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與民主
(2011-10-05 23:10:32)
美國金融危機已經好幾年了，至今餘波未消，哪裏是個頭也難以預料。最近，美國民眾占領華爾街，再次引發民眾對於金融資本的關注。但已有中國人幫著美國金融資本說話，說是，把金融資本逼急了，全跑了，你們這些人上哪裏找工作？這種偏向於金融資本的言論頗有迷惑性，它不能回答一個問題：金融資本能跑到那裏去？最近，中國溫州等地區發生企業主資金鏈斷裂問題，跑路、失蹤現象引起高層關注。與美國不同的是，美國占領華爾街針對的是金融資本對民眾生活的影響，中國麵對的是金融資本對私營業主的影響。兩者的不同，有其道理，或者叫中國特色。
現代人經常說民主，必須指出的是，民主並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概念，也不隻是一項政治權利，民主同樣是經濟權利。真正的民主實際上就應該是經濟權利，因為經濟關係到人們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利益。理論上說政治民主可以保障經濟民主，事實上未必，關鍵要看政治製度的經濟基礎以及它所設計的經濟製度。不能保障經濟民主的政治製度，即便名義上稱其為民主，也不能算真正的民主。中國老百姓很實際、很現實，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中國民眾懂得一個簡單的道理：隻要經濟民主得到保障，政治民主並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為政治民主不能當飯吃、不能當衣穿；政治民主不是目的，經濟民主才是目的。政治民主隻是為了實現經濟民主的手段。
我在《超與利益集團》一書中說過，中國從商鞅開始就把土地分給了農民。此後兩千多年，雖然土地兼並間歇性地發生，但是，盡可能地讓每一個農民都擁有土地， 是中國政治的一項基本要求。這項政策實行得好，說明經濟民主得到較好的貫徹；如果土地兼並嚴重，導致改朝換代，說明經濟民主被破壞，民眾的反抗就是全民公 決，重新開始另一輪的經濟民主。新中國成立後包括成立前的根據地、解放區，共產黨將土地分給農民，就是最直接的經濟民主，它使得絕大多數人的經濟利益得到 保障。當一些人說中國古代沒有民主的時候，他們其實隻在說“一人一票”這件事，隻在說“政治民主”的形式和程序，嚴重忽略了中國兩千多年來始終在追求“經 濟民主”這一真正的民主。
“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兩者的關係頗為類似“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政治民主相當於程序正義，經濟民主相當於實質正義。選票政治是政治民主的程序，但選票不是目的，不能當飯吃，民眾需要實實在在的利益，這就是實質正義。從經濟民主的角度說，暫且拋開工業社會的經濟方式，在工業革命之前，人人擁有土地的中國是最民主的國家。全世界至今都沒有一個國家在最根本的經濟民主上超過中國，中國完全有理由為自己的民主成就而驕傲。
西方社會在工業革命之前，除了少數貴族外，大眾既無政治民主也無經濟民主。世界大戰打得昏天黑地，為了鼓舞民眾上戰場送死，終於開始有了政治民主，但長期 以來，依舊沒有經濟民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對於國內民眾的這種狀況才開始改變，這就是福利國家。以福利形式賦予的經濟民主是二次分配環節賞賜性的民 主，它與擁有土地這樣的生產資料的一次分配的經濟民主，孰優孰劣，我已在其他文章中討論過，此處不再詳述。 福利形式二次分配的經濟民主，對於民眾來說是被動的，不像中國古代民眾擁有土地那樣主動、那樣牢靠。一旦福利沒有了，經濟民主便名存實亡。當今在歐洲幾個 國家以及美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本質原因就是福利的減弱導致脆弱的經濟民主被破壞。而且，福利所給予的經濟民主權利比較有限，大多隻能維持在較低的水平。 不像中國古代掌握生產資料的經濟民主，在市場經濟原則下，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而改變自己在經濟上的獲益。
資本主義國家與福利形式的經濟民主同時存在的是私人金融資本，它不是民主，反而能高效地操縱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在後農業經濟時代，土地創造財富的價值下 降。工業革命之後，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已經不再是農業意義上的土地，而是礦山、大型機器、技術等，它們都是資本密集型的。西方資本主義從來沒有像中 國古代那樣把生產資料相對平均地分給民眾來實現經濟民主，福利型的經濟民主隻是一個安慰。麵向所有民眾的上市公司理論上具有了生產資料經濟民主的特征，但是，由於製度設計的偏向，給金融資本留下了極大的操作空間。
貨幣是金融的主要形式之一。貨幣本來隻是交換的憑證，但是，當貨幣權利掌握在少數私人手中時，它便能成為掠奪財富的工具。由於貨幣被私人控製，政治民主也 難以製約它。以股市來說，貨幣量的多少會使上市公司的股價產生巨大波動，嚴重偏離上市公司的真實價值。然而，當今全世界號稱政治民主的西方國家，沒有一個 用民主方式來決定貨幣量。貨幣量的多少，貨幣投放的利率，都是少數人關門決定的，美聯儲是一個典型。號稱政府不能幹預市場經濟，實際上隻是金融壟斷不受控 製的幌子，是金融壟斷掌握的話語權營造的愚民觀念。因而，資本主義便以金融壟斷的方式，隨時可以破壞表麵的、脆弱的經濟民主，政治民主對它幾乎毫無製約能 力，即便有，也非常有限。奧巴馬曾經說要華爾街降低工資，這根本沒有涉及到金融壟斷的根本；美國民眾占領華爾街，能否改變金融壟斷的作用，完全是一個未知數，在我看來，希望渺茫。（未完待續）
超利益政治與經濟民主
(2011-10-06 11:39:45)
（接前文）
金融資本常常以鼓勵借貸的方式操縱經濟。從社會整體而言，能夠拿到貸款，等於憑空比別人多擁有了很多權利，因而，放貸給誰不給誰，已經完全不是經濟民主， 而有很大的隨意性和獨裁性，並且因私人財產不可侵犯、市場經濟不容破壞等原則而使得監管極為薄弱。一個很顯然的事實是，能夠獲得大筆貸款的人，比其他人更 容易成功，更容易造成貧富差距，破壞經濟民主。在當今中國我們很容易就看到這樣的現實：某人因為同銀行關係不錯，能夠拿到貸款，便一夜暴富。這與中國在金 融政策上以美國等西方國家為榜樣、以國際慣例為標準有極大的關係。
一般來說，小額放貸對經濟民主的破壞不算大，有時候還有助於經濟民主的實現。巨額放貸則包含了大量的不公正。巨額放貸這一破壞經濟民主的方式，還不是金融 資本的全部。為了防止有人賴賬，金融資本必須將政權也掌握在自己手裏，這一現象從資本主義早期就開始了，欠債不還就要坐牢。金融資本通過控製政權，建立嚴 密的法製環境，營造了對自己有利的生存空間。與此同時，即便接受巨額貸款的人，通過不公正的經濟權利而大量獲益，在金融資本麵前也未必有安全感。一般來 說，接受貸款都要用某種實物財產作抵押，在還清貸款之前，抵押物處於所有權未定狀態。當金融資本使得實體經濟離不開負債經營的時候，它隨時都能利用自己的 私人權利做手腳，侵吞他人的財產。這一私人權利就是控製貨幣量和利率。
很多人在接受貸款時高高興興，以為自己得了便宜，白手起家成為富豪。但是，金融資本隻要在紙張上做點動作，例如抽緊銀根，實體經濟立即就麵臨危機。最終， 抵押物很可能就成為金融資本所有。西方資本主義曆史上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說到底就是金融資本人為製造的大規模清洗和掠奪。每一次經濟危機受苦受害的都是普 通民眾，而不是金融資本家。所有接受貸款、負債經營的人，包括房奴，本質上都在為金融資本家打工。平常狀態下是以利息方式甘受剝奪，特殊狀態下便是全部財 產。而這一切不過是因為金融資本掌握了特殊的權利。用本文的概念來說，金融資本掌握的特殊權利，在資本主義社會，任何政治民主或經濟民主都無法約束它。
二次大戰以後，西方國家的金融資本因為生存環境的原因，對於本國民眾經濟民主的破壞有所收斂，其表現就是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有所緩和。那是因為他們利用自己 設計的國際經濟秩序，對全世界的經濟民主造成更大的破壞。所謂全球化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金融資本的全球化，以方便他們在其他國家的掠奪。上個世紀亞非拉國家 普遍麵臨的債務危機，使得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和財富轉移到金融資本手中。對此，《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有較為清晰的描述。然而，金融資本對世界的掠奪也不 可能是無止境的，世界可能會有被榨幹的一天，或者其他國家利用主權來反抗。當金融資本在世界各地遭受挫折時，他們在本國安慰型的、福利化的經濟民主也會受 傷。美國金融危機某種程度上就是這一結果，以至於美國民眾也無法忍受。在占領華爾街的抗議中，美國民眾喊出“我們是99%”的口號，意指以華爾街為主的 1%的有錢人占據了大量的社會財富。這一抗議的實質是，美國民眾意識到，政治民主並不等於經濟民主，現在，美國民眾開始要求真實的經濟民主。能否實現很難 說。
發生在溫州等浙江地區的情況與美國並不完全相同。其一，改革開放以後，由於對發達國家以及金融資本的實質缺乏清晰的了解，我們誤以為金融資本建立的規則就 是最公正的國際慣例。中國以向其靠攏為榮，導致企業的經營與銀行之間形成了與發達國家金融資本類似的狀態。因此，一旦銀根緊縮，某些企業便難以承受壓力。 第二，中國多少也有點因禍得福的意思。一段時間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斷要求中國深化金融改革，表麵上說是因為中國的金融製度“落後”，與國際慣例接 軌不順，實際上就是為了更有效地控製中國的經濟。中國則因各種原因未能徹底進行金融製度的深化改革，換句話說，在私人擁有方麵，未能達到西方國家的要求； 在監管方麵，也還未放棄政府的權利，從而使得金融資本對實體經濟的掠奪，在中國還不能為所欲為。
第三，我在《超越利益集團》一書中指出，西方國家的政治是利益集團平衡政治，當各個利益集團掌控了政府之後，他們的恣意妄為往往隻要在各利益集團之間達成 默契即可，大家可以共同參與對社會對世界的掠奪。而中國雖然目前在政治形態上比較模糊，但是，得益於祖先留下的悠久傳統，政權的超利益性始終是強大的曆史 慣性。當然，有些並沒有搞清政權超利益性的人，將這種曆史慣性稱之為落後、保守等。但是，這種背靠西方的觀念，尚沒有徹底改變中國的傳統。因而，當江浙地 區發生企業因負債而難以為繼時，受中國政府主導的銀行係統還不至於無情地剝奪這些企業的財產，而是想辦法讓企業繼續運轉。對此，我不得不說，直到今天，我 們依然受惠於我們的祖先。
第四，最近發生的企業資金鏈問題應該引起高度重視和反思。此類事情並非第一次發生，在此之前已有多次，有些還導致企業主以自殺來逃債。因此，要對所謂國際 慣例的金融製度做出必要的反思，從而調整我們的金融政策。中國的金融政策需要改革，這沒有問題。但還是我多次強調的觀點：要改不是問題，如何改才是問題。 換一個角度看，當前集中發生的企業家“跑路”逃債的現象說明，西方金融製度的負麵影響在中國已經開始出現，如不加重視，未來的危害可能更大。
在後農業經濟時代，如何實現經濟民主，是一個巨大的課題。從資本主義中誕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是針對工業條件下生產資料較難平均分配的局麵而設計出 的製度。它試圖以全民共同所有來實現經濟民主。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已有的實踐中，這種方式並不十分理想。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調節手段，還是有必要的。在市場 經濟中，金融的確有它積極的作用，但是，金融資本由於其與生俱來的特性，極容易破壞經濟民主，因此，必須對其加以控製。這種控製並不是資本主義所說的監 管，而是要對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地位和運行方式有全新的認識。
一方麵，我們需要以政治民主的方式來製約金融，發揮其有價值的長處，另一方麵也需要將其約束在保障經濟民主的框架內，防止其為所欲為。關於這方麵的具體製 度設計，本文不展開討論，以後有機會再說。也許，這將是我《超越利益集團》續集的主要內容之一。之所以對當今中國的很多事情要回到宋朝這樣的曆史中去尋找 答案，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古代政治的的確確在保障民眾經濟民主方麵是做得最出色的。同時，宋朝的曆史悲劇中也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世界最早的紙幣由於 經驗不足、觀念與手段的不配套，導致金融的混亂，從而動搖了政權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