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派二十年：史上規模最大一次逃離體製下海從商(圖)

文章來源: 南方人物周刊 於 2012-07-09 14:47:34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打印本新聞 (被閱讀 12927 次) 在傳統中國，“領導力”依附於體製，他們的人生價值和角色是由體製內的價值和角色定義的，“領導力”隻能在體製單軌道上實現，鄧小平1992 年的南方講話，是在體製之外開辟了一條“領導力”和“企業家才能”的配置新軌。一幫傳統“士大夫”自覺離開體製，在市場中實現價值，成就“新士大夫” 黃怒波（圖/本刊記者 薑曉明）逃離體製1980年，中央機關到北大挑人，一下子就看中了黃怒波。那時的黃怒波，有才氣，寫一手好詩。短短幾年間，青年黃怒波經曆了王任重、胡耀邦、鄧力群、朱厚澤、王忍之等幾任領導，29歲至正處級，還是中直機關優秀黨員，他的人生看起來是康莊大道。中央機關是最前沿的陣地，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拉鋸，起起伏伏，青年黃怒波靜看潮漲潮落，在政治上收獲不少心得。1989 年的風波過後，天安門組織大聯歡，黃怒波作為部機關黨委委員，分管青年工作，聯歡活動的組織工作自然就交給了他。後來中直機關各種活動都找他，各個部門都找他，他也有點煩了：“就變成人家都有問題，就我是優秀的，我也不說怎麽樣，那個時候就想，能不能過遠離政治的生活。”後來調到幹部局，黃怒波有機會看到很多老同誌的檔案，從抗戰時期、延安時期、“文革”，到現在，有的厚厚四五本，在各種運動中被整、被撤、寫檢查的經曆，閱後悲鳴不已，“有的人所謂革命的人生其實是自我批判的一生。”各種反省、檢討、批判，讓黃怒波看到政治鬥爭的殘酷性，“意識到這個，我就難以接受。”青年黃怒波忽然覺得人生真是不可思議，眼看著這些生命從年輕到老，越活越拘謹，越活越謹慎，在政治鬥爭中過著風雨飄搖的生活。“不能叫幻滅吧，但是起碼我對這個體製已經毫無興趣了，出去吧，但是那個時候我也沒想過下海，因為自己也決不認為自己能下海做企業，反正不想繼續呆下去了，去哪兒呢？”這時，契訶夫的《小公務員之死》又把他驚出一身冷汗。見多了官場上人在的時候眾星拱月、人走的時候門庭冷落，黃怒波真害怕自己有一天也會變成契科夫筆下的小公務員，在權勢麵前戰戰兢兢，唯唯諾諾，人格分裂。他給陶鑄的女兒陶斯亮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對一個革命家庭的敬意，也傾訴了自己的想法。當時陶斯亮正參與創辦中國市長協會，覺得這位意欲從部裏出來的年輕處長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欣然邀請。部裏不放人，“那時候大家都在‘玩捷徑’，沒有人真正願意離開，混到一定年歲，或可派到××日報混個總編社長什麽的。”折騰了快一年，黃怒波寫了數次請調報告，都被駁回。最後急了，黃怒波寫道：我是一名中共黨員，走到哪兒都是給黨工作，為什麽非要留我，留住人留不住心……領導最後批了3個字，“讓他走”。機關10年，黃怒波說學到了兩個最重要的學問：其一，大體知道中國政治體製是怎麽運轉的；其二，學到了體製的嚴謹，“嚴謹”裏包含了正派、謹慎、堅毅等正向品格——“因為那一批人是延安時期過來的，一輩子雖然謹小慎微，但在政治上也還是很正派的，不管左派右派，那時幹部真沒有什麽腐敗可言，每天從早到晚工作，延安作風還在深深影響著他們。我在部裏工作10年，幾乎沒有遲到過一次，也沒人打考勤，全靠自覺。我帶出來的處，也保持同樣的作風，私底下即便送個茶葉什麽的，拿了臉就會紅，堅持不要。”黃怒波一直認為機關10年是他一生的財富，雖然最美好的青春留給了體製，但一生獲益無窮。這10年他從沒停止過寫詩，他的同事們不知道身邊隱藏著一位詩人——這也成了他離開的原因，因為“詩中是另外一個我”，實在憋得難受了，就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即使出了詩集，他也從不示人，詩人駱英跟官員黃怒波，他刻意地讓二者截然分開。1990年，黃怒波被派到市長協會下屬的中國城市出版社當常務副社長，剛準備大幹一場，現實情況卻令他瞠目結舌——出版社原來由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所主管，靠賣書號為生，人員素質差，而且已經形成了一個團夥，工經所派了六屆社長，“都被這幫人趕走了”。黃怒波初來乍到，就碰到棘手的糾紛，事涉書號買賣。河南省檢察院來調查，稱圖書《茶餘飯後》是河南一書商從城市出版社買來的，書商已招供，河南省檢已列為大案查處。黃怒波全力配合查案，他決心藉此整頓出版社，清除毒瘤。全社上下緊張，人人自危，不知道黃怒波接下來要唱哪出戲。“我的人生特戲劇化，根本不知深淺，就一步踩到了一個危機四伏的，每個人都拿著刀子等你的迷局，自己還不知曉內情，很衝，也很愣。”黃怒波說。身處絕境，“毒瘤”們不得不與黃怒波短兵相接，告狀、色誘、潑婦罵街……案子還在查處中，新聞出版署突然下文說，中國城市出版社倒賣書號，勒令停辦，人員遣散。不久北京的大小報刊發布了中國城市出版社停辦的消息。“法官還沒見到當事人，死刑卻已宣判了。”黃怒波目瞪口呆。對此，建設部也不滿，加急電報打到新聞出版署，稱你們不能這麽做，希望一查到底。出版社社長看風聲不對，也不來上班了，一時人心惶惶。領導找黃怒波談話，說關鍵時刻，別也撂了挑子。領導的談話一下子激起了黃怒波的鬥誌，他回社裏發話，願意幹的留下來，出版署不給書號，我們繼續用剩餘書號出書。為謀生存，經建設部許可，黃怒波成立了一家谘詢公司，為了給大家留條後路，希望藉此養活出版社三十多號人——這也是中坤公司的前身。安排好後路，黃怒波找到北京市一中院，把新聞出版署告上法庭，這也是新中國有案可查的第一起行政訴訟案。這時機關的關係也派上了用場，領導說出版署做得不對，建設部黨組也支持黃怒波。官司還在打著，黃怒波就開始了內部整頓，“‘毒瘤’紛紛清除，一個不留”。判決書下達的時候，黃怒波在外地出差，部裏領導給他打電話說，怒波，官司贏了，出版社恢複，到此為止吧。黃怒波理解領導苦衷，部委之間不希望事情鬧得太難堪。但他有一口氣咽不下，關停出版社時，所有媒體都發了通稿，“這次不能輕饒了你們。”他把判決書寄給了中新社的朋友。餘下幾天，全國重要媒體都轉發報道，震動極大。“你看凡是體製內出來的人都是有個性的，就是都不能融入體製的這種。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隻能在體製裏麵呆著，或者做一個壞人，或者做一個窩囊人，做好人沒有用，隻給你留了一條縫隙生存。我知道我不能再呆下去了。”1995年，黃怒波把此前注冊的那個谘詢公司進行了改製，後來逐步做成了中坤集團，而市長協會的日常工作他也慢慢淡出，隻是協會會長助理的職務一直保留至今。逃離體製，出來以後卻不知道該做什麽，但什麽是不能做的黃怒波心裏很清醒：第一不做跟國家經濟命脈相關的產業，比如不碰煤炭、石油、糧食；第二不做文化出版；第三不碰飲料和食品行業，風險太大，一次投毒也許就要了老命。那就嚐試實業吧。黃怒波於是在河北易縣投資了一個銅管拉絲廠，很快就被騙了兩百萬；他又賣茶葉，在湖北宜昌也被人給忽悠了，買來了一噸，根本不知道如何賣出去。這時候的黃怒波，辦企業還停留在大隊會計（黃是知青出身）的階段，隻有簡單的成本和賬目的概念，卻養成了一個習慣，經商最看人性。如今的黃怒波，手中捏著不少稀缺的資源，50個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以古村落為主），1個世界文化遺產地，兩個國家級5A景區，4A景區若幹。很難估量這些資源未來的商業價值，但黃怒波自信中坤集團會成為一個百年老店，“因為它有著最好的商業模式。”中國市長協會副會長陶斯亮曾與黃怒波共事多年，她評價黃怒波：“他足夠聰明，通過合法手法或者不違法的方式賺錢，他把它玩得很好。真的是奉公守法，就別當企業家了，就像我這樣坐辦公室就行了。但是，你要是不遵守法規，你的企業很快就會完了。我覺得他在這兩者之間遊刃有餘，這是他成功的一個原因。”紅頂商人？1991 年，如今享譽商界的地產大佬馮侖也被迫離開了體製。坐上南下的火車，去了海南。早兩年，他參與創辦並曾任常務副所長的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也回不去了，突然成了無業人員。當時在北京經朋友推薦，馮侖投奔牟其中的南德集團，找到了一份按日計酬的零工。他一家借住在西北大學同學張維迎的北京青年公寓裏，後者同樣離開了體改所去往牛津大學。馮侖的創業方式是“92派”企業家裏最草根的——他和合作者借錢湊了3萬多，這些錢大都花在注冊公司等前期費用上，拿到執照時，就剩下幾百塊了。公司注冊資本卻是1000萬人民幣，典型的“皮包”公司。1991年9月13日，一個有著奇怪名號的公司——海南農業高技術投資聯合開發總公司成立。馮侖說：“江湖和遊俠在中國實際上是脫離體製邊緣的一種自由狀態。都是生人，誰也不欠誰，不管你過去是怎麽樣的，海南不相信眼淚。”他們從“流氓”無產者開始折騰，積累了中國底層的生存智慧和辦法。無論是馮侖，還是黃怒波，回顧中國當代企業家的成長史可以發現，1992年之前，中國基本上還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製度。此前，企業都是按所有製成分劃分，隻有國營企業、集體企業、鄉鎮企業、外資企業的簡單定性，股權單一，且不清晰，尚未形成現代企業的製度框架。市場經濟裏，企業是獨立法人和獨立的利益集團，而1992年之前的中國，政企不分成為頑症，企業隻是作為政府的一個附庸存在，是政府職能的延伸。上世紀80 年代中期，價格改革帶動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這一轉變過程中出現“雙軌製”——相當一部分資源依舊被國家掌控，按照計劃經濟的模式定價、運作，導致交易價格遠低於市場價格，於是“尋租”叢生。這個時期，一批高幹子弟或有豐富社會核心資源的人通過“批條子”按低於市場的價格獲得緊缺的生產生活資料，然後按照市場價格賣掉，獲取豐厚利潤，這是“倒爺”背後的權力腐敗。隨著市場的逐步開放，社會中也出現了一股“下海”浪潮，一些眼光獨到、不滿於現狀的小公務員、知識分子、精明農民，願意與命運一博，或走南闖北經商做貿易，或立足於本地資源，開始了艱苦創業。如四川劉永好、劉永行四兄弟，放棄公職，從養鵪鶉、賣小雞開始，很快成為萬元戶、千萬元戶，最終成為億萬富翁，建立了自己的企業王國。放在一個宏觀的背景下去觀察，現代企業製度建立的法製基礎是公司法和合同法，1992年國家體改委出台的兩個文件——《有限責任公司暫行條例》和《股份公司暫行條例》，被認為是中國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雛形，從此，創辦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在法律上有規可循。在此之前，“紅帽子企業”泛濫——改革開放前，中國隻有清一色的公有製性質的企業，即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沒有私人企業。改革開放開辟了市場化進程，私人資本被允許進入某些經營性領域。在當時的環境下，很多企業都被要求有一個“主管單位”，於是私人企業被迫掛靠到某些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之下，甚至掛靠到機關單位名下。還有一些經營性領域因私人資本禁入，民營企業被迫戴上一頂公有的紅帽子，繞開政治阻礙而得償所願。這是中國企業發展史上的一個特殊現象，也是中國經濟體製改革滯後的表現。“紅頂企業”的產生，不僅扭曲了正常的市場行為，造成了經濟秩序的混亂，而且引發了很多悲劇。黃怒波、馮侖、陳東升、田源、毛振華等“92派”企業家曾被一些評論指責為“紅頂商人”，他們無一承認，但也從不否認體製便利對他們創業多有助益，用毛振華的話說：“92派”企業家有超強的“整合各種資源的能力”——這其中多有深意。1991 年，從芝加哥期貨交易所訪學歸來、後來被稱為“中國期貨之父”的田源找到物資部部長柳隨年，想去物資部的下屬公司工作。賞識他的部長看出他的意圖，對他說：“你的新職務是對外經濟合作司司長！搞對外開放工作。”田源回答：“我不幹！”部長火了：“不幹也得幹！你回國前黨組就定了！”田源隻好答應。但這位39歲的新司長已經心不在焉。半年美國訪學期間，他的辦公室就在芝加哥期貨交易所38樓。他是中國第一個期貨博士，也可能是當時最了解西方期貨市場的中國人。1986年訪問紐約期貨交易所，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價格組組長的他便著迷於建立中國期貨市場並尋求在其中的角色。1992 年，物資部陸續成立了許多新的公司，官員下海潮湧動。田源再次找到柳隨年：“中國需要一家國家級期貨經紀公司！”部長再次回絕了他：“部裏辦了太多公司， 沒錢了！”田源說：“給錢我能辦，不給錢我也能辦，隻要部裏批準辦期貨公司，股本金我自己去找。”田源知道國家已經頒布了允許成立股份製公司的文件，這次部長也被說服了。柳隨年欣賞這個年輕人，讓物資部財務司投資兩百萬。這是物資部當時投資數額最少的公司。與此同時，田源找13家股東募集了兩千多萬，最初的股東包括中農信、中銀信托、中國糧食貿易公司等，還包括一家私營公司。1992年12月28日，中國國際期貨經紀有限公司成立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這是國內首家大型股份製期貨經紀公司，在國家工商局注冊，開了期貨業的先河。一年後的5月18日，中國嘉德正式營業。但到1994年3月27日，將近一年，中國嘉德顆粒無收，董事長陳東升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大家說人一緊張身上就會冒冷汗，錯了，我當時是心在冒冷汗，胸疼、透不過氣。員工後來告訴我，每天上班進辦公室看見我笑，他們才敢笑，如果我陰著臉，他們就不敢抬頭。我自己沒本事，就使勁怪員工，好像周扒皮，拿著鞭子抽他們：出去幹活，出去幹活！”公司是“中”字打頭，又從事拍賣行業，拿到正式批文後陳東升想到的第一件事是租個有臉麵的辦公室。“全北京哪兒最牛？建國路上的長城飯店啊！我就到長城飯店去租了4間房。拿美元支付，匯率是8.5比1，一天要付 85美金。說起來是笑話，我就知道索斯比，就知道拍完後向雙方各收10%傭金，其他的都不知道了，我是個碰巧進入拍賣行當的農民，每天坐在長城飯店裏看著美金白花花地流走。”那一年給陳東升的壓力是他永世難忘的：“就像農民辛辛苦苦種地，但不知道最後老天爺給不給你麵子，會不會有收成。所以我經常說，給你第一筆生意的人，不是一般的顧客，是你的救命恩人。”同樣，泰康人壽在經營7年後才開始賺錢。在泰康的辦公室裏，掛著陳逸飛的油畫《黃河頌》，這幅作品是對陳東升艱難創業過往的紀念，也是他個人氣質的寫照。陳東升說這一氣質是一以貫之的。經濟學出身的他創業之初就計算好了“下海”的機會成本——“當部長”。為挽回這一機會成本，他的人生目標是要創辦一家世界500強企業。近二十年的創業幫助陳東升完成了自我認知，他對自己的概括是：“我從來都敢跟別人交鋒，真實的陳東升，就是革命的英雄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還加上革命的現實主義！”在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僅3年，毛振華連升了兩級——從一般幹部到副主任科員再到主任科員。1988年毛振華被提為副處時年僅24歲。1988 年海南建省。作為特區籌備組的一員，毛振華被派往海南，直接參與海南省政府研究中心的組建，負責經濟處。海南省第一個政府工作報告的每一個字都出自毛振華的手筆。不久，他上調中南海，任職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轉眼到了1992年，諳熟宏觀經濟形勢的毛振華認為，“機會似乎來了。”“那時候有一個簡單的願望，就想當個頭兒。在龐大的公務員體係裏，我是大單位裏的小幹部，拍不了板。我想有個獨立舞台，自己是這個舞台的主角。哪怕讓我去西藏當個縣委書記，我都不會下海。”毛振華決定創辦中國的穆迪公司。事實上他並非完全意義上的“下海”——他辦的是“調動手續”，即使今天，他也並未買斷過工齡，也沒有辦理過離職手續。他不是兩隻腳義無反顧地跳下海去，是第一腳邁出去，第二隻腳才抬起來。1990年，俞敏洪從北大辭職，先在一家民營教育機構教課，後創辦“新東方”；1992年，郭凡生“被下海”，創辦“慧聰”；1992年，原深圳蛇口區常務副區長武克鋼“被下海”，創辦“通恒”；1992年，副縣長熱門人選朱新禮下海，創辦“匯源”；1992年，胡葆森離開河南外貿正處級崗位，創辦“建業”；1992年，苗鴻冰離開石油部辦公廳，創辦“白領”；1995年，黃怒波去職中國市長協會副秘書長，創辦“中坤”；1996年，王梓木去職國家經貿委綜合司副司長，創辦“華泰”；……他們原本生活於廣義的體製內，或行政官員，或智囊部門研究員，或大學教員。他們的人生誌向無一例外都是為了在科層體係裏謀求更高的職務，他們中的幾位甚至在40歲左右已經官至司局級。他們經綸滿腹、憂國憂民，是新的“士大夫”階層，他們繼承了這一階層“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神氣質——這是這一階層在中國曆史裏的最典型特征。但是1992年前後，他們選擇離開或“被離開”體製。這一行為通常被局限理解為“創業”，在無數創業故事裏無差異的一部分。“士大夫”下海，這是中國曆史上亙古未有之事。特別是對於近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史，他們的選擇是本厚厚的啟示錄。兩個文件毛振華曾說他將中國誠信證券評估有限公司創辦起來這件事，對陳東升的衝擊是很大的。在這之前，兩位武大的同學從本科到博士一直相伴而讀，他們曾經無數次交流過彼此的創業設想。有一陣，陳東升的夫人去新加坡留學了，毛振華常騎著自行車，晃晃悠悠地從中南海（他那時在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工作）騎到東單陳東升的家，整宿整宿地聊，夜深了就抵足而眠。彼時陳東升在《管理世界》做“中國500強”的評選，對國際商業的狀況有更深入一些的了解，他總對田源和毛振華說，市場經濟條件下，西方商業世界哪些行業最紅火、最具前景，在當下中國就最有機會。毛振華深受啟發，一定要做一個中國沒有的行業，甚至連公司帶“中國”字頭的意義和好處都是陳東升攛掇的。“東升是一個思想家和理想家，相比而言，我更微觀一些。”在與同學多次碰撞協商後，毛振華決定從事信用評估，他要做一個中國的穆迪公司。事實上對於毛振華，穆迪公司隻是偶爾在報紙上看到，或者在廣播上聽說，但這樣的表述在他腦海裏卻留下了深刻印象——“穆迪公司調高了中國政府的發行債券信用等級”，“穆迪公司調低了中國政府的發行債券信用等級”……這一年小平“南方視察”後，國家體改委隨即頒發了兩個規範性文件——《有限責任公司暫行條例》和《股份公司暫行條例》。毛振華至今感激這樣及時的政策，他認為這兩個文件“掀開了中國企業進步的革命性篇章，真正地影響了中國企業未來的發展”。陳東升對這兩個規範性文件的評價是最高的，他認為這兩個文件在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甚至把這兩個文件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與1978年關於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的文件等同，“隻不過是因為各種因素，沒有被大家關注”。“現在人們很少紀念它，但我記得它，因為我是最敏感的，是這兩個條例的受益者。當年想創立企業可是不知道資本從哪兒來，有了這兩個文件後，就可以去募集資金，可以去依據一種商業模式來尋找投資人來投資。嘉德、泰康，都是在這兩個暫行條例後成立的。對這兩個文件我記憶深刻，當時天天把它們揣在懷裏，辦嘉德時，我要起草公司的章程、治理結構，基本上是按那兩個文件來起草的。所以，從1992年開始在中國才有了真正意義上企業的創新。”陳東升說。若論在北京的背景和資源，毛振華比之陳東升、田源差多了，但他靠著一張嘴硬是跑下了一大堆政府部門的紅印和啟動資本金。在此過程中，他性格中的固執一麵大放異彩，他認為創辦公司的第一步是先有金融業務許可證。至於跟誰申請許可證，這個體製的“模糊人”心裏也很模糊。他從中南海騎自行車到複興門中國人民銀行總部，找主管的處長、司長，跟他們談，“他們也不知道這個事情該不該他們管，以及怎麽管？”約人，吃飯，反複跟對方說，自己要籌備的公司在中國是多麽的重要，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到最後人民銀行審批階段，經人介紹認識了央行的領導，毛振華天天去央行“上班”，不斷給他們壓力，“我又來了！”從那時起，毛振華開始信奉“遊說”的力量。這種信奉一直保持到現在。 如果他要做重大的決策，一定要先向所有股東遊說一遍。“市場經濟建立的過程就是遊說的過程，遊說領導推薦你幹這個事兒，遊說別的股東支持你，還要和你一起創業，都得靠遊說，所以遊說很重要的。”比如，他遊說股東：“美國信用評級公司為什麽有這麽大的威信和影響力？而且它不是美國政府的公司，一個都不是，全部是民間的私人公司，但是它最後做到了這個力量，這個力量能夠獨立於政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與政府抗衡，它已經是一個獨立體係，它的合法性依據美國憲法上第一條，言論自由。”就這樣，4個月堅持不懈的遊說，中國人民銀行給中誠信發了金融許可證。借嶽父朋友的關係，毛振華在國家工商總局也順利拿到了執照。因為體改委的兩個規範性意見，融資又有了製度上的保證，接下來的事情對毛振華來說，相對容易了一些。毛振華給他的中誠信找了12個國資背景股東，第一期資本金2000萬元，一次到賬500萬，餘下的3年內分批到賬。股東們基本都隸屬於金融業，有銀行、信托公司、證券公司、國家機關單位等。“當時所做成的事情，現在看來幾乎完全不可能。那時候沒有概念，一心就想遊說他們，有機會找到他們的領導就說：這東西別的國家有，中國沒有。不過我也不敢要太多的錢。”1992年10月8 日，中國誠信證券評估有限公司成立，一家從事資本市場信用評級與評價的獨立中介機構宣告誕生。第二天，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報道了這一消息。“棄官從商”在1992年已成趨勢，與上一代多自鄉鎮企業出身的企業家相比，這些放棄體製內身份的“模糊人”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本科、碩士甚至博士學位，他們對經濟問題有廣闊的視野，對當時中國最需要什麽有良好的感知。他們中的一些人如田源、武克鋼、 金岩石、胡葆森，為官期間曾到國外訪問，對西方市場經濟有豐富認識；他們也與仍在政府部門工作、對很多關鍵性資源握有控製權的舊同事有更好的聯絡。更重要的是，當他們決定開始經商時，私人企業在法律上已被容許，所有這些條件使他們相較於上一代企業家有著巨大優勢。他們是中國現代企業製度的試水者，和之前的中國企業家相比，他們應該是中國最早具有清晰、明確的股東意識的企業家的代表。經濟學家張維迎認為這撥來自體製內創業者的成功，重要的原因是有製度上的保障——公司可以真正私有；再者，他們起初從事的產業都是高附加值的，諸如金融服務、地產、谘詢，甚至高科技。“當他們開始從商時，這些部門還不發達，所以十分有利可圖。因此他們在幾年內積攢了一個普通鄉鎮企業家或許需要數十年才能積累的巨大財富。”中國秘密中國過去20年經濟增長的最偉大成就之一是形成了一個企業家階層，分歧或在於，這個企業家群體的來源及其使命。不同於張維迎對企業家的代際（三代）劃分，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中國企業家其實才走過第一代。獨立經濟學家金岩石也是“92派”的一員（1985年便官至局級），1992年在美國“下海”，他甚至認為中國真正的企業家階層始於1992年。在此之前，除了國有和集體企業，個人經商開辦公司仍不合法，隻有社會底層甚至刑滿釋放人員以“個體戶”之名從事商業交易，製度安排上沒有給文化人提供太多空間。 直至1992年兩個“條例”頒布、1993年底《公司法》出台，國家在法律層麵上終給民營經濟留出舞台。按照金岩石的界定，中國企業家階 層有4個來源：第一撥來自草根，上世紀80年代草根民營企業艱難成長，雖然很多遭淘汰，但如梁穩根、鄭永剛，經曆了一段灰色地帶的積累，一路走來，成為民營經濟的中堅；第二撥源自國企或集體經濟的改製轉型，代表人物如魯冠球、柳傳誌，他們頂著“紅帽子”遊走在體製的邊緣，後以 《公司法》為基礎，完成了製度性的變革（產權）；第三個來源是“士大夫下海”，這是一撥白手起家的官員群體，在1992年前後還相對弱小，但智商高、情商高、有膽識，成長速度在其後20年被證明是最快的；第四撥為海歸創業者，代表人物為張朝陽、李彥宏等。“所以如果僅僅把‘92派’定義為‘士大夫下海’，這既不符合曆史的事實，也降低了1992年在中國企業發展史上的意義。”在金岩石的理解裏，以“四大來源”構成的企業家階層的崛起，與1992年脫不了關係，沒有這一年及其前後幾年的若幹重要因素（1989年風波、小平南方視察、兩個條例、《公司法》），企業家階層的崛起或許還得推後若幹年。在我們對“92派”十多位企業家的采訪中，多數企業家談起對企業家精神的理解，都認為“風險意識”（或冒險精神）是最為重要的構成要素。如果把企業家的利潤定義為風險財富，或可準確理解企業家事實上是一群能夠主動承擔風險的人，勇於挑戰風險追求卓越是他們的共性，而這一人性特征也並非來自遺傳。一旦風險財富成為社會財富的主流，任何成功，無論是政治、商業還是文化上的成功某種程度上都來源於偉大的“投機”——在普通中國人的認知裏，“投機”並非善詞，投機意味著“偷雞”，但實際上現代經濟學已經為“投機”正名，nothing venture nothing gain（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學界有極端觀點認為，“士大夫下海”是政治投機失利，從而轉向商業投機，所以我們有必要厘清，“92派”企業家是否成長於體製內外之間的灰色地帶（包括權力的灰色地帶和法律的灰色地帶），“92派”是否自覺或被動地使灰色力量演化成現代商業文明和企業文明，“92派”是灰色地帶向現代企業和商業文明的推動者嗎？我們經過考察發現，“體製”是“士大夫”們最初的精神臍帶，這鍛煉了他們更寬廣的宏觀視野和對大局的駕馭能力，但也可能成為他們的精神掣肘。這是“92派”的核心特征。中信出版社今年6月出版的《92派》一書，呈現了“士大夫”企業家（主動或被動） 離開體製最後可能反哺體製的全過程。“士大夫下海”和“中國秘密”、“中國奇跡”之間有無本質關聯？後者是當下最熱門的國際話題。在中國近三十多年的增長故事裏，有兩位互相依存又互相掣肘的主人公，一為政府，二為企業家。簡單而言，“中國秘密”、“中國奇跡”實際上是一道“二選一”的智力題：到底誰才是中國近三十多年增長故事裏真正的主人公？政府還是企業家？在中國經驗和人類曆史中辨析這一主題，是刻畫“士大夫下海”的曆史坐標的必要途徑。當然，我們的敘述僅提供了這一命題的可能答案，而不是惟一答案。增長，確切地說是為什麽會增長以及如何才能增長是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在早期，經濟學家相信“蠻力增長”，即投入更多的資本和勞動以實現增長，他們甚至認為，這如果不是增長的唯一來源，也肯定是增長的最主要條件。“蠻力增長”的邏輯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受製於收益遞減規律，維持一定的增長率，勢必要不斷提高投資率，這不符於人類的一般經驗。更多的投資可以短期內提高產出水平，但不能提高增長速度。繼而，經濟學家相信“精明增長”，即創新和技術變革是增長的最重要來源，隻有創新和技術變革才能將一個經濟體從收益遞減規律中解救出來，即用更好的技術和設備來裝備既定的勞動力，既提高產出水平，也提高增長速度。隻有持續的創新和技術變革，才有持續的增長，這已經是共識。但是這一時期的經濟學家認為創新和技術革新是外生的，它能否發生取決於政府政策或運氣。他們還沒有發現經濟體內部存在著創新和技術革新的動力機製——企業家和利潤。他們還不能回答，為什麽有些曆史時期創新是加速的而另一些時期則變慢。回答這個問題，實際上也回答了到底是什麽力量加速或阻礙了經濟的增長。1980年代，經濟學家對創新和技術進步機理的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他們發現，創新和技術進步是內生於經濟體中的，並主要由企業家完成。創新和技術進步率決定了經濟的增長率，而創新和技術進步率取決於最能幹企業家的能力。企業家才能依賴於個人的“洞察力”、“決策力”、“反應力”和“想象力”，部分後天習得，部分則可能是天生的。從熊彼特的著作起，“企業家”開始回歸經濟學理論，經濟學也拉近了自身和現實的距離，並大大增強了對現實的解釋力。企業不僅僅是一條成本曲線和需求曲線，企業家也不再是數學曲線的無差異執行者。其後的經濟學者延續這一思路，提出一個經濟體保持增長的4項建議：（1）創辦企業是相對容易的，減少費錢費時的官僚審批製度；（2）必須有鼓勵企業家創新和技術變革的報酬結構，包括財產和合同法規。（3）政府一定不能有旨在瓜分而不是做大蛋糕的行為；（4）必須保證獲勝的企業家和大型成熟企業有持續的創新動力。簡要而言，做對了（1）和（2），才有了“中國奇跡”；要續寫中國的增長故事，還必須同時做對（3）和（4）。“92派”企業家的故事，是對（1）和（2）最好的證明。其中，對（2）最生動的證明，可能是1992年國家體改委頒發的《有限責任公司暫行條例》和《股份公司暫行條例》——現代企業製度的基礎是公司法和合同法，而這兩個文件正是公司法和合同法的雛形。這是中國企業製度變革的轉折點。這之前，股份公司隻是個別試點，自這兩個規範文件出台起，建立股份公司真正合法化，現代企業治理結構也初現輪廓。這兩個規範文件的出台，引發了一場蔚為壯觀的“下海”潮，中國真正進入企業家時代。企業家人才在政府和工商業之間的配置狀況是觀察一個經濟體最重要的視角，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士大夫下海”有其獨特曆史含義。中國曆史從來都是人才配置“單軌製”，體製通過科舉、戰爭等形式吸納人才，大麵積的“士大夫下海”意味著人才配置出現雙軌製，企業家人才罕見地由政府配置給市場。張維迎解釋了“士大夫下海”和“中國奇跡”的邏輯關聯，他說，“企業家人才在政府和工商業間的配置是經濟發展最關鍵的決定因素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決定因素的話。一些國家之所以不發達，不是因為他們缺乏企業家稟賦，而是因為他們的企業家人才被不當配置於政府或非生產性部門中去。”張維迎說，最具企業家才能的人在創造財富而非分配收入和尋租，是“中國秘密”的最重要原因，也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製度安排。抹殺中國增長故事裏另一個主人公“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公平的。政府主導的優越性在於動用大量資源實施增長計劃，特別是當他們身處危機、把工作重點從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時。政府也展示了他們的學習能力，通過聯合體製內外的知識分子共同尋覓國家發展的比較優勢，並貫徹這一比較優勢。但中國的經驗表明，良性的政府是偶然的。當危機逐步減緩時，政府的其他動機將逐漸顯現出來，特別是當民間的權利意識不斷蘇醒時，他們不是收縮而是擴大自己的權力地盤，直到自己重新成為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的最大障礙。描述“92派”的曆史坐標和使命還需要選擇合適的參照，特別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美國企業史。從1865年到1914年，約五十年時間，美國工業總產值從不足四十億美元增加到242億美元，到1894年， 美國工業總產值已經躍居世界首位。這是美國曆史的黃金年代，也是美國企業史的黃金年代，出現了摩根、洛克菲勒、卡內基等一批企業家，他們在美國社會中的角色非“商業領袖”一項能囊括。“92派”可能是這些故事的中國版本。同時需要參考東歐特別是俄羅斯的轉軌經驗：既觀察在權力和民意的夾縫裏的企業家群體的跌宕命運，又思考如何規避他們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