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九代奇恩”與今天的中國
2009年3月20日，春意盎然的香港，一位西方老人溘然去世，享齡七十九歲；若按中國人算虛歲的傳統，則達耄耋之年。短短數日內，這個消息以中文的形式傳遍了全球成百上千間華人教會；短短數周內，香港、台灣和新加坡三大華人居住區分別舉行了隆重的追思禮拜。這位“老外”是誰，一方麵深受普世華人信徒的愛戴，一方麵又在中國大陸的教會中鮮為人知？
如果我們走近這位老人，會發現他的英文名字為James Hudson Taylor III，直譯為雅各•赫德生•泰勒三世，泰勒是很普通的英文姓，誰是這個泰勒家族中的一世和二世呢？然而在華人教會中，沒有人稱他為泰勒牧師，因為老人還有一個非常中國的名字——戴紹曾，如果說“紹”字取“克紹箕裘”之意，那麽他所要效仿、繼承的“曾祖”又是誰呢？
戴家的故事穿越兩個世紀，橫跨歐、美、亞三大洲，中、港、台三大地區，直貫祖孫九代人，而其中五代人與中國教會建立了血肉相連的關係。而這一切，都要追溯到233年前的一天……
第一代：戴雅各 （James Taylor, 1749 - 1795）
1776年初，按中國的紀年，為乾隆四十年臘月。遠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文藝複興和理性主義的抬頭嚴重地衝擊著傳統信仰，科技發展帶來的工業革命引起了更多的社會問題，而以英國國教為主導的教會領袖虛偽墮落，根本無力改變時弊。就在這樣社會、教會雙重混亂腐敗中，神興起了一位巡回布道家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他帶領的複興運動，震撼了英倫三島。然而他的事奉並非一帆風順，譬如在英國北部約克郡（Yorkshire）的邦士立鎮（Barnsley）的居民，有很多人激烈反對他，甚至揚言要痛宰他，其中一個叫戴雅各的年輕石匠，更是每次不忘用臭雞蛋和西紅柿去鬧場。
然而1776年初的那次露天布道會，卻改變了戴雅各的一生，也改變了整個戴氏家族的命運。沒人知道，那一天，戴雅各是否扔過任何雞蛋，但是神的話顯然擊中了他的內心。那天的經文是約書亞記24章15節：“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幾天後的2月1日，是戴雅各的大喜之日，那天，他走在麥地裏，一心想著新娘和婚禮，但是這句經文竟再次無聲地擊中他，聖靈的工作是那麽強烈，以至於他不得不屈膝降服，請求耶穌基督成為他個人的救主。這一場屬靈爭戰下來，等他換完禮服趕到教堂，已經錯過時間，幸好朋友們調整了時鍾，使他可以“按時”成禮。婚禮後的早餐會上，戴雅各分享了那天早上他在麥地裏的經曆，語驚四座，而剛成為戴夫人的新娘心中暗暗叫苦：“難道我竟嫁了一個衛斯理派的信徒嗎？”
婚後的戴雅各為妻子的得救迫切禱告，然而他越禱告，妻子卻越反感，直到有一天，戴雅各把妻子抱進臥室，迫使她和自己一起跪在床邊，並用手按在她身上不許離開，一邊流淚一邊禱告。突然，他發現身邊的妻子也開始痛哭流涕。那一天，他們並肩站在神麵前說：“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重生得救後的戴氏夫婦開放家庭，接待前來巡回布道的衛斯理和他的同工們，戴雅各自己也成為當地第一位循道會的傳道人。衛斯理和戴雅各結為至交，他最後一次住在邦士立鎮戴家時年已八十三歲，彼時，他的造訪已成為當地的屬靈盛事，鎮上的居民每次都會蜂擁前來聆聽他的教導。
第二代：戴約翰 （John Taylor, 1778 - 1834）
婚後兩年，戴雅各夫婦生下一個兒子，取名戴約翰，從事紡織業。戴約翰17歲那年，戴雅各去世。年輕的戴約翰繼承父誌，也成為當地有名的帶職傳道人。他與妻子主辦的主日學，左近村鎮報名的孩子竟有六百名之多。孩子們入學不久，品行操守顯著提高，使很多反對者開始參加教會，當年戴雅各所建的小禮拜堂已不敷使用，會眾自發奉獻，興工建造了一座新教堂。
第三代：戴雅各（James Taylor, 1807 - 1881）
獻堂之際，戴約翰的兒子戴雅各已滿四歲。與中國人避諱長輩名號的習俗相反，英國家庭紀念長輩最常見的方式，就是給孩子起同樣的名字。為了紀念自己的父親，戴約翰使自己的兒子與其祖父同名。後來戴雅各成為一名藥劑師，工餘和父、祖一樣盡力傳道。當他讀到出埃及記13章2節“凡頭生的，要分別為聖歸我”，便與妻子一起跪下來回應神的話，將尚未出生的頭生子歸給耶和華。那段日子戴雅各也閱讀了一些有關中國的書籍，了解到這個泱泱大國，居然很少有宣教士前往，因此，夫婦兩人再度獻上禱告，希望這個孩子將來能到中國去傳福音。
冬去春來，戴雅各一家終於迎來了他們的頭生子，為了紀念同名為雅各（James）的父親和曾祖父，以及娘家姓為赫德生（Hudson）的母親，這個孩子便被命名為雅各•赫德生•泰勒，即戴德生。
第四代：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 - 1905）
泰勒家姓“戴”，始於戴德生；泰勒家族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也始於戴德生。有關戴德生的傳記，不下十餘種。本文篇幅有限，不能盡展他的人生，隻能集中演繹他生命中的幾個重要轉折點：
父親的書房
雖然在敬虔家庭長大，進入銀行工作的少年戴德生開始偏離信仰，這使他的母親和妹妹非常憂慮。有一年六月，戴的大妹在日記中寫到，“每天為哥哥悔改祈禱三次”；而在五十英裏外親戚家做客的戴母，則決定用一整天的時間為兒子的靈魂禁食禱告，不得確據，便不出房門。那天，休假在家的戴德生走進書房，無意中撿起一張福音單張。他一心隻想知道前半部分的故事，若是看到任何陳腔濫調的說教就丟掉。然而，因著家人的代禱，聖靈吸引了戴德生的眼睛，當他看到，故事中的主人翁聽到耶穌在十字架上大喊“成了”，便悔改得救，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原來自己的罪債，和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樣，都早已由耶穌基督所付的代價做出了完全的補償，自己隻需憑信心接受主所成就的救恩便能得救。於是，他跪在書房內認罪悔改，接受耶穌成為他個人的救主。戴德生欣喜地與妹妹分享這件事，又囑咐她不許告訴別人，包括父母。而在五十英裏外的戴母，經過數小時與神摔跤式的禱告，也已確信自己的代禱已蒙應允。幾天後回到家，她直接問戴德生，發生了什麽事？戴德生以為妹妹告訴了母親。戴母卻說：“不，那天我為你禱告的時候，便知道神已經垂聽並悅納我的祈求。”那年，戴德生十七歲。
麥家圈的屋頂
獲得新生後的戴德生，重拾幼年間前往中國宣教的誌向，他改行學醫，大量閱讀與中國有關的書籍期刊，以不可思議的毅力，用極其原始的方法學習中文，並在體力、信心、生活方式各方麵操練自己，為赴華宣教做準備。1853年，由“拜上帝會”發展而成的太平天國在南京建都，一時間，西方世界以為中國將馬上成為一個基督教的新國度，新成立的中國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主動向戴德生提議，請他提早赴華。盡管很多師友都勸他，等一年後拿到外科醫生資格再出國，但戴德生看重中國人的靈魂過於自己的一紙文憑，仍於1853年9月19日從利物浦離開祖國，經六個月的海上風濤，於翌年3月初抵達上海，暫時寄居在山東路的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宿舍。那一帶因為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 - 1857）陸續建立了墨海書館、天安堂和仁濟醫院等福音機構，占地麵積較大，被當地人稱為“麥家圈”。
按中國紀年，時為鹹豐四年，正是清軍與小刀會在上海對峙的時期，戴德生除了學習中文的重擔外，還飽受戰火的威脅。1854年10月18日的經曆讓他終身難忘：淩晨2點45分，剛睡下不久的戴德生被火光驚醒，急忙跑到屋頂查看，卻見大火一路蔓延到他的住所，忽然下了一場及時雨澆滅了火苗，他還來不及向神感恩，一顆四、五磅重的炮彈在他頭上飛過，擊中身後的屋頂，破碎的瓦片濺了他一身。驚魂甫定的戴德生將這顆險些要了他命的炮彈寄給母親做“聖誕禮物”，紀念神的保守。那年，戴德生二十二歲。
伯萊頓海灘
之後的六年，戴德生先後在上海、寧波巡回布道、主持診所，並迎娶了宣教士遺孤瑪利亞為妻，夫妻同心同力，事工漸顯果效，他對中國的負擔也越來越重。在給妹妹的信中他寫到：“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是中國，乃是基督。”這句話後來成為他最常被引用的名言，激勵了無數中西信徒。然而，極度勞累導致戴德生的健康急劇惡化，不得不回國休養。回到英國後，戴德生一麵完成耽擱的學業，一麵修訂寧波語聖經，一麵到處奔走，大力疾呼，希望能喚起英國教會對中國屬靈需求的重視，但收效甚微。
1865年6月25日，戴德生應友人之邀，前往英國南部的海邊城市伯萊頓（Brighton）度周末，調適身心。這天是主日，按理戴德生應該留在教堂中做禮拜，然而，一邊看著眼前上千名基督徒歡喜快樂地崇拜，一邊想到中國隨時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屬靈的黑暗中沉淪，因為無法忍受這極度的反差，他獨自走出禮拜堂，前去海灘散步，心中充滿了痛苦與掙紮。最終他決定跟隨聖靈的感動，唯獨信靠仰賴神的供應，投入中國宣教事工。幾天後，戴德生以獻上五餅二魚的信心用十英鎊開了一個賬號，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便在“十鎊英金加上神所有應許”的根基上成立了。那年，戴德生三十三歲。
杭州的蘭茂密爾團隊
在伯萊頓海灘上，戴德生除了決定成立一個專門向中國宣教的差會之外，還向神開出了具體的籌碼：“二十四位能幹而甘心的宣教工人”。一年之後，即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一家和十六位宣教士搭乘一艘名為“蘭茂密爾（Lammermuir）”的帆船前往中國，打破記錄，成為宣教史上最大的一次成行的宣教團隊。船上的十八位成人加上已經差派在中國的六位宣教士，正好是戴德生向神開口所求的人數。9月30日，一行人抵達上海，略事調整後，便從水路南下，經過無數城鎮都無法落腳，最終在杭州租到一套舊院子，安頓下來，這套房子一樓的小禮拜堂，便是今天可同時容納5000人聚會的崇一堂之雛形。
揚州教案後更新的生命
杭州的宣教事工卓有成效後，戴德生帶著家眷和一些同工沿運河北上，繼續拓荒，不意竟在1868年的揚州暴動中險些遇難，又因該“教案”上升為清廷與英國的外交事件而倍受誤會和指責。【1】但最令戴德生痛苦的是，自己一麵要承擔近二十名宣教士和六名中國同工的領袖責任，一麵卻無法擺脫靈裏的枯竭與追求聖潔的掙紮。1869年9月，一位宣教同工的來信使他經曆了靈命的更新，並興奮地宣告：“啊，神已使我成為新造的人了……以前我隻是從聖經裏風聞，而現在卻真地經曆到這些事的無比信實。”有史家稱，那是“戴德生和內地會的五旬節”。
正因為有這次靈命的複興，戴德生才承受得住比揚州教案更可怕的人生風浪：一年之內，他接連失去兩個孩子和愛妻瑪利亞。站在母子三人的新墳前，戴德生再一次將自己獻在神的祭壇上。幾個年齡較長的兒女被送回英國受教育，戴德生孑然一身留守異鄉，在孤寂與痛苦中，他時時呼求主，主的安慰也常常臨到他。那年，戴德生三十八歲。
中國內地會的發展
在這以後的數十年，戴德生頻頻奔波於西方和中國之間，除了英倫三島之外，還陸續在北歐、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建立了內地會的籌募機構，發展成當時尚十分罕見的跨宗派、跨國界、甚至跨語種的全球性宣教差會。
1875年，戴德生以信心的禱告，為清朝版圖中未被福音觸及的九大省祈求18名宣教士；1882年，戴德生向神大大張口，預備70名新生力量；1887年，再度向神求100名新宣教士；1890年，為了將福音傳遍中國的異象，戴德生的信心成幾何增長，竟然懇求“莊稼的主人”在五年內再加派1000名工人來華。信實的神，照著戴德生和他同工的信心，一一俯允這些請求。成百上千名宣教士深入內地，遠涉邊疆，甚至將福音帶進少數民族的群體中，在很多連分省地圖都找不到地名的窮鄉僻壤建立了一間間布道所，寫下了中國宣教史上最輝煌感人的“群英會”。
到1905年，內地會已有825名宣教士，1152名中國同工，受洗基督徒達18625人，建立了418個教會，1424個福音站和布道所，150所學校。那年，戴德生於長沙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第五代：戴存仁（Herbert Hudson Taylor, 1861 - 1950）
戴存仁是戴德生的長子，出生於戴德生首次回國養病期間。內地會成立那年，他四歲；搭乘蘭茂密爾號首次踏上中國土地時，他五歲；揚州教案爆發時，他七歲；與弟妹一起被送回英國讀書不久，便收到母親去世的噩耗，那年，他剛滿九歲，而父親則常年不在身邊。按照現代心理學的理論，在這樣惡劣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很難有什麽出息。然而，戴存仁卻是一個例外。十七歲的戴存仁被倫敦醫院的醫學院錄用，剛完成兩年基礎課程，便收到父親的來信——原來戴德生計劃在山東煙台建立一所學校，以解決因團隊不斷壯大而麵臨的日益突出的需要：宣教士休養及子弟教育問題，這在當時又是一項創舉。沒有比戴存仁本人更能體會宣教士家庭妻離子散的痛苦，禱告尋求後，戴存仁決定效法當年的父親，放棄醫學學業，前往中國參與宣教事業的後勤工作。煙台古稱芝罘，這所芝罘學校（Chefoo School）被譽為“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英文學校”，其中不乏戴存仁與妻子五十多年的默默耕耘。與父親不同的是，他再也沒有機會返回英國完成學位。而他在中國的幕後事奉，也缺乏直接為主贏得靈魂的成就感，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戴存仁選擇了一條代價更為艱巨的道路。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煙台、濰縣一帶的外僑師生全部被送進集中營，包括早已退休但仍在發揮餘熱的戴存仁，以及他的四個孫兒輩。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八十高齡的戴存仁每日清晨高歌讚美詩稱頌主恩，以生命的榜樣激勵每一個被擄的同伴。抗戰結束後，戴存仁回到英國，五年後去世。從宣教第一線，退居教育第二線，戴存仁為戴家第一人。
第六代：戴永冕（James Hudson Taylor II, 1894 - 1978）
戴存仁夫婦生育了九個兒女，其中戴永冕出生在蘇格蘭，為雙胞胎中的哥哥，因為早產，醫生認為隻能存活六小時，然而，六個月以後，他們竟坐船前往中國。他在芝罘學校期間，以調皮搗蛋著稱；畢業後，便在上海學藥劑，並和老板的女兒偷偷來往。有一次，他出席一場布道會，聽到保羅在羅馬書中所列的各種罪，包括“不孝敬父母”。戴永冕仿佛聽到聖靈如此譴責他：“你為何讓你的女友違背父母的命令與你交往？”尋求活在神旨意中的意願終於戰勝了少年人的血氣方剛，戴永冕與神立約：“除非雙方父母都讚同，我將不再與她來往。”當晚，他知道自己得救歸主了。
戴永冕是九個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位跟隨先人腳蹤，加入內地會的戴家子弟，二十三歲的他被派遣到河南開封的福音醫院擔任藥劑師。僅僅得救不能使他滿足，戴永冕在宣教工場迫切追求聖靈充滿的新生命，以至於他的同工們都認為他有些癡迷了。1921年，戴永冕赴美求學，並結識了未來的妻子戴永和（Alice Elisabeth Hayes, 1898 - 1987）。兩人成婚後一起來到中國，在北伐的硝煙中成立了開封聖書學院，並隨伯特利布道團遠赴邊疆傳福音。七七事變之後，日軍占領了開封，千餘名婦孺逃到聖書學院避難。戴永冕將校門在身後關上，以驚人的冷靜與幽默獨自麵對荷槍實彈的日軍，挽救了無數河南百姓。
形勢越來越嚴峻，戴永冕夫婦被迫退到煙台，和在芝罘學校的老父與住讀的兒女享受了數月的天倫之樂，他本已買好了前往美國避難的船票，但同時又感到需要繼續培訓中國傳道人，經過進一步禱告，他毅然退了票。1940年初，戴永冕把孩子們留在芝罘學校，自己和妻子帶著開封聖書學院的老師及同工，在此非常時刻前往陝西，在戰火紛飛中繼續為中國教會培育教牧人員。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那一天，戴師母獲知自己的母國與日本開戰，而自己的四個孩子卻落在敵軍手中，心痛如絞，跑回臥室放聲痛哭，連禱告的能力都失去了，滿心自責：“為什麽我們在能夠離開的時候不離開？！”那一刻，家鄉老牧師的臨別贈言襲上心頭：“你若關心神的事，神必關心你的事。”聽到神的應許，這位母親終於擦幹眼淚，重新站了起來。
戴家人所付出的代價，給中國教會帶來了新的祝福——戴永冕出任院長的西北聖經學院，英才輩出，擔任副院長的中國同工馬可牧師，在開封聖書學院便是戴牧師的學生，後來他成立了“遍傳福音團”，帶著“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Back to Jerusalem）的異象，沿著絲綢之路開始了這一中國本土傳道人自發的宣教之旅。五年半的痛苦分離後，一家人終於毫發無傷地歡聚一堂，神再一次彰顯了他的信實。政權易手後，戴永冕夫婦轉往台灣，並在高雄成立了聖光聖經學院，一邊從事神學教育，一邊在台灣原住民中拓荒布道，將餘生完全獻給了中國人。
第七代：戴紹曾（James Hudson Taylor III, 1929 - 2009）
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位老人，就是戴永冕的長子戴紹曾，自他在開封出生後，就一直麵對戰火硝煙與骨肉分離，年幼的他曾經立誌：長大絕不做宣教士，即便成為傳道人，也絕不回中國宣教。抗戰結束後，戴紹曾隨父親往安徽布道，看到一位中國青年在台前痛哭悔改，他感受到，自己對中國的怨恨背後乃是對上帝的怨氣，在聖靈的光照中，他看到自己仍活在民族優越感中，因此幡然悔改。
第二年，戴紹曾帶著重生的生命赴美求學，結識了立誌做宣教士的賴恩小姐（Leone Tjepkema）。兩人結婚後，於1955年去到台灣，協助父母在高雄的聖光學院教書，五年後，戴紹曾正式繼任為院長，聖光人讚他：“跪下能禱告，站立能講道”。1970年，戴紹曾為了進一步推動“福音本色化”，聯合十四家教會和福音機構在台北創辦了跨宗派的“中華福音神學院”，並擔任了十年的院長。但對校長一職，不論是在“聖光”，還是在“華神”，他都一心想交棒給中國人，並在華神院訊中，謙卑而懇求地呼求：“我的心渴望見中國教會成長，渴望華神有中國院長……我知道今天我之成為‘華神’院長，是神用我做個過渡的橋梁，真正的主人是中國人；……差會的錯誤，宣教士的缺陷，正待中國人自己來糾正，來彌補，伏案深思，不禁又要問：‘中國人，您在哪裏？’”
1980年，戴紹曾夫婦接受海外基督使團（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新加坡總部的邀請，接下第七任總主任的職位。海外基督使團的前身，就是戴紹曾的曾祖父戴德生所創立的中國內地會，約在1951年底，從中國內地退出的宣教士陸續轉往東南亞各國，將戴德生“把福音傳給所有中國人”的異象，擴大到東南亞所有的“未得之民”，並於1965年正式更名。
就任前夕，戴紹曾陪同母親（戴永和師母）走訪漸次對外開放的中國大陸，幾經協商，終於以“華僑”身份返回他的出生地、當時尚不允許外國人到訪的“開封老家”。一場又一場與當年老同工久別重逢的感人場麵，再次印證了神的信實：內地會在中國八十五年的事奉，沒有歸於徒然，在試煉逼迫的日子裏，神奇妙地保守了他的教會。
1991年，戴紹曾牧師移居香港；1994年，與兩位華人弟兄一起創辦“國際專業服務機構”（Medic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並擔任總裁，該機構的宗旨是通過與中國政府的合作，在提供專業服務的同時，通過生命的見證，與中國內地的百姓分享神的愛。2004年，他將職位交給華人領袖後，轉為榮譽總裁。即便在被確診為肝癌之後，戴牧師仍堅持以講道、寫作等方式繼續服事中國人，包括二次走訪四川大地震災區，以自己少年時期在濰縣集中營的經曆勉勵受災學生。戴牧師對中國人愛之切、認同之深，言行舉止活像一位中國君子，在台灣、新加坡和香港都留下了無數美好的見證，中國朋友笑稱他為“老華僑”，四川省昭覺縣亦授予他榮譽市民身份，他的子弟和同工幾乎遍布全球華人教會，難怪有那麽多人如此懷念他。他常在講道中極自然地用第一人稱提到“我們中國人”，並表示自己願意象曾祖父那樣“死在中國”，今年春天，這位老人得償所願地安息在已經回歸祖國懷抱的香港特區。
第八代：戴繼宗（James Hudson Taylor IV, 1959 -）
戴繼宗是戴紹曾牧師的獨子，出生在台灣屏東，幼時和當地人一起就讀於普通的台灣國民小學。有一次，同學問他借筆，他說：“對不起，我隻有一支筆。”同學笑他：“你是外國人，怎麽會那麽窮？” 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戴繼宗在學校備嚐被中國人排斥的滋味，因而產生厭學情緒。戴紹曾牧師為了培養中國的本土傳道人奔走各地，對兒女的教育反而力有不逮，當他聽到孩子逃學的消息，內心極其痛苦。但幼年的經曆並未影響戴繼宗對中國人的愛。與美籍華人自嘲為外黃內白的“帶皮香蕉”相反，戴繼宗喜歡自稱外白內黃的“無殼雞蛋”。
高中畢業後，戴繼宗赴美留學。大學畢業後，在一位內地會前輩長達兩年的師徒式引導下，戴繼宗終於走出家族壓力，從內心深處明白，服事神並非為了“繼承祖宗的事業”，而是對神呼召的單純回應。1984年， 戴繼宗入讀父親當年的母校亞斯比神學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手裏的錢隻夠支付第一學期的學費，今後的日子隻能仰望神。第二學期開學時，他仍然囊中羞澀，誰知，一位不願留名的中國信徒暗暗替他支付了接下來兩年半的求學費用，使他經曆到神的供應和中國教會的愛。
畢業後戴繼宗在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任副牧師六年，並曾在台灣校園團契服事三年。在波士頓期間，結識了他日後的佳偶——來自台灣宣教世家的柯悅敏，1993年，戴氏家族終於迎娶了首位華人媳婦。1996年，戴繼宗投入海外基督使團華人事工，全家遷來香港。
第九代：戴承約（James Hudson Taylor V, 1994 -）
1994年，戴繼宗與柯悅敏的頭生子呱呱墜地，戴家的後人終於有了華人的血脈。起初，戴紹曾想給長孫起名“承德”，表示“繼承戴德生”的心願，後來與台灣親家商量後，改為“承約”，繼承“上帝之約”。接著，大孫女出生，取名戴承書，二孫女出生，取名戴承亞，三個孩子的尾字加在一起，便是當年戴雅各與神所立之約引用的約書亞記的經文：“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至於我們——
若從戴雅各1776年在麥地與神立約算起，戴家人已經事奉神233年；若從戴德生1853年啟程赴華算起，戴家人已經事奉中國人156年。若中國基督徒追溯各自的屬靈家譜，將會發現，每個人或多或少、或直接或輾轉都受過中國內地會的恩惠。於今之際，作為最大的受益人，中國教會絕不能象舊約中的埃及人那樣，成為“不知道約瑟的新一代”；了解了戴家與中國的淵源之後，我們又當如何回應這個宣教家族以及他們背後的神？
敬虔後裔
戴家獻身中國的子弟遠遠不止本文所提到的這些代表人物，戴德生妹妹所生的十個兒女中，便有五位前來中國宣教，至今他們的後裔仍在幫助中國人，限於篇幅，不能一一錄述。信心不會遺傳，卻可以傳遞。戴氏家族的“九代奇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戴氏家訓“至於我和我家，必定世代事奉耶和華”。戴家人不僅把這句經文掛在口頭、懸於門楣、“係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頭為經文”，而是切切實實刻於心版，言傳身教，才有戴家人一代又一代生命的傳承。
中國人注重家族觀念，而我們是否願意象戴家一般立定心誌，孕育出一代又一代敬虔的後裔？對中國信徒而言，獻出時間、獻出金錢，似乎都還不算難事，然而若要我們如亞伯拉罕獻以撒一般獻出自己的兒女，讓神完全掌管孩子的生命主權，則會擊中很多基督徒父母的要害，“憂憂愁愁”地與主保持距離了。與“世代事奉耶和華”相比，大部分信徒更喜歡在客廳裏懸掛“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匾額，然而在獨生子女的家庭體係與社會結構中，我們的孩子往往成了“一家之主”。有時候我們看重兒女教育，勝過他們的靈命成長，常會因為周末的補習班和才藝課而荒廢了他們的主日學，甚至因為接送兒女，父母也不再守主日。世有俗語，“富不過三代”，基督化家庭的屬靈遺產呢？能延續幾代人？
2009年3月20日，春意盎然的香港，一位西方老人溘然去世，享齡七十九歲；若按中國人算虛歲的傳統，則達耄耋之年。短短數日內，這個消息以中文的形式傳遍了全球成百上千間華人教會；短短數周內，香港、台灣和新加坡三大華人居住區分別舉行了隆重的追思禮拜。這位“老外”是誰，一方麵深受普世華人信徒的愛戴，一方麵又在中國大陸的教會中鮮為人知？
如果我們走近這位老人，會發現他的英文名字為James Hudson Taylor III，直譯為雅各•赫德生•泰勒三世，泰勒是很普通的英文姓，誰是這個泰勒家族中的一世和二世呢？然而在華人教會中，沒有人稱他為泰勒牧師，因為老人還有一個非常中國的名字——戴紹曾，如果說“紹”字取“克紹箕裘”之意，那麽他所要效仿、繼承的“曾祖”又是誰呢？
戴家的故事穿越兩個世紀，橫跨歐、美、亞三大洲，中、港、台三大地區，直貫祖孫九代人，而其中五代人與中國教會建立了血肉相連的關係。而這一切，都要追溯到233年前的一天……
第一代：戴雅各 （James Taylor, 1749 - 1795）
1776年初，按中國的紀年，為乾隆四十年臘月。遠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文藝複興和理性主義的抬頭嚴重地衝擊著傳統信仰，科技發展帶來的工業革命引起了更多的社會問題，而以英國國教為主導的教會領袖虛偽墮落，根本無力改變時弊。就在這樣社會、教會雙重混亂腐敗中，神興起了一位巡回布道家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他帶領的複興運動，震撼了英倫三島。然而他的事奉並非一帆風順，譬如在英國北部約克郡（Yorkshire）的邦士立鎮（Barnsley）的居民，有很多人激烈反對他，甚至揚言要痛宰他，其中一個叫戴雅各的年輕石匠，更是每次不忘用臭雞蛋和西紅柿去鬧場。
然而1776年初的那次露天布道會，卻改變了戴雅各的一生，也改變了整個戴氏家族的命運。沒人知道，那一天，戴雅各是否扔過任何雞蛋，但是神的話顯然擊中了他的內心。那天的經文是約書亞記24章15節：“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幾天後的2月1日，是戴雅各的大喜之日，那天，他走在麥地裏，一心想著新娘和婚禮，但是這句經文竟再次無聲地擊中他，聖靈的工作是那麽強烈，以至於他不得不屈膝降服，請求耶穌基督成為他個人的救主。這一場屬靈爭戰下來，等他換完禮服趕到教堂，已經錯過時間，幸好朋友們調整了時鍾，使他可以“按時”成禮。婚禮後的早餐會上，戴雅各分享了那天早上他在麥地裏的經曆，語驚四座，而剛成為戴夫人的新娘心中暗暗叫苦：“難道我竟嫁了一個衛斯理派的信徒嗎？”
婚後的戴雅各為妻子的得救迫切禱告，然而他越禱告，妻子卻越反感，直到有一天，戴雅各把妻子抱進臥室，迫使她和自己一起跪在床邊，並用手按在她身上不許離開，一邊流淚一邊禱告。突然，他發現身邊的妻子也開始痛哭流涕。那一天，他們並肩站在神麵前說：“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重生得救後的戴氏夫婦開放家庭，接待前來巡回布道的衛斯理和他的同工們，戴雅各自己也成為當地第一位循道會的傳道人。衛斯理和戴雅各結為至交，他最後一次住在邦士立鎮戴家時年已八十三歲，彼時，他的造訪已成為當地的屬靈盛事，鎮上的居民每次都會蜂擁前來聆聽他的教導。
第二代：戴約翰 （John Taylor, 1778 - 1834）
婚後兩年，戴雅各夫婦生下一個兒子，取名戴約翰，從事紡織業。戴約翰17歲那年，戴雅各去世。年輕的戴約翰繼承父誌，也成為當地有名的帶職傳道人。他與妻子主辦的主日學，左近村鎮報名的孩子竟有六百名之多。孩子們入學不久，品行操守顯著提高，使很多反對者開始參加教會，當年戴雅各所建的小禮拜堂已不敷使用，會眾自發奉獻，興工建造了一座新教堂。
第三代：戴雅各（James Taylor, 1807 - 1881）
獻堂之際，戴約翰的兒子戴雅各已滿四歲。與中國人避諱長輩名號的習俗相反，英國家庭紀念長輩最常見的方式，就是給孩子起同樣的名字。為了紀念自己的父親，戴約翰使自己的兒子與其祖父同名。後來戴雅各成為一名藥劑師，工餘和父、祖一樣盡力傳道。當他讀到出埃及記13章2節“凡頭生的，要分別為聖歸我”，便與妻子一起跪下來回應神的話，將尚未出生的頭生子歸給耶和華。那段日子戴雅各也閱讀了一些有關中國的書籍，了解到這個泱泱大國，居然很少有宣教士前往，因此，夫婦兩人再度獻上禱告，希望這個孩子將來能到中國去傳福音。
冬去春來，戴雅各一家終於迎來了他們的頭生子，為了紀念同名為雅各（James）的父親和曾祖父，以及娘家姓為赫德生（Hudson）的母親，這個孩子便被命名為雅各•赫德生•泰勒，即戴德生。
第四代：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 - 1905）
泰勒家姓“戴”，始於戴德生；泰勒家族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也始於戴德生。有關戴德生的傳記，不下十餘種。本文篇幅有限，不能盡展他的人生，隻能集中演繹他生命中的幾個重要轉折點：
父親的書房
雖然在敬虔家庭長大，進入銀行工作的少年戴德生開始偏離信仰，這使他的母親和妹妹非常憂慮。有一年六月，戴的大妹在日記中寫到，“每天為哥哥悔改祈禱三次”；而在五十英裏外親戚家做客的戴母，則決定用一整天的時間為兒子的靈魂禁食禱告，不得確據，便不出房門。那天，休假在家的戴德生走進書房，無意中撿起一張福音單張。他一心隻想知道前半部分的故事，若是看到任何陳腔濫調的說教就丟掉。然而，因著家人的代禱，聖靈吸引了戴德生的眼睛，當他看到，故事中的主人翁聽到耶穌在十字架上大喊“成了”，便悔改得救，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原來自己的罪債，和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樣，都早已由耶穌基督所付的代價做出了完全的補償，自己隻需憑信心接受主所成就的救恩便能得救。於是，他跪在書房內認罪悔改，接受耶穌成為他個人的救主。戴德生欣喜地與妹妹分享這件事，又囑咐她不許告訴別人，包括父母。而在五十英裏外的戴母，經過數小時與神摔跤式的禱告，也已確信自己的代禱已蒙應允。幾天後回到家，她直接問戴德生，發生了什麽事？戴德生以為妹妹告訴了母親。戴母卻說：“不，那天我為你禱告的時候，便知道神已經垂聽並悅納我的祈求。”那年，戴德生十七歲。
麥家圈的屋頂
獲得新生後的戴德生，重拾幼年間前往中國宣教的誌向，他改行學醫，大量閱讀與中國有關的書籍期刊，以不可思議的毅力，用極其原始的方法學習中文，並在體力、信心、生活方式各方麵操練自己，為赴華宣教做準備。1853年，由“拜上帝會”發展而成的太平天國在南京建都，一時間，西方世界以為中國將馬上成為一個基督教的新國度，新成立的中國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主動向戴德生提議，請他提早赴華。盡管很多師友都勸他，等一年後拿到外科醫生資格再出國，但戴德生看重中國人的靈魂過於自己的一紙文憑，仍於1853年9月19日從利物浦離開祖國，經六個月的海上風濤，於翌年3月初抵達上海，暫時寄居在山東路的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宿舍。那一帶因為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 - 1857）陸續建立了墨海書館、天安堂和仁濟醫院等福音機構，占地麵積較大，被當地人稱為“麥家圈”。
按中國紀年，時為鹹豐四年，正是清軍與小刀會在上海對峙的時期，戴德生除了學習中文的重擔外，還飽受戰火的威脅。1854年10月18日的經曆讓他終身難忘：淩晨2點45分，剛睡下不久的戴德生被火光驚醒，急忙跑到屋頂查看，卻見大火一路蔓延到他的住所，忽然下了一場及時雨澆滅了火苗，他還來不及向神感恩，一顆四、五磅重的炮彈在他頭上飛過，擊中身後的屋頂，破碎的瓦片濺了他一身。驚魂甫定的戴德生將這顆險些要了他命的炮彈寄給母親做“聖誕禮物”，紀念神的保守。那年，戴德生二十二歲。
伯萊頓海灘
之後的六年，戴德生先後在上海、寧波巡回布道、主持診所，並迎娶了宣教士遺孤瑪利亞為妻，夫妻同心同力，事工漸顯果效，他對中國的負擔也越來越重。在給妹妹的信中他寫到：“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是中國，乃是基督。”這句話後來成為他最常被引用的名言，激勵了無數中西信徒。然而，極度勞累導致戴德生的健康急劇惡化，不得不回國休養。回到英國後，戴德生一麵完成耽擱的學業，一麵修訂寧波語聖經，一麵到處奔走，大力疾呼，希望能喚起英國教會對中國屬靈需求的重視，但收效甚微。
1865年6月25日，戴德生應友人之邀，前往英國南部的海邊城市伯萊頓（Brighton）度周末，調適身心。這天是主日，按理戴德生應該留在教堂中做禮拜，然而，一邊看著眼前上千名基督徒歡喜快樂地崇拜，一邊想到中國隨時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屬靈的黑暗中沉淪，因為無法忍受這極度的反差，他獨自走出禮拜堂，前去海灘散步，心中充滿了痛苦與掙紮。最終他決定跟隨聖靈的感動，唯獨信靠仰賴神的供應，投入中國宣教事工。幾天後，戴德生以獻上五餅二魚的信心用十英鎊開了一個賬號，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便在“十鎊英金加上神所有應許”的根基上成立了。那年，戴德生三十三歲。
杭州的蘭茂密爾團隊
在伯萊頓海灘上，戴德生除了決定成立一個專門向中國宣教的差會之外，還向神開出了具體的籌碼：“二十四位能幹而甘心的宣教工人”。一年之後，即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一家和十六位宣教士搭乘一艘名為“蘭茂密爾（Lammermuir）”的帆船前往中國，打破記錄，成為宣教史上最大的一次成行的宣教團隊。船上的十八位成人加上已經差派在中國的六位宣教士，正好是戴德生向神開口所求的人數。9月30日，一行人抵達上海，略事調整後，便從水路南下，經過無數城鎮都無法落腳，最終在杭州租到一套舊院子，安頓下來，這套房子一樓的小禮拜堂，便是今天可同時容納5000人聚會的崇一堂之雛形。
揚州教案後更新的生命
杭州的宣教事工卓有成效後，戴德生帶著家眷和一些同工沿運河北上，繼續拓荒，不意竟在1868年的揚州暴動中險些遇難，又因該“教案”上升為清廷與英國的外交事件而倍受誤會和指責。【1】但最令戴德生痛苦的是，自己一麵要承擔近二十名宣教士和六名中國同工的領袖責任，一麵卻無法擺脫靈裏的枯竭與追求聖潔的掙紮。1869年9月，一位宣教同工的來信使他經曆了靈命的更新，並興奮地宣告：“啊，神已使我成為新造的人了……以前我隻是從聖經裏風聞，而現在卻真地經曆到這些事的無比信實。”有史家稱，那是“戴德生和內地會的五旬節”。
正因為有這次靈命的複興，戴德生才承受得住比揚州教案更可怕的人生風浪：一年之內，他接連失去兩個孩子和愛妻瑪利亞。站在母子三人的新墳前，戴德生再一次將自己獻在神的祭壇上。幾個年齡較長的兒女被送回英國受教育，戴德生孑然一身留守異鄉，在孤寂與痛苦中，他時時呼求主，主的安慰也常常臨到他。那年，戴德生三十八歲。
中國內地會的發展
在這以後的數十年，戴德生頻頻奔波於西方和中國之間，除了英倫三島之外，還陸續在北歐、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建立了內地會的籌募機構，發展成當時尚十分罕見的跨宗派、跨國界、甚至跨語種的全球性宣教差會。
1875年，戴德生以信心的禱告，為清朝版圖中未被福音觸及的九大省祈求18名宣教士；1882年，戴德生向神大大張口，預備70名新生力量；1887年，再度向神求100名新宣教士；1890年，為了將福音傳遍中國的異象，戴德生的信心成幾何增長，竟然懇求“莊稼的主人”在五年內再加派1000名工人來華。信實的神，照著戴德生和他同工的信心，一一俯允這些請求。成百上千名宣教士深入內地，遠涉邊疆，甚至將福音帶進少數民族的群體中，在很多連分省地圖都找不到地名的窮鄉僻壤建立了一間間布道所，寫下了中國宣教史上最輝煌感人的“群英會”。
到1905年，內地會已有825名宣教士，1152名中國同工，受洗基督徒達18625人，建立了418個教會，1424個福音站和布道所，150所學校。那年，戴德生於長沙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第五代：戴存仁（Herbert Hudson Taylor, 1861 - 1950）
戴存仁是戴德生的長子，出生於戴德生首次回國養病期間。內地會成立那年，他四歲；搭乘蘭茂密爾號首次踏上中國土地時，他五歲；揚州教案爆發時，他七歲；與弟妹一起被送回英國讀書不久，便收到母親去世的噩耗，那年，他剛滿九歲，而父親則常年不在身邊。按照現代心理學的理論，在這樣惡劣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很難有什麽出息。然而，戴存仁卻是一個例外。十七歲的戴存仁被倫敦醫院的醫學院錄用，剛完成兩年基礎課程，便收到父親的來信——原來戴德生計劃在山東煙台建立一所學校，以解決因團隊不斷壯大而麵臨的日益突出的需要：宣教士休養及子弟教育問題，這在當時又是一項創舉。沒有比戴存仁本人更能體會宣教士家庭妻離子散的痛苦，禱告尋求後，戴存仁決定效法當年的父親，放棄醫學學業，前往中國參與宣教事業的後勤工作。煙台古稱芝罘，這所芝罘學校（Chefoo School）被譽為“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英文學校”，其中不乏戴存仁與妻子五十多年的默默耕耘。與父親不同的是，他再也沒有機會返回英國完成學位。而他在中國的幕後事奉，也缺乏直接為主贏得靈魂的成就感，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戴存仁選擇了一條代價更為艱巨的道路。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煙台、濰縣一帶的外僑師生全部被送進集中營，包括早已退休但仍在發揮餘熱的戴存仁，以及他的四個孫兒輩。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中，八十高齡的戴存仁每日清晨高歌讚美詩稱頌主恩，以生命的榜樣激勵每一個被擄的同伴。抗戰結束後，戴存仁回到英國，五年後去世。從宣教第一線，退居教育第二線，戴存仁為戴家第一人。
第六代：戴永冕（James Hudson Taylor II, 1894 - 1978）
戴存仁夫婦生育了九個兒女，其中戴永冕出生在蘇格蘭，為雙胞胎中的哥哥，因為早產，醫生認為隻能存活六小時，然而，六個月以後，他們竟坐船前往中國。他在芝罘學校期間，以調皮搗蛋著稱；畢業後，便在上海學藥劑，並和老板的女兒偷偷來往。有一次，他出席一場布道會，聽到保羅在羅馬書中所列的各種罪，包括“不孝敬父母”。戴永冕仿佛聽到聖靈如此譴責他：“你為何讓你的女友違背父母的命令與你交往？”尋求活在神旨意中的意願終於戰勝了少年人的血氣方剛，戴永冕與神立約：“除非雙方父母都讚同，我將不再與她來往。”當晚，他知道自己得救歸主了。
戴永冕是九個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位跟隨先人腳蹤，加入內地會的戴家子弟，二十三歲的他被派遣到河南開封的福音醫院擔任藥劑師。僅僅得救不能使他滿足，戴永冕在宣教工場迫切追求聖靈充滿的新生命，以至於他的同工們都認為他有些癡迷了。1921年，戴永冕赴美求學，並結識了未來的妻子戴永和（Alice Elisabeth Hayes, 1898 - 1987）。兩人成婚後一起來到中國，在北伐的硝煙中成立了開封聖書學院，並隨伯特利布道團遠赴邊疆傳福音。七七事變之後，日軍占領了開封，千餘名婦孺逃到聖書學院避難。戴永冕將校門在身後關上，以驚人的冷靜與幽默獨自麵對荷槍實彈的日軍，挽救了無數河南百姓。
形勢越來越嚴峻，戴永冕夫婦被迫退到煙台，和在芝罘學校的老父與住讀的兒女享受了數月的天倫之樂，他本已買好了前往美國避難的船票，但同時又感到需要繼續培訓中國傳道人，經過進一步禱告，他毅然退了票。1940年初，戴永冕把孩子們留在芝罘學校，自己和妻子帶著開封聖書學院的老師及同工，在此非常時刻前往陝西，在戰火紛飛中繼續為中國教會培育教牧人員。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那一天，戴師母獲知自己的母國與日本開戰，而自己的四個孩子卻落在敵軍手中，心痛如絞，跑回臥室放聲痛哭，連禱告的能力都失去了，滿心自責：“為什麽我們在能夠離開的時候不離開？！”那一刻，家鄉老牧師的臨別贈言襲上心頭：“你若關心神的事，神必關心你的事。”聽到神的應許，這位母親終於擦幹眼淚，重新站了起來。
戴家人所付出的代價，給中國教會帶來了新的祝福——戴永冕出任院長的西北聖經學院，英才輩出，擔任副院長的中國同工馬可牧師，在開封聖書學院便是戴牧師的學生，後來他成立了“遍傳福音團”，帶著“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Back to Jerusalem）的異象，沿著絲綢之路開始了這一中國本土傳道人自發的宣教之旅。五年半的痛苦分離後，一家人終於毫發無傷地歡聚一堂，神再一次彰顯了他的信實。政權易手後，戴永冕夫婦轉往台灣，並在高雄成立了聖光聖經學院，一邊從事神學教育，一邊在台灣原住民中拓荒布道，將餘生完全獻給了中國人。
第七代：戴紹曾（James Hudson Taylor III, 1929 - 2009）
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位老人，就是戴永冕的長子戴紹曾，自他在開封出生後，就一直麵對戰火硝煙與骨肉分離，年幼的他曾經立誌：長大絕不做宣教士，即便成為傳道人，也絕不回中國宣教。抗戰結束後，戴紹曾隨父親往安徽布道，看到一位中國青年在台前痛哭悔改，他感受到，自己對中國的怨恨背後乃是對上帝的怨氣，在聖靈的光照中，他看到自己仍活在民族優越感中，因此幡然悔改。
第二年，戴紹曾帶著重生的生命赴美求學，結識了立誌做宣教士的賴恩小姐（Leone Tjepkema）。兩人結婚後，於1955年去到台灣，協助父母在高雄的聖光學院教書，五年後，戴紹曾正式繼任為院長，聖光人讚他：“跪下能禱告，站立能講道”。1970年，戴紹曾為了進一步推動“福音本色化”，聯合十四家教會和福音機構在台北創辦了跨宗派的“中華福音神學院”，並擔任了十年的院長。但對校長一職，不論是在“聖光”，還是在“華神”，他都一心想交棒給中國人，並在華神院訊中，謙卑而懇求地呼求：“我的心渴望見中國教會成長，渴望華神有中國院長……我知道今天我之成為‘華神’院長，是神用我做個過渡的橋梁，真正的主人是中國人；……差會的錯誤，宣教士的缺陷，正待中國人自己來糾正，來彌補，伏案深思，不禁又要問：‘中國人，您在哪裏？’”
1980年，戴紹曾夫婦接受海外基督使團（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新加坡總部的邀請，接下第七任總主任的職位。海外基督使團的前身，就是戴紹曾的曾祖父戴德生所創立的中國內地會，約在1951年底，從中國內地退出的宣教士陸續轉往東南亞各國，將戴德生“把福音傳給所有中國人”的異象，擴大到東南亞所有的“未得之民”，並於1965年正式更名。
就任前夕，戴紹曾陪同母親（戴永和師母）走訪漸次對外開放的中國大陸，幾經協商，終於以“華僑”身份返回他的出生地、當時尚不允許外國人到訪的“開封老家”。一場又一場與當年老同工久別重逢的感人場麵，再次印證了神的信實：內地會在中國八十五年的事奉，沒有歸於徒然，在試煉逼迫的日子裏，神奇妙地保守了他的教會。
1991年，戴紹曾牧師移居香港；1994年，與兩位華人弟兄一起創辦“國際專業服務機構”（Medic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並擔任總裁，該機構的宗旨是通過與中國政府的合作，在提供專業服務的同時，通過生命的見證，與中國內地的百姓分享神的愛。2004年，他將職位交給華人領袖後，轉為榮譽總裁。即便在被確診為肝癌之後，戴牧師仍堅持以講道、寫作等方式繼續服事中國人，包括二次走訪四川大地震災區，以自己少年時期在濰縣集中營的經曆勉勵受災學生。戴牧師對中國人愛之切、認同之深，言行舉止活像一位中國君子，在台灣、新加坡和香港都留下了無數美好的見證，中國朋友笑稱他為“老華僑”，四川省昭覺縣亦授予他榮譽市民身份，他的子弟和同工幾乎遍布全球華人教會，難怪有那麽多人如此懷念他。他常在講道中極自然地用第一人稱提到“我們中國人”，並表示自己願意象曾祖父那樣“死在中國”，今年春天，這位老人得償所願地安息在已經回歸祖國懷抱的香港特區。
第八代：戴繼宗（James Hudson Taylor IV, 1959 -）
戴繼宗是戴紹曾牧師的獨子，出生在台灣屏東，幼時和當地人一起就讀於普通的台灣國民小學。有一次，同學問他借筆，他說：“對不起，我隻有一支筆。”同學笑他：“你是外國人，怎麽會那麽窮？” 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戴繼宗在學校備嚐被中國人排斥的滋味，因而產生厭學情緒。戴紹曾牧師為了培養中國的本土傳道人奔走各地，對兒女的教育反而力有不逮，當他聽到孩子逃學的消息，內心極其痛苦。但幼年的經曆並未影響戴繼宗對中國人的愛。與美籍華人自嘲為外黃內白的“帶皮香蕉”相反，戴繼宗喜歡自稱外白內黃的“無殼雞蛋”。
高中畢業後，戴繼宗赴美留學。大學畢業後，在一位內地會前輩長達兩年的師徒式引導下，戴繼宗終於走出家族壓力，從內心深處明白，服事神並非為了“繼承祖宗的事業”，而是對神呼召的單純回應。1984年， 戴繼宗入讀父親當年的母校亞斯比神學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手裏的錢隻夠支付第一學期的學費，今後的日子隻能仰望神。第二學期開學時，他仍然囊中羞澀，誰知，一位不願留名的中國信徒暗暗替他支付了接下來兩年半的求學費用，使他經曆到神的供應和中國教會的愛。
畢業後戴繼宗在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任副牧師六年，並曾在台灣校園團契服事三年。在波士頓期間，結識了他日後的佳偶——來自台灣宣教世家的柯悅敏，1993年，戴氏家族終於迎娶了首位華人媳婦。1996年，戴繼宗投入海外基督使團華人事工，全家遷來香港。
第九代：戴承約（James Hudson Taylor V, 1994 -）
1994年，戴繼宗與柯悅敏的頭生子呱呱墜地，戴家的後人終於有了華人的血脈。起初，戴紹曾想給長孫起名“承德”，表示“繼承戴德生”的心願，後來與台灣親家商量後，改為“承約”，繼承“上帝之約”。接著，大孫女出生，取名戴承書，二孫女出生，取名戴承亞，三個孩子的尾字加在一起，便是當年戴雅各與神所立之約引用的約書亞記的經文：“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至於我們——
若從戴雅各1776年在麥地與神立約算起，戴家人已經事奉神233年；若從戴德生1853年啟程赴華算起，戴家人已經事奉中國人156年。若中國基督徒追溯各自的屬靈家譜，將會發現，每個人或多或少、或直接或輾轉都受過中國內地會的恩惠。於今之際，作為最大的受益人，中國教會絕不能象舊約中的埃及人那樣，成為“不知道約瑟的新一代”；了解了戴家與中國的淵源之後，我們又當如何回應這個宣教家族以及他們背後的神？
敬虔後裔
戴家獻身中國的子弟遠遠不止本文所提到的這些代表人物，戴德生妹妹所生的十個兒女中，便有五位前來中國宣教，至今他們的後裔仍在幫助中國人，限於篇幅，不能一一錄述。信心不會遺傳，卻可以傳遞。戴氏家族的“九代奇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戴氏家訓“至於我和我家，必定世代事奉耶和華”。戴家人不僅把這句經文掛在口頭、懸於門楣、“係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頭為經文”，而是切切實實刻於心版，言傳身教，才有戴家人一代又一代生命的傳承。
中國人注重家族觀念，而我們是否願意象戴家一般立定心誌，孕育出一代又一代敬虔的後裔？對中國信徒而言，獻出時間、獻出金錢，似乎都還不算難事，然而若要我們如亞伯拉罕獻以撒一般獻出自己的兒女，讓神完全掌管孩子的生命主權，則會擊中很多基督徒父母的要害，“憂憂愁愁”地與主保持距離了。與“世代事奉耶和華”相比，大部分信徒更喜歡在客廳裏懸掛“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匾額，然而在獨生子女的家庭體係與社會結構中，我們的孩子往往成了“一家之主”。有時候我們看重兒女教育，勝過他們的靈命成長，常會因為周末的補習班和才藝課而荒廢了他們的主日學，甚至因為接送兒女，父母也不再守主日。世有俗語，“富不過三代”，基督化家庭的屬靈遺產呢？能延續幾代人？
主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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