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黨史料》：中國民主運動急需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的轉變

《中國民主黨史料》：中國民主運動急需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的轉變

編者按：《中國民主運動急需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的轉變》寫於27年前的1998年國內組黨運動期間，刊登在中國民主黨（籌組時期）內部理論交流刊物《筆談》第一期上，沒有對外公開發表過，應當是迄今為止最早提出中國民主運動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急需轉變的文章。文章從九個方麵闡述了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對於國內民主運動貼近中國社會、貼近廣大民眾的重要性，提出要建設一個現代化的民主社會，首先要有現代化的人，要做現代化的人。這篇文章是當年筆者在國內非常艱難的情況下完成，現隻將原文的大標題和小標題做了一下調換，原文一字未改公開發表。

 

——評《一相情願的浪漫夢幻》

                     呂   洪   來

                         （一）

倪育賢先生以一篇《一相情願的浪漫夢幻--------評徐文立的良性互動說》將中國民主運動一個時期以來存在的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公開擺到了世人的麵前，使得我們今天不得不將中國民主運動急需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轉變的問題，也公開昭示於眾，以期能夠引起海內外的朋友們及一切關心、支持中國民主事業的誌士仁人，對此問題的深切思考。

雖然倪育賢先生的文章在表麵上是針對徐文立先生個人的某些思想與觀點進行評述抨擊，但由於徐文立先生的許多思想與觀點實際上是國內相當一部分民運人士的思想與主張的表述，因此，倪育賢先生的文章矛頭所向，顯然是國內一部分民運人士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

《一相情願的浪漫夢幻》一文，從表麵上看是抨擊“雙勝雙贏的良性互動”理論，但文章所引發爭論的實質則是：“中國民主運動是仍就堅持以往那些過時的思維方式，還是在人類社會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之時，麵對全球冷戰的結束，政治合作、意識形態淡化，階級分野日漸模糊，世界已進入信息化時代，中國民主運動要不要適應當今世界的大趨勢，認真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調整心態，更新觀念，樹立新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

（二）

徐文立先生提出的“雙勝雙贏的良性互動“理論，並非徐文立先生個人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是長期以來，在國內部分民運朋友中存在的一種思想認同。“良性互動”理論最早是一九九三年由武漢的秦永敏先生在著名的《和平憲章》中首先提出來得，當時就得到了劉念春等國內眾多民運朋友們的首肯。今天徐文立先生所提出的“良性互動”理論，應當說是對秦永敏先生提法的重新引述。

“雙勝雙贏”理論，也不是徐文立先生的個人發明創造，那是山東青島民運理論家牟傳珩先生潛心研究十幾年的結晶，徐文立先生提出“雙勝雙贏”的理論概念，事實上是將牟傳珩先生的理論付諸實踐的一種嚐試，最近牟傳珩先生又正式提出了《我們的思維方式急需轉變》筆者提出《我們的行為方式同樣急需轉變》等事關中國民主運動前途與發展的重大課題。

綜上所述，徐文立先生提出的“雙勝雙贏的良性互動”理論，實際上是國內一批民運人士的思想共識與表達，倪育賢先生不明事情端底，將對“雙勝雙贏良性互動”理論的責難全都發在徐文立先生一人頭上，是不是有失察之過？

由於《一相情願的浪漫夢幻》一文實際上是針對國內部分民運人士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而發的，因此，我們不想就該文所涉及的具體論述進行評論與商榷，因為那既不是我們，也不是倪育賢先生的本意。為了切中問題的實質，我們在這裏隻想就《一相情願的浪漫夢幻》一文所反映出來的基本思想及倪育賢先生與我們在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上的分歧闡述一下我們的觀點與認識：

                                （三）

通讀《一相情願的浪漫夢幻》全文，我們看到倪育賢先生用了近八千字的篇幅，主要涉及的就是：

一、他與徐文立先生在如何認識共產黨的問題上，雙方存在的根本分歧，包括共產黨的曆史與現實。

二、中國民主運動到底應當采取何種心態麵對中共？是將共產黨視為死敵？還是視為對手？是徹底埋葬？還是良性互動？

雙方的立場可謂大是大非，針鋒相對！

倪育賢先生通過在文章中對徐文立先生的戲噱、嘲諷與挖苦，突出的展現了倪育賢先生本人對共產黨“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以建立人類曆史上最徹底的極權專製為目標”本質的深刻認識、對“共產黨把人的自由徹底剝奪到人不成其為人的地步”的深切痛恨、及對共產黨至今仍“千變萬換不離其宗”的堅持專製統治，根本不抱有任何的幻想。由此一步步的反襯出徐文立先生怎樣從一介悲天憫人的書生情懷到對共產黨一相情願的自做多情，最後到對民主運動基本政治立場的遊離，相互對應，形象鮮明！

客觀地講《一相情願的浪漫夢幻》一文所引用的材料大部分是真實的，那麽為什麽在基本材料大致相同的情況下，國內部分民運人士在對共產黨的認識上會形成“共產黨的基本結構正在改變，民主運動應當爭取與共產黨構成朝野良性互動的關係”。而倪育賢先生確認為“共產黨是現代民主製度的天敵、人民與共產黨之間的根本利益是截然相反的、他們之間的厲害關係不可調和”。

為什麽會有如此大的分歧與差距？為什麽會產生這樣截然相反的認識？我想這就涉及到了核心問題——即倪育賢先生有著與我們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從而導致了我們之間在對具體問題的認識上的矛盾。我們認為，這種矛盾不僅僅表現在倪育賢先生與徐文立先生個人之間，而且長期來就存在於中國民主運動之中，使民運人士之間難以進行正常的思想溝通，形成民運人士之間思想上的對立，組織上的分立。因此，我們應當對此問題予以高度的重視！

                            （四）

思維方式即人們從表象、概念進行綜合分析判斷所采取的方法形式。

由於我國人民近半個世紀來，一直單純的受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灌輸式教育，階級鬥爭理論貫穿於中國人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鬥爭哲學作為唯一的方法論、認識論，已深深的紮根於每一個公民的頭腦。時至今日，人們在分析、判斷、推理時，依然自覺不自覺的以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為方法，如習慣於以敵我劃分陣線，而一旦上升為敵我矛盾，則意味著一種本質的不同，習慣於將不同意見的爭論引深到階級觀點的對立，以此來表明問題的嚴肅性與重要性，習慣於用階級本質而不是人的本質來分析問題，習慣於用鬥爭的方法解決問題，而不善於用妥協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這種影響絕非三朝兩載的撥亂反正所能清除的！

此外，建國以來，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一再失誤，連年不斷的進行以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為內容的政治運動，人為製造了難以計數的冤假錯案，把國家經濟搞到了崩潰的邊緣，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雖然放活了經濟，但卻壓製人民的“民主”要求，武力鎮壓“六。四”學生運動，特別是共產黨內的嚴重的貪汙腐敗現象，這些無疑使民眾的心中蘊藏著對共產黨的一種逆反心理。

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加上對共產黨的逆反心理，造成國內相當數量的民眾，特別是在曆次政治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持不同政見者中的相當一部分，視“共產黨為中國民主事業的大敵”，將共產黨等同於專製獨裁，特別是長期以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使人們深信：

共產黨的這種性質是由其階級本質決定的，是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因此，對待共產黨不能抱有任何的幻想，任何寄希望於共產黨在國內實行民主改革的想法都被認為是天真可笑的。這就使得以“公開、和平、理性、在法製軌道上爭取中國進入現代民主社會的努力，”不僅受到來自中共的監視、打壓，而且遭到我們自己一些朋友的誤解，甚至是抵製！一些朋友雖然口頭上也承認“公開、和平、理性、法製”的原則，但確不是真正的理解，一到具體的操作上，就遠遠的背離了這一方針。

因此，這種舊的思維方式正嚴重的幹擾著中國民主運動的正常發展，人為的加重著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與共產黨之間業已存在著的嚴重對立情緒，所以要保證中國民主事業的健康發展，首先我們每一個民運人士必須更新思想觀念！並帶動整個中華民族思想觀念的更新！

                             （五）

建立現代化的國家，需要有現代化的人，要做現代人，首先要有現代思想觀念。

何謂現代思想觀念？現代思想觀念，就是現代民主社會的思想理念。

要樹立現代思想觀念，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擺脫掉馬克思主義鬥爭哲學的束縛，屏棄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

要樹立現代思想觀念就必須做到能夠超越狹隘的恩怨情結，以寬容、理智、大度的姿態麵對政治對手。

要樹立現代思想觀念，就必須能夠做到公正的、實事求是的評價政治對手，同時也能夠實事求是的審視自我，要敢於自我暴露，善於發現自身的差距與不足，並認真的加以改正。

要樹立現代思想觀念，就必須學會在與政治對手的較量中善於用談判與妥協來謀取利益，避免使用“鬥爭、暴力、革命等兩敗俱傷的手段。

要樹立現代思想觀念，就必須拋棄用階級本質分析問題的方法，學會用人的本質來分析問題的方法。

對於上述兩種思想觀念，朋友們可以進行評判：是倪育賢先生為代表的傳統的思想觀念更好一些？還是以國內部分民運朋友為代表的思想觀念更好一些？當然，評判的標準應是：“哪一種思想觀念更有利於中國的民主事業？哪一種更能反映中國民主派的思想與境界？而不應以哪一種對共產黨的立場更鮮明，哪一種表現的與共產黨更不妥協，哪一種與共產黨更勢不兩立為標準！”

                              (六)

如何認識共產黨？如何麵對共產黨？

這是中國民主運動麵臨的最大的、最難以逾越的課題！

這是中國的政治反對派麵臨的一個原則性的、大是大非的問題！為什麽對共產黨的態度會被看的如此嚴重？為什麽對共產黨的態度會如此緊張？這就是階級鬥爭理論與馬克思主義鬥爭哲學對我國根深蒂固的影響所致！

 

我們指責共產黨對民主運動表現的神經緊張，同樣，我們自己對共產黨不是也表現的神經緊張嗎？倪育賢先生不是已經在指責國內的一些民運人士的“政治立場”與“政治自尊”了嗎？在中國隻要是政治問題，就不能用正常的思維來進行解答！按照傳統的思維方式，政治鬥爭就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雙方沒有任何共同語言可談。在政治鬥爭中任何向對方表示公正、友善、妥協、實事求是的姿態，在中國人的思想中都被認為是喪失原則立場，是對事業的不忠與背叛，這種思想存在於中共的指導思想中，同時也存在於我們一些為中國民主事業而奮鬥的朋友的思想意識當中！

這樣一種心態，怎麽能在中國實行現代民主社會的多元化政治？怎麽能真正的推動中國共產黨走現代民主政治之路？共產黨不能公正對待中國民主運動，我們就必須以牙還牙的也不公正的對待共產黨！這就叫“立場堅定”！這就叫“政治自尊”？！

中國民主運動為什麽不能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首先開創公正對待政治對手的先河？

什麽叫民主運動？民主運動不隻是運動別人去民主，民主運動首先要求我們自己要學會民主，要樹立現代民主觀念，並用現代民主觀念去認識問題、解決問題！我們既然是中國的民主派，那麽在民主理念、民主運做方麵，我們就要走在共產黨的前麵，共產黨沒有做的，我們要去做，共產黨不願做的，我們要能做，共產黨不敢做的，我們要敢做！如果我們在現代民主理念的形成、現代民主方式的運做，都落在共產黨的後麵，我們還有什麽資格做民主派？！

我們要帶頭樹立正確的政治鬥爭觀念，屏氣政治鬥爭就是階級鬥爭的過時的舊觀念，樹立“政治就是國家事務”“政治鬥爭就是不同的政治派別之間圍繞國家事務展開爭論與爭鬥”的新觀念。

我們一些朋友為什麽會將共產黨看的那麽絕對，就是因為在這些朋友的頭腦中，還殘存著濃厚的階級鬥爭理論的影響。這就如同共產黨視一切政治反對派為“反動勢力”“敵對勢力”同樣是受其階級鬥爭理論影響一樣！

如果我們能夠拋棄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和政黨概念，重新來看共產黨，我們就會發現：

共產黨同世界上的一切政黨一樣，都是由人組成的利益集團，他擁有一切政黨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共產黨之所以對現代民主製度持反對與不容納的態度，實行集權專製，這除了受到共產主義理論的影響外，最根本的是由於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曆史積澱，在共產黨身上的直接反映所致，因為中國共產黨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所共同蘊育出來的。沒有當時中國和世界的特定的曆史環境就不會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在曆史上既有成功，也有失誤，而且有過很大的失誤，共產黨的失誤既有自身決策的原因，也有我國曆史與我國社會的原因。

在中國曆史上，如果沒有共產黨來傳播馬列主義，來搞共產主義革命，也一定會有其它的政黨來這樣做！今天我們不能將這些曆史的帳都記在共產黨的頭上。

同樣，在我國迄今建立不起現代民主製度，共產黨負有不可推卸的曆史責任和領導責任。但中國民主運動自身的不成熟，中國民眾的公民意識，民眾的參政意識不足，中國社會對集權專製統治的容忍度和承受度，同樣是不容忽視的社會原因。在中國，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後，很快的就建立起專製集權統治，並且能夠在當今世界民主大潮下，繼續維持這種統治，就是因為：在中國還有專製集權存在的客觀環境和社會空間！集權專製統治在中國還沒有達到無法維持的程度！

因此，時至今日，中國社會缺乏政治民主，中國共產黨有責任，同樣，中國的民主派也有責任，此外，我們的曆史、我們的社會、我國的公民都應分擔責任！現實是曆史發展的結果！現實的許多問題都有它的曆史根源和社會根源。認清了這一點，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再將共產黨看的那麽絕對，視共產黨為當代中國民主事業的“天敵”了。

共產黨就是當代中國的統治集團，它既非“英明、偉大”，也非“天敵、死敵”，它既有正確，也有錯誤，既對中華民族做了有益的事，也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災難，它所實行的集權專製既非與生俱來，也非自身本性，它所實行的集權專製統治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專製殘餘思想的延續，是中國傳統意識形態的延續，是一種曆史的必然和自然。我想這就是理智的含義。

作為中國的民運人士、持不同政見者，我們指責、批評、揭露執政黨維護一黨私利，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要求執政黨變革落後的政治體製，采行先進的現代民主製度，這是我們的權利。而如果因為執政黨維護一黨私利，就對執政黨加以全麵否定、絕對化、甚至視為“天敵”，這就有些過頭了。如果我們自己不去“神化”共產黨，共產黨維護一黨的私利，就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共產黨就是由人組成的利益集團，如果它不去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那反到有些奇怪了。

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都會有自己的私利！中國民主運動同樣有自己的利益要維護。有是正常的，沒有就不正常了！起碼說是虛偽的。問題的關鍵是以國家社稷為重，還是以一黨私利為重？！

關於中國共產黨的集權專製問題：

集權專製是共產黨為維護其既得利益而采取的統治措施與手段。在政治上搞集權專製，這是為廣大人民所反對的，是與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悖的，也是與現代民主製度格格不入的。作為中國的民運人士、持不同政見者，公開反對共產黨實行集權專製，推動它逐步變革現行政治體製、結束一黨統治，建立現代民主製度，這是非常必要、非常正確的！但是如果我們因為共產黨實行集權專製，就否定共產黨對國家領導的現實性與合法性，不承認共產黨會在人民和曆史的推動下不斷的進步，號召民眾以暴力或革命方式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同樣是一種過激行為！

我們必須看到：共產黨實行集權專製，首先是因為它建立起的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製度，而這個社會製度恰恰是由中國人民用鮮血和生命幫助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後建立起來的。如果說建立這麽一個製度是一種曆史性的錯誤，那麽這個錯誤的責任，首先要由我們的民族、要由曆史來承擔。其次，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實質上就是中國現代曆史上的又一場由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

因為，在當時的中國既不存在成熟的無產階級、也不存在成熟的資產階級，不要說中國共產黨執政後不可能在當時的中國建立現代民主製度，就是蔣介石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如果在當時取得勝利，同樣也不會在當時的中國建立起現代民主製度，這是為中國當時的社會現狀、曆史現狀所客觀決定的，是不會以人們的主觀意誌而改變的！

（倪育賢先生認為共產黨“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以建立人類曆史上最徹底的集權專製為目標”那麽是什麽力量能夠使共產黨僅用了28年的時間就在中國實現了這一目標？人民為什麽又要選擇這一目標？）如果說，今天我們認識到了這種錯誤，這應當是我們整個民族的覺醒與進步！是中國曆史的進步！但是我們沒有理由，也不應該因為今天我們的民族覺醒了，進步了，而將共產黨推倒非法與天敵的位置上去！

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讓共產黨充分認識到，尊重人民昨天的意誌和選擇是重要的，但尊重人民今天的意誌和選擇更重要！世界在進步！曆史在進步！！中國人民在進步！！！

因此共產黨不應總停留在昨天的曆史上！

我們一貫譴責中共為了政治的需要、為了打倒政敵，顛倒曆史，對政敵竭盡貶低，羅織罪名的惡劣做法，那麽作為民運人士、作為持不同政見者，我們就要學會尊重曆史，尊重事實，我們就要懂得全麵、客觀、公正、曆史和發展地去看問題！我們尊重中共的曆史本身就是堅持民主政治的原則立場！

再一點就是大家對中共吃遲遲不進行政治體製改革表現出不可理解

看一看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它確實犯了不少的錯誤，甚至有些是不可饒恕的錯誤，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但是它也確實自己糾正了一些錯誤，甚至容納了一些本來與自己格格不入的東西，這就證明共產黨不僅是可變的，而且一直在不斷的改變著自己，說明它能夠主動的、被動的、甚至是被迫的接受人民的意願和要求。這是應該予以肯定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的看到，截止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社會改革，雖然觸及到了共產黨的許多利益，當然有些是共產黨放棄局部利益，而保全根本利益。至於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實行現代民主製度，這就不僅僅是觸及共產黨的一般利益了，而是威脅到共產黨的根本利益！

政治體製改革最終將涉及到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涉及到迄今為止的共產黨的全部曆史，涉及到共產黨今後的命運，弄的不好甚至會使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人頭落地，這決不是危言聳聽，象倪育賢先生這樣的民運精英尚且理性的將共產黨視為天敵，如果有朝一日，共產黨真的失去了執政地位，誰能保證不被別人殺光了頭？“人命關天！黨命關天”！！

因此，即使中共的決策者，再英明、再偉大、再務實、甚至說將你倪育賢先生換到那個位置上去，相信你也不敢貿然的在此問題上作出重大的政治決策！

因為他們也要對自己的曆史負責，也要對為他們的事業死去的千百萬烈士負責，他們也要考慮千百萬黨員的現實利益，要考慮政治變革將可能給整個社會帶來得負麵影響，要考慮整個社會對政治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適應能力，否則，中共就算不上是一個負責任的政黨！因此，徘徊、觀望、試探、等待、反複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難避免的，成熟的政治反對派，在此曆史階段應表現出克製、寬容與理解，幫助他們營造適宜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社會環境，並善意的去幫助、去影響、去推動共產黨作出最終的正確抉擇。

相反，如果在這個曆史時刻，我們對共產黨表現出不理解、不信任、失去耐心，甚至采取全盤否定，鼓吹以暴力的方式，推翻共產黨的統治，那麽結果隻能適得其反，越發使得共產黨不敢輕易的作出政治體製改革的抉擇。甚至會越加謹慎的維護其現行政治體製，避免引發社會震蕩！

這樣，不僅會給中國的民主事業帶來不應有的損失，拖延中國民主化的曆史進程，而且會堵死通向現代民主社會和平轉型的道路。

同時這樣做，也隻能證明中國的政治反對派、中國的民運人士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因此，可以斷言：中國社會民主化的真正實現必須以中國民主派的自身成熟為基本條件。

一些朋友可能會有這樣的疑慮：目前，在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仍然將中國民主運動和一些民運團體視為“敵對勢力”或“反動組織”的時候，我們卻這樣公正、客觀、全麵、曆史的評介和認識共產黨是不是太自做多情？這正是當前中國民主運動中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所麵對的焦點問題，對此，我們鄭重的申明如下：共產黨怎樣對待中國民主運動和民運團體，是共產黨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重要的是從現在起，中國民主運動、中國的民運人士不能再沿襲共產黨的那種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而應以新的思想觀念來確立起中國民主運動所應有的新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並為未來的中國民主社會奠定思想基礎！這就是中國民主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根本區別；也是我們與倪育賢先生的不同之處。現代化的民主社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得，它需要我們從現在起就得一點一點的構造！

通過以上的分析，闡述了我們對共產黨的一些基本認識，我們是想借此證明“每一個政黨都存在於一定的曆史階段，都有自己存在的社會環境和曆史土壤。因此它既要受到當代曆史大潮的作用與推動，同時又不可能完全擺脫掉它所植根的那個社會環境與曆史土壤的影響與束縛。任何一個政黨的綱領都不可能嚴重超脫它所存在的那段曆史與社會。”

共產黨是這樣！國民黨是這樣！！中國的民主運動同樣是這樣！！！

因此隨意的將一個政黨冠之以“天敵”“死敵”“公敵”之類的提法，都是政治上的短視和政治上的宣傳和欺騙！是一種缺乏起碼政治素養的行為！

                            （七）

中國向現代民主社會和平轉型的希望

通過我們以新的思維角度對共產黨的分析，我們看到共產黨並非天生就是民主事業的“天敵”、“死敵”。共產黨的一黨專製，共產黨維護一黨私利，共產黨遲遲不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等等都有著不同的曆史背景與客觀原因。如果以上的分析經的住曆史的檢驗，那麽，我們也就看到了中國向現代民主社會和平轉型的希望：

第一、我們可以多角度的推進我國社會民主化的進程。

我們的一些朋友總是習慣將我國社會民主化的進程局限在政治製度一個層麵，認為中共遲遲不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就是堵死了中國社會民主變革的道路。因而產生急噪情緒，或過激言行。這些朋友忽視了社會製度的變革是全方位、多角度的。除了政治製度外，它還包括經濟製度、文化製度、法製建設等多個方麵，我們應當看到當前我國社會經濟改革已經轉向縱深，法製化建設正在加快步伐，人們的思想觀念正在發生著巨變，整個中國社會正在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因此，我們應當有信心繼續推動共產黨深化各項改革，盡快啟動政治體製改革，隻要我們堅持不懈的努力，我國社會的變革終將會從量變發展到質變。

第二、促使中國共產黨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雖然目前中共遲遲沒有表明要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決心和意向，但這並不等於說中共會徹底拒絕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或者說中國已經沒有以和平方式轉型到現代民主社會的可能性。中共至今沒有公開表明要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意向，無非是因為他們害怕一旦啟動政治體製改革，他們會失去手中的政權，會失去他們的一切既得利益，說的負責任一點，他們也害怕一旦啟動政治體製改革，會造成社會失控，引發社會動亂，造成國家體解，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因此當前中國的民運人士及一切為了中國民主事業而奮鬥的仁人誌士，應以各方麵的實際工作來消除中共的各種顧慮，幫助中共認清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退一步說，即使中共就象一些朋友所說的那樣頑固、那樣保守，我想在當今世界性的民主大潮下，隻要中國民主運動自身能夠發展成為成熟的、負責任得政治製衡力量、隨著我國人民公民意識的不斷提高、隨著我國社會進一步發展必然與現行政治體製之間矛盾的進一步加深，加上國際、國內強烈的民主呼聲，及國內各方麵工作對政治體製改革的迫切要求與呼喚，中共遲早會在曆史和人民的推動下，象東歐、印尼、尼日利亞這些國家的統治者一樣在最後時刻，順從人民的意願與世界曆史的潮流。因為我們堅信：世界性的民主潮流是任何力量也無法抗拒的！

第三、多方麵因素的影響，有可能促使中共放鬆政治控製

這些因素包括：中共新一代領導集體的相對開明務實；國際大趨勢大氣候的影響；世界各民主國家與中共就人權問題展開對話，促使中共加深對西方人權思想的了解與認同；國內各種改革勢力的不斷進取和努力；國內民眾民主意識的日益提高；來自黨內民主思潮的壓力；對外開放、對外合作、對外交流對中共傳統意識形態的影響；大國地位、大國夢想對中共自身形象的要求；中國社會各種積弊的負麵影響--------，

第四、在當前中共對外擴大開放、擴大交流合作的曆史條件下，中國已經不在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社會，中國的民運人士、持不同政見者已經具備了通過公開、和平、理性的抗爭，來促使中共逐步放鬆政治控製，促使中共逐步在人權、經濟、文化、政治領域與現行國際標準接軌的條件。

第五、就是現代民主、人權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已經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的超級大國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出於對自己國際形象和國際地位的考慮，會本能地表現出對國際公認準則的認同與接受，哪怕是做秀也會在政治上表現出寬鬆的姿態，這就為實質性的 放鬆政治控製創造了前提條件。

第六、從理論上來說，一個國家從民主製度倒退到專製製度，必須通過暴力手段來完成，並需要通過暴力手段來維護，因為它要剝奪一部分人的意誌和權利。如馬克思的暴力革命論和專政論。而從專製製度向民主製度轉型，則可以不使用暴力手段，也不需要用暴力手段來維持，因為民主製度除了要消除專製製度外，它不需要剝奪任何人的意誌和權利。

第七、中國民主運動的基本目標也決定了中國社會的民主化應走和平變革之路，因為中國民主運動所要完成的就是將中國由一個對抗性社會轉變成為一個非對抗性的合作社會，暴力手段本身就不符和這種轉化的要求，而且會給將來的合作社會留下無窮的後患。

第八、就是“暴力”手段本身，就是對“人權”“民主”原則的粗暴踐踏，暴力“就是憑借槍杆、刺刀、大炮來強迫一部分人服從另一部分人的意誌”，這本身就違背了民主精神，“崇尚暴力是一切專製製度的本質特征”。一個國家能否順利完成向現代民主政體的變革，是這個國家內部各種矛盾、各種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是一個自然的蘊育發展過程，即使是民主革命，也是整個過程的臨界點和質變的瞬時，這是我們選擇“公開、理性、和平即非暴力原則的依據之一。

如果一個國家建立現代民主製度的過程，必須采取暴力的手段，而不能達到目的，必須要付出沉重的生命為代價，那隻能證明：這個國家建立現代民主製度的基本條件還不成熟，還遠遠沒有達到瓜熟蒂落的程度，即使用革命、暴力手段能勉強建立起來民主製度，也肯定是不成熟的，並且很可能會被自身的不成熟所摧毀！

                                                           （八）

中 國 社 會 的 自 我 進 化 過 程 不 可 阻 擋

一個社會的自我進化過程，是這個社會自身不斷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過程，是這個社會自身對新的社會製度的蘊育過程。社會的自我進化過程是任何人、任何政黨都無法遏止的。

因為社會的自我進化過程是在客觀環境、外部世界的影響作用下，產生於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組織、政黨及社會係統，包括執政黨自身逐步對外部環境的的適應與對更高精神世界的追求的的結果。

到目前我國社會的自我進化明顯的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麵；

一、我國公民的民主意識不斷提高，長期遺留下來得傳統的臣民意識，正為日益增強的公民意識所取代。

二、中國的民主運動在打壓中頑強的成長，民主派的力量正在向深層次發展，有望向成熟的政治反對派過渡。

三、中共執政者，對公民行使民主權利的限製，正在逐步減弱，容忍度在逐步擴大。相反，執政者內部保守勢力的禁控能力則日漸衰弱，許多往日的禁區已經在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共同衝擊下失去控製，人民行使民主權利的空間、公民政治生活的自由度越來越大，這已是中共黨內保守勢力用權利所難以控製的了。

四、就是中共內部各係統的黨員幹部、甚至包括中共決策層自身的民主傾向和人權觀念，也正在增強與更新，絕非昔日可比，這種積極的變化已經構成了對現行意識形態與政治製度的挑戰！

五、中國的對外開放，已使中國社會必不可免的要與現代民主社會通行的規則接軌，這無疑將對中國社會的進化過程注入催化劑。

六、中國社會觀念的更新日益加快。特別是全新的政治鬥爭觀念，已顯現出它的雛形：“政治鬥爭就是不同的政治派別圍繞著國家事物展開的爭論與爭鬥”。而不在是圍繞著階級的利益而展開爭論與爭鬥，這種爭論與爭鬥應當是理智的、崇高的、有規則的，而不應當是野蠻的、血腥的、無序的，爭論與爭鬥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全體公民的尊嚴與利益，而不僅僅是為了維護某一階級的尊嚴與利益！

七、中國社會的自我進化、自我發展、自我進步的過程，不僅僅是表現在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法律的、意識形態的，而且表現在全體公民的行為和思想，表現在社會的各個階層、界別和團體，更是表現在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自身，沒有誰可以置身在這種社會的進化過程之外！

                                  （九）

綜上所述，中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雖然還會遇到各種困難與挫折，但確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任何個人、組織所無法阻擋的，在中國不存在“一成不變的民主自由的最凶惡的敵人”，不存在人民與執政黨之間“不可調和的厲害關係”不存在“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可同器”的絕對的矛盾。人民在變！社會在變！！執政黨也在變！！！中國社會的方方麵麵都在變！！！！這些年來中國社會的總體趨勢一直在向著積極的方向轉化！

當然，我們不否認目前中國社會的變化還處在初始階段，與全國人民的要求、與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與國際公認的準則、與人類曆史發展的要求還有相當大的距離，這也正是中國民主運動存在的曆史原因！

在國內存在著這麽多有利因素的情況下，如果我們自己不能努力爭取，不能積極的、理性的去麵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積極爭取以和平的方式來完成這場偉大的社會變革，而是簡單地去否定共產黨、將中共釘在民主的對立麵上，將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推翻共產黨的統治上，這樣簡單地、片麵地、絕對地看待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隻能使在中國建立現代民主製度的努力變的更加艱巨和複雜，甚至會以沉重的生命、和中華民族的體解為代價，這不僅會給中國人民造成曆史性的災難，還會殃及周邊國家與世界的安全。這是每一個負責任的政黨、團體、個人所不願看到的結果。這也是為什麽我們一再強調堅持以“公開、理性、和平”方針推進中國社會民主化進程的根本原因。

特別是，在當今世界，冷戰已經結束，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專製集權統治已經在鬆動和瓦解之中。人類的智慧，人類的文明、人類的理性完全有可能使中國社會的民主化轉型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以和平的、理性的方式來實現！如果我們仍然要固執的堅持那些舊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能說是對中國民主事業真正的負責嗎？說的再坦率一點，政治上的激進本身就是對前途、對事業缺乏自信心的表現！

做為一個政治上成熟的民主派，不僅要對自己的事抱有決心，更要對自己的事業抱有信心。相信自己所從事的事業一定能夠不斷地將“敵手”轉變為“對手”將消極對抗轉化為建設性的合作。這是現代民主運動與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治運動的最大的、最根本的不同之處。“因為曆史上任何一場政治革命的目的，都是以推翻、打倒、消滅政治敵手來實現的，而現代民主運動的目的恰恰是為了建立一個各種政治派別相互容納的良性互動的民主社會”。

雙勝雙贏的良性互動理論，不論從它當初的醞釀提出，還是到後來的形成運做，都是以對國內情況的客觀分析為依據的。這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出於長期的、整體的、全麵的考慮後得出的,是符合中國和平過渡到現代民主社會這一戰略大局要求的，是中國民主運動今後一段時期內的指導思想，雖然說目前“雙勝雙贏的良性互動理論”在國內實行還有一定的難度，各方麵的條件還不十分成熟，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眼前條件的不成熟，就從根本上否定它作為中國民主運動一段時期內的指導思想的正確性，因為“雙勝雙贏的良性互動”理論，不僅是我們今天要爭取做到的，而且是我們明天所要實現的！

可能倪育賢先生會說：“你們整日被公安特務追的團團轉，時時擔心被抄家，被綁架”，你們還去跟他們搞共存、搞妥協、搞合作，這不是太過牽強、太自做多情了嗎？其實，倪育賢先生此言差矣，能為了國家與民族的大義，而一時忍辱負重，這不正說明了我們民主派的人格、我們民主派的心胸、我們民主派的境界嗎？這不是正好表明了中國民運人士以人民利益為重的無私情懷嗎？

而倪育賢先生之所以麵對同樣的國內形勢，得出的確是與國內民運朋友們相反的結論，並在行動上與國內民運朋友們背道而馳，正是由於倪育賢先生的思想仍然停留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與鬥爭哲學的情結之中，還沒有在思想上真正地完成向現代民主思想的轉變，將中國當代這場偉大的現代民主運動等同於曆史上的其它政治運動，這是倪育賢先生對形勢、對中共做出錯誤的估計和判斷的思想原因。因此，盡快的轉變我們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使我們的心態與當前的曆史趨勢保持一致，與中國現代民主運動的性質保持一致，對於我們每一個民運人士是多麽的重要和迫切！不轉變就會落後於形勢，不轉變就會作出對中國民主運動有害的判斷和決策，這是應當引起我們每一個海內外民運朋友高度重視的問題！

親愛的朋友們：我們堅信我們所從事的事業的正義性，我們堅信中國最終將跨入現代民主社會，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超越曆史的陳怨舊結，以坦蕩的心胸站在時代的至高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