村群眾大會上，宣布他是一個不務正業的二流子，是新社會的蛀蟲，幾個幹部輪流用一把工業用的 鐵鉗，把他身上的肉，一塊塊夾了下來……他滿身鮮血泉湧，倒在地上，高聲哭號。
紅色高棉一拿下政權，就急不可耐地著手把柬埔寨變成一個農業 社會，然後推行合作社製度。他們取消貨幣和市場，實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給製。男女老少集體勞動，在公共食堂集體就餐。禁止私人擁有財產，取消家庭，甚至婚 姻也由組織安排。禁止人們從事宗教活動，勒令僧侶還俗。把知識視為罪惡，知識越多越反動，禁用書籍和印刷品。幹脆不設正規學校，學校改成監獄。隻唱革命 歌，跳革命舞，取締傳統歌舞戲劇，嚴禁西方文化傳播。全國沒有郵政電信，也沒有醫院。紅色高棉把舊政權的軍政人員、知識分子、僧侶、技術工人、商人、城市 居民等等，統統驅逐到農村，在文盲農民的監督和管製下，從事超強度的體力勞動，還不讓他們吃飽，累死和被隨意處死者不計其數。
我和我的全 家，從此開始掙紮在死亡線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貧困山區生活的那些日子裏，幾乎每天都有無辜的柬埔寨百姓慘死在我們的麵前……紅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極大 地敗壞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名譽。他們把金邊變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約有100萬以上的柬埔寨民眾，死在了這次大遷移和此後的貧困生活中。
撤出金邊後，我的無線電台完全失去了作用（貧困山區根本沒電，我帶的幹電池也迅速耗盡），我和祖國、和組織的聯係，也全部中斷。
那時的我，已經瘦得 皮包骨頭，活像是今天照片上的非洲難民。而且，在沒有任何藥物的山區，我還染上瘧疾。萬般無奈之下，我決定“暴露”自己的真實的身份，因為我聽說，在全世 界所有國家都和紅色高棉斷交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向金邊派出了唯一的駐柬大使（朗諾政權時代，我國沒有派駐柬埔寨的大使）。
我向紅色高棉的一位十分友善的幹部，說明了自己的身份，並請他幫我向金邊“通報”。回國之後我才知道，恰在此時，我的上級領導，北京的部機關----—也向中國駐金邊大使發出了電報，請駐柬大使幫助尋找失散的中國情報人員。我的名字，就在這份電報之中。
1976年2月，我和我的家人終於在紅色高棉的優待護送下，乘坐卡車，返回了幾乎空無一人的金邊，見到了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我國駐柬埔寨首任大使孫浩。孫大使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受苦了，你的領導讓我代表他們慰問你！”
隨後，孫大使通知我：根據我的上級的交待，我必須盡快把電台交給使館，然後迅速回國休養。孫大使客氣地問：“你是否願意把電台交給我？”我立即回答：“您是祖國派來的大使，祖國相信您，我的上級領導相信您，我當然也相信您！”
孫 大使又問我：你有什麽困難，需要我幫助你做什麽？我想了想，坦率說：我們全家，包括我的母親，我的弟弟以及我弟弟的家人，都希望借此機會返回國內，因為如 果留在柬埔寨，他們隨時都可能有生命危險，另外，我沒有任何其他衣物，如果返回國內，此時正好是冬季，我們需要部分衣物，可否麻煩組織隨飛機給我們送來部 分禦寒衣物，否則，我們這樣的體質，恐怕無法抵禦北方的寒冷……
孫大使立即囑咐使館向北京發報，轉達我的請求。第二天，我把伴隨自己走遍了半個柬埔寨的電台，完好地交給了大使。同時又把自己辛辛苦苦掙來、又拚死拚活保存的“工作經費”：一條20多兩重的黃金腰帶、部分首飾以及撤離金邊時從家裏帶出的美鈔，交給了孫浩大使。
孫 浩同誌驚訝地問：“這是你的私人財產麽？”我回答：“不，我是一名共產黨員，也是一名黨的情報人員，我沒有私人財產！”大使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那 好，我替你一並交給你們的領導。”孫浩同誌也告訴我：組織已經回電，同意我家十人全部返回北京，禦寒衣物，正在準備，會隨機運抵。同時我還聽說，到目前為 止，大使本人也不能走出空城金邊，因為紅色高棉禁止大使先生深入柬埔寨了解情況。
三天後，我和我的全家登上了從金邊飛往北京的客機。波音 707的機艙內，隻有我們全家和另外十多名大約是援助柬埔寨的中國專家。飛抵北京上空後，我們穿上了組織隨機送來的棉衣。走下飛機，我的領導----— “王頭”以及其他同事，早已和部機關的專車，一同等候在飛機的舷梯旁了，“王頭”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回來了就好，回來了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