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4838700100l35o.html
試談洪濤院士非典病毒定性的失誤和原因
(2010-08-04 03:06:14)
洪濤院士生於1931年7月，從事醫學病毒學研究40年，曾主持建立了我國第一個病毒病理和生物醫學超微結構實驗室，首次發現人類B組輪狀病毒並進行了係統的分子生物學研究；還首次發現了出血熱病毒的形態，解決了久而未決的病原學問題，是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病毒預防控製所首席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
由於廣東出現了非典的流行，作為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病毒預防控製所的首席專家，洪濤於2003年2月7日開始，投入了非典型肺炎（SARS）病毒的研究。2月13日，首次用電子顯微鏡觀察廣東送來的“非典”標本，這天洪濤工作到深夜。2月18日，經過對所拍攝的100多張電鏡照片仔細觀察，發現病人肺組織中存有大量的衣原體樣顆粒！並於2月18日下午向社會公布了這一研究成果。2月18日晚上7時的中央台《新聞聯播》正式宣布：“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病毒病預防控製所報告，通過電鏡觀察發現兩份死於本次肺炎病人的屍檢肺標本上有典型的衣原體包含體，肺細胞漿內衣原體顆粒十分典型。廣東省部分地區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確定為衣原體。”晚上8時07分，新華社正式報道：“引起廣東部分地區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權威部門的結論，通過權威媒體發布出來。其直接後果就是使中國政府喪失了寶貴的時機，使非典成為建國以來危害最大的瘟疫。
從研究成果公布那天起，洪濤院士開始走了下坡路，犯了一係列不應該犯的低級錯誤，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麵：
1、明顯的低級錯誤
洪濤院士通過“非典”標本的電鏡照片，就敢向全世界公布“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明顯缺乏責任心，理由如下：
（1）、嚴重脫離實際，脫離臨床。認識依賴於實踐，實踐是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需要一個過程。往往需要由實踐到認識，再由認識到實踐，經過多次反複，才能夠完成。在SARS開始流行時，廣東的醫生用了各種抗生素試驗治療，大量病例證明抗生素治療無效。這是公開的事實，廣東的老百姓都知道，否則老百姓怎麽會知到非典無藥可治，搶購食品呢？如果病原真的是衣原體，衣原體引起的肺炎一般呈散發性，流行的可能性少，大多病情輕，死亡率低，並且在應用紅黴素等大環內酯類抗生素後即可特效。而SARS病人病情嚴重，死亡率高，應用抗生素無效。如將衣原體作為SARS病原體，經不起臨床實踐的檢驗。鍾南山院士根據疾病的臨床特征，認為可能是由一種未知的新病毒引起的。感染了“非典”的蔡衛平，是“廣東省醫療救護專家指導小組”成員，他在病床上十分激動地說：“要是衣原體，我把頭砍下來給你……”[84]
洪濤院士在兩例死亡病例的肺組織找到衣原體，隻能證實這兩個病人攜帶了衣原體，並不能證實衣原體是致病原因，更不能代表廣東全部305個病例(當時公布的最新病例數是305例)。有的專家還尖銳指出，中國疾病控製中心“沒有征詢廣東臨床專家意見就急於宣布結論，是非常草率的科研態度。”
如果按照“衣原體說”治療非典，治療方案將大大簡化，但如果“衣原體說”是錯誤的，我們可能付出沉重的生命代價。這正是對付過多起臨床非典病例的廣東專家直言“衣原體說”過於草率的原因。
但是洪濤院士不調查廣東的醫療實踐，不研究患者的治療過程，不重視同行的不同意見，完全相信自己的“眼見為實”，一意孤行，做出“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的不正確結論，並通過中央電視台向全世界公布，誤導了領導，誤導了百姓，使中國在抗擊SARS的戰爭中，在全世界麵前打了第一個敗仗。這個錯誤是很明顯的、很低級的、很遺憾的、很不應該的、損失是大的，教訓是慘痛的。
（2）、要確定一種微生物作為新傳染病的病原體不是哪個人說得算，而是有一個全世界公認的偉大的德國細菌學家羅伯特·科赫提出的一套科學驗證方法,被稱為確定病原的“金標準”--科赫法則(詳見問題1.2）。每一個學醫的學生都知道這個“科赫法則”，作為專門從事病毒研究的院士更應嚴格遵守。但是洪濤領導的科研隊伍，卻犯下了極為低級的學術錯誤，他無視已經存在了一百多年的傳染病病原鑒定的金科玉律━科赫法則，而僅根據電子顯微鏡照片來鑒定病原，犯了被國際同行評價為“違背常識”(“against common sense”)的學術錯誤。從事醫學病毒學研究40年的院士，做出“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的結論，不符合“科赫法則”，為什麽敢這樣做？
科學家在科研中出現錯誤是不奇怪的，但出現低級錯誤就不應該了，特別是出現明顯低級錯誤還總強調客觀原因，就更不應該了。而且為多次多方麵低級的抵賴，這裏用“頑強的低級抵賴”是不過分的，理由如下：
（1）、2003年05月23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劉暢在中國青年報頭版發表的《洪濤院士回首SARS病原之爭衣原體敗給冠狀病毒》的文章中說：“通過電子顯微鏡觀察到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屍檢肺標本上有衣原體，並於2月18日向社會公布了這一研究成果。
回顧當時情景，洪濤說，自己曾要求媒體宣布他的發現時‘要留有20％的餘地’，但實際發布時‘還是餘地留小了’。”[85]
這是洪院士把自己失誤的責任在往媒體上推。媒體不是醫學專家，媒體隻能如實報道專家的研究成果，而不可能有任何的篡改。特別是這個問題關係到上萬人的生命，全國矚目全世界矚目，科學家和媒體都應該嚴謹、嚴肅。“要留有20％的餘地”，媒體沒法留，就是留90%的餘地，媒體也絕對不可能把“衣原體”留成“冠狀病毒”。讓媒體留餘地，本身就說明自己的根據是不十分可靠的，不可靠的又為什麽急於公布？自己的低級錯誤埋怨媒體“餘地留小了”，能說這不是明顯的低級抵賴嗎？
（2）、在2月18日洪濤院士公布“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確定為衣原體”之後，國內外醫學界以不同方式表示異議，並加緊研究工作，3月17日，WHO的科學家組織了一個包括全球歐美亞三大洲、9個國家和地區、11個研究機構的研究網絡，其中沒有中國大陸的科學家。3月21日，香港大學的科學家從患者體內發現病毒，根據電子顯微鏡觀察，初步認為這是冠狀病毒。三天後，美國CDC肯定了這個發現。［Science 300， 224－225 （2003）］。3月28日，中國正式加入WHO的研究網絡。4月16日，WHO在日內瓦正式宣布，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是SARS的病原。這個病毒被命名為SARS病毒。
到此非典的病原為衣原體學說以宣布徹底失敗，但是4月10日下午，在一個官方發布會上，洪濤通報了中國疾控中心發現冠狀病毒的消息。但他同時表示，“個人認為，可能是衣原體和冠狀病毒同時發生作用”。12日，洪濤再次公開表示，“衣原體和冠狀病毒同時存在”。[86]。即使到了4月23日，洪濤院士還在中央電視台上說：“我們發現衣原體老跟冠狀病毒伴隨，很可能它們兩個有什麽協同作用，要麽是協同，它需要它，要麽是它感染了，鋪平了道路，冠狀病毒給衣原體的供給造成溫床，鋪平了道路，這種可能性都有的。”[87]
在全世界都公認“冠狀病毒”是SARS的病原體之後，洪濤還要強調“衣原體和冠狀病毒同時存在”，同時存在的可能性是有的，但現在查的是致病的元凶是什麽病原體，在全世界公認的情況下還念念不忘衣原體，是不是明顯強詞奪理，是不是明顯低級抵賴。
（3）、洪濤院士也承認，“冠狀病毒是非典型肺炎的元凶，沒有問題，通過基因分析，也證實了這一點。”但同時，洪院士又說，“但是，在幾例非典病人的標本試驗中，衣原體是客觀發現，自己‘沒有造假’。”我們知道，造假與失誤是兩回事，造假是主觀故意，而失誤是非主觀的錯誤。沒人說洪院士在故意“造假”，我們關心的是為什麽會失誤？以後怎麽避免失誤，可洪院士似乎一直都在回避這個實質性問題[85]。
（4）、洪濤介紹，中國疾病控製預防中心成立不過一年多，中央投資6億元，但新的研究所尚在建設中，預計2008年建成，顯然遠水難解近渴，SARS醫學研究難以借力。在德國、美國訂購的設備，由於非典時期運輸不便，幾個月還沒運到。目前，中國還沒有一個適合做動物模型試驗的實驗室，還缺少超速離心機等價值昂貴的醫學研究設備[85]。
這些原因是客觀存在的，但因為這些就可以不顧臨床醫生的醫療實踐，就可以不顧同行的反對，就可以違背“科赫法則”，輕易宣布重大醫學問題嗎？
(5）、報道中，洪濤說，這裏有一個學風問題，“很多醫學研究者情緒浮躁，包括我們自己”。請注意，是“我們自己”，而不是“我自己”。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發布衣原體的不是別人，也沒有別人，隻是洪院士自己，何處來的“我們”？把“我”換成“我們”，意味著什麽？不是抵賴又是什麽？如此重大的問題，僅僅“浮躁”兩個字就可以解釋清除嗎？
(6)、洪濤院士以權威自居，利用權利和媒體，壓製不同意見。“衣原體”說出現後，國內外醫學界無一家研究結構認同，廣州的報刊首先出現不同觀點，但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報道了衛生部的最新決定：“不以衛生部非典型肺炎防治領導小組名義發布的任何病原研究的信息，屬個人行為。”。國家疾病控製中心的主任李立明再三通過中央媒體公開宣布：他們找到了衣原體，衣原體合並冠狀病毒的個案是致死性的，僅僅冠狀病毒的感染，病情就會輕一些……李立明還通過新華社等權威媒體向全國的醫院推薦七種對衣原體有效的特效抗生素。這些抗生素對SARS病毒一點作用都沒有。
學術的爭論是正常的、必要的，沒有爭論就不能鑒別和發展，任何以權威和行政手段無理壓製不同觀點都是錯誤的、不應該的。
（7）、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把衣原體與SARS聯係在一起的國家，如果說2月18日的公布是有些“浮躁”，是媒體“餘地留少了”。衣原體的結果公布後廣東的臨床醫學家強烈反對，國外科學家也紛紛質疑，日本專家就直斥SARS的衣原體病原說“違背常識”。［Nature 422， 459 （2003）］。結果公布後麵對國內外的質疑，應該認真考慮不同意見的建議，進一步實驗研究，做出正確的判斷。可是洪濤院士鐵嘴鋼牙，老眼金睛，自信心特強，對不同意見忽略不計。可見洪濤院士的頑強精神。一口咬定SARS病原是衣原體，麵對全世界的眾口一辭，仍舊堅持自己的“發現”。
如此重大的問題，原因隻是輕描淡寫地說是“浮躁”嗎？為什麽對自己的科研成果“浮躁”，對待別人的科研成果卻“冷淡”、“憂鬱”。中國新聞網2003-05-22 08:13:58的文章，《疫苗問世最快要2年血清療法不宜大力提倡》，文中提出“就302醫院著名醫學專家薑素椿教授用自己的身體進行血清治療非典成功一事，洪濤表示，‘血清療法是在醫學還不發達的時候采用的一種方法。在無法斷定康複患者血液內是否存在其他未知病毒的情況下，貿然將其輸入到其他患者或健康人體內，可能會導致新的危險。而現有的檢測技術還不能打保險。’洪濤認為，在目前技術還不完善的情況下，血清療法不可取。
‘血清的來源也是問題，有那麽多重患者，你不能要求所有剛康複的患者都捐獻血清。’洪濤說，‘除非找到能替代的大動物，例如馬，但現有的醫學技術還不能直接輸入動物的血清。’”[88]
在SARS流行期間，薑素椿是解放軍302醫院的教授，因搶救SARS病人受感染，被確診感染上了非典。薑教授開始想到了使用非典患者恢複期血清治療。由於他的堅持，在他的治療過程中采取了這個特殊的辦法進行試驗成功。
血清療法應用曆史已100多年，有成熟的理論和實踐,詳見問題7.3.3.4、為什麽說血清療法是正確的？。在病毒性疾病應急時使用，可以明顯降低死亡率，而且沒有後遺症。並且薑素椿教授在自己身上試驗成功，但是洪濤院士對自己的“衣原體”學說不考慮臨床實際，不考慮患者利益，大力宣傳，對別人的試驗成果卻持十二分的“冷靜”，十二分的“憂慮”，使血清療法並沒有在國內推廣應用。血清療法療法的本質就是輸血，如果輸血如此危險，手術誰也不敢做了。
通過上述事實可以清楚看出，在中國抗擊SARS的戰鬥中，中國醫學界的科學家整體打了敗仗，其中洪濤院士的上述失誤占有重要地位，其原因不能用偶然的“浮躁”解釋清楚，肯定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這就是“論資排輩”的職稱製度、“各自為政”的科研體係、“權威稱霸”的學術環境、“不負責任”的科研項目和“脫離實際”的研究方法等。
美國發現“殺戮場” 提供地球最後一次大規模滅絕證據(圖)
文章來源: 綜合新聞 於 2019-03-30 12:39:59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被閱讀 20941 次)
據外媒SlashGear報道，古生物學家Robert DePalma試圖通過地獄溪地層(Hell Creek Formation)中一處名為Tanis的遺址來獲取有關地球最後一次大規模滅絕的證據。 該遺址被認為是一個“殺戮場”，是許多死亡生物的化石遺骸的家園，從魚類到恐龍等。
根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公告，這個“殺戮場”的所有生物在6600萬年前的某一天同時死亡，它們代表了生命的各個階段。“集體墳墓”是在K-T 界線（K-T boundary）期間建立的 - 即介於白堊紀和第三紀之間的界線。在KT大規模滅絕事件期間，恐龍滅絕，地球上75％的生命被摧毀。
KT大規模滅絕事件被認為是大型隕石或小型小行星撞擊造成的，這些小行星在大約6600萬年前在尤卡坦半島附近產生了撞擊。在海底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撞擊坑，並將汽化的小行星塵埃和熔岩噴射到大氣中。
這顆微粒雲散布在地球上，為大規模滅絕事件鋪平了道路。熔化的岩石噴射到大氣中，形成一個叫做玻隕石(tektites)，然後像雨點一般回落地球時冷卻下來。與此同時，海嘯淹沒了該地區。結果是導致出現了一個大型的“殺戮場”。它就像地球曆史上這個災難性時刻的快照一樣存在。在“殺戮場”內，包括死亡魚類、昆蟲及哺乳動物，燒毀和鬆散樹枝的殘骸，以及三角龍、琥珀等的部分殘骸。
?
來源: Justness 於 2019-03-29 18:43:37 [檔案]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1095 次 (21168 bytes)
字體：調大/重置/調小 | 加入書簽 | 打印 | 所有跟帖 | 加跟貼 | 當前最熱討論主題
SARS的加拿大國家記憶
知識分子 發布於 2017-02-27
已認證的官方帳號
嚴裝待發的醫療工作者，圖片來自http://CNN.com
編者按：
自去年入冬以來，我國16個省份出現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截至今年1月公開報道的數據顯示，已有200多人發病，80餘人死亡。這也是2013年首次發現H7N9禽流感病毒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疫情。近日，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在接受采訪時也表示，H7N9病毒變異株已經出現耐藥性，並呼籲民眾不要接觸活禽。
雖然中國疾病防控體係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傳染病的陰影從未遠離。2003年非典疫情殷鑒不遠。14年前的那個春天，SARS不僅橫掃中國，也在氣候寒冷、地廣人稀、向來不是傳染病滋生之地的加拿大肆虐。加拿大成為除中國以外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且病死率為全球最高之一。來自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李浩然醫生近日撰文，重溫這段令人難忘的曆史，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建設傳染病疫情防控係統。
撰文 | 李浩然（多倫多大學）
責編 | 葉水送
● ● ●
“超級病人”
2003年2月21日，香港京華國際酒店。來自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的劉教授住進了該酒店九樓的911號房。數天前，當他收到侄兒婚禮的邀請函時，曾有過片刻猶豫。在臨床一線工作多年，剛接觸過幾位肺炎患者，當時的他已經略感不適。但自行服用了抗生素以後，早先的症狀已經沒有那麽明顯，這才隨老伴一起敲定了香港行程。
在劉教授夫婦入住後不久，來自多倫多士嘉堡的關老太太夫婦辦理了退房手續，她此前也曾在九樓住了三天，可能在走廊上，或者電梯間，和劉教授擦肩而過。23日，當關老太太登上赴加拿大的飛機時，她不知道，劉教授已經在一天前就診於廣華醫院，並因病情惡化而轉入了重症監護室（ICU）。她更未曾想到，十天的香港之行，將是她人生的最後一次旅行。
返回多倫多的第二天，關老太太就出現發燒、肌肉酸痛和咳嗽症狀。在家人的陪同下，她去看了家庭醫生，但病情未見好轉。十天以後，她在家中病逝。她的家人拒絕屍檢，死亡證明上的死因寫的是：心力衰竭。
就在關老太太去世兩天後，她44歲的兒子也出現了類似症狀。他去了士嘉堡的一家社區醫院，在急診室等候的20個小時期間，他的病床與其他病床隻被窗簾所隔。次日，他很快出現了呼吸衰竭，主管醫生在ICU為他進行了插管、輔助通氣治療。此時醫生們對大洋彼岸迅速流行的非典型肺炎仍一無所知，他們懷疑可能是結核。根據預防常規，他們對病人進行了隔離，通報了公共衛生部門，並要求病人家屬在家裏自行隔離觀察。他們不曾料到，病毒已經在關老太太的家人中間傳播開來，情況進一步失控。
3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出了首個全球警告，報告一種新型的傳染病正在香港和越南蔓延。3月13日，關老太太的兒子去世，此前的結核檢查結果為陰性。隨著關家的親戚相繼發病，醫生們才意識到，這神秘的疾病可能源自香港，但其究竟通過何種途徑傳播，仍然不得而知。謹慎起見，病中的關家人被相繼轉到多倫多三家最大的醫院：新寧醫院、西奈山醫院和西區醫院，這些醫院均配備有負壓隔離病房。
情況並未由此變好，在士嘉堡的那家社區醫院，當時同在急診室的數人先後起病。其中一人在去世前，傳染了他的妻子和另外三名家庭成員，而病毒又從他的妻子傳染給了七名前來探望的朋友、六名醫護人員、兩名病人、兩名急救人員、一名消防隊員和一名護工。而另外一人，先後傳染人數更多達50人，並導致了約克中心醫院的關停。
當時在京華國際酒店的九樓，入住的客人還包括一位來自台灣的商人、三名新加坡遊客和一位加拿大溫哥華人。在隨後的一周，台灣、越南、新加坡、多倫多相繼出現疫情。3月15日，世界衛生組織再次發出全球警告，認為新加坡和加拿大的病例屬於嚴重急性呼吸係統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SARS，並同時發布了全球旅遊警告。
唯一的例外是那位溫哥華人。在從香港返回溫哥華後，他也出現了類似流感的症狀。他的家裏，除了妻子，沒有別的親戚。在發病後，他直接去了溫哥華總醫院，傳染科醫生在第一時間對他進行了隔離。他最終傳染的人數為零。
多倫多當時報紙（圖片來源：Canadian Environmental Health Atlas, Toronto Star）
3月25日，全加拿大共報告19例SARS，其中18例在多倫多，1例在溫哥華。而當天下午，又有48例患者因為疑似SARS收治入院。這創下了這輪疫情以來的記錄，多倫多地區的負壓病房已經超負荷運轉，多位一線工作的醫務人員患病。25日當天，安大略省政府將SARS定為強製匯報的傳染病，公共衛生部門有權對患者進行隔離。3月26日，安大略省政府宣布全省進入緊急狀態，指令數千人在家中隔離，一切救治工作由省政府統一部署指揮，所有醫院執行橙色代碼（Code Orange），暫停一切非必要醫療服務。
SARS疫情餘震未了
2003年4月13日，星期日，多倫多新寧醫院SARS病區。
張醫生今天值班。出門前，他還告訴同為醫生的太太，盡管執行了最嚴格的消毒隔離措施，新加坡的一名醫生也不幸感染SARS離世。
張醫生的病人是兩名重病SARS患者，在繁忙的白班結束後，他與同事進行了交接，回到了家中。家裏麵還有兩個年幼的女兒，他已經同太太商量好，回家以後就自我隔離：大部分時間待在地下室，上樓吃飯時戴上口罩，自己單獨使用一套餐具。
三天以後的4月16日，他開始感覺到異樣。不斷上升的體溫提醒自己，他可能被傳染了SARS。他知道這是一種新型病毒導致的呼吸道傳染病，尚沒有有效的治療手段。他飛速地在腦海裏思考了一下他不在人世的可能：家裏的財政狀況、子女和家人。當他想到他可能再沒有機會看見自己的一雙女兒長大成人時，心底忽地一顫。
他打電話給同事：請假，安排自己的臨床工作。同事告訴他，還沒有醫務人員在遵守嚴格消毒隔離製度下，感染上SARS，讓他不要過於擔心。
次日，當體溫升高到39度時，他打電話給了傳染科的值班醫生，後者告訴他，第二天請到醫院接受檢查。在那一夜，他輾轉反側：自己是否傳染給了太太？如果太太生病，誰來照顧孩子們？她們會不會已經被傳染？想到萬一親人們染病去世，即使自己幸存，餘生也將在痛苦中度過。
第二天，張醫生開車回了醫院，在自己的車位停好車，徑直去了急診。急診檢查結果顯示，血象基本正常，淋巴細胞計數偏低，血糖略高，胸片疑似陰影，CT顯示肺部浸潤。他被收入住院，開始接受利巴韋林和潑尼鬆治療。忍受著利巴韋林導致的惡心，他的轉氨酶也開始升高。更令人擔憂的是，淋巴細胞持續下降，伴隨血小板減少，還有乳酸脫氫酶的攀升，顯示體內炎症反應正在惡化。在甲強龍衝擊治療三天後，體溫沒有絲毫下降。
4月26日，他開始出現呼吸困難。他強忍著氣促，打電話給女兒們道晚安，因為他不確定，接下來會發生什麽。太太在電話那頭表現得很鎮定，讓他多了一絲勇氣。
當晚的值班醫生韋伯斯特曾是他在醫學院時的老師，也是資深的呼吸科專家。他認為此時的呼吸症狀，可能是因為肺部嚴重的纖維化。兩位醫生之間的談話，絲毫沒能緩解張醫生的焦慮，他變得緊張和煩躁，甚至提出轉院治療的要求，希望能抓住哪怕是最後一根稻草。新寧醫院是加拿大最大的醫院之一，轉院治療沒有現實意義。
在甲強龍衝擊治療三天以後，一般的指南都建議換用中低劑量潑尼鬆維持。韋伯斯特醫生推測，大劑量激素使用以後的驟停，可能是呼吸症狀惡化的原因。當夜，他讓護士又注射了125mg的甲強龍。一小時後，張醫生開始覺得症狀緩解，沉沉睡去。當第二天早晨的陽光照進病房時，他欣慰的發現，自己並沒有被插管，而且感覺在好轉。
張醫生在病房裏麵度過了自己47歲的生日，他也得知自己當時照料過的兩個病人，都相繼不幸病逝。但自己活了過來，在入院三周以後，他的體溫恢複正常，血氧飽和度再次回到99%。當得到出院醫囑，當自己步出病房，當同護士們招手道別，當回到自己落滿灰塵的汽車時，他感覺猶如重生。
他後來才知道，在住院的三周，他的汽車，宛如一塊告示牌，提醒著過往同事，自己在同病魔戰鬥。重新踏上油門，也同時載滿了同事們的掛念和祝福。
張醫生的汽車（圖片來源：Cheung CM. My experience with SARS. CMAJ. 2003 Dec 9;169(12)）
SARS疫情餘震未了
2003年3月28日，香港大學微生物係宣布從患者組織標本中分離出冠狀病毒。
4月4日，世界衛生組織公布階段性成果，全球10家實驗室認為SARS病毒為冠狀病毒。
4月14日，加拿大研究者率先公布了SARS病毒的全基因組測序。
5月14日，世界衛生組織解除對多倫多的旅遊警告。
SARS疫情在全球暴發的概況，圖片來自Canadian Environmental Health Atlas
至此，多數醫院放鬆了SARS期間嚴密的防護措施，N95口罩也不再被ICU和急診以外的科室常規使用。醫生們不再被要求全天戴上口罩，吃午餐時終於可以彼此說話了。
但到了5月20日，多倫多一家康複醫院的5名患者出現發熱，其中兩名患者曾經入住過約克總醫院的骨科。進一步調查發現，該院有八名曾經診斷為肺炎的病人均為SARS陽性。
多倫多的兩波SARS病情（圖片來源：Donald E. Low. SARS: Lessons from Toronto.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US), 2004.）
第二階段的疫情可能起源於一位96歲的老大爺，他於3月22日因骨盆骨折住入約克總醫院。盡管他出現了類似肺炎的症狀，但他的症狀似乎對抗生素治療敏感，而且他並無確定的病原接觸史。當時的醫生認為，患者的發熱、咳嗽可能由於吸入性肺炎引起，而腹瀉則是抗生素引起的艱難梭菌感染導致。當這位老大爺最終被確診為SARS時，病毒已感染了好幾位病友、來探訪的朋友以及相關的醫護人員。
隨後的幾周，約克總醫院先後有79位患者感染SARS，醫院不得不停止接受除SARS外的其他病人。多倫多地區的其他醫院，也再次披掛上陣。而世界衛生組織也又一次將多倫多放在了疫情地圖上。
兩輪SARS疫情，加拿大共確診375例SARS，45%為醫護人員，死亡44例，病死率高達12%。僅多倫多地區就隔離了25000居民，旅遊業損失3億5千萬加元，零售業下降3億8千萬加元。
隨後的獨立調查表明，安大略省公共衛生係統在這場危機麵前，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全省事先沒有重大疫情應急係統，在預防院內感染、職業防護方麵有多達11處重要漏洞。公共衛生部門與醫院之間欠缺溝通，導致存在的漏洞沒有及時彌補。醫療人員疲於奔命，研究者缺少國際參與和對話，當《柳葉刀》發表關於SARS論文的時候，全部22名作者來自於6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無一人來自加拿大。在第一輪疫情過後，過早地放鬆了警惕，導致了第二波疫情，嚴重影響了多倫多的國際聲譽。
反觀溫哥華，不僅在第一時間有效地隔離了首個疑似病人，其所在的研究機構BC Cancer Agency還率先公布了SARS全基因組序列。溫哥華機場每天有至少2000人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還有更多人經此中轉至北美其他地區。其公共衛生部門早在幾年前就有重大疫情預案，當2003年2月20日香港重現一例H5N1流感時，疾控部門即發出了網絡預警，並且在隨後的24日、28日和3月12日再次預警。盡管全世界還蒙在鼓裏，當第一例疑似SARS病人到達溫哥華中心醫院時，急診科已經受過了防疫演練，要求隔離所有疑似肺炎發熱病人。病人入院後15分鍾之內，即啟動了全套呼吸防護隔離措施，半小時之內被轉入了急診單獨病房，兩個小時以後即進入了負壓隔離病房。這一切，要比世界衛生組織發出第一個警告早了一周。當時京華國際酒店九樓的感染遊客中，唯有這名來自溫哥華的遊客沒有造成二次傳播。整個SARS疫情期間，溫哥華共確診5名SARS患者，其中4例均為輸入性病例，無一例擴散。
2018年將是西非埃博拉爆發4周年，SARS爆發15周年，西班牙流感爆發100周年。近一百年來，人類在各個方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傳染病的陰影從未遠離。人們不禁要問，或許在不遠的將來，當下一個超級病毒來臨時，我們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