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我拒絕忘記

人生以30年為單位計算，沒有幾個人能有三個30年。

時間竟是如此的無情，在我們這代人有限的不到三個30年裏，竟有一個，兩個，甚至三個30年都是和六四屠殺連在一起。

我也試圖忘記那些流血犧牲和我無血緣關係的生命，但是，我就是不能。也許，這就是一個大曆史中的小人物無法抗拒的使命。我什麽也不能做，但是我可以記住。而且，我還要不斷的講述，直到真相和事實不再被施暴者踐踏和扭曲。

六四之前我已大學畢業工作，我所在的城市，大概五月中下旬學生們才開始上街遊行。我完全無心上班，每天去單位打個到就上街了，直到有一天我的直接領導，也是曆次黨內運動的老運動員警告我說 “你不是想要出國嗎，那你就給我老老實實每天回來上班。我告訴你，鬼才相信共產黨不秋後算賬呢”。之後，我就乖乖地每天回單位讀馬列了。

六四開槍後，清算果真開始了。我單位領導得意地對我說“你快感謝我吧，你要不聽我的，我都沒法寫你的報告”。他說的即是，為了拿到出境卡，我所在單位必須要匯報關於我在六四期間的表現。其中很具體地問到是否上街遊行，是否曠工曠課，參加和支持暴亂，等等。

大約在89年6月中旬，我收到當時的男友，現在的老公從海外寄來的關於六四屠殺血淋淋的海外媒體的剪報。我傻乎乎地竟然在單位裏偷偷躲進一個沒人的房間看，當我像做賊一樣看完了剪報，真的是快要嚇尿了，嚇出一身白毛汗。這老兄，這種資料他竟敢平信寄給我，而且寄到我們單位，你說我長了幾個腦袋呀！？

接著，北京就傳來我表姐家鄰居，父親帶兒子6/3夜裏去看急診的路上被子彈擊中，父子雙雙身亡。北京的一位朋友，從自家樓道向外窺看，一顆子彈嗖地飛過她的頭頂，嚇得她立刻縮滾在地，揀回了一條小命。

剛工作的我，雖有生於六十年代的理想和抱負，無論我對當時的政府有多大的幻想和不願意相信，但是，真的是他們對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了！

一晃我也要出國三十年了，每一年，我都希望六四能被平反。但是，屠殺施暴者越來越厚顏無恥，越來越粗暴地否認自己的暴行。

六四30年，我拒絕忘記。紀念六四，是我的人道義務。記住並相傳六四曆史，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曆史使命。無論我這個個體多麽卑微渺小，當真相和事實被扭曲和踐踏時,我就有義務發聲。

2016年，好萊塢出品了一部根據真實法律訴訟事件改編的電影Denial。這部電影講的是美國曆史學家Deborah Lipstadt被英國的作家David Ivring在英國以誹謗罪起訴。因為Lipstadt教授的著作Denying the Holocaust中說David Ivring否認猶太大屠殺。整個訴訟長達六年，其中好多次人們勸Deborah別理那個瘋子，事實就是事實，沒有人會相信他說的謊言。但是，Deborah說她必須要出擊，因為事實被扭曲被修正，因為真相和事實被踐踏。因為，真理和事實不應該是相對的。當真曆史事實被強暴時要出擊而不是防守。因為，如果默認謊言是正確的，就表明錯在被屠殺者，目擊者就成為說謊的了。

這部似乎沒有什麽看點的影片對我影響極大，讓我再次反思置身於曆史事件中的每一個普通人的角色和使命。

最後，我要分享Deborah Lipstadt的這一段Ted演講，她再次提醒我們：如果我們不為真相而戰，謊言就得勝。說謊者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說”我們的版本才是唯一合法的事實，從來沒有就發生過屠殺，天安門沒有流過血，學生是暴亂，政府是不得不平息暴亂，等等。“

作為六四曆史見證人的一代，我們有義務守護曆史真相。即使現在，乃至以後的掌權者及輿論媒體都說“沒有屠殺”時，我們依然可以像伽利略當年被教廷強迫放棄日心說時一樣，依然堅定地說"And yet, it still moves"

今天，在紀念六四30周年之際，Deborah Lipstadt教授再次提醒我們：

"And most importantly, truth and fact are under assault. The job ahead of us, the task ahead of us, the challenge ahead of us is great. The time to fight is short. We must act now. Later will be too late"

中國啊美國美國啊中國

六四，我拒絕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