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摘】紅雨：我的教授生涯（一、步入職場）
各位看官如果有讀博的經曆，不知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學位即將結束時，博士們好像並不那麽熱衷於“脫離苦海”。他們對跨出校門走進職場猶豫不決，於是有的推遲答辯，有的一個接一個地讀學位。我把這稱為“職場恐懼症”。請不要檢索這個關鍵詞（Keyword），因為這是我的生造，還沒有人真研究過這個值得研究的現象。之所以覺得這值得研究，是因為這正是我當年所經曆過的。在學校這個相對單純的學術環境中待了四、五年，生活已經形成了一個模式，按部就班地走來，駕輕就熟得很。誰知道外麵的世界是什麽樣的呢? 於是想著在這“溫柔鄉”裏多待一會兒。一想到要在一個新環境中重新開始，心中不由得一陣焦慮。
我的導師可能見過不少“職場恐懼症”患者，所以診治經驗老道。她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學院最多資助學生四年完成博士學位，超過四年資助就終止了。顧念我第一個學期沒有從學院得到資助，所以延長至四年半。於是給我定下了1990年夏季畢業的死命令，然後據此逆時推算，給我定下一連串的截止日期（Deadlines）。破題（Proposal）、數據收集、數據分析、論文第一稿、論文修改和答辯等皆有定時。就這樣一環緊扣一環，論文基本按照老師的計劃完成了。雖說因為錯過了暑期畢業的截止日期沒有正式獲得博士學位，但還是在1990年8月21日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以ABD（All but Dissertation“萬事俱備，隻欠論文”）的身份完成了博士學位的所有要求。可以說，我是被老師“臨門一腳”踢出校門的。
如在《我的留學生涯（下）》中所述，一年前通過了博士資格考後，我就開始發申請函找工作。美國有一份《高教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每周二出版，上麵有最完全的美國大學教職的招聘消息。於是我每周去圖書館，把所有與教育有關的教授崗位都找來申請。“有棗沒棗打三杆，”說不定打下棗來呢？如此“廣種”卻沒有帶來“薄收”，在郵箱裏收到的都是被拒函（Rejection Letters）。與我同時找工作的還有一位美國同學。他一收到被拒函，轉手就釘在身後的牆上。他說他的目標是用被拒函把那麵牆完全覆蓋。我雖然沒有他的豁達，不過持守“一天的難處一天當”的態度經年，已經不像以前那樣焦慮。凡事交托，相信神自有安排。
那年四月間，我到Boston去參加美國教育研究協會（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的年會並在會上宣讀了一篇論文。這是美國也是全世界最大最有影響的教育專業會議，每年有近萬人參加。各個大學也會到會場來招聘教授。大會設有聘用服務處（Placement Service），招聘方的招聘要求和應聘方的個人簡曆都放在服務處供查閱。要是雙方看對眼了，就安排一次會麵。這樣比邀請應聘者去學校訪問又省錢又省事。於是我也把我的履曆投放進去，每天去查看有沒有願者上鉤。
投放履曆後不幾天，我收到了奧本大學（Auburn University）一位教授的留言，約我第二天早晨去那位教授下榻的旅館裏見麵。我又驚又喜，連忙把奧本大學的招聘要求借出來看，知道他們要聘一位教統計的老師，主要講授多變量統計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正是我在論文中剛用過的。
那夜自然是睡不安穩。第二天一早，我西裝革履，趕去了指定的旅館，在旅館的大堂坐下等那位教授下來。突然間我心裏一陣慌亂，手心裏全是汗，腦中一片空白，仿佛所有的統計知識都從腦中逃逸了。這大概就是心理學中所說的“焦慮發作”（Anxiety Attack）了。可是馬上要麵試了，這可怎麽是好？我伸手到口袋裏取手絹，不料掏出一張小卡片。卡片的一麵是一幅大海的照片，海灘上有兩行腳印。另一麵是一篇短文：
“一天我做了個夢。
我夢到我和上帝漫步在海灘上，我的人生一幕幕地在我眼前閃過。我留意到在海灘上有兩行腳印，一行是我的，一行是上帝的。當我生命的最後一幕也閃過，我回頭看去，卻注意到在我生命的某些片段，海灘上隻留下一行腳印。而且這總發生在我生命中最低潮最悲慘的時刻。
我困惑不解，於是我問道，‘神啊，您說過如果我來跟隨您，您將永遠陪伴我。可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刻，我生活中卻隻有一行腳印。為什麽在我最需要您的時候，您卻離開我呢？’
神對我說，‘我珍愛的孩子啊，我愛你！我絕不會在你困難的時刻離開你。當你看見地上隻有一行腳印時，那是因為我抱著你。’”
我頓時熱淚盈眶。我想起來了，這是幾年前我受洗那天，一位教會的弟兄送給我的。我當時隨手放進口袋裏，這些年一直沒有機會穿西裝，所以一直沒發現。今天當我最需要的時候，它出現在我的麵前。可能有人認為這隻是巧合，可是對我來說，這是神在向我說話呢！這麽一想，心情頓時平靜了下來。抬起頭來，我麵前正站著一男一女，微笑著向我伸出手來。
原來奧本大學來的是一對夫婦，都是教育學院的教授。他們覺得大堂裏太嘈雜，請我到他們房間裏細談。談話間他們問了很多問題，大多是關於統計的。我因為剛在博士論文中用到過這些統計分析方法，所以自己覺得還算是應答得體進退有據。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臨告別時，那位男教授對我說，“我們招聘委員會有五位成員，你可以說已經得了兩票了。”走出房間，我擦了擦汗津津的額頭，心裏想，“這應該是我沙灘上隻留有一行腳印的時刻吧。”
回到學校，又接到一所學校麵試的邀請。這次是堪薩斯城（Kansas City）附近的一所私立大學。學校規模不大，沒有研究生院，隻有幾百名本科生。有趣的是整個學校設在一個廢棄的石灰岩礦洞裏，學校的基調是一片雪白。地麵隻有幾棟學生宿舍和一棟辦公樓，教室、圖書館和電腦房都在地下。那次麵試的效果不好，主要是因為我對學校的招聘要求理解錯了。學校要我給學生和教授們做個講座，我用我的論文作為講座的主題。報告後的討論時間基本冷場，有一位學生還問我為什麽要做研究。與學校的教務長交談時，他也直言告訴我，學校對研究沒有要求，“隻要把課教好了，不用太擔心永久聘書（Tenure）。”我隱約覺得這個職位和我的誌向不太吻合，不過如果被聘用的話，我想我會接受。老師曾告訴我，第一個工作是最不容易得到的。有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圈內人”了，再換學校就會容易得多。我聽了暗暗點頭，“嗯嗯，老師。在國內我們稱之為‘騎驢找馬’。”
麵試後回到家中，又收到一個學校麵試的邀請，這次是一所州立研究型大學，要聘用一位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講授教育心理學和統計方麵的課程並做心理學方麵的研究。我覺得這是個理想的職位，我的老師也認為這個崗位很適合我，慎重其事地為我麵授機宜作準備。她告訴我說，不要對麵試抱太高的期望，因為學校一般會從申請人中篩選出三位去校園麵試，然後從中選定一人（或一個不選）。所以不要期望學校會在麵試時當場拍板作出決定。她還告訴我，三天的麵試過程中會多次和聘選委員會的老師或學院的領導吃飯。“Don’t enjoy the food too much.”(“不要太沉溺於美食。”) 要隨時準備回答問題，嘴裏滿是食物，就沒法說話了。事無巨細，叮嚀再三，就差沒有給我預備見招拆招的錦囊妙計了。
這次麵試進行得很順利。我還是用我的博士論文作了講座，算是找對了買家。出席的教授不少，和我有很好的互動。果不其然，從早餐起就有教授來陪我進餐。我亦如老師所教，如淑女般小口進食，吃個半飽，隨時準備回答問題。隨著麵試的進展，談話也越來越輕鬆。除了學術的問題，我們還談到了NBA（美國職業籃球聯賽）、美式足球、當地的房價、學校質量和當地的文化生活等話題。聽說，這是麵試進展順利的一個信號，說明學術方麵已經過關。話題雖雜，幸虧我平時關心，什麽都能說上幾句。最有趣的是一位教授帶我去一家中餐館吃飯，席間他問我宮保雞丁那又甜又酸的醬汁是怎麽做的。對他這個寄予厚望的問題，我倒是沒答上來。
麵試流程的最後一個節目是和院長會麵。聽說這位院長對聘用教授很重視，常常親自到大型的學術會議上當“星探”，聽與會者宣讀論文以物色潛在的聘用對象。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我不久前參加的美國教育研究協會年會上聽過我的論文才決定邀請我來學校麵試的。幾個問題之後，他出其不意地說，“如果我們用xx的年薪聘用你，你願不願意接受？”因為老師告訴我不要期待學校當場拍板，我還以為自己聽錯了，連忙問道，“對不起，能不能請您再說一次？”他又重複了一次，我連忙說道，“接受，我接受。”
被這突如其來的好消息震得暈頭轉向，我都不知道麵談是怎麽結束的。回到旅館後我第一時間打電話給妻子。辛苦那麽多年了，她是第一個應該知道這個好消息的。那天和教授們吃完晚餐回到旅館，我不禁回憶起到美國的這五年。從下飛機的那一刻起，先是打工掙學費，後是讀書做研究。生活不可謂不豐富多彩，但是豐富多彩背後的“壓力山大”也是一樣的真實。那個傍晚是這五年來最為輕鬆的一個傍晚，既沒有一件事讓我憂心，也沒有一件事要我操心。我在街上無目的地溜達，走進了旅館附近的一家電影院，買了張票進去坐了兩個小時，連看的是什麽電影都不知道，隻是要享受一下這“無所用心”的輕鬆。
回家後的事在《我的留學生涯》中都略有交代。8月21日論文答辯成功。謝謝親愛的同學們幫我裝車，22日一早我們離開了生活了四年半的Iowa City，橫跨四州，到學校報到。兒子舍不得他的小夥伴們，一路淚流不止。我效蘇東坡嘲笑蘇小妹臉長的詩句“去年一滴相思淚，至今尤未到腮邊”，擬成兩句，“小兒一行思鄉淚，車過三州猶未止。”
走馬上任後，又了解了一些我被聘用的細節。確如老師所說，學院原來打算邀請三位候選人到學校麵試。可是那年經費緊張，就把三位候選人排了個先後，按次序麵試。如果學校有意聘用，而對方也接受了聘用條件，雙方談攏了，後麵的候選人就不再麵試了。我是學院的第一優先。
為了保障美國人的就業，美國大學在聘用“外籍人士”任教授時，要向移民局說明在所有的申請者中，被聘用的外國人不僅是合格的，而且是最好的。這是大學和企業聘用外籍人士時的不同。企業必須證明所聘用的外籍人士是所有申請人中“唯一合格”的，但學校所聘用的外籍人士不必是唯一的。即使有美國籍的申請者也符合聘用的條件，隻要學校能說明所要聘用的外籍人士更符合條件，就可以優先聘用外籍申請者。畢竟證明“最好”比“唯一”容易一些，這給大學聘用外籍教授開了方便之門。
不知道我們學校的外事部門是不是犯了個錯誤，把他們送交給移民局的那份文件影印了一份給我。我看了暗叫一聲“慚愧”。申請這個職位有四十六人，學院在文件中把其他申請人不如我的地方一一列舉出來。在這四十五人中，有些申請人的專業不怎麽對口，有的在心理學和統計兩門學科中隻專一門，確實不符合聘用的要求。但也有好幾位申請人畢業於很好的大學，有心理學和統計的背景，專業上也厲害，有論文發表，我真不敢說我比他們強在哪裏。而我的短板卻十分明顯：這些年來我一直是當研究助理，沒有當助教的機會，從來沒有在美國的大學教過書。學院怎麽就能相信一個外國人能上好課呢？雖然我後來的表現證明學校當初並沒有看走眼，不過當時我真沒有看出我為什麽被選中。我想，這一定是我生命的海灘上又一段一行腳印的時刻。我暗中下了決心，一定努力工作，不能辜負了神為我安排的機會，也不能辜負了那麽信任我的同事們。
報到後，係主任給我安排了第一個學期的教學任務。他告訴我說，學院要求教授們按40-40-20的比例安排工作量，即40%教學，40%科研，20%服務。所謂服務就是在專業團體中承擔職務或是參加校內的各種委員會。係主任又向我交代了學校對教授的評估政策和程序。（以下這段文字在我的另一篇文章《“非升即走”和永久聘書》中用過。）
新聘的教授從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起步，並進入永久聘書的六年試用期（Probationary Period）。美國大學對教授試用期的評估是極其鄭重的。我當時曾聽到過一個說法，說是簽發永久聘書對學校來說是一個“百萬元的大交易”（A million-dollar deal），意即一旦簽了永久聘書，學校在這位教授職業生涯中所付的薪水要超過一百萬元。這還是三十多年前的說法，現在這個估算可能要翻幾倍了吧。
對教授的評估，可以說從聘用的那天就開始了，由教授的頂頭上司係主任負責。每年年初，係主任對係裏的每位教授（不論新老）做一個年度評估（Annual Review），總結教授在前一年的教學、科研和服務三方麵工作表現，指出成績和不足，並明確指出須改進的方麵。教授受聘的第三年，學院要對教授做一個關係重大的“第三年評審（Third-year Review）。為此係主任指定三位教授組成一個“第三年評估委員會”（The Third-year Review Committee）,給工作了三年的新教授做一個階段性評估。這個評估的結論就有實質性的結果了：或是認為這位教授幹的不錯，三年後有可能獲得永久聘書，那就繼續努力；或是認為這位教授前三年的表現不能令人滿意，而且在試用期內不可能彌補回來，那就給這位教授一年的時間，讓他另謀高就了。
如果順利通過了第三年評估，到第六年初，除非有特殊情況，新聘教授必須申請永久聘書和副教授的職稱（Rank of Associate Professor）。為此教授要準備一個評估檔案（Dossier for the Tenure and Promotion），全麵總結自己前五年在教學、研究、和服務三方麵的表現。教授還要給係主任提供一份含三位以上外校評審教授（External Reviewers）的名單。這些外審教授所任教的學校必須與我校有相似或更高學術水平，而且外審教授不能是自己以前的老師或研究的合作夥伴。係主任從中選出三人，把評估檔案寄給他們，請他們對被評審的教授的工作表現作一個客觀的評價，並就申請人是否應該獲得永久聘書和副教授職稱提出建議。這些外審教授的評定意見加入教授的自我評估檔案供教授們查閱，就此開始了對永久聘書和副教授職稱申請的投票過程。
評估分四個層次進行。第一層次是係一級的審閱和投票。教授的自我評估檔案放在一個會議室裏供學院的教授們審閱。兩至三個星期之後，同係已獲永久聘書及副教授以上職稱的教授們投票，或讚成，或反對，或棄權，然後係主任獨立投票。係主任並要準備一份給院長的建議書（Recommendation Letter），報告教授們的投票結果及自己的意見。然後進入到院一級的評估。院一級也有兩次投票。一是學院的職稱評定委員會（Committee of Tenure and Promotion），其六位委員由院裏的教授選舉或院長指定產生。委員會對申請人逐個討論，充分交換意見後匿名投票。委員會主席總結委員們的意見及投票結果，寫成建議書向院長報告。然後是院長投票。同樣，他也要準備一份建議書，呈交教務長。第三級的評估由教務長完成。教務長基於院長的建議並征求研究生院院長的意見作出決定，向校長報告。最後一級由校長作最後的評估，並報告給校董事會（The Board of Regents）。永久聘書和新職稱由校董事會簽發。整個評估程序要走一年，所以教授要到第六年才能知道是不是拿到了永久聘書，捧上了“鐵飯碗”。係主任的這一番話讓我覺得工作的氣氛陡然緊張了起來，試用期間絕對鬆懈不得。
係主任並忠言相告，以他這些年的經驗，新教授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是把主要精力花在教學上而沒有馬上啟動自己的研究。這是因為上課是每個星期甚至每天要麵對的挑戰，研究的壓力似乎沒有那麽緊迫。但學院評估教授研究成果的主要標準是論文的發表，而專業期刊的審稿過程曠日持久。新聘教授如不及早開始，待到第三年評估時，很可能還沒有論文發表，那這一關就有點懸乎了。因為係主任的提醒，更因為我對一個新的研究課題的興趣，我上任甫始，就開始了自己的研究。這個研究課題幾乎貫串了我整個職業生涯，而且和目前教育實踐中的許多問題休戚相關，值得和各位分享一下。
（待續）
作者投稿
華夏文摘第一六零八期(cm0122d)
發表於 2022 年 01 月 28 日 由 舟巷
跟著老師在“學習冒險”（Academic Risk-taking）上的研究正做得得心應手（見《我的留學生涯（下）》），我怎麽想起另立門戶了呢？這緣起我讀到的一位美國前教育部長的一句話，“教育的最終目標是把學習的責任轉移到學習者的肩上。”（“The ultimate goal of education is to shift the responsibility of learning to the shoulders of learners.”）醍醐灌頂，這句話讓我看到“學習冒險”研究的局限：我們在研究中所做的一切，包括設置教學環境，設計學習任務，製定獎懲規則等等，無不是由我們來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但我們並沒有把學習的責任轉移到學生的身上。如果能讓學生視學習為自己的事，由他們對自己的學習負責，我們不但不用擔心他們的學習動機，即使學習的其他方麵，如學習方法、學習環境和學習資源出了問題，解決這些問題也是學習者的責任。老師和家長成了他們學習過程中的“多餘因素”。這不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教育嗎？心理學把這理想的學習狀態稱為“自我調控學習”（SRL Self-regulated Learning）。這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想要知道怎樣才能讓我們的學生成為自我調控的學習者（Self-regulated learners）。
心理學家認為自我調控貫串在整個學習過程中。我們把學習任務劃分為“任務前” （Forethought）、“任務中” （Performance）和“任務後” （Reaction）三個階段。一位善於自我調控的學習者在每一個階段都有一係列的任務要完成。比如在“任務前”階段，他們要善於設立學習目標、選擇學習方法、明確學習任務的價值及對自我能力的估計等。在“任務中”階段，他們要學會自我觀察（Self-monitoring）、構建學習環境、管理學習時間及用意誌力控製自己專注於學習。在“任務後”階段，他們要完成自我評估、反省學習過程（Self-reflection）、分析學習結果的原因（歸因 Attribution）、調整學習方法等。而在“任務後”階段的自我調控結果又將影響下一個學習任務中的“任務前”階段中的自我調控，這樣，學習就進入一個良性的心理循環。
要證明自我調控的重要性，我首先需要提供實驗數據來證明自我調控對學習的積極作用，即學生自我調控的不同直接造成了學習成效的不同。可是自我調控的過程有那麽多不同的環節，我應該從哪裏入手呢？一個偶發事件幫助我決定了研究的突破口。
我的孩子參加了本市的青年交響樂團演奏小提琴。每年青年交響樂團會選一位小樂手獨奏，由青年交響樂團和市交響樂團協奏。那年，孩子被選上了，演奏Bruch第一小提琴協奏曲。孩子把曲子練得滾瓜爛熟，認為自己完全可以上台演奏了。正式演出前一個星期，我買了一個錄像機，打算把演出錄下來。為了熟悉錄像機，我試錄了一次他的演奏，然後和他一起看。這時，孩子才驚訝地發現，原來他的演奏中還有那麽多不盡如意的地方要改進。這也讓我思考，“為什麽他以前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呢？”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我想有兩個可能的解釋。一是我們信息加工的能力有限。當我們麵臨一個新的學習任務時，我們的信息加工能力就完全被新任務占據，無瑕分神觀察自己的表現。其次，居高臨下地遊離在自我行為之外來觀察自己的表現，是“超認知”（Metacognition）的一部分。它不是我們習以為常的學習習慣的一部分，所以我們不能自覺地進行自我觀察。從這個偶發事件中我學到的是，自我觀察（Self-monitoring）很可能是把學生引入自我調控的一個切入點。按照這個想法，我設計了一係列的實驗，將自我觀察作為變量引入學生的學習過程，然後看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質的自我觀察如何影響他們的學習效果。這裏給各位介紹一個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實驗。
我有一位學生是學戲劇表演（Theater Performance）的。她在當地的中學裏招募了一些對戲劇表演有興趣的學生組織了一個劇團。每個新學期開始時，他們到學校去調查同學們當下最關心的問題，如校園霸淩、吸毒或青春期懷孕等。然後孩子們就這些問題寫成劇本，每星期排練一次，學期結束時到各個學校巡演。我想，這是我研究自我觀察影響學生學習戲劇表演的好機會。於是每周二他們排練時，我就去錄像。待下周排練時，我把學生隨機地分為三組，依次從一組中叫出幾位，到隔壁一個房間經曆不同的實驗場景（Experimental Conditions）。三分之一的學生分配到“有重點的自我觀察組”。我讓這些學生觀看自己上個星期排練時的錄像，並要他們注意自己是否記住了三件事：自己的台詞、自己在台上的位置及台上其他演員的位置。這是戲劇係的教授告訴我演員在舞台上要記住的最基本的三件事。又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分配到“無重點自我觀察組”，同樣地，我讓他們觀看上星期排練的錄像，但沒有告知要注意的觀察重點。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對照組，他們看的是專業演員表演的舞台劇錄像。當學期末他們到學校巡演時，我也錄了像，並請戲劇係的三位教授（他們不知道學生在實驗中的分組）看錄像後給這些學生演員評分。我的預期是，這十幾個星期的自我觀察，尤其是有重點的自我觀察，會提高這些小演員的舞台表演水平。結果也如我預料，教授們給兩個自我觀察組的評分高於對照組，而有重點自我觀察組的評分高於無重點自我觀察組。
我做了一係列類似的實驗，幾乎每次都顯示了自我觀察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表現，而且一旦自我觀察被啟動，其他的自我調控手段也被調動起來。證明了自我觀察對學習的積極作用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讓學生在學習中自我觀察了。針對上麵提到的學生缺乏自我觀察的兩個原因，我也試圖找到解決的辦法。
一是學生的注意力不能兼顧學習和觀察的問題。我發現如果學生在學習任務中因為全神貫注於學習而不能分神自我觀察的話，我們可以把學習和自我觀察錯開。如我在實驗中所做的，讓小演員們在排練時隻關注表演，看錄像時隻關注自我觀察，這樣他們的注意力就不會負擔過重了。後來我們學院在學生的教學實習中有個類似的舉措。為每位去學校教學實習的學生配備了一套錄音錄像設備，讓他們把自己的課堂教學過程錄下來，課後或是自己或是和指導老師一起看。這樣他們在上課的時候就專注於教學，課後再通過自我觀察找到需要改進的方麵，這對提高他們的教學能力大有助益。
針對學生不能自覺地自我觀察的問題，我在實驗中發現，我們要做的是為學生提供工具或手段幫助他們進入自我觀察。上統計課時，我給每個學生預備了一份自我觀察的本子，裏麵列出了這門課上要教的七十五個概念。我要求學生記下他們花在這門課上的時間，更重要的是，每次學完，要他們給自己對當天所學的概念的理解程度打分。就這麽一個簡單的自我觀察的工具，就讓這些學生在測驗中的得分高於那些沒有這個本子的學生。（為了不讓諸位厭煩了我的“說教”，此處省略了許多實驗的細節。）又一次，我和醫學院的一位教授合作，把自我觀察運用到一個調查飲食對減肥的作用的實驗中。我們讓實驗對象用交通燈信號（Traffic Light System）將冰箱裏的食物分類：健康食物貼上綠色標簽，不健康食物貼上紅色標簽，中性食物貼黃色標簽，並要求他們每次開冰箱取用食物就在冰箱門上的一張表格上記下所取食物的顏色和次數。這樣一個簡單易行的方法就能讓人們意識到飲食中的不健康因素而遏製食用紅色食物的衝動。這些年風行一時的智能手表（如Apple Watch）也反映了人們自我觀察的願望：他們希望有一個工具能讓他們即時地知道自己身體狀況及生活方式是否健康。
另一個讓人們自覺地自我調控的方法是讓學生意識到自己已經掌握並正運用的自我調控手段。學校教育是一個不斷選擇和淘汰的係統。學生們如果能過關斬將，進入到最高學府甚至研究院學習，都是一定程度上的自我調控的學習者。可是他們並不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不能主動自覺地運用他們已有的自我調控手段，更不會把在一個學習情境中的自我調控手段遷移到新的學習情境或任務中去。讓學生在忙碌的的學習中停下腳步，回頭看看自已的學習過程，常會讓他們欣喜地看到自己所運用嫻熟的良好的學習方法和學習習慣，從而更自覺地運用它們。
在教授網絡課程時，我告訴學生我不能像在傳統的課堂裏上課那樣及時地幫助他們，所以他們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然後我給學生布置了一個作業，要他們在學期結束時寫一篇短文，與我分享他們在網課上是怎樣自我管理（Self-Manage）的。我的本意是為自己的研究收集一些數據，可是我沒有料到學生在這個作業上的熱情。學生們在文章中告訴我他們如何設立學習目標，合理安排時間，構建最適合自己的學習環境，在網上搜尋解決疑難的學習資料等許多自我調控的學習方法。有的學生洋洋灑灑寫了四五頁，意猶未盡，說是從來沒有這樣的機會反省自己的學習過程。
我對自我調控的研究漸漸擴展到自我調控的發展軌跡和培養學生自我調控的環境等方麵。隨著研究的進展，我成了自我調控的吹鼓手。我相信人們若能自我調控，沒有什麽事是做不成的。學校學習自不待言，甚至連戒煙戒酒鍛煉節食減肥改善人際關係這樣的事，如果引入了自我調控，一定能有成效。於是課內課外，我言必稱自我調控，以致學生打趣說，“要不我們稱你為‘自我調控先生’（Mr. Self-regulation）吧？”
行文至此，我想各位應該可以理解為什麽我說我的研究課題和現在教育中的問題休戚相關了。我們的教育，無論是美國教育還是中國教育，都沒有把培養自我調控學習者作為目標。恕我直言，我覺得我們的一些教育實踐正把學生推向自我調控的反麵。
中國學生可能是世界上最用功的學生。雖然不常回國，我對學生校內校外學習時間之長課業之重時有所聞。但在這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漫長而繁重的學習過程中，學生有多大的自主權呢？有多少學習任務是他們自己選定的呢？麵對這樣問題，家長和老師們的回答通常是，“這樣做是為他們好。”作為學習動機的研究者，我不禁要問，讓學生視學習為畏途，剝奪了他們當下的甚至可能是終身的學習動機和樂趣，是對他們最大的傷害。這麽可能是為他們好？
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有沒有把學生看作是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誌的個體。如果我們看他們為有獨立人格自由意誌的個體，無論他們多麽年幼，我們都應該讓他們在自己的學習中至少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這能讓他們更有學習動機，從而學得更好。我的老師曾做過這樣一個實驗。她把一群二年級的小學生隨機地分為兩組，給一組孩子一紙數學題讓他們完成。對另一組孩子，她讓他們到講台前來，在白色、藍色和粉紅色的試卷中任選一頁數學題。孩子們不知道的是，其實兩組所做的題目是完全一樣的。但即使是這一點“虛假“的自主權，也讓第二組學生的解題表現比第一組好。
所以我認為教育的當務之急是讓老師和家長“還學於民”，讓孩子對自己的學習有一定的話語權是培養自我調控學習者的第一步。隻有這樣，學生才會認為學習是自己的事（Ownership），而不是老師或家長強加給自己的。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隻有在“自己的”學習任務中，學生才會體驗到完成學習任務時的歡愉和滿足。對學生而言，這是一個比任何物質獎勵更強有力的動機，是繼續學習的動力。這也是他們在別人加於自己的學習任務中體會不到的。隻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把他們培養成自我調控的學習者。
如果您還在讀，我真要謝謝您。您一定也可以看出，一談到自我調控，我就停不下來。在這個領域做了近三十年的研究，我還有很多很多可以分享的。可是這畢竟不是心理學的文章。讓我暫且打住，也算是我為自我調控所做的最後一次搖旗呐喊吧。
除了科研，我還有上課的任務。說到上課，我倒不覺得有很大的壓力。我家父母加兄妹五人，除了老爸因為一口福建普通話不宜上課以外，其他都當過老師。這讓我不但喜歡教書，而且對教師這個職業懷著近乎神聖的敬意。我信奉魯迅先生說的，“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學生繳了學費花了時間來上我的課，若不能讓他們有所得著，豈不是謀財害命嗎？而且我自己不太喜歡死記硬背，總想把所教的內容講得學生可以理解，一如心理學所強調的“有意義學習”（Meaningful learning）。我所教的統計和心理學的課程又正好提供了大量“有意義學習”的機會，這讓我覺得上課樂在其中。給各位舉幾個例子。如果您沒有統計或心理學的背景，正好試一試我的教學能不能讓您理解其中的幾個基本概念。
“假設檢驗”（Hypothesis Testing）是統計課上最重要也是最讓學生困惑的概念之一。許多學生從統計課上學到的是這樣一個程式：“先設立一個‘零假設’（Null Hypothesis），然後看p值 (Probability 概率)。如果p值小於0.05， 說明零假設錯了；如果大於0.05，零假設成立。”但是這一程式背後的邏輯，不少學生並不理解。
以下是我講授假設檢驗時與學生經常發生的對話。
我：“假設1989年NBA總決賽前有人問你，洛杉磯湖人和底特律活塞兩隊中，哪隊會贏？ （或是2006年洛杉磯湖人對聖安東尼奧馬刺。總之，選那些在總決賽一隊以4-0橫掃另一隊的年頭。）”
學生：“一半對一半吧。決賽還沒開打，隻能假定兩隊一樣強。”
我：“記住！‘兩隊一樣強，’這就是你的‘零假設’。第一場比賽活塞隊贏了，你會不會改變你的零假設？”
學生：“不會。總有一隊要贏。兩隊都有0.5的概率贏第一場球。”
我：“假設第一場比賽的結果不影響下一場比賽。第二場比賽活塞隊又贏了。你會不會改變你的‘兩隊一樣強’的假設？”
學生：“不會。兩個強隊之間的比賽，一隊連贏兩場的概率是0.25。這樣的情況是很可能發生的。”
我：“活塞隊又贏了第三場。這會不會讓你改變‘兩隊一樣強’的零假設？”
學生（略有遲疑）：“仍然不會。如果兩隊一樣強，一隊連贏三場仍有0.125的概率發生。湖人仍可能絕地反擊。”
我：“活塞隊贏了第四場，結束了總決賽。你還堅持‘兩隊一樣強’的零假設嗎？”
（絕大多數）學生：“我會放棄零假設，看來活塞比湖人強。”
我：“為什麽？”
學生：“如果兩隊一樣強，一隊連贏四場的概率（0.0625）太小了。如果‘兩隊一樣強’的零假設成立，這樣的結果不應該發生。”
我：“那湖人隊的球迷能不能仍然堅持認為他們的球隊其實不比活塞隊差？”
學生：“理論上可以，因為這樣的結果仍有0.06（6%）的概率發生。小概率事件畢竟不是不可能事件。”
每次講到這裏，我總能看到一些學生恍然大悟的神情：“原來這就是假設檢驗中當p值小於0.05時，我們否定零假設的理由啊！”
統計中的另一對不易理解的概念是所謂的“第一類錯誤”（Type I Error）和“第二類錯誤”（Type II Error）。因為假設檢驗是根據一個樣本（Sample）的數據對全體（Population）作出判斷，所以盡管假設檢驗的推理過程合乎邏輯，我們無法確保所得到的結論一定是正確的。比如在上述NBA決賽的例子中，說連贏四場的活塞隊比湖人隊強確是比較合理的結論，但我們不能排除完全這樣的可能：其實湖人隊並不比活塞隊差，隻是運氣不好連輸了四場，讓一個小概率事件發生了。所以在假設檢驗中一個可能的錯誤是所謂的“第一類錯誤”，即零假設是真實的卻被摒棄了；而另一個可能的錯誤是所謂的“第二類錯誤”，即是零假設是錯誤的卻被保留了。怎麽讓學生理解這一對概念呢？
1994年美國體壇出了一件轟動一時的新聞。那年一月，美國花樣滑冰選手Nancy Kerrigan在底特律備戰美國花樣滑冰錦標賽並1994年冬奧會選拔賽，她的主要對手是Tonya Harding。比賽前一天，當Kerrigan結束訓練走出滑冰場時，遭到一個陌生男人的襲擊。他用鐵棍猛擊Kerrigan的小腿，然後乘坐接應的車逃逸。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介入後，很快逮捕了襲擊者和策應人，並查出雇傭他們行凶的是Tonya Harding的丈夫Jeff Gillooly，但當時警方尚不明朗Harding是否知情或參與策劃了這次襲擊。於是美國奧委會當時麵臨一個兩難的決定：要不要讓Harding參加二月在挪威舉行的冬奧會？如果Harding策劃或參與了襲擊事件，讓她代表美國參加奧運會明顯有違奧運精神。但如果禁止她參賽，萬一她沒有參與呢？
我試著用這個事件來解釋“第一類錯誤”和“第二類錯誤”這一對概念。根據“無罪論定”（“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的司法原則，在沒有定罪之前，必須假定Harding是無罪的，“無罪”是判斷過程中的零假設。如果Harding沒有參與犯罪（即“無罪論”是真實的），奧委會錯誤地判定她有罪而剝奪她參賽的資格，那就是犯了“第一類錯誤”。但如果Harding參與犯罪（即“無罪論”是錯誤的），奧委會錯誤地判定她無罪讓她代表美國參賽，奧委會犯了“第二類錯誤”。冬奧會迫在眉睫，奧委會必須要做個決斷。怎麽辦？那就要看兩類錯誤可能造成的後果並避免後果更嚴重的那個決定。美國奧委會決定冒第二類錯誤的危險，讓Harding代表美國出賽。奧委會主席給出的理由是，“這可能是她一輩子唯一一次參加奧運會的機會。如果她被錯誤地剝奪了這個機會，我們將無法彌補。”後來的調查證明奧委會確是犯了第二類錯誤。Harding不但知情，而且參與了策劃。奧委會剝奪了她的1994年美國花樣滑冰冠軍頭銜並禁賽三年。
這個例子看來幫助學生理解了這對統計學概念。一次課後，一位學生對我說，“這麽看來O. J. Simpson的案子也是一個第二類錯誤。” 我說，“我不能判斷你的結論的對錯，但是我知道你對這個案子的看法。”
心理學中這樣的例子就更多了。在講授信息加工理論時，我告訴學生們，我們的信息加工係統由感知記憶（Sensory Register）、短時記憶（Short-term Memory）和長時記憶（Long-term Memory）三部分組成。學生對短時記憶和長時記憶的理解沒有困難，因為他們從自己的心理活動中知道短時記憶用來加工信息而長時記憶用來儲存信息。可是說在短時記憶之前還有一個感知記憶，學生就有疑問了。我們怎麽知道在信息加工過程中有那麽一個環節，信息雖然進入了認知係統但未經加工就流失了呢？我試圖用心理學教科書中一個“Sperling感知記憶”（Sperling Sensory Register Experiment）的經典實驗來證明感知記憶的存在，可是因為沒有和學生的親身經曆聯係起來，仍是不能說服他們。
幾經思量，我終於設計了一個教學活動來證明感知記憶的存在。當學生們在教室裏坐下後，我要求他們閉上眼睛，說出教室牆壁的顏色。學生們很驚奇，因為他們居然說不上來。我說，“我們在這個教室裏已經上了五個星期的課了，你們不能說從來沒有機會看見牆的顏色吧？為什麽你們說不上牆的顏色呢？因為這個信息從來沒有被注意過，也就是說沒經過短時記憶的加工就流失了。如果我下個星期再問同樣的問題，你們一定能答上來，因為今天的問題把信息從感知記憶中引入短時記憶了。”
學生們若有所思。然後有一位學生說，“我停在路口等綠燈時，會感覺到交通燈變了。剛要踩油門，才意識到綠燈是為左轉的車亮的，連忙踩住刹車。我先感知了環境中的變化然後才理解了變化的意義。這中間的瞬間，信息應該在感知記憶中。”我聽了心中大喜，“舉一而以三反，孺子可教也。”
心理學中稱這樣能用自己的實例來銓釋概念的心理現象為“Elaboration”（闡述），這是隻有在學生充分理解了概念後才能有的現象。更有一個術語“Aha Moment”(“啊哈時刻”)，形容人們對一個困擾他們的問題豁然開朗時的情感體念。讓學生在學習中體驗到這樣的“啊哈時刻”是對老師是最大的褒賞，也是我在教學中刻意追求的。在備課時我總是尋找新知識和學生已有知識或親身經曆的聯結，因為這是“有意義學習”的關鍵。這樣的備課雖然花不少時間，但是效果很好。每個學期學生在教學評估中給我的評分一直都很高。有的學生寫道，“修了那麽多門統計課，我第一次理解了假設檢驗的邏輯。”更有學生在教學評估中寫道，“給這位教授永久聘書。”（“Give him the tenure!”）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工作才幾年，我就被同事們提名獲得了一個為新教授設立的學術成就獎（Academic Achievement Award）和一個大學的優秀教學獎（Excellence in Teaching Award）。
必須為我的同事們說上幾句。美國學術界對一位同行的最高褒獎是稱之為“A gentleman and a scholar”(“紳士加學者。”)，即既有學問又有風度，當然這裏的“Gentleman”泛指男性和女性。我真是非常幸運，當我開始我的職業生涯時，周圍有許多這樣的Scholars and Gentlemen，他們願意花時間提攜後進。有一位資深教授對我說，“聽說你的統計課上得不錯，我可以來聽聽嗎？”我當然歡迎。他來了不止一次，課後給我許多鼓勵，並指出了我的發音錯誤。我覺得這才是一個資深教授應有的風度舉止，也是我所期待的與同事之間的職場關係（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還有同事邀請我參加他們的研究課題，讓我負責數據分析和撰寫研究報告中有關研究方法和統計分析的部分。這樣的合作既拓寬了我的研究範圍，也提高了我的研究成果。尤其讓我感動的是，當我對自己的專業能力還缺乏自信的時候，他們卻一次又一次地提名我為大學頒發的教學和教授專業成就獎的受獎人。
我覺得我的同事們都很有正義感。遇到他們認為不公平的事，他們往往不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而是選擇仗義執言。有一次有位同學涉嫌抄襲，被任課教授告到研究生院。研究生院決定將其除名。學生來向我喊冤，說ta在作業中用了一份現成的教案，事先得到過任課教授的肯首，但現在教授不承認了。學生問我還有沒有緩頰的餘地。我一時吃不準，於是請教了一位擔任過研究生院院長的同事。他要我把相關的資料都給他。一夜之間，他不但把厚厚一摞的材料讀完，還作了摘要。他認為認定抄襲的證據並不充分。而且即使是抄襲，除名的處理似過重。他不是簡單地把他的意見告訴我，而是主動提出我們一起去研究生院與負責這事的老師會麵，看有沒有轉圜的可能。約定了時間，我們和研究生院的老師談了近一個小時。我的這位同事有本州的律師執照，我看他“巧舌如簧”（絕對褒義）按著前一天做的摘要為這個學生的學籍據理力爭。無奈木已成舟，我們最後的努力沒能改變研究生院的決定。
事後，他還好幾次問起這位學生的情況，擔心沒了學籍不能為學校雇用，一家的生計怎麽辦。後來我從別處打聽到，這位學生搬到另一個城市，買房定居了下來。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他這才釋懷。他對學生的愛護真是讓我非常感動。
又有一次，係裏來了位訪問學者（為保護隱私故隱其國籍，但肯定不是我們同胞），因為我是係裏唯一的外國教授，係主任便要我負責他的訪問事宜。一天半夜，我在睡夢中被電話驚醒。是係主任打來的，說是那位訪問學者出事了，被關押在市警察局裏，要我去處理一下。
我連忙起來，按黃頁找到了警局的地址，開車趕去。警局在downtown，幾盞昏暗的路燈照著空無一人的街道，隻有警局的那個街區燈火通明。我生平第一次進了警局。雖是深夜，警局裏卻仍是熙熙攘攘，警察押著穿著囚服的犯人來來去去。我無心好奇，找到了值班的警察，問起這位訪學的案由。警察說他在一家百貨店裏順手牽羊（Shoplifting），被發現後還試圖奪路而逃，這才被逮捕了，關在後麵的牢房裏。
我來到牢房，見他穿著橙色的囚服，光腳站在鐵柵欄後。見我進去，放聲大哭，顛來倒去地說是被冤枉的。我見他情緒激動，估計問不出所以然，就打算去問一下值班警察下一步該怎麽辦。我剛往外走，就聽見他在背後哭得聲嘶力竭，叫著“你一定要救我出去啊！”我心中老大不忍，忙對他說，“你放心，我一定贖你出去。”
又見值班警察。他說這是個小案子，隻要繳一百元贖金，就可以釋放。我出門匆忙，錢包裏沒有這許多現金，於是問警察能不能刷卡。警察瞟了我一眼：“刷卡？你以為這是百貨公司？”但他告訴我可以到警局對麵的貸款公司借貸。我這才知道，警局對街的燈火通明處，全是向付不出贖金的人放貸的貸款公司。我隨便找了一家，用信用卡借了一百元，把他贖了出來送他回家。可是他情緒極不穩定，路上幾次說要“kill myself”。我怕他出意外，不敢讓他一人回家，就陪他在車裏一直坐到天亮，一再保證為他保密。直到他情緒安定了下來，才讓他回公寓去了。
我以為這件事就此了結了。不料那年的感恩節後，藝術係的一位教授找到我，又問起這件事。原來這位教授請了一些訪問學者到家裏過感恩節，我們學院的這位也去了。在聚會上他為自己的遭遇鳴冤叫屈。（我倒是恪守了為他保守隱私的諾言，不過他好像並不在意，曾在多個場合向別人講述他被關的經曆。）藝術係的教授問他為什麽不上法庭抗爭，他說沒有錢付律師費。教授聽了義憤填膺，他來找我是想讓我和他一起去那家百貨店問個究竟。他說，“不能因為窮就讓人蒙不白之冤。”
我們到了店裏。事剛過去不久，當事人都清楚地記得事情的經過。經理告訴我們，在當事人走出付款處前，他一再告訴他，隻要把身上的東西拿出來，就既往不咎，什麽事都不會有。可是那位決定“闖關”，還推倒了一位試圖攔住他的保安。經理說，整個過程全都有錄像。要是上法庭的話，當事人肯定敗訴，還問我們要不要看錄像。聽他說得這樣言之鑿鑿，我們也知道多說無益了。回學校的路上，我們默然無語。我不知道那位藝術係的教授在想什麽，我倒是一直在想，那位訪學也對我訴說了他的“冤屈”，為什麽我什麽都沒有做呢？
除了急公好義，我還特別欣賞同事們的幽默和急智，一些趣事讓我至今想來仍然忍俊不禁。一次學校要求教授們參加一個關於性騷擾的課程（Sexual harassment workshop）。通知剛發出，一位教授就回複道，“是啊，好久不用，我的性騷擾技能都有點生疏了。”發通知的人馬上知道錯了，連忙再發一個郵件要求我們參加“反”性騷擾（Anti-sexual harassment workshop）的課程。一字之差，天壤之別。又一次院裏新來了位女院長，開學時和教授們見麵。為了營造一個和睦的氣氛，她說，“我希望我們學院就像一個大家庭。”話音剛落，一位女教授嚷道，“院長，您要是知道我的家庭，你就不會這麽說了。”頓時哄堂大笑。一次我主持一個校際的委員會，發了一個郵件給委員們說明議事程序。我要說的是“離席”（being excused）,錯寫為“處死”（being executed）。剛發出，我就知道錯了，連忙道歉。一位教授回應道，“佛洛依德式的錯誤（Freudian Slip）！”佛洛依德有一個理論，認為人們的口誤實際是潛意識中未能完成願望的自然流露。我看了撫掌大笑。
與這樣的同事一起工作，讓我十分留戀。在其後的三十年中，除了一次因為家庭的原因，我沒有一次考慮過“跳槽”。
幾年以後，學院來了一位藤校畢業的新教授。她一來就成立了一個“有色人種教授協會”（Association of Faculty of Colors），每個星期聚會一次。我想，這可以是一個讓我們在職場上互相幫助的機會，就參加了。可是幾次會議的主題都是要我們談自己在工作中受到種族歧視的經曆。雖然幾經“啟發”，我仍是無可分享。我不禁想起我外婆告訴我的故事。外婆用外公在外帶兵打仗的薪俸在家鄉置地，在土改中被評為地主。土地和浮財都被分了，可是有的鄉親在夜裏把分到的浮財又拿來還給外婆。被土改工作隊發現後，說是“階級覺悟不高”。我想我大概也是屬於“覺悟不高”的吧。但是說話得憑良心，我不能一邊受惠與人，一邊說人的壞話。美國人有個說法，“Don’t bite the hand that feeds you.”(“不要咬那隻喂你的手。”) 這話原來是說給馬聽的，我們總不能比馬還不如吧。可能這又是一個“政治不正確”，但我這隻是就我的工作環境談自身感受，並不打算美化尚不完美的現實。
為了不讓各位以為我是唯唯諾諾逆來順受的懦弱之輩，給各位分享一段我們反種族歧視的“壯舉”。一次，當地市政府的一位高級管理人員在會議上稱他手下的一位中國雇員“Chinaman”。我們教會的一位姐妹跟我說了這事，問我該怎麽辦。我說，“不能讓這事就這麽過去，我們必須要讓他道歉。”於是我們起草了一份請願書，在校內和社區的中國人中征集簽名。那兩天，我的兩位學生幾乎跑遍了全校全城，一共征集到二百多人的簽名。我們把請願書遞交給市政府，並就此事接受了當地電視台的采訪。一位一直關心在美華人曆史的中國教授寫了一篇文章，把“Chinaman”源自十九世紀修建橫跨美國鐵路時對華工的鄙稱說起，把它的曆史根源梳理清楚。讓人們知道為什麽這個稱呼是對中國人的侮辱，給公眾上了一課。
市議會（City Council）在每周四的正式會議前，安排半個小時讓市民發表意見。我們登記了要求發言，更呼籲所有能來的華人都來，以壯聲勢。市議會為了爭取主動，在周三的下午讓市政府的那位高管當麵向這位中國雇員道歉了。可是我們仍在第二天早晨七點趕到市議會廳表達我們的抗議。華人社區表現了前所未見的團結，那天早晨趕來的有近一百人。在發言時間，中國同學會會長代表華人社區先作了一個正式的聲明，然後我也發了言，要求市政府重視華人社團對城市發展的貢獻，不讓這樣的事再發生，並致力把城市建成一個種族和諧的社區。於是這事圓滿收場。
言歸正傳，再回到我的職場表現。我順利地通過了“第三年評估”。任職第五年時，要申請永久聘書和副教授職稱了。在這之前的幾年中，我在專業會議上認識了幾位教育心理學界聲名如雷貫耳的大師。隻因為他們在年會宣讀的論文中引用了我的一個實驗，我就謬托知己，請他們擔任我的外審評委。我又一次遇上了“紳士加學者”，他們都欣然同意，組成了我的外審“強力集團”。對這些幫助過我的外審教授，我一直心懷感激。除了在專業會議上有限的幾次接觸，我和他們可以說是素昧平生。作為我的外審教授，他們要花大量的時間看完幾百頁的評估檔案，並客觀公正地寫下自己的意見，而且所有這些服務都是無償的。見賢思齊，我升任了正教授後，不時也有外校的老師請我當外審教授，我總是兢兢業業地完成評審的任務。
在大學任教這些年中，我見過不少不留情麵的外審教授。他們在評估中坦言被評審教授的學術表現不足以授予永久聘書和副教授或教授的頭銜。我覺得這樣的評審製度不牽涉到任何經濟利益或私人感情，是保證學術界學風清明的重要舉措之一。萬幸的是，我的幾位外審評委都肯定了我這五年的表現。同事們和院係領導的的投票也非常給力，一路順風，我獲得了永久聘書並榮升副教授。按學校的慣例，升任副教授後六年可以申請教授職稱（Rank of Professor）。一旦獲教授職稱，職場的發展就到頂了。我當時也是這樣計劃的。
（待續）
作者投稿
華夏文摘第一六零八期(cm012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