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娼妓史”

“近代日本娼妓史”

2004 年 6 月 14 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 2004 年度《全球販賣人口問題報告》，指出日本國內存在嚴重的性奴隸問題，這是美國首次明確在這個問題上點名抨擊日本。報告指責日本政府雖然有充分的能力，但卻沒有采取積極行動解決這個問題。
作為日本的忠實盟友，美國這回掄起“大棒”，也是迫不得已。早在 2003 年 5 月，日本社會保障研究基金會發布了一份題為《在日本從事賣淫的外國婦女綜覽》的調查報告，報告顯示每年大約有千分之十的在日外國婦女被逼賣淫。而國際人權組織在去年年底估計，目前共有 12 萬名來自亞洲、東歐和拉丁美洲的婦女在日逗留時間超過了簽證所規定的期限，而被迫在日本從事賣淫業的外國婦女已多達 7.5 萬名。
日本成為世界上少有的、龐大的色情業市場。有消息稱，日本每年色情業的規模大約在 900 億美元。但這種估計是否準確，很難定論。一則是日本整個色情市場雜亂無章，各種地下交易頻繁。日本的色情行業往往與黑勢力緊密交織，其全貌無法客觀把握。二則是外國婦女大量湧入日本市場，形成與日本傳統風俗業互角倚牆之態勢，因其流動性頗大，要詳細統計幾乎不可能。粗略地說，日本每年的性行業交易額，已占到日本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 1%，和其每年的國防預算不相上下。
麵對美國的“大棒”指責，麵對色情市場的泛濫，日本政府好象窩了一肚子的“怨屈”，它說它正盡自己的最大努力改變現狀，但遺憾的是美國政府未能看到和理解日本的這種不懈努力。日本政府的這種辯解是言不由衷還是真情流露？這要讓事實來說話，筆者在這裏不多詳述。本文著重要探討的是：為什麽會在日本形成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色情業市場？這個問題，大概靠就事論事，將日本色情業的現狀拉出來擺一下譜，分析出幾條原因，恐怕難以令人信服。說到底，還是要追根溯源，從日本近代“發跡史”中，探尋日本色情業的發展軌跡。由此，引發出一段令日本民族為之汗顏、令全世界為之扼腕的難忘故事。
引 子
說起日本近代史，自然讓人聯想到日本明治維新的輝煌。這是一段日本走向世界、稱雄亞洲的奇跡史。翻開曆史教科書，不光是日本的男性，連當時的日本女性，也閃爍著神性的光輝。譬如說明治五年津田梅子等五人赴美留學的壯舉、還有自由民權運動的鬥士岸田湘煙、福田英子的活動、自我意識覺醒的謝野晶子的文學以及代表日本婦女運動的平琢雷鳥的“藍襪子社”運動等等。但是，這些輝煌，代表的是那群上層社會女性精英的思想與活動，我們從這些女性史中是讀不到那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日本女性痛苦的實態的。
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頭像被印在一萬日元鈔票上的福澤渝吉，有一句流芳千古的名言：“日本對付亞洲有兩種武器，一是槍，二是娘子軍”。日本軍隊的侵略史，讓史家去挖掘分析，而日本的“娘子軍”史，則作為一部野史，因有損現代日本的“光輝形象”，擺不上日本正規教科書的台麵，有被埋沒的危險。而恰恰是這部野史，可以找到當代日本“繁榮娼盛”的最真實根源，值得我們去仔細深究。
一
幕府末年經過明治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大正中期，日本的年輕婦女背井離鄉，漂泊到海外賣身謀生，她們北至西伯利亞、中國大陸，南到東南亞各國，甚至有人到達印度、非洲。她們的故鄉遍及日本全國，她們的足跡遍及全世界，日本成為輸出妓女的頭號品牌國家。
日本維新政府何嚐不知道娼妓不符合“文明開化”的精神。早在 1872 年 10 月 2 日，明治政府就公布了“娼妓解放令”，俗稱“牛馬解放令”。說到這一法令，不能不聯想到華人的血淚史。“娼妓解放令”的公布，其實起因於 1872 年 6 月的秘魯船“瑪麗盧斯號”事件。該船從澳門運送 231 名華人苦力去秘魯，途經橫浜港時，一名苦力逃脫，曝出船內虐待內幕。神奈川縣為此開設特別法庭，宣布解放苦力，送還本國。但秘魯的律師提出強烈抗議，他詳細介紹了日本娼妓買賣的現況，並指出日本政府公然承認娼妓的買賣，所以沒有資格製裁秘魯的販賣人口行為。日本維新政府大丟臉麵，以此為契機，決心解放娼妓，禁止各種人身買賣。按照這一法令，娼妓、藝妓等長期仆役，一概解放之。雖然解放了娼妓的人身隸屬關係，但明治政府拖個尾巴，表示隻要出於個人願意，仍舊可以繼續營業。因此，“娼妓解放令”實施之後，公娼反而增加。明治政府唯恐性病蔓延，又於 1876 年製定娼妓梅毒檢查規則，全麵實施娼妓性病檢查製度。風俗業為日本帶來滾滾財源，娼妓與妓院雙方都要付稅金給地方政府。光神奈川縣 1888 年的縣預算中，風化稅就占了 20%以上。
馬克思老先生曾指出：“所謂原始積累隻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曆史過程。原始積累的方法決不是田園詩式的東西，相反，就其主要方麵來說，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明治政府的“殖產興業”政策，是以工業為最優先，這導致農業凋零、農民生活極端貧困。明治中期日本針對資本的積累不足、國家經濟力不強、在國際上發言無力，提出了“富國強兵”的口號。如何實現這個目標？日本人發揮其天才的智慧，決心以犧牲幾代婦女為代價，來啟動它騰飛的翅膀。
譬如日本北陸地區，氣候條件惡劣、土地稀少，這一帶過剩人口的出路大致為：男性到富士賣藥，以越後的杜氏、湯屋奉公等最有名。女性則肌膚雪白出美女，成為有名的越後藝妓。但日本狹小的國內市場，容不下如此浩浩蕩蕩的“黃色娘子軍”後備軍，而日本政府的“殖產興業”，又迫切需要巨額的“硬通貨” 。於是乎，日本的“黃色娘子軍”揮師遠渡，到海外去開創她們新的天地。據 1911 年的統計，赴海外賣春的日本婦女超過 2 萬人。由於人數過多，形象欠佳，經常遭到外國的指責，日本一些民間報紙也將之引為國恥，稱之為“海外醜婦業”。
二
日本妓女在海外的據點，現在無法精確統計，筆者將有案可查的手頭資料作個簡單的歸納。
一是上海和香港。據當時的日本人高橋謙描述：明治 19 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 700 人左右，除了郵船支店、三井物產支店、樂善堂藥店和二、三家雜貨鋪之外，過半數是娼妓館。而香港的情況更有過之而無不及。《香港日報》連載了日本人奧田乙治郎的記事。奧田說滯在香港的日本人共有 147 名，她們的生活來源支柱就是賣淫，有了這皮肉生意，帶動周邊飲食、旅館、雜貨業的繁榮。整個日本小社區內到處是爾虞我詐，充滿著烏煙瘴氣。
二是中國關東地區。日俄戰爭之前的 1903 年，俄羅斯在其租借地旅順作過調查，光那個地區就有日本娼妓 201 名。根據大江誌乃夫的統計，日俄戰爭結束後，關東的日本娼妓急增，人數達到 1403 名，占到當時在留日本人 2582 名總數的 54.3%，也就是說，關東州在留的日本人中，半數以上是娼妓。
鑒於日本娼妓的蜂擁而至，日本當時的占領軍還加強管理，要求娼妓們提出營業許可申請，並對妓女接待日本軍人實行價格限製，防止妓女盲目開價“狂砍”日本軍人，提高日本軍人的鬥誌。同時，1904 年 12 月，日本軍在安東地區建設新市街，這條街的飲食店組織又於 1905 年開設專為日本軍人服務的妓樓“醉雷亭”，提供低價格的性服務。以上情況表明，日本娼妓大舉滲入海外的過程中，夾雜著日本政府、軍隊的各種意向。“醉雷亭”雖然不是直接由軍隊來運作，還不是純粹意義上的慰安所，但這已開啟了“慰安所”的惡劣先河。明治 36 年 2 月 9 日的《朝日新聞》刊登了著名記者內藤湖南的評論文章，他估算在滿洲各地大約 5000 日本邦人中，至少有 6、7 成是在操皮肉生意。
三是南洋地區。大概從上世紀初年以來，日本妓女蜂擁而至。當時的南洋，由於橡膠和錫礦的開采，經濟頗為繁榮。日本妓女的美貌和溫柔很快壓倒了南洋各地其他娛樂項目，轟轟烈烈地構成了一種宏大的職業。日本妓女以其柔弱之軀，抵抗著那群未開化土著居民的“狂轟亂炸”，書寫了一段令人無法釋懷的“賣春史”。“南洋姐”的這段悲慘曆史，已由電影《望鄉》表現得淋漓盡致，包括中國國民在內，都對阿崎婆和她的姐妹們的不幸命運一撒同情之熱淚。
餘秋雨先生曾到南洋實地考察，他指出電影《望鄉》畢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曆史環節上無法冷靜開掘。譬如說《望鄉》中有一個讓人難忘的細節：日本妓女死後安葬南洋，墓碑全部向著故鄉。而據餘秋雨的觀察：300 多個妓女的墓碑，全部向著正西，沒有一座向著北方。餘秋雨評論曰：“也許是不敢，也許是不願，她們狠狠心擰過頭去，朝著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牽腸掛肚，不再幽恨綿綿，連眼角也不掃一掃那曾經天天思念的地方”。
三
近代日本“黃色娘子軍”，無論是出於生活所迫還是被國家政策所驅使，她們無疑是犧牲的一代。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日本的娼妓，又是日本國海外進出的尖兵，是日本國海外拓展的先驅者。人江寅次在《海外邦人發展史》中這樣寫道：明治 33 年在西伯利亞一帶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金約百萬元，其中63 萬為海外妓女的送金。《福岡日日新聞》登出探訪記事《女人國》，曰：“從島原的小濱署管內四個村子渡航的女性，去年向家鄉的父兄送金達 1 萬 2 千多元。全島原的 30 個村子，合計則突破 30 萬元”。在“硬通貨”奇缺的明治、大正期，這批妓女帶血的“賣身錢”，對富國強兵政策起到了非常大的刺激推動作用。
我們再來欣賞另一段絕妙的場景。“她們每月寫信並送錢回家，父母放心，鄰居有好評。村長聽說，來要所得稅。國家不知是為誰的國家。不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來。不僅這樣，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隨之建起雜貨店。從日本叫來店員，店員獨立開業，成立公司的駐外辦事機構。女郎屋的丈夫不願被叫做姘夫而經營商店，一年左右土地開發者就迅速增多。隨之，日本的船隻到來，那塊地方繁榮起來了。”
這段描寫，引述自《村岡伊平治自傳》，村岡伊平治何許人也？此人乃大名鼎鼎的人販子，他為自己的不道德行為作些美化、合理化的說明，這應該在情理之中。但讀到這文字，在日華人好像有那麽種熟識的感覺。曾看過日本人拍的一部記錄片，描繪的是來自福建的偷渡客，日本的編導們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審視著偷渡客們的行為動機和原則，並到福建去拍攝偷渡村落矗起的幢幢洋樓。在內心深處，日本的編導們卑視這群偷渡客，但如果讀到上麵的那段文字，編導先生們是否會作些深思呢？福建偷渡客靠的是賣自己的苦力去實現自己的富裕夢，而日本人的這些先輩，在其“發跡史”上靠的是“賣身”，雖說兩國價值觀念不同，但“賣身致富”、“賣身光榮”這樣的口號終究是上不了台麵的吧！
那個時代的日本政府，雖然一路高喊“文明開化”的口號，但並未采取任何措施來加強海外妓女的管理。說到底，海外妓女的存在，一則解決國內的部分貧困問題，二來可賺取外匯，並透過海外形成的風化區，促進日本經濟的順利輸出。
海外妓女，對近代日本的原始資本積累，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明治結束，日本資本主義基本確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政治、經濟、軍事實力迅速膨脹。在這種前提下，日本政府更側重於依靠荷槍實彈的皇軍戰士拓展海外市場。同時，隨著資本原始積累的告一段落，日本帝國開始考慮其國際形象。畢竟，“娼妓尖兵”的海外開拓，不是件光彩的事情。於是乎，日本政府振作精神，決心發布關於海外賣春婦的禁令。但巧合的是，日本政府剛剛決定廢娼，因其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爆發了東南亞華僑抵製日貨的大規模抗議活動，這使得日本出口銳減，國家外匯收入瀕於枯竭。
怎麽辦？日本政府馬上決定廢娼令緩行，讓海外的娼妓同誌們再接再厲，奮發圖強，為帝國的興旺再站幾年崗。由於妓女同誌們的“傑出表現”，日本順利熬過南洋華僑抵製日貨的風浪。之後，這批娼妓被日本政府送上船，送到長崎後就地遣散。這群把青春和身體都獻給日本帝國資本原始積累“偉大事業”的“性工作者”，竟未能獲得政府的一丁點支援，她們回到故鄉後，衣食無著，不少年邁妓女隻能含恨自殺。從女性解放的立場來看，這群婦女是日本整個罪惡製度的犧牲品，她們充當的是日本國家侵略政策沉痛的陪葬品。對此，我們應當對她們寄以真摯的同情。
五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雖然下決心推行廢娼令，但其效果和影響是有限的。一則是海外妓女遍地開花，日本政府鞭長莫及；二則是日本對廢娼後的新生政策沒有作出任何實質性的安排。海外妓女“從良”後究竟如何生活，這個最關鍵的問題成為空文，廢娼令自然難以向縱深推進。 隨著日本軍隊占領南洋，原先在這裏的妓女再加上隨軍隊遠征的軍妓，兩支“妓軍”順利會合，日妓的數量空前膨脹。連當時著名的南華女子中學也解散而建成了日本藝妓館，成了一支與“皇軍”可以並駕齊驅的部隊，被人戲稱為“大和部隊”。當時一位日本官員故意向寺內壽一總司令報告：“大和部隊已經打進來了。”寺內壽一頗覺臉上無光，狠狠心把一部分軍妓遣送回國了事。和海外妓女“先遣團”相比，這批服務於軍隊的妓女，自然有了服務於“聖戰”的“崇高信念”，與先輩的“獻身”資本原始積累，就有了一定的目標區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日本妓女和軍隊有著天然的密切關係，他們作為兩把插向世界的有力武器，文武兼備、剛柔並兼，形成了日本帝國特有的景象。
日本娼妓野史的真正衰敗，應當是在日本投降之後，這群以賣身、賣笑為生的女人，喪失了其服務的主要對象——大日本皇軍，更沉淪於“聖戰”理想幻滅的痛苦。在喪失了祖國家園的屈辱大背景下，她們被迫另尋出路。她們承受的苦難，實際上遠非常人所能想象。日本敗戰後的上海，一群日本妓女如熱鍋上的螞蟻，她們卷著金銀珠寶，卻不知道路在何方。她們坐在人力車上，任憑車夫在上海馬路上四處遊晃，到夜深人靜，車夫已精疲力竭，而日本女人腦子裏依舊一片空白。最後車夫曰：“妹妹你到底要去何方？”日本女人曰：“妹妹無處可去，隻請哥哥收留。”同是天涯淪落人，車夫生活於社會最底層，求溫飽尚是個問題，天上突然掉下個有錢有貌的妹妹，此等好事何樂而不為？於是乎，雙雙鑽進了車夫在黃浦江邊搭的破茅屋。
這不是筆者編的故事，翻閱 1945 年日本敗戰後的上海舊報紙，這樣的“喜劇”故事隨處可見，那群日本妓女的生存狀況，一覽無餘地展現在我們眼前。
六
盡管現代日本刻意回避這麽一段“輝煌的”娼妓史，但它給近代日本包括整個亞洲投下的濃厚影子，是誰也否定不了的。日本源遠流長的娼妓文化，它的一整套理念、運作製度、管理製度，影響極其深遠。清朝末年，清政府鑒於中國娼妓管理的混亂局麵，曾考慮仿照日本“先進經驗”，創立符合中國特色的娼妓管理體係。日本的“慰安婦”製度，目前已成為臭名昭著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性侵略、性虐待的代名詞。但考察日本近代娼妓史，我們可以知道，“慰安婦”製度不是一種臨時的、即興的措施，相反，它是日本娼妓文化發展的必然產物。當我們看到日本妓女在國家的縱容下義無反顧奔赴世界各地時，我們也就能明白，日本招幕成千上萬的“慰安婦”，為屠殺異國人民的鬼子兵提供性服務，這並不是唐突的偶然，而是十分自然和必然的歸宿。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慰安婦”製度，曾給台灣的蔣介石以深刻的啟發。國民黨潰敗大陸，台灣彈丸之地，如何收容幾十萬青年壯丁？蔣介石“師夷之長技”在軍中成立“八三一軍中特約茶室”。該茶室自馬祖南竿複興村設立之後，金門、馬祖等地紛紛仿效，後來勢力擴張至澎湖和台灣本島。茶室的隨軍妓女在大門口都掛有一副“不讓須眉”的對聯——大丈夫效命疆場，小女子獻身報國。這幅對聯一掛就是四十年。直到 1992 年金門、馬祖的“小女子”們全部“轉業”，對聯才被送進曆史博物館。
蔣介石活用日本“慰安婦”製度，解決了兵士“打野炮”的難題，而且又不騷擾民間良家婦女，可謂一箭雙雕。日本罪惡的“慰安婦”製度，替蔣介石穩住了陣腳，怪不得老蔣對日本特別寬容，要口口聲聲主張“以德報怨”了。對於這個問題，台灣著名作家李敖在其《中國性研究》中有詳盡描述，筆者在此不作詳細展開。
七
敗戰後的日本政府，麵臨百廢待新的嚴峻局麵，如何從美軍的鐵蹄下解放自己、振興自己，成為他們首要的課題。日本進出亞洲，進軍世界的第一把尖刀——大日本帝國皇軍，慘遭圍殲，刀刃已鈍、元氣大傷，要重振雄風有待時日。而第二把尖刀——日本的娼妓，則長江前浪推後浪，完全擁有信手拈來、卷土重來之能力。當時的日本指導層，審時度勢，決心放手依靠“輝煌”的娼妓文化，拯救日本於水深火熱之中。
於是乎，1945 年 8 月 18 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天，日本內務省警保局長向日本政府各廳和地方府縣長官發出《關於進駐軍特殊慰安設施等警備要點》的指令。指令要求在美軍駐地設立特殊慰安設施。同時，這些設 施歸當地警察署長直接管理，署長須對性營業進行積極指導，並對設施內部的裝備要迅速“充實改良”，以提高妓女同誌們的“革命積極性”和“戰鬥力”。
8 月 28 日，日本在莊嚴的皇宮廣場召開“誓師”大會，公開宣布成立“世界上最大的賣淫托拉斯”——特殊慰安設施協會（簡稱 PAA）。鑒於運作起動經費困難，副理事長野本源泉次郎親自出麵找到大藏省主稅局局長池田勇人（即後來大名鼎鼎的池田首相），請他幫忙以融資的形式通過勸業銀行提供 1 億日元。據說池田大手一揮，很爽快地答應了下來。
美國占領軍先頭部隊予定於 8 月 30 日登陸日本。日本政府行動果斷，8 月 27 日就在美軍登陸必經之地大森開設了慰安所，取名“小町園”，這名字取自傳說中的日本第一美女——小野小町。為充實和壯大“黃色娘子軍”隊伍的威懾力，PAA 在繁華街銀座樹起了一塊大招牌，上麵寫道：“告新日本女性——作為戰後處理國家緊急設施的一部分，懇請新日本女性率先協助參加慰安駐軍的偉大事業”。這份架勢，頗有中國當年“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悲壯和崇高感。
日本的這把“黃色尖刀”，果然久經考驗、越磨越利。美國大兵靠一時之蠻勇，殺得日本皇軍片甲不留，但遇上日本黃色娘子軍之“溫柔陷井”，隻有束手就擒之份兒。大兵們在日本肉彈的攻擊下全線崩潰，梅毒、淋病等四處蔓延，而黃色娘子軍們越戰越勇、越戰越神，PAA 在東京都內的銀座、赤羽、小岩和立川、調布、福生、青梅等地先後開張 33 家特殊慰安設施，前後募集到 2 萬至 5 萬的妓女“主力軍”。麥克阿瑟傻了眼，這沒有硝煙隻有“肉彈”的戰爭，他沒見過，他想回西點軍校“進修”，但那裏的先生也搞不明白日本人這“玩藝兒”，眼看著美國占領軍要被“黃色娘子軍”占領，麥克阿瑟也顧不上紳士風度，顧不上“公平競爭”的原則，幹脆用武力將 PAA 解散了事。PAA 從成立到解散，僅半年時間。但就是這半年，幾乎摧垮了美國大兵的戰鬥力，從中也可體會到日本黃色娘子軍這把“尖刀”的威力無窮。（火正言：1950年中國誌願軍碧潼戰俘營接連發生戰俘死亡現象，有時一星期連死好幾個，事後查明，死者全是美國駐日第八集團軍的年輕士兵，也就是傳說中的“色狂軍”。死因是“營養嚴重缺乏”和“精神憂鬱”。）
尾 聲
綜觀日本近代娼妓史，我們可發現，它的繁盛，都與日本政府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關聯，“黃色娘子軍”為日本的原始積累、為日本的經濟輸出和軍事侵略作出了“傑出”的、“不可磨滅”的“奉獻”。從政府的角度出發、從國家最高利益出發，日本對娼妓的存在與發展始終存在著“溫存”和“感恩”的一麵。
另一方麵，曆史悠久的日本娼妓文化，也深刻地影響著大和民族的“性觀念”和價值取向。荷蘭學者伊思·布魯瑪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書中稱日本為“無罪性娛樂天堂”，認為“在人類曆史上，妓女從未像江戶時代的藝妓那樣對一個民族的文化起過如此突出的重要作用”。而日本作家野阪昭如在《色情者》這部小說中，更提高妓女的“革命品位”，直言日本文化環境中妓女對於日本男性具有“母親”的象征主義。
無論是政府層麵還是民間層麵，日本對其“娼妓文化”都抱著相當“寬容”的態度，真是在這種氣氛之下，現代日本的性犯罪、性奴隸問題層出不窮，日本的色情業也隨之久盛不衰。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以當年的曆史教訓為鑒，撕破臉麵，舉起“大棒”敲打日本這個“親密盟友”的屁股，也就完全可以被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