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郭沫若
蠟燭在陽光之下
太陽下的蠟燭。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麽會想到把這兩樣互不相幹的東西放在一起。
太陽，蠟燭，它們都是發光體，以它們各自的表現方式，在不同場合發出光明。與陽光相比，蠟燭的光亮固然微不足道，但是，在屬於它自己的時刻和場合，它是可貴的。它與燃燒用光證明自己的存在，體現它的生命——如果可以這樣比喻的話。
然而，蠟燭一旦燃燒於強烈的陽光之下，它的一切意義頓時蕩然無存。它燃燒著，卻沒有自己的光亮，即使有星星點點的閃爍，也都消融於陽光之中。它的身軀，就這樣在燃燒中和陽光照耀下發軟，溶化。在這種意義上說，陽光下的蠟燭，已不屬於它自己。
郭沫若與毛澤東、周恩來
第一次產生這個聯想，是在寫完關於周揚的一篇文章後。在那篇文章中，我說過這樣一段話：毛澤東作為一代偉人，他本身就是以個巨大的存在。在他的光芒照射下，所有崇拜他的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我置放到微不足道的位置。隨他思考而思考，隨他呼吸而呼吸。
後來我想到了太陽下的蠟燭。我願意用它們做比喻，形象地概括周揚這樣一種類型的文人。不僅僅周揚一個人，也不僅僅文人，許許多多著名的或者不著名的 人物，不管它們過去在各自的領域裏多麽傑出，一時間他們都仰望著毛澤東。在他們的心目中，他的確是一顆光輝耀眼的太陽，而且情願自己如蠟燭一般消融於他的 陽光之中。
太陽下的蠟燭。
我不知道我的比喻我的概括是否準確。不過，我相信，它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無疑是一種重要的曆史現象。它將久久地為人們所矚目，為人們所評說。不管從哪一角度，不管采用什麽方式。
五四時期郭沫若與田漢、宗白華三人合集《三葉集》
於是，在風卷著大雪大雪映照著陽光的冬日，我順著這樣的思路，離開周揚往前走去。一次偶然的聊天，讓我在曆史紛亂的人群中，看到了郭沫若閃動的身影。
離開複旦大學已經好多年了，校園中許多生活影子，一年一年逐漸淡薄起來。那些影子，在心中如霧，或者如雲，富有變化，把心境點染得大大不同於以往。 後來，一日一日新的影子，與它們重疊，糅在一起，拉長，衝淡。課堂上許多內容，不大記得清楚，每門課程中，總還是有印象深刻的某一細節留在記憶中。
有一天，和友人閑聊，我突然想到講授現代文學時一位老師對郭沫若的介紹。他在分析完《女神》之後，特地提到了郭沫若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詩歌。他認 為，這個時期郭沫若的一些詩，不能與以往的作品相比。我清晰地記得，他舉了幾句詩為例。詩是歌吟運動會，排列各種體育項目。我感覺記得最確鑿的是這麽一 句：籃球排球乒乓球還有足球。
我自信記憶準確，順口把這句詩念出來，可是聊天之後找出《郭沫若全集》中，在詩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創作的詩詞中，卻沒有發現這樣一個句子。不過，與這一印象相吻合的詩卻找到一首，這便是《歌頌全運會》。其中一段是這樣的：
無論在空中，在水中，在陸上，
也無論是舉重、球賽、投彈、投槍，
遊泳、賽跑、跳高、跳遠、滑翔……
各個項目都要出現冠軍……
我印象中老師提到的那個詩句，想必就出自這裏。
當年在課堂上同學們聽到老師朗誦出我記憶中的那個句子時，大家都禁不住笑了。剛剛從《女神》氛圍中走出來的我們，見到同一個詩人前後作品境界竟如此 大相徑庭，的確覺得詫異得很，更感到費解。那堂課業已過去多年，我不能斷定同學們當時都是這種感覺，但我確實是如此。如今，再翻閱《郭沫若全集》，我雖然 已經沒有了最初的那種詫異，但詩人引起的費解卻並沒有因為時間消失而在我心中化解。
詩人晚年的詩作，數量絕不少於早年。這些作品有時也表現出他的淵博知識，也時而可以創作出韻律節奏，即使一些采用舊格律寫出的詩詞，也往往炫耀出他 的才華。可是，它們永遠不能打動你的心。他匆匆忙忙追趕著此起彼伏的浪潮，在追趕之中，“詩人”原有的含義已經失去而變化為“詩匠”。
那些歌吟“大躍進”、歌吟“文革””的詩詞姑且不論，那些如《歌頌全運會》之類的應景之作也姑且不論，主要寫於大躍進時期的《百花齊放》組詩，便典 型地說明“詩人”到“詩匠”的變化所能達到的程度。這些詩，固定的格式固定的風格，演繹著各種各樣的生硬概念。無論形式或者精神，在缺少流動的生命這一點 上，它們均達到了極端。
“不是心坎中流露出的詩通常不是真正的詩。雪萊是真正的詩的作者，是一個真正的詩人。譯雪萊的詩，是要使我成為雪萊，是要使雪萊成為我自己。”1922年說出這些話的郭沫若，心中一定仍然充滿著創作《女神》時的激情和宏願。此時，他不可能預想未來。
晚年，一切都不同於從前。
他曾是自己的太陽
郭沫若曾經是他自己的太陽。
《女神》時代，他豪放瀟灑，傲視人間，傲視大自然。“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都化為他胸中的激情。此時的他，思想自由地流動，感情毫無遮掩地宣泄， 他在用整個生命擁抱詩歌，也即擁抱生活。解放了的個性，無疑如同奔瀉的大河，湧向大海。它有自己的旋律，有自己不可遏製的、咄咄逼人的氣勢。解放了的個 性，傲視著整個中國整個世界乃至整個宇宙，沒有不可征服的對象，沒有不可改變的東西。
太陽是自己的。換一句話說，自己就是太陽，把一切照耀。
這是需要激情需要高歌的時代，這是浪漫高於一切的時代。在這方麵，郭沫若從一開始便表現出自己與眾不同的才華。他的浪漫，他的敏感，使他最為敏銳地捕捉到時代的聲音，然後引吭高歌。因此，不管從哪個角度看，《女神》的新詩開創意義都是不可磨滅的。
《女神》中的郭沫若，是一條奔湧的大河，是一個與宇宙渾然一體的星座。他謳歌壯舉，他謳歌偉人，但這並非拜倒在權威麵前，也不是仰望他們，而是將他們作為自己的豪情、氣勢的一種映襯，一種渲染。這時的他，才是真正的權威。
讀《女神》，我們可以看到，當年的郭沫若喜歡謳歌太陽。他把太陽與自己的生命並列。他甚至就是太陽本身。在《天狗》(1920年)中：“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於是，他便高傲地宣布：“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
他是太陽，從另外一個角度說，他也是蠟燭。在曆史與藝術的天地裏，他燃燒著，發出他的光。這光屬於他自己。
從講究詩歌的節奏而言，郭沫若二十年代中期創作的《瓶》等詩作，可能要超出《女神》時期的作品。但是，隻有《女神》才有可能被譽為一個詩歌時代的象征。
不僅僅《女神》，讀郭沫若的回憶錄，我也能強烈感受到五四時代個人所能達到的個性解放的程度，和郭沫若本人浪漫的詩人氣質和才情。
我最早讀到的郭沫若的作品，不是他的詩，而是他的劇本。
那是在70年代初，我剛剛進入初中。我熟悉的長輩中，有一對夫婦是”文革”前從師範學院畢業出來的，一直在我們縣城的師範教書。我很羨慕他們有一大 櫃子書。有一年，他們要下放到山區當老師，不得不賣掉藏書。我知道後，在把書送往收購站的途中，順手留下了一些，它們便是我最初的有限的讀物。記得這些書 中，有幾本郭沫若的文集，但沒有詩，隻有劇本。
當時很難借到書，有這樣一些“文革”前出版的著作，對於少年我來說，實在是一筆很大的財富。在那對夫婦的指導下，我開始往筆記本上抄錄一些被認為有 價值的名言佳句。如果願意，今天我還可能還可以從舊物中找到當年的筆記本。無疑，抄錄得最多的除了唐詩之外，恐怕就是郭沫若劇本《屈原》中的台詞。
居然有這樣優美的句子！真讓我驚奇，讓我陶醉。
我大段大段地把《屈原》中的台詞抄在一個紅色塑料皮的筆記本上。有人們非常熟悉的關於“風雷電”的長篇抒情，也有別人未必看重，但當時我卻十分欣賞屈原對宋玉說出的關於橘子樹的大段描述：
你看那些橘子樹吧，那真是多好的教訓呀!它們一點也不驕矜，一點也不怯懦，一點也不懈怠，而且一點也不遷就。是的，它們喜歡太陽，它們不怕霜雪。它 們那碧綠的葉子，就跟翡翠一樣，太陽光愈強愈使它們高興，霜雪愈猛烈，它們絲毫不現些兒愁容。時候到了便開花，那花是多麽的香，多麽的潔白呀。時候到了便 結實，它們的果實是多麽的圓滿，多麽的富於色彩的變換呀。由青到黃，由黃而紅，而它們的內部……你看卻是這樣的有條理，又純粹而又清白呀。它們開了花，結 了實，任隨你什麽人都可以欣賞，香味又是怎樣的適口而甜蜜呀。有人欣賞，它們並不叫苦，沒有人欣賞，它們也不埋怨，完全是一片大公無私。但你要說它們 是……萬事隨人意，絲毫也沒有一點骨鯁之氣的嗎？那是你錯了。它們不是那樣的。你先看它們的周身，那周身不都是有刺的嗎？它們是不容許你任意侵犯的。它們 生長在這南方，也就愛這南方，你要遷移它們，不是很容易的事。這是一種多麽獨立難犯的精神!你看這是不是一種很好的榜樣呢？
當年一個如我這樣的少年，顯然還不能深切地理解這些詩一般語言中所豐富的容量。我留意的還隻是它們的流暢和比喻。
然而，最初的印象是重要的。
至今，我依然認為，《屈原》是郭沫若創作的集大成者。它是詩的曆史，是曆史的詩。雖然在創作《屈原》之前，郭沫若已經侵染考古學和曆史學，並有了令 人驚奇的著作。但是，依我看，即便在那些領域裏，麵對極其枯燥的對象，他心中還是充滿著詩人的激情。從另外一個角度說，他的詩人氣質，他的浪漫，決定著他 的史學研究和考古學的成就。現在，《屈原》終於給予他一個機會，將他身上所具有的詩情、政治欲望、曆史學識等交融起來。
對於創作《屈原》的郭沫若，重要的恐怕還不是嚴密的曆史考證，所以專家們可以非常容易地對劇本中人物形象的可信性表示質疑。他是用詩人的激情在寫劇本，是在以現實的政治感應來寫曆史。這才是他最為看重的，也是他之所以獲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最初讀《屈原》的時候，我對郭沫若沒有多少了解，更不清楚，在“文革”風雨中，他的命運他的內心，其實也在經曆中另一場“風雷電”的洗滌。
可以推測的是，這時的郭沫若，不再擁有創作《屈原》時的那種激情和銳氣。他的主人公曾經發出的“風雷電”的感歎，不會再引起他的共鳴，或者在思緒中 激起一絲半點的浪花。當我為寫這篇文章又一次讀《屈原》時，我想，不知道在寫《李白與杜甫》的時候，郭沫若是否還會重新讀他的《屈原》。如果讀，他是否會 以一種特別的心情，把《屈原》開場時屈原對宋玉說的這段話反複吟誦：
嗬，年青的人，你與眾不同。
你誌趣堅定，竟與橘樹同風。
你心胸開闊，氣度那麽從容!
你不隨波逐流，也不固步自封。
你謹慎存心，決不胡思亂想。
你至誠一片，期與日月同光。
我願和你用做個忘年的朋友。
不撓不屈，為真理鬥到盡頭！
你年紀雖小，可以為世楷模。
足比古代的伯夷，永垂萬古！
風雨淒淒。世事茫茫。曆史以一種無法預料的方式出現在人們麵前。地位與心境已經完全不同於過去的郭沫若，這時會吟誦嗎？
中年郭沫若
他的太陽落山了
郭沫若的太陽落山了。
郭沫若後來依然歌吟太陽，但他已不是太陽。他以崇敬的心情和目光，仰視著毛澤東，他在毛澤東對自己的賞識中，最終尋找到了他的生活位置。
當郭沫若全身心崇拜另一個偉人時，他顯然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完全納入了太陽的軌道。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後的幾乎所有創作，詩歌也好，戲劇也好，甚至 學術研究，他在極大程度上表現出這種質的轉變。我很欣賞《郭沫若傳》(龔濟民、方仁念)中作者的這樣一個形象比喻：郭沫若成了一隻總是高昂著頭的“雄 雞”，由於形成了條件反射，隻要一見到“太陽”，他馬上引吭高歌，一遍又一遍地為他唱讚歌。
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
機內機外有著兩個太陽
(《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
在今天我們有兩個太陽同時出現
一個在頭上，一個是在天安門前
(《歌頌群英大會》)
郭沫若手書毛澤東詩詞
在“文革”初期，他甚至還寫過這樣的詩句來謳歌他心中的太陽：
毛主席啊，
你是我們心中的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我們祝願你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萬萬壽無疆！
他是在真誠地歌唱，反複歌唱的同時，他的思想和感情，無形之中也形成固定的模式。他幾乎在各個方麵不同程度地去配合、去體現與說明另一個偉人的存在。
郭沫若為毛澤東飛機照片題詞
譬如，隻有當毛澤東提出“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之後，他說自己才敢於坦白承認是一個浪漫主義者，雖然過去人們曆來把他看作浪漫主義 者。他把毛澤東發表的《蝶戀花》等詩詞，評價為這一創作方法的典型代表。在創作話劇《蔡文姬》時，他甚至進而提出曆史劇也應采用這樣的創作方法。“文革” 中毛澤東一度說過“不要題字”，性好揮毫的他，也很長時間連字都不敢題。(以上均參見《郭沫若傳》)
當“文革”中江青的聲名正盛時，也許因為她是毛澤東夫人的緣故，在一次有周恩來、江青等人都出席的場合，他即興朗誦新作，並特地說明“獻給在座的江 青同誌”：親愛的江青同誌，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 雄形象。(《人民日報》1967年6月6日)即使到了“文革”後期的“四五”清明事件之後，他仍然保持著“文革”初的那種積極配合的態度，寫了《水調歌頭 -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詞中為我們留下“走資派鄧小平/妄圖倒退”等句子。(《詩刊》1976年6期)
郭沫若與毛澤東
他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慣性。不必思考，不必選擇，就本能地任由慣性推著自己往前走去。
一個當年那麽浪漫、擁有激情、擁抱太陽的天才詩人，竟然最終以這樣一種情形呈現在人們麵前，無論如何，都是個人的、文學的、曆史的悲哀。
“女神”消失得無影無蹤。
1966年4月，此時還正處在文化批判階段，“文革”尚未正式拉開帷幕，郭沫若便首先表明態度：徹底否定自己的過去。他在人大常委會上發言，這樣宣 布：“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他的講話，經毛澤東親自批示之後，以《向工農兵學習，為工農兵 服務》為題，發表在5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他甚至用這樣的語言來表示他向工農兵學習的決心：“我雖然已經七十多歲了，雄心壯誌還有一點。就是說要滾一 身泥巴，我願意；要沾一身油汙，我願意；甚至於要染一身血跡，假使美帝國主義要來打我們的話，向帝國主義分子投幾個手榴彈，我也願意。”
郭沫若與毛澤東
我不明白，在這樣的時候，郭沫若為什麽會做出如此令人不可思議的表態。很難相信，他真的將自己過去的一切，都看作毫無價值的創造。至於，用這種語言 來表明自己向工農兵學習的決心，已經不是一種單純的表態，其誇張性，反倒容易讓人懷疑其真誠。當我反複讀它們的時候，我倒從另外一個角度，感覺到他身上所 具備的詩人的浪漫。隻是，這樣的浪漫，失去了合理的思想基礎和生命體驗，僅僅成為與政治密切關聯的蒼白的回聲。
毛澤東與郭沫若
麵對兒子之死
一些涉及“文革”的著作和文章中，都提到了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死。
郭世英去世之前，他的弟弟郭民英已經在1967年因憂鬱型精神分裂症而自殺。郭民英自殺的時間，至今還沒有一個確定的說法。《郭沫若傳》說是 1967年4月，《郭沫若與於立群》(馮錫剛)說是在1967年冬。馮錫剛的文章認為，他的自殺有性格的原因，但其實是時代氛圍不見容於他。因為，在音樂 學院學習時，他曾經將一部錄音機帶到學校，一個學生在寫給毛澤東的信中，批評這是“貴族精神”。這封信登載在內部簡報上，這加重了他性格的憂鬱，最後導致 死亡。
郭世英則是直接為“文革”風暴所吞沒，死因至今說法不一。
《郭沫若傳》中說，郭世英喜歡文學，在他身上較多地繼承了父親作為詩人和劇作家的氣質，喜愛寫詩、寫劇，也善於思考。為此，據說郭沫若特別喜歡他的性格直爽和思考能力。
郭沫若與於立群的孩子，包括死於文革的郭世英與郭民英
郭世英在1962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係學習。當芸芸眾生投入“全民性”學習哲學的熱潮中，天真而富有銳氣的郭世英，和幾個同學一起組織了一個“X小組”。他們沒有曆史的包袱，沒有既定的思維模式，一群青年，傲然獨立於思考者的行列。
他們好奇然而又是敏感地探討一些當時被視為思想禁區的課題。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鬥爭？大躍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一分為 二？什麽是權威？有沒有頂峰？他們在校園裏經常聚會自由討論，寒暑假也以通信方式相互探討。他們的大逆不道，受到校方和公安部門的注意，並截獲了他們的信 件和油印刊稿。因為俄文中赫魯曉夫名字拚寫的第一個字母也是X，他們的小組就被打成反動組織。他們中的一些人被捕，可能郭沫若的聲望與地位起到了保護作 用，郭世英雖然被定為敵我矛盾性質，但隻“按內部矛盾處理”，據說是在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郭世英被下放到位於河南黃泛區的西化農場。一年之後，郭世英又 回到北京，轉入北京農業大學學習植物栽培學。
周恩來鄧穎超與郭沫若於立群及其孩子們
如果沒有突如其來的“文革”，也許郭世英就會默默地在實驗室裏度過他的一生，因為，他的思想火花已經熄滅，哲學對於他造詣成為破滅的夢，再也不會引 起他的興趣，許多青年正是這樣告別青春，過早地走入思想的暮年。如果那樣，郭沫若的性格也就不會遭遇更為猛然的撞擊，內心深邃的一麵，或許永遠沒有機會呈 現出來。
然而，時代的風暴依然把郭世英卷起。從而，郭沫若已經衰老的靈魂，不得不又一次被放在了曆史的火爐上。對於時代，對於文人，“文革”注定帶來難以描述的悲劇。這，不可避免。
1968年4月19日，郭世英在農業大學被造反派綁架，命運難卜。郭沫若和於立群當天便知道了這一消息。晚上，郭沫若正好有機會與周恩來參加一個宴 會，於立群一再懇求郭沫若一定把情況轉告，請求周恩來過問幫助解決。然而，郭沫若晚上一直坐在周恩來身旁，最終也沒有開口提出這一請求。後來傳來兒子的噩 耗之後，麵對妻子的指責，他沉默，沉默。他說出一句話：
“我也是為了祖國好啊！”
郭沫若之子郭世英
當他們夫婦打聽到郭世英的下落，趕到關押地點時，他們得到的卻是噩耗。郭世英已經死去，並於當夜匆匆焚燒。在私設的牢房裏，他至死也沒有被鬆綁。關於他的死，《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載：
“郭世英在1968年4月26日清晨6時，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在農業大學私設的牢房中，他被四肢捆綁在椅子上，輪番批鬥，連續三天三夜，受盡人身汙辱。然後，人反綁著從關押他的房間，一個三層樓上的窗口中，’飛出來’……肝腦塗地，血染紅了樓前的土地。”
他的死，有人說是自殺，有人說是他殺。一個生命已經消失，在“文革”大悲劇中，它無疑是一曲生命的哀歌。
妻子如何痛心疾首仰天悲歎，丈夫如何麵對妻子責怪的目光，人們已不可能了解那一瞬間的細節。曆史告訴我們的是，郭沫若從那一天開始，經常伏在案頭，手顫抖著用毛筆工工整整地抄寫郭世英的日記。他整整抄了八冊。直到去世，它們一直放在他的案頭。
郭沫若在寫作中
郭沫若無聲地抄寫。他內心裏回響著什麽樣的聲音？無人知道。
在“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郭沫若告別人間。
他還是幸運的。因為曆史給他機會，讓他在粉碎四人幫普天同慶的日子裏，創作了那首家喻戶曉的《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 幫……”這首詞距他寫下《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隻有半年，但內容已經完全不同。雖然可以說他從根本上也許並沒有擺脫業已形成的慣性，但曆史畢竟 賦予了他全新的感受。
當神誌清楚的時候，他為妻子和孩子留下這樣的遺囑：“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會少犯錯誤。”他還說，在他死後，把他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他心中的太陽，依然燦爛。精神上他依然屬於他所崇拜的那個太陽。
五四時代，年輕的郭沫若，曾夢想成為歌德，他與田漢，在日本有過一個合影，一個自詡歌德，一個自詡席勒，充滿青春的朝氣與理想。他曆時多年，翻譯歌 德的巨著《浮士德》。他心中曾長久向往著浮士德這顆永遠探索不止的靈魂。“浮士德身上有一種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和純潔化。”他當然熟悉歌德的這句話。在郭 沫若的生命中，它是曆史遙遠的回聲。
文革中的毛澤東與郭沫若
歌德去世後，靈堂的門上方，用銀色的大字書寫著引自《赫爾曼與竇綠苔》的詩句：
死，它那令人震驚的麵影，
對於智者並不是恐怖，對於善者並非是終。
死逼使智者認識生，教他如何行動，
死使善者堅強，在悲戚中懷有希望與將來的榮幸，
死使智者和善者永生。
郭沫若當年翻譯過歌德的這首長詩。當走過漫長人生路抵達生命的終點時，他還能回想起他所熟悉的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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