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晚清留美幼童的悲喜劇
大中小2013-05-16 05:35:17轉發TwitterFacebook打印投稿電子報
【多維曆史】曆史回溯到140年前，1872年夏，清政府組織第一批30名幼童赴美留學，此後至1875年，清政府每年繼續遴選30名少年渡洋深造，4年共派出120名，計劃學習15年。
這是中國人擁抱西方文明和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喜劇。但是，在美國文化的浸染下，留美幼童漸漸脫離了清政府預設的教育軌道，出現“美化”的苗頭，封建頑固派無法容忍，群起而攻之，於是清廷不得不改變初衷，在1881年提前將留美幼童全部撤回。這些幼童被迫放棄他們美好的理想和所熱愛的學業，“淒然而歸”，最終以悲劇收場。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悲喜劇的上演，是清政府推行“中體西用”文化政策的矛盾反映，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融合與衝突的典型例證，從一個重要角度折射出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艱難和曲折。
讀“洋人書”合法化中國文化開始逆轉
讀孔孟書，走堯舜路，行周公禮，是中國曆朝曆代不可逾越的定律。但是，到了19世紀60年代，清政府要辦洋務，要造洋槍洋炮、建現代化工廠、修鐵路、造輪船、搞電報電話等，企圖用西方現代的生產力來挽救清朝的政治危機，進而富國強兵，但這些東西在固有的知識係統和文化建構中基本沒有，所以必須讀歐美人的書，學西方人的“長技”。
為解決語言問題，清廷首先在1861年建立了中國第一所外語學堂——北京同文館。在學外語的同時，還讓學生學習一些西方的科技知識如物理、化學、數學、生物、天文等，這引起了封建頑固派尤其是那些禮學大師們的不滿。作為皇帝老師的倭仁急切上書，堅決反對學生學習那些“奇技淫巧”。他認為“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同文館此舉“上虧國體，下失人心”。他還暗中操縱他的一些學生和心腹，在反對讀“洋人書”的同時，於前門外的鬧市貼了許多小字報，什麽“未同而言，斯文將喪”；“孔門弟子，鬼穀先生”等等，不一而足。針對這種情形，慈禧太後舉行朝會，讓主辦同文館的恭親王奕欣與倭仁一夥兒辯論，結果倭仁理屈詞窮，後又遭慈禧申斥，氣急敗壞，於回家的路上從馬背上摔下，一病不起。
此後，守舊派一時沉寂，洋務派又陸續創辦了20多所學習西方科技的洋務學堂。但這些水平有限的洋學堂僅能培養一些較熟練的技術工人，重要的攻關技術還必須重金聘請“洋人”。高級人才培養問題成了困擾洋務事業推進的瓶頸，必須盡快解決。
事也湊巧，1870年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時的隨身翻譯，建議他選派留學生到美國留學，培養高級人才。曾於是茅塞頓開，隨即和李鴻章聯名上奏，請求清廷派留學生赴美，被批準。這才有了幼童遠赴重洋，接受“洋人”的教育。這位翻譯就是促成幼童留美的關鍵人物、被史家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的容閎。
容閎出生於廣東香山縣南屏村(今珠海市)，家境貧寒，無錢讀書，一個偶然的機會到澳門一所免費的教會學校上學，後轉往香港馬禮遜學校，學習刻苦，成績優異。1847年，該校校長布朗有事返美，要帶幾位學生去留學，容閎第一個舉手報名。於是來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美國，先上中學，後考入耶魯大學，1854年獲文學學士學位。這時，他本可以找到很不錯的工作，在美國過優裕的生活，但他深深眷念著貧窮落後的祖國，希望中國有朝一日和美國一樣富強。他苦思冥想，終於想出了一個好辦法。這就是讓更多的中國學子像他那樣到美國留學，如果有成千上萬的青年像他這樣受了美國教育，美國的思想文化就迅速輸入到中國，古老的神州就會“一躍變為和美國一樣的少年新中國”。為了實現這一美好理想，容閎闊別了他已生活了7年的美國，回到祖國，致力於實現他的派留美學生計劃。
平心而論，容閎有些天真。即使是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在那時還不知大學教育為何物的中國，也並不被社會所認可。一介平民出身的書生，想說服中央政府去向美國派留學生，無異於白日做夢。但容閎最令人佩服的，是那百折不撓、矢誌不渝的奮鬥精神。他先到廣州活動，碰壁；又到香港，同樣碰壁；後又到上海，還是找不到知音。而且，生活都難有著落，不得已他來到上海一家洋行求到一份工作。為實現他派留學生的理想，他在辛苦工作的同時，四處交友，參與各種社會活動，還寫文章、搞翻譯、辦報紙、販賣茶葉、發起賑災，十多年後，在上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恰在此時，力主辦洋務的曾國藩到處招攬了解歐美和西方技術的新型人才，他的身邊聚集了一批如華蘅芳、李善蘭、徐壽等懂現代科技的聰慧之士。這些人多是容閎的好友，十分愛慕容閎的才學，在他們的舉薦下，容閎進入了曾國藩幕府，並於1865年被派往美國為曾國藩采購機器，博得了曾的賞識，這才有機會隨曾國藩到天津協助解決教案問題，大膽提出派留學生的建議。容閎這個建議的提出並實現，整整經曆了18個春秋！
向國外派留學生，清朝各級官吏一竅不通，所以一切皆由容閎安排。考慮到語言問題以及在美國受係統的教育，容閎決定選12歲左右的幼童，留學15年，一切費用由政府負擔。可是，那時的中國封閉、保守，即使不用自己花一分錢，也不願讓孩子去美國留學。而且，社會上有各種可怕的傳言，什麽美國人野蠻，會把中國人剝皮後再貼上狗皮，到各地展覽；美國人會把中國人當奴隸，不讓歸國，等等，謠言四起，讓人生畏。所以，招收幼童出國極其困難。不少家長報名後又退掉。12歲的詹天佑很想去美國學習，但父母堅決不讓。其鄰居曾在澳大利亞從事金礦生意，了解西方世界，就極力勸詹天佑父母送兒子留學，他說：“在國內讀書，最多弄個鐵飯碗，出國留學那可是個金飯碗！”但詹的父母還是不允。不得已，這位鄰居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了詹天佑，才得以報名前往。容閎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第一批30名幼童還是沒有招滿，最後隻得回到家鄉，宣傳說服，才勉強湊夠。
這些幼童在上海經過幾個月的簡單培訓後，於1872年8月乘船駛往美國。此後3年，又每年選派30名，120名幼童總算來到美國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留學，分別寄宿在美國友人的家裏。
幼童留美，看似平常，卻具深遠的文化意義。在文化變革中，知識源流和知識結構的變遷具有釜底抽薪的決定性效應。幼童在美國係統地接受西方教育，在中國人固有的知識資源中注入了新學，西方文化在潛移默化地置換中國固有文化。從此，中國文化就溢出了傳統，走上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新路。隨著知識的變化，與知識聯係的人才的培養、選拔和各種製度、思想行為、生存模式等幾乎一切都會受影響，發生新變化。
更為顯著的是，幼童留美為中國高級人才的培養開辟了一條新路，出國留學成為許多有為青年夢寐以求的黃金坦途，留學教育方興未艾。1877年即有嚴複等77名青年往歐洲留學；1896年向日本派了13名留學生，隨後就出現了幾萬人留學日本的盛況；留學美國也一浪高過一浪。整個20世紀，中國留學生遍布歐美、日本等許多國家，留學生成為中國新知識群體的中堅和不可或缺的人才庫，影響著中國社會文化的走向。由此不難斷定，留美幼童是新文化的拓荒者，揭開了中國文化邁向現代的新的一頁。
功虧一簣，“中體西用”文化模式的矛盾折射
眾所周知，清政府辦洋務的基本方針是“中體西用”。幼童留美既然是洋務運動的產物，清政府也必然會不折不扣地落實“中體西用”。具體而言，幼童必須把美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學到手，這就是“西用”；但絕不容許幼童接受美式的價值觀和行為舉止，要從思想到行動忠於清廷，維護封建專製，這就是“中體”。換言之，技術是“西式”的，思想和行為是“中式”的。清政府把極其矛盾的“中體”和“西用”糅合在一起，用資本主義的“用”去維護封建主義的“體”，這就使“中體西用”始終處於矛盾之中，無法自拔。一方麵，引進西方先進的生產力，對落後的中國是非常進步的，具有劃時代的開拓作用；另一方麵，把先進的生產力納入封建主義的製度體係和管理係統，必將製約新式生產力的發展，阻礙或延緩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幼童留美就是這樣，一方麵到新大陸接受美式教育，為中國文化注入了新元素，漸漸生長出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新質；另一方麵，卻強迫幼童固守清朝的文化傳統，忠君親上，回歸原路，老老實實做清政府的奴仆。“中體西用”這種自相矛盾的雙重文化效應，幼童一到美國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來。
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著裝。幼童初到美國，一身中式打扮，瓜皮帽、小馬褂、綢緞裙子、黑布鞋，腦袋後拖著一根油光發亮的小辮子，美國人見後十分好奇，總會自覺不自覺地多看他們幾眼。一些淘氣的小孩子經常跟在他們後麵高喊：“中國女孩子！”幼童一聽極其憤怒，但也毫無辦法。尤其是在學校上體育課，他們的裝束就更不方便。打籃球、踢足球時，腦後那條討厭的辮子，實在礙事。因此，幼童紛紛要求換上美式休閑裝，也有的提出要剪掉辮子。但卻遭負責幼童事務的清廷官員嚴詞訓斥，堅決不讓。理由是這種服飾代表的是清朝，剪辮子則是反清的象征。但是，時間一長，幼童就不理那一套，多數都換上了美式裝，見清朝官員時再改裝。個別的則偷偷剪掉了辮子，然後買條假辮子，應付官場。而一旦被留學生監督識破，常被杖責，甚至有更嚴厲的處罰，直至開除。這類問題幾乎和幼童留美過程相始終，讓清廷官員和留美幼童都很頭痛。
第二個問題是學中文。幼童的中國話不會忘記，但因為沒有受過嚴格的中文教育，一些基本的東西都不懂，將來回國工作還真是問題。選派時隻考慮到年齡小，英語易學，而忽略了中文教育。為彌補這一缺陷，隻好在留學事務所開辦中文班，一般每兩周學習一次。但幼童們多對中文不大感興趣，教授頗難。個別的則逃課或編“理由”不來上課，被發現後即被杖責。長此以往，許多幼童視學中文為畏途。現存的33篇幼童所寫的作文，大多是一些淺顯的習作，如《有朋自遠方來解》、《見賢思齊焉解》、《五穀熟而人民育解》等。如何中學、西學兼通，成了留美幼童教育的一大難題。
第三個問題是入教。基督教是美國文化的根基，教堂遍布全國。加之幼童為了學語言，都分住在美國友人的家裏，每逢禮拜天，幼童很自然地就和家長一起進入教堂，唱聖歌、聽演講、禱告祈福，非常開心，想家的愁苦和各種煩惱一掃而光。所以，幼童都喜歡去教堂，也有的接受了洗禮。這就犯了大忌。出國前，清朝官員曾三令五申不許幼童進教堂，絕對不能信教。到美國後，幼童卻我行我素，皈依基督，令留學生監督非常惱火，先是將去教堂的幼童找來訓斥，後又將入教者開除。於是那些信仰基督的幼童總是戰戰兢兢，轉入地下活動。在宗教信仰問題上，中美文化衝突尤為突出。
第四個問題是道德禮儀。以基督文化支撐的美國，道德倫理的核心是愛，愛的內涵是相互平等，所以在人倫關係和等級尊卑等方麵要較清廷自由隨意。中國傳統文化中不能說沒有愛，但愛被融化於嚴格的禮儀和等級之中，在三綱五常的規範中顯示所謂的“愛”。幼童到美國後，由於年齡小，不熟悉清廷的禮儀規範，在新大陸那種自由的空間中，很快被美國的道德文化所同化，淡化了等級尊卑，見官員厭惡作揖、叩頭。那些監督對此卻十分在意。特意規定幼童定時到留學事務所請安，向長官作揖、叩頭，否則杖責；並令幼童每周要朝西向著清朝的方向拜謁皇上，頌揚皇帝的“聖恩”；還在幼童學中文的課堂上擺上孔子牌位，上課前拜叩，體認“聖人”的偉大。幼童對這些繁瑣的禮儀極為反感，常常因為做得不好被責罰。前三位留學生監督陳蘭彬、區諤良、容增祥還比較隨和，在任時間也不長，被責打的幼童還不太多。第四位吳子登，則脾氣暴躁，官味兒十足，幼童稍不留意，就遭打罵，甚至開除。久而久之，幼童與吳子登形成嚴重的對立，甚至不少幼童幹脆不到留學事務所向吳監督請安。吳也視幼童為眼中釘、肉中刺，連幼童喜歡體育活動，也遭吳子登破口大罵，嚴禁參加。
以上四個問題，除第二個問題是決策失誤外，其他三個問題的出現，說到底是中美社會文化的不同以及價值取向、教育理念的差異所致。在“中體西用”政策的指導下，清廷對幼童的開放度僅限於科技文化，也就是“用”的層麵；一旦觸及到價值觀、信仰、人倫這些“體”的問題，就要收網了。吳子登的看不慣，除脾氣秉性古怪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自覺不自覺地感受到了幼童們在不斷衝擊清朝封建專製的本體。所以吳子登與國內的守舊派聯合，群起上奏，詆毀幼童。指責幼童們無論學到多麽好的科學技術，也難以效忠清廷，與其培養些“假洋鬼子”，不如及早將他們撤回。再加上清廷想讓一些幼童到西點軍校學軍事遭美方拒絕，於是就在1881年將幼童全部撤回。容閎原先設想的百年內每年向美國派一大批留學生的宏偉計劃成為泡影。
幼童撤回時，大部分都在中學或技校學習，不少人已進入高中，有三名已經邁進大學，成才在即。一旦中途撤回，不僅浪費了巨額錢財，而且中斷了幼童的學業，遺憾終身。美國的許多校長包括耶魯大學校長樸德都寫信給清政府，希望收回成命；總統格蘭德也親自致信李鴻章，希望不要中途撤回；清廷的一些開明官員也上奏反對撤回。但清政府一意孤行，蠻橫地責令幼童回國。幼童歸國後，像罪犯一樣被關在上海的一所學校，幾天後隨便分配工作了之。但幼童們畢竟掌握了一些先進文化，競爭力強盛。憑借他們自身的努力，在20世紀初年大都嶄露頭角，不少人成為企業家、銀行家、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事業有成。其中最著名的有鐵路工程師詹天佑、內閣總理唐紹儀、外交總長梁敦彥、清華大學校長唐國安、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等。
中美文化交流融會的奠基者
一般情況下，異質文化的交流較之同質文化的溝通更具創新意義。因為異質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將消除固有文化的惰性，煥發新的生機，猶如一潭死水重新找到了活水源頭。中美兩個大國，政治、經濟、曆史、習俗、價值觀如此不同，交流的必要性和發展的互補性尤其重要。但是，在幼童赴美留學之前，中美互不了解，基本處於瞎子摸象、霧中看花的隔膜階段。中國人何時知道有個美國以及美國人何時曉得有個中國，已難有確切的答案。有關資料顯示，1844年中美簽訂《望廈條約》時，道光皇帝還不清楚美國在世界上的確切位置，誤認為美國和俄羅斯接壤。絕大多數中國人連美國的基本概念都沒有，甚至沒有統一的稱謂，有“竿裏幹”、“米利幹”、“米利堅”、“花旗”、“亞墨裏駕花旗”等多種說法。林則徐的《四洲誌》、魏源的《海國圖誌》、徐繼佘的《瀛寰誌略》曾描述了美國的方位，評介了美國的一些社會文化，但較為缺少切中要害的實質論述，而且取材於二手資料，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的不在少數。真正實地考察新大陸並進行文化交流者，更難窺見。
不過，殖民意識很強的美國人了解中國的意願遠遠超過了中國人對美國的探求。在18世紀初，極個別的商人、遊客、海盜就曾來華探險。他們返美後，講述在華的所見所聞，引發了許多美國人極大的好奇心。特別是那些商人巨子，急切想來中國發橫財。於是1784年2月22日，“中國女皇號”輪船自紐約啟航赴華，次年5月12日返回紐約。此次航行，大出美國人所料，竟獲純利近4萬美元，利潤高達25℅。美國新聞界爭相報道，不少美國議員還建議重視和拓展對華貿易。於是，美國國會在1789年至1791年為保護對華貿易曾專門立法。與此同時，一些傳教士紛紛來華，傳教、辦醫院、考察風土人情，還寫了幾本介紹中國的書。但其內容仍屬一知半解，主觀臆測的成分很多，講述《紅樓夢》時居然把賈寶玉說成是一位“美女”。而且，大多數美國人對中國存有偏見，視中國人為“長尾巴的天朝人”、“雨傘民族”、“未開化的豬眼人”，愚昧而不可救藥。個別商人還重金從中國鄉村購買小腳婦女，販運到美國巡回展覽，獲取巨額利潤。可見，無論中國還是美國，都對對方缺乏深刻準確的了解，遑論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鑒！
幼童的出國，結束了中美之間的隔閡，為中美文化溝通開辟了一片新天地。他們腳踏實地在美國生活，多者9年，少者6年，具體感悟了一個比較真實的美國。而且，他們的出國，本身就帶來了最真實的中國文化，通過他們的行為舉止，讓美國人實實在在地對中國人有了真切的認識，改變了他們對華人的許多錯誤看法。從一些記述中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美國人對幼童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親自教授幼童的巴脫拉(LouiseBartlett)小姐說：“他們富有青春活力，非常聰明能幹，一般來說，隻要我教會他們一種遊戲，他們就會贏我，他們學英語非常快，除了初次見麵時我們交談有困難外，以後一點困難都沒有了，等到他們進入學校，同學們都很喜歡他們，他們讀書進步很快，老師也為他們的成績而驕傲。”美國的報紙評論說：“這些男孩都有君子之風，他們不但謙虛而且有禮貌，我們都很喜歡他們，崇敬他們，我們都以他們做我們的榜樣。這是他們國家的榮譽。他們對於美國人的友誼衷心感謝，對於美國的家庭生活，他們很快地適應，他們還送給他們的監護人可愛的禮物，而且時時存有感恩圖報之心。”曾與幼童同學的菲爾伯斯(Lyonphelps)教授在1939年回憶說：“在哈特福德的鄉下學校以及中學裏，我最好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中國孩子，每次回憶起往事，自己似乎也覺得奇怪，當我進西中時，我發覺學校裏有很多的中國學生，可能一半是由於東方逗人可愛的性格，以及他們適應人的天才，我很自然地經常請他們做我的遊伴。”由此不難看出，幼童們所展示的中國文化贏得了美國人的高度讚譽。
文化交流的核心是人，人是文化的載體，無論是文化傳播還是文化移植，都必須以人為本。歐洲文化之所以在近代風靡全球，和他們積極向海外殖民關係很大。這是因為，任何文化最終都會積澱為一種價值觀主導下的生存樣態即日常行為習慣。每個留美幼童，不管其意識到與否，本身就是中華文化的形象結晶體。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幼童們在凝結中華文化的同時，還汲取了美國文化，成為兼具中西文化特質的一代新人。這就把文化交流中一般物的交流升華到了人的更高層次，為後來更深入的交流奠定了堅實的根基。
在留美幼童啟航之前，中美之間除容閎外基本沒有熟悉中美文化的人才，僅停留在偶爾的經濟往來和圖書交換上。例如，1867年春，美國國會向中國提供了50份官方文件，作為政府資料交換。1868年，美國向清廷贈送了豆類、蔬菜以及各種穀物的種子，並要求清政府交換。此後，美國政府又希望中國提供稅收、戶籍、人口等方麵的資料。1869年清政府即回贈美國花種50種、五穀和蔬菜種子16種，中國書籍10種934卷，包括儒家經典、醫藥科技和文化典籍3類。
幼童留美這樣的文化交流，則非這些星星點點的物的交換所能比。因為，一旦出現了文化交流的人才，就可以使中美文化交流持之以恒，並深入擴展。此外，有了幼童留美的破冰，後來的留學美國接連不斷，形成了一批學貫中西的知識精英，還產生了胡適、林語堂、梁實秋、竺可楨、梁思成、林徽因、冰心、馮友蘭等蜚聲海內外的文化大師。留美生這個由中美文化培植出來的新型知識群體就順理成章地成了對接中美文化的天然媒體。留美幼童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重大而久遠。
【多維新聞】本文網址：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3-05-16/59177440-all.html#pag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