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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毅之子曝光:不為人知的文革高層百態(圖)

(2014-07-25 06:35:02) 下一個

陳毅之子曝光:不為人知的文革高層百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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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魯,陳毅元帥之子,1946年7月生於山東,文革前為北京第八中學1966屆高中畢業生。文革初,他曾任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因不同意血統論的對聯,沒有參加紅衛兵。後為維護社會秩序,他倡議並組建了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西糾”),成為文革中第一個跨校際的紅衛兵組織。文革中有關他的謠言四起,難辨真偽,甚至影響到了他的父親,於是1968年4月被周恩來送到部隊監護鍛煉。一年半後,因表現優異被準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解放軍第39軍244團政治處主任。1976年調入總參二部,後任駐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國際戰略問題研究學會副秘書長。1986年參加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討小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社會改革局局長。1992年以上校軍銜轉業,以後任(海南)亞龍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現為博時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長運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作家米鶴都曾采訪陳小魯,將陳小魯口述內容整理成文《陳小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收錄於《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第二冊)一書中。本文為原文部分摘錄。

陳毅生前最後留影

1971年12月26日,陳毅在病床上對將要回部隊工作的三子陳小魯說:“回到部隊要好好工作,不要掛念我,我還會站起來的,我還要下地走路,我還能做些工作。”這是陳毅生前的最後一幅照片

文革一頁翻過去40多年了,當時我對中央的一些人和事,還有些影影綽綽的印象。

江青得勢以後,使我們對毛本身也有看法了。江青是他的老婆啊,這就有點問題了,跟共產黨的規矩不一樣。像我母親,她1938年參加革命,最後是14級幹部,級別很低。為什麽呢?我父親壓著她。這是傳統,我很理解。鄧穎超,那麽老的資格,不顯山不露水,就是個中央委員。為什麽?總理不讓。江青這麽張揚,“中央文革”和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是什麽關係呀?她憑什麽指手畫腳呀?到後來,打擊麵越來越大,把“聯動”的小孩子都抓起來了。當年“陳謝大軍”時,謝富治是陳賡的老戰友,結果謝把小涯子〔陳賡大將之子陳知涯的小名〕都抓起來了。小涯子才幾歲呀?小學六年級。他們怎麽這麽做呀?這是當時很不滿意的地方。

我們對江青,無非就是對她的言論、她的一些作為,以及那種囂張態度的不滿。我們以前學毛主席的好幹部焦裕祿,焦裕祿是什麽樣的形象?你那個是什麽形象?我們覺得不滿,因為這和黨的傳統不一樣。另外,我們曆來強調“團結幹部”,現在這麽多幹部被打倒。對江青的懷疑是逐漸產生的,她的很多東西是和我們黨的傳統相違背的。

林彪跟我父親交往不多。他那個人比較孤僻,工於心計,對事情他都有自己的想法。現在有種說法,認為“文革”有三次大的路線鬥爭。第一次是“一月革命”時,省市一級的領導抵製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用“一月革命”的方式,全部打倒、奪了權;第二次是“二月逆流”,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抵製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打成“逆流”,受批判,靠邊站了。第三次是以林彪、陳伯達為首的“軍委辦事組”,也可以說是老幹部的一部分,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抵製文化大革命,攻四人幫,打張春橋。前兩次的案子都翻過來了,如果林彪不跑,這第三次應該也就翻過來了。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兩次整老幹部,林彪都站在老幹部的對立麵,支持了文化大革命,是既得利益派。所以前麵這兩撥老幹部,對他就不滿意。最後他跑了,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就“萬劫不複”了。

現在看“571工程紀要”,越來越明確。確實有很多東西,林彪不知道。另外,“571工程紀要”當時是傳達到基層每一個人的。“紀要”提出很多問題,實際上是指向當時所謂的“毛主席革命路線”,就是“文革”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論據,當時講都是“右派”言論,現在看是正確的。後來批判“四人幫”,用的無非也是這麽一套東西。所以,現在“571工程紀要”反而變成“絕密文件”,不能外傳了。

我小的時候和總理接觸多一點,他見到我們這些孩子,都是比較親切的。我還跟總理打過乒乓球。有的時候,總理也來我們家這邊看看,我近距離接觸總理,包括以後他送我走,實際上就有四次。我們都是很尊重他的,總理說什麽,我們就去辦。

總理那個人,比較平和,腦瓜特別好使。總理知道我,而且還知道得很多,有些事他都記得住,還知道我得過肝炎。他讓我去東北的時候,還問道,你不是得過肝炎嗎,好了沒有?如果沒好,可以換個地方,換個方式。他日理萬機,還記得我得過肝炎,這是多小的一件事,真是有心人呀。

1971年5月我回家探親,總理知道了,讓我去西花廳。總理見了我就說:你表現不錯,我們過去有約定,你也確實沒給家裏寫信。後來沈陽軍區打報告,說這個人怎麽辦,能不能參軍?入黨?提幹?我給他們的答複就是,為什麽不能參軍?為什麽不能入黨?為什麽不能提幹?隻要表現好,都可以。他還問我,去了部隊以後,是怎麽想的。我們沒談政治問題。這和我跟父親一樣,父子之間也沒有政治方麵的交流。就是談談原則,自己管自己,自己努力。

總理去世的時候我比較悲痛。他去世那天,我正好在探家回部隊的路上。火車途經唐山車站,停車10分鍾,我在站台上突然聽到新聞報道:周恩來總理去世。我拿上行李就下了車,趕快回到北京。我參加了總理的追悼儀式,遺體告別。十裏長街送總理,我也去了,一直送到八寶山。那天人真多,我很震動。我那時總覺得總理去世以後,好像國家缺了主心骨,有種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

文革前期,我對總理沒有質疑。現在知道他也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對,他做的許多事都是違心的。當然了,責備他也是可以的。但是話又說回來,在文化革命那樣一個形勢下,毛主席又那種態度,誰又能怎樣?一直到今天,我都能理解他的做法。他處理這個事、那個事,也是因為他沒有辦法。因為中國共產黨內沒有一個人,敢於公開對抗毛澤東,那為什麽非要強調總理應當去對抗毛澤東呢?

文革遺產

中國革命最大的遺產,建國以後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這是兩筆最大的遺產,我是主張進行認真研究的。十年動亂,把我們體製上所有的弊病全都暴露出來了,但沒人總結,所以十年以後、二十年以後還在走老路。本來從共和國的角度也好,從共產黨的角度也好,都應該通過文化革命得到新生,但現在是有所改進,但沒有得到新生,還是保留很多舊體製的東西,一直到現在阻礙著發展,而且矛盾越來越大。

文革其實是不可避免的。蘇聯有“大清洗”,哪個“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在這種專製製度下,必然產生這個。當然,這不是說毛澤東搞文革有“合理性”。文化革命沒有合理性,但是它是“必然”要來的,是共產黨走到這一段必然要犯的錯誤。因為它裏麵有專製的、從封建社會下來的傳統。在毛主席,還有我父親他們身上,都帶有封建的烙印。

就文革本身而言,毛主席還是有他的追求,就是追求他的“毛式的共產主義”。且不論它目的的對錯,但他為了這個目標,不擇手段這點起碼是不對的。比如說薄老這個“叛徒”問題。在延安時,為這個問題,薄老跟毛主席談過8個小時。“七大”的時候,毛主席提出,要薄一波當中央候補委員,黨內當時就有不同看法。為此,劉少奇、張聞天都講過話,意思是說這是中央讓他做的,填自首書是“履行手續”,不是變節。包括安子文等,他們都寫了自首書,都跟毛主席談過。所以,毛主席對此是了然於心的。我很反對他這種出了問題就從頭算賬的做法。這些已經有結論的事情,不能再重新算賬。但是,為了把別人搞臭、搞倒,就從頭算。從批彭羅陸楊,到批劉、批鄧,到批林,都是這麽算賬的。那人家就有一個問題了,那你當初為什麽要提劉少奇當第一副主席呀?為什麽你讓林彪當接班人呀,為什麽又讓鄧小平當副主席呀?所以我覺得搞政治不能不擇手段。現在管理社會,一個政黨,一定要講手段,講過程,都要經得起推敲。實用主義的做法,就是以喪失原則來實現目標。這造成了一代人的思想扭曲。

我父親對黨內鬥爭,他是主張“和為貴”。所以毛老爺子對我父親惱火,老說他“折衷主義”,“和稀泥”。但是很多問題,實際上是毛主席種下的因。這樣就造成黨內的民主作風被破壞,堅持真理、敢講真話的,就越來越少。領導人喜歡什麽,就講什麽。有些“左派”提出,難道這些冤案都是毛主席一個人造成的?他們說得對,這些冤案當然不是毛主席一個人造成的,很多人也參與了製造這些冤案。但是主要責任是誰呀?根子是誰呀?使這種思想方法、鬥爭手段主導黨內和社會的提倡者、支持者,是誰啊?是毛主席。要是否認這點,那共產黨就沒有任何進步。

嚴格來講,共產黨的這些錯誤並不是從文化大革命才開始的,也不是全部是哪個個人的原因。比如說全推到毛澤東身上也不行,他隻是個代表而已。更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推給“四人幫”,都推到林彪身上。共產黨如果真正走民主法製道路,這個問題是繞不過去的。體製問題總有一天要解決,不解決是不可能的。

我曾提出一個“共產黨光譜學說”,就是說,共產黨是個“光譜”,由七色組成,從深藍到紅。這個光譜的左邊是江青“四人幫”,中間有誰,右邊可能有誰誰。所有這些合起來,才是白光,太陽光——這才是真正的共產黨。文革前根本不存在一個什麽“階級”要顛覆共產黨政權,沒有任何證據說明,劉少奇也好、彭德懷也好,是代表國民黨。你說劉少奇搞修正主義,他代表誰?他們都是共產黨的一個派別,或者是他個人的、或者是一批人的想法。反過來,你說江青奪權是為複辟資本主義?說她代表了資產階級?肯定是胡說八道,這隻是黨內不同意見間的一種鬥爭。可這些問題,我們當時並不理解。

所謂共產黨的“光譜學”,就是這樣:沒有左,就沒有右。這是毛主席講的。實際上,大家目標是一致的。但是目標是沒有意義的,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沒有一個說,我上台就是要把天下弄亂。所以,“運動就是一切”,你隻能在道路上做選擇。道路上的選擇就是黨內鬥爭的主要內容。文革前後的權力更迭,都體現在這個“光譜”上。

恩格斯有個觀點,認為社會的運動是“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如果這兒有一個力,那兒有一個力,它們合起來,合力就是它們的對角線。這對我非常有啟發。就是說,毛澤東有這麽一條路線,他的“力臂”很長,那麽整個運動軌跡就偏向他。但是還有千千萬萬的幹部,每個人想法也不盡相同,可能在這個問題上跟他一樣,在另外一個問題上跟他不一樣。毛的力在這個方向,而你的力在那個方向,所以社會永遠不會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思想去做,隻不過有時候比較偏向他一點。那麽毛澤東一死,他的“力臂”沒有了,老鄧的“力臂”大起來了,就從原來偏左,到現在開始偏右一點。但是實際上,大的方向,都是朝那個方向走。

毛主席搞文化革命的“動機”是什麽?我覺得,他的動機恐怕還不全是為了鞏固個人的權力,江青可能帶有以權謀私的部分。反過來說,老一輩革命家為了保住他們的權力,就沒有以權謀私的成分?所以我認為,文化革命也好,所謂的政治也好,就是黨內鬥爭,就是黨內不同路線的鬥爭。劉少奇有一套想治國富強的方法,毛澤東有一套方法,江青可能有一套方法,趙紫陽有一套方法,鄧也有一套方法,陳雲有一套方法……每個人都有一套方法。合起來,交織鬥爭,就變成了共產黨的軌跡。合起來,從左到右,就是共產黨的光譜學。

反思

紅衛兵這一段對我影響太大了。我們是在傳統教育下長大的。傳統教育有兩個好的方麵:一個是中國幾千年傳承的道德傳統;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共產黨的這一套政策傳統。繼續革命理論,階級鬥爭理論和這兩個傳統是衝突的,矛盾的。在這矛盾中,我取的是傳統這邊。所以我沒有那麽義無反顧地投入到造反中去,也做不出那些太絕情的事情來。比如對學校領導被打倒,總是有些惻隱之心。當然,我也不敢說“同情”他們,隻是到我這兒,能夠寬容的就寬容寬容。學校當時的主任挨鬥,他說,哎呀,我咳血了,身體不好。我說,那你回家休息吧,在家裏反省。有事我們去家裏找你。我批準了他,他就躲過了一劫。但是當時畢竟年輕,我如果主動讓他們都回家,那就可能會更好一點。

運動來了我們是不能自主的,但運動來了你怎麽表現,那是你自己的選擇。人生無非就是選擇嘛。整個文革,我基本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事,還算比較清醒一點兒的,不是忽左忽右的。當然,對一些不滿意的地方,我也不敢公開反對,總是心存疑惑。我不大想做的事,因為肯定都是胳膊擰不過大腿的事,起碼我不積極去做。我的選擇是我自己做的,我主持的活動都是我自願的,當然做錯了也在我。比如前麵談到的批判校領導、批判北京教育局領導等,都是錯誤的。這裏有毛主席文化革命路線的影響,沒有這個環境我們這些人不可能去批判領導。話講回來,我之所以不主張打人武鬥,也還是受毛主席的影響,毛主席不是講不要虐待俘虜嘛,十六條不是講要文鬥不要武鬥嘛,這是中央的政策啊。當然他後來又說了“要武嘛”。我做得對的事情,也是我自己的選擇,是我獨立的社會實踐的結果。

有些人參加“文革”目的比較明確,“造反”啊、“奪權”啊。我始終沒有上升到那個程度。在多數場合,我是隨波逐流,但是也有自覺的成份。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當時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覺得“反修防修”這個觀點對。另外,教育製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們都感到需要改變。所以,毛主席的講話很符合我們的口味,因為我們是他培養出來的嘛。當然,也存在著一些不協調的地方,對這方麵我試圖不斷地讓自己的思想去適應毛主席的想法。但是,我沒有絕對地盲從,還有自己的考慮。比如說,你講老師有錯誤,我承認;你講他是“黑幫”,我就打個問號。你講劉少奇這個不好、那個不好,我承認;但是你那麽對待人家,我覺得不符合我們黨的傳統。你說“要文鬥不要武鬥”,我當然支持;但是你又說“要武”。這麽一來,不就亂套了嗎?

從思想根源來講,即使我們的父輩,還不都是帶著傳統的烙印?他們對毛主席的那種忠誠,是不是有點像對封建帝王的那種忠心?沒有人敢當麵去忤逆毛主席,這裏麵有種種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當時的環境,也有自身的考慮,更有傳統觀念的影響。我們這個社會就是這樣,我們在這裏麵,確實是服務於他們的一個“棋子”而已。

關於紅衛兵暴力問題,也還是受毛主席的影響,事實上是一種思潮的結果。1966年7月底,清華附中的三個造反精神就出來了,造反歌出來了,對聯也出來了。這些東西,你看他的語言,你就知道了,就是打打殺殺,語言是可以變成行動的,處在那種狂熱的氣氛下,結果那麽多人被打死。其實我們整個中學教育沒有去教育打人,但是我們有一個階級鬥爭的教育,不斷給你緊那個弦,劉文學〔13〕不是被階級敵人殺害了嘛,雷鋒不也講對階級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嗎?這樣培養起來的階級仇恨,植根於青少年的心中,雖然你沒有教育打人,但是在更高的階級鬥爭的層次上,就不是這樣了,暴力這個東西就爆發出來了。

另外,在我們國家,人們對於人道主義,對於人性,人權,從來沒有足夠的教育和認識。而暴力卻是人類的基因,政府、法律、監獄,其實就是要遏製人類本身的劣根性,所謂暴力傾向、弱肉強食這些“自然法則”。人類社會的發展充斥了暴力,進入理性社會以後發現這樣是不行的,就要限製暴力。但是,一旦社會秩序崩潰、法律廢止和政府失職以後就暴力就會出現,文化革命實際上也是這樣。而且青年人本身就有一種逆反心理,有種偏激的態度,暴力因素在青年人身上就表現得最突出。不光是中國,法國“紅五月”的青年運動、洛杉磯的暴亂、海地地震後的搶劫,都是政府失控後的暴力行為,所有國家都一樣。在我們這個社會,由於長期宣揚階級仇恨,文革中政府和法律又采取縱容的態度,就產生了這樣的結果。公安局不進中學嘛,中學打死人了問都不問。你不能說他鼓勵你打人,但是打人不犯法,那就叫縱容。這是一種宣泄的情緒,在瘋狂的階級鬥爭指導下,這每一條都能做出很大的文章來。

這種事文革並不是開始,也不是結束。共產黨從紅軍時期的肅反、延安整風就有,類似的運動綿綿不絕,一直到現在都是存在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對這些事情進行解剖,而不僅僅局限於這個人怎麽樣,那個人怎麽樣。我認為這沒什麽意思,隻不過是又來一次,台灣叫“族群分裂”,然後製造出新的矛盾。我覺得大家都要對文革這個民族災難反思,如果真正的目標是推進社會的進步,是為了民族的啟蒙,大家討論可以,但要有一個平和的心態才好。我認為不能用文化革命的那種方式來研究文化革命。人的記憶沒那麽準確,今天追究幾十年前過多的細節,就沒辦法了。

海外的一些學者有這個條件,在研究,在總結文革,應該說還是有擔當責任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嚴肅的、有責任感的事,是個好事。國內的學者當然不能說沒有責任感,但官方的學者回避這個問題,民間的學者沒有這個條件,第一他沒有受過正規的訓練,第二他得不到豐富的資料。還有就是多數人,都采取一種漠視甚至忘卻的態度,這也是很自然的。他不願意再回顧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這個傷疤不願意揭。時間是思想的最好避難所,時間可以讓一切抹平消失,實際上就是這樣。

文化革命對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我認識了社會的體製,之所以後來積極參與改革,包括現在對共產黨體製的認識,包括現在希望它改革的認識和行為,如果要尋根呢,還是尋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前我們對這個社會覺得好得不得了,一直沒有質疑過。為什麽後來我們這一代很多人都走向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就是因為他們在文化革命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訓。一直到後來,我到部隊,做外交工作,參加政體改革,到下海,一直到今天,始終就是文化革命的記憶烙印在我身上。比如說1975年批鄧以後,我就決心不說違心的話了,我很強調我的個性和人格,我覺得共產黨幹部現在就缺少個性,缺乏人格,就是人雲亦雲,就是跟著官大的說。而這個差別就在於是否認真對文革進行了反思。

改革開放變不了

我的想法是一貫的,認為應該由製度來代替領袖。要發揮製度的作用,領袖不能老改變製度,那不行,那樣社會付出的代價太大。比如改革,老鄧有他的想法,換個人可能想法就變了。所以,我為什麽說,要政黨去做呢?我認為政黨代表製度,領袖代表個人。

當年耀邦下台時,很多人覺得比較憂慮和悲觀。我當時就講,不要著急。現在老鄧在,老鄧靠什麽起家?靠得是改革開放。老鄧跟毛老爺子,有什麽不同?就是在改革開放上不同。老鄧的觀點我們歸納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其中,講“四個堅持”,那毛老爺子比老鄧在這點上要堅決得多。講四項基本原則,列寧就是呀,斯大林還是,毛澤東也是,直到江青還是。我說,老鄧之所以和他們不同,就是改革開放。所以,老鄧奮鬥這一輩子,就整出個改革開放。要把改革開放拿掉,就沒有鄧小平了。這是他的旗子,他能這麽扔掉嗎?不可能的。可能是我看到事物的本質了,或者,我看到他的人性了。這是從最高領導的思想來看,他不會改變的。

第一條,不說別的,看看這些領導人的子女,他們在想什麽?看看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們能夠回去嗎?不要說“右派”了,就看看那些“左派”們的子女,他們能回去嗎?他們要真是“清如水,明如鏡”,倒讓人害怕了,那很可能還真要回到五十年代了。第二條,當時講什麽:小商販,要“把他罰得傾家蕩產”,這是文件上寫的。但是過兩天就不說了,“傾家蕩產”?當時兩千萬個體戶,一億人口,你贖買下來?你養不養?你給他解決就業問題?你解決得了嗎?你還得允許他,甚至還要發展他。那時候有人講,鄉鎮企業是和國企爭資金、爭人員……我說,懂不懂,鄉鎮企業當年怎麽發展起來的?這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幹兩年就知道了。

很清楚,當時改革開放已經是“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了,你收不回來了。老鄧厲害就在這個地方。比如搞股票,他表態說,“允許試”、“不行就收”嘛。其實,允許試是真的,不行就收是假的。他早想清楚了,別人可能沒想清楚。允許試,就試唄。反正後邊有句話,不行就收。收?怎麽收?靠行政命令收?收得了嗎?你發了那麽多股票,要花多少錢再把老百姓的股票買回來?你花錢買,正好給大家“解套”。再者,你有這筆錢嗎?你政府要是有錢,何必搞這個呢?所以沒法收!老鄧這個人,比較聰明。戰略上他想透了,後一句話,就把那些反對者的嘴堵上了。別的老頭一聽,啊,允許試,可以收,好啊。可一試,就“開弓沒有回頭箭”。

《反杜林論》的那一段話,非常精辟:“平行四邊形”。每個人對社會都有他的意義,隻要有一個“力臂”,社會運動軌跡就要改變一點點。老鄧的思想符合多數群眾的利益,獲取了多數群眾的支持,所以成功了。毛老爺子開始也是,文化革命搞得轟轟烈烈啊,多數人都支持他。可慢慢的,支持他的人越來越少,他再堅持也沒有用。最後,老鄧往這邊一偏,就整個“打左轉燈向右轉”了。

這個笑話它有點道理。搞改革開放,老鄧的想法,無非還是要搞社會主義,要把中國搞強。毛老爺子和鄧老爺子的想法,都是這樣的。江青的想法就是搞“窮社會主義”嗎?也不是。她是為了打倒對立麵,即使“寧要社會主義草”也行。這是手段,就用這個把你打倒。其實那一段,四人幫在上海搞得相對還比較好。因為他們已經控製和鞏固了上海這個地方。

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風,他的種種東西,應該說是影響了幾代人,甚至也包括“民主派”,包括西單民主牆。特別作為我們這一代人,從小讀的是《毛選》,學的是“雷鋒”。我們的思想方法就是這個方法,你得出的結論能走出多遠啊?說實話,當年在黨內沒有人敢跟毛主席辯論,不論誰都說不過毛主席,都會折服於毛主席的雄辯。毛主席批彭德懷,多“精彩”,別管他有沒有道理。

過去有句話:“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如果願意反思的話,文化革命就不是曆史嗎?就紅軍長征是曆史?說起來,紅軍長征是不錯,延安精神是不錯,但它們畢竟是在奪取政權當中創造的這種傳統。現在是建設時期了,這期間我們黨內最大的財富,應該說,一個就是文化大革命,還有一個是改革開放。文化大革命這筆財富難道不要了?本來應該通過總結曆史經驗,教育全黨,防止文化革命的再生。

我們汲取文化革命的教訓,現在就要建立一種機製,要能不斷地調整政策,另外要容忍對手。過去的政治鬥爭,每個人在反對對手的時候都打出一個“崇高”的旗號,說對手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代言人”、“自由化”等等,無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就是不能達到一個共識,容忍對手。西方的政治理念,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保護對方的權利。所以對老百姓來講,民主黨、共和黨不論誰上台,對美國都不是災難。我們則不是這樣,而是隻有我上台,中國才能好;其他人上台,就是災難、就是“複辟”、就是“自由化”。所以鬥爭變成“你死我活”,就要采取極端手段,動不動就要動用軍隊等“專政”手段。

我們需要寬鬆的機製,我就不明白這個:他們為什麽老說,中國“國情”不適於搞這個。這是傳統觀念和傳統勢力在阻礙。所有當權者都一樣,他都不願意跟別人分權,與虎謀皮是做不到的。那麽隻有一個條件,就是社會力量達到一定程度,形成一種製約、一種限製,使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權力。但這些東西的改變是需要時間的,否則做不到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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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ntin 回複 悄悄話 陳先生也有你的曆史局限,可以理解的,起碼你還不是"壞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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