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顯中：李銳，請一路走好!
李銳，中國共產黨的8級高幹。在“官本位”的層級序列裏，應該是僅次於寶塔尖端的第二方陣吧？但和其他高幹不同的地方在於：這個李銳對於當今的所謂“核心”根本不買賬，不看齊，更不表忠心。
這就引出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在全國一片擁戴和效忠的熱潮中，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李銳卻安然無恙，甚至繼續享受其高幹待遇。即所謂“李銳現象”其故安在？
先說其人。李銳人生的三部曲
綜觀李銳102年漫長的一生，大體可以劃分為如下三個階段：早期是共產黨那套理論的信仰者、其造反事業的參與者。中期則成為中共內部不斷鬥爭、不斷 清洗的受害者。通過親身體驗與痛苦思考，晚年則徹底認清了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本質與虛偽、虛妄性，成為對這一理論堅定的批判者。
17歲的李銳，血氣方剛，朝氣蓬勃。考入武漢大學，成為那個時代為數不多的“天之驕子”。
當其時也，抗日戰爭的烽火燃遍中華大地。作為熱血青年的李銳自然被卷入其中。在全國所有的抗日力量中，被李銳特別關注的是中共領導下的延安聖地。
他聯絡8個誌同道合的同學，自發地成立一個叫做“武漢臨時支部”的組織，有模有樣地舉行“宣誓”儀式。後來竟被中共北京市委承認為共產黨員。
不久就輾轉進入這塊被尊奉為革命聖地的延安，和千千萬萬熱血青年一道接受革命的洗禮。這就是李銳人生的第一部曲。
在這個所謂革命聖地裏，本應該如魚得水， 一展才華吧？但這種情況如曇花一現，不久就迎來了刻骨銘心的“搶救運動”。在運動中，人人都可以檢舉揭發他人；同時人人又必需“過關”，也都可能被他人揭 發。一時間，檢舉與揭發齊飛，檢討與坦白紛呈。好不熱鬧!這就是李銳和李銳們所看到並親身領教的“革命洗禮”。在這個“偉大的”洗禮衝擊下，他看清楚“紅 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內幕，或者說是黑幕。更令他難以接受的是，一場飛來橫禍，災難臨頭。李銳被人誣告後，被抓進“保安處”。
“保安處”不是迎賓館，是專門審查特務的機構。為了打出一個或幾個特務而采取什麽手段，什麽體罰措施，每個中國人心裏都很清楚，不必細表。
據他自述：“延安6年的生活，特別是保安處一年多的日子（從1943年4月初直到1944年6月），對我的一生有著根本性的影響。”
如果說，延安這一年多被審查的經曆隻是初步考驗的話，另一場更殘酷的考驗就是廬山會議後被發配北大荒勞改期間差一點餓死。
絕大多數60歲以上年紀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挨餓的那段人生經曆吧？除非是高幹家庭出身，普通老百姓家庭沒有不挨餓的。“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這 是幾千年來朝野共同信奉的天條，也是曆朝曆代統治者所必須擔當、最起碼的責任 ，是其統治的合法性、合格與否不可逾越的底線。為此，凡是遇到天災，饑民遍野時，統治者都必須大力救濟， 開倉放糧。同時下詔罪己，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罪己詔”.把所有的罪責攔到自己身上，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祈禱上天饒恕等等。奇怪的是：距離我們並不遙遠的 20世紀60年代那場大饑荒，竟然悄悄地被人為地“虛無”了，在中學教科書裏消失了，在公開宣傳資料中不見了。而這場災難的始作俑者卻仍然是“偉大領 袖”，從來不寫“罪己詔”，也就是說，從來不檢討自己，不進行自我批評，更不許別人批評，甚至不許任何人再提起此事。否則就是“抹黑”， 就是“煽動”!如此霸道，老百姓隻好“仰天長嘯，空悲切！”
由於對自己挨餓的經曆刻骨銘心，同時對幾千萬餓死的饑民無限同情，李銳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追尋，終於看清楚當年自己所熱情追求的目標和眼見的現實竟 然是適得其反，南轅而北轍！他終於對這個主義、這個黨，有了痛徹心扉的認識和評價。李銳既是這個黨、這個主義的受害者，（通過受害，不能不進行認真的反思 和徹底的清算），更是其理論上的批判者、道義上的譴責者。
這就是李銳的人生第二部曲。
在自述中李銳多次提到挨餓，甚至餓死的經曆。在那個人人挨餓的年代，中國人民平均死亡率特別高，尤其是作為階級敵人的李銳和李銳們，死亡率更高。多 少才華橫溢的專家學者，多少功高爵顯的文武官員，人人都未能幸免，一個個餓斃在勞改場所、勞教工地、最苦、最險、最髒的崗位上。而李銳竟然活下來了。這真 是奇跡！
首先是李銳的朋友們和近親的關心支援，其次是李銳自己頑強的生命力。還有呢？
我忽然想起孟子的一段名言：“天欲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餓其體膚、勞其筋骨、空伐其身….”
在《孟子》這段名言麵前，我曾經多次閉目沉思，多次反複質疑：未必吧？ 何以見得？ 有事實為證：多少人在上天“苦其心誌、餓其體膚、勞其筋骨、空乏其身”之後，默默無聞地死去， 甚至連個姓名都未能留下。更談不到什麽“天欲降大任”了。此其一；
其二是： 相反，多少人並沒有經曆什麽“苦其心誌、餓其體膚、勞其筋骨，空乏其身”卻能夠憑借高貴的血統、輕而易舉、易如反掌地接受了那個“天降大任”。
說話要有根據。僅舉一個例子：請看那位毛太孫：他既沒有槍林彈雨、衝鋒陷陣的 經曆與戰功，甚至沒有摸過槍，卻天上掉餡餅，成為一名將軍。還有：他曾經公開宣講： 反法西斯戰爭是我爺爺和斯大林共同領導取得勝利的。就憑著如此的曆史學知識，竟然取得博士的頭銜；而且就是曆史學博士。世界上還有比這更荒謬、荒誕、荒唐 的事嗎？
雖然孟子的這句話以及其中包含的規律性、因果關係未必具有普遍意義，但卻適合於李銳這個特定的人物。用《孟子》這段話來對照一下，李銳何以能夠曆經千難萬險而終於活下來，無疑就是上天賦予“大任”，要他來承擔、完成。
由於“受害者”的特殊身份，由於幾乎被餓死的慘痛經曆，使得他對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體製有著切膚之痛， 有著切身的體驗和認識。因而他對這個理論、這個黨、這個體製的批判具有更深刻的內涵。他的批判因而成為當今時代的最強音。通過長期思考，反複驗證。李銳得 出的結論是：
“何時憲政大開張？”
這7個字裏包含著千言萬語，體現了人間的正道，體現了世界的大潮流，時代前進的大趨勢，人類發展的大方向！到了晚年，這種批判愈來愈強烈，愈深刻。這，就是李銳人生的第三部曲。
李銳這個典型具有代表性
近年來大陸出現一個新詞兒，叫做“兩頭真”，許多老人紛紛自動站隊， 進入這個行列裏。其實“兩頭真”的說法就是“三部曲”的另一種表述。兩者所指實際上相同，或相似，相近。第一個“真”就是人生第一段追求真理，為了真理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後繼。
誰代表真理呢？在那個年代，最令人傾心、最吸引中國人民關注的無疑是毛澤東的聲音。
他向農民許諾土地——耕者有其田；向工人許諾領導階級的桂冠，向工商業者許諾繼續發展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向知識界許諾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還 向美國政府許諾：新中國必需向美國學習，以美國為榜樣、為楷模，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共和國。毛澤東不愧是20世紀最天才的宣傳家。他能夠精準地把握每個階 層的訴求，對症下藥， 投其所好。及時地、慷慨地開出大麵額的支票（當然是烏托邦銀行發行，因而也無法兌現的）。於是乎國內外一片讚揚和喝彩。人人心花怒放， 個個如醉如癡。真的以為是活菩薩，是救世主。頂禮膜拜，焚香祈禱。許多人認為：共產黨就是真理的代表和化身。參加黨，參與黨的事業，就是進步的表現。為了 追求進步，為了獻身革命事業，一個個如飛蛾投火，飛奔延安。
但很快這種決心就被現實擊得粉碎。為了自保求存，不得不把內心的不滿和懷疑掩藏起來，“欲說還休”。於是說些假、大、空的豪言壯語，花言巧語，甜言 蜜語，蒙混上麵。上麵也不是白癡，當然也知道你隻是口頭上說得好聽，實際內心如何？就很難說了。因而也似乎相信你。於是互相欺騙，把說假話作為生存的基本 手段。否則就可能大難臨頭， 甚至至人頭落地。
經過長期的熏染和浸潤，多少人都養成了“雙重人格”，成為兩麵派。
李銳作為“受害者” 忍受煎熬。但他的性格決定不願意隨波逐流而是深刻地反思，苦苦追尋，從理論高度解釋這種“異化”現象的來龍去脈。終於明白了許多人仍然被蒙在鼓裏的秘密。 特別是在平反複出後赴美國訪問，通過親眼目睹，對比分析， 終於大徹大悟。 這才有了此後作為“批判者”的資格。從《廬山會議實錄》、《大躍進親曆紀》一直到近作《李銳口述往事》一本本鴻篇巨著，乃是一座座無形的紀念碑，也是一篇 篇聲討舊體製的檄文。許多老人第二個“真”也正是追隨李銳的筆鋒紛紛去追尋真相，揭示真相。膽子再大一點的就要進一步追究責任者，撕下其莊嚴神聖的畫皮， 還他以真麵目。因此，李銳的親身經曆無疑具有典型意義，具有代表性。
李銳的典型意義在於：他代表了許許多多具有類似經曆者。例如李慎之、李普、韋君宜、何方、何家棟…..等等。這些人當年都屬於社會精英，一個個被毛 澤東忽悠得神魂顛倒，如癡如狂。拋棄優越的家庭環境，拋棄出國留學的燦爛前程，鐵了心地投奔延安，投奔毛澤東的麾下。結果如何呢？以女作家韋君宜為例。她 在其晚年所寫的《思痛錄》裏坦率地承認：要是早知道這樣，我是不會來的！。短短 10幾個字，卻字字血淚！
作為“受害者”的李銳，同樣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幾十年來運動不斷，鬥爭不息，整人不倦， 傷人無數、死人無數。即使如鄧小平這樣第一層級的高級幹部， 也未能幸免。在他的晚年，曾經沉痛地回顧說：我是這個體製的創建者，同時也是這個體製的受害者。看到自己的親生兒子鄧樸方殘缺的身體，內心的煎熬與反思不 言而喻。“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魯迅詩句）
長期以來，作為當時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為了“顧全大局”鄧公隻能隱忍不發。到了晚年，臨終之際才將這種感情向幾位重臣傾訴出來。“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讀後令人不勝唏噓！
除了鄧小平，還有劉少奇、彭德懷、陶鑄、田家英、鄧拓….這一長串受害者的名單還可以補充，開得很長很長。人們很自然要追問：一種主義，一個政黨， 一種體製，如果需要不斷地傷害甚至吞噬自己最優秀的兒女，那麽 這種體製，這種主義，這個黨的正義性、合法性難道不值得懷疑嗎？從人道主義精神來看，無疑是不可饒恕的。再從實際操作層麵來看，更是不可持續的。
作為“批判者”的李銳， 和其他“兩頭真”的老人比起來，具有兩個明顯的優勢：其一是他曾經擔任高崗、陳雲的秘書，後來更被毛澤東欣賞並欽點擔任兼職秘書。身居廟堂之高，參與機 密，熟知內幕（甚至黑幕),人際關係的恩恩怨怨，風雲變幻的來龍去脈盡收眼底，了然於胸。因而對許多事件有著其他人難以掌握的內情，觀察問題自然具有無可 比擬的深度和高度。“盡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最高峰”。
其二、李銳最後一個職位是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兼青年幹部局局長，這個身份更具有旁人不及的優勢。在2004年也就是李銳88歲的時候，內地文化界 頗具知名度的吳思先生寫過一篇文章“李銳先生為什麽能夠存在？”。最早提出所謂“李銳現象”。作者提出這個問題，並且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解釋，即所謂“貴族 民主”雲雲。 對於研究中國當代社會政治史無疑是一大貢獻。但是，這個“貴族民主”的說法很快就被事實所否定了。就是在兩年前， 作為“貴族民主”樣板的《炎黃春秋》月刊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夥人強行接管、取代，形同搶劫。該刊同人一致聲討，並且訴諸法律。卻毫無效果，不了了 之。“貴族民主”之說自然無法解釋這種現象了。
其實，比較可信的解釋就在李銳最後這個職務上。遙想當年，李銳平反複出， 經陳雲多次勸說終於接受了這個職務。陳雲的初衷是要求他盡快組建青年幹部局，盡快搜集材料，通過考察、篩選，建立“第三梯隊”，以解決新老幹部青黃不接的 燃眉之急。李銳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這一任務。許許多多中、青年幹部就是通過李銳及其助手們（包括閆淮、崔武年諸位）的考察、篩選才得以脫穎而出，有的甚至 青雲直上，進入最高權力核心。今天仍然在位的袞袞諸公， 有許多就是李銳這位“伯樂”所發現、所舉薦的。比如今天的總書記習近平當年就是被李銳麵對麵地談話、首肯，才能進入“第三梯隊”上報。更為關鍵的是：習近 平原來在河北省委書記高揚手下擔任縣委書記。其父習仲勳向高書記示意，希望能夠關懷、提攜自己的兒子。誰料想這位高書記不但不給一點麵子，而且在公開場合 抖落出來。由此，習近平在河北就處於非常難堪的境地。
誰為其解圍？又是李銳！李銳當時還是組織部的副部長嘛！把他調離河北，派至福建。這樣，習近平才有可能完成人生道路上最關鍵的三級跳——第一跳而為 封疆大吏；再跳就到了中央，進入核心圈中；最後一跳則成為新一代最高領導人。當他離開河北，調至福建,再調浙江之後，恰逢李銳夫婦南下旅遊，習近平還專門 設宴款待，以表酬謝之意。
飲水思源，自然對李銳心存感激甚至敬畏之心。曆次黨代會都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就是最有力的證明。雖然李銳的言論和著作一直被認為“不合時宜”， 甚至致使龍心不悅，也不能不網開一麵，手下留情。即使在維穩成為天字第一號工程的今天，在揮舞鎮壓大棒的時候，也不能不有所顧忌。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這個“情”字既包括愛情、情親、友情， 當然也包括這種特殊關係所產生的特殊感情在內。結論是：非不為，實不忍也！這， 恐怕就是“李銳現象”的最大原因吧？由此可見李銳現象是獨一無二的，也是不可複製的。
基於以上兩個原因，李銳的反思和批判以及許多著作都具有更廣泛的影響，也成為中國人民最珍貴、最稀缺的精神財富。尤其是“何時憲政大開張”這七個字無疑代表著幾乎所有“批判者”的共同心聲。
能夠成為最堅定的批判者，能夠成為廣大“兩頭真”老人心目中的旗幟。這，恐怕正是“天欲將”的“大任”吧？能夠承擔這種“大任”也不枉當年被““苦其心誌、餓其體膚、勞其筋骨、空乏其身”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難經曆了。
總之，李銳一生是轟轟烈烈的一生，也是淒淒慘慘的一生，更是巍巍峨峨、高聳入雲的一生。中國出了個李銳，無疑是中國之幸，也是中國人民的驕傲，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和榜樣。
幾天前，銳老仙逝。悲痛之餘，以詩哀悼。
銳老西行駕鶴去，
廬山實錄留豐碑。
中華憲政開張日
萬眾邀君共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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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寫作過程中， 參考了李南央女士的《李銳口述往事》和《敬寄李銳》兩本書，特此致謝。
本文作者：吉林省社會科學院 編審、離休幹部
何清漣:百年風雨天地人——送別李銳先生
2019年2月19日 06:29
何清漣
李銳(左二)與何清漣(左三) (圖片提供: 何清漣)
李銳(左二)與何清漣(左三) (圖片提供: 何清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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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201)
編者按：這是何清漣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注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中共黨內老人李銳先生辭世，人來於大地，歸於大地，高壽101歲，也算喜喪。但李老辭世之時，正逢牆內專製強化，向極權回歸，政治反對者對中共政權的怨恨極為強烈，一場喪儀如何舉辦成了政治站隊：國內宣布由中組部在八寶山主持喪儀，以部級待遇祭奠；而李銳女公子李南央接連發表聲明，為保持父親的人格尊嚴，拒不參加中組部安排的李銳追悼儀式，並向世人宣示父親的真實意願：“不開追悼會，不進八寶山，不蓋黨旗！”“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中文推特一些極端“革命者”對這位備受尊敬、享有清譽的老人施以各種惡評。這位三次呼籲中共實行憲政的“兩頭真”老人，身後遭遇如此際遇，也算獨一無二。
中國近百年曆史棋枰翻覆，高岸為穀，深穀為陵，一個政治人物的身後評價，基本係於他所服務的政權的命運。但是，我更清楚一點：當人們與政權興衰的利益淡化之後，對曆史人物的評價，還有一個更永恒的尺度，那就是良知與人性。
投奔延安，是不是李銳那代中國青年人的錯？
李銳先生的同時代人，隻要有點家國情懷，大都左傾進步。20世紀30年代，左傾在全世界蔚為風潮，不要說民智未開的東方專製國家，就連美國人，也被埃德加·斯諾那部《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深深迷住，對僻處中國西北角的中國共產黨產生了無窮向往，揮灑了大把同情。
李銳出生於1917年，其父是早期同盟會會員，曾追隨孫中山參加過辛亥革命。還在少年時期，李銳就痛恨他所認為的國民黨專製，後受左翼書刊影響，逐漸向共產黨靠近。進入武漢大學後，頻繁參加並組織學生運動，並在1937年正式入黨，1939年與革命資曆比他老的範元甄結婚，之後兩人一起前往延安。中共1942年2月發動“延安整風運動”，大批黨內人士被整肅，李銳也未能幸免。
李老年青時的“革命道路”，幾乎是當時中國世家、士紳子弟們的典型道路。這話，我曾經問過一些“兩頭真”的黨內人士，例如李普先生，他們都很真誠地回答：當時的情勢，幾乎所有青年都認為國民黨腐敗、墮落，隻有中共代表了中國的未來。對中共的本質，是後來才逐漸認識到的。
20世紀初從歐洲發散至世界再以蘇聯為“社會主義堡壘”的時代潮流，就是1910-1930幾代中國青年遭逢的“天時”，西方青年更左更“進步”，我們現在常講的那句名言就來自西方：如果一個人30歲之前不是左派，是沒有良心；如果30歲之後還是左派，那就是沒有頭腦。
1949年之後，誰能脫離中共生存於中國？
對李老的苛評有兩類：一是李銳為什麽不退黨？二是李銳出於貪戀黨內的醫保待遇。這兩點都是要求別人拔著自己的頭發升天。
1998年-2001年這段時期，李老每來深圳、廣東，必相約見麵，因此那段時期與李老至少有過五、六次長談。據他本人親口說，對中共的懷疑與認識，其實始於延安時期。在那種政治暗黑時期，這種不能說出口的懷疑，就隻能表現為對常識的堅持。我認為這是李老終生堅守良知與人性的根抵。毛澤東統治中國的所謂前三十年，中國政治運動不斷：土改、鎮反、反右、大躍進、文革是各種運動中規模最大者，中國人無不曆其劫。在李老八十高壽時，他的老友、鄉賢朱正先生贈他一副對聯：廬山霧瘴巫山雨，吏部文章水部詩，觀者無不稱絕，十四個字寫了他一生三件大事：
“水部詩”之謂，指李銳在水利部反對建三峽工程及其終生對此的堅持。1958年初的南寧會議，李銳與三峽讚成派水利學者林一山在毛澤東麵前進行了一場“禦前辯論”，陳述三峽工程利弊，還各寫了一篇文章呈交。出於李銳意料之外的是，毛澤東不但采納了他的意見擱置了三峽工程，還讓他獲得了毛的賞識和重用。散會之前，毛對李銳說：“你文章寫得好，你當我的秘書。”這就是李銳擔任毛澤東兼職工業秘書的由來。其時，毛正主張大修水利，大躍進（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式提出“大躍進”口號）。李銳在此時上書陳說三峽工程之害，是需要冒政治風險的。論及此事時，李老認為毛當時還能聽進一點不同意見。1980年代之後，李老一直力反修建三峽工程，這就是“巫山雨”三字所指。
“廬山霧瘴”，是指 1959年的“廬山會議”以及李銳此後的遭遇。會議召開之時，毛發動的“大躍進”陷入失敗，全國各地發生饑荒，餓死了不少人。毛召開此會，李銳以毛秘書身份隨行，親眼目睹了毛澤東在會議上一手遮天、翻雲覆雨，將對大躍進持批評意見的彭德懷等人打成“反黨集團”這一過程。會議期間，田家英、李銳、周小舟這三位毛的秘書在某天傍晚散步時，對毛頗有微詞，結果被檢舉揭發，李銳被定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撤銷一切職務，1960年3月被開除黨籍，5月和右派份子們一道下放北大荒勞動。1967年11月11日被關押在秦城監獄，直至1975年5月30日釋放。
這段經曆成就了李老的兩本書：一本是《廬山會議紀實》。在廬山會議期間，他將與會者的言行如實記錄。這本筆記本當然會成為抄沒之物，文革後李老千方百計找回，他根據此筆記本，再加上與會眾人的回憶，寫成《廬山會議紀實》一書，中共中央政要的嘴臉都躍然紙上，此書成為研究中共廬山會議的經典。另一本則是《龍膽紫集》。關押在秦城監獄時，沒有紙筆，李銳隻好用棉簽蘸著龍膽紫藥水，把他數年來的“鐵窗詩作”，寫在兩本《馬列選集》的空白處。1975年5月李銳出獄時，獄中詩詞積有四、五百首，這本用紫藥水和木棉簽作“奇毫怪墨”寫成的詩詞集，就名之為《龍膽紫集》。
與所有中國人一樣，李銳當時沒有辦法改變或者離開這塊土地，晚年的他當然也沒有辦法與體製告別。原因何在？1983年，我在中國人民大學親耳聽過中共黨內曆史學家李新一番痛徹心肺的說話：“都說中國知識分子沒有骨氣，這沒有骨氣的原因在哪裏？就是因為沒有私有財產。就算在生活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你對當局不滿，可以回家種田養活自己。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一個人的生存都得依靠這個黨，工作得靠黨安排，房子得靠黨分配，從孩子進幼兒園、上小學中學，哪個環節離開黨都不行。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敢批評黨，就斷了生路。這種情況下哪有什麽脊梁可言？”
就算經過改革40年，在政府部門工作，仍然是中國人的首選，因為隻有公務員群體才有穩定的收入與福利。
1978年直至逝世：進有所為，退有所守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中共自救下產生的一次意在擺脫危機的改革。由於毛的路線被否定，李銳才算有了一次短暫的機會施展其才，1980年代複出後曾經擔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 兼任青年幹部局局長，在這段時間內，李銳的用人思想，比較完整地體現他的《起用新一代》這本文集中。當時中國還是老人政治，李銳已經清醒意識到中共幹部必須大換血，起用新人。他對經曆過文革十年、上山下鄉或者在工廠基層打熬過又在恢複高考後進入大學深造的這代人深抱期望，認為這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苦難經曆，使這代人既了解底層的苦難，又有變革之誌，必將成為中國改革的棟梁之材。因此，他在中組部青幹局局長位置上，堅持“任人唯賢”，曾經破格提拔了不少人才，包括平民子弟，也得罪過“太子黨”。中共選拔年青幹部的“第三梯隊”就是這麽建立起來的。不少人例如陳楚三在《一封信和“兩頭真”——紀念李銳老》、閻淮在《進出中組部》都記述過這段往事。看似簡單的“吏部文章”四字，但經曆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這裏包含老大一篇文章，這就是李老的“進有所為”。
李老退休之後，已無在朝身份，仍然堅持批評時政，講真話，從批評黨大於法，呼喚實行憲政，再到批評當朝領導人小學文化水平治國，網上均可查到。他與幾位黨內老人一道，為《炎黃春秋》背書，直至當朝對他們的身份再也不買帳關掉這家雜誌為止——這叫“退有所守”。關於李老及相同狀態的“兩頭真”老人，在1990至2010年代為何還有點說話機會，與他們接觸甚多的吳思寫過一篇《李銳先生為什麽能夠存在》，分析了其中原因。
隨著當局對言論管製的加劇，這批“兩頭真”老人活動空間越來越小。我親身經曆的一件事情，說明李老當時的真實處境與為人。2000年時，我在國內處境已經非常艱困，李老從別處知道情況後，曾來電詢問情況，聽後非常氣憤地說：“奈不何我們這些老的，就欺負你們這些小的”，建議我去找曾見過幾麵的任仲夷先生（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請他過問此事。我對他說，任老退休多年，恐怕管不了這事。李老堅持讓我去，說“這是他所在的地方，至少應該讓他知道這事”。幾天之後，我接到廣東省政協主席（或副主席，記不大清了）林先生的電話，告訴我，受李老托付，他去打聽了一下情況，整我不是廣東省的意思，是上麵的指令，就算去找任書記，也沒有用——其實，李銳這些黨內老人，自身也受到國安（當時還沒國保）的“關照”。但他們總還是盡量想利用自己那點黨內資格，做點事情，希望幫助受政治迫害的後輩學人減輕點壓力。
2001年6月我被迫辭國，不久後就收到李老寄來的《耀邦去世前的談話》，我將其略作編輯，送給《當代中國研究》雜誌，發表在當年的第四期。那時我已知道，李銳與李慎之兩位先生在國內已無發表文章的空間。其後，收入這篇談話的《李銳近作》隻能由香港出版了。2013年10月，李南央從美國回中國探親，她幫助其父出版的《李銳口述往事》更被海關當作禁書扣押了。
在李老生前身後，確實有人認為他們對黨的批評來來去去就是那幾招，如黨大於法、實行人治、空喊憲政。我覺得這事情要從兩方麵理解，一是人都有局限，尤其是時代局限，知識局限。二是這些老人麵臨嚴苛的政治限製，不可能將自己所思所想全部公開說出來。在此隻談一件事情：2000年他在廣州時約我見麵，那次還有王若水先生在場。李老那次特別談到中國政治有可能會有左的回潮。當時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正被大肆宣傳，我問他：“有什麽動向讓您作如此之想？”他告訴我，他不是根據動向，而是根據中共政治的特點，人亡政息，胡錦濤是他當年在青幹局考察提拔的幹部，思維模式都是黨培養教育的，不比江還受過國民政府時期的教育，“這個黨啊，我從不擔心它會向右，因為根子左，意識形態的根基沒動，要它向右很難，但要向左，很短的時間內就會回到原來的狀態。”後來從胡錦濤時代再到習近平時代的急劇向左，我每每想起李老這番說話，不得不佩服他對中共政治的深切了解及這方麵的預見性。
正氣長存天地間
李老去世後的這幾天，對他的評價五彩紛呈，其中有個定位是準確的：沒能與中共徹底決裂的中共黨內批評者。李南央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中共組織部將宣稱李老是馬克思主義者。
李老是馬克思主義者嗎？我從來沒將他與這個名號聯係起來。在與李老的數次長談之中，沒覺得他喜好馬克思主義。前輩學人中，精研馬克思主義的蘇紹智、於光遠等先生，與他們談話，總會不自覺地將馬克思的理論願景與現實相比較，但李老不會，他批評中共與毛澤東，多使用暴君、暴政、秦始皇這類詞匯。從李老著作的行文風格與其思想底蘊，我覺得他更有傳統士大夫之風，無論在朝還是退休在野，一生秉持良知與人性。宋朝文天祥的《正氣歌》開首句是“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其中列舉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這種正氣之人，中國從古到今一直都存在，隻是越到晚近，越成為“珍稀物種”。這樣正氣之人，生前際遇與體現人間正氣的方式可能不同，但身後都會被國人追憶。因此，我認為，不管李老的追悼會由誰開，他是否被授予“馬克思主義者”這一稱號，在天地翻覆之後，曆史記住他，一定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類名號與是否葬於八寶山之類，而是會將他與胡耀邦、趙紫陽、李慎之、朱厚澤、杜潤生等走在前麵的人當作中共黨內有良知、有人性之人，因為在中共的暗黑統治中，他們都曾用自己的人格，給社會帶來一縷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