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關東”是中國近代向東北移民的略稱，出現在清代，20世紀後形成了移民高潮，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被當時人們認為“可以算得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移動之一”。
“闖關東”的由來及其規模
闖關東
清代以前，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和蒙古東部的東北地區，人煙稀少，大部分土地處於荒野未開、崇山未辟的狀態。清軍入關在北京建立了清王朝，關外的滿族人大多隨軍入關，據估計明末清初滿族人口約100萬，遷入關內的達90萬之多，編入漢軍旗的漢人和大批奴婢也隨之入關。即便在原來人口較多的遼東此時也是沃野千裏，有土無人。
為此，順治元年（1644年）清廷要求各地官署勸農開墾，“荒地無主者，分給流民及官兵屯種，有主者令原主開墾”；“招徠流民，不論原籍別籍，編入保甲，開墾無主荒田”，“永準為業。”順治八年(1651)清廷諭令，“民人願出關墾地者，”山海關造冊報部，“分地居住”。
十年(1653)頒布了《遼東招民開墾例》，鼓勵關內民眾到東北，墾荒種地。對於招民的頭目，“招民開墾至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百名以下者也授予相應官職；對招徠的移民月給口糧、籽種和牲畜。
與此同時，設置了管理民人的地方政治機構。於是，迅速形成頗具規模的移民潮。如在海城，順治年間“招民開墾，直魯豫晉之人，來日日眾”。但事隔不久，清廷以東北為“龍興之地”，擔心關內漢人的大量遷入會損害旗人利益，破壞滿族的習俗和秩序，康熙七年(1668)廢止了招墾令，推行封禁政策，以後的措施越來越嚴厲，從局部封禁到全部封禁，從驗關封海到驅逐流民。
盡管禁令日見嚴厲，卻不能完全禁阻關內民眾進入東北。迫於日趨沉重的生活壓力和連年不斷的自然災荒，越來越多的山東和直隸省農民或泛海偷渡到遼東，或私越長城走遼西，湧向仍在沉睡的東北沃野。《榮城縣誌》載，“地瘠民貧，百倍勤苦，所獲不及下農，拙於營生，歲歉則輕去其鄉，奔走京師遼東塞北”。
僅康熙末年，山東到關外墾地者已多至十數萬人；據統計，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大約有180萬關內移民（包括後裔）來到遼河及吉林、黑龍江一帶謀生。這些移民都是在清廷實行封禁政策的條件下進行的，故稱之為“闖關東”，以後一直被世人所沿用。
闖關東
近代以後，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勵下，向東北移民的規模愈來愈大。不斷擴張的沙俄輕易地攫取了東北大片領土，促使清廷改封禁為馳禁，移民實邊放墾。鹹豐十年(1860)清政府首先開放了哈爾濱以北的呼蘭河平原，翌年又開成了吉林西北平原。
最初政府開放的禁地範圍有限，但是禁令一開，放墾一事如脫韁之馬，關內成千上萬的農民蜂擁而至，不論是開禁之地，還是封禁之區都湧入大批的移民，規模愈來愈大。
20世紀初，清政府決定開放蒙地，還設立押荒局、墾務總局，督導開墾事務；各地也先後設立了墾務局、辦務局和墾務公司等招徠華北農民。光緒三十四年(1908)，黑龍江巡撫奏準《沿邊招墾章程》後，分別在漢口、上海、天津、煙台、長春等地設立邊墾招待處，對應招者減免車船費，不增押租。
對招墾有力人員進行獎勵，即能夠招徠十人以上者，到達開墾地後為百戶長，能招徠百人的為屯長，能招徠三百人的以土地四方照半價賣給。其它各省也紛紛效尤，為移民推波助瀾。
宣統二年(1910)，政府正式廢除了乾隆以來漢人出關墾植的禁令，第二年又製定了東三省移民實邊章程，並相應地在招民墾荒的地區設置了一些新的府縣，使移民逐年增加。山東半島每年乘船到東北者“合計共達三十五、六萬人之譜”。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華北等地的政治經濟狀況不斷惡化，越來越多的破產農民和災民、難民不得不到東北去逃荒、避難。據統計，1921年關內向東北移民僅為20.9萬人，1926年增為56.7萬人，以後移民數量猛增，1927年達到105萬人、1928年為108.9萬人、1929年為104.6萬人、1930年為67.3萬人。
即從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間共有近618萬餘人到東北謀生。另據南開大學在東三省調查千餘戶農業移民表明，有10%是清末前來的，民國時期的20年間來的占90%，其中1925至1930年間來東北的占其50%以上。可見，這時是關內向東北移民的最高峰。
闖關東
到東北的移民多是華北地區的農民，山東膠東地區的登州、萊州、青州和河北省保定、灤州等冀東地區、京津地區，有便利的途徑，有“闖關東”的習俗，是移民的主要輸送地區；後來，重災區河南省依靠發展起來的鐵路，也有相當數量的農民逃亡到東北。
在早期，山東的移民大都“泛海”在遼東的營口等地登陸，然後再向周圍地區發展；直隸的移民則大都“闖關”從陸路到遼西。到了20世紀以後，海上交通的發展，便利了渤海沿岸之間的運輸，煙台和龍口等沿海港口幾乎成為山東移民的輸送地，每年有大量的移民出入。
光緒初年，華北大旱，“山東避荒之人，至此地者紛至遝來，日難數計。前有一日，山東海舶進遼河者竟有37號之多，每船皆有難民二百餘人，是一日之至牛莊者已有八千餘名，其餘之至他處馬頭者尚屬日日源源不絕”。
1928年和1929年煙台、青島、龍口三港對東北地區的客運量分別為61萬人次和64萬人次。同時，近代鐵路為華北農民赴東北提供了更為便利的交通工具，移民的規模逐年擴大。民國《膠澳誌》記載，“每逢冬令，膠濟鐵路必為移民加開一二次列車。而煙濰一路，徒步負戴，結隊成群，其熙熙攘攘之狀，亦複不相上下。綜計一往一來，恒在百萬以上”。據膠濟鐵路調查，二三十年代“每日乘膠濟車由青島轉赴東三省求生者，達三千餘人”。
在京奉線，天津鐵路局出售可移民一家的移民票，1922年僅售出8340張，到1928年增至13224張，1930年達98201張。據海關統計，20至30年代初由天津經鐵路去東北的總計在40萬人以上。有的專家認為，20世紀三十年代前，每年從冀魯豫去東北的約有40至50萬人，最多的年份超過百萬，其中循京漢、津浦、京奉等鐵路前往的約占1/3。
到東北的移民大約分兩種，其特點從季節性遷移逐漸變為永久性移民。季節性移民如同候鳥，初春從家鄉出發，深冬即回鄉過年或探親，第二年過了正月十五再去。經過單身或鄉親結夥數次候鳥式往複後，有的在東北境遇改善了，有的在家鄉實在無法維持生計，即攜妻帶子，到東北安家落戶，變為長居的永久性移民。
早期以季節性移民為多，到了20年代以後，隨著東北自然經濟環境的改善和華北環境的惡化，越來越多的華北農民定居東北。如20世紀二三十年代，山東等地，因“數年以政令之煩，軍匪之擾，移出之數倍於往昔，且多貨其田廬，攜其帶子，為久居不歸之計。”根據1921至1930年曆年移民東三省的統計，10年內共移入618萬餘人，移出326萬餘人，留居者為291萬餘人，留成者近50%，且多全家定居東北。
向東北移民的規模舉世聞名。有的學者估計，從近代明令移民實邊到清代末年，移入移民（含後裔）的人口達到1400萬以上，年均近30萬人；有的估定，1920年後的十年中，每年至少有32萬人留居東北。另外，從東北總人口的增長速度也反映移民的規模。
據統計，19世紀初東三省總人口不足200萬人，1840年增至304.8萬人，到50年後的1911年增加了1500萬人，為1811.7萬人；又過了20年的1930年，人口增長近一倍，達到3008.7萬人。其中一部分是人口自然增長，絕大多數是人口的機械增長，即大批的移民所致。
30年代初，日本侵入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實行法西斯殖民統治。日本製定了向東北大量移入日本人和朝鮮人的大陸殖民主義政策，公布了針對華北移民的《取締外國勞動者規則》，並嚴加限製移民入關；民眾們也不願去東北做亡國奴致使大批的移民回鄉。
如山東“自前年九一八事跡發生後，因受日閥之蹂躪摧殘，多裹足不敢前往。即原在東省之商民，亦因不得寧處，相率扶老攜幼轉回故鄉，是以日來由東北過青回籍之農民，異常眾多。凡由大連進口之輪船，無一艘不告人滿”。從此，“闖關東”的移民潮停滯。
1937年七·七事跡後，出於擴大侵略戰爭的需要，殖民當局從山東等地誘騙和捕捉當地農民到東北的礦山等充當勞工，到1940年達到130餘萬人；1942年至1944年每年也有百萬以上的華北勞工到東北。據統計，從1930年至1942年進入東北共有504萬餘人，離開的327萬餘人，留在東北的176萬餘人。
但是，這是日本侵略者有組織有計劃的強掠的勞工，帶有強烈的掠奪性、懲罰性，這些勞工或是當地的青壯年，或是戰俘，在東北作勞工沒有人身自由，有著濃厚的殖民色彩，被當時稱為，“與以前的流動農民的性質完全不同”，“簡直與南洋的販賣豬仔無疑”；“他們簡直不是工資勞動者，而是純粹的奴隸”。所以已經不是抗戰前原來意義的移民。
“闖關東”的原因
向東北移民的原因，固然有上述中央和地方政府實行移民實邊政策，積極招墾，以及東北自然經濟所帶來的引力。但是，更大的驅動力是華北自然經濟環境不斷惡化和社會動蕩不安，把破產的農民、難民推到東北謀生。
首先，華北地區地少人多是向東北移民的前提。清代以後，山東、河南和直隸省人口猛增，人口密度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數，甚至一度成為密度最高的省份。
1840、1898和1936年全國每平方公裏平均有43.63、41.29和48.88人，而山東省該三年分別為207.1人、246.24人、256.40人，其密度從在全國居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二位；河南省該三年分別為147.80人、157.07人、192.52人，由居全國第七位上升到第四位；河北省該三年分別為97.39人、111.33人、139.35人，由居全國第十位上升到第八位。隨之而至的是，人均占有土地的數量逐年減少。
據統計，華北冀魯豫鹹豐元年(1851)人均耕地4.46畝，1912年前後下降至3.66畝，1928年以後又下降到2.93畝。耕地與人口的失調對華北農村壓力極大，促使人們移民到人煙稀少，土壤肥沃的東北地區。
其二，連年不斷的自然災害是華北難民離鄉背井去東北的直接原因。鹹豐五年(1855)黃河改道，殃及魯、豫、直省，山東省災情在六分以上的村莊即達7161個，災民逾700萬人。從該年到1912年清朝覆滅的56年中，山東省僅因黃河決口成災的竟有52年之多，共決口263次，成災966縣次。
鹹豐四年(1854)直隸省連續5年遭受蝗災，京津、直隸東北部和南部最甚，飛蝗蔽野，田地到達了春無麥，食五穀莖俱盡的程度。光緒元年(1876)後連續四年的華北特大旱災，遍及東北五省，受災難民達2000萬人以上，餓殍就達1000萬人以上。山東難民農村皆“扶老攜幼，結隊成群，相率逃荒於奉錦各屬，以覓宗族親友而就食”。
光緒三年(1979)直隸旱災，災區甚廣，“大率一村十家其經年不見穀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轉徙者，十室而三”。1920年華北五省出現長時間大麵積的嚴重旱荒，災區麵積約271.27萬方裏，受災共340個縣，災民達3000萬人左右，死亡50萬人。
1928年至1930年華北、西北又遭受了旱、水、雹、蟲、疫並發的巨災，遍及甘、晉、綏、冀、魯、察、熱、豫等9省，餓殍遍野，萬裏赤地。麵對持續不斷的自然災害，不甘困守待斃的災民不得不遠離家鄉，四處逃亡，沿著前輩的腳步走西口和“闖關東”，一時間成為向東北移民的主流。
其三，軍閥混戰等戰爭頻仍，嚴重地摧殘了農村社會生產力，加深了農村自然經濟破產的程度，迫使農民輾轉流徙，移民東北。近代中國對外對內戰爭和兵災匪禍頻繁，第二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太平天國北伐軍、撚軍、黑旗軍，以及義和團等都曾橫掃華北諸省，直接間接予當地農民以莫大損失。
尤其1915年以後，直皖戰爭、兩次直奉戰爭、國民革命軍北伐等新舊軍閥的混戰年年不斷，戰禍波及華北各省。如山東“軍隊號稱二十萬，連年戰爭”，致使“作戰區域（津浦線）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無法生活，紛紛拋棄田地家宅，而赴東三省求生”。
1930年蔣介石同馮、閻、李之間的新軍閥大戰，雙方投入兵力100萬以上，所耗戰費2億元，戰區“閭裏為墟，居民流散”，赤地千裏。在兵禍踐踏的同時，華北農村還時常受到土匪的騷擾。魯西、冀南、豫東受害最烈。來自各軍閥隊伍中的散兵遊勇，不僅人數動輒數千成萬，還配備各式輕重武器，到處殺人放火，強取豪奪，勒索財物，所過之處，如同水洗，人財皆空。“全豫百零八縣，欲尋一村未被匪禍者即不可得”。
在山東，“為土匪者，不計其數”；其它地區的土匪也是多者近萬，少者數千。在河北，“該省充當土匪者，有五百萬之眾”，“大小股之土匪，幾可在河北的每一縣中見到，甚至連天津、北平附近之村莊也有被土匪占去者”。“匪過如梳，兵過如篦”，兵匪交加，更使農民生路皆無，不得不遠走他鄉。
其四，沉重的賦稅兵差逼迫貧困至極的農民另謀生路。政府的日益腐敗和軍閥混戰，使華北農村的賦稅逐年加重。有人統計，以1902年全國最好的稻田每畝不過4角為準，河南1928年的田賦增長了6.5倍，山東萊陽1927年增長了近5倍。各種附加稅之多則更是駭人聽聞。田賦稅加稅是曆代統治者特別是地方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主要手段。
在清代有耗羨、平餘、漕耗公費等；到光緒中葉各省紛紛正式設立田賦附加稅，隨糧征收，或按畝攤派，來應付日益擴大的地方支出。不過，此時從種類和數量上看，為數尚微。民國以後，華北諸省將原來的雜款、附加及地方的各種陋規全並入正賦征收，實際上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不久政府又規定地方政府有征收田賦附加稅之權，但不能超過正稅的30%。
於是，各地政府為了支付龐大的財政支出和籌集軍閥的軍費，從種類和數量上都加重了附加稅的征收，加之從省、縣，甚至當地駐軍及區鎮鄉公所都層層加碼，變本加厲，附加稅逐年增多。各省附加稅目增至數十種或上百種，有的縣附加稅率超過正稅數倍乃至數十倍。
1926年和1927年的附加稅最重，河北和河南全省的附加稅竟超過正稅2倍有餘，山東省1926年的附加稅竟超過正稅4倍之多。張宗昌統治山東時，還在田賦上附加了軍事特別捐、軍鞋捐、軍械捐、建築軍營捐4種苛雜，合計加收5.3元；從1928年3月又憑空增加了8種附加稅，每正稅1兩要付14.56元苛捐雜稅，大大超過了正稅。
據1934年7月調查，河北省有附加稅種48種，河南省有42種，山西省有30種，山東省有11種。常年應征的差徭和額外攤派的兵差，尤其是用軍事名義臨時派征的以力役、實物、貨幣為主的兵差，給農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清朝統治者圍剿太平軍和撚軍時，在華北沿村勒派民夫車馬，急如星火，兵差繁重，各省的差徭每年多者數百萬兩少者百萬兩。
民國後兵差沉重，令民眾難以承受。軍隊過境時，廣招糧餉車馬，稍一遲疑，便鞭撻交加，甚至抓人殺人。1928年後兵差最為嚴重。山東107個縣中有77個縣有兵差，河南112個縣中有92個縣有兵差，河北、山西則縣縣有兵差。
據統計，山東臨沂等縣1928年兵差額占地丁正稅的274.41%；冀中8縣1929年的兵差額數占正稅的534.28%；河南商丘等縣竟達正稅的2339.83%。20世紀以後移民大增，最直接的原因應是華北地區戰禍、賦稅和兵差這些人為的因素。正如當時研究者所言，“冀魯豫人民之赴關外者，其動機由於東省情形之利誘而去者少，由於原籍環境之壓迫而去者多”。
另外，社會意識和習俗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山東等地“闖關東”由來已久，移民中向家鄉寄錢者有之，帶財物回鄉過年者有之，也不乏發財致富成家立業者，這些刺激了更多的民眾要到關外謀生賺錢。
膠東有些村莊幾乎村村、家家都有“闖關東”的，甚至村裏青年人不去關東闖一闖就被鄉人視為沒出息，逐漸形成了“闖關東”的習俗。所以在華北特別是山東的膠東和河北的冀東，勞動力稍一充裕，或一遇天災人禍，首先想到的是攜家帶子，或集結親戚好友，蜂擁到關東去謀生。
簡析“闖關東”的正負效應
如此規模的移民，對移出地和移入地的社會經濟必然有相應的正負效應。 對於東北移入地來說，正效應主要表現在開發土地、發展農業、創建近代工商業和城市近代化等方麵。
東北的社會生產力比較落後，大部分土地尚未開墾，來到東北的移民“大多是一貧如洗的貧民和災民”，“甚至初到時連獨立租地的能力都沒有。他們既不能得到當地政府之經濟上的幫助，又不能獲得地主底相當的寬待，因此初到時大多隻能當雇農”。
據20世紀20年代調查，在遼寧省的移民，有6/10被人雇用墾地，3/10自領官地墾荒，1/10為工人。通過他們勤奮耕耘和先進的種植技術，開墾了大片荒地，耕地麵積增加，糧食產量也有大幅度的提高。據珀金斯估計，東三省1873年有耕作麵積僅僅24百萬畝，到1913年達到123百萬畝，40年增加了4倍。
另據專家統計，1914年東北（包括熱河省）共有耕地14019.2萬畝，到1932年達到30618.6萬畝。東北1912年糧食總產量8002305噸，1930年增為18865000噸，18年間共增加10862695噸，每年淨增603483噸。這些移民還帶來了先進的種植、養殖技術，如玉米的種植和推廣、大豆的增產和大幅度出口、柞蠶的生產等等，提高了農業生產力。
移民來到東北創建近代工業，經營商業，繁榮了當地的商品經濟，也在東北建立了相當的勢力。他們創建的近代工業主要集中在榨油、繅絲、燒酒等業。東北盛產大豆，山東移民在營口、大連、奉天、哈爾濱等市創建了大量的油坊，加工出的豆油和豆餅遠銷國外和江南，也為經營者帶來豐厚的利潤。
在安東，原來將柞蠶絲運到煙台等地繅絲，20世紀以後該地“山絲出產豐富，煙台商人多來此開設廠棧，就近繅絲出口”。直隸的王玉珍在黑龍江創辦平山煤礦、山東的韓憲宗在吉林的夾皮溝建金礦等等。東北有人參、貂皮、藥材等特產和大量的糧食，卻缺乏布匹、鐵器、日用品等洋廣貨，且商品經濟尚不發達，故吸引了一批移民在此經商。
關內經商者主要從事的有糧食、雜貨、銀錢業等。東北糧食和大豆往海外和關內的運銷，最初多為關內的商人；購運銷售洋廣貨的雜貨行也多是關內的商人；至於經營銀錢和匯兌業的則更是山西和山東人。
這些商人的活動，不僅有助於推進東北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集市的增加和繁榮，而且其本身的勢力也日益增大，在許多地區成為舉足輕重的商幫。
在奉天，商人有河南、山西、山東和關裏幫，“其在商場上占有勢力者，則為山東幫及關裏幫，金融界多係關裏幫，實業界多係山東幫”；在營口，“各幫勢力仍以山東幫及直隸幫為最”；
在大連，“各商之勢力最占優勝者為關裏幫及山東幫，經營代理店事業者大半係關裏幫，其它油坊錢莊雜貨多屬山東幫”；在長春，“商人以直隸永平府之昌黎、樂亭、撫寧、臨榆（統名曰關裏人）及山東之東三府占大多數，而山東人多營雜貨行，關裏人多營銀錢業”；
在哈爾濱，“各幫商人之勢力以山東幫及直隸之關裏幫為最占優勝，關裏幫多係銀錢業，山東幫多係實業，而根基穩固握有實力者仍為山東幫”。
其三，移民是東北產業工人的主要來源，也推動了東北城市近代化進程。最初，移民多到遼寧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周圍，有相當部分的移民被招募為工人。如1898年沙俄修築中東鐵路，“所有土夫，多係由直隸，山東陸續招致，三省不下一二十萬人，以吉林一省言之，奚啻五六萬人”。
修築京奉等鐵路時亦然。東北各地礦山的礦工大部分也是從華北招募的。1921年撫順煤礦采煤苦工中，原籍為山東的占53.4%，原籍是河北、京津和熱河的占39%。20世紀後移民擴展到吉林和黑龍江省，其中稍有經濟實力或經商經驗者，也多留在大小城市從事工商業，成為東北各城市中的新生力量。這些移民自身身份轉變了，也相對地提高東北地區的城市化。
以大連地區為例，1903年城區人口僅4萬餘人，到1935年增至37.7萬餘人，增加8倍；同期該地區人口增加了近5倍。1936、1937年該地區中山東人平均占移入人口的89.1%，河北人占10%；即移民留居所帶來的人口機械增長是城市人口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
另外，對東北地區社會文化方麵的也有一定的效應。如語言的趨同、習俗的溝通等等。其負效應從經濟方麵有農村的地價上漲、城市中工資低下等；從社會方麵看，有短期雇工多、青壯年多所帶來的職業結構和性比例的失調等。因篇幅所限，惟有另文而論。
對移民移出地來看，正效應主要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當地的人口密度，提高人均耕地麵積，從而暫時減輕土地與人口的壓力，使人口的分布趨向合理。
其二，在災荒和人為的破壞農村生產力時，為難以維持生計的民眾提供了一條活路，有助於減輕各級政府賑災救災的壓力。如20世紀二三十年代，河南遭災，政府提供交通工具組織難民到東北去做工；慈善機構和同鄉會也慕捐設救濟處，將難民移送東北。
其三，移民尤其是季節懷移民，多是單身“闖關東”的，通過做工做開墾，有了一定的積蓄，即帶回或寄回家鄉，增加了老家的收入，補貼農村經濟的出超。如山東煙台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每年從東北移民寄來的匯款就達4000萬元；在龍口1940年左右有銀錢業25家，資本附本共計109萬元，其主要的業務就是匯兌，九一八事變前每年的匯兌達500萬元，以後減至250萬元。
對移出地的也有負效應。如消減了的農村生產力，導致耕地的大量荒蕪。到東北移民的主流是各地農村的精壯年勞動力，而精壯年是農村主要勞動力，農業生產的中堅，精壯年的流失，使華北農村人口漸減，勞力薄弱，耕地因天災人禍等而棄，又因精壯年勞動力常年在外而荒，逐漸成為荒地，故民國以後即使在華北平原荒地數量卻在增加，到1934年山東的49個縣裏有荒地10238萬公畝，河南的69個縣裏有荒地5987萬公畝。
值得注意的是，稱民潮有利於打破地域之間的局限，促進兩地區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傳播、交流、融合和互補，有助於人口素質的提高，推動東北與關內社會經濟和文化更加協調和統一，如雙方商品的交流，資源的互補，文化習俗的融合等等。
闖關東
總之，近代“闖關東”為特色的移民潮，是當時社會經濟環境造成的社會現象，其產生的原因和所起到的正負效應是多方麵的、多層次的。深入總結和研究這一曆史過程，將有助於正確研究和引導當前農村剩餘勞動力過多而出現的民工潮。
來源：看經典品百味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