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真實——評李誌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林克/徐濤/吳旭君

本文作者
林克，四十年代是燕京大學經濟係的高材生、中共地下黨員。五十年代起在新華通訊社工作。一九五四年擔任毛澤東國際問題方麵的秘書，兼教毛譯東學英語，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離開中南海。他在毛澤東身邊整整工作和生活了十二個春秋。
徐濤：毛澤東主席20年專職保健醫生、305醫院原院長


吳旭君：1949年畢業於上海國防醫學院護理科，1953年起任毛澤東主席的保健護士長

《曆史的真實——評李誌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作者：林克/徐濤/吳旭君

前 言

第一部分 李誌綏其人　作者：林克

第一章 李誌綏其

第二章 謊言與事實

第三章 李誌綏其書

第二部分 還毛澤東真貌　徐濤 吳旭君

第一章 李誌綏有什麽特殊身份？

第二章 李誌綏和毛澤東究竟是什麽樣的關係？
 
第三章 李誌綏是一個怎樣的保健醫生？

第四章 從李誌綏對毛澤東的人身攻擊看李誌綏的人格

第五章 毛澤東臨終前，李誌綏在哪裏

第六章 我們眼中的毛澤東與周恩來
 
附錄：瀟灑莫如毛澤東  林 克



前 言

　　今年年初，我們聽說李誌綏出了一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當時沒有太留意。我們和李誌綏共事多年，對他的情況是比較熟悉的，憑他對毛澤東的極其有限的接觸和了解，能寫出多少東西呢？

　　後來，得知一些西方傳媒對李誌綏的這本書大事吹捧和渲染，使我們覺得李誌綏“回憶錄”的出現並不簡單，看來在這本書背後大有文章。

　　我們找來李誌綏的“回憶錄”仔細看了，果然如此。

　　這本書名為李誌綏的個人“回憶錄”，但我們很清楚，以李誌綏個人的經曆和能力，是絕對寫不出來的。應該說，是一些西方人士直接插手這件事，通過李誌綏的口，來說出他們想要說的那些話。他們所看中的，正是李誌綏當過毛的保健醫生的這個身份。

　　李誌綏和這本書的其他參與者們以為，這本“回憶錄”一出來，別人就會把書中所寫的都看作真實可靠的事情，他們甚至說中國共產黨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都要因此而改寫。這顯然太荒謬可笑了。這本書造假的手段的確很不一般，經過了不少“高手”的精心策劃、編排和捉刀。但在我們這些十分熟悉實際情況的人看來，全書漏洞百出。李誌綏等人忘記了一個起碼的原則：曆史是不能編造的，謊言並不難被戳穿。何況那些參與捉刀的人，遠在海外。對毛澤東周圍的情況實在太隔膜，一編起故事來，總要弄得牛頭不對馬嘴。所以，讓讀者了解曆史的真相，對於曾經長時間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我們來說，是義不容辭的。

　　正當我們著手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李誌綏死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們為失去對質對象而感到遺憾。本來，我們是很想同李誌綏就他的“回憶錄”中涉及的重要問題逐個對證的。如今，這已經是不可能了。但我們還是應該把它寫出來。隻要是抱著客觀和公正的態度的讀者，把那本“回憶錄”和我們的文章細心地對照一下，便不難辨別什麽是真的，什麽是假的。

　　我們都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受過高等教育的。林克畢業於燕京大學，徐濤畢業於北京大學醫學院，吳旭君畢業於上海國防醫學院。我們早在李誌綏之前就來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同毛的接觸和了解，遠比李誌綏要廣泛和深入得多，單憑我們的記憶，差不多就可以判明在李誌綏的“回憶錄”裏哪些是假的，而這本“回憶錄”的假東西實在大多了。

　　為了對曆史負責，我們沒有單憑自己的回憶就來寫這兩篇文章，我們還花了許多時間，到中央檔案館查閱大量材料，包括摞起來足有二三米高的毛澤東病曆檔案，找出由李誌綏親筆簽名的接任毛澤東保健醫生的接班記錄、毛澤東臨終前的護理記錄和搶救記錄，還采用了毛澤東的一些手稿。這些證據的權威性，自然不是李誌綏書中那些信口胡說所可比擬的。

　　我們還采訪了汪東興、吳階平、黃樹則、閻明複、孫勇、陶壽淇、王海容、唐聞生等幾十位重要的當事人。書中的有關訪問記錄，都是我們記錄下來後，又經他們本人作過核定。這些是當事人的證言。

　　這些證據和證言，已經收錄在我們這兩篇文章裏。

　　我們在文章中所澄清的事實，隻是我們所接觸和了解到的李誌綏“回憶錄”中涉及的一些基本的和重要的問題。可說的話，當然不隻這些，但我們覺得這樣就已經夠了。

　　我們注意到，李誌綏的“回憶錄”出版以後，海外輿論很關注我們三個人的態度，對我們一直沒有公開表態有這樣那樣的猜測。讀者們隻要看一看這兩篇文章，知道我們為寫這兩篇文章下了多少功夫，就會明白我們的態度了。

　　多年來我們都發表過一些回憶毛澤東的文章，現在從中選出部分，作為本書附錄，重新發表。




第一部分 李誌綏其人　作者：林克

　　一九九四年，美國的藍登書屋（Random　House）和台灣地區的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先後出版了英文版和中文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英文書名The Pri vateLife of Chairman Mao）。

　　出版者對這部書做了許多宣傳，甚至用誇張的語調進行吹噓，說它“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手珍貴史料”；“本書問世後，不隻毛澤東個人傳記，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相關寫作， 都將受到重大影響”；“本書以全球第一手資料，披露毛的政治與權謀、性與死亡”。

  　我一見到這部厚達六百多頁的“回憶錄”時，就大吃一驚。我和李誌綏共事近十年，可以說相當熟悉。說實在的，他同毛澤東接觸的機會非常有限，單獨交談的機會更是少得可憐，他隻是一個醫生，怎麽能寫出這樣一部涉及黨內高層領導政治情況的“巨著”呢？怎麽能提供得出“全球第一手資料”呢？

　　常常有人問我：李誌綏在毛澤東身邊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他在“回憶錄”中說的那些事究竟可靠不可靠？你對這本書有什麽感想？我想，這些也許是大多數讀過這本“回憶錄”的讀者的共同疑問。

　　其實，李誌綏“回憶錄”涉及的人和事，離現在並不太久。同李誌綏共過事並了解他底細的人並不少，有關的文獻檔案也都保存著，許多當事人還健在。李誌綏在“回憶錄”的不少地方提到我。作為一個重要的當事人，我深感有責任說出事實的真相，就一些重大的史實問題與李誌綏對質。我翻閱了自己當時的日記，查閱了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有關檔案，並就有關問題找當時與我一起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同誌進行了核實。因我年屆七旬，身體又不好，這項工作斷斷續續，遷延日久。

　　當我正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李誌綏死了。一九九五年五月，美國施拉姆教授來華進行學術訪問，我們會麵時，我向他談了我對李誌綏“回憶錄”的看法，並告訴他：我正在寫一篇反駁的文章，遺憾的是李誌綏死了，看不到我的文章了。

　　的確，我真為失去了對質的對象而遺憾。但是，為了給曆史留下一個真實的記錄，我還是決定把這篇文章發表出來。




第一章 李誌綏其人
　　
　　李誌綏心裏很明白：如果他不竭力抬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不把自己說成是和毛澤東有著特殊親密關係的人，他的話就沒有多少人會相信，他的“回憶錄”也不會產生多大的影響。所以，他在這方麵下了不少的力氣。歸結起來，大概有三點：
　　
　　第一，他是毛澤東的保健醫生，“無論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隨在他身邊，為時二十二年”。
　　
　　第二，他教毛澤東讀英文，見麵和閑談的機會很多。毛睡不著覺時就找他談話，他因此成了“毛的清客”。
　　
　　第三，他深得毛的信任，毛要他讀《參考資料》，做政治研究，給毛寫報告，毛甚至要他當自己的秘書。
　　
　　這就是李誌綏用誇張和虛構來欺騙讀者的三塊招牌。這三塊招牌歸結起來，就是他在“序幕”中帶有總結性的那段話：“二十二年來我每天都隨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個會議，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裏我不隻是毛的醫生，我還是他閑聊的對手，我幾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細枝末節。除了汪東興之外，我可能是隨侍在他身邊最久的人。”
　　
　　李誌綏講這些話的時候， 難道他不心虛嗎？但他一定 要裝出理直氣壯似地這樣講，才能使一些無法了解真實情況的讀者以為這部“回憶錄”裏所講的事情都是真的。
　　
　　事實上，在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中，沒有一個人能處於這種地位。即使是最受信任的秘書和警衛，都不可能在一年之內“每天都隨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個會議，出巡任何地方”。
　　
　　我同李誌綏相處近十年，他的底細我是比較了解的。我將根據自己親眼目睹和親耳所聞的種種事實，對李誌綏的真實情況和他同毛澤東的實際關係，作出負責任的說明。
　　
    （一）李誌綏何時開始擔任毛澤東的保健醫生？
　　
　　他在毛的身邊工作到底是多少年？
　　
    1、事情開始就是騙局
　　
　　李誌綏在“自序”中說，他是一九五四年被任命為毛的保健醫生的。在“回憶錄”的另一處，則又自稱做“毛的專任保健醫生”，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下旬以後的事。
　　
　　事情一開始就是編造的。
　　
　　李誌綏曆次親筆填寫的《幹部履曆表》和《黨員登記表》現在都完整地保存著。
　　
　　關於他擔任毛的保健醫生的時間，在他本人填寫的《黨員登記表》和幹部任免報告表中，有的寫為“一九五七年七月”，有的寫為“一九五七年六月”，我們就按六月計算。這個時間，同我和當時在毛身邊工作的徐濤（他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五月擔任毛的保健醫生，也可以說是李誌綏的前任）等人的記憶，是相吻合的。我還問了汪東興，他記憶的時間跟我們也是一致的。
　　
　　這就證明，李誌綏作為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正式擔任保健醫生的開始時間是一九五七年六月，而不是他在“回憶錄”中說的一九五五年四月，更不是他在“自序”中說的一九五四年，時間相差兩年多或三年多。一九五六年他曾被臨時找去為毛澤東看過病，但不是毛的專職保健醫生。這些都有完整地保存著的毛澤東病曆檔案可以說明。
　　
　　李誌綏把他擔任毛澤東保健醫生的時間從一九五七年提前到一九五四年：這不是記憶的誤差。也不是任期時間的些許誇張，而是有很重要的目的的。
　　
　　因為“回憶錄”中許多重要情節和毛對李的大量“個別談話”，正是寫在這段時間裏：先是李同毛一談即合，成了“往後多次與毛徹夜長談的開端”，從而做了“毛的清客”；隨後，又隨毛登天安門城樓，去北戴河海濱，到外地出巡；在取得毛的信任之後，毛還要李當他的秘書，“除了讀讀《參考資料》外，還要做政治研究，寫報告給他”。
　　
　　說起來真可笑：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五月這三年多時間裏，李誌綏根本還沒有做毛的保健醫生，還沒有到毛的身邊，“回憶錄”裏居然編造出那麽多根本不存在的事，而且描寫得那樣繪聲繪色。這些，都是“回憶錄”作者們（李誌綏這本“回憶錄”是由多人參與寫作的，這個問題我將在後麵專門說到）精心埋下的重要伏筆。這樣，他們就可以任意編造一些毛隻對李一人“徹夜長談”的“內心的話”。
　　
　　2、虛張聲勢之筆
　　
　　李誌綏把他到毛澤東身邊工作的時間從一九五七年提前到一九五四年，還有更深一層的用意，那就是便於對在一九五六年召開的中共八大做文章。
　　
　　坦率地說，讀這本“回憶錄”，我處處感覺到一種濃烈的政治意圖，是借“回憶錄”的形式來發表政論。在全書中，一個核心論點是把中共八大說成是“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毛澤東同劉少奇、鄧小平矛盾的起點。李誌綏說，他跟隨毛澤東到了八大開會的地方，聽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報告，並且就此做了一大篇文章。
　　
　　關於八大本身的問題我放在下麵再談，這裏先說一點，就是一九五六年九月八大開會時，李誌綏還不是毛的保健醫生，談不上跟隨毛去參加那次會議。當時，我是毛的秘書，毛要我去聽大會的報告和發言，我自始至終就沒有看見過李誌綏。
　　
　　我也向當時還擔任毛澤東的保健醫生的徐濤和毛的護士長吳旭君核實過，他們也都說，李誌綏根本沒有、也不可能陪同毛出席會議並在後台旁聽。
　　
　　我還問過毛的機要秘書高智，他十分肯定地告訴我：“我一次也沒有見過李誌綏跟毛出席過任何一次中央會議。他沒有資格參加，根本不可能。”
　　
　　“回憶錄”用了很大的篇幅來寫毛澤東一九五六年遊三江（珠江、湘江、長江）的情況，寫得活靈活現，讓讀者真以為他是緊隨毛身邊的經曆者。其實，他除了隨心所欲地編造以外，還有些是抄自別人回憶的東西，甚至連別人搞錯了的東西也照抄過來。
　　
　　所謂負責勘察水情的警衛中隊隊長韓慶餘因阻止毛澤東遊長江被撤職，就是一個例子。那是抄自李銀橋回憶錯了的地方。
　　
　　當年毛的副衛士長、現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孫勇和當時的警衛中隊隊長韓慶餘是一直陪同毛遊三江的兩位主要警衛人員。最近孫勇向我詳細他講了當時的情景。
　　
　　他說：“當時我沒有看到李誌綏。說韓慶餘被撤職，不是事實。老韓不但沒有被撤職，而且後來多次和我一起勘察水情，保護毛主席遊泳。老韓不久還提升為大隊長，後來又提升為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副師級）。毛主席發火歸發火，但心裏明白大家是對他的安全負責，都是一片好心，根本談不上撤誰的職。”
　　
　　我想，舉這些事實已經夠了。這本被稱為“回憶錄”的書，從李誌綏什麽時候做毛澤東的保健醫生開始，就是編造的。
　　
　　我再說一遍：李誌綏開始擔任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是一九五七年而不是一九五四年。而一九五七年以後，李誌綏還有幾次下放。到醫院工作等，離開毛的身邊。所謂“跟隨在毛的身邊為時二十二年”，無非是他用來抬高自己身價的虛張聲勢之筆。
　　
　　（二）李誌綏是否負責教毛澤東學英文？他有機會經常同毛“徹夜長談”嗎？
　　
　　1、誰教毛澤東學英文
　　
　　凡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都知道，毛澤東很少生病，他也不願意讓醫生看病，這在毛澤東的保健醫生王鶴濱、徐濤和護士長吳旭君公開發表的回憶文章裏都有記載。毛有什麽必要常把李誌綏叫到他那裏去呢？但這樣一來，李誌綏這本書就沒法寫下去了，更說不上達到出版者所要求的提供“全球第一手資料”了。於是，他就挖空心思地給自己加了一個教毛澤東英文的頭銜。
　　
　　他在“回憶錄”裏著意地向讀者提示道：“我作為醫生，是所謂‘身邊工作人員’，可以隨時見到他。特別在他讓我教他英文以後，見麵與閑談的機會更多了。”
　　
　　幫助毛澤東讀英文的到底是誰？是我，而不是他。這是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都知道的。
　　
　　我是一九五四年秋來到毛澤東身邊，擔任他的秘書的。
　　
　　我作為秘書第一次和毛麵談，是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廣州越秀山遊泳池畔。他對我說：你當前的工作就是研究國際形勢和重要動向，篩選文件，隨時向我匯報。
　　
　　毛交給我另一項工作就是教他學英文。他還對我說：“你教我學英語好嗎？過去，我做過教書先生，現在要做學生噗！”說罷就放聲大笑起來。
　　
　　毛第一次見我就要讀英文，問我是否帶著英文讀物。我因為事先有準備，便拿出一本英文版的《人民中國》，選了一篇時事短評，讀了起來。
　　
　　從這一天開始，我就幫他學英文。一九五七年起毛又要我研究國內問題和理論問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六年我離開中南海。
　　
　　我從李誌綏的“回憶錄”裏看到，一九五五年夏李誌綏就教起了毛澤東學英文。我真想不到這位在書中還自稱是我的“朋友”的人，竟會幹起了冒名頂替的把戲。
　　
　　他那時是中南海門診部的醫生，毛澤東還不認識他，怎會讓他教英文呢？
　　
　　因為是撤謊，一說到具體情況，自然就漏洞百出。
　　
　　李誌綏說，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左右，他在北戴河教毛讀英文版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他還說：一九五六年七八月間在北戴河，“我們每天晚上都讀英文。毛晚上睡不著，便找我去閑談”。
　　
　　不論是他說到的一九五五年還是一九五六年，一直是我在教毛讀英文，這是毛身邊全體工作人員都可以證明的；李誌綏這時絕對沒有教過毛讀英文，這也是毛身邊全體工作人員可以證明的。這麽多人都在，他居然能編出這樣荒唐的謊話來，實在叫人吃驚。
　　
　　再翻翻我的日記：一九五五年，毛是在八月七日才動身去北戴河的，李誌綏怎麽可能在六月中旬左右就在北戴河教起毛澤東學英文呢？
　　
　　毛每年去北戴河的時間一般是在八月，這是海水溫度最適合遊泳的時候，個別年份也有七月去的，但六月份去北戴河是從來沒有過的。自稱為“二十二年來每天都隨侍在毛的左右”的李誌綏，連毛的這個最基本的生活習慣都不清楚！
　　
　　說教毛學英文版《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更無其事。毛那時隻是讀些英文新聞稿、時事評論和政論文章，連英文版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都還沒有讀。
　　
　　因為當時毛的英文程度讀這些書還有困難，
　　
　　怎麽會一下子就能讀起英文版《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來了？這本書的文字要比《矛盾論》艱深許多。
　　
　　根據我的日記記載，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毛才開始讀《矛盾論》的英文版。
　　
　　在毛讀過的英文版《矛盾論》目錄的背頁上，毛親筆寫了三行字：“一九五六、五、十初讀”；“一九五九、十、三十一重讀”；“一九六一、十、九”。在最後一頁他又寫了一行字：
　　
　　“Ended at June 18，1956”。在《共產黨宣言》的扉頁上， 毛親筆寫了：“Begin at June18，1956”。在最後一頁親筆寫了“Ended at 1956.11.19”。
　　
　　這就是說，毛讀《矛盾論》英文版，第一遍是從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開始，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結束。六月十八日當天緊接著讀起《共產黨宣言》英文版，十一月十九日結束。
　　
　　凡是毛讀過的英文版書籍，如《矛盾論》、《共產黨宣言》等，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他都用蠅頭行草密密麻麻地作過注解。這些書都保存在中央檔案館。但在中央檔案館恰恰沒有李所說毛讀過的英文版《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本書。
　　
　　李誌綏說，一九五六年七八月間在北戴河，“我們每天晚上都讀英文”。但他始終說不出在讀什麽，因為他實在不知道毛當時正在讀什麽書。說他每天晚上都陪毛讀英文，這本來就是憑空捏造出來的。
　　
　　我倒可以把實際情況說清楚：從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毛在北京就開始同我讀《共產黨宣言》，先讀英文版《共產黨宣言》一書中的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邊讀邊議論。序言中談到：“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本身所說，是隨時隨地依現存的曆史條件為轉移的。”毛說：“可惜教條主義者就不懂得這個道理。
　　
　　……”毛的議論很多，過去我已經寫過文章介紹，這裏就不重複了。毛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從北京到北戴河後，繼續同我讀這本書。李誌綏對這些當然都一無所知。
　　
　　2、“徹夜長談”的真相
　　
　　毛讀英文的時間，絕大部分是在白天，在晚上學習隻是極個別的情況。根據我十多年的經驗都是如此。在北戴河，有很多時候，是毛遊泳前後在海濱浴場的休息室裏讀的。
　　
　　李誌綏為什麽連毛讀英文的時間都要胡編？這不難明白，因為如果不把他所說的幫助毛讀英文的時間放在晚上，他的所謂“徹夜長談”不就沒有著落了嗎？所謂毛對他個人所說的許多政治議論，不也就一概沒有著落了嗎？
　　
　　根據我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體驗，毛對身邊工作人員是非常照顧和體貼的。
　　
　　毛極少在夜間找我，即使夜裏有事要找我，要是過了十點多鍾，他總是要衛士先看一下我的房間的燈熄了沒有（我同毛的住所是前後院，相隔很近），如果我己睡下，就不要叫我，除非有急事。
　　
　　在毛寫給我的信中，有好幾封談到讀英文的事。這幾封毛的親筆信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檔案館。現將其中幾封摘要如下。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毛澤東給我的信中說：
　　
　　林克：
　　
　　請找列寧《做什麽？》、《四月提綱》（一九一七年）兩文給我一閱。
　　
　　我這幾天感冒未好，心緒不寧，尚不想讀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澤東給我的信中寫道：
　　
　　林克：
　　
　　……請你找December 8，1959，Vo1．2，No。49《北京周報》看一下，看Battling with Nature這一篇文章，將一切我不認識的字查明注出。
　　
　　我準備學習一下。
　　
　　一九六○年九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毛澤東在同年十月五日給我寫了一封短信，要讀這一卷的英譯本：
　　
　　林克同誌：
　　
　　選集第四卷英譯本，請即詢問是否已經譯好？如已譯好，請即索取兩本，一本給你，另一本交我，為盼！
　　
　　一九六○年《莫斯科會議聲明》發表後，毛澤東在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又給我寫了一封信：
　　
　　林克：
　　
　　莫斯科聲明英文譯本出版了沒有？請你找兩本來，我準備和你對讀一   遍。
　　
　　李誌綏大吹大擂，說是他教毛澤東學英文，可是他講不出這方麵的具體情況，當然更拿不出任何一件像這樣確鑿的證明來。
　　
　　據護士長吳旭君說，在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我去農村調查期間，李誌綏曾偶爾陪毛讀過幾次英文，但同毛讀英文的主要是吳旭君。
　　
　　事實上，李誌綏根本沒有擔任過教毛澤東學英文的任務。至於他借此編出的所謂毛常常同他“徹夜長談”，我可以斷言，這從來就沒有過。
　　
　　（三）李誌綏是否深得毛的信任，毛甚至提出要他當自己的秘書？
　　
　　1、“全能”的角色
　　
　　李誌綏在“回憶錄”中，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在毛澤東身邊的“全能”的角色。
　　
　　用這種辦法，使一些人真以為他的那本書有著很大的“權威性”。
　　
　　他時而是一個醫術高明、觀察精細的保健醫生，時而又是精通外文的毛的英文教員；時而是一個預知一切、洞悉一切（特別是關於國內重大政治問題）的近觀者，時而又是涉世不深、頭腦簡單可以作為閑聊對象的“清客”。
　　
　　他深得毛的信任，而又心懷貳誌，頗有些“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樣子。毛對他不但可以談黨內重大的人事安排，談自己對黨內高層領導人的看法，讓他出席許多重要會議，而且派他去見外國貴賓。
　　
　　在毛病逝之前，他又成了一位“全能”的“醫療組長”，指揮全國第一流的各科醫療專家進行搶救，而又能穿梭斡旋於各種複雜的政治關係之間，處變不驚，遊刃有餘。甚至連逮捕江青這樣的大事，汪東興都要求教於他。
　　
　　這一切，都使人感到太離奇了。
　　
　　就我所知，在毛身邊從來就沒有這樣一位身兼數項要職、“每天都隨侍在毛的左右”的工作人員。至於李誌綏，他當時不僅很少有機會見到毛，而且還害怕見到毛。用毛的護士長吳旭君的話說，“他躲還躲不及，他接近不了主席”。
　　
　　他每次都是先到衛士那裏了解毛這一段時期的身體情況，如果沒有異常情況，總是轉身就走，從不主動到毛的住處去。即使毛生了病，他也總是叫護士長吳旭君陪著他去。關於這一點，毛澤東的身邊工作人員，包括我、高智、吳旭君、孫勇、封耀鬆等等在內，都可以作證。
　　
　　高智還告訴我：“我們很少見到李誌綏，他很少到一組（由毛身邊工作人員組成）來，隔幾天才來一次。就是來了，也從不主動到主席那裏去。我每天好幾次給主席送文件，從來沒有見到他同主席坐下來談過話。我們工作很忙，沒有時間到門診部去看病，有時他來，向他要些藥吃。李誌綏這個人和我們都不一樣，從來不隨便說話。外出趕上陪主席散步，他也是離得遠遠的。”
　　
　　衛士封耀鬆說：“李誌綏見到毛主席就緊張。”
　　
　　就是這樣一個李誌綏，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把自己賣個好價錢，卻能厚著臉皮造出這樣的謊言：毛曾經考慮要他當秘書，汪東興也勸他答應下來，但他沒有同意。“毛要我除了讀讀《參考資料》外，還要做政治研究，寫報告給他”。
　　
　　為了這些事，我去問了汪東興。汪說：“根本沒有這些事，更談不上勸他接受了。毛主席從沒有要他教英文，當秘書，他也從沒有向我談過。如果毛主席對他有這些要求的話，他必須向我報告，我一定會知道。”汪東興還說：“我看了李誌綏的那本書，裏頭充滿了假話。”
　　
　　至於《參考資料》，在一組，當時能夠訂閱的人，隻有汪東興、葉子龍和我。
　　
　　毛從來沒有交給李誌綏一個讀《參考資料》的任務。他連一份《參考資料》都沒有，怎麽個讀法？如果說李誌綏偶爾也能看到《參考資料》的話，那是他到我那裏走動時，順手翻看一下而已。
　　
　　從書裏的敘述中也無意中透露出，李誌綏連《參考資料》是什麽性質的資料都不清楚。他在“回憶錄”裏說：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期間，“《參考資料》上滿是聲討、批判右派的報道和評論，毛讀了很多”。很多人都知道，《參考資料》刊登的都是外國通訊社，主要是西方通訊社播發的各種電訊稿，以及國外政界要人的講演、時評、政論文章等等，從不刊登國內報刊的消息，更不要說是什麽“批判右派的報道和評論”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也一直是這樣。
　　
　　2、弄巧成拙
　　
　　李誌綏還根據早已公開的秘密，故弄玄虛，給人造成他曾經與聞中共高層人事變動和重大決策的假象，結果往往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他對中共中央和毛本人政治生活的無知。
　　
　　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人都知道，毛從來不跟他們議論其他中央領導人，從來不談中央的人事安排和人事變動。這是一條原則。對此，毛是非常嚴格格守的。
　　
　　我同毛澤東的接觸比李誌綏要多得多，保守他說，也有幾十倍，況且我還是他的秘書，但毛從來沒有在我麵前談過這一類的事。
　　
　　李誌綏說，一九六六年四五月間，毛事先給他看了“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名單”。這完全不符合毛澤東處理這類問題的嚴格規矩。李誌綏和參加寫這本“回憶錄”的那些人由於是抄襲和編造的，而又不了解真實情況，弄出了許多錯誤。隨便舉幾個例子來說：
　　
　　第一，搞錯了機構的名稱，把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說成“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
　　
　　第二，搞錯了機構的組成情況。李誌綏說，毛給他看的名單上，“顧問陶鑄和康生，第一副組長江青，副組長王任重、張春橋”。而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最初名單上，顧問隻有康生一人；沒有設第一副組長；副組長（連同江青）不是三個人，而是四個人，就是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這個名單時，始終是如此。陶鑄兼任顧問，江青得到“第一副組長”的頭銜，都是這年八月間才有的事。
　　
　　第三，搞錯了名單的醞釀過程。李誌綏說，“毛告訴我，這個名單是林彪提出來的，原來沒有陶鑄和王任重，是毛加上去的”。名單裏最初根本沒有陶鑄，何來毛告訴李誌綏說是他加上的這一番話？而且，這個名單也不是林彪提出的。
　　
　　李誌綏還說，他看過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寫給江青的那封信，“在將信還給辦公廳前就抄了一份下來，保存至今日”，並稱江青“將信在少數核心領導人中印發流傳”。李誌綏這又是想顯示他與聞機密的身份和他公布這封信的神秘色彩，結果卻再一次露出了編造的破綻。
　　
　　其實，這封信裏麵有批評林彪的內容，當時沒有也不可能在黨內任何一個範圍內“印發流傳”。毛澤東寫成此信後，隻給那時在武漢的周恩來、王任重看過（李誌綏說“先交給周恩來及康生”，他又編錯了，實際上康生當時沒有看過）。後經毛同意將原信銷毀，銷毀前江青留下了一份抄件。
　　
　　至於中央決定將這封信印發向全黨傳達，那是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以後的事，自然李誌綏也會聽到或看到的。
　　
　　原信銷毀時留下的那份抄件，毛澤東曾經作過校閱，並且作了一些修改。如果李誌綏果真在當時早就將原信“抄了一份下來，保存至今日”，倒是一件重要的文獻稿本了。但隻要核對一下，就會發現：他在“回憶錄”中全文發表的這封信，同林彪倒台後作為中共中央文件按照毛澤東修改過的抄件向全黨傳達的那封信，一字不差，完全一樣。
　　
　　這個文件，國內很多很多人都看到過，如今更廣泛地見諸國內多種公開出版物，沒有什麽稀奇。李誌綏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連這樣的事情上都要故弄玄虛，幹出騙人的勾當，這也可以看出這本書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少了。
　　
　　3、兩個李誌緩
　　
　　因為李誌綏這本“回憶錄”偽造自己的經曆，抬高自己的身價，在造假中又經常露出馬腳，這就在書中出現了兩個李誌綏。一個是無時不在、無所不知的“李誌綏”，“每天都隨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個會議，出巡任何地方”，似乎什麽事情也逃不出他的眼睛。
　　
　　另一個則是保健醫生李誌綏，對政治上的事情了解不多，自稱“在糊糊塗塗之中渡過”，“完全與世隔絕”，“每次毛有‘客人’，我也避得遠遠的”，甚至有一段時間“很少見到毛”。
　　
　　這是李誌綏“回憶錄”裏無論如何也消弭不了的一個極大的矛盾。盡管“回憶錄” 經過許多“高手”的指點，又有經驗豐富的石文安（AnneF， Thurston）女士的“監督”
　　
　　（supervision），做了大量的手腳和掩蓋，但總沒有處理幹淨，後一個李誌綏還是若隱若現地出沒於書中。
　　
　　李誌綏就是一名醫生，他在一組的職務就是為毛澤東做保健工作。我作為毛的秘書，在十多年中，看過的機密電報、文件、內部資料，不下十幾萬件，李誌綏根本看不到這些材料。我參加的中央各種會議總有二三十次，而李誌綏連參加一次這種會議的資格都沒有。李與毛接觸的機會和時間很少，他能了解什麽機密？他能聽到多少毛澤東的談話？
　　
　　李誌綏吹噓自己“二十二年來我每天都隨侍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個會議，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裏我不隻是毛的醫生，我還是他閑聊的對手，我幾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細枝末節。除了汪東興之外，我可能是隨侍在他身邊最久的人”。這些又以何為證呢？李誌綏所能提供的東西少得可憐，很引起一些人興趣的就是幾張他與毛的合影照片（其中也有一些是作偽的），其他什麽也拿不出來。
　　
　　據我所知，凡是毛的身邊工作人員，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汪東興、葉子龍不說了，就說高智、徐業夫、羅光祿和我個人，都有毛澤東寫給我們的親筆信或便條，我就有幾十件。唯獨李誌綏這位據說是最受毛信任的、經常與毛“徹夜長談”的。同毛相處時間要數天下第二的人，卻連一件毛寫給他的信或便條都拿不出來。
　　
　　這難道不奇怪嗎？
　　
　　李誌綏本人和“回憶錄”的參與者們，出於他們的政治需要，硬把李誌綏往政治上扯，通過李的口說了許多同他的身份、地位、工作、能力十分不相稱的他自己懂也不懂的事情，還對一些重大政治問題作了種種分析、概括和判斷，不但十分荒唐，而且搞得自相矛盾、漏洞百出，顯得十分可笑。
　　
　　下麵，我們再看看，“回憶錄”究竟在重大曆史事實上編造了一些什麽謊言。



第二章 謊言與事實
　　
　　李誌綏在“回憶錄”的結尾寫道：“我要此書成為在毛澤東的極權統治下，平民百姓生靈塗炭，以及善良知識分子，為了求生存，不得不扭曲良知、犧牲理想的曆史記錄，申訴給公眾，”
　　
　　有著特殊政治色彩的黎安友在為這本書所寫的“前言”中更是畫龍點睛地寫道：
　　
　　“沒有任何一本官方傳記呈現了一幅比李醫生此書更真實的毛畫像。此書是有關毛--或許也是有關曆史上任何一位專製者--的著作中，最深刻入微的一本。”
　　
　　這些話盡管根本不符合事實，倒是把他們所以要出版並且用那麽大力氣來宣傳這本書的真實意圖說明白了。
　　
　　我在前麵已經說了，李誌綏和毛澤東的接觸十分有限，也並不了解多少中共高層領導的政治狀況，要他把這些“深刻入微”地寫出來，除了把一些道聽途說的東西拚湊起來以外，就隻有靠任意編造了。
　　
　　這自然談不上是什麽“真實的毛畫像”。對書中涉及的事實，如果一一加以駁正，實在是說不勝說。我隻能就其中的若幹重大間題，根據我的所見所聞，參考現在保存著的文獻記載，說明一些事實真相。
　　
　　（一）關於中共八大
　　
　　李誌綏這部“回憶錄”的中心內容，是以中共八大為起點、“文化大革命”為終結，來刻意描述被它稱為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之間的“權力鬥爭”的。
　　
　　中共八大前後毛與劉、鄧等人的所謂嚴重分歧和矛盾，是這部“回憶錄”全部立論的一個重要基點。
　　
　　1、是“權力鬥爭”嗎？
　　
　　為了讓讀者了解李誌綏和“回憶錄”的參與者們在這個問題上是怎樣胡編亂造的，我不得不占用一些篇幅把書中的有關部分抄錄如下：
　　
　　“劉少奇負責講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最重要的政治報告。這報告的起草討論須經毛先行過目和修改。後來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告訴我多次--劉少奇的政治報告事先沒有送交毛過目。那時即將擔任新職（黨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要毛休息，不參加會議。”
　　
　　“毛說：‘我提出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可是我仍然是黨的主席啊。召開八大為什麽事先不同我打招呼，八大的政治報告起草討論，我沒有參加，事先稿子也不給我看，說是來不及了。我又沒有離開中國，有什麽道理說來不及，不讓我看一看呢？’”
　　
　　“我不確知毛究竟批閱過劉的政局報告沒有，但他顯然不喜歡其中強調經濟建設並避開階級鬥爭的論調。 我想毛跟我發的牢騷， 是他在氣頭上的話。八大路線（即堅持集體領導、發展經濟、反對個人崇拜、主張實事求是等）從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後所有的政治行動--共產黨整風、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全是為了推翻‘八大’所製定的總路線而做的出擊。”
　　
　　“毛在‘八大’中做了開幕講話。我隨同毛出席了開幕和閉幕會議，並在後台聽了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我一聽到劉、鄧兩人的報告，就知道毛一定會大為震怒。
　　
　　我也非常驚駭。毛的確有理由覺得中央在壓製他。劉的政治報告和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讚揚集體領導路線，反對個人崇拜。鄧小平進一步向黨代表保證，中國絕對不會出現個人崇拜。鄧修改的新黨章中，不但刪掉‘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這句話，並為毛設立了榮譽主席的職位--這些都顯示毛的黨主席職位並非終身職，黨領導要他交出權力。”
　　
　　“我在‘八大，會議中首次發現，毛和他的指定接班人劉少奇之間，存在著如此重大的歧異。‘八大’是毛與劉、鄧兩人關係的轉折點。毛覺得中央領導是有意排擠他，並且想削減他的權力。”
　　
　　這些話簡直都是天方夜譚。
　　
　　召開八大事先不同毛澤東打招呼，八大政治報告的起草討論，毛澤東沒有參加，事先連稿子都不給他看。這難道是可能的嗎？
　　
　　隻要稍微懂得一點中國共產黨常識的人，一看就知道這全是胡說。
　　
　　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樣的大事，作為黨的主席的毛澤東居然會事先不知道，還要別人向他打招呼；大會的政治報告居然會不讓他參加討論，連過目都不讓他過目。自稱與聞中國共產黨最高機密的李誌綏，怎麽會說出這麽一大堆違反常識的話呢？
　　
　　就在“回憶錄”的第一七一頁上又明明這樣寫著：一九五六年毛說：“我這次到北戴河來，中央有些事要解決，下半年要開第八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這樣兩處截然相反的說法，竟然都是通過同一個李誌綏的口說出來的，叫讀者該相信哪一種說法呢？
　　
　　我的日記中記著，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到達北戴河不久，八月份毛澤東不但認真看了劉少奇的政治報告初稿，還看了周恩來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初稿。
　　
　　事實上，確定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開中共八大，是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由毛澤東自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作結論時宣布的。從大會的籌備（主要是劉少奇的政治報告的起草工作），到大會的召開，都在毛澤東的直接指導下進行。
　　
　　在檔案中記載得很清楚：從一九五六年七月六日到九月八日，毛澤東分別在北京和北戴河主持政治局會議、八大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會議以及少數起草人的會議，專門討論修改八大政治報告，前後共達十九次之多。其中，除少數幾次是毛澤東同幾位起草人的談話以外，劉少奇參加了全部會議，鄧小平隻有一兩次會議沒有參加。
　　
　　直到八大開幕前幾天--九月六日至八日，毛澤東還連續三天分別同劉少奇、周恩來、陳伯達、胡喬木研究八大政治報告的修改問題，最後一次談的是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建設這一部分的修改。
　　
　　從八月上旬直到九月十四日（八大開幕的前一天），毛澤東的主要精力就用在指導並親自修改八大政治報告上。在現存的八大政治報告起草過程中的八十多份修改稿，經過毛澤東本人修改的有二十一份，增加了許多重要內容。
　　
　　在修改過程中，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以及陳伯達、胡喬木、陸定一等人交換意見十分頻繁，僅毛發出的有關信函就有二十四件，其中大部分是寫給劉的。例如：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給劉的信中寫道：“此件（指政治報告槁‘關於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問題，部分。--林克）已經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請酌定。”政治報告臨近定稿時，毛澤東在九月十一日又寫信給劉少奇說：“你和周總理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請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這些修改，請令人將三個本子上的修改處抄在一個本子上，並立即打清樣，付翻譯。”（見書前圖片專輯）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修改黨章的報告所作的修改和提出的意見，雖然沒有對劉的政治報告那樣多，但同樣是認真審閱，並親筆修改。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寫給鄧的信中說：“此件（指鄧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修改稿。--林克）看了一遍，覺得大體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請你們酌定。在第二十三頁上批了一點建議修改的意見，請考慮。許多句於太長，不好讀。我在第三十二頁的一段中試增了一些標點，請考慮全文都增加一些標點。”
　　
　　九月十三日，毛在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談到劉、鄧和周恩來的三個報告的修改過程時說：“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過來推翻過去，這也說明我們是有民主的。不管什麽人寫的文件，你的道理對就寫你的，完全是講道理，不講什麽人，對事不對人。”這三個報告就是在毛的主持下，由這次中央全會通過的。
　　
　　李誌綏的書中所謂毛說八大政治報告起草討論，“我沒有參加”，“事先稿子也不給我看”雲雲，究竟是像黎安友所說的“真實”而“深刻入微”，還是純粹造謠？用不著我說，讀者大概都可以自己作出結論。
　　
　　請讀者注意，凡是關鍵問題、要害間題，“回憶錄”的作者們總是讓毛澤東出來說話，而且往往又隻是對李誌綏一個人說的。反正毛已作古，死無對證，他們認為可以根據某種需要，想要毛說什麽話就讓他說什麽活。李誌綏為什麽要憑空捏造、給自己戴上一個教毛學英文的頭銜，說他可以經常同毛“徹夜長談”，無非就是為編造種種離奇古怪的政治謊言作鋪墊的。
　　
　　2、毛澤東不支持八大路線嗎？
　　
　　至於李誌綏所說“八大路線（即堅持集體領導、發展經濟、反對個人崇拜、主張實事求是等）從未得到毛的支持”，上麵介紹的情況就已可說明這全是瞎說。但因為這個問題很重要，我想再補充說幾句。
　　
　　中共八大以經濟建設為主要議題，正是毛澤東確定的。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七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說：“這一次重點是建設。有國內外形勢，有社會主義改造，有建設，有人民民主專政，有黨，報告裏麵有這麽幾個大題目，都可以講。但是重點是兩個，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經濟建設。這兩個重點中，主要的還是在建設。這個報告（指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林克）的主要部分，三萬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講建設。”
　　
　　在政治報告裏，有一段經過毛推敲斟酌而引人注目的文字，是這樣寫的：“目前我們黨的中心任務，就是要依靠業已組織起來的勤勞勇敢的六億中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來進行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國經濟落後和文化落後的狀態，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富裕起來。”
　　
　　八大強調集體領導，提出防止個人崇拜，也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早在八大舉行前五個多月，即一九五六年四月初，毛澤東在審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時，特意加寫了幾段批評個人崇拜和維護集體領導的文字，例如：“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後期，愈陷愈深地欣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製，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製度。”“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製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
　　
　　鄧小平的修改黨章報告中講集體領導和防止個人崇拜的內容，就是遵照毛澤東的這些意見寫的。
　　
　　毛澤東是不是從中共八大開始，對劉、鄧越來越不滿？不。恰恰相反，正是在八大前夕召開的七屆七中全會上，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增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四位副主席，推舉鄧小平任總書記。七屆七中全會上有一段毛、鄧的話，可以清楚他說明毛當時對鄧小平的看法。
　　
　　鄧說：“我還是比較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
　　
　　毛說：“他願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願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於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讚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他比較周到，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麽怕，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
　　
　　回過頭來，再看看李誌綏書裏所講“‘八大’是毛與劉、鄧兩人關係的轉折點”、“鄧小平要毛休息，不參加會議”等等，真不知道他在胡說些什麽。
　　
　　“回憶錄”還說，“鄧修改的新黨章中，不但刪掉‘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這句話，並為毛設立了榮譽主席的職位”。事實上，那時首先提出不要再提“毛澤東思想”的，正是毛澤東自己。
　　
　　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毛在審閱中共的一些重要文件包括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時，把“毛澤東思想”統統改掉，或者刪去，有的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有的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共中央宣傳部根據毛的指示，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專門發了關於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通知。通知說：“毛澤東同誌曾指示今後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後黨內同誌寫文章做報告，應照毛澤東同誌的指示辦理。”毛在審閱這個通知時，還親筆加寫了一句話：“在寫文章做講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同誌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誌的著作’等字樣。”這個通知下發的時間，離開正式宣布召開八大隻有三個月，離八大正式召開也隻有一年零九個月。
　　
　　至於設立黨中央名譽主席的建議， 也是毛澤東提出來 的。毛的出發點是為黨和國家的安全著想。對這些問題，李誌綏和“回憶錄”的參與者們，不知底裏，妄加評說，硬歸結到了一個他們十分喜愛用的概念，叫做中共“權力鬥爭說”。舉一可以反三。他們關於中國共產黨曆史的許多嚴重錯誤的結論，根據往往就是這麽來的。
　　
　　李誌綏還說，他陪同毛出席了八大會議，“我一聽到劉、鄧兩人的報告，就知道毛一定會大為震怒。我也非常驚駭”。“我在‘八大’會議中首次發現，毛和他的指定接班人劉少奇之間，存在著如此重大的政治歧異。”
　　
　　李誌綏甚至借我向他介紹情況之口，說毛對八大各項決議“極為震怒”。這倒真使我“非常驚駭”。我人還在，他居然就能這樣造謠，真不知該說他什麽好了！
　　
　　無中生有地編造謊言，總是很難把話說圓，稍不小心，就會露出漏洞來。李誌綏這本書的中文版第四五六頁上有一句十分醒目的話：“我這時（指一九六六年八月，著重點是我加的。--林克）才完全明白，毛在一九五六年第八次全國代表會議上就對劉少奇及鄧小平深為不滿。”不知怎的，李誌綏大概是忘記了他前麵說過的話，原來他發現毛在八大對劉、鄧“大為震怒”或者“深為不滿”，是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發動之時，而不是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開幕之日。這類自相矛盾的紕漏，在編造謊言的人那裏總是會要不斷出現的。
　　
　　3、毛何以對警衛工作不滿？
　　
　　李誌綏還把一些毫不相幹的事情同八大拉扯到一起，給它們塗上一層濃厚的“政治”色彩，塞進所謂“中共權力鬥爭”的私貨。“回憶錄”中的所謂毛對警衛工作惱怒，大發脾氣，就是一例。
　　
　　“回憶錄”中說：“但毛平息怒氣（指所謂八大時毛對劉、鄧的不滿。--林克）的策略，是先針對敵手的下屬迂回攻擊，而不是直接鏟除真正的目標。”“一九五六年，八大開幕，國慶日後不久，毛便爆發了。”“毛不能明說他真藍生氣的原因--羅、汪兩人過於服從黨組織，凡事都要向劉少奇報告。”“八大後，羅、汪仍照舊前去向黨中央報告毛的起居一切，這使毛大為惱火。”
　　
　　關於這件事，我也問了孫勇。他是這樣說的：
　　
　　“八大那個時候，是我們黨及中央領導人之間最團結、最融洽的時候。中央發生分歧是‘大躍進’、廬山會議以後。毛主席批評警衛工作與八大毫無關係。對警衛工作，不僅主席有意見，少奇同誌、周總理、陳雲同誌也有意見，不滿意。主要是感到警衛森嚴，限製大多，與群眾隔離，脫離了群眾，有時惹得他們生氣。他們有意見也不是從一九五六年才開始的。一九四九年進城以後就有意見了。有一次政治局開會，在正式開會之前，大家對警衛工作提出批評，我記得有總理。陳雲同誌。
　　
　　我從延安時期，就為中央首長做警衛工作。那時首長經常接觸群眾，在轉戰陝北時還住在老百姓家裏，同群眾沒有隔膜。進城以後，情況變了，社會情況複雜了。我們警衛工作很緊張，限製是多了一點，因為怕出事，目的是要確保首長的安全。這樣，首長就覺得不自由了，與群眾隔離了，脫離群眾了。主席就曾多次批評警衛工作脫離群眾。中央首長對警衛工作有意見，甚至不滿，主要就是這個。李誌綏說，毛生氣的真正原因，是羅瑞卿和汪東興把‘毛的起居一切’都報告了劉少奇、黨中央，這完全是瞎扯，是絕對沒有的事。李誌綏根本不知道情況，在那裏胡說。”
　　
　　“回憶錄”中關於中共八大的種種謊言，單憑李誌綏那點本事，是編不出來那麽多的。“八大，是毛與劉、鄧兩人關係的轉折點”，這是點睛之筆。這句話我很熟悉，這正是一些西方學者包括像黎安友這樣的人所持的一個重要觀點。他們用這個觀點來解釋和說明中共以後發生的許多重大曆史事件。這次不過是又刻意地借著李誌綏這本書搬用過來，仿佛又找到了這個當時並不在場的所謂“當事人”的“回憶錄”來“作證”罷了。
　　
　　（二）關於毛澤東發動整風和反右派鬥爭的動機李誌綏在“回憶錄”裏說：毛對八大決議極為震怒，便借機發動整風，鼓勵民主人士提意見，“向毛自己認為最需要改造的黨內人士（包括劉少奇和鄧小平）和政策進攻”。“他萬萬沒有料到批評的箭頭會轉而指向他本人”，又“不得不在黨內求和解，以一致對付黨外人士”。李的結論是：“如果當時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未涉及到毛，那末‘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十年。”
　　
　　事實是這樣的嗎？
　　
　　1、毛澤東因何要整風？
　　
　　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在一九五七年開展整風運動，“‘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為什麽要整風呢、是要解決執政黨脫離群眾的問題，而這恰恰是劉少奇首先提出來的。
　　
　　一九五六年波匈事件發生以後，劉少奇感到執政黨脫離工農群眾的問題，是一個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他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如果我們不加以注意的話，也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他認為，這次整風就是要解決部分黨員在黨執政情況下產生的“特殊的思想，特權的思想，站在人民頭上的思想，社會沙文主義的思想，脫離人民群眾。主觀主義跟命令主義的思想，官僚主義的思想”。劉少奇的這些觀點得到毛澤東的讚同。
　　
　　後來，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使這次整風有了明確的指導思想。
　　
　　在這段時間裏，毛澤東的活動非常繁忙。三月間，他出巡外地，先後在天津、濟南、南京、上海等地多次講話，闡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動員整風。
　　
　　四月七日，他回到北京，又同劉、周、陳、鄧、彭真等人研究討論整風問題，幾乎每天都要開會，氣氛是和諧融洽的，意見和看法是一致的。毛澤東幾乎集中全部精力研究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和整風問題。
　　
　　毛、劉等希望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是真誠的。一方麵是由於有波匈事件的前車之鑒，另一方麵也是想由此造成一種生動活潑、有利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政治空氣。
　　
　　五月十日，《解放日報》摘要刊登上海中小學教師座談會的發言，揭露出不少黨員幹部脫離群眾的問題。毛看後，特地批給劉、周、陳、鄧、彭傳閱，並且寫了這樣兩段話：“這一整版值得過細一看，不整風黨就會毀了。”“請你們注意看上海解放日報、南京新華日報、上海文匯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集中看人民內部矛盾和我黨整風消息，這是天下第一大事。”
　　
　　這時已是五月中旬，毛仍然把報紙上反映的各種意見，包括對共產黨提出的尖銳批評意見，看作是“值得過細一看”的，絲毫沒有提到敵我問題。
　　
　　這一時期，毛澤東是真心真意鼓勵黨外人士提意見，談不上什麽“引蛇出洞”的問題。他認為，黨在群眾中威信很高，整掉脫離群眾的作風以後，威信會更高。
　　
　　2、從整風到反右
　　
　　一九五七年五月初和五月中旬，中共中央統戰部分別召開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和工商界人士座談會。兩個座談會總的氣氛是好的，提出了許多尖銳但又是善意的批評。有極少數人借機發難，否定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否定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兩個座談會期間，毛多次聽匯報。這極少數人的言論，引起他的警覺，感到事情並不是完全如他所預期的那樣發展。五月中旬，毛在聽取匯報中得知，極少數人在會上提出要“輪流坐莊”，還要搞“海德公園”。他當即表示：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他決定把會上的言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毛的心情是沉重的，甚至是憂慮的。他關心的是國家政權的穩定，而不是個人地位的安危。有一次他對我說：你看我們的政權能不能穩得住，會不會亂？
　　
　　當時毛的確因為患感冒而身體不適，並不是李誌綏捏造的什麽我所說的“毛這次是受到重大打擊，而形體衰弱，精神憂抑”。我根本沒有說過這種話。李誌綏作為一個醫生，講到病人的病情，他連起碼的職業道德都不要了，更不用說一個正派人應有的道德了。
　　
　　毛派我和胡喬木等人到北京各大學去看大字報，回來向他匯報，連續了好幾天。
　　
　　五月，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供黨內高級幹部閱讀。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也就是“引蛇出洞”的策略。
　　
　　在這篇文章裏，毛認為：“多數人的批評合理，或者基本合理，包括北京大學傅鷹教授那種尖銳的沒有在報紙上發表的批評在內。”“他們的批評是善意的。”
　　
　　“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五月十六日，毛就如何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問題，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黨內指示。
　　
　　從以上事實中我們可以得出幾點認識：
　　
　　一、發動全黨整風，是毛，劉、周、朱、陳、鄧等人的一致意見，是中共八大之後加強執政黨建設的重要措施，決非像李誌綏所說是黨內高層鬥爭的產物。整風的目的，是要解決執政的共產黨脫離群眾的問題，貫徹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以便調動黨內黨外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這也就是八大路線的精神。李誌綏說什麽整風是由於毛對八大路線的“震怒”而引發的政治鬥爭，真是南其轅而北其轍，不知扯到哪兒去了！
　　
　　二、毛澤東鼓勵民主黨派和其他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最初的目的是要用黨內黨外的批評互相結合的方法解決執政黨脫離群眾的問題，決非像李誌綏所說從一開始就是搞“政治圈套”，借民主黨派解決共產黨內“權力鬥爭”。
　　
　　三、“引蛇出洞”的策略，是在毛認為出現了右派分子要同共產黨“輪流坐莊”、否定社會主義製度的特定情況下提出的。即便如此，毛從主觀上仍是力圖將少數右派分子同真心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廣大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嚴格區分開來，決非像李誌綏所說是將矛頭對準整個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
　　
　　四、反右派鬥爭以後，毛從理論上重新考慮國內的主要矛盾問題。由於對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估計過分嚴重，誇大了階級鬥爭，對國內主要矛盾作出錯誤的判斷，從而改變了八大路線，改變了直至一九五七年三月他還一再強調的“現在處於轉變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這個觀點，成為後來毛的一係列政治失誤乃至犯嚴重錯誤的理論根源。
　　
　　3、是“政治圈套”嗎？
　　
　　由於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過於嚴重，使得反右派鬥爭嚴重地擴大化了，傷害了黨內黨外一大批好人，給他們帶來極大的痛苦，這是毛澤東的錯誤。
　　
　　但是，這場鬥爭的出現及其不幸的結局，都超出了毛澤東預先的估計和部署。
　　
　　李誌綏把這些情況都說成是毛在事先有計劃、有步驟搞的一個“政治圈套”，甚至追究到所謂中共八大開始出現的毛與劉、鄧的“矛盾”，甚至說毛預先就說出會有幾十萬右派。這就完全違反了事實。
　　
　　“回憶錄”中引述了毛在七月初對李關於反右派問題的一大段談話。不明真相的讀者很可能認為真有這麽一回事。實際上這些全是假的。作為李誌綏聽到毛講這段話的主要根據，就是他所說的一九五七年七月這次南行的行程，而這是胡編的。
　　
　　“回憶錄”是這樣寫的：“專列的駛停，仍以毛的作息時間為轉移。我在火車上發現，隨行的人大大減少。”“這次南行，一中隊隻出來十來個人，警衛處隻派了一個人，其餘就是秘書、衛士和我了。”“一路上談話，講的都是反右派問題，毛不像在北京時的消沉，顯得精神高昂，語言有力。毛在那期間跟我說的許多話，直至今日，猶仍在我耳邊回響。”“我們先去山東濟南，然後到上海。……毛此次的上海之行是公開的。他要全國人民知道他仍是最高領導，他策劃的反右派運動已正式展開。”“我們旋即離開上海，到以西湖馳名的杭州。”毛在杭州作了一次講話，幾天後便乘專列到了南京。從南京乘飛機到濟南，“第二天毛在省委禮堂會見省委和濟南軍區的幹部。毛的講話內容仍是反擊右派，與一路所講的相同”。然後到青島。
　　
　　根據我的日記記載，毛澤東這次外出，是七月一日從北京乘飛機當天直達杭州的（上午五時五十五分起飛，九時半到杭州），而不是乘專列。檔案記載和我的日記是一致的。可見，李誌綏說“我在火車上發現，隨行的人大大減少”雲雲，純屬子虛烏有。
　　
　　這次毛根本沒有到濟南（他是七月十二日由南京乘飛機直接到青島的，當天上午六時半起飛，八時半抵青島），怎麽會在濟南“會見省委和濟南軍區的幹部”呢？怎麽會同他們說什麽反擊右派的問題呢？
　　
　　李誌綏還造了我的謠。他說：“我不在時，林克跟毛接觸最多（這又是李誌綏為抬高自己的身價而說的謊話，不客氣他講，李誌綏和毛接觸的機會是無法同我相比的。--林克）。他跟我談起他對毛的政治評估。林的看法，在當今這個局勢下，毛不得不在黨內求和解，一致對付黨外人士。”
　　
　　這完全是憑空捏造出來的。我從來沒有對李誌綏說過這樣的話。在我的頭腦中，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對毛的這種“政治評估”，因為這是根本違反事實的。再說，那時李誌綏不過是一個剛剛到任的保健醫生，我怎麽能同他談這類問題呢？
　　
　　李誌綏在其“回憶錄”中，常常用這種手法：把他想要說的話，強加在別人的頭上，特別是借同毛接近的人的嘴說出來，有時甚至還有對話，讓讀者看起來，仿佛是有根有據、真實可信的。對我是如此，對別人自然也會如此，至於那些已不在人世的人就更不用說了。這一點，請讀者務必注意。
　　
　　（三）關於一九五七年米高揚秘密來華
　　
　　李誌綏的“回憶錄”中說：“米高揚一行人到了杭州，想跟毛討論中國核武器發展計劃。毛要我去見見米高揚。”“米高揚同我談起原子彈的可怕。”據李誌綏“回憶”，他和米高揚還討論了一陣子原子彈問題。
　　
　　隨後，李誌綏將他與米高揚的談話告訴了毛。“毛說：‘米高揚同我說，有他們的原子彈就夠了，他們的原子彈傘可以蔽護我們。蘇聯其實是想控製我們，不要我們生產原子彈。蘇聯生怕我們不服他的控製，怕我們得罪美國。我們是從來不受誰的控製，也不怕得罪哪個。我們是搞定了原子彈了。我常說，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誰也不要想限製、控製、嚇唬我們，你控製，我就反控製。誰也不要想做我們的太上皇。’”
　　
　　李在編造了這一番對話後，筆鋒一轉，道出了他真正要說的話：“對毛來說，原子彈炸死一千萬、兩千萬人都算不得什麽。所以殺掉幾十萬個右派又有什麽好大驚小怪呢？”
　　
　　這一切，全部是無中生有的編造。
　　
　　1、來華使命
　　
　　米高揚這次秘密來華，唯一的使命，就是向中共中央通報蘇共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反黨集團”的情況，根本沒有同毛澤東談原子彈問題，更談不到什麽“中國核武器發展計劃”。
　　
　　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王稼祥等在杭州會見了米高揚。根據當時的談話記錄記載：這次會談，從五日晚七時半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淩晨三時半（中間吃飯時間四十分鍾）。主要由米高揚通報情況，毛、周等偶爾插話和提問。毛澤東也向米高揚簡單提了一下中國的反右派問題，還談到他第二次訪蘇的日期問題。
　　
　　毛澤東在聽完米高揚的情況通報之後，當即向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決定支持蘇共中央的決定，並讓翻譯將中共中央致蘇共中央的電報讀給米高揚聽。在整個會談過程中，李誌綏根本不在場，也不可能在場，他對談話內容毫無所知。
　　
　　至於李誌綏講，毛澤東要他去見米高揚，真是編造得絕頂地荒唐離奇。米高揚來，毛澤東竟會派他的一個剛剛到任的保健醫生去談原子彈這樣極端機密而敏感的問題，這本來是任何一個頭腦健全的人都不會相信的，但我還是去查證了一下。
　　
　　關於這件事情，最了解情況的是當時負責俄文翻譯並全程陪同米高揚的閻明複。
　　
　　我問了閻明複。
　　
　　他說：“米高揚七月五日到杭州後，就說他腰痛。當晚，他同毛主席等領導同誌會談，會談一直到第二天淩晨三點多鍾，接著就去休息了。他離開後，我給葉子龍講了米高揚說他腰痛的事。葉子龍說，讓李大夫帶人去看看（請讀者注意，不是毛澤東，而是葉子龍叫李誌綏去米高揚那裏。--林克）。那天中午十二點多鍾，米高揚才起床，李誌綏帶了一位名叫孫振衰的年輕大夫來給他針灸。由於一點多鍾飛機就要起飛，李誌綏和孫大夫前後隻呆了十幾二十分鍾就離開了。其間，李誌綏除了問了問米高揚的病情以外，根本沒有談別的事。我一直在場。我是翻譯，李誌綏不懂俄文，不通過我他怎麽與米高揚交談呢？”
　　
　　我告訴閻明複：“李誌綏的書裏說，他與米高揚談了原子彈問題。”
　　
　　閻說：“這是胡說八道！”
　　
　　李誌綏還講到，毛澤東說蘇聯想控製中國，不讓研製原子彈。這也是捏造。當時，蘇聯政府正準備同中國簽訂幫助中國利用原子能的協議，還要派專家來。
　　
　　2、“一反對，二不怕”
　　
　　好了，李誌綏造假造得太離譜了。那些假東西，他以為寫得越是具體細致，越是繪聲繪色，越容易使讀者相信。但是他沒有想到，這類假東西，一經戳穿，他就越要觸黴頭。相信過他的話的讀者，就會有一種受到欺騙、受到侮辱的感覺，看到那個在他們麵前有聲有色他講“故事”的人其實是一個人格卑劣的騙子，這種人的話還能夠相信嗎？
　　
　　寫到這裏，我想起黎安友教授在該書前言中對李誌綏的一段評價的話：“李誌綏那張坦蕩而帶著微笑的圓臉，在毛眾多家臣的團體照中，特別突出。他直率的表情、柔和的笑容，和整潔的打扮，在在都掩不住他所受的西方訓練。李醫生的外國氣質和西方儀態似乎既說明了他的才幹，又說明了他的弱點，因此使他顯得特別不可多得。”
　　
　　黎安友這些話，其實不過是在替這本書做廣告，把它“包裝”得更誘人一些。
　　
　　這倒反映出現在出版的這本書實際上正是說出了黎安友之流想說的話。
　　
　　但人們一旦了解了事實，自然會問：李誌綏真的是“坦蕩”和“直率”嗎？難道在黎安友看來，經過“西方訓練”出來的、具有“外國氣質和西方儀表”的人，就應當是這個樣子嗎？
　　
　　如果說，李誌綏編造謊言，欺騙世人，是沒有道德和良知的表現，那麽，他對毛澤東進行人身攻擊，則說明他連做人的起碼準則都丟掉了。
　　
　　他說：“對毛來說，原子彈炸死一千萬、兩千萬人都算不得什麽。所以殺掉幾十萬個右派又有什麽好大驚小怪的呢？”
　　
　　誰都知道，毛澤東對戰爭（包括核戰爭）的態度，曆來是：一反對，二不怕。
　　
　　首先是反對，這是前提。新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由他和周恩來奠定並一貫堅持的。其次是不怕。人家要打（包括核戰爭），怕有什麽用？你越怕，人家可能越要打你；你不怕，有準備，反而他不敢來。這就是毛的辯證法。
　　
　　正是本著爭取和平、避免戰爭的基本態度，他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訪問莫斯科時說：“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著重號是我加的。--林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我們中國還沒有建設好，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隻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
　　
　　任何一個不抱成見的人，都不會認為這是一種對原子彈炸死一兩千萬人“都算不得什麽”的態度。相反，這是對人類進步和世界和平抱有樂觀主義的態度。毛澤東有時說過一些極而言之的話，這決不意味著他不在乎死多少人，而是說即使死了那麽多人，隻要正義的力量存在，戰爭的勝利就一定屬於愛好和平和維護正義的人民。
　　
　　至於說，“殺掉幾十萬個右派又有什麽好大驚小怪”，更是無稽之談。大家都知道，對於內部審幹肅反，毛澤東從延安時期就定下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針，並一貫堅持。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都不殺，後來他們還分別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李誌綏之流，用這種惡毒的語言對毛進行人身攻擊，天理難容！
　　
　　（四）關於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的兩件事1、毛彭“衝突”
　　
　　一是所謂彭德懷拒絕與毛澤東談話。
　　
　　李誌綏在“回憶錄”裏，詳細講述了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情況，似乎他就在現場。其實，李誌綏作為一名保健醫生，雖然跟著上了山，卻根本參加不了會議。當時他對廬山會議的情況所知甚少。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些參加過廬山會議的人，寫了不少有關這次會議的回憶材料，有關方麵也公布了一些檔案。李誌綏的“回憶錄”利用了這些材料，由於他們真假不辨，連有些不實的材料也照抄過來。書中關於彭德懷拒絕同毛談話的敘述，就是其中一例。
　　
　　李誌綏稱：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體會議之前，“彭德懷曾私下去和毛談過一次話，並當麵頂了起來”。“散會時，彭立刻走了出去。毛走出禮堂，向山坡下行走，這時彭又向山坡走過來。毛立住腳說：‘彭老總，我們再談談。’彭紅著臉，右臂在頭上一甩，大聲說：‘現在還有什麽好談的，不談了。’毛又說：‘我們有不同的看法，還是可以交換意見嘛。’彭匆匆走過，說：‘現在沒有什麽好談的了。’”
　　
　　李誌綏的這段“回憶”，是抄別人的，隻是改了一些字。經核實，這段回憶並不準確。這次會後，彭德懷確實同毛澤東匆匆談了幾句話，但是沒有頂嘴，更沒有拒絕同毛談話。我倒是參加了廬山會議的。散會後，我正走在毛澤東後邊，那時周圍的人很多，”我隻聽見他們簡單交談了幾句話，並沒有見他們之間發生爭吵。
　　
　　據《彭德懷傳》說：彭德懷“出了會場走出不遠，周恩來派人追來，請他去開會。彭德懷猛一回頭，看到毛澤東夾在人群中正朝他這邊走來。被一種難以克製的力量推動著，彭德懷迎過去，走到毛澤東身邊說：主席，那封信是我寫給你作參考的，為什麽把它印發了？”“毛澤東愣了一下，回答說：你也沒有講不要印發嘛。”
　　
　　這個記載，主要是根據彭德懷當年寫的廬山筆記。其中寫道：“信上明白寫了是給你參考的， 是否有參考價值， 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我們三十餘年患難相處，我七月十四日的信真有那樣嚴重的錯誤，你要印發，展開討論，也可以先找我談談吧！我當時盡量抑製了激動的感情，避免爭吵，離開他到總理處開會去了。”（著重號是我加的。--林克）
　　
　　李銳也是這次彭毛碰麵的目擊者。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散會後，我們離開小會場不遠，回頭看見彭德懷擋著毛澤東在說話。（後來知道，是彭德懷申明，這封信隻是供主席個人參考的，沒有準備印發給大家。）”
　　
　　據高智前不久說：“廬山會議期間，有一次主席要我聽聽大會，我一進會場，看到一位同誌正在大聲批判彭德懷，講到長征期間的一些事。我聽了一會就離開會場，回來報告了主席。大概過了兩三天，彭總打電話說要見主席。我報告了主席，主席說，好啊，請他來。這天上午，彭總來到主席的住處，我帶他進去。一見麵，彭總還向主席問好。起初，我還有些擔心，在門口坐了五六分鍾，一直聽不到房間裏高聲說話，就放心地走開了。這是開始批判彭總不。幾天發生的事。”
　　
　　這些材料都說明，彭德懷盡管對毛的講話有意見，但是並沒有拒絕同毛談話。至於李誌綏所說七月二十三日全體會議之前彭曾私下和毛談話，當麵頂了起來，更是道聽途說的事。
　　
　　2、毛賀會麵
　　
　　毛澤東一九五九年在廬山同賀子珍見麵的情況。
　　
　　毛澤東在廬山接賀子珍上山會麵，確有其事，這些年已公開發表了一些材料。
　　
　　李誌綏借此大事渲染，像寫小說一樣，編織了許多故事，作了細膩的描寫。不僅有毛賀之間的對話，而且賀子珍什麽時候“眼睛開始紅潤，沁出了淚水”，什麽時候“神情越加激動”，什麽時候“臉色出現淡紅色”，等等，都有詳細記述，仿佛他就在旁邊一樣，而且還知道毛賀會見前偽通信內容。更有甚者，李還捏造了賀子珍走後，毛和他之間的一段對話。李誌綏這樣明目張膽地造假，是不是還知道人世間有“羞恥”二字？
　　
　　其實這次會麵，毛澤東當時為了避免引起麻煩，除值班衛士封耀鬆外，避開了所有的身邊工作人員，李誌綏就夏不用說了。我也是在事後很久才聽說此事的。
　　
　　既是造假，肯定就要出錯。
　　
　　首先一個大錯，就是把毛賀見麵的時間搞錯了。李在“回憶錄”中稱：“一九六一年夏季，毛叫他的第二位妻子賀子珍前來廬山。”事實上，這次會麵是在一九五九年七月的第一次廬山會議期間，不是在一九六一年夏季的第二次廬山會議期間。
　　
　　這本號稱提供“全球第一手資料”的“回憶錄”，卻連這樣最起碼的事實都弄錯了，原因在於當時李誌綏根本不知道這次會見，而在他的“回憶錄”中，卻要冒充自己在現場，胡編亂造一氣。
　　
　　據水靜（當時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的夫人。在“回憶錄”第二○○頁上，李誌綏張冠李戴，把她說成是當時山東省委書記“舒同的夫人”。--林克）回憶，一九五九年七月七日，楊尚奎要她接賀子珍上廬山。七月八日下午三時，水靜和賀子珍準時從南昌出發，到達廬山枯嶺，在事先安排好的二十八號房住下。
　　
　　第二天晚上九時左右，毛澤東在廬山一八○號院住處同賀子珍見了麵。當時在毛住處守候的，隻有值班衛士封耀鬆和陪同賀子珍前來的水靜。毛與賀談話時，他們兩人就離開了，等候在樓下值班室。
　　
　　毛同賀單獨談了一個多鍾頭。然後由封耀鬆扶賀子珍出來，又叫水靜進去。毛澤東告訴她，賀於珍的腦子壞了，答非所問。要她注意賀子珍的情緒，明天就送她下山（李誌綏想當然他說是江西公安廳牛廳長陪著賀子珍走的。--林克）。還說：“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離開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他還要水靜把賀子珍從他那裏拿走的三小瓶安眠藥設法要回來。
　　
　　關於毛澤東與賀子珍廬山相會，我還特地通過通信方式向封耀鬆進行了解。他寫來一個材料，現將全文轉錄如下：
　　
　　時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傍晚，我與毛澤東主席同車上廬山，住在一八○號院。
　　
　　主席到廬山後，情緒很好，一路風塵，但毫無倦意。他對等候接待的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和夫人水靜同誌講：“廬山，山好，水好，空氣好，還有老表好！”
　　
　　在七月五日這天晚上，毛主席突然問我：“小封，你什麽時候值班？”
　　
　　我算了一下，報告主席：“七號，九號……”主席當時並沒有再說什麽，但他似乎在安排著一件事情，我也想了好久。
　　
　　七月九日晚，約九點多，一輛轎車停在一八○號院樓下台階邊。當時，主席在二樓，就隻有我一個人值班。我走到車邊，打開車門，將一位女同誌扶下來，與同車來的水靜同誌一起，把她扶進一樓的衛士值班室。我上去報告主席：“水秘書她們來了。”主席說：“好的。”然後看了看表，站起身來，好像要到樓梯口迎接的意思。我下去與水靜同誌一起把那位女同誌扶上樓來。水秘書先下去了。我拿過藤椅，在主席對麵放好，安排她坐下，然後泡了杯茶給那位女同誌，又給主席的杯子添了水，並為主席放了香煙在桌邊，回到衛士值班室。大約過了四十五分鍾，主席按鈴召我去。
　　
　　我給他們的茶杯裏又加了水，絞了兩條小毛巾放在桌上，看他們談得很熱烈，就下去了。
　　
　　回到衛士值班室，水靜同誌講：“小封，他們還在談嗎？”“是啊！”
　　
　　我講。他們講話的聲音很響，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水靜同誌講：“小封，賀子珍同誌身體不太好（至此，我才知道那位女同誌是賀子珍），是從山下邊剛接上來的。”我與水靜斷續談著。這時，鈴又響了。我上樓，攙下賀於珍同誌，並告訴水靜同誌：“主席要你上去一下。”水靜同誌上去，隻一會兒，即下來與我一起攙著賀於珍上了車。看賀子珍的表情很高興，並講：“主席還像原來一樣，隻是老了一點，頭發有點花白。
　　
　　送走賀子珍一行，我上樓去，主席在屋裏來回踱著步，對我說：“小封，你看怎麽辦呢？這個同誌把我的香煙、安眠藥都拿走了。香煙倒還不要緊，安眠藥她吃了，身體不行的。”主席並讓我再下樓為他去拿香煙，主席是離不開煙的。我拿煙上來，看了一下，主席顯出既高興又不高興的樣子。“小封啊！這個女同誌，是女中豪傑，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來身體很好的，讓她不要去蘇聯，勸也勸不好，蘇聯衛國戰爭期間，生活很艱苦的！我們也不知道消息……”
　　
　　接著，主席讓我打電話給水靜同誌，不要把安眠藥給賀子珍吃了。我馬上下樓去與水靜同誌通了話。因為主席的安眠藥有三種，按順序吃的，錯服是會出事情的。這時快一點鍾了。我為主席擦了澡，梳了頭，給他服了安眠藥，安排睡下。次晨，水靜同誌來電話，說已將安眠藥從賀子珍手中要回來了。我報告了主席，主席連連講：‘好，好！”就從煙盒內抽出一支煙點著，深深吸了一口。
　　
　　關於賀子珍同誌上廬山一事，隻有我與水靜同誌接待、安排的。以往有這樣那樣的說法，都是沒有根據的。
　　
　　毛主席貼身衛士封耀鬆
　　
　　一九九五·八·八
　　
　　這就是毛澤東同賀子珍會麵的經過。連引見人和值班衛士都沒有聽到毛賀的談話，李誌綏卻有本事在“回憶錄”裏繪聲繪色地寫了毛賀對話和他們各自的神情。
　　
　　你說怪也不怪？
　　
　　（五）關於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和廣州會議
　　
　　對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李誌綏“回憶錄”有這樣一段話：“九中全會對毛是個打擊。參加的領導認為黨首要的工作在恢複農業生產。在餓殍遍野中，毛的迅速工業化隻是空想。‘民以食為天’是不變的道理。”
　　
　　1、經濟困雄時期的毛澤東
　　
　　九中全會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召開的。主要議題是集中力量加強農業戰線，堅持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針。這同毛澤東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其實就是毛的意思。
　　
　　從一九六○年冬天起毛就下決心解決農業問題，一九六一年這一年他的主要精力用於解決農業問題，用農業生產的恢複和好轉，來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恢複和好轉。
　　
　　所謂“九中全會對毛是個打擊”，又不知從何談起？
　　
　　李誌綏其實根本不了解政治情況，他的書又偏要把重點放在大談政治問題上，這也許是出於某些方麵對他的要求。強不知以為知，這就使他常常陷於漏洞百出的狼狽境地。
　　
　　九中全會是在中國經濟困難時期召開的。毛麵對這個困難局麵，為解決農業問題，轉變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困難處境，召開了一係列重要會議（九中全會、廣州會議、北京會議、第二次廬山會議等），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全黨團結一致，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用了三年時間，到一九年國民經濟就實現了根本好轉。“回憶錄”對這些大量存在的事實卻連一個字也不提，而造謠說什麽“九中全會對毛是個打擊”。
　　
　　李誌綏還說，毛對“橫行”的浮腫病和肝炎病“特意漠視”，“十分殘酷無情”。他把毛澤東在困難時期不吃肉這件事，譏諷為“毛的犧牲對大饑荒毫無助益”。甚至說：“盡管如此，毛主席這個姿態仍贏得了大家的讚歎。”
　　
　　在三年困難時期，特別是一九六○年冬，毛澤東的心情確是十分沉重的，對出現浮腫病、餓死人等情況十分不安。我經常同他接觸，深深地感覺得到，他在困難時期不吃肉，表現出人民領袖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同舟共濟的精神。
　　
　　對於“大躍進”中發生的一些錯誤，從一九六○年開始，毛澤東多次作過自我批評。
　　
　　一九六○年十一月，他看了甘肅省委關於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四次報告，其中講到“今年以來，在一部分縣、社發生了嚴重事故（指浮腫病及非正常死亡現象。--林克），情況是嚴重的，並且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解決”。報告還檢查了省委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毛親自為中央起草了批示，將這個報告轉發全國。他在批示中說：“毛澤東同誌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誌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
　　
　　毛澤東在全黨強調實事求是，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采取了一係列的政策、措施，很快見效，農業生產比較快地得到恢複和發展，人民生活隨之逐步改善，餓死人和得浮腫病的狀況很快改變並扭轉。
　　
　　李誌綏說毛對“橫行”的浮腫病和肝炎病“特意漠視”，“十分殘酷無情”。這些完全不符合事實的話，無非還是出於某種政治需要。我從它背後，仿佛聞到了充滿敵意的火藥味！
　　
　　在困難時期，我常看見毛澤東心情沉重，寡言少語，獨自在那裏沉思。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的生日那天夜裏，他請我、高智、葉子龍、李銀橋、王敬先、封耀鬆、汪東興七個人吃飯。毛的神情嚴肅，對我們說：“現在全國人民遇到了災難，人民生活很困難，我很不放心。除了汪東興同誌外，你們六人都下去，和群眾打成一片，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了解真實情況。農村人民的生產、生活有什麽困難和問題，群眾有什麽意見，都如實地反映上來，不要隱瞞。”
　　
　　這類事實大多了。李誌綏對這些卻隻字不提，而刻意渲染什麽“越來越多的百姓因嚴重的饑荒而餓死時，共產黨變得更形腐敗”。試想，如果真像李誌綏說的那樣，中國能夠隻用三年時間就克服了如此嚴重的經濟困難嗎？
　　
　　2、不存在的黨內分歧
　　
　　關於一九六一年三月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 李的 “回 憶錄” 是這樣寫的：
　　
　　“中央各領導的信念在廣州會議上仍不明顯，但個別的意識傾向則可一目了然。一九六一年三月，我第一次聽到鄧小平發言表示支持曾希聖的責任田製，他說了一句‘名言’：‘管他白貓黑貓，隻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在青年團一次會上講的。”“劉少奇發言雖沒有鄧有力生動，也逐漸表明他的態度。在廣州會議上，他傾向於支持包產到戶的方法。”“廣州會議並未解決這些分歧。領導人決定親自深入農村，調查研究，以求第一手資料，才能決定。”“領導人們表麵上的表現還是團結的。但在幕後，黨內意識形態分裂日異[益]加深。全心跟隨毛主席腳步的人已經寥寥可數了。”
　　
　　聽李誌綏的口氣，他是參加了廣州會議的，而且聽了鄧小平關於“自貓黑貓”的發言，還很有把握地稱這是他“第一次聽到”。
　　
　　其實，李誌綏根本沒有資格參加這個會議。這一段話又是李誌綏及其同伴胡謅出來的，搞得牛頭不對馬嘴。
　　
　　廣州會議根本沒有討論包產到戶（或稱“責任田製”），甚至連人民公社的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這個問題都沒有討論， 主要是製定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是為了克服農村人民公社中嚴重存在的兩個平均主義（即隊與隊之間、社員與社員之間在分配上的平均主義），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盡快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順帶說一下，李誌綏把《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說成是《農業合作社工作條例》，說明他根本不了解廣州會議是幹什麽的。
　　
　　至於鄧小平的那句“名言”，那是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在接見出席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人員時的講話中說的。
　　
　　鄧小平一九六二年七月在北京講的話，李誌綏怎麽會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在廣州就聽到了呢？李誌綏不說親自“聽到”還好一點，那樣還可以給自己留一點辯解的餘地，如果有人指出來，可以推說是聽別人說的。他卻偏要擺出一副會議參加者的樣子，為了顯示自己的身份，顯示自己對中共內情十分了解，幹脆寫上個“第一次聽到”，這一下子壞了，馬腳全都露出來了。
　　
　　我可以告訴“回憶錄”的作者們，不論是鄧小平，還是劉少奇，還是別的什麽人，誰也沒有在廣州會議的發言中表示支持曾希聖的責任田製（或稱“包產到戶”）。
　　
　　劉少奇、鄧小平等提出同意搞包產到戶是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一年他們沒有提出這樣的意見。例如，劉少奇一九六一年春回到湖南家鄉寧鄉縣花明樓公社炭子衝大隊時，還製止了有的社員向他提出搞包產到戶的要求（這是田家英一九六二年帶著調查組到這裏調查時了解到的情況）。
　　
　　我說明這些事實，不是說搞包產到戶或責任田製不對，主要是為了揭穿李誌綏所謂“廣州會議並未解決這些分歧”。至於什麽“領導人們表麵上的表現還是團結的。但在幕後，黨內意識形態分裂日異[益]加深。全心跟隨毛主席腳步的人已經寥寥可數了”等等，完全不是事實。
　　
　　但李誌綏並沒有到此為止。接著，他又說出一段駭人聽聞的話來：“有一天晚上，毛叫我去讀英文。在談到國內的狀況時，他說了一句使我非常吃驚的話。他說：‘中國共產黨裏，好人早都死完了。現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屍走肉。’五年後，到文化大革命時，毛的行動充分證明，當時他說這句話時，是認真的，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那時才知道哪些人是毛口中的‘行屍走肉’。”
　　
　　對於不了解情況的人來說，很可能把李的這番刻畫細致、有情有景的生動描寫信以為真。噢！原來“文革”中被打倒的中央領導人，毛早在五年前的一九六一年就“深思熟慮”地決定了。但是，隻要看一看當時的曆史情況，這類謊言就不揭自破了。
　　
　　我是一九六一年八月下旬，下放河南回來後不久，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和毛身邊的其他一些工作人員，到江西省貴溪縣蹲點、調查和參加勞動的。九月初，省委打電話要我立即回南昌。回到南昌，江西省委書記方誌純才告訴我，毛要我立即上廬山。
　　
　　我見到毛，他說，會議很忙，有許多文件要看。他讓我幫助他篩選文件。我看了會議的全部文件和會議簡報，每天選送給他。由於會議文件多，工業問題較農業問題複雜，所以毛集中精力研讀文件。在我送文件和同他的交談中，從未發現毛對會議有什麽不滿的情緒或表示。李誌綏既沒有參加廬山會議，也沒有看過一份文件，怎麽能斷言中央領導人有嚴重分歧呢？
　　
　　我比較熟悉毛的思維方式和語言習慣，李誌綏編造的那種昏話，決不可能出自毛之口。李還偽造了許多話強加於毛：什麽“高帽論”、“爭寵論”、“我就要用英美派”。“英美派萬歲”等等。我在毛身邊十多年，從來沒有一次聽到毛講過這類觀點，也從沒有聽到過他用這種口氣談話。
　　
　　李誌綏的“回憶錄”慣用的一個手法，就是任意編造他和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的“個別談話”，特別是他同已去世的人的“個別談話”，而且往往還要帶上一句：對方要他不要再對別人談。李以為這樣一來，“死無對證”，又是獨家新聞，就可以以假亂真。可惜他疏忽了，有的人雖然去世了，但不少的見證人還在，大量的會議記錄仍在，並不是由他怎麽說，便可以把事情變成另一個樣子的。
　　
　　（六）所謂毛澤東批評陳雲的批語
　　
　　1、“毛批”疑案
　　
　　李誌綏說：“在一九六一年，陳雲就認為包產到戶不能解決問題，而提出要爭取時間，分田到戶。七千人大會後，陳主管財經工作。陳將他的意見詳細寫在財經小組報告中，呈送毛閱批。毛在上麵批了：‘將情況說成一片黑暗，沒有光明。此人是店員出身，資產階級本性不改，一貫的老右傾。’”“田家英為了維護黨的團結和陳的政治安危，下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決定--田叫林克把這個批件壓下，不要交到中央書記處去，免得以後被拿來用作批鬥陳的材料。林確實沒有交出，將這個批件壓在他的宿舍床上的褥子下麵。”
　　
　　李還說，一九年，徐業夫“以清點機密文件為名，檢查了林克的宿舍。在褥子下麵找到了這份文件。他將文件轉給了書記處。事後徐對我說：‘林克這個人不適宜做機要工作，這麽重要的文件壓在褥子下麵。’徐也向汪東興和毛講了這件事，由此造成一九年底林克調出中南海。”
　　
　　李誌綏在這裏編造了一個直接牽涉到我的故事，偽造曆史，欺騙讀者。
　　
　　第一，毛澤東有沒有這樣一個“批語”？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後，中央財經小組向中央提交了一個報告，即根據陳雲講話精神起草的《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 這個報告起草後，周恩來曾經將報告的第一部分（對形勢的估計）送毛看過。在五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表示同意報告提出的方針。
　　
　　在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為討論這個報告而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周說：“今年七千人大會之後，在西樓開會，陳雲同誌講了話，少奇同誌作了結論，毛澤東同誌也同意，就是說，調整時期要成為一個階段，主要的內容就是恢複。”會後，周在五月十九日將中央轉發中央財經小組報告的通知稿送毛。
　　
　　五月二十四日，毛在通知稿上批示：“退總理。照辦。”可見，毛澤東對中央財經小組的報告是讚同的，不是像李誌綏說的那樣對陳雲極為不滿。所謂毛的“批語”，完全是李誌綏憑空捏造的。至於毛對陳雲等對經濟形勢的估計不滿意，是一九六二年巡視外地以後的事，那是他的看法後來起了變化，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毛也沒有寫過這種批語。
　　
　　第二，造田家英和我的謠言。李說，林克在田的授意下，把“毛批”給壓下了。
　　
　　本來，連“毛批”都沒有，何來“壓下”？從李的記述來看，好像他連我是幹什麽工作的都不大清楚，給我安上一個“做收發文件的機要秘書”的頭銜。在“文革”以前，先後給毛澤東做機要秘書的，隻有葉子龍、羅光祿、高智和徐業夫，我從沒有做過機要秘書。就從收發文件來說，中央有關人事間題的文件、檔案，從來都是領導人親自密封後，再由機要秘書傳遞，決不會不經密封就交秘書傳遞的，更不可能由秘書隨便看並且把它壓下。這是起碼的常識。李誌綏把自己描寫成參與機密的核心人物，其實他不過是個醫生，連保密文件如何處理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再說，這是財經小組的報告，批件應該送財經小組，不應該送中央書記處。
　　
　　退一萬步說，即使真有那麽一個“毛批”，而且要我交給中央書記處，我有這樣的膽子，敢壓這樣的文件嗎？而且一壓兩年之久，毛澤東居然不聞不問，中央財經小組也沒有人催間一句，這樣的事是可能的嗎？
　　
　　我確實也接觸或保存過一些機密文件。這類文件，我們都是鎖在辦公桌或保險櫃裏。如果有這樣重要的文件，竟敢壓在褥子下麵，這不是太荒唐了嗎？
　　
　　據李誌綏說，我壓文件的事，後來是徐業夫報告了汪東興和毛澤東。徐業夫已經死了。汪東興還健在，他否認有這件事。再說，如果真有私壓毛澤東批示這樣的大事，我還能不受批評處分嗎？可我沒有為此受到任何批評處分。
　　
　　2、我被外調的實情
　　
　　至於說“由此造成一九年底林克調出中南海”，那更是信口開河。
　　
　　一九六五年初，根據毛的指示，我到了河北新城縣參加“四清”工作，半年後又回到中南海。我調出中南海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是我主動提出來的。
　　
　　總之，李誌綏越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深知中共高層內情、處於重要位置的角色，就越是在事實麵前栽跟頭。事實上，他又根本不處在這樣的位置，不知道多少內情，就隻好在那些參與者的幫助下，東拚西湊，胡編亂造，結果漏洞百出，這是毫不奇怪的。
　　
　　但對不了解實際情況的人，他那些繪聲繪色的描寫，還是可以起一些欺騙作用的。但是，欺騙作用總歸是不能長久的。
　　
　　（七）關於逮捕江青
　　
　　1、誰參與逮捕江青？
　　
　　李誌綏的“回憶錄”在其“序幕”和結尾兩次講到逮捕江青的事。
　　
　　“序幕”裏說：“毛死前兩個月，也就是七月時，汪東興曾跟我透露要逮捕江青的計劃。雖然汪對江表麵上漠不關心，而華國鋒也一直客客氣氣的，但我知道他兩人隨時會逮捕江青四人幫。”
　　
　　結尾說：
　　
　　醫療組向政治局匯報毛發生心肌梗塞和搶救情況的會議結束以後，“在汪東興值夜班時，我將大家的顧慮告訴了他。他說：‘現在江青囂張得很，在政治局會議上罵這個罵那個。……你看乘主席沒有恢複，現在把江青幹掉了，怎麽樣？’我說：‘主席不死，幹江青很難。……’汪說：‘主席死了，就不好弄了。’我說：‘那可不見得。’汪說：‘我同國鋒同誌講過。他說就怕弄不到江青，江青一跑就糟了。我說，讓她跑到夭邊上，我也要把她抓回來。’”還說：“汪東興又囑咐我說：‘你一切如常，江青叫你幹什麽不要拒絕。這事隻有我、華主席和葉帥知道，沒有告訴別的人。你要小心，各方麵都穩住。另外，你不要常往我這裏跑，我有事會通知你。’”
　　
　　隻要稍具常識的人都會明白，李誌綏扯了一個誰都不會相信的彌天大謊。像這樣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核心機密，行動前隻能有極少幾個人知道，怎麽會事先向一位與此事毫不相幹的保健醫生征求意見？又有什麽必要向他通報情況？
　　
　　我又問了汪東興。汪東興斷然他說：“李誌綏在造謠，根本沒有這回事。那時（指一九七六年七月。--林克）還提不到抓江青的問題，我怎麽可能在兩個月前就告訴他？”“中央最後粉碎‘四人幫’的計劃，那是絕密的東西，怎麽能告訴他？粉碎‘四人幫’跟李誌綏毫無關係。李誌綏所說的逮捕‘四人幫’的情況也不對。”
　　
　　事實上，確定逮捕“四人幫”是在毛澤東去世以後，參與決策並指揮這場行動的隻有葉劍英、華國鋒、汪東興、李先念等極少數中央核心領導成員，連負責具體執行這一任務的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等人都是在行動之前幾個小時才得到通知。
　　
　　2、自抬身價
　　
　　李誌綏為了抬高自己，還編造了一個謊言：“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他（指華國鋒。--林克）告訴毛主席造反派的攻擊危及他的地位時，我也在中南海。會後華與我透露他們的談話內容，並把毛手寫的紙條給我看。 毛蜷曲的字體寫著：‘你辦事，我放心’、‘照過去方針辦’、‘慢慢來，不要著急’。……華國鋒將紙條拿給政治局看，毛的紙條是他接班合法化的唯一文件。”
　　
　　華國鋒當時是中央第一副主席，他有什麽必要給一個保健醫生看這些紙條？真正的見證人汪東興回憶說：“事實是這樣的。毛主席會見外賓，華國鋒陪同。毛主席會見外賓後稍事休息，華國鋒向主席匯報工作，主席寫了三個條子。談話後，華國鋒出來，走到大廳，把條子擺在桌子上給我看，告訴我毛主席寫條子的經過和同外賓談話的內容。當時隻有華國鋒和我兩個人。”
　　
　　這就是事實真相。李誌綏編造出這麽多連毛澤東身邊的秘書都不能與聞的事，他扯謊已經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 要是真相信了黎安友之流的話， 把這本書當作“真實”的“最深刻入微”的“著作”，那就非大上其當不可。
　　
　　通觀這本所謂“回憶錄”，李誌綏千方百計弄虛作假，給人們造成一個突出的印象是：
　　
　　毛進行的一些重大活動：開會，同人談話，會見外賓等等，都有李誌綏在場、陪伴，李並且經常同毛單獨談話。李誌綏還可以同許多中央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華國鋒等單獨對話，談黨內的重大政治問題。
　　
　　李誌綏的目的是，盡量把自己打扮成為可以直接接觸黨中央核心的一個人物，這樣就可以根據他們的需要， 肆 意地編造毛的“談話”、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談話”，欺騙讀者。
　　
　　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讀者：這些都是假的。
　　
　　李誌綏的“回憶錄”有一個十分奇怪的特點，就是凡是涉及中**內重要會議和重大事件，除了他引用的已經公開的材料以外，隻要是透露所謂“全球第一手資料”的地方，就必定出錯。這還不值得深思嗎？我為他墮落到今天這個地步，感到可憐、可歎、可悲和可恥！他的謊言構成為曆史的笑柄。
　　
　　李誌綏“回憶錄”中對事實的偽造，實在是舉不勝舉，駁不勝駁。要一一揭露，不是我一人之力所能及。我也不想在一些瑣碎問題上過多浪費我的筆墨。但是，隻就以上所舉的這些事情的辨析，我想，讀者就可以了解李誌綏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的這本“回憶錄”究竟是一本什麽書了。



第三章 李誌綏其書
　　
　　我讀了李誌綏的“回憶錄”的英、中兩個文本的正文及前言後語，得到兩點認識。
　　
　　（一）精心製作的政治宣傳品
　　
　　1、無視事實真相
　　
　　這是一本采取個人回憶錄的形式、適應西方某些敵視中共的人們需要的、地地道道的政治宣傳品。無怪乎“美國之音”等西方輿論工具，要一齊出馬，大肆宣傳這本書。
　　
　　“回憶錄”作者們利用李誌綏的身份和李誌綏偽造的三塊招牌，欺騙讀者，製造謠言，捏造事實，誹謗毛澤東，詆毀共產黨，對毛進行人身攻擊，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毛澤東這樣一位根本改變了中國麵貌，甚至影響世界曆史發展進程的偉人，被李誌綏、黎安友等人描述成為一個“殘忍的、虛偽的、玩弄權術的、生活糜爛的、獨裁的封建君主”。
　　
　　他們這些人很不願意，似乎也不敢麵對以下這些最基本的事實。這就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人站起來了，中國實現了空前的統一（雖然還沒有完全統一），結束了一百多年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屈辱曆史和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中華民族終於昂首挺胸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的經濟建設雖然經過曲折，但畢竟以舊中國不可想像的速度向前發展，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的科學技術特別是國防尖端技術取得了重大突破，有的還處於世界前列。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威望空前提高，敢於同任何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霸權行為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準也不敢再來任意欺侮我們這個民族了；在他的晚年，又打開中美建交的大門，實現中日關係正常化，為後來的對外開放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 中國人的精神麵貌根本地改變了， 什麽“一盤散沙”。“東亞病夫”的帽子統統被甩掉了。
　　
　　毛澤東是偉大的思想家，是接受世界最先進的科學思想--馬克思主義，又批判地吸收了中華民族五千年優秀文化的第一人，為中華民族留下了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
　　
　　這一切，反映了毛澤東一生中的基本方麵和主流方麵。而在李誌綏的“回憶錄”裏是根本找不到的。李誌綏及其同夥們對這些都有意視而不見，統統抹掉。
　　
　　2、目的在於反共
　　
　　正是這麽一本書，被黎安友吹捧為“沒有任何一本官方傳記呈現了一幅比李醫生此書更真實的毛畫像”。這正好反映了黎安友這類少數西方人對中國共產黨，對新中國，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對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存在著根深蒂固的仇視甚至是恐懼的陰暗心理。
　　
　　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犯過錯誤，包括反右擴大化，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特別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嚴重錯誤，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嚴重損失。
　　
　　這些錯誤，有的當毛在世時，已由他本人領導作過某些糾正；其他錯誤，已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糾正，並鄭重地作出深刻的曆史總結和自我批評，特別是采取了一係列重大措施，防範這類錯誤使不再發生。
　　
　　而“回憶錄”對毛澤東的錯誤一味地加以誇張、歪曲，而且無中生有地進行捏造，在毛的生活、性格、待人接物方麵，更製造了大量的十分惡毒的謠言，使用不堪入目的下流語言，將汙水潑在毛澤東的身上。這本書死勁地“印證”西方某些人所需要的“中共權力鬥爭說”。
　　
　　李誌綏等人覺得，隻要有了李的做過毛澤東保健醫生這個身份和那三塊招牌，造毛澤東的謠，是很方便的，而且就會有人相信。所以，我想提醒一下讀者，凡是書中寫的“毛在會議後跟我說”、“毛有天跟我說”、“後來毛告訴我”、“毛私下和我說”，以及毛與李的單獨對話（我再重複一遍，李誌綏沒有同毛長談的可能性），等等，一定要特別警惕！不管他們怎樣吹噓這本書是“全球第一手資料”，實際上這些東西一錢不值。
　　
　　整部“回憶錄”是一個為反毛反共的目的服務的政治宣傳品。如果依據李誌綏的瞎說胡謅，來研究毛澤東，研究中共黨史，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研究工作定會失去客觀性、科學性，走上與曆史事實相悻的歧途，而且會鑄成曆史性的錯誤。
　　
　　（二）集體創作的“回憶錄”成書過程
　　
　　我在前麵就說過，單憑我所熟知的李誌綏那點能力和經曆，是不可能寫出這本書的。“回憶錄”英文版的“鳴謝”名單證實了這一點。最近，“回憶錄”的英譯者戴鴻超在台灣出版的《傳記文學》雜誌第六十六卷第四期上發表《英譯〈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回憶》一文，對成書經過略有透露，也證明了這一點。
　　
　　從英文版的“鳴謝”名單裏可以看出，程度不同地參與這本書的竟有二十六人之多。
　　
　　名列榜首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黎安友（AndrewJ．Nathan）。“鳴謝”裏說黎安友“從一開始就參與了這本書的出版工作”，戴鴻超則說黎安友被聘為該書的顧問。這位教授又是“回憶錄”前言的作者。這個前言可以說是整部“回憶錄”的一個概括，是全書的“點睛之筆”，說出一些李誌綏不便說的話。也可以說，這本“回憶錄”就是按照這篇前言所透露的意圖寫出來的。
　　
　　其次是石文安（Anne F． Thurston） 女士。“鳴謝”裏說她的貢獻是“使這本書更加適合非中文讀者的口味” ，並且負責“監督” （supervision）許亞民（Yamin Xu）的工作，將李誌綏的回憶同其他人寫到的有關回憶毛的內容相比照。
　　
　　關於這位女士怎樣插手“回憶錄”的工作，戴氏透露了如下情況：當筆者（指戴氏。--林克）的譯稿交到藍登書屋總編輯兼副總經理（JasonEpstein）手中以後，“他認為李醫生寫作態度太過客觀，隻是記事，不表示意見”。
　　
　　“編者有這樣的理想，便需大動幹戈，編修文稿，要李醫生提供三類新資料：（一）李的身世及經曆，（二）李對毛的看法及評語，（三）原文稿衍生的各項問題。李醫生並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已簽約在先，同意出版書局有權增刪資料，隻好勉為其難。一九九一年春天，由黎安友教授推薦，李醫生出資聘請一位修習中國文史的石文安女士作為助理編輯。一方麵與李連續麵談，搜集上述三類資料；一方麵協助編修工作。”
　　
　　“哪曉得這位助編一晃之下，花去兩三年的時間，才完成任務。”“據筆者的看法，她的編修工作，非常成功，把原本是一部曆史性文稿變成了一本兼具文學氣質的作品。可是這期間，她與李醫生之間，或多或少發生不同意見。”
　　
　　再次是戴鴻超。他的任務是把李誌綏的“回憶錄”初稿譯成英文，供黎安友和石文安等人“大動幹戈”地進行“編修”，“定為標準版”。
　　
　　再其次是許亞民。此人是李誌綏進行中文寫作時的助手。“鳴謝”中說，許亞民的工作同中文原始稿及英文稿本都有密切的關係，“做了許多有益的建設性工作”。但他的工作要在石文安女士的“監督”下進行。
　　
　　除了上述四位重要人物，據李誌綏說，還有美國一些學者在英文書稿的不同階段，讀過並且評論過這本書。李誌綏在談到這些學者讀過並且評論過的“英文書槁”時，用了另一個詞“the English draft”，而且說明是“在其不同階段”。也就是說， 在“中文原始稿”（the originaIChinese text）和“英文稿本”（manuscript）之外，英文本“回憶錄”正式出版以前，還有過一係列不斷修改增補的“英文草稿”。李誌綏說：“他們的意見和鼓勵，是極其有價值的。”
　　
　　此外， 還有藍登書屋的人員參與此書出版。 還有羅伯特·巴爾內特（RobertBarnett）作為李誌綏的“版權代理人”。據李誌綏稱，此人給他以強有力的支持，鼓勵他“渡過了困難的日子”。夏元瑜允許李誌綏使用他的一張中南海示意圖。還有田北辰（TianBeichen）將李的“部分日記”從北京帶到美國。
　　
　　這樣，通過李誌綏在“嗚謝”中提供的名單，我們終於發現了這本“回憶錄”的參與者和策劃者了，也知道這本書在寫出“原著”之後，如何經過多人之手、又“花去兩三年的時間”才“編修”完成的過程了。他們以為掌握了李誌綏這樣一個有著“特殊身份”的人，又“已簽約在先”，“有權增刪資料”，就可以施展瞞天過海的手段，將廣泛收集來的各種資料按照他們的需要拚湊起來，改頭換麵，通過李誌綏的口，向不了解真相的讀者捏造出一個被完全歪曲和醜化了的毛澤東，從而達到其有計劃有步驟地醜化中國共產黨，根本動搖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製度的信念的目的。
　　
　　對於這樣一個罪惡的目的，李誌綏和黎安友都直言不諱。李誌綏在全書“終曲”中聲稱：“我要此書成為在毛澤東的極權統治下，平民百姓生靈塗炭，以及善良知識分子，為了求生存，不得不扭曲良知、犧牲理想的曆史記錄，申訴給公眾。”這就是李誌綏跟他的外國同夥們慣用的語言，說出了他們共同（或稱集體）炮製這本“回憶錄”的意圖所在。
　　
　　（三）蚍蜉撼樹
　　
　　毛澤東對中華民族以至世界所做出的貢獻，已成為曆史事實，誰也抹殺不了。
　　
　　隻要是不存偏見、持嚴肅公允態度的學者和研究者，都不會采取李誌綏、黎安友一類人的態度。我有幾位研究毛的外國朋友，他們就是這樣。
　　
　　施拉姆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比如，他在一九九四年三月號《中國季刊》上發表的文章中認為，在二十世紀有影響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超過毛澤東。他說：毛隨著年齡的增長，迷戀所享有的特權和環繞他的光環。雖然我是第一個指出毛的這種思想，但目前流行的對毛的看法，即毛隻不過是又一個皇帝，則又走得太遠了，因為他有意識的思想結構是由馬克思主義決定的。
　　
　　施拉姆還說：一九四九年以後毛澤東提出的現代化、經濟發展和社會改造等目標是普遍受到共產黨內外擁護的。大躍進的目的是加快經濟發展，卻導致前所未有的死亡與苦難，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摧毀官僚主義，建立一個人類的新集體，卻將社會弄得分崩離析。這兩件事都使中國倒退，或走進死胡同。然而，在他掌權時期，經濟增長率很高，技術發展很快（如製造出熱核武器），這些都是載入史冊的。將這些因素加在一起考慮，毛的形象還是正麵的。如果說，對毛的評價是正確的，那末，毛的統治時期應當說是一個現代化的時代。
　　
　　我同施拉姆教授雖然在一些觀點上存在分歧，他的看法我也並不是全都同意。但我始終認為，作為一個學者，他評價毛澤東時所采取的態度是比較客觀的、嚴肅的。
　　
　　李誌綏是一個置曆史事實於不顧的人，也是一個喪失了人格和國格的人。他為了誹謗毛澤東，汙蔑共產黨，討好西方國家的某些人，賺取一筆可觀的美金收入，可以憑空編造大量謠言和故事，使用超出尋常的惡毒的語言，昧著良心，咒罵、誹謗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人，凡是看過這本書的，都異口同聲地表示出極大的憤慨！
　　
　　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我同李誌綏相處的近十年裏，我看到的是一個對毛表麵表示忠誠，向江青百般討好、阿談奉承的李誌綏，他那張麵孔，至今還栩栩如生地留在我的腦海裏。當我讀到他的“回憶錄”時，真是大吃一驚，完全不是當年的李誌綏了，是同當年的李誌綏的麵孔截然相反的另一副麵孔，是一個喪盡了自己的人格尊嚴，喪盡了中國人的良知的李誌綏。這大概才是真正的李誌綏。
　　
　　李的“回憶錄”中有一句誣蔑毛澤東的話：“原來他正如演員一樣，除去前台的經過種種化妝的他以外，還有一個後台的真實的他存在。”我看，用這一句話來說李誌綏自己，再恰當不過了。
　　
　　李誌綏們想用一本書，把一代偉人、中華民族的英雄毛澤東打倒搞臭，那真是蚍蜉撼大樹，癡心妄想！曆史的發展必定作出這樣的判決：毛澤東終究是一個曆史巨人，而李誌綏們必將同他們的“回憶錄”一起，被拋到曆史的垃圾堆裏！




第二部分 還毛澤東真貌　徐濤 吳旭君
　　
　　聽說台灣出版了一部李誌綏的“回憶錄”，我們借來細細地看了。
　　
　　我們兩人都是毛澤東身邊的醫務人員。徐濤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擔任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吳旭君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四年擔任毛澤東的護士長。我們同李誌綏共事的時間相當長，對他很了解。看了《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以後，覺得書中假的東西太多，這本書也不是他一個人能寫出來的。
　　
　　我們十分清楚，李誌綏當年做毛澤東的保健醫生的時候，能見到毛澤東的機會實在不多。他甚至不敢主動地去見毛，毛也很少找他，至於交談就更少了。書中涉及的大小事情，絕大部分我們都經曆過，書中提到的眾多人物我們也都熟悉。坦率他說，在許多方麵，我們遠比李誌綏了解得更直接、更清楚。所以，對書裏所寫的那些東西，特別是關於李誌綏本人的情況，關於毛澤東的生活方麵和健康方麵的情況，究竟是不是真實，我們是很容易作出判斷的。
　　
　　因為我們是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醫務工作者，在這篇文章裏準備著重從醫療保健方麵來談，順帶也講到我們親身經曆的其他一些事情，用事實說話，讓讀者看一看李誌綏和他的合作者是怎樣編造謊言的。




第一章 李誌綏有什麽特殊身份？
　　
　　李誌綏在“回憶錄”中說：“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以後並兼任毛的醫療組組長。從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為止，我作為毛的專職健康保護人和監護人，無論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隨在他身邊，為時二十二年。”
　　
　　這是李誌綏表明自己身份的最重要的一段話。許多讀者大概也是因為他有著這樣一種“特殊身份”，才相信了他在書中說的那些事。我們就先從這一點說起，看看事實究竟是怎樣的。
　　
　　1、李接任保健醫主的檔案資料
　　
　　李誌綏到底是從什麽時候開始做毛澤東的保健醫生的？
　　
　　徐濤可以十分肯定他說，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六月以前，從來沒有向李誌綏移交過毛的保健工作。 最可 靠的證據是毛澤東的病曆檔案。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的病曆上有如下記載：“今日由黃樹則局長（按：黃當時任衛生部保健局局長。）交待，今後主席保健工作由我負責。卞誌強大夫已將工作及病曆交待。”這個病曆是李誌綏親筆寫的，並有他的簽名。卞誌強任毛的保健醫生時間很短。
　　
　　李誌綏親筆填寫的個人履曆表是又一個可靠的證明。他在履曆表上是這樣寫的：“一九五○年十月至一九五六年：警衛局中南海門診部醫生。”“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中南海警衛局，專職大夫。”請注意，他自己寫得很明白，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才擔任中央領導人的保健醫生的，而不是他在那本書裏所說的一九五四年。那份履曆表是他在國內時填寫的。周圍熟悉情況的人都在，他不敢隨便亂寫，不可能像他到了海外以後可以任意亂說。
　　
　　還有一個旁證：李誌綏在“回憶錄”中說，他在擔任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以後，曾經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七年五月到北京醫院神經科進修班脫產學習過。
　　
　　熟悉這方麵情況的人都清楚，隻要擔任了毛的保健醫生，從來沒有在任職期間離開崗位脫產學習的，王鶴濱和徐濤等都是如此。李誌綏這次進修，不是在做了毛的保健醫生以後，而是在這以前由中南海門診部派去的，這時他還在門診部工作，同毛沒有任何關係。我們保存著一九五七年四月毛在杭州和所有隨同的身邊工作人員的一張合影照片，裏麵就沒有李誌綏。
　　
　　在我們的記憶中，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這兩年內，在一組（這是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行政組織的代稱）裏沒有見到過李誌綏。一九五六年徐濤因毛交給的任務而臨時外出，周澤昭（當時任北京醫院院長，並負責毛澤東的保健工作）在一組主持專家會診時，根據毛澤東病曆的記載，毛的健康情況是由毛的衛士長李銀橋和護士長吳旭君介紹的。李誌綏臨時被找來幫助作過記錄，那時他和毛偶爾有過接觸。其他有關情況，無論是毛的，還是一組的，他都不知道。
　　
　　一九五七年六月李誌綏擔任毛的保健醫生以後的幾個月內，毛澤東的日常醫療保健護理，包括觀察.作、飲食營養管理和藥品器材管理等，基本上還是由吳旭君負責，李誌綏幾乎不怎麽來一組。直到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參加蘇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紀念活動去莫斯科時，吳旭君才第一次和李誌綏進行保健醫療護理上的合作。
　　
　　李誌綏說他擔任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二十二年。除去他前麵虛報的三年，還有他一九六五年下鄉搞四清，一九六七年下工廠“支左”，一九七○年下基層參加醫療隊，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較長一段時間內因為毛澤東不滿意他，而不要他在一組工作，扣除這些以後，李誌綏實際上做毛的保健醫生的時間，就沒有他自我吹噓的那樣長了，要打一個大的折扣。
　　
　　李誌綏居然還說：“除了汪東興之外，我可能是隨侍在他身邊最久的人。”這更是笑話了！在毛身邊工作比他時間長久的人有的是，例如葉子龍、孫勇、羅光祿（機要秘書）、韓阿富（炊事員，在毛身邊工作二十餘年）等等。他這些自我吹噓，無非是要在不了解實際情況的讀者麵前抬高自己的身價，讓讀者相信他所編造的那些話罷了。
　　
　　2、無中生有之談
　　
　　我們先來談談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五月這段時間。那時李誌綏還沒有到毛身邊工作，更不是毛的保健醫生，可是“回憶錄”居然編造出大量關於李誌綏為毛澤東做保健工作的情節以及他同毛“交談”的詳細描述。這些統統都是無中生有的，實在令人吃驚。下麵舉一些例子來說說。
　　
　　李誌綏的“回憶錄”中說：一九五四年十月二日汪東興同他談話以後，“汪將毛以前的一些病曆記載拿給我，要我了解毛的病史”。
　　
　　這件事我們問了汪東興，汪斬釘截鐵他說：“毛主席的病曆，我自己從來就沒有看過，更沒有拿過，不可能由我拿給李誌綏看。”
　　
　　毛澤東的病曆，徐濤經手過。一九五三年徐濤從前任保健醫生王鶴濱手中接收過來以後，一直鎖在自己專用的保險櫃內，隻由他一個人管理和使用，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向卞誌強交班以前從未給任何人看過或者借出過，包括當時的三位保健處處長、警衛局局長汪東興、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等在內。那時李誌綏不是保健醫生，根本不可能看到這些病曆。
　　
　　李誌綏的“回憶錄”中說：“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毛終於召見我了。”“李（銀橋）將我引進室內遊泳池，毛澤東正躺在遊泳池南端的一個木床上看書。”
　　
　　一個遊泳池，一個木床，一個躺在床上看書，毛澤東的這些生活特點都是人們非常熟悉的。李誌綏自以為這樣說總是萬無一失吧！但由於他是編造的，就難免破綻百出。
　　
　　在我們的記憶中，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南海室內遊泳池尚未建好。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們問了專門負責修建中南海遊泳池等建築的工程師王愛深。他告訴我們：
　　
　　“中南海室內遊泳池是一九五四年開始修建，一九五五年秋天大約九月或十月完工的。遊泳池南端的太陽光室是一九五九年擴建，一九六○年春天才完工。”
　　
　　李誌綏卻說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毛第一次找他談話是在“室內遊泳池”。
　　
　　因為這是在講毛第一次找他談話的情景，當然不可能是什麽記憶“失誤”，隻能是把後來他所知道的某些境況搬到前頭來說，使故事細節編得活靈活現，好讓讀者信他那一套。沒料到這樣恰恰露出了馬腳。
　　
　　李誌綏的“回憶錄”中說：“他講過以上的高論（按：指書中說的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毛同李的“談話”。）之後，又說：‘明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你同我一起到天安門上麵去看看，這也是一次很好的受教育的機會。 ’”毛還對李說：“你把孩子也帶上去，讓他看看。”
　　
　　這件事又是憑空編造出來的。我們去問過汪東興。他肯定他說：“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李誌綏不會上天安門。”是啊，李誌綏一九五五年既沒有同毛澤東見過麵，更沒有談過話，說毛讓他帶孩子上天安門，不但那時，就是後來，在這種場合連中央領導人也沒有帶孩子上天安門的。李誌綏編造的這些，誰會信呢？
　　
　　我們還問了當年中南海保健處的保健醫生王敏清，每年大的節慶日如“五一”、“十一”，他都上天安門值班做醫療服務。他告訴我們說：“一九五五年五一節，沒見過李誌綏在天安門上。”
　　
　　3、所謂“北戴河事件”
　　
　　李誌綏的“回憶錄”中又說：“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汪東興突然要我火速趕往北戴河。”“北戴河事件（按：指書中所說的羅瑞卿、汪東興阻撓毛澤東遊泳而受到毛的批評一事。）也是我生活的轉折點。夏季將盡，周（澤昭）醫生被悄悄撤了職。……我成了毛的專任保健醫生。”
　　
　　李誌綏這些話，句句是假的。
　　
　　先請讀者聽聽汪東興是怎麽說的。汪說：“一九五五年六月，我沒找過李誌綏火速去北戴河。周澤昭沒有被撤過職，他是中南海保健處副處長。如果那一年李誌綏去過北戴河，那就可能是由中南海門診部派去為出差工作人員作醫療服務的。李誌綏那個時候不負責毛主席的醫療，我又不管門診部的事，我怎麽會叫他去？”
　　
　　汪東興的判斷是對的，鄭學文（當時任中南海門診部主任）也可以證明。她告訴我們：“我是一九五○年四月調到香山門診部的，半年後從香山搬進中南海，成立中南海門診部，仍做主任。一九五七年我回保健局以前，一直和李誌綏在一起工作。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中南海門診部那時派人去過北戴河，李誌綏是隨門診部去北戴河的，給一般工作人員看病。”
　　
　　李誌綏說毛澤東六月份在北戴河，這又編造錯了。那些年的每一個夏季，徐濤都和毛澤東一起去北戴河，從來沒有在六月份去過。六月份北京並不太熱，而北戴河的氣溫和海水溫度都還比較低，不適宜下海遊泳。到七八月份，北京天氣炎熱了，北戴河的氣溫比較涼爽而海水又比較溫暖，適宜於遊泳和休息，所以毛澤東總是到七月或八月才去北戴河。
　　
　　請看徐濤等人當年記載的跟隨毛去北戴河的時間表：
　　
　　一九五四年（首次去北戴河）：
　　
　　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十日
　　
　　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八月七日至九月五日
　　
　　第二次九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五日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二十日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至八月二十八日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至九月三日
　　
　　由上表可見，這五年中，毛離京去北戴河的時間，隻有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六年是在七月，其餘都在八月，從來沒有在六月就去的。
　　
　　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戴河遊泳，有一件令人難忘的事。
　　
　　九月二日，毛澤東遊向遠海，遇見一隻小船，他同船上老漁民閑談，老漁民沒有認出這位穿著遊泳褲、渾身水淋淋的人是毛澤東，怕耽誤生產而不願意多談。毛澤東說把船上的螃蟹全部買下來，老漁民高興了，談得很暢快。講了漁民合作社內不團結的情況，講了家裏的生活情況，連他老伴的一些事也津津有味他講起來。毛澤東了解到漁民合作社的許多情況，一個普通漁民的家庭生活和經濟情況，心裏特別高興。
　　
　　回到第五浴場，毛請全體工作人員吃螃蟹，吃完後他又提出和全體同誌合影。
　　
　　現存的這張合影照片中，李敏、李油、毛遠新、汪東興、孫勇、沈同、林克、周澤昭、徐濤都在，偏偏沒有自稱這時在毛身邊工作的李誌綏，因為他還隻是門診部的大夫，沒有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吳旭君當時正懷孕臨產，所以沒有去北戴河，留在中南海值班。
　　
　　李誌綏在“回憶錄”中還說：“自毛從北戴河回中南海開始，我每天都去見他。
　　
　　此後，我也隨同他出巡北京或外地。”
　　
　　按照他的時間表，這段話所說的一些事應該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以後。我們不知道那時他每天到底怎麽去見毛？他在書上也講到毛的住地警衛很嚴，當時他還不是一組的工作人員，連毛的住地周圍地區的通行證都沒有，怎麽能進入毛的院中？又怎能進入毛的屋子裏？他自己的履曆表上明明寫著，從一九五○年十月至一九五六年任警衛局中南海門診部醫生。他不負責毛澤東的醫療保健工作，有什麽理由“每天都去見他”？而且還要“隨同他出巡北京或外地”呢？
　　
　　4、貪天之功
　　
　　李誌綏的編造並沒有就此結束。為了顯示他醫術不凡，初來乍到就取得了毛的信任，他在“回憶錄”裏編了這樣一段情節：
　　
　　一九五五年“夏季將盡，……我成了毛的專任保健醫生”。“我不斷翻閱毛的病曆時發現，近兩年毛每次檢查血液中的白血球，總數都高，其中的中性白血球計數也高。……這表明在毛的體內某處，有慢性炎症存在，但是沒有檢查，我確定不下來。”
　　
　　隨後，李誌綏設法“說服”了毛，他同意檢查身體，並做了一次“全麵檢查”。
　　
　　檢查內容包括鼻腔、上頜竇及額竇、口腔，還有前列腺（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後麵再談）。
　　
　　他向毛說明“牙齒是主要問題”，並請牙科醫生為毛拔了牙。“過了兩天，我又給毛取了耳垂血檢查，白血球總數和中性白血球計數都恢複到正常。我將檢查結果告訴他時，他高興他說：‘你解開了存在幾年的一個謎。你勝利了，英美派萬歲。’”
　　
　　且不說李誌綏在一九五五年根本不是毛的保健醫生，沒有資格為毛做“全麵檢查”，僅就他在“回憶錄”裏所說的細節來看，也都十分荒唐。
　　
　　李誌綏借毛的口說：“你解開了存在幾年的一個謎。”事實上，毛本人早就知道問題出在牙齒上。早在徐濤之前擔任毛的保健醫生的王鶴濱，就發現了毛的白血球偏高的問題，並在病曆上做了記錄。一九五三年徐濤接任後，專門研究過這個問題，斷定是由牙病引起的。徐把結果向毛報告，要毛做一下檢查，但毛工作緊張，一直抽不出時間。
　　
　　為了動員毛及早檢查治療，徐濤早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向主管中央保健工作的傅連障、黃樹則等多次口頭及書麵報告過。衛生部副部長傅連障也於一九五三年十月向中央寫了報告。可見，這個“謎”早就解開了，但不是李誌綏解開的。
　　
　　李誌綏對於為毛澤東拔牙作了十分細致的描繪。對於這種描繪，除了毛身邊的醫護人員等當事人以外，誰能懷疑呢？誰會懷疑呢？但我們一讀到這個地方，就感到不對頭，書中寫的同我們記得的事實完全不一樣。
　　
　　為了證實我們的記憶，我們又查閱了當時毛澤東的病曆記錄，結果與我們的記憶是相符合的。
　　
　　一、李誌綏編錯了拔牙的時間。病曆記載，毛澤東第一次拔牙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這以前沒有拔過牙。李誌綏在時間上含糊其詞，但從上下文推斷，他所說的那次拔牙是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國慶節以後。
　　
　　二、李誌綏編錯了拔的是哪一顆牙。李說拔的是“左邊上麵第四個牙齒”，病曆上記的是“右上方第五個牙”。
　　
　　三、李誌綏編錯了拔牙的地點。李說是在北京，實際上是在杭州，由張光炎醫生（北大醫院口腔科主任）拔的。
　　
　　李誌綏把這些基本事實都說錯了，同樣不是因為記憶“失誤”，而是因為他在一九五五年還不是毛的保健醫生，根本沒有參與這件事。這三點，特別是二、三兩點，對保健醫生說來是不會記錯的。
　　
　　他編那些拔牙經過的細節，是為了引出毛澤東對他說什麽“英美派萬歲”。憑我們對毛澤東的多年了解，這樣的話絕不會出自毛的口。毛對醫學界中分什麽“英美派”、“德日派”、“蘇聯派”，向來不讚成。毛對徐濤多次表示過這樣的觀點。
　　
　　為毛澤東解決失眠的難題，又是李誌綏為吹噓自己醫術“高明”、“深得毛的信任”而編造的。他在“回憶錄”中說：“對我來說，最頭痛的難題是毛長年的失眠症。”他建議毛在晚飯前服用速可眠鈉（sodiumseconal），晚飯後再服用安米妥鈉（sodium amytal）。“事實上用這個方法以後，確實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時間長些了。”他把毛改服速可眠鈉說成是他首次建議的。
　　
　　其實， 早從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起，徐濤已經給毛澤東服用速可眠鈉（sodiumseconal）。當時用的是白色粉末狀藥，裝在紅色膠囊裏，大的為○點一克，小的○點○五克。（以上都有病曆記錄）毛對這種藥的作用和效果既很熟悉，又很滿意。
　　
　　在李誌綏到任以前， 毛澤東一直服用速可眠鈉 （sodium seconal） 和安米妥鈉（sodium amytal）。李誌綏接任後，不過繼續照過去的辦法給毛服用這兩種藥罷了，哪來什麽由於他的“建議”才開始這樣做，李誌綏之所以抓安眠藥問題大做文章，是因為睡眠問題幾乎是毛生活中的頭等大事。
　　
　　5、江青沒有保健醫生
　　
　　順帶澄清一件事，就是李誌綏對徐濤做保健醫生的一些說法。
　　
　　“回憶錄”中說：“一九五三年由中央衛生部與中央警衛局共同派了一位徐濤大夫，做她（按：指江青）的專職醫生。徐濤原本是毛的保健醫生，但毛的身體好，平常沒有什麽醫務上的事要辦。因此毛將徐派給了一天到晚生病的江青。”在書未的“人物簡介”中又說：徐濤“一九五三至五四年間任毛澤東私人醫生，後任江青私人醫生”。
　　
　　實際上，江青沒有資格設專職保健醫生。有專職保健醫生的，隻有中央的五位書記，即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徐濤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一直擔任毛的保健醫生。一九五七年五月離開後，還多次回一組做保健醫生工作。徐濤從來不是江青的保健醫生。
　　
　　至於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同時也兼管為江青治病，這是毛本人交給的一項工作。毛曾經向身邊工作人員交代過：“江青身體不好，有病，在生活上你們也照顧她一下，她生病也要給她看一看。這樣，你們也幫了我的忙。”
　　
　　為江青看病的人，並不等於就是江青的保健醫生，這是在毛身邊工作過的人都知道的。李誌綏接任毛的保健醫生以後，不是也經常為江青看病嗎？李誌綏在“回憶錄”中就說得很清楚：一九五七年前後，“江青提出要我兼管她的工作。我說：‘你同主席在一起的時候，我可以兼管你的工作，你們不在一起時，我很難兼管。’江說：‘好在我也沒有多少事，我和主席不在一起時，必要的時候，可以讓護士給你打電話，安排我的治療用藥。’我隻好答應下來。”
　　
　　“一九六○年十二月中旬，江青打電話給毛，說身體不好，要我去廣州給她看病。江青在廣州過冬，抱怨頻頻。她說她有病，怕風、怕光、怕聲音。她的護士、隨從、衛士都不肯盡心照顧她。她要我去給她看病。”
　　
　　照李誌綏自己說的這些，他不就成了江青的保健醫生了嗎？
　　
　　李誌綏在“回憶錄”中把我們稱作是他的“朋友”，但對我們的工作和職務卻這樣信口胡說。目的隻有一個，就是要使讀者相信，隻有他才和毛最貼近，最受信任。這樣一來，他就可以隨意編造所謂毛同他“徹夜長談”的故事，隨意編造毛的生活中的所謂“隱私”。
　　
　　6、李何曾跟隨毛在長江遊泳？
　　
　　李誌綏的“回憶錄”用了很大的篇幅講一九五六年他同毛一起遊長江的事。這又是令人奇怪的。
　　
　　那次遊長江，徐濤是隨同的，沒有見到有李誌綏。我們還訪問了許多當事人，都異口同聲他說：那次沒有見到有李誌綏。
　　
　　汪東興說：“一九五六年毛主席遊長江時，沒有李誌綏，他遊泳遊得不行。我記得那次是徐濤和周澤昭給主席做保健。李誌綏的書裏說，我要他向毛主席打招呼。根本沒有這回事！”
　　
　　我們向陳長江（做過毛澤東的警衛兼遊泳隊員，一九五六年曾和毛一起遊長江）間到一九五六年毛遊長江時，有沒有李誌綏。他說：“沒有。後來主席遊泳時，李誌綏一般不下水。”
　　
　　李誌綏的“回憶錄”中說，在廣州向毛匯報長江裏能不能遊泳的時候，是“我們一起去見毛”的。既然說“我們”，自然是包括他李誌綏了。
　　
　　我們訪問了當時同孫勇一起向毛匯報的韓慶餘（當時是警衛一中隊隊長）。他說：“孫勇同誌匯報後，主席還是決定遊長江，主席叫我和孫勇先去武漢做準備。
　　
　　我們匯報時，沒有李誌綏，沒有看到他。他後來做了保健醫生以後，主席遊泳時，他一般都不下水。”
　　
　　我們又問了孫勇（當時是警衛科長，毛的副衛士長）。他說：“一九五六年主席遊長江時，李誌綏不在，我記得徐濤和周澤昭院長在。那時李誌綏還沒接班呢。
　　
　　在廣州，主席向我了解長江能不能遊泳時，當時屋子裏沒有李誌綏。這件事他可能是以後聽別人說的。主席找我談完話，我就離開廣州先去武昌找王任重，為遊長江做準備。我專門試水試了三天，正試水時，你們和主席就由長沙來武昌了。主席在長江一共遊了三次，徐濤和周澤昭都在小木船上。那時有三級風，長江水溫是二十一度到二十二度。從武昌一直遊到漢口中間未停的，隻有毛主席、我、韓慶餘三個人。那次李誌綏根本不在。”
　　
　　當時，徐濤和周澤昭作為保健醫生，對毛澤東遊長江，從一開始就不同意，但是毛下了決心的事，誰也改變不了。遊長江前，徐濤和周澤昭做了充分準備，包括藥品、器材、急救措施等。盡管這樣，徐濤還是一夜沒有睡好覺。遊泳前毛要徐濤同他一起下水，徐說：“我得管這些藥箱和救護工作，我還是要預防為主。”因此，徐濤和周澤昭帶著藥箱乘小木船一直跟隨著毛。遊完後，毛對徐濤說：“你沒遊，你不後悔嗎？這可是中國的長江啊！”
　　
　　那一回徐濤清楚地記得，在四天之內毛三次橫渡長江，第一次由武昌遊到漢口，第二次、第三次都是由漢陽遊到武昌，徐濤和毛身邊其他人員始終沒有看見有李誌綏。
　　
　　如果李誌綏那時真的當了毛的保健醫生，又真的跟隨著毛，那末，毛要橫渡這水深浪大、江流湍急的天塹，在這重要的時刻，徐濤和周澤昭在研究保健和萬一救護的方案時，為何不見李誌綏的蹤影呢？“回憶錄”中對救護方案一事隻字未提，又是什麽原因呢？這並不是他的疏忽，而是他根本不在場，無從知道救護工作的準備情況。
　　
　　毛的保健醫生在同一時期內一般隻有一名，最多兩名（一個是一線值班、直接負責保健醫療的醫生，另一個是上級指導、不直接參加值班的醫生），從來沒有第三位醫生。這時毛的保健醫生是徐濤和周澤昭，何來一個李誌綏呢？
　　
　　當年毛澤東遊長江，從中央到湖北省的各級負責人員，都很緊張，十分謹慎，生怕發生意外事故。徐濤和周澤昭更是重任在身，不能下水同遊，隻能乘坐一條小木船，緊隨在毛的身邊，隨時準備救護。李誌綏如果作為一個在場的保健醫生，怎麽能對毛的安全就那麽漫不經心，那麽“無限輕鬆”地去遊泳呢？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描寫，因為它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李誌綏的遊泳技術甚差，這一點李本人也承認。一個遊泳技術很差的人，卻能在水流急速、波濤洶湧的長江中，遊起來“感到無限輕鬆”，又有誰能相信呢？
　　
　　7、造假的照片
　　
　　李誌綏為了證明他在一九五六年跟隨毛遊了長江，特地在“回憶錄”裏印了一張遊泳的照片，並且寫明：“一九五六年夏，李醫生在武漢附近的長江遊水。（毛澤東遊在前頭，不在照片內）”
　　
　　但是，這張照片並沒有給李誌綏們以幫助，恰恰相反，給他們幫了倒忙。因為這是一張假冒的照片。
　　
　　同毛澤東一起遊泳的人都知道，毛遊長江或其他的大江，都是在江心深水處，從機動輪船上下水，同遊的保護者，也要在同一處下水，相距不能太遠。因為江水湍急，人一下水，就衝出十幾米，如果互相之間距離遠了，就會被衝散。但從李在那張照片中的姿勢、神態和他周圍的環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絕不是在長江中遊泳的照片。在他身旁沒有江水的浪花，李不會踩水，他的身體卻站得那麽直，他的神態卻表現得那麽輕鬆。可以斷定，這張照片隻能是在淺水無浪的地方拍的。
　　
　　何況，一九五六年時隨行的攝影記者隻一兩個人，主要是緊跟在毛澤東身邊攝影，根本不可能分出一個人來，遠離毛而專門去給李誌綏拍照。
　　
　　李誌綏及其同夥造假的手法，也實在太低劣了。他們以為隻要在照片說明中加上幾個字“（毛澤東遊在前頭，不在照片內）”，就可以以假充真。這不是在愚弄讀者嗎？“回憶錄”的顧問黎安友在該書的“前言”中寫道：“他（按：指李誌綏）的身影牢牢嵌在無法修改的紀錄影片和照片中，而某些可靠來源也確定他的身份。”
　　
　　可是，這“無法修改的照片”（加上說明詞中的要害之筆）的確“確定”了一個東西，但所確定的不是“他的身份”，而是李誌綏之流的造假。
　　
　　對一九五六年廣州之行，李誌綏說了那麽一大篇，看來不少是聽別人講的或者從別人的回憶文章中抄過來的。除此之外，全都說得不對。他同毛的“對話”更是百分之百的憑空編造。
　　
　　說起在照片上造假，還不隻是遊泳照片這一張。例如，中文版的第一張照片就是作偽的。
　　
　　該照片的說明是：“李誌綏醫生一九五四年夏攝於中南海毛澤東的內住地外。此照片由汪東興所攝。”（著重點均為引者加的）實際上，在中南海生活過的人一看就知道，這張照片攝於中南海南船塢對麵的“流水音”（這裏有瀑瀑流水，因而名“流水音”），背景正是當時李誌綏在那裏工作的中南海門診部的圍牆，進入那個小門，向右拐就是李誌綏當時與人共用的診室。
　　
　　南船塢（即南樓，李誌綏住在這裏）同毛澤東居住的菊香書屋相距很遠。當時，這裏屬於“乙區”，毛的住地屬於“甲區”，持“乙區”證件的人不能進入“甲區”。
　　
　　我們問過汪東興，他說這張照片不是他拍攝的。
　　
　　李誌綏們搞這種偷梁換柱的把戲，無非是為了配合正文，以“證實”李誌綏的假履曆，把他擔任毛澤東保健醫生的時間從一九五七年六月提前到一九五四年。
　　
　　又如，中文版的第三張照片也是作偽的。
　　
　　照片的說明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於莫斯科克裏姆林宮。毛澤東當時前往克宮，是要向赫魯曉夫、米高揚、布爾加寧辭行。右起：李醫生、毛與衛士長李銀橋。”
　　
　　當時，毛一直就住在克裏姆林宮的一座樓上，無須“前往克宮”。這張照片，其實是毛澤東在樓梯轉彎處，向已經走到樓下的吳旭君和中方波蘭文翻譯高佩玉笑麵相送，根本不是什麽向赫魯曉夫等人辭行。如果真的是去向赫魯曉夫等人辭行，那末，毛怎麽會居高臨下地從樓上望著離去的赫魯曉夫等呢？在毛身邊站立的理應是翻譯或者中方官員，總不會是保健醫生和衛士長。
　　
　　我們現在還保存著另一張當時的照片，與李誌綏書上的那張照片差不多是同時攝下的。照片裏是毛澤東與吳旭君、高佩玉並排走在樓上的走廊裏，後麵跟著李誌綏。當時毛正送吳、高下樓。吳、高下樓後，毛在樓上向她們送別。--這就是李誌綏書上的那張作偽的照片的真相。
　　
　　又如，中文版的倒數第二張照片。說明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遺體工作組，前排右坐者為李醫生，李身後為黃樹則。”（著重點是引者加的）這個說明又是為了抬高李的身價而做了手腳。
　　
　　黃樹則明明坐在前排，而且就在李誌綏的上手，照片說明卻把他說成在“李身後”。黃樹則是毛澤東遺體保護組主要領導成員。李誌綏不敢冒充這一職務，而又要把自己擺在黃之上，於是就搞這種小動作，真是無聊透頂！
　　
　　此外，第八張照片的文字說明是：“一九六一年夏，在廬山新建的招待所。毛澤東當時於此地會見他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這個說明，同正文一樣，把時間、地點都編錯了，證明李誌綏對毛賀相會一無所知。
　　
　　連幾張照片都要作假，可以看出李誌綏等人已經不擇手段到何等地步，什麽騙人的勾當都能做出來。
　　
　　我們計算了一下，在李誌綏的“回憶錄”中，講述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五月李誌綏還沒有到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三年中間的事情，約有一百八十多頁，占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為什麽李誌綏和他的同夥要在這方麵花那麽大的力氣，煞費苦心地去編那麽多他根本不在場的事情呢？我們看至少有這麽幾個目的：
　　
　　第一，想“證明”李誌綏做毛澤東的保健醫生長達二十二年，這是一個可以嚇唬人的身份。
　　
　　第二，使人感到他從一開始就得到毛的“信任”，他能隨意和毛“長談”，他甚至一下於就能改變毛一向不願看病、不願體檢、不願吃藥的老習慣。
　　
　　第三，更重要的是，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五月期間，有幾件重要的事，如中共八大的召開，毛首次在北戴河遊泳，首次在長江遊泳等。如果李誌綏不把自己扮成“親身參與”者，“回憶錄”的其他參與者們怎麽能借用李的“身份”對這個時期內的許多重要的政治性的事情進行捏造和歪曲呢？但這樣做，也未免太卑劣了！




第二章 李誌綏和毛澤東究竟是什麽樣的關係？
　　
　　李誌綏在“回憶錄”裏總是把他說得和毛澤東的關係十分親近，深受毛的信任，毛對他幾乎是無話不談。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
　　
　　毛澤東與李誌綏的關係究竟怎麽樣，我們太清楚了，特別是吳旭君。我們深感有責任把真實情況向世人、向一切看過李誌綏“回憶錄”的人們說清楚。
　　
　　李誌綏為了編造一些毛澤東同他的“個別談話”，特地給自己安排了許多特殊身份和工作任務，如：教毛讀英文，毛讓他看《參考資料》，研究政治，向毛寫報告，幫助毛挑選紅衛兵小報，等等。讀者也許不會想到，這些也都是他編造出來的。
　　
　　先從教毛澤東讀英文說起吧。
　　
　　1、毛對李的印象
　　
　　李誌綏在“回憶錄”中多次講到他教毛澤東讀英文，在教英文中間，毛又怎樣同他進行交談，甚至是“徹夜長談”。
　　
　　到底是誰和毛澤東一起讀英文呢？
　　
　　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林克調來做秘書，毛澤東就要林克教他學英文。從這時起，直到一九六六年大都是林克同毛一起讀英文。
　　
　　林克一九六一年一月下鄉後不久，有一天毛澤東對吳旭君說：“國家困難時期，要節約開支，精兵簡政，我要帶頭執行。你幫我的忙，我這裏的人，秘書、衛士等都陸續離開了，你多承擔些工作，既當護士長，又兼點醫生工作。我們訂個約法三條：第一，發燒不超過三十八度五不許找醫生，我病了由你看；第二，學著搞些國際問題，每天看了《參考資料》要和我講，還要和我讀英文；第三，你也參加衛士的值班。”從這時起，吳旭君就和毛澤東一起讀英文，談“參考”。林克回北京後，仍由林克繼續同毛一起讀英文。
　　
　　李誌綏隻是在一九六一年初偶爾和毛澤東讀過幾次英文，後來就不讀了。
　　
　　吳旭君曾經問過毛澤東：“主席，為什麽不找李大夫讀了？”
　　
　　毛說：“此人不像你的徐濤（徐是吳的丈夫）和林克那麽溫和，他是另一種類型的人，我還不太適應，他比較緊張，我覺得不舒服。我看還不如找你來和我一起讀好。”
　　
　　吳旭君說：“我的英文程度不如林克那兩下子，恐怕達不到你的要求，怕勝任不了。”
　　
　　毛說：“我們不是讀過幾次嗎？就按你的辦法挺好。你愛跟我爭論問題，有時提出一些問題促使我去思考，我對我們的爭論挺欣賞。就這麽辦！你就辛苦點，多背點政治術語和單詞。”
　　
　　吳旭君和毛澤東一起讀英文，吳還給他選了一些醫學詞句讀，把中英文句子分別用大字抄在八開的紙上。
　　
　　在一九年初，毛還曾找章含之（當時是外國語學院教師）教過幾個月英文。
　　
　　唐聞生曾任外交部翻譯、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中國日報》副總編輯，現任鐵道部對外合作司司長。她回憶說：“在六十年代未和七十年代，毛主席會見外賓前後，或者當我們向他匯報工作時，他常問一些中文詞句用英文怎麽表達，還讓我給他寫下來，有時他會反複念好幾遍。我給他寫過不少英文單詞和句子的卡片。在我為主席擔任翻譯期間，沒有聽說過他向李誌綏學習英文。”
　　
　　關於看《參考資料》，據我們所知，當時一組隻有汪東興、葉子龍、林克各訂有一份，每人一天兩大本。毛澤東告訴吳旭君說：“特別批準你可以看我的那一份，看完了，每天要和我談。”因此看“參考”、談國際問題，又成了吳旭君的工作任務之一。李誌綏根本沒有《參考資料》，毛澤東沒有給他看《參考資料》的任務。
　　
　　李誌綏的“回憶錄”說：“毛知道了我的處境（按：這裏指“回憶錄”裏寫的“文革”初期紅衛兵抄家對他造成的不安全），特別給我一個工作。毛讓我和吳旭君篩讀每天由全國各地如雪片般湧來的各種小報，挑選一些送給他看。”
　　
　　“文革”初期小報很多，毛澤東把篩選小報的任務直接交給了吳旭君，並且每天她要和毛交談這些小報的內容。毛對吳說：“我現在不得不借你的眼睛了。”這件事同李誌綏毫無關係，毛從來沒有交給他篩選小報的任務。
　　
　　2、李接近毛的機會少
　　
　　李誌綏的“回憶錄”反複說，他是毛澤東“閑聊的對手”，是毛的“清客”，經常同毛“徹夜長談”，“幾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細枝末節”。李誌綏和“回憶錄”的參與者們特別強調這些話，無非是為他們編造毛澤東的“談話”和所謂“深刻入微”地描寫“真實的毛畫像”作鋪墊。
　　
　　然而事實是，他同毛澤東交談得很少很少，長談是絕對不可能的。
　　
　　李誌綏同毛澤東接近的機會很少，毛澤東很少找李誌綏。李在毛澤東麵前很緊張，有事幾句話說完就走了。李平時從不主動去看毛，我們感到他是有些發怵，他可以很長時間不同毛見麵。李誌綏自己對我們說過：“沒事少在他（按：指毛澤東）眼皮底下晃，說不定哪天就給晃下去了（按：指下放基層）。”
　　
　　衛士們也反映，李誌綏了解毛的健康情況大多是向值班衛士和吳旭君詢問，了解毛澤東的意見和指示大多是靠吳旭君轉達。李誌綏親筆在毛的病曆上所作的記錄更足以證明這一點，上麵反複地寫著：“根據吳旭君反映”、“根據值班衛士反映”。
　　
　　我們同李誌綏相處那麽多年，他幾乎沒有單獨一個人為毛澤東檢查過身體，他怕負責任，隻是在會診時跟在專家後麵去看看。
　　
　　毛澤東在五十年代曾跟徐濤說：“我要在自然科學方麵補課，以後你就和我多談談自然科學問題。”當時正值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毛和徐濤除了談些曆史、哲學、文藝、詩詞以外，更多的是談工農業建設中的實際問題，談物理、化學、天文、原子能等，但從來不跟我們工作人員談中央領導之間的人事關係問題。
　　
　　在六十年代前期，毛澤東忙於搞三線建設，忙於克服經濟困難，他常找吳旭君或衛士了解社會情況和群眾對生活問題的反映等，從來不找李誌綏閑談。
　　
　　七十年代毛的健康狀況日漸下降，經常生病，他一直帶病堅持工作。那些年代，他同身邊工作人員閑談的時間很少了。
　　
　　李誌綏同毛澤東既然在思想上很隔膜，沒有什麽共同語言，那末，他有沒有可能經常與毛進行交談，甚至是“徹夜長談”，讀者自然會作出自己的結論。
　　
　　3、虛構的情節
　　
　　李誌綏在“回憶錄”裏講了許多他和毛交談的具體情節，我們仔細看了，全是假的。這裏舉一個例子。
　　
　　“回憶錄” 裏說：
　　
　　“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淩晨一點多鍾，我匆匆趕往後門（按：指毛居住的院子的後門），心想毛一定生病了。門衛看到是我，立刻按電鈴，衛士開了大問，我同他一起走進衛士值班室。我問他這麽晚了，有什麽事叫我。他說：‘主席已經吃過兩次安眠藥，睡不著，叫你來談談。，我穿過相接的明廊（按：
　　
　　我們記得，一九五五年還沒有“相接的明廊”，這個明廊是一九五八年以後修建的），入北屋進到毛的臥室。”接著，“回憶錄”編了好大一篇毛同李的談話。據說，談完話，李“回到南船塢宿舍，已經是淩晨三點半鍾”。
　　
　　這段描寫，在“回憶錄”的第七六頁至八一頁上。在不明內情的人看來，會覺得像有那麽回事。但對於毛身邊工作人員，特別是我們兩個長期做毛的保健醫護的人來說，一眼就看出這是假的。
　　
　　首先，一九五五年毛還不認識他，這在前麵已經說過。
　　
　　其次， 根據我們多年的經驗，毛澤東吃過兩次安眠藥 以後，不能興奮，要安靜下來，逐漸人睡。這時絕對不會找任何人談話，頂多和值班衛士隨便談幾句家常，或是找護士長用十分平和單調的語氣給他讀讀詩詞，這是有的， 那是為了催眠。
　　
　　“徹夜長談”是沒有的，是絕對不可能的。
　　
　　毛澤東的脾氣是喜歡同講真情實話的人交談，他要了解交談者的真實想法和社會上的真實情況。而李誌綏對上級講話一向是順從逢迎，毛不喜歡這樣的人。
　　
　　在“回憶錄”中，李誌綏說毛和他談到“醫生總有那麽一副醫生架子，讓人討厭”。毛又間李：“你有沒有架子呢？”“我才恍然大悟，我是受西方醫學教育出身，自然有‘醫生架子’。”這件事，我們倒曾經聽說過。毛在這裏不是泛指一般的醫生，主要是說李誌綏有醫生架子。這也是李不可能跟毛多接近、多交談的一個原因。
　　
　　毛澤東同身邊人員進行交談，總是有來有往，不隻是他一個人發表長篇講話，真正是交談。他希望對方能對他的意見作出反應，能說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即使說錯了也無妨。要是能跟他爭論，提出不同的看法，他是高興的。但必須是講真話，他才能聽得進去。盡管如此，他很少同我們談過什麽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更沒有同我們。“徹夜長談”。
　　
　　這本長達六百多頁的“回憶錄”中，寫了那麽多所謂毛、李的交談。可是我們這些長期在毛身邊工作的人，誰也沒聽說過李同毛有什麽“徹夜長談”。而誰跟毛談話，談多久，值班衛士都是一清二楚的。




第三章 李誌綏是一個怎樣的保健醫生？
　　
　　李誌綏“回憶錄”說：“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以後並兼任毛的醫療組組長。從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為止，……為時二十二年。”
　　
　　這些話，在書中反複他講，似乎他還長時期地擔任“毛的醫療組組長”。
　　
　　1、毛澤東的兩次醫療組
　　
　　毛澤東的醫療組，是在他病情危重時，根據需要臨時組織的。總共隻有兩次，每次時間都不長。第一次是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前）毛澤東病重期間組織的，時間一年多。第二次是從一九七四年到毛逝世，共兩年多。
　　
　　第一次的醫療組，組長是李誌綏，副組長是徐濤、卞誌強、胡旭東（原為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心內科主任，後調中南海保健處做保健醫生）。參加醫療組的有北京醫院的心血管內科主任吳潔，外科主任周光裕，麻醉科主任高日新，醫學科學院院長、泌尿科專家吳階平，阜外醫院麻醉科主任尚德延，北京同仁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徐蔭祥等。
　　
　　周恩來很重視醫療組的工作，後來決定由吳潔擔任這次醫療組的專家組組長，對保健。醫療、搶救等業務負總責。護理工作由日夜堅持在第一線的護士長吳旭君負責。毛會見尼克鬆後，健康日漸恢複，各位專家陸續回到原單位，持續一年多的第一次醫療組就結束了。
　　
　　第二次醫療組，是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中旬，由神經科和內科專家會診時提出、經領導決定成立的。李誌綏不是醫療組組長，他隻負責醫務行政方麵的事務。有關這次醫療組的情況，我們訪問了幾位當年參加醫療工作的主要專家。
　　
　　王新德（北京醫院神經科主任、教授，第二次醫療組專家成員，直至毛去世為止）說：“沒有宣布過李誌綏是醫療組組長。”
　　
　　方析（北京協和醫院副院長，心血管內科主任、教授，第二次醫療組專家成員，直到毛去世為止）說：“不清楚，沒聽說醫療組組長的名稱。”
　　
　　那末，在醫療組大會診中，關於診斷、治療、搶救，到底如何集中意見，如何決定治療方案，如何進行搶救，由誰下定醫囑？
　　
　　經多方了解訪問後得知，情況是這樣的：在心血管內科、神經內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護理等各科診治、護理、搶救的綜合配合下，每一科都有一二位獨當一麵的專家，負責把關和直接管理，如神經科是黃克維（解放軍總醫院神經科主任）、王新德，耳鼻喉科是薑泅長（解放軍總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外科是周光裕（北京醫院外科主任）、高日新（北京醫院麻醉科主任）。
　　
　　在以心血管內科為主的三個專家小組裏，陶壽淇（阜外醫院院長，心內科主任、教授）、陶桓樂（北京醫院心內科主任、教授）、方析三位是分組組長，吳潔（曾任北京醫院院長、心內科主任）也是心血管內科專家組的重要成員。總負責是陶壽淇。這些人都是第二次醫療組的專家成員。
　　
　　方析對我們說：“陶壽淇、陶桓樂和我們一起商量，決定由我、陶壽淇、陶桓樂三個人各領一組人值班，三組人倒班。最後的醫囑，由陶壽淇說定，護士記錄、執行。我有時在這邊，有時在心電圖處監護，我在主席床頭右手，另外王新德、高日新等專家都在。”
　　
　　專家們都沒提到李誌綏是醫療組組長。那末，李誌綏在醫療組中起些什麽作用呢？
　　
　　李誌綏在“回憶錄”中把自己描繪成為醫療業務的決定人與領導人。不妨再聽聽醫療專家們是如何評說的。
　　
　　方析說：“主席的病情我們向李誌綏講，需要向外單位送查化驗，或者對外麵聯係一些事情，還有醫療組內的分組、分工等，都由他分管。他主要管醫務行政方麵。在主席的醫療、搶救等業務工作上，他不起什麽作用。”
　　
　　陶壽淇說：“當討論主席病情時，都是醫療組的專家們發表意見。李誌綏隻坐在後邊，不參加討論，不發表意見。由專家們討論決定治療方案與下達醫囑。”
　　
　　王新德說：“凡是重要的醫療討論和作決定的時候，或是在搶救的時候，李誌綏都向後縮。毛主席心肌梗塞搶救時，李誌綏又是向後縮。”（著重點是引者加的）
　　
　　把這些話歸納起來看，在整個醫療組的診斷、治療、搶救過程中，在醫療業務上，主要由各有關科的專家負責，李誌綏不起什麽作用。他分管的是醫務行政工作。
　　
　　這同李誌綏在書中所吹噓的情況就有天壤之別了。
　　
　　2、毛病危時李的表現
　　
　　前麵講到在毛澤東病危需要搶救時，李誌綏總是“向後縮”，使我們聯想到一九七二年毛病情危重搶救時，李誌綏臨陣逃脫一事。
　　
　　事情發生在一九七二年尼克鬆訪華之前。那年二月十二日淩晨，吳旭君正觀察毛的病情，發現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脈搏細弱，吳旭君叫他，也沒有反應。
　　
　　吳意識到他發生了休克，便一隻手給他做穴位指針按壓，一隻手緊按電鈴，大聲喊人。胡旭東、吳潔立即跑來，吳旭君按照他們的醫囑，同他們共同進行搶救，但一直沒有見到李誌綏。
　　
　　胡旭東回憶這一段事情的時候說：“我聽見吳旭君在大聲叫人，我立刻向主席屋裏跑去。當我進到屋後，看見李誌綏向屋裏探探頭，然後扭頭就走了。我發現主席心髒已停止跳動，趕緊做胸外心髒按壓，吳旭君、俞雅菊（原為阜外醫院心內科護士長，解放軍三○五醫院內科護士長及門診部副主任）配合注射藥物等急救，那時吳潔也在，但自始至終沒有看見李誌綏進來。經大力搶救，主席很快恢複了。”
　　
　　胡旭東還說：“事後聽李誌綏自己解釋說，他當時跑去工字樓找尚德延去了。
　　
　　其實，他是有意躲避的。工字樓離毛的住地有一段距離，約四五百米，李誌綏要找尚德延盡可以打電話，或者派人去找一下，在那麽緊急的情況下，為什麽非要親自跑去找呢？這且不說，那末後來尚德延也來一同進行搶救了，可李誌綏還是不來，是什麽理由呢？”
　　
　　這次我們查閱了這一段期間毛的病曆，當時醫生的分析，是毛澤東原有的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況下，由於嚴重缺氧所引起的。李誌綏在“回憶錄”中用了十七頁的篇幅，來描繪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那一段時間他如何“主持”對毛澤東重病的診治（實際是吳潔和胡旭東主治），而對這次十分危重的搶救工作，隻字不提。這並不奇怪，就是因為這一次他臨陣逃脫，對搶救情況實在是一無所知。
　　
　　順帶說一句，我們正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又看到了李誌綏的兒子李大重的談話，說在毛澤東治喪委員會的名單裏，李誌綏的名字列在陶壽淇之前，證明李是醫療組組長。我們查閱了發表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人民日報》上的治喪委員會名單，名單中有陶壽淇，但沒有李誌綏。這份報紙是很容易找到的。它說明，陶壽淇在毛澤東醫療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首屈一指的。
　　
　　在平時的醫療保健工作中，李誌綏又是怎樣一個情況呢？
　　
　　李誌綏在“回憶錄”裏，自我吹噓了一番：在做毛的保健醫生之前，“無論是首長或是普通工人，我都一樣的細心認真治療”，受到“上上下下人們的交口讚譽”，“我被任命為（中南海）門診部主任”，後來又擔任“北京醫院第二保健辦公室主任”，等等。
　　
　　這裏提到中南海門診部，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個門診部是為中南海內中央辦公廳所屬的工作人員做醫療服務的。它同專為中央領導人做保健醫療工作的中南海保健科（後改保健處）沒有直接關係，是兩碼事。
　　
　　李誌綏在中南海門診部工作過七年多，但沒有當過主任，主任是鄭學文。黃樹則（從一九四三年起做過毛的保健醫生，曾任中南海保健處處長、衛生部保健局局長、衛生部副部長）證明說：“當時門診部主任是鄭學文。”鄭學文說：“李誌綏不是門診部主任，那時我是主任，他從來也沒有當過副主任。”
　　
　　李誌綏在書中說：“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為止，我作為毛的專職健康保護人和監護人，無論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隨在他身邊，為時二十二年。”
　　
　　“健康保護人和監護人”，根本就沒有這個名義，而且也不通。“監護”，作為法律用語是指對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人身財產及其他一切合法權益的監督和保護。毛既不是未成年人又非精神病人，所以不屬於這種“監護”範圍。
　　
　　“監護”的另一含義，是指對病情危重的病人，進行密切的觀察和記錄，有的還應用電子儀器--監護器，隨時記錄和顯示病人的心電圖、脈搏。呼吸、體溫、動脈壓、中心靜脈壓、尿量及各種引流量，以便及時發現微小的病情變化，采取緊急治療措施。從這個含義上講，符合毛晚年幾次病重搶救期間的情況。但是在毛病情危重期間，真正進行這種“監護”的是輪流值班的各科醫療專家，及經驗豐富的特別護理組的人員，他（她）們是分秒不離地晝夜二十四小時輪流守候在床旁。
　　
　　李誌綏既不參加專家分組值班，也不參與醫囑的決定，更不參加任何醫療儀器的.作。當時負責臨床診治的專家們一致的印象是：在專家討論診治方案時，李坐在後麵不發言；毛病危時，李甚至很少到床邊去觀察與檢查，一切都靠其他專家醫護人員；在緊急搶救時，李誌綏不但不搶上前去，辱而向後縮。作為毛的保健醫生的李誌綏的這種表現，實在是使人感到吃驚！
　　
　　3、李誌綏被毛摒退
　　
　　到後期，毛澤東對李誌綏的工作已經很不滿意了。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很長一段時間內，毛不讓他在一組工作。
　　
　　關於這一段，李的“回憶錄”透露出一點信息。他說：“（一九七四年九月至一九七五年一月）毛仍在長沙，未參加北京的會議。”“我想回北京。我在長沙起不了作用。我們的人手不足，萬一發生突變，需要搶救，很難進行。”“胡旭東、吳潔和我於一月初回到北京。”“我留在北京，開始向幾位高級領導做簡報。我先找到葉劍英，希望尋求各領導人的合作。毛不肯接受治療，我們亟需政治局的幫助。
　　
　　另一方麵，也該讓政治局了解毛的病情。葉元帥很熱心。我們聊了一會，談到我已負責毛的醫療保健二十一年之久。然後我將外出這半年的情況詳細告訴了他。”
　　
　　從一九七四年底到毛澤東逝世這一段時間，吳旭君已經不在毛身邊工作，其間有關毛的醫療情況，我們主要是通過訪問當事人包括一些專家了解到的。
　　
　　關於上麵李誌綏說的那些事，我們訪問了當時隨同毛澤東在長沙的汪東興。汪說：“這是假的。他怎麽能同葉劍英去談？實際上是主席有病，對李誌綏有意見，不滿意。主席說他隻觀望不行動，不動手，不解決實際問題，病好不了，不要他，讓他回去！”
　　
　　這就完全明白了，李誌綏之所以回北京，不是他“想回北京”，而是他“在長沙起不了作用”。一九七四年底李回北京後，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他基本上就不參與對毛的醫療工作。
　　
　　一九七五年，毛澤東做了白內障手術。當年為毛做眼科手術的唐由之教授是著名的眼科專家，現任中醫研究院副院長。他對我們說：“我於一九七五年春節大約是二月份，在杭州與毛主席見麵，給毛主席做眼科會診。那時李誌綏不在杭州，汪東興要我負責準備了眼科。耳鼻喉科等有關各科的整套手術室需用的器械設備。回北京後，我住在中直招待所，和幾位眼科專家選擇了適當的病人做了二三十例的手術，效果比較好。幾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治療方案匯報，李誌綏也沒有參加。我於一九七五年三四月間住進中南海，約住了七八個月。在手術前、手術中、手術後，都不見李忐綏。”
　　
　　我們問唐由之：李誌綏的“回憶錄”中說，手術前，毛說：元朝人薩都刺寫過‘天低吳楚，眼空無物’。那末做完手術，我的眼裏就會有物的了”。您當時一直在毛澤東身旁，毛澤東說過這些話嗎？
　　
　　唐說：“沒有，毛主席沒有說過這些話。李誌綏沒有在場。毛主席隻是問過：‘你準備好了？’我說：‘準備好了。’主席說：‘準備音樂了嗎？’後來由秘書找來彈詞《滿江紅》錄音帶放的。做手術時，周恩來、汪東興等都在門外等候，李誌綏並不在。”
　　
　　李誌綏真是會編“故事”。那段對話，又是他或那些參與者們發揮想像力所寫出來的。
　　
　　我們又問：李誌綏書上說，“從注射麻藥到針撥完成，一共不過十二分鍾。這次做的是右眼，打算兩個月以後再做左眼”。是這樣嗎？
　　
　　唐說：“不是。手術用了七分鍾，做的是左眼。毛主席說：‘明年我再請你來，為我做右眼手術。’”
　　
　　一九七五年做的那次眼科手術，在當時對毛的保健工作來說，不是件小事。但就在這個重要時刻，李誌綏不見了。一直住在中南海主持手術的唐由之，在七八個月的時間裏沒有看見過李誌綏的影子。這就是自稱每天都隨侍在毛身邊的、為時二十二年的毛的“專職健康保護人和監護人”哩！李此時根本不在毛身邊，卻偏要裝出他對毛的眼科手術情況十分了解的樣子。於是又不得不靠編造了。既然是編造的，盡管有那麽些中國通下手，也難免錯誤百出。
　　
　　從唐由之的談話，我們又想到要弄清楚李誌綏自一九七五年一月以後離開毛澤東的保健工作到底有多久。我們向從一九七五年初起就一直在醫療組裏的兩位醫護人員進行了訪問。
　　
　　俞雅菊護士長說：“一九七五年初我第二次去長沙，毛主席在長沙遊泳館遊泳。
　　
　　當時毛主席有皮膚瘙癢症，隻有皮科醫生在，我很著急，臨時從湘雅醫學院請了心髒科專家來值班。毛主席最後遊了三次，那時李誌綏肯定不在長沙。我到長沙，以後又跟隨主席去杭州，李誌綏也沒有去杭州。從一九七五年一月以後，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始終沒見到李誌綏。”
　　
　　這是第一見證人的證言。李誌綏卻在“回憶錄”裏編造說什麽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一**“帶著十二名護士和十名醫生”由北京去杭州，這全是假話。
　　
　　胡旭東說：“一九七五年初去長沙時，主席對李誌綏已不信任了。李誌綏已走了，由我負責主席的保健。李誌綏也沒有去杭州，什麽‘帶著十二名護士和十名醫生’，沒那回事。從一九七五年一月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李誌綏一直不在主席處。
　　
　　我主持並組織眼科手術的準備工作等。眼科手術時他也不在。”
　　
　　在文章的開頭，我們就根據事實說明，李誌綏開始做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不是一九五四年而是一九五七年。現在又可以說，在毛的最後年月裏，從一九七五年一月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李誌綏實際上已經不擔任毛的保健工作了。正是在這一頭一尾的兩段時間裏，李誌綏的“回憶錄”編造了許許多多的中傷、誹謗毛澤東的“故事情節”。
　　
　　再說一說李誌綏對毛澤東的平時保健工作，這個我們更清楚。平時他和毛很少照麵。偶爾組織專家會診，他不直接介入醫療業務，不承擔任何責任，隻做醫務行政工作。毛澤東平時的防病、護理、飲食營養管理、康複等工作，常年主要是靠護理人員、衛士組、管理員、炊事員、服務員等協作完成的。
　　
　　李誌綏明知毛澤東日常生活中有許多不利於健康的生活習慣，但他怕和毛意見不一致，不提合理的建議。比如徐濤做保健醫生時，常常勸毛戒煙，少吃肥肉，減少安眠藥量，多安排體力活動，調整安排合理膳食，定期檢查身體等等。而李誌綏強調“習慣難改”，“（主席）多年的習慣，不可能再改變了”，“（安眠）藥量，可以不改”。
　　
　　徐濤原來規定對毛食用膽固醇含量高的和油脂多的食物，要適當限量和掌握，要毛少吃“紅燒肉”、動物內髒一類的食物，毛最後同意了，配合得很好。但李誌綏改變了這個規定，決定“飲食不再禁食雞蛋、動物內髒等（包括肚子、肝子、腰子等）”。（按：原來隻是適當限食，從未禁食。）“食物中未加特殊限製，目前食用油均為豬油”（以上都見於李誌綏所寫的毛的病曆記錄）。直到一九五九年，護士長吳旭君一再提出要搞飲食營養熱量計算，要改進膳食，尤其要減少油脂，並建議花生油與豬油按比例配用等。一九五九年五月專家會診後，也認為原來油脂過多（見病曆記錄）。李誌綏才不得不改變他的辦法，再度限製食物中的油脂類，最後毛澤東還是同意了。可見並非“習慣難改”。
　　
　　吳旭君把毛的安眠藥，根據需要作了調整，既保證睡眠，又不增加用量，毛也接受了，可見也不是“習慣難改”。所謂“習慣難改”，這是李誌綏為迎合毛的老習慣不堅持保健醫療原則的一個托詞。
　　
　　根據以上所述，對李誌綏這個“毛的專職健康保護人和監護人”應當怎樣看呢？
　　
　　我們想讀者會有自己的評價的。




第四章 從李誌綏對毛澤東的人身攻擊看李誌綏的人格
　　
　　李誌綏和“回憶錄”的參與者們，利用李誌綏所謂“二十二年”保健醫生的身份，在毛的生理和健康方麵造了許多謠言。
　　
　　就憑這一點，僅僅說李誌綏沒有醫德是不夠的，他連做人的起碼道德都喪失了。
　　
　　我們作為保健工作者，本不應該把保健對象的生理和健康狀況公諸於世。但是，由於李誌綏在這個問題上公開造謠，我們就不得不公開辟謠，而且不得不引用一些毛澤東的病曆，以正視聽。
　　
　　1、“性放縱”的汙蔑
　　
　　李誌綏在“回憶錄”中說，他在一九五五年檢查了毛的前列腺，做了前列腺按摩。
　　
　　且不說當時李誌綏還不是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他沒有為毛澤東檢查前列腺的機會，就是別的時候他也不可能做這種檢查。毛的一生中，直到老年，沒有這方麵的病狀。我們仔細查閱了毛澤東的病曆和會診記錄。泌尿科專家曾多次為毛檢查身體和會診，但從來沒有哪一位專家給毛做過前列腺的檢查，更沒有做過前列腺按摩，病曆上沒有這方麵的任何記錄。
　　
　　李誌綏在“回憶錄”中又說：“過了兩天”，“前列腺的檢查結果也出來了。毛的前列腺正常，但報告顯示他沒有生育能力”。這些話一看就是瞎編的，誰也沒有給毛查過前列腺，怎麽會有檢查結果出來呢？不但有結果，而且還有一個“他沒有生育能力”的結論，這不是荒唐嗎？
　　
　　關於毛澤東有沒有生育能力這個問題，暫且不論。單就李誌綏講述的“結論”得出的經過，就能看出他的破綻。李誌綏在書中說：“我做了前列腺按摩，用試管裝了精液，拿回到辦公室。”從醫學上來說，如果李誌綏真的做了前列腺按摩，能得到一些液體，那也主要是前列腺液。但隻有對精液檢查，對男性生育能力的判斷才有價值。何況，李誌綏的辦公室裏根本就沒有化驗儀器，如何進行化驗呢？
　　
　　我們曾向在國內外享有盛名的、當年曾給毛澤東會診過的泌尿科專家吳階平教授請教。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比利時皇家醫學科學院國外院士。他還曾擔任過周恩來的醫療組組長。他說：“前列腺按摩得到的主要是前列腺液，偶爾可能帶些精囊液，而精囊液不是精液。要確定男性有無生育能力，主要是根據真正的精液檢查，僅靠前列腺按摩得到的液體，不可能作出有無生育能力的結論。”他還說，他從未給毛澤東做過前列腺檢查。我們查閱了毛澤東病曆中的全部化驗報告，沒有見過一張關於“前列腺按摩液”或“精液”這一類的化驗報告單。
　　
　　對毛澤東進行稍有一點特殊性的檢查，都要向上級報告，而李誌綏最怕負責任，如果真有檢查前列腺以及有無生育能力的事，他是一定要向上級領導報告的。我們特地向當時任中南海保健處處長的黃樹則詢問。黃說：“李誌綏沒向我報告過。”
　　
　　我們又問汪東興。他說：“李誌綏沒有向我報告過，我沒有聽說做過這種檢查。”
　　
　　李誌綏沒有做過這種檢查，毛澤東無需做這種檢查，根本也不可能讓他做這種檢查，那末，李誌綏為什麽要憑空捏造這一檔子事呢？他的目的很清楚，是想要用“沒有生育能力”為他們誣蔑毛“性放縱”等製造“根據”。
　　
　　李誌綏還造謠說毛澤東患有“滴蟲病”，這同樣是出於對毛澤東進行誣蔑的目的。
　　
　　我們在毛澤東身邊做醫務工作多年，十分清楚地了解，毛絕未患過什麽滴蟲病。
　　
　　我們到中央檔案館把積累了有幾十年的、堆起來有幾米高的毛澤東的病曆翻了不止一遍，把包括李誌綏在內的毛的所有保健醫生所開具的化驗單，和包括李誌綏及專家們所記載的病曆記錄（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逝世為止），仔細地一張一張地查閱，沒有見到任何有關滴蟲病的症狀的記錄。在數以千計的詳細的化驗報告中（也是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逝世為止），沒有見到一張關於滴蟲病檢查的化驗報告單。
　　
　　關於這個問題，還需要向讀者指出，李誌綏“回憶錄”中文版憑空說毛患有滴蟲病，英文版卻不講什麽滴蟲病，而誣蔑毛患有“性病”。黎安友的“前言”，在中英文兩種版本中也是如此。“滴蟲病”（Trichomoniasis）隻是一種寄生蟲病，它與“性病”是完全不同的兩類疾病，這是常識。李誌綏一夥在兩個版本中玩弄這樣的手法，正好反映出他們心虛，不敢在中國讀者麵前造毛澤東“患性病”的謠言！
　　
　　2、毛的生死觀
　　
　　李誌綏在“回憶錄”中說：“五十年代中期以後，他（按：指毛澤東）相信一些長壽藥，也想尋求這類藥。”“毛不斷求長生不死藥”。
　　
　　這又是荒唐的編造。毛澤東從來就不相信什麽“長生不老藥”、“長生不死藥”。
　　
　　他多次向徐濤說過：“人哪有長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盡辦法去找長生不老、長生不死之藥，最後還是死了。在自然規律的生與死麵前，皇帝與貧民都是平等的。”
　　
　　他還說：“不但沒有長生不死，連長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陳代謝，這是辯證法的規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現在還活著，該有二千五百歲了吧？那世界該成個什麽樣子了呢！”
　　
　　對待生與死的問題，毛澤東跟吳旭君也多次談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羅榮桓逝世後，毛澤東對吳旭君說過：“在戰爭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是沒有死。人們都說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辯證法。辯證法告訴我們，有生就有死。”他還按邏輯學的原理說：“‘人都是要死的’，‘毛澤東是人’，所以‘毛澤東是會死的’。”
　　
　　又有一次，毛跟吳說：“我死了可以開個慶祝會。你就上台去講話。你就講，今天我們這個大會是個勝利的大會，毛澤東死了，我們大家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從孔夫子到現在，地球就裝不下了。新陳代謝嘛，‘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
　　
　　他又說：“我在世時吃魚比較多，我死後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長江裏喂魚。你就對魚說：‘魚兒呀，毛澤東給你們賠不是來了，他生前吃了你們，現在你們吃他吧，你們吃肥了好去為人民服務。這叫物質不滅定律’。”毛澤東從哲學方麵，從自然科學方麵，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談生死問題，談得十分瀟灑豁達。
　　
　　但是在李誌綏等人的筆下，毛澤東卻被歪曲成另外一副樣子。毛晚年有兩次病情危重：一次是一九七二年，“回憶錄”中編排了好長的一段毛李對話，其中毛問李：“你看我還有救嗎？”另一次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時，毛臨終前十分鍾，“回憶錄”有一段描寫，其中有張玉鳳向李的“傳話”：“李院長，主席問您還有救嗎？”請讀者注意，這兩次說的話幾乎一模一樣。
　　
　　一九七二年那一次，吳旭君守護在毛的身邊，沒有聽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兩次參加醫療組的醫護人員和其他工作人員現今絕大部分都還健在，他們誰也沒有聽見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毛澤東從來就把生死看作是自然規律，對死無所畏懼。
　　
　　一九七六年在他病危的時候，多種嚴重疾病同時向他襲來，他所承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但他仍像平時一樣， 關心國事，酷愛讀書。請看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毛澤東臨終前一天的護理記錄，現摘抄如下：
　　
　　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
　　
　　零時零分     體溫36.9℃， 脈搏103次/分， 呼吸21次/分， 血壓170/80(mmHg) 。看文件14'。按摩雙下肢，腹部人工輔助呼吸，有些微汗，生理鹽水噴口腔六下。
　　
　　零時五十分     呼吸24次/分。看文件10'30'。輔助人工呼吸，按摩下肢。
　　
　　一時十分     看文件15'30"。
　　
　　一時二十九分   血壓150/70 (mmHg)，T波倒置， ST段壓低0．15mv。（注：表示心肌缺血。）
　　
　　一時四十分     主席自己使勁。馬上去看，發現尿床約200ml。
　　
　　一時四十五分   血壓180/80 (mmHg)。看文件10'。
　　
　　二時零五分     脈搏116次/分。看文件9'。爽身粉擦大腿。
　　
　　五時十六分     有輕度紫紺（注：表示缺氧。），尿床200cc。
　　
　　五時五十分     換枕頭及耳枕。看書7'。
　　
　　十一時十五分   體溫37℃，脈搏102次/分，呼吸26次/分。雙手雙腳發涼。
　　
　　十一時二十一分 嘴唇紫紺明顯。做呼吸器很短，不要。手指甲發紺。
　　
　　十一時五十分   ST段壓低加深0.3mv。（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
　　
　　十二時四十七分 看文件21'。 液體滴數速（度）調至20gtt/分。（注：即分鍾二十滴。）
　　
　　十三時十五分   ST段壓低0.3mv。 出現二個室性早跳連續發生。（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並有一定程度的心律失常。）
　　
　　十三時十八分   看文件12'。
　　
　　十四時零四分   口唇、手指甲發紺明顯，給做呼吸器1'27'。
　　
　　十四時零八分   繼續做腹部人工輔助呼吸。
　　
　　十四時零九分   脈搏106次／分，呼吸24次／分。看文件18'。
　　
　　十四時三十五分 血壓160/65 (mmHg)）。看文件23'。按摩右上肢及雙腳。
　　
　　十六時三十分   ST段壓低0.1-0.2mv，室性早跳一次。
　　
　　十六時三十七分 看文件30'。 （注：這是毛澤東一生中最後一次看文件。此後，病情進一步加重，插上鼻咽管。）
　　
　　根據上述記錄，九月八日這一天，毛澤東看文件、看書十一次，共二小時五十分鍾。他是在搶救的情況下看文件、看書的：上下肢插著靜脈輸液導管，胸部安有心電監護導線，鼻子裏插著鼻飼管，文件和書是由別人用手托著。
　　
　　看了這個記錄，誰能不為毛澤東的堅強毅力而感歎呢？誰還會相信李誌綏的那套鬼話呢？這才是真實的毛澤東：
　　
　　3、所謂“女友”問題
　　
　　“回憶錄”編造了那麽多假東西，其中還有一個所謂毛與什麽“女友”的關係問題。有的竟說成是吳旭君告訴李誌綏的。
　　
　　在這裏，吳旭君鄭重聲明，李誌綏從來沒有向她問過這樣的問題，她也從來沒有回答過李誌綏這樣的問題。
　　
　　李誌綏編造四人“大被同眠”，簡直是下流無恥。毛澤東的不少生活習慣，人們都已熟知了。他睡覺隻蓋毛巾被，春夏秋冬四季如此，隨著氣候的變化隻不過多兩條少兩條罷了，根本不用什麽“大被”。他睡的床，一半的地方堆著高高摞起的書，睡覺的地方隻有一半，曆來如此，怎麽可能睡上四個人呢？真是天方夜譚！李誌綏居然編出這些奇聞，還對吳旭君進行栽贓，真是太卑鄙了！
　　
　　我們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同他接觸和交談比較多，對他的為人和生活是相當了解的。
　　
　　毛澤東對女同誌一向十分尊重，對待女同誌（當然對待男同誌也是一樣），不論老、中、青，他都很講禮貌。他說過：“我曆來尊重女性，支持弱者。”
　　
　　毛澤東很喜歡和年輕人交談與交往，無論男女都一樣。他認為年輕人思想單純，不世故，熱情活躍，肯講真話，通過他們可以了解青年人的思想與社會人際關係的真實情況。
　　
　　毛澤東的臥室、辦公室、會客室從來不關門、不插門、不上鎖。毛澤東的個人私生活以及人際交往，光明磊落，沒有什麽不可以告人的。




第五章 毛澤東臨終前，李誌綏在哪裏
　　
　　李誌綏的“回憶錄”用濃重的筆墨，描繪了李誌綏在毛澤東臨終前的所作所為，以及他當時所處的特殊地位。李和他的同夥們，把這個事看得很重，在“序幕”裏寫了，還覺得不夠，到書尾又大書特書。既然如此，我們也多花點力氣來弄清這個問題。
　　
　　1、毛譯東逝世場麵的實況
　　
　　讓我們先聽聽一直堅持在搶救第一線的醫學專家們對當時情況是怎樣說的。
　　
　　方圻說：“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剛從日內瓦回到北京，到家後就立刻去了中南海。有時我給毛主席讀讀唐詩，讀過幾次，後來就不讀了。那時他講話也不清楚，我也聽不懂。他要什麽東西，就用紅鉛筆在紙上寫字，我們也看不懂。那是在老遊泳池住地。
　　
　　“唐山地震後，七月二十九日就搬到二○二號樓。以後我再也沒看見他寫字條了。李誌綏說的不是事實。
　　
　　“在九月八日，毛主席的血壓就下降了，我們拚命給用升壓藥，又怕血管收縮過分，同時給血管擴張藥，吸氧，由高日新教授做輔助呼吸。九月八日晚，血壓仍在下降，藥物一直用著，但血壓很難維持。那時已經不行了，心電圖顯示隻有微弱心電，已沒有明顯的心髒跳動了。那時隻有我們進行搶救的一些人在毛主席的身旁，李誌綏不在身旁。
　　
　　“到九月九日零時，毛主席已經完全沒有反應了，他不可能提什麽問題了，也不可能讓人去叫李誌綏。”
　　
　　陶壽淇和薑泅長都說：“九月八日下午四時，毛主席已插著鼻咽管，已經不能說話，也不能寫字了。李誌綏在‘回憶錄，上說他拉著毛澤東的手，那是假的，根本沒有，他胡說八道。”
　　
　　王新德說：“李誌綏說得不對，九月八日晚大約在六七點鍾，毛主席血壓下降，陶桓樂教授決定給用升血壓藥，那時主席已不大知道事了。從這時到去世，其間有五六個小時，毛主席既不能說話，也不能寫字了，根本不可能找李誌綏說話。李誌綏說那時他拉著毛澤東的手，沒那回事）根本就沒有！李誌綏當時就沒有在毛主席的床邊，他怎麽會拉著毛主席的手？最後毛主席心電圖呈水平線時，是由陶壽淇、陶桓樂、吳潔、方析宣布毛主席去世的。當時，醫療組的全體醫護人員和值班的中央領導都在場。”
　　
　　汪東興是九月八日代表中央值班的成員之一。他對醫療組進行的搶救，以及當時的整個情況了解得比較多。他說：“李誌綏在他的‘回憶錄’中說的是假的，九月八日晚主席已是病危，人已昏迷，不省人事，連續搶救四個多小時，直到去世也沒醒過來。李誌綏沒有參加直接搶救，也沒有動手。九月九日零點，毛主席怎麽能叫李誌綏到床前講話，問還有沒有救呢？”
　　
　　再讓我們看一看白紙黑字的文字記錄鐵證。這是毛澤東臨終前，在醫療組進行搶救過程中，由醫療組專家成員的總負責人陶壽淇所作的醫療搶救記錄，現摘抄如下：
　　
　　九月八日晚上二十時五分，紫紺明顯，吸痰及用呼吸器幾分鍾後紫紺一度減輕。
　　
　　二十時三十分，四肢發涼，神誌模糊，紫紺又加重，用呼吸器後稍減輕。
　　
　　二十時五十五分，神誌更不清楚，經鼻腔吸痰時無反應。
　　
　　二十一時四十四分，出現陣發性房性心動過速。
　　
　　二十二時十五分，血壓降至80/58(mmHg)。
　　
　　二十三時十五分，進入昏迷狀態。
　　
　　二十三時四十四分，瞳孔散大，對光反射消失。
　　
　　九月九日零時四分，抽吸兩下，血壓測不到。
　　
　　零時六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
　　
　　零時十分，心跳停止。
　　
　　這份記錄，由醫療組全體醫生一一過目核實，並親筆簽名。按當時的簽名順序，他們是：胡旭東、陶壽淇、方析、吳潔、薑泅長、高日新、翟樹職、李誌綏、陶桓樂、王新德、薛世文、周光裕、朱水壽、徐德隆、李春福。
　　
　　現在，我們再看看李誌綏的“回憶錄”是怎樣描寫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午夜零點，毛澤東的呼吸越來越微弱。……華國鋒殷切的眼睛望著我，他低聲急促地問我：‘李院長，還有沒有別的辦法了？’王洪文、張春橋和汪東興都湊了過來。”（著重點是引者加的）
　　
　　“汪起身出去時，內室中的一位值班護士跑過來，匆匆對我說：‘李院長，張玉鳳說毛主席在叫您。，我繞過屏風，走到毛的床邊。”“張玉鳳對我說：‘李院長，主席問您還有救嗎？’毛用力點點頭，同時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撓動脈的搏動很弱，幾乎觸摸不到。”
　　
　　“我站在那，握著毛的手，感覺他微弱的脈搏時，江青從她居住的春藕齋趕到。”
　　
　　“我彎了腰對他說：‘主席放心，我們有辦法。’這時有一痕紅暈在毛的兩頰出現，兩眼頓時露出了刹那的喜悅光彩，接著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兩眼合下來，右手無力地從我的手中脫落，心電圖示波器上呈現的是一條毫無起伏的平平的橫線。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九月九日零時十分。”
　　
　　“回憶錄”作者們的這段“深刻入微”（黎安友語）而且活靈活現的描寫，是很能欺騙一些人的。要不是眾多的（不是一個人）、最具權威的當事人的證言，要不是保存在中央檔案館的毛澤東的病曆記錄出來作證，似乎曆史就隻能按照李誌綏一類人的主觀意誌來剪裁了。
　　
　　事實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了，毛澤東臨終前，李誌綏既沒有參加直接搶救，也沒有在毛的身旁。“回憶錄”這段生動的描寫全是騙人的。
　　
　　請想一想，九月八日晚上八點半毛澤東已經“四肢發涼，神誌模糊”；八點五十五分，“神誌更不清楚，經鼻腔吸痰時無反應”；十一點十五分，“進入昏迷狀態”；十一點四十四分，“瞳孔散大”。人都昏迷了，還能問“有沒有救”？瞳孔都散大了，還會“有一痕紅暈在毛的兩頰出現”？還會“兩眼頓時露出了刹那的喜悅光彩”？不知道李誌綏憑哪裏來的這種神奇的本事，能從毛澤東已經瞳孔散大的眼睛裏，看到毛澤東露出的喜悅光彩？
　　
　　李誌綏們造假，這一條是鐵板釘釘了，任何抵賴也無濟幹事。
　　
　　“回憶錄”在對毛逝世的全過程作了描寫之後，緊接著一句話，就是：“毛的逝世並未使我感到難過。”我們說，李誌綏對毛澤東逝世全過程的整個描寫都是假的，隻有這一句是真的。
　　
　　2、遺體保護過程
　　
　　我們還想談談“遺體保護組”的問題，因為李誌綏在這個問題上同樣編造了許多假東西，應一並予以揭穿。
　　
　　李誌綏在“回憶錄”中說：“我成立了遺體保護組，從全國大的醫學院校的解剖、病理和生物化學等專業調來研究人員二十多人參加工作。”“我們研究了中國古代保存遺體的方法，便馬上發覺行不通。”“我們研讀了大量科學刊物，最後決定，唯一保存毛澤東遺體的方法就是改善原己采用的福爾馬林灌注法。”這段描寫也很“深刻入微”，但很遺憾，也是假的。
　　
　　為弄清真相，我們訪問了三位重要當事人。一位是吳階平，一位是黃樹則，一位是徐靜。
　　
　　吳階平說：“毛主席逝世後，確定遺體長期保存供瞻仰，國務院專門成立了辦公室，由穀牧副總理領導，下設紀念堂建築組、水晶棺製作組、遺體保護組、機電組等。每周開會由各組匯報工作，協調進度，解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遺體保護組，由北京、上海、長沙、廣州有關學科的專家組成。在原新疆辦事處進行研究討論保護的技術措施，長達十一個月之久。在這期間，遺體現場的工作，由保護組的負責人黃樹則、吳階平、林鈞才（按：當時任北京醫院院長）三人二十四小時輪流值班，直至遺體移入紀念堂。
　　
　　“李誌綏從未在遺體保護組參加過遺體保護技術工作，從未參加過國務院專門辦公室的匯報討論，也從未參加過遺體現場的值班。”
　　
　　黃樹則說：“遺體保護組開始由劉湘屏（當時的衛生部長，謝富治的夫人）任組長，我任副組長。後來謝富治出了問題，穀牧副總理說，劉湘屏不能負責了，由黃樹則、吳階平、林鈞才來主持。”
　　
　　徐靜當時是中國醫學科學院形態教研室第一副主任、組織學講師，後任毛主席紀念堂管理局局長。她對我們說：“毛主席遺體保護工作是中央交給衛生部，開頭由衛生部長主持，後來由黃樹則領導，組織科研人員來完成的。李誌綏參加了遺體保護組，但他並不懂得遺體保護技術。遺體保護任務的全部工作，從提出研究方案，到實施研究方案，到在毛主席遺體旁值班，李誌綏一項也未參加。
　　
　　“李誌綏在‘回憶錄’中說：毛的外形大變，‘將準備好的中山裝穿上去，但胸腹腫脹，係不上鈕扣，隻好將上衣及褲腰的背後中線剪開，才勉強穿好’。根本沒有這回事。我們是量好尺寸，趕製了一套中山裝給毛主席的遺體穿上的。”




第六章 我們眼中的毛澤東與周恩來
　　
　　李誌綏的“回憶錄”寫了不少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之間的事。這當中，除了從這些年來別人發表的回憶錄中抄了一些之外，他造了許多謠，既誹謗毛澤東，又刻意攻擊中共其他領導人。我們隻舉一個例子。
　　
　　1、毛周之間
　　
　　李誌綏在“回憶錄”裏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見紅衛兵，因人數有二百五十多萬，已不可能在天安門廣場檢閱。周恩來提出，讓紅衛兵分別排在天安門前東西橫貫北京的長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環路上。毛則乘敞篷吉普車巡行檢閱。為了說明行車路線，周帶了一張北京市大地圖來到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將地圖在地毯上攤開，跪在地圖前，為毛指點方向。毛站在地圖旁，一麵吸著紙煙，一麵聽著周的解說。……以堂堂一國的總理，怎麽能舉止像個奴仆一樣呢？毛的態度帶著一絲嘲諷，似乎在享受著這一切。”
　　
　　吳旭君對這件事十分清楚，她當時就在現場。李誌綏所說的“接見紅衛兵”、“北京市大地圖”、“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周“跪在地圖前”等等，全都與事實不符。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在“文革”期間，有一次周恩來和汪東興把一個重要的建築工程圖拿給毛澤東看，並不是檢閱紅衛兵的路線圖，地點是在中南海室內遊泳池，不是在大會堂一一八廳。因為那張圖太大，大約有兩米多長，一米多寬，桌子上放不下，就打開攤在地毯上。屋子裏光線不夠亮，毛澤東、周恩來、汪東興三個人都蹲在地圖邊上看。吳旭君把大廳的電燈都打開了，但光線不集中，還是看不清楚。她立即跑去值班室拿來一個手電筒和一個放大鏡。吳旭君站在毛澤東的身後，打開手電為他們照亮。誰也沒有跪著看。“回憶錄”中說：“毛站在地圖旁，一麵吸著紙煙，一麵聽著周的解說。”這全是按照毛澤東嗜好吸煙這一生活習慣編織出來的，但是他們編錯了。
　　
　　毛澤東邊看邊聽，一隻手拿著放大鏡在地圖上移動著看，因為太胖，蹲著看很吃力，就用另一隻手撐在地圖上。當時屋內加上吳旭君一共隻有四個人，李誌綏不在場。李說的那些話是對周恩來的侮辱，對毛澤東的中傷。
　　
　　我們問了當事人之一的汪東興。他說：“當時給毛主席看的是一個工程圖，不是路線圖。由於那張圖很大，桌子上擺不開，隻好鋪開在地毯上。起初毛主席和周總理並排坐在沙發上，隨後都蹲在地圖邊上看，總理邊指著地圖邊介紹，主席邊聽邊看地圖，有時看不清還用放大鏡來看。我當時在場，我們都蹲在地上看，沒有人跪著。李誌綏的目的是為了詆毀中國領導人，侮辱周總理。”
　　
　　對毛周之間的關係，我們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時所看到、所聽到、所親身經曆的，與李誌綏說的完全不同。周恩來尊重和愛護毛澤東，毛澤東也尊重和愛護周恩來。
　　
　　周恩來對毛澤東很關心，他常到中南海遊泳池來開會，每次看見吳旭君幾乎都要問：“主席身體好嗎？睡覺怎麽樣，吃飯好嗎？”等等。就是在“文革”時期，周恩來日夜連續工作，身體十分勞累時，仍然非常關心毛澤東的健康。一九七一年毛澤東病重，那一年第一次成立的醫療組，就是在周恩來的關心下組織的。他親自到醫療組的住地，了解毛澤東的健康情況。
　　
　　一九七二年毛澤東會見尼克鬆以後，原來的重病經過治療已大有好轉。周恩來到遊泳池和毛澤東談過話以後，看見吳旭君，對她說：“吳旭君同誌，毛主席這次重病治好了。你非常辛苦，為黨做了不少工作，現在我代表中央向你表示感謝。來！我們合個影留作紀念。”他就在遊泳池的值班室單獨和吳旭君照了相，也和其他人照了一張集體相。
　　
　　毛澤東經常接見外賓，為了避免過多過強的燈光、閃光燈等對毛澤東眼睛的刺激與損害，周恩來找了新華社等有關部門研究並改進了燈光與照明，既不影響攝影時光線的亮度，又避免對毛澤東眼睛的強烈刺激。他為毛澤東考慮安排得這樣細致周到，我們工作人員都很受感動。
　　
　　毛澤東對周恩來一向很尊重。周恩來要來談話，毛澤東總是立刻同意。即使他正在臥床辦公或讀書（這是毛的習慣），他也要從臥室裏出來，到大廳內見麵和交談。毛澤東有事要找周恩來，叫吳旭君去打電話，每次都要囑咐她一句：“先問問總理是不是睡覺了，如果睡了，不要叫醒他，等他醒了再說。”而周恩來有事打電話到毛澤東處時，每次總要先問：“吳旭君同誌，主席今天睡了幾個小時？”然後說：“請你報告主席，有這麽一件事……”
　　
　　關於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王海容有這樣一段回憶：“周總理和尼克鬆去上海進行會談，簽訂《上海公報》，我也隨同到了上海。尼克鬆離開上海以後，我接到護士長吳旭君從北京打來的電話，她說：‘你們什麽時候回北京？主席讓我告訴你，要組織五千人的隊伍，在北京機場歡迎周總理的歸來。，這一次毛主席安排了五千人歡迎的盛大場麵，說明毛主席對周總理在中美會談、執行打開中美關係的決策所取得的滿意成果，極為重視。”
　　
　　根據我們對毛澤東長期的接觸，感到他總是以平等的態度待人，尊重別人的人格。他曆來反對人有高低貴賤之分。這是毛的思想性格中的一個突出而鮮明的特征。
　　
　　而在李誌綏和“回憶錄”的其他幾位參與者的筆下，毛澤東被歪曲成了什麽樣子？周恩來被歪曲成了什麽樣子？毛周關係被歪曲成了什麽樣子？
　　
　　毛澤東從來不在背後議論其他中央領導人，從來不向身邊工作人員談論中央的人際關係、中央領導人之間的不同意見等。他絕不可能跟李誌綏談這類內容的活，凡是身邊工作人員都了解這一點。
　　
　　2、撤消保健局與劉患病無關李誌綏同“回憶錄”的其他作者們，利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挖空心思地編造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造了許多謠，誣陷毛澤東。我們想從保健工作這個方麵談一些重要情況。
　　
　　李誌綏的“回憶錄”中說：“在一九年的春夏之交的時候，保健局給劉少奇檢查身體，發現有肺結核病。衛生部副部長崔義田讓我先向毛透露一下劉少奇的病情，看看毛有什麽意見，再寫正式病情報告。毛並沒有表現吃驚，說話時，他的眼光露出懷疑和一絲幸災樂禍的神色。毛說：‘有病嘛，就休息，由醫生治療就完了，何必大驚小怪。這事不於你的事，你用不著攪進去，由他們去搞。’但劉的病反而促使毛迅速采取攻勢。……毛做了一係列與高級領導的保健工作相關的批示，命中央衛生部撤銷保健局，高級幹部不準有專任醫生，
　　
　　取消保健工作。”還說：“毛一得知劉少奇患了肺結核後，便立即撤銷保健工作，我奉命不得參與，也始終不清楚劉後來的治療情形。但我知道毛真正目標其實是劉少奇。”這統統是李誌綏等人捏造的。
　　
　　撤銷保健局究竟是怎麽一回事？這同劉少奇患肺結核病有什麽關係？讓我們聽聽幾位重要當事人的說法吧。
　　
　　劉少奇的秘書劉振德說：“劉少奇原來就患有肺結核病，後來好了。一九六三年四五月間，他出訪印尼、緬甸、束埔寨、越南四國，因過於勞累，肺結核病複發。七八月間去北戴河休養了一段時間，到一九年就好了。”
　　
　　劉振德還順帶給我們講了這樣一件事：“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有一次毛主席遊泳，見到王光美同誌，問她：‘少奇同誌的肩周炎好了沒有？’王光美說：‘還沒有好。’主席說：‘開完會休息休息吧。，廬山會議後，少奇同誌就去海南島療養，病情大為好轉。”
　　
　　顧英奇（曾任衛生部副部長）說：“衛生部撤銷了保健局，但設立了直屬醫療處，成立了北京醫院第二保健辦公室，又稱中南海保健組，這個改變並沒有影響對任何一位中央領導人的保健工作。李誌綏書上說其他領導同誌的保健醫生都撤銷了，隻有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未撤，這根本不是事實。其實中央主要負責人的保健醫生都有，隻不過改換為北京醫院第二保健辦公室。”
　　
　　我們認為，毛澤東提出取消保健局，主要是著眼於醫療工作要麵向廣大人民群眾，在他看來，這是涉及中國醫療工作的一個根本方針問題。
　　
　　吳旭君記得，有一次毛澤東問她：“我的醫療關係歸哪裏管呢？”
　　
　　吳說：“你的公費醫療關係歸北京醫院。”
　　
　　毛又說：“聽說李敏、李鈉有病也去北京醫院看？這就不對啦，北京醫院是為我們這種‘老爺，看病的，我的孩子們有病也去北京醫院看，這不是搞特殊嗎？連她們吃飯，我都讓她們到東八所你們那個大食堂去。我看這個問題得解決！”
　　
　　我們的理解，毛澤東那時是強調不要搞特殊化。他有幾次不高興地提到過應把北京醫院改名為“老爺醫院”。還說過“保健工作不要學蘇聯那一套”，“北京醫院應該向群眾開放”。
　　
　　汪東興說：“毛主席對醫療衛生工作曾發表過多次談話，他的精神是對醫療衛生工作不斷改進，使它麵向大眾，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絕不是針對哪個人的。李誌綏的這些話是造謠。毛主席對人從來不是那樣。對有病的同誌無論是中央領導，還是身邊工作人員，總是關心和同情的。”
　　
　　事情已經很明白了。撤銷保健局同劉少奇的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事，一個是在一九年，一個是在一九六三年，而且一九年劉少奇的病已經好了。李誌綏生拉硬扯地把它們攪在一起。有了知情人的證言，用不著多說什麽了。
　　
　　第七章 “回憶錄”中對毛澤東會見尼克鬆一事的情節編造從“回憶錄”上看，在毛澤東會見尼克鬆這個重大的政治事件過程中，李誌綏好像在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他先是“等在大廳”迎候尼克鬆。見了尼克鬆，跟尼克鬆“點頭”、“打招呼”，隨後陪著尼克鬆去見毛澤東。會見結束，毛又問李誌綏談得如何，並向李講了一大段對尼克鬆的看法。
　　
　　這又是一段編造得太離奇的“故事”。它是真的還是假的，恐怕稍有常識的讀者也很容易分辨清楚。
　　
　　對這次會見的一些情況，吳旭君記得很清楚。那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澤東剛一睡醒，就叫吳旭君立即去了解美國總統尼克鬆到達北京的具體時間。
　　
　　吳前後打過五次電話，總機都迅速接通。最後了解到總統座機即將在北京機場著陸時，毛澤東告訴她說：“你給總理打個電話，告訴他請總統從機場直接到遊泳池來，我立刻會見他。”
　　
　　吳打電話給周恩來時， 周正在路上。到了釣魚台國賓 館後，周一得知毛要立刻見尼克鬆，當即作了安排。等吳旭君打完電話，毛就要起床。那時，他因病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久坐了。
　　
　　起床後，吳安排他坐好，就一路小跑地去告訴張玉鳳，因為會見時由她負責攙扶毛。又跑去告訴周福明（毛的衛士），去給毛刮胡子、理發，把會見大廳（也就是毛的書房）和茶水準備好。吳又跑去值班室，通知毛的近身警衛李連慶，叫他通知汪東興、張耀祠、徐業夫（秘書）和門衛，又通知了管理員吳連登（他做毛澤東的生活管理員多年，毛病重時，他對飲食、生活物品供應等都十分盡心）準備點食物，因擔心毛在會見時有可能出現低血糖。吳又跑去醫療組，告訴他們毛要立刻會見尼克鬆，請專家們待命。
　　
　　吳趕回毛的臥室，把他扶到會見大廳讓他坐好，再到醫療組所在的地方，再一次檢查了醫療器械和急救用物。那時看見李誌綏也在那裏。李一直沒有去遊泳池門口，尼克鬆和周恩來到底幾點幾分才能來到遊泳池，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回憶錄”卻說：“尼克鬆與周恩來乘坐的紅旗車抵達時，我已等在毛書房外的遊泳池大廳。”這是不可能的。這次外交會見與李誌綏毫不相關。
　　
　　李誌綏在“回憶錄”中還說：“尼克鬆總統進門時，我點頭打招呼，並領他到毛的書房。”
　　
　　我們又問了當時在場的汪東興。他說：“毛主席會見尼克鬆總統，照李誌綏的說法，好像他從頭到尾都參加了。沒有那回事。尼克鬆來到主席住地門前，周總理在門口迎接，周總理讓我也在門口，負責安全警衛，李連慶（毛的住地警衛）站在另一邊。尼克鬆車子過來時，周總理指示讓尼克鬆的警衛陪同人員不要來。我立即通知我們的警衛，讓尼克鬆的警衛人員等在懷仁堂休息。李誌綏當時不在。尼克鬆來到時，是周總理陪同尼克鬆進入毛主席書房的。禮賓司有韓敘、王海容，翻譯是唐聞生。我在大門口，連我都沒有進書房，李誌綏怎麽能陪尼克鬆進去呢？去他的吧！”
　　
　　我們還訪問了王海容和唐聞生。她們都是在場的第一見證人。
　　
　　王海容，曾任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外交部部長助理、外交部副部長，現任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有關基辛格秘密來訪和尼克鬆正式訪華的許多事情，周恩來都是直接交給她辦理的。當時毛澤東會見外賓，她一般都在場。她回憶說：“當時，周恩來總理在毛澤東主席的住地門口迎接尼克鬆總統，並陪同他進入毛主席的書房。
　　
　　禮賓司由韓敘（禮賓司司長）和我陪同會見，還有外交部的翻譯唐聞生。我協助唐聞生的工作，為會談作記錄。汪東興同誌在門口負責指揮安全警衛工作。李誌綏不在場，談不上他向尼克鬆‘點頭’、‘打招呼’，‘領他到毛的書房，。”
　　
　　唐聞生回憶說：“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會見美國總統尼克鬆，當時我擔任英文翻譯。尼克鬆一行到達中南海毛主席的住處遊泳池的時候，中共中央辦公廳汪東興主任和張耀祠副主任在大門口迎候。周恩來總理陪尼克鬆進入大門，經過走廊和值班室，再進入毛主席會見外賓的大廳。我和王海容隨同進入。主席身邊工作人員張玉鳳扶他站起來迎客。我當時看見吳旭君和周福明站在值班室門口，但是沒有看到李誌綏。”
　　
　　毛澤東會見外國國家元首，外交部禮賓司有一整套接待規格。按外交禮節，隻有周恩來總理才有資格代表中國去迎接對方國家元首，這是基本常識。當時，毛澤東大病初愈後，第一次進行外事活動，體質很弱。宦療組的全體人員都集中起來，一切急救設備都已備齊，大家堅守崗位，處於一級戰備狀態。作為保健醫生的李誌綏，此時此刻也隻能在醫療組所在地一起待命。可是照“回憶錄”的描寫，他卻置本身職責於不顧，而去做不屬於他的工作範圍的、不應當也不可能由他去做的事情--到大門口迎接外國國家元首，向尼克鬆“點頭”、“打招呼”、“領他到毛的書房”。“回憶錄”這是胡謅了一些什麽呀！
　　
　　李誌綏的“回憶錄”中說：“書房和內走廊隻以篩幔相隔，因此我聽到了所有的談話內容。”
　　
　　這隻能欺騙不了解實際情況的讀者。其實，遊泳池同會見大廳之間有一個五六米寬的內走廊，一側不但有篩幔相隔，篩慢後還有厚牆和關閉的房門，另一側還有一道高大結實的金屬框玻璃牆。關上玻璃牆上的門以後，李誌綏在遊泳池的這一邊，根本不可能聽到大廳內的聲音。李誌綏就是想去偷聽也不可能，因為當時還有嚴格的警衛和外事保密紀律。
　　
　　王海容說：“毛主席不喜歡對話的人說話聲音過大，他曾批評過我：‘你說話的聲音能不能小一點？，所以那天與尼克鬆會談時，毛主席的聲音、翻譯的聲音都不大。我也知道大廳外麵有個走廊，放了乒乓球台，再過去還有遊泳池的玻璃門，李誌綏說他在外麵聽到了‘所有的談話’，那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與尼克鬆會談時，除規定在場的人以外，沒有任何人敢在附近偷聽。當時隻有吳旭君為了了解毛的身體情況，曾經隔著會談大廳的大門從縫隙去觀察過四次，看毛的神情、體態、語音等，以防有意外變化，在房裏根本沒有看到過李誌綏的影子。
　　
　　李誌綏在“回憶錄”中又說：“送走尼克鬆以後，毛十分高興，換上睡袍，坐在沙發上。毛主動伸手讓我測量他的脈搏。脈搏洪大有力，搏動規律。毛問怎麽樣。
　　
　　我說，脈跳得很好。毛問我：‘你聽到我同尼克鬆的談話了嗎？，我說，我一直坐在書房門旁，聽到了。……毛說：‘我很喜歡：尼克鬆這個人。……’”下麵緊接著的還有李編造的毛的講話，共三行，這裏從略。
　　
　　毛澤東和尼克鬆會談結束，客人要走的時候，吳旭君在場。為了避開攝影攝像鏡頭（這是多年來的工作紀律，除非因工作無法躲開，一般都要想盡辦法遠離鏡頭），她站在旁邊。由張玉鳳攙扶毛澤東送走客人，然後她和張玉鳳一起把毛送回座位，把會見廳裏用不著的燈光都關了，讓他休息。
　　
　　這次會見，從下午兩點四十分開始，原定十五分鍾，後來毛決定延長到一小時零五分。會談結束時已經是將近四點鍾了。毛確已十分勞累，吳、張讓他在沙發上休息了三十分鍾，然後請他上床休息。在這段時間，一直到上床以後，他絕對地需要安靜與休息。
　　
　　“回憶錄”的作者們，為了抬高李誌綏的身價，強化這本“回憶錄”的政治性，憑空捏造出會見後毛、李的一大段對話。這難道是可能的嗎？這難道是合情理的嗎？這是不可能的，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
　　
　　當時李誌綏根本沒有和毛澤東見麵，吳旭君和張玉鳳一直在旁照顧著毛。毛會見外賓後，從來不會向身邊工作人員去詢問談得怎麽樣，他壓根兒就沒有這個習慣。
　　
　　所謂毛澤東對尼克鬆的那段“評論”，就同書中其他許多內容一樣，統統都是憑空編造出來的。看過這本書的讀者們是不是會想到，事情竟然是這個樣子的！
　　
　　文章就要寫完了，但我們總覺得言猶未盡。對李誌綏“回憶錄”所製造的謠言，應當戳穿和批駁的實在大多太多了，真是駁不勝駁。我們這篇文章裏所說的隻不過是其中的一些。
　　
　　李誌綏這個人，我們過去同他相處的時間不能說不長，對他的了解，也不能說很淺。他的缺點和毛病大家也是知道的。
　　
　　李誌綏做毛的保健醫生也有十幾年，盡管他不是真正在第一線直接值班，雖然他不常和毛澤東見麵，但多年來他是處於聽班待命狀態，做了一定的保健工作。但是萬萬沒有想到，他一跑到國外，就墮落到這個份上，確切他說，是他的徹底自我暴露。他夥同幾個外國人，搞出這麽一部“回憶錄”來，專門造謠，作假，誹謗人，誣陷人，對別人進行人身攻擊。這能叫回憶錄嗎？不能。有什麽價值嗎？沒有。
　　
　　當然，那些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人們，以為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寶貝”，把它用來打人。但是，一旦這本書的謊言被戳穿，他們就會落得一場空。
　　
　　毛澤東是二十世紀的偉人，是在中國革命洪流中造就出來的深受中國人民尊敬的民族英雄。他根本地改變了中國的麵貌，對世界的曆史進程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毛澤東來自人民，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人民。我們長期在毛身邊工作，看到的毛澤東是廉潔奉公，敏而好學，生活儉樸，貼近人民。他的精神、思想、學識、智慧、骨氣、品德，為世人所稱道。
　　
　　當然，在李誌綏等人的筆下，毛澤東的這些根本方麵和本質特點，是見不到的。
　　
　　他們刻意向世人宣揚的，是用謠言編織起來的攻擊和誹謗毛澤東的種種荒誕無稽的故事。
　　
　　若要問我們對李誌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怎樣評價？我們隻有三個字：“不可信！”
　　
　　我們這篇文章，講述的事實和引用的證詞都是有根據的，是對讀者和曆史負責的，是經得起曆史檢驗的。




附錄：瀟灑莫如毛澤東  林 克
　　
　　編者按：本文作者林克，四十年代是燕京大學經濟係的高材生、中共地下黨員。
　　
　　五十年代起在新華通訊社工作。一九五四年擔任毛澤東國際問題方麵的秘書，兼教毛譯東學英語，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離開中南海。他在毛澤東身邊整整工作和生活了十二個春秋。
　　
　　三十年後，這位學者型的秘書，客觀、冷靜、科學地回憶、分析他十二個寒暑的日日夜夜後，得出一個認識：毛澤東的一生，是一個恢弘的世界，是一個絢麗多彩的精神體係，是一座曆史的豐碑；毛澤東獨具勉力的人生風采，是一座不盡的寶藏。他的結論是
　　
　　瀟灑莫如毛澤東  林 克
　　
　　一、毛譯東需要一個國際問題秘書
　　
　　新中國建國初期，國內兵燙之後百業待興，世界政治格局重新組合，國際形勢風雲詭橘。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的主席，同老一代革命家一起，肩負著重建國家和處理紛繁複雜的國內外事務的艱巨使命。為了更好地把握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以便鞏固新生政權和振興經濟，毛澤東提出，他需要一個懂得國際問題和懂英語的秘書。
　　
　　中共中央組織部從新華通訊社物色人選。一九五四年秋，我當時工作的新華通訊社領導找我談話，告訴我領導上決定推薦我去毛澤東身邊擔任秘書，征詢我本人的意見。我毫無思想準備，一方麵認為這是組織對自己的信任，感到很興奮，但更多的是擔心自己是否能勝任。我向領導表示了這種心情，領導同誌勉勵我說，相信你能努力做好這個工作。於是我便同意了。
　　
　　同年十月的一天，一輛小臥車接我從中南海西門經過懷仁堂，沿著中南海邊的馬路向南駛去，經過勤政殿和對麵的流台，車子在豐澤園大門西邊的靜穀停了下來。
　　
　　靜穀的門呈八角形，四邊門框用漢白玉砌成，橫額鐫著“靜穀”二字，兩邊還鐫刻著一副對聯：“勝賞寄雲岩，萬象總輸奇秀；清陰留竹柏，四時不改寵蔥”。靜穀有兩重院落，房屋已經破敗。前院，有高聳的蒼鬆翠柏，還有些假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副主任、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就住在這個院子的三間西屋裏。後院也是一個四合院，三間北房是主席辦公廳主任張經武及其秘書的辦公室，但他們不常來。安排我住的是三間西房，兩明一暗，房中的家具隻有一張辦公桌、兩把木椅、一個文件櫃。小房間隻有一張木床。南房，也是前院的北房，是毛澤東臨時的藏書室。我住的院子有道走廊通往毛澤東的住處菊香書屋。走出靜穀，東側就是豐澤園的大門，園內的屋脊盡人眼簾。一九五七年後，為了工作的方便，我搬進菊香書屋的東院，這裏距毛澤東的寢室隻有二十多米。院裏栽種了幾棵雪鬆和其他花木，毛澤東工作之餘，常常在這裏散步。
　　
　　在麵見毛澤東之前，毛的秘書田家英找我談心。他說：“你要有思想準備，要有坐冷板凳的準備，刻苦鑽研，充實多方麵的知識，否則也可能在三五年內幫不上主席的忙。”
　　
　　田家英談了自己多年的工作體會，這使我感到毛澤東對秘書的工作要求很高，對自己能否勝任不免有點疑慮。但我一貫的信念是，組織交給我的工作就要竭盡全力做好。於是，我做好準備，抓緊閱讀與研究有關國際形勢的文件資料。我和田家英、逢先知多年朝夕相處，以後成了知心的朋友。
　　
　　作為秘書第一次與毛澤東麵談，是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廣州越秀山遊泳池畔。當時我們從北京到廣州沒有幾天。池水清清，樹影婆娑，剛剛在碧波中盡情舒展了健壯身軀的毛澤東，此時興致極佳，談笑風生。他間我有多大年紀，什麽地方人，我的學曆和工作經曆。我簡要談到，我的原籍是江蘇常州，幼年生活在保定，七七事變後舉家遷到北平。我是燕京大學經濟係畢業，一九四六年在大學參加了地下黨，參加並組織了學校的曆次學生運動。離開學校後，我被調到華北局城市工作部從事社會調查工作。解放後，被調到新華通訊社工作直至到主席身邊，時年二十九歲。
　　
　　二十年代初，毛澤東曾到過保定，並沿著城牆走了一圈。此時我提到保定，引發了他的談興。他說：“保定很有名呀，是兵家必爭之地。你曉得那裏有個蓮花池嗎？那是北洋軍閥頭子曹銀的私人花園。”
　　
　　觸及曆史， 毛澤東談鋒更健：
　　
　　“曹錕用五千銀元一張選票，收買了五百多名‘豬仔議員’，很下本錢哪！他是個很有名的賄選總統哩！”曹錕賄選期間，毛澤東正置身大革命的策源地廣州，曾於報刊發表文章，抨擊汙穢的軍閥政治。往事如煙，毛澤東信手拈出一段與話題相關的曆史。
　　
　　說到此，毛澤東淡淡一笑。後來相處日久，我發現，毛澤東每每談及古來的帝王將相、近代的軍閥政客，間或淡淡一笑，而從這一笑中，卻能體會出“借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情懷，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動力那樣一種超越於他們之上的雄偉氣魄。
　　
　　毛澤東略為沉吟後，對我說：“當前你的工作就是研究國際形勢的發展和重要動向，隨時向我匯報。”一番寒暄，一段生動風趣的舊聞，使我消除了拘謹，回複了平靜自然。
　　
　　從一九五七年起，毛澤東又要我研究國內問題和理論問題，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我離開毛澤東辦公室。
　　
　　二、年逾花甲學英語
　　
　　就在這次談話快要結束的時候，毛澤東話鋒一轉，眉字間透著誠懇地對我說：“你做我的老師，教我英語，好嗎？”接著又說：“過去，我做過教書先生，現在要做學生嘍。”言罷，無忌地大笑起來。
　　
　　教毛澤東學英語，這是毛交給我的一項新工作。我從別人那兒得知，毛在延安時就自學過英語，但究竟達到什麽程度，學習從哪兒入手，我心中無底。於是我建議說：“您看，是不是從學習一些短的政論文章開始？”毛欣然同意。我隨即拿出一本事先準備好的英文版《人民中國》。當時，毛已年逾花甲。從那天起，我既是毛澤東的秘書，又兼他的“英語先生”。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毛澤東學習英語的興致很高，無論在哪裏我總是要在公文包裏帶著他學習的英語材料。他善於擠時間學習，經常在剛剛起床後，飯前、飯後，遊泳、登山、散步之後休息時，在開會或會見內外賓客之後或長時間緊張工作之後學英語。在外地巡視期間，無論在火車上、輪船上、飛機上，他隨時擠時間學英語。除了重要會議或生病，未曾中斷過。比如，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毛澤東先後到天津、濟南、南京、上海，在成千或數千人幹部大會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雙百方針的演講，工作十分緊張，但沿途他學習英語的興趣依然不減。從徐州飛往南京，從南京飛往上海，航程隻有一小時。他除了給我書寫了有關當地的古詩詞外，其餘時間，都用來學英語。學習中，也常常縱論時事，談古論今，探討學術。
　　
　　同年十一月，毛澤東前往莫斯科，參加蘇聯十月革命慶典和世界共產黨與工人黨代表會議。會議期間簽署了共 同宣言。當時，不少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對蘇聯黨的。“老子黨”作風很有意見。為了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運的團結，毛澤東與許多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交談，向他們做工作。整個過程非常緊張繁忙。可毛澤東學習英語卻未曾中輟，往往在天色未明時，邀我到他在克裏姆林宮的寢室去幫他學英語。
　　
　　那時，毛澤東已年逾花甲，但他毅力非凡。他對我說：“決心學習，至死方休。”
　　
　　一九五九年一月，自謂學習英語“到處碰石頭，很麻煩”，他要給自己定一個五年計劃的目標，就是要通過學習，能夠看政治、經濟、哲學方麵的英文文章。我考慮到他要務纏身，日理萬機，為了節省他的時間，對他未學過的單詞，往往事先代他查好字典，並注明輕重音等。可他往往還是要親自翻翻字典，看看音標和注解。
　　
　　毛澤東湖南鄉音濃重。在湖南的方言中“N”“L”不分，因而他在讀英語時，常常出現把“night”（夜晚）念成“light”（光、亮）一類誤讀。每當此時，他就像個謙恭的學生，聽我講解發音要領，隨著我的領讀，反複練習。他不像有些人學外語，念錯幾次，便羞得張不開口。他始終是爽爽朗朗地大聲念，坦坦然然地大聲改。
　　
　　毛澤東學英語的方法也與眾不同，他不是從初級課本到中級課本這樣讀，而是根據自己的特點，從讀新聞、時評、政論入手，逐步學習理論文章和經典著作，如《矛盾論人《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等英文本。不僅如此，有些經典著作反複閱讀，《矛盾論》英文本學過三遍，《共產黨宣言》英文本也讀過不止一遍。《矛盾論》、《共產黨宣言》英文本，他在每頁的空白處都用蠅頭行草密密麻麻地寫滿了注解。每讀一遍便又注解一遍。
　　
　　經過勤奮的努力，到晚年他借助字典可以比較順暢地閱讀政論文章和理論書籍，但對文字比較艱深的古典著作讀起來還有困難。至於英語會話，因為年事已高，鄉音難改，他隻能說幾句簡單的應酬話，用英語對話還不行。作為一個高齡的領導人，能做到這一點已很不容易了。
　　
　　三、廣收博覽
　　
　　離開學習英語，“先生”與“學生”的關係就完全倒了過兒。對秘書，毛澤東隻明確任務，從來不畫任何框框，不作任何硬性規定，更無須事事請示，而是放手讓我工作。因此我工作起來較大膽，心情舒暢。
　　
　　初到毛澤東身邊，我的任務主要是閱讀大量的文件、電報、報刊、資料等，研究國際形勢和動向；幫他篩選文件、電報、資料；有時口頭，有時寫成書麵材料，綜合匯報。我每天給毛澤東選送文件、匯報情況外，還經常和他一起學英語，因此，接觸多，交談也多，談話的話題也非常廣泛。他總喜歡提出問題同我交談，經常提出世界和平和戰爭的前景，世界格局和力量對比的變化，世界的主要矛盾，中間地帶，地區形勢，各國政治。經濟形勢及對外政策等問題，邊談邊議。有些問題我一時很難答複。譬如，他提出：你看當前和平的可能性大，還是戰爭的可能性大？和平力量大，還是戰爭力量大？到底是社會主義國家怕帝國主義國家多些，還是帝國主義國家怕社會主義國家多些？他總是根據客觀形勢作出具體分析。在交談中，他總是鼓勵我大膽地談自己的見解。我逐漸意識到他不滿足於我向他反映的情況，而且要求我從理論上作出分析，從戰略上進行思考。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毛澤東給我寫了一封信：
　　
　　林克：
　　
　　請找列寧《做什麽》、《四月提綱》（一九一七年）兩文給我一閱。
　　
　　我這幾天感冒未好，心緒不寧，尚不想讀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點理論書。你需要學理論。興趣有，似不甚濃厚，應當培養。慢慢讀一點，引起興趣，如倒啖甘蔗，漸入佳境，就好了。供參考。
　　
　　《做什麽》一文，今譯《怎麽辦？》，是列寧一九○七年撰寫的一篇著名文章。
　　
　　文中論述了恩格斯論理論鬥爭的意義，特別強調了“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隻有受先進理論指導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四月提綱》是列寧一九一七年提出的號召蘇維埃奪取政權的綱領。
　　
　　毛澤東的信，對我既有鼓勵，又有鞭策，循循善誘，期望甚殷，對我觸動很深。
　　
　　同年十月二日，毛澤東又給我寫了一信：
　　
　　林克：
　　
　　多日不見，有些寂漠吧？
　　
　　鑽到看書看報看刊物中去，廣收博覽，於你我都有益。略為偏重一點理論文章，逐步培養這一方麵的興趣，是我的希望。年紀大起來了，是下苦功學習的時候了，但以不損害健康為原則。請你找一部《六朝文絮》及其他六朝人各種文集給我為盼！
　　
　　一九五七年以前我主要分管國際問題。此後，毛澤東又要我研究國內問題和理論問題，這是有深遠的考慮的。當時，全國開始轉入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麵臨的是如何走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新問題，所以需要學習，特別是學習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鑒於對外關係的發展和國內大規模建設的需要，他要求我廣收博覽，開闊視野，並且“偏重一點理論”上的研究，隻有如此才能符合新時期的需要，符合毛澤東工作的需要，做到“於你我都有益”。正是在這個時期，毛澤東要我廣泛閱讀報刊的理論文章，並選擇有新意、有創見的文章送給他。他也經常推薦這方麵的文章讓我閱讀。正是由於毛澤東的指點，我的政策水平和理論水平有了進一步的提高。
　　
　　四、讀無字之書
　　
　　毛澤東不僅重視書本知識，而且更加重視實際知識；不僅重視理論，而且更為重視實際，重視理論和實踐的結合。所以，他不僅提倡讀有字之書，而且更提倡讀無字之書。所謂讀無字之書就是進行社會調查和社會實踐。
　　
　　毛澤東曆來重視調查研究。除了親自視察或調查外，他還經常讓身邊工作人員到城鄉的廠礦、街道、農村、學校，深入社會，深入實際，做調查研究。時間有長有短。
　　
　　五十年代中期，一個嚴冬季節，田家英受毛澤東的委托，到老解放區進行社會調查，了解老區人民生產、生活的情況。我隨田家英一同前往。當時我還沒有農村社會調查的經驗，而田家英從一九四八年起就擔任毛澤東的秘書，政治上成熟，有豐富的調查經驗。我是抱著虛心學習的態度參加的。我們這次訪問了原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以及平山、建屏等地。這次調查，我們除了向縣委說明來意，並聽取縣委一般情況介紹外，沒有任何迎送招待，沒有要任何人員陪同。隻因為路遠，縣委給我們派了一名司機開一輛小吉普車。我們全部時間都是吃住在農民家中，直接同農民和基層幹部談家常，了解情況。有時是一兩人，有時是三五人，有時開小會座談。那時正值滴水成冰、寒風刺骨的季節，群眾生活仍很艱苦。夜晚，我們睡冷炕，穿著棉衣，蓋著棉被，還覺著四處透風，手腳冰涼，凍得難以入睡。有時遇到飛雪天氣，早晚道路結冰，中午道路泥濘，崎嶇不平，吉普車非常顛簸。由於路滑，車子行在路上常常橫了過來。我覺得這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所以，並不覺得苦。
　　
　　就這樣，我們一戶又一戶，一村又一村，有時乘車，有時步行，曆時二十多天，完成了這次調查。路上，田家英曾對我說，這一帶者解放區生產發展比較慢，原因在於當地黨員幹部比較老化，擺老資格，不能吸收新鮮事物，思想保守，缺乏闖勁。
　　
　　像這樣的地區如果不發展新黨員，要比較快地改變落後麵貌，是困難的。回到中南海以後，他向毛澤東匯報了此次調查的情況。毛澤東對他在調查中發現的問題和他的意見頗為重視和讚賞。一九年三月，毛澤東在邯鄲同河北、山西省地委部分負責同誌談話時，仍然談到這次調查的情況和發現的問題。
　　
　　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社會調查，是一九六一年毛澤東讓我們到河南參加整社。
　　
　　一九六○年，我國國民經濟遇到嚴重困難，全國城鄉嚴重缺糧，很多地方發生了浮腫病，有些省份出現了非正常死亡。毛澤東心情沉重，憂心如焚。在十二月二十六**生日這一天，他請我、高智、葉子龍、李銀橋、王敬先、封耀鬆和汪東興七個人同他一起吃飯。
　　
　　飯菜非常簡單，自 然不吃肉。吃飯時，毛澤東神情嚴肅。
　　
　　他語重心長他說：“現在全國人民遇到了災難，人民生活很困難，我很不放心。除了汪東興同誌外，你們六人都下去，和群眾打成一片，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了解真實情況。農村人民的生產、生活有什麽困難和問題，群眾有什麽意見，都如實地反映上來，不要隱瞞。”談話時，毛澤東還講了戰國時代蘇秦和張儀的故事，用以說明，人不到艱苦的地方去鍛煉，人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不能成大事的。
　　
　　臨行前，毛澤東跟我談了一次話。他指示我們要過好三關：一要過好生活關，同勞動人民實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過好政策關，從實際出發，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三要過好群眾關，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反映真實情況。他要求我們下去的同誌組成臨時黨支部，要我擔任支部書記。考慮到下去的幹部中有長征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的老同誌，為了便於做思想工作，我提出是否請一位老同誌擔任支部書記。他感到我可能有顧慮，便說道：你是否怕承擔責任呢？我表示：既然主席委托，我是會負起責任的。他說，我看你行，就這樣定了。後來下去的人增加到十三人，我建議由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羅道讓擔任支部書記，我擔任支部副書記，毛澤東表示同意。行前，他同我們下去的全體同誌合影留念。
　　
　　一九六一年元月十六日，我們自北京出發，參加由河南省、地、縣三級幹部組成的工作隊。由於原定去的信陽專區的整社工作已到收尾階段，所以，我們改去許昌專區鄢陵縣馬欄公社參加整風整社，貫徹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和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羅道讓和我參加了工作隊領導小組。
　　
　　整個工作隊有一百二十人左右，進村後同農民同吃（公共食堂）、同住、同勞動。工作隊員還要逐戶訪問農民群眾，了解生活、生產、幹部作風等問題。我們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吃飯問題，也就是毛澤東講的生活關。不到一個月，全部工作隊員都得了浮腫病。我們每人糧食定量是二十七斤，實際上連一半也吃不上。這一半還是瓜菜代，每天喝稀湯。所謂糧食，最好的隻是紅薯做的澱粉，根本見不到玉米，更不要說大米、麵粉了。我胸口以下全部浮腫，其他同誌也好不了多少。但我們十三位同誌，絕大多數經受了這場考驗。
　　
　　在調查中，農民對公共食堂意見很大。因為它是違背群眾自願的原則，一夜之間由幹部強製成立起來的。由於幹部多吃多占，食堂工作人員多吃多占，浪費和管理不善，農民吃不飽飯。當時，公共食堂被視為共產主義因素，但我們工作隊領導小組經過研究，從實際出發，主張停辦，並給省委寫了停辦公共食堂的請示報告，得到了省委批準。後來在全省範圍內，迅速推廣了我們停辦公共食堂的做法。大約在春節前，我們停辦了公共食堂，群眾非常歡迎這個措施。春節前後，家家戶戶都在修整我們人村時看到的破敗坍塌的院牆。群眾生活初步安定下來。接著工作隊領導小組根據領導小組組長馮明高（當時為河南省農林廳廳長）的建議，發動群眾家家在宅基地種三棵樹（一棵核桃樹、一棵柿子樹、一棵棗樹），以備災荒之年。同時發動全公社農民廣泛植樹。此外，工作隊還分給社員宅基地、自留地，提倡發展家庭副業。十幾年後，我從《人民日報》看到一則報道，說鄢陵縣是全國平原植樹模範縣。從照片上看到，原來樹木被伐光的村莊，又都鬱鬱蔥蔥，心中不由得一陣激動。
　　
　　到農村以前，無論在北京學習的文件和省委介紹的情況，都強調敵情嚴重。據說河南全省約有三分之一的社隊為三類，三類社隊絕大部分被地、富、反、壞分子篡奪了領導權，因此，首要任務是要打倒反革命複辟勢力，奪回領導權。但我們在群眾中做調查時發現，主要問題是政策上的失誤，五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和特殊化風）嚴重，在體製上社隊規模過大。就是說，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我們根據毛澤東指示的精神，從實際出發，調整了社隊規模，認真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政策；分配上實行按勞取酬、多勞多得的政策；對刮共產風剝奪農民的問題，分步驟實行了徹底退賠；實行了糧食“三定”，糾正了高指標、高征購。
　　
　　在幹部問題上，群眾意見最大的是瞎指揮、強迫命令和特殊化。我們製止了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現象，轉變了幹部作風，並進行了思想、組織和製度建設。在生產上，建立了生產秩序，調動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當年夏季就獲得了好收成。這一次，我們基本上按照毛澤東的三點指示精神，貫徹執行了黨的方針政策，完成了整風整社的任務。
　　
　　五、不要搞特殊化
　　
　　毛澤東曆來提倡勤儉節約，廉潔奉公，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他不僅身體力行，而且也如此要求自己的子女、親戚。我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時，李敏、李鈉正在學校讀書。她們都在學生食堂用餐。毛澤東要她們乘公共汽車回家，不準用小車接送。我常見她們穿著褪色的藍卡其布製服，背著綠色帆布書包回家。有時衛士長瞞著毛澤東派汽車去學校接李鈉，毛澤東知道了，便批評衛士長：“為什麽三令五申，還要搞特殊化！”
　　
　　對身邊工作人員，毛澤東也是經常教誨我們要艱苦奮鬥，廉潔奉公，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要以普通勞動者身份出現。這方麵的事例人們知之較多，我有兩件切身之事，感觸很深。一九年冬，我到河北新城縣參加農村四清工作。毛澤東提出三點要求：一是化個假名；二是不要當官；三是深入群眾，了解真實情況。這三點體現了以普通勞動者出現的精神。我照他的要求做了，交了許多農民朋友，了解了不少真實情況。
　　
　　毛澤東不但注意反對特殊化，而且更為注意反腐蝕的教育。一九六二年春，毛澤東找汪東興談過一次話，談話內容主要是反對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的侵蝕。他說，他發覺身邊有“老鼠”，提出開展整風，整頓思想作風，清除“老鼠”。汪東興召開了毛澤東辦公室黨支部擴大會議，向全體工作人員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同時開始整風。在整風中，絕大多數人都嚴格要求自己，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自覺檢查自己的思想作風不足之處和缺點，思想認識都有明顯提高。整風中也揭發出個別人有嚴重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作風，並且有貪汙和讀職行為。有人在隨毛澤東去外地視察工作時，曾向一些地方無償索取物品，這一次也對他進行了批評和幫助。
　　
　　毛澤東一貫反對特殊化，更不能容忍和姑息貪汙、讀職行為。當地知道群眾揭露的事實後，雖然這個人在他身邊工作多年，仍果斷決定將這個人調離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毛澤東還從稿費中拿出近萬元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賠並道歉，以挽回造成的不良影響。這件事使在他身邊工作的所有人都深受教益。
　　
　　六、“不因人熱”
　　
　　由於我最初的工作重點是國際問題，常向毛澤東匯報國際動向，並做一些分析探討，因而對毛澤東在處理國際事務過程中顯示出來的敏銳的洞察力，深遂的戰略目光，超乎尋常的魄力，有一些特殊的感受。
　　
　　許多人談及的事情，我就不說了。一九五八年，法國政壇發生了戲劇性變化，戴高樂被推為這個歐洲大陸國家的總統。在此之前，他始終充當法國海外殖民政策辯護人的角色，還強調過君主製的作用，也是冷戰的積極推動者，給人印象頗為深刻。
　　
　　一時間，國際輿論嘩然，普遍認為這個歐洲大國的政局變化，將導致整個歐洲向右轉。我們國內的一些國際問題專家也持類似的看法。一家有影響力的國際問題刊物甚至斷言，戴高樂的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但毛澤東卻未受這人言彌蜚的左右，他力排眾議，獨特地認為：戴高樂民族意識、民族精神很強，始終強調國家的尊嚴和獨立，不依傍他人；主張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反對大國的霸權，頗具獨立見解。
　　
　　他的當政，對歐洲擺脫美國的控製，推動歐洲中立主義的發展，改變世界政治格局，將會產生極大影響。後來曆史的發展，果然證實了毛澤東的卓越預見。
　　
　　每臨難以把握的局勢，每臨令人震驚的險惡境地，與毛澤東生在同一個時代的人，都會深刻感受到毛澤東想人所未敢想，言人所未敢言，行人所未敢行的過人膽識，並為之震撼。我們這些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人，對於他善於在國內外風雲變幻中，敏銳地洞察形勢，透過複雜的現象，抓住本質，以及他善於從曆史的現狀和發展中透視未來，把握事物發展方向的政治家的遠見卓識，更是深受教益。
　　
　　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早晨，毛澤東剛剛起床，就跟我講起梁鴻“不因人熱”的故事。梁鴻是東漢人，少孤家貧，經常獨坐，不與人同食。別人先做飯，做畢招呼他說：
　　
　　灶和鍋還是熱的，快煮飯吧！可他卻不用別人的熱鍋，熄滅灶火，自己重新燃薪做飯。毛澤東說：過去我跟孩子們談過這個故事，但他們年幼，沒有印象。我領會他是借這個故事，鼓勵自己的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有誌氣，不仰仗他人，不入雲亦雲，要有獨立性格，自立自強，靠自己艱苦創業。
　　
　　毛澤東曾多次讚賞曆史上有政治遠見、不迷信權威、富於改革精神、有創見、有作為的年輕人。他談到戰國時的甘羅十二歲時就當了宰相，政治上很有主見、有作為。他多次讚賞西漢的賈誼，說他向文帝提出的《治安策》是西漢最好的政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風氣，值得一看。他說賈誼是“英俊天才”，對賈誼三十三歲時因梁王墜馬而過於自責，以致抑鬱而死，深感惋惜。為此，毛澤東大約於六十年代初還吟誦《賈誼》詩一首：“賈生才調世無倫，哭泣情懷吊屈文。梁王墜馬尋常事，何用哀傷付一生。”他還談到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產黨宣言》時，也不過三十歲，等等。
　　
　　七、與慧能相通
　　
　　毛澤東十分欣賞不迷信權威、有挑戰精神、有獨立創見的人。他很欣賞六代禪宗慧能（亦稱惠能）的《六祖壇經》一書，經常帶在身邊。他幾次向我談及慧能，要我了解他的身世作為，讀點他的學說。我對佛學的有限知識，可以說得益於毛澤東的教益。
　　
　　毛澤東最先談到慧能的身世：他生於唐太宗貞觀十二年（公元六三八年），三歲喪父，家境貧寒，稍長即以賣柴養母。他皈依佛門後，一直是春米的下等僧。後來，禪宗五世祖弘忍尋覓新傳人，要眾僧做法偶，以觀各人修行。其上座弟子神秀做法偈一首，深得眾僧推崇，但弘忍並不滿意。慧能反神秀意做一法謁，卻得到弘忍的賞識。毛澤東流暢地背誦了這兩首法渴：“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後一首為慧能所作，與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萬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勝神秀一籌，於是弘忍將法衣傳給慧能，為禪宗六世。
　　
　　後來毛澤東又和我談到慧能的學說，及其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說慧能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說，一方麵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麵使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為禪宗的真正創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國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響下，印度佛教在中國至高無上的地位動搖了，甚至可以“喝佛罵祖”。他否定傳統偶像和陳規，勇於創新，並把外來的宗教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在這一點上，與毛澤東追求變革，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民族化的思想、行為，似不無相通之處。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澤東和我一起讀英文本《共產黨宣言》，其中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中有如下一段：“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曆史條件為轉移。”他指著這段說：“可惜教條主義者不懂得這個道理。”
　　
　　毛澤東反對將馬列主義理論視為不能再發展的頂峰，幾次講道：“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新的一係列的問題，如果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毛澤東很喜歡讀列寧的書，列寧根據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發展了馬克思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首先在一國取得成功的論斷。而他對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卻持不同的看法。一九五八年夏，毛澤東說：“政治經濟學和曆史唯物論有些問題要重新寫。我們解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先搞農業，同時搞重工業。我們一反蘇聯之所為，先搞農業，促進工業發展。先搞綠葉，後搞紅花。看來有些問題要重新解釋，經濟學和曆史唯物論要有新的補充和發展。”
　　
　　敢於向權威挑戰，不讓僵死的教條捆住自己的手腳，敢於走前人沒走過的路，在自己的實踐中，創立適應本國國情的新鮮理論，正是毛澤東成為被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擁戴的領袖所必不可缺的偉人性格和獨特魅力。
　　
　　八、堅持真理不怕鬼
　　
　　一九五七年整風前後，毛澤東曾多次和我談到一些科學家的故事，說他們以大無畏的精神，堅持科學真理，甚至不惜為此而獻身。他說，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創立了科學的“日心說”，否定了在西方統治了長達一千多年的“地心說”，沉重地打擊了封建神權統治。意大利的哲學家布魯諾、物理學家伽利略，也都因為堅持真理而遭到羅馬教廷懲罰。一九五九年十月，毛澤東對我說：“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最初都是孤立的，但是，他們不怕孤立。自然科學發展的曆史最後證明他們是正確的。”他還對我說過：“遇到尖銳的問題時，要堅持原則，旗幟鮮明，不能怕丟失選票。而有人保持兩邊都不得罪的態度，結果，反而要失去選票，失去人民的信任。”
　　
　　毛澤東還同我講了許多不怕鬼的故事。有兩個故事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一個是“狂生夜坐”，一個是《席方平》。它們都出自《聊齋誌異》。
　　
　　約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初，毛澤東有一天對我說：“世界上有許多鬼，也有許多人怕鬼。鬼是怕它好呢？還是不怕它好？”我說，我不相信鬼神，所以不怕鬼。他說：“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毛澤東邊說邊生動地比畫說，《聊齋》上有一個故事，一個狂生夜坐，有個鬼披頭散發，麵黑似漆，很難看，瞪著眼睛，嚇唬狂生，舌頭伸得這麽長。狂生怎麽辦呢？他笑著研墨，把墨塗在臉上，塗得像鬼一樣黑，也伸出舌頭，目光如炬，和鬼互相瞪著眼睛。這樣對視著，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那個鬼見嚇不倒狂生，就跑掉了。（這個故事出自《聊齋誌異》中的《青鳳》，狂生名叫耿去病。毛澤東說時繪聲繪色，略帶誇張。）他講完故事後說道：“作者蒲鬆齡是在告訴我們，不要怕鬼，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出來把你吃掉。狂生不怕鬼，就把鬼征服了。”
　　
　　《席方平》的故事，更激動人心，更加感人，發人深省。毛澤東問我是否看過這個故事，我說，我看過《聊齋誌異》，但不記得這個故事。他比較詳細他講了這個故事。
　　
　　毛澤東講這些不怕鬼的故事，實際上是在喻人。他是針對當時的國內外情況而發的。在國內，當時正在進行整風運動，黨的各級領導大多數都能認真地聽取黨內外群眾的意見，改善領導作風，改進工作。但也有少數基層單位負責領導工作的黨員，壓製黨內同誌，進行打擊報複，采取違法手段，羅織罪名，把他們打成反黨分子或右派分子、反黨集團或右派集團。毛澤東察覺了這種情況。所以，他講了許多不怕鬼的故事，特別是《席方平》的故事。他說，老實人，雖然曆經磨難，但隻要敢於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原則，敢於鬥爭，問題終會弄清，冤案終能昭雪。他還講，共產黨人要有堅持原則的勇氣，在大是大非麵前要旗幟鮮明。要有“六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職、不怕勞改、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班房和殺頭。隻要準備了這幾條，就什麽都不怕了。
　　
　　以後，毛澤東提出要編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何其芳承擔了這個任務。他在同年夏天基本編成。毛澤東還要他寫篇序文。一九六一年初，毛澤東請何其芳到他的臥室談序文的修改。毛澤東說，你寫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現在的形勢聯係起來了。毛澤東所說的“現在的形勢”是指一九五九年春季帝國主義國家、各國反動派和某個超級大國聯合的反華浪潮。
　　
　　毛澤東還對何其芳說：“你這篇文章原來政治性很強，我給你再加強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為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的工具。”
　　
　　九、“二王八司馬”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還不隻一次地同我談過“二王八司馬”的故事。他談到中唐時期，唐王朝由盛而衰，朝中宦官擅權，四方藩鎮割據，土地兼並加劇，苛捐雜稅很重，社會生產調敝，民不聊生，中央集權受到極大削弱。社會危機四伏，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日趨激化。
　　
　　在公元八○五年，唐德宗李適去世，太子李誦（唐順宗）即位，重用太子侍讀王叔文、王任，吏部郎中韋執誼和著名文學家、思想家劉禹錫、柳宗元等。他們一度執政，韋執誼被任命為宰相。他們反對宦官專權、藩鎮割據，主張加強中央集權，為此進行了一係列政治改革措施。例如，懲處貪官汙吏，免除苛捐雜稅，廢止掠奪、擾民的宮市，
　　
　　謀劃剝奪宦官的兵權，削弱藩鎮勢力，加強中央集權，史稱“永貞革新”。但是，由於朝中宦官、藩鎮等守舊勢力合謀發動政變，迫使久病的順宗把皇位讓給太子李純（唐憲宗），王叔文等革新派僅僅執政五個月便夭折了。
　　
　　王叔文、王任被殺，韋執誼被貶為崖州司馬，韓泰為虔州司馬，陳諫為台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韓曄為驍州司馬，當時稱為八司馬。王安石《臨川集》中的《讀柳宗元傳》說：“餘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
　　
　　毛澤東對二王八司馬的“永貞革新”頗為稱道。他不僅推崇柳宗元、劉禹錫的政治主張和哲學思想，而且對他們的許多詩文也很欣賞。
　　
　　十、數典品詞，談笑自若
　　
　　想像力和超凡的氣魄，對於開創和領導嶄新事業的政治家來說，是不可缺少的氣質。而如若這位政治家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睿智過人的話，那麽他即便是在領導一場亙古未有、波瀾壯闊的偉大曆史運動，他所展示給人們的風采，也絕不會是凝重和疲憊，而是運籌自如的瀟灑。每當我從記憶的長河中，摘取幾段與毛澤東相處的往事，便會感到他所特有的那種瀟灑。
　　
　　我至今還保存著一些毛澤東手跡。這其中，他即興賦詩填詞，在默誦古人詩詞時信手寫下的手跡，占了相當的部分。有些古詩詞，就是在我們閑談中，他信手寫在我正在閱讀的書頁或報刊邊角空白處的。這些文字並未經過他深思熟慮，而是忽有所感，隨意揮灑而就的。
　　
　　一九五七年春季，毛澤東四天之間到了天津、濟南、徐州、南京、上海。除了徐州外，毛澤東每到一地，都在幹部大會上作報告，講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匆忙而緊張。但到達。“其山嗟峨，其士穎多”的古城徐州，毛澤東突然問及徐州轄區內的劉邦故鄉沛縣，並提議去那裏看看。
　　
　　三月十九日上午，我們從徐州登機赴南京，可古城風物人情，似乎仍在毛澤東的意念中盤桓。他問我有沒有讀過薩都刺的“徐州懷古”，我說沒讀過，他隨即在我正看的一本書的扉頁和正文邊角上寫下這首詞。
　　
　　“古徐州形勝，銷磨盡，幾英雄。想鐵甲重瞳，烏駛汗血，玉帳連空。楚歌八千子弟（兵散），料夢魂，應不到江東。空有黃河如帶，亂山回合雲龍，漢家陵閥起秋風，禾黍滿關中。更戲馬台荒，畫眉人遠（長敞），燕子樓空。人生百年寄耳，應（且）開懷一飲盡千盅。回首荒城斜日，倚欄目送飛鴻。”
　　
　　毛澤東告訴我，薩都刺是蒙古人，出生在現在的山西雁門一帶。他的詞寫得不錯，有英雄豪邁、博大蒼涼之氣。這首詞牌叫木蘭花慢，原題是“彭城懷古”。彭城就是古徐州，就是那個傳說活到八百歲的彭祖的家鄉。
　　
　　接著毛澤東便向我解說起詞文。“重瞳”指的是西楚霸王項羽，司馬遷《史記》中提及項羽其貌不凡，鐵馬重瞳。他的坐騎叫“烏雅”。起初兵多勢大，可惜有勇無謀，不講政策，喪失人心。最後，兵敗垓下，自刎烏江。
　　
　　此時毛澤東思如泉湧，又在我的書上寫道：“項羽重瞳，猶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他放下筆說：“湘東一目，指的是梁武帝年間的湘東王蕭繹，幼年時瞎了一隻眼。他後來好學成才，平定侯景，即位江陵。”
　　
　　隨後，毛澤東話鋒一轉，講起詞的下半闋。“戲馬台”原是項羽閱兵的地方，劉裕北伐時也曾在此大會將校賓客，橫架賦詩，氣勢如瀾。“畫眉人”用的是西漢張敞的故事。此人直言敢諫。“燕於樓”為唐朝駐徐州節度使張焙所建。張焙襲父職駐節徐州，結識彭城名姬關盼盼，收娶為妾。她歌舞雙絕，尤工詩文，張死後歸葬洛陽，盼盼戀張；日情，獨守空樓十餘年。小樓多燕於，故名燕子樓。詩人白居易過徐州，因此故事寫了一首七絕：“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床。燕於樓中霜月夜，秋來隻為一人長。”
　　
　　講解完畢，毛澤東對我說：“薩都刺寫了這些有關徐州的典故，吊古傷今，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複返，此地空餘亂山川’的情調。初一略看，好似低沉頹唐，實際上他的感情很激烈深沉。”
　　
　　三月二十日的下午，我隨毛澤東由南京飛往上海。途經鎮江上空時，毛澤東觸景生情，隨手寫下宋人辛棄疾的《南鄉子
　　
　　登京口北固亭》：“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年少萬兜鑾，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寫完後，毛澤東又講了很多。開始還是圍繞詞的內容，說辛詞裏“不盡長江滾滾流”，是借引杜甫詩的句子。“生子當如孫仲謀”，是借引曹.的話。毛澤東講到《三國演義》中曹.煮酒論英雄一節。曹.說：夫英雄者，胸懷大誌，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誌者也。劉備問：誰能當之？曹.以手指劉備後自指說：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耳。接著，毛澤東的話就從文學作品中跳出，指出盡管劉備比曹.所見略遲，但劉備這個人會用人，能團結人，終成大事。
　　
　　毛澤東給我寫詩講詞的那段日子，正是波蘭、匈牙利事件發生，波及中國，中央又決定開展整風的多事之秋。幾日之間，毛澤東往返於華東數城，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公務繁忙。
　　
　　然而就是在這種令人不安的氛圍下，毛澤東卻騖精八極，跨越時空，數典品詞，談笑自若，由景而發，從浩如煙海的史籍典故詞章中，信手抽出精彩片段，即興發揮。他一再借鑒曆史，強調不講政策，喪失人心，必然失敗；而隻有會用人，能團結人，才可成就一番事業，無不與時局和應對時局的策略相關。也就是在那吟詞談典的曆史時刻，毛澤東形成了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擁護社會主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應是基本的、長期的方針等觀點。扣住時代脈搏，駕馭政治風雲，卻不誤賞景、論詞、溫史，並從中獲取借鑒，得到啟迪，更激起超越的情懷。人間滯灑，其誰能比毛澤東？
　　
　　十一、“心事浩茫連廣宇”
　　
　　許多人都向我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即在毛澤東身邊約十二年，感受最深的是什麽？就興趣而言，毛澤東最喜歡的是什麽？
　　
　　我覺得毛澤東給我的印象不是零星的、某一層麵的，而是一個恢弘的世界，一個疏密紛繁的精神體係。他的小我深深地熔鑄進了民族的大我之中，成為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意誌、情感、文化的象征。他給我的印象，很難用幾句話說清。
　　
　　毛澤東興趣太廣泛了，很難說對某一方麵情有獨鍾。最近，我重新翻閱了大量的日記、筆記，進行了較長時間的思考，感到毛澤東終其一生最喜歡的、興趣最大的，還是讀書。
　　
　　毛澤東有一個藏書頗豐的書房。當人們走進毛澤東故居，無不對他工作台上、茶幾上和床上的書籍，留下極強烈的印象。毛澤東一生求索，從無止境；而領導一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國，完成史無前例的革新，要求他心連廣宇，騖精八極。
　　
　　他要借鑒古往今來的一切曆史經驗，他要集世間一切有益的東西為我所用。
　　
　　我手頭留存的毛澤東寫給我的幾十封信件，大多與找書、查書、讀書有關。毛澤東出行在外，總要帶上許多書。有時帶的書不夠，或突然急需某些書，就會立即通知田家英或逢先知到他書房尋找，迅速給他送去。或者由我在當地購買，或者由當地的圖書館借來，待他看完後歸還。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廬山等地的圖書館，他都借過書。
　　
　　人們感到毛澤東意溢於海，思接千載，視通萬裏，這正是他熟讀馬列經典，及文、史、哲、經的結果。但如果認為毛澤東主席讀書的範圍僅限於此，那就錯了，他似乎對世間萬物都充滿興趣。他讀赫肯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摩爾根的《基因論》，威廉斯的《土壤學--農作學及土壤學原理》等等。這些對人文學者都過於艱澀難懂的書，毛澤東讀來卻甘之如飴，而且能把書本上的知識融在記憶中。
　　
　　一次，毛澤東問我：“你知道人體內有多少重要化學元素嗎？”由於毛澤東的一再鼓勵，敢於對國際國內時局無忌直陳見解的我，卻被這個與我本人密切相關的生理問題，弄得一時木鈉。此時毛澤東掰著指頭，把十幾種主要元素一一數出，言畢竟流露出孩提般的得意笑容。
　　
　　對這類書，毛澤東不光是泛泛博覽，有時還反複咀嚼琢磨。因此他能提出頗為獨到的見解，使你不能不欽佩他對世間事物的超人悟性。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毛澤東親自主持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發展原子能事業問題，錢三強應邀在會上講述核物理學的研究發展概況。當他講到核原理時，毛澤東插話問：“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質子組成的嗎？”“是這樣。”“質於、中於又是什麽東西組成的呢？”錢三強一時語塞，因其時尚無人提出此問題。他思考著回答道：“根據現在科學研究的最新成果，隻知道質子、中子是構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澤東卻從容他說：“從哲學的觀點來說，物質是無限可分的。質子、中子、電子也應該是可分的。一分為二，對立統一嘛！現在，實驗室裏還沒有做出來，將來會證明它們是可分的。”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一論題的正確者，正是毛澤東。
　　
　　毛澤東創覽自然科學的經典，也關注最新的科技動態、最新的技術成果。一九六三年，《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刊發了阪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其觀點恰與毛澤東一九五五年的預言吻合。毛澤東十分讚賞，立即讓我請《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主編於光遠、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到他的臥室座談。
　　
　　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談了他對自然辯證法的見解。他說：宇宙是無限的，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從空間上，都是無限的。從宏觀來說是無限的，從微觀來說，它也是無限的。原子可以分，電子也可以分，因此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是無窮無盡的。
　　
　　於光遠問毛澤東：我們能不能把望遠鏡、人造衛星等看作是認識的工具？毛澤東回答：有道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長，饅頭是人手的延長，望遠鏡是人眼的延長。周培源問：哲學書上通常是以個人作為認識的主體，而在人類社會中，認識的主體往往是集體。這個問題，究竟怎樣看才好？毛澤東說：階級就是一個認識主體，由自在階級到自為階級，這就說明了整個階級是個認識的主體。
　　
　　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從此一領域到彼一領域，毛澤東自由跨越，相互印證，以豐富自己的理論，以資鑒偉大的事業，並感染著與他接觸的每一個人。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毛主席有感而發，對我講了一段關於“細菌”的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他對我說：“你看細菌是多麽小啊，但它就是有那麽一種從容不迫、堅決進攻、毫不在乎的精神。在任何龐然大物麵前，它都無所畏懼。不管是厚厚的陶瓷，堅硬的鋼鐵，還是在沸水裏，在零下幾十度的低溫下，它都不死，能夠生存。我們是人，是萬物之靈，難道還不如這小小的生物嗎？”
　　
　　毛澤東的胸襟，有如無比廣闊的宇宙。
　　
　　一九九四年完稿，發表於《湖南黨史月刊》一九九五年第一、二期。
　　
　　聶元梓談周恩來  行雲
　　
　　香港《開放雜誌》五月號刊登“行雲”的文章“文革風雲人物聶元梓訪談”，對“違心人物”周恩來有許多重要的回憶和看法。作者說：
　　
　　“兩年前我看了《聶元梓回憶錄》手稿，出版這本書是很困難的。後來我與聶元梓有一些交談。”
　　
　　聶元梓談周恩來
　　
　　問：你與周恩來有過接觸嗎？
　　
　　聶：接觸多次啦。我覺得周恩來也是一個很偉大的人，但是周也有不少缺點。我覺得他很會處事，很忠於毛澤東。不論大事小事，他都是以毛澤東的意見是從。關心，關懷毛澤東、真心實意地體貼，深入到毛澤東的內心，真正懂得毛澤東需要什麽，要幹什麽；喜歡什麽，不喜歡什麽，他全知道。毛澤東喜歡什麽，他一定能做到什麽。所以他做出的事情都是毛澤東讚同的，他不管客觀情況怎麽樣。……我對他有兩點與別人不同的看法。一是，他也說瞎話。對於周恩來，我感覺文化革命期間所有被揪鬥、被關押的高級幹部和知名人士，不管是出於什麽原因：是保護還是真正要關押的，他都簽字。那時槍斃了一些青年，我沒有根據，但我相信也是他簽的字。
　　
　　問：包括遇羅克嗎？
　　
　　聶：當然包括，我還親手辦了一次。有一次，康生要我抓楊勳（經濟學家，文革時為北大教師，因為反對江青曾坐牢兩年）。楊勳是楊柄章的姐姐。指示我們讓群眾扭送楊勳到公安部。開始康生指示，我照辦了。後來康生又通知讓我到他那裏去，問我：“指示你抓楊勳，你怎麽沒辦呢？”我說我已經讓學生把她扭送到公安部了。他說：“那總理來電話說沒有送去。”然後他立刻打電話給謝富治核實。謝富治說“人送來了，在押了”。然後他當著我的麵又給周恩來打電話，說：
　　
　　“已經辦了，我也問了謝富治了，在押了。”我才這事是周恩來讓辦的。
　　
　　問：到底為什麽要抓楊勳？
　　
　　聶：我先不知道，後來聽說是楊勳有一次同楊柄章去見江青，當麵頂撞了江青。周恩來完全是唯江青意圖為從。
　　
　　……
　　
　　問：您知道要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了嗎？
　　
　　聶：不知道。再來說周恩來。周對毛澤東是畢恭畢敬的。我們也很崇拜毛澤東，但你是國家的大總理，毛澤東從沙發上起來，他趕緊去攙扶。有這個必要嗎？不是有下麵的人嗎？你超過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澤東看什麽圖，周恩來跪在地上給毛澤東講解。說明他還有奴才的本質。周恩來還有一個特點，反對過他的他表揚；擁護過他的，遇到危難的事情，他從來不保護……我後來對他是有看法的……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工人體育場批鬥楊餘傅。周恩來講了江青很多好話。
　　
　　後來我在小報上看到，他在三月二十四日的會上，把江青說得更好，說她是三十年代同魯迅一樣的戰士，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啦，等等。他當時為什麽吹捧江青？因為那天毛澤東就在幕後坐著呢！
　　
　　萬花紛謝一時稀　散宜生
　　
　　毛澤東稱自己作詩的方法為“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借用他的詞匯，我們不妨說，讀詩也有相應的兩種方法。一種是“革命浪漫主義”，即是完全從自我感受、自我想像出發，隻管把他人的詞句代入自己的心中，而不去管這些詞句的原意是什麽。例如有人能從《七律·到韶山》裏讀出老毛對人民群眾的關心，比起把毛的廬山仙人洞七絕解作淫詩的人，或許他自以為品味要高得多，不過，就思想方法而言，其實並無不同，都是搞的“革命浪漫主義”，都是借老毛的詩句，投射他自己的想象。
　　
　　讀詩的另一種方法，不妨稱之為“知命現實主義”。這裏的“知命”，指的是樂天知命，安於現狀，不是胡亂革命，不去篡改曆史。而是從作者的行狀和當時的曆史出發，重新構造作者的內心情緒、所處的外在形勢，再和作品對照，搞清楚作者到底要說些什麽。這也就是孟夫子講的知人論世、以意逆誌。
　　
　　不過，本人最讚成的，還是“知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法：先要入，理解彼時彼地他人的處境和感情；後必出，前人的意境，要在此時此地為我所用。
　　
　　在這裏，“知命現實主義”是第一步，是一切理解和發揮的基礎。下麵要講的，就是一次摒棄了“革命”廢話的“知命”考證。
　　
　　第一次讀毛澤東的《七律·冬雲》，
　　
　　七律　冬　雲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６日
　　
　　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
　　
　　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
　　
　　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就注意到所標日期是毛澤東的生日，而且，按中國傳統算法，這還是毛澤東的七十大壽（毛出生於１８９３年）！於是猜想這是毛澤東為自己祝壽的詩，但是一直找不到證據。這個謎，直到讀了章含之的回憶①，才算最後解開，那已是二十多年以後的事了。
　　
　　先介紹一下章含之其人。她是章士釗的女兒，而章士釗是從長沙出來的文化名人，曾任大陸文史館館長。章士釗是毛澤東嶽父楊懷中的至交，也是毛澤東的黨外朋友。章含之又是喬冠華妻子。喬是周恩來手下的才子，文革後期任外交部長，“四人幫”倒台後受牽連被批判。因此，章含之的回憶她父親與毛澤東交往的文章，要到八十年代末才能發表。在文革後期，章含之也算是炙手可熱的人，是老毛身邊的幾個女人之一，聲勢雖說比不上王海容、唐聞生，挨下來也就數到她了。她的回憶就從她是怎麽進宮的說起。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設家宴慶祝自己的七十壽辰，請了四位湖南的老人作陪：章士釗、王季範、葉恭綽和程潛，老毛講定每人可以帶一個子女。請的都是知根知柢的老朋友，了解老毛的趣味，帶的都是女同誌。王季範是毛的遠親，當年資助過小毛去長沙讀書，他帶了孫女王海容。章士釗帶的，自然就是章含之。當老毛知道章含之在外語學院教英語時，興致勃勃地提出要拜她為師。
　　
　　從此章含之常去老毛那裏走動，每回教完英語後，還和護士長吳旭君一起，陪著主席，三人共進晚餐。女人說到這份榮耀，一般都不願意提別的女人的名字，章含之卻是意外地謙虛，偏要強調每次吃飯時都有旁人在座。
　　
　　如此看來，《冬雲》確實是為七十大壽而作的嘍？確定這一事實可以解釋不少問題。但是且慢，我們還得更慎重一些。
　　
　　八十年代後期，大陸圖書的校對，已經降到了香港、台灣的水平。文化大革命時，一大批老編輯因“曆史問題”下放印刷廠排字，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當時印錯一個字鬧不好就是反革命，誰都不敢馬虎，那時的書，內容無聊，錯別字卻幾乎絕跡。現在的書，則看上去都像是文盲排的版。抄一段妙文：“王朔等寫了一本書叫３＋２＝８原名《請撥三一五》。是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書中講的是打擊假冒偽劣商品的故事，……王朔是北京目前的熱門作家，他的這本書，本身就是偽劣商品。書中撕頁、錯別字且不說，他們使用的‘綠色幽默語言’，很多是北京的土話，字很難找，幹脆就空著。……有的一句話成為‘！’隻有一個驚歎號，前麵字都沒有。也許這是新潮流？叫讀者念不成句。”這段話，登在本星期（９３年１２月底）的世界日報周刊上，文前的小標題是“共產黨成了萬費”，乍一看，天書似的，叫讀者念不出意。
　　
　　海峽兩岸談“三通”，人員、車船，事實上早已通了，隻是這報刊書籍的文字不通，看來雙方是鉚足了勁要堅持下去的。年份本身，很容易記錯。而且，二與三，隻差一橫，如果排字的人一個眼花，把“六三”排成了“六二”，老毛實際上是按西俗做的生日，那本人豈不錯愛了主席的一顆“中國心”？
　　
　　當時赴宴的老人，如今墓木已拱；王海容又據說是不寫回憶的；另有幾位，份量欠缺一些，寫了咱也未必看得到。六三還是六二，難道這事就找不到旁證了？幸好，章含之的文章裏記錄了一件有趣的逸事，可以幫助我們推斷老毛這次家宴的年份。
　　
　　六三年初，在一次陪老毛散步時，毛澤東突然向章含之說道，在１９２０年他借過章士釗一筆兩萬銀元的巨款，借口是幫助青年學生去歐洲勤工儉學。“行老〔章士釗字行嚴〕哪裏曉得他募捐來的這筆錢幫了共產黨的大忙，當時，一部份錢確實供一批同誌去歐洲，另一部份我們回湖南用去造反鬧革命了！”這筆錢主要是作了建黨經費。毛澤東早年的革命活動，書出了不少，他自己承認建黨經費是用欺騙手段榨來的，倒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筆債我見到你，想起來了，早該還了。”
　　
　　建國十多年，也和債權人常有往來，不想到還；見了債權人的風華正茂的女兒，馬上就想起來了。借錢借在緊要關口；還錢也還的正是時候，令當時閱曆尚淺的章含之，心裏好一陣感動。從此以後，每年大年初二，章府一定收到由秘書轉交的兩千塊錢，錢是從老毛的稿費裏劃出的。“我從現在開始還他這筆欠債，一年還二千元，十年還完二萬。”
　　
　　一九七三年春節後的一天，老毛問章含之，今年的錢送了沒有？章說這錢去年已經還清了。毛澤東笑了，“怪我沒說清，這個錢是給你們那位老人家的補助。”他又說，“從今年開始還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應該多少。就這樣還下去，行老隻要健在，這個利息是要還下去了。”
　　
　　這一年的五月，出了一條大新聞：１９４９年停戰談判時國民黨方麵的代表章士釗，坐中國民航的專機飛赴香港。文化大革命時大陸人與海外沒來往，因此章士釗的出境非常引人注目。一時，香港報紙上，滿是海峽兩岸將要舉行會談的猜測。但是，一個九十二歲的老人，沒有子女被批準陪住，旅途勞頓之餘，能在香港炎熱的夏季照料好自己，已經是上上大吉了。同年７月１日，章士釗在香港病逝。這一段，章女士寫得有點含糊，大概對老父如此“鞠躬盡瘁”，心下也有點不以為然。
　　
　　章士釗是哪一年去世的，這很容易查到——確實是１９７３年。老毛付過他一次利息，就在這一年。在此之前，付過十年本錢，那應該是６３春節到７２年春節。毛澤東是在宮裏見到了章含之，才想起要還錢的，這應該是在七十大壽的家宴之後。因此，那一次的家宴，隻能是６２年的１２月２６日。章女士沒記錯，她的回憶文章也沒印錯。作於這一天的《冬雲》，確實是毛澤東對自己七十誕辰的自祝自壽。
　　
　　上麵的段落，是本人１９９３年寫的，這以後，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材料。禦醫李誌綏的回憶錄在美國出版後②，老毛的秘書林克和護士長吳旭君等也在大陸寫了本書，叫《曆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證言》③，批判李誌綏。說到究竟是誰教老毛的英語，吳旭君提了一句：“在一九..年初，毛還曾找章含之（當時是外國語學院教師）教過幾個月英文。”這樣一來，又把老毛的七十家宴推到了六三年。
　　
　　看來是吳旭君記錯了。首先，那次家宴的日子，對章含之來說，是“導致我後來整個生活的改變”的重要關節點，而對吳旭君不過是尋常的一天，章含之應該記得更真確些。第二，請的是老一輩的文人，他們習慣以陰曆計壽。第三，章含之講的“還錢”故事提供了強有力的旁證：老毛說了“行老隻要健在”就還利息，章士釗生前的至少一次利息加十年本錢，把七十家宴的日子定死在１９６２年。
　　
　　林克和吳旭君在他們的書裏，指著李書的一些無關緊要的日期錯誤叫到：你造謠啊，你怎麽連這個日子都會搞錯！吳旭君同誌啊，你怎麽連偉大領袖七十大壽的日子都會搞錯！你在主席身邊這麽久，難道不知道毛澤東也有守舊的一麵？你顯然是記得七十家宴的，但是你按陽曆計數了。
　　
　　說來好笑，教毛澤東英語，不知怎麽成了個大香餑餑，沾點邊的人都要去咬一口。李誌綏說他是毛的英語教師。林克則憤怒地反駁：你不是，我才是！據林克講：“從這一天〔１９５４年１１月在廣州向毛報到〕開始，我就幫他學英文。一九五七年起毛又要我研究國內問題和理論問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六年我離開中南海。”有沒有別人教過老毛英文呢？林克說：“據護士長吳旭君說，在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我去農村調查期間，李誌綏曾偶爾陪毛讀過幾次英文，但同毛讀英文的主要是吳旭君。”他隻字不提章含之，而按章的回憶，家宴後，正是林克打電話給她，說主席要她去教英語。當時，不知為什麽，老毛不要林克教英語了，卻要點章含之進宮。
　　
　　教老毛英語，是林克非常重視的經曆。他卻隻講離開時的替代，不講他身在中南海時的替代。而後一種替代，應該印象更深刻吧？
　　
　　林克遺漏的另一點是，他應該從教老毛英語的時間裏刨去下放的日子。林克一再說，李誌綏在毛身邊的日子，沒有他自己說的那麽長，“李誌綏還有幾次下放，到醫院工作等，離開毛的身邊”，“所謂‘跟隨在毛的身邊為時二十二年’，無非是他用來抬高自己身價的虛張聲勢之筆”。按林克自己的算法，他的教英語，也不能說是從５４年“一直持續”到６６年的。
　　
　　吳旭君倒是提到了章含之，但把教英語的日子限於“一九..年初”的幾個月，似乎隻有兩三個月，遠遠小於章本人暗示的長度。吳承認她自己是在６１年１月林克下放後才教老毛英語的，林克回來後，她就不教了，但她卻不說林克是什麽時候回來的。林克則把他離開的日子很明確地限止在６１年的上半年，因此吳旭君至多隻教了四、五個月的英語。有意識或下意識，每個人都想在讀者的印象中加長自己教授主席英語的時間，別人的則是越短越好。
　　
　　其實，這裏真正有趣的，是為什麽章含之突然不教毛澤東英語了。她顯然是很合適的人：也算是同鄉，還是職業英語教師，當時年紀也輕，長得又不難看。為什麽不教下去呢？知情的人都不談，我們也隻能暫付闕如。
　　
　　林克他們這本書最有價值的部分，不在正文裏的教英語或對李誌綏的批判，而是附錄裏吳旭君的文章，《毛澤東的五步高棋——打開中美關係大門始末》。據吳旭君講，１９７１年美國乒乓球隊要求訪華，周恩來和國務院已經決定回絕他們，老毛也批了同意，但在臨睡前，突然命令吳旭君打電話給王海容，改為邀請美國隊訪華。打開大陸與美國關係的“乒乓外交”，就此開場。李誌綏的書的最大疑問，在西方人看來，是一個醫生怎麽可能參與如許國家大事？現在好了，吳旭君這樣為中共批判李誌綏的人出來替他作背書了：毛澤東身邊的醫務人員，確實是經常執行黨和政府高級工作人員的職責的。觀點對立的人，在這一條上卻是出奇地一致，我們還能不相信嗎？
　　
　　這件事也表明了毛澤東對周恩來有多少尊重。李誌綏說老毛待恩來如奴仆，吳旭君和林克聽了很氣憤，一再說這不是事實。於是護士長同誌很聰明地為我們提供了一件有趣的事實：讓我們看看黨的主席是如何不打招呼就推翻政府總理所作的重大決定的。
　　
　　還是回到老毛的壽宴。１９９３年底，北京鬧哄哄地紀念毛澤東百年誕辰。老毛要是還活著，早該躲過那一陣喧囂，在９２年底就把壽宴悄悄地辦了。這一回，當然，該輪到王海容和章含之等帶著自己的女兒去赴宴了。
　　
　　【注釋】
　　
　　①　章含之，“章士釗與毛澤東交往”，收入《毛澤東的生前死後》，文匯，１９９１，香港。
　　
　　②　Dr.LiZhisui,,RandomHouse,1994,NY.
　　
　　③　林克，徐濤，吳旭君，《曆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證言》






 

[注冊很麻煩]

非常感謝活著的人為事實騰清真相。誣陷的人隻會不得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