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驕雄之四：傳奇人物戈登 (圖)

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運動，不但造就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晚清“中興名臣” ，還造就了幾位來自西洋的名人，戈登就是其中的一個。 戈登不見得是一個正麵人物，但絕對是個傳奇人物。戈登也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他的毀譽參半非常與眾不同。在中國官方正史裏，戈登是帝國主義的劊子手，是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屠夫，中學曆史課本這樣敘述戈登的結局：“惡貫滿盈的戈登在喀土穆被蘇丹起義軍打死。” 如果倒退一百年，在晚清的曆史裏戈登是平定長毛之亂的大功臣，授提督銜，賜黃馬褂、孔雀花翎，戈登死後清庭專門派人去吊。在英國的曆史裏，戈登是“英雄中的英雄”(語出英國首相格拉斯通)，維多利亞時代的楷模，戈登死後維多利亞女王親自到他家中慰問。不同國家、不同時代，對戈登愛憎分明，無論褒貶都是一邊倒，也算歎為觀止。 本文的目的不是為戈登蓋棺定論，而是通過記述戈登這個傳奇人物一生的重要活動和事件，勾畫出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像。至於如何看待這樣一個人物，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1. 平凡的早年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生於1833年1月28日，父親是英國皇家炮兵部隊的一位中將。戈登幼年就讀陶頓公學，15歲進入皇家軍事學校，成為一名士官生。軍校裏老生常常欺侮新生，一次晚餐後，一個高年級士官站在樓梯口擋住新生去路，不讓他們通過，戈登徑直上前，低頭猛撞此人腹部，這個士官一路滾下樓梯，摔出門外，為此戈登幾乎被開除。戈登早年表現出的這種寧折不彎的強梁個性，伴隨了他的一生。 1852年戈登軍校畢業，進入皇家工兵部隊，軍銜少尉，派到威爾士潘布盧克(Pembroke)修建海港設施。20歲的戈登正處於建立人生觀的階段，在一個名叫德魯(Drew)的好友影響下，戈登成為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他如饑似渴地閱讀神學著作，在和他姐姐的通信裏表現出強烈的宿命論觀點：“上帝掌握世事發展的方向，並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就好像馬背上的騎士決定馬的前進方向，無論馬樂意還是不樂意。一個人想要快樂，就得象一匹俯首貼耳的馬一樣，對任何事情都要做好準備。一切事情的結果都有上帝安排。” 1854年，戈登自告奮勇加入英國遠征軍到克裏米亞參戰，先參與修築冬季營地，然後到前線去測繪俄軍的戰壕。做這項工作需要經常從己方戰壕探身眺望，然後描繪下來看到的俄軍戰壕走向，許多工兵因此被俄軍狙擊手射殺。戈登抱著聽天由命的態度，按步就班地完成測繪工作，最後卻毫發無爽。克裏米亞戰爭結束以後，戈登被派去測量土耳其和俄國的邊界線，1859年返回英國。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戈登跟隨英軍後續部隊，於當年9月到達天津。由於來得晚，戈登錯過了大沽、張家灣和八裏橋等重要戰役，隻趕上了火燒圓明園。戈登在日記裏記述英法聯軍官兵“洗劫之後縱火，以最野蠻的方式毀壞這些最寶貴的財產…每一個人都發瘋一般地搶劫。” 戰爭結束以後，戈登隨英法聯軍在北京駐紮了一年多，然後移駐上海。這時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兵勢正盛，對上海形成包圍之勢，於是一個建功立業的機遇出現在30歲的戈登麵前。 2. 常勝軍 李秀成後來在獄中寫“回憶錄”，這樣反省江南戰事的逆轉：“蘇、杭之誤事，洋兵作怪，領李撫台之銀，攻我城池。洋兵見銀，打仗亡命。” 1860年3月，李秀成率軍從皖南進入浙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克杭州，引清軍江南大營分兵來救，然後退回皖南，會合陳玉成回師天京，大破江南大營。5月，李秀成領兵東征，連克常州、無錫和蘇州，兵鋒直指上海。當時清朝上海守軍薄弱，上海官紳驚恐萬狀，謀求自救。他們先乞求上海的英法聯軍“派兵助剿” ，由於英、法兩國正和清政府交戰，拒絕援手。兩江總督何桂清即令江寧布政使薛煥和上海道台吳煦籌餉募勇，保衛上海。 吳煦靠捐納起家，先任嘉定知縣，後署理鬆江知府，曾聯絡英、美、法等國，鎮壓小刀會起義，贏得西方人的信任。現在大難臨頭，吳煦首先想到的便是洋人。他找到在一艘商船上任大副的美國人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從上海租界的酒吧裏招募了數百西洋盲流，組建了一支“洋槍隊”。 華爾曾經效力於法國外籍軍團，參加過克裏米亞戰爭，有一定的軍事素養。當時各國武器販子雲集上海，出售的武器良莠不齊，華爾慧眼識珠，購買最先進的武器裝備洋槍隊，比如美製夏普後膛步槍(Sharpe Breech-loading Rifle) 、德製德萊塞撞針步槍(Dreyse Needle Gun)和美製寇爾特左輪手槍(The Navy Colt Revolver)等等。8月，洋槍隊協同清軍首戰青浦，西洋盲流一觸即潰，太平軍勝利克服鬆江，進抵徐家匯，離上海縣城僅9公裏之遙。這時英法聯軍為了自己的利益武裝幹涉，出動海軍陸戰隊和軍艦夾擊太平軍，迫使其退回鬆江。 青浦戰敗以後，華爾痛定思痛，遣散了西洋盲流，以一批菲律賓雇傭軍為骨幹，招募了大約三千中國人，組成三個團，著西式軍服，以西法操練。此時第二次鴉片戰爭已經結束，英、法等國開始改變以前的“中立”政策，幫助清政府剿滅太平軍。華爾洋槍隊得到大批新式榴彈炮和臼炮，戰力大增。1862年2月，華爾洋槍隊在鬆江附近兩敗太平軍，被清政府命名為“常勝軍”，華爾官封四品，後來又娶了吳煦的女兒為妻，並加入中國籍。4月，李鴻章率領淮軍乘英國商船抵達上海，立刻被任命為江蘇巡撫。以後常勝軍和淮軍並肩作戰，接連攻占了南翔、嘉定、青浦、南橋、柘林、奉賢等地。青浦被清軍攻克以後，李秀成領精兵一萬從蘇州趕來，連續擊敗常勝軍和淮軍，收複青浦，但沒有繼續前進，而在上海城外30英裏和淮軍、常勝軍對峙。 1862年9月，華爾在寧波附近陣亡，美國人白奇文(Henry Burgevine)繼任常勝軍統領。白奇文顯然並不稱職，洋槍隊官兵軍紀敗壞，李鴻章大傷腦筋，請求英軍司令斯塔夫利(C. W. D. Staveley)為常勝軍任命一位統領，斯塔夫利挑中的人就是剛剛升任少校的戈登。這個任命有裙帶之嫌，因為斯塔夫利是戈登的嫂兄，而且兩人曾經在克裏米亞共事過。由於這個任命必須得到英國政府的批準，戈登一直等到次年3月才走馬上任。 戈登上任以後，很快用他的人格魅力和領導藝術征服了常勝軍。戈登治軍公正嚴明，他嚴肅軍紀，建立刻板的操練製度，禁止士兵擄掠，而代之以優厚的軍餉和獎金。戈登雖然嚴厲，但通情達理，以身作則，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決不強求士兵去做。為了鼓舞士氣，行軍時戈登走在隊伍的前麵，除了一支手杖並不攜帶任何武器。部隊行軍時常遭到伏擊，戈登每次都安然無恙，很快被部下敬為神靈。 此時李秀成在蘇南一線分散兵力，固守星羅棋布的據點，消極防禦。太平軍的要塞堡壘對付尋常的綠營鄉勇綽綽有餘，在常勝軍和淮軍新式火炮麵前則不堪一擊。1863年5月，常勝軍進攻太倉，戈登先以榴彈炮進行四個小時的狂轟濫炸，將太平軍的防禦工事徹底摧毀，然後再命令衝鋒，常勝軍、淮軍士兵和殘餘的太平軍激烈肉搏，經過苦戰才攻克太倉。此戰太平軍陣亡兩千人，是常勝軍的十倍。 接下來攻昆山，戈登和淮軍將領程學啟考察地形，發現昆山被水道包圍，唯一退往蘇州的道路建在河邊。戈登於是率軍乘炮艇迂回西南，斷敵退路。昆山太平軍潰逃，常勝軍的鐵甲炮艇沿河追擊，在十幾碼的距離上以密集的霰彈猛烈轟擊，太平軍傷亡慘重。蘇州太平軍守將譚紹光率兵來援，和淮軍、常勝軍發生激戰，被擊退。昆山之役太平軍陣亡三千，而常勝軍也傷亡五百人。 戈登在1864年春天給他母親的信中這樣寫道：“我想，如果我能活下來，聖誕節之前應該能回家。我承受的損失驚人，100名軍官傷亡48人，3,500名士兵傷亡1,000人。不要說我脾氣倔強，但我真是不在乎提升或榮譽。我知道當我離開中國時，我會和來時一樣窮。但是我想，通過我的努力，數十萬人的生命能夠得救，我就心滿意足了。”挽救生命雲雲，大概指盡早結束戰亂，使老百姓不至於長期流離失所。戈登以後的所作所為，證明他這封信並不是在唱高調。 3. 蘇州殺降 李鴻章初見戈登，眼前一亮，心中頓生英雄相惜之情。此前李鴻章接觸的西方人，大多是盲流和武器販子，和他們相比戈登真是鶴立雞群。(作者按：下麵引用的李鴻章對戈登的評價，譯自英文史料，李鴻章原話暫時沒有找到，留待以後彌補。) 李鴻章在日記中這樣描述他對戈登的第一印象：“這個英國人戈登的到來，真是天賜。他的言談舉止比我所見過的西洋人強過百倍，那些人大多傲慢自大，令人生厭。” 幾個月以後，李鴻章陪同戈登的常勝軍進行一次軍事行動，他對戈登更為欣賞：“看這個英國人戰鬥，真是疲憊的眼看見美景，沉重的心喜獲甘露…如果有什麽能和曾國藩的學識一樣讓我敬佩，那就是這個英國軍官的指揮才能。” 隨著時間的推移，李鴻章對戈登的看法逐漸改變。7月，李鴻章在日記中寫道：“不管戈登將軍心中有多少狂想，他必須管住他那張嘴。” 這句話事出有因。由於戈登禁止常勝軍攻陷城池後大肆擄掠，他必須保證充足的軍費來源。李鴻章供應淮軍已經捉襟見肘，於是時常拖欠常勝軍的軍餉，大概是想迫使常勝軍通過劫掠自給自足。不想戈登堅持原則，絕不鬆懈軍紀。由於欠餉，常勝軍幾次嘩變，都被戈登以鐵腕手段鎮壓下去。戈登數次向李鴻章索要軍餉未果，火冒三丈，公開指責李鴻章和淮軍將領營私舞弊，截流常勝軍的軍費。9月，李鴻章對戈登的評價開始變得客觀許多：“(戈登)有不少缺點，他心高氣傲，脾氣暴躁，沒完沒了地要錢…雖然我對他頗有微辭，但他的確是一個有高尚情操的人，我依然很欣賞他…他是一個誠實的人，隻不過較難相處。” 本來李鴻章和戈登可以相安無事直到戰爭結束，但“蘇州殺降”事件使兩人的關係到了決裂的邊緣。1863年10月，常勝軍和淮軍開始圍攻蘇州。常勝軍火炮犀利，蘇州外圍石壘、長城相繼被破，太平軍守將郜雲官等人失去抵抗意誌，通過淮軍營官鄭國魁聯係，和程學啟、戈登在洋澄湖密會。郜雲官同程學啟定下降約，戈登居間做保，因為雙方都認為戈登最講信用。11月29日，蘇州守軍投降。四天以後，郜雲官等降將被殺，這就是“蘇州殺降”事件，事情始末在譚伯牛的《戰天京》一書中有詳細記載，這裏就不贅述。 根據李鴻章的記錄，殺降當天上午戈登被調往昆山，因而並不在場。事實上，戈登自己的備忘錄記載，他殺降時仍在蘇州，隻是被入城的淮軍以保護他的安全為由軟禁了一個小時，而降將們就在這段時間被砍了頭。戈登在得知殺降以後，留了一封短信給李鴻章，然後才乘汽輪回到昆山。李鴻章的不實之辭，大概還是想為戈登開脫責任。 種種跡象表明，殺降早有預謀，戈登顯然是被利用了。潔身自好的戈登怒不可遏，率領常勝軍返回昆山，拒不參戰。據說盛怒的戈登拎著手槍到處尋找李鴻章，要和他決鬥以挽回自己的名譽。李鴻章以四兩撥千斤的手法，一方麵向朝廷表功，戈登赫然位列程學啟之後，接著重賞常勝軍白銀六萬兩，其中一萬兩獎給戈登；另一方麵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國使團去函，解釋蘇州殺降的前因後果，強調殺降純粹是中方的決定，和戈登無關。不久朝廷的賞賜下來，戈登被封提督，賜穿黃馬褂，帶孔雀花翎。清政府還仿照西方式樣給戈登製作了一枚巨大的純金獎章。 戈登到昆山以後，向英國公使提交辭呈，但被再三挽留。戈登拒絕接受李鴻章的一萬兩白銀的賞金，還打算拒絕朝庭的一係列封賞，“由於攻占蘇州後所發生的情況，我不能接受任何標誌皇帝陛下賞識的東西” 。但在公使的規勸下，戈登最後還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嘉獎。戈登回到英國以後，將純金獎章熔掉捐給了慈善機構，隻保留了黃馬褂。這件黃馬褂至今依然存放於英國的戈登紀念館。 1864年3月，戈登終於拋棄前嫌，麵見李鴻章商議戰事，兩人都避而不談“蘇州殺降”一事。接下來常勝軍又攻陷數座江南城池。5月，常州城破，太平天國在蘇南最後的軍事重鎮陷落。常州克服以後，太平天國的滅亡指日可待，於是常勝軍在昆山解散，戈登隨即返回英國。 戈登和程學啟並肩作戰，結下莫逆之交，兩人以兄弟相稱。“蘇州殺降”事件以後，戈登憎惡程學啟背信棄義，手捧郜雲官的首級痛哭，發誓與程絕交。不久程學啟去世，戈登又悲不自勝，將兩麵“程”字戰旗帶回英國，留作永久的紀念。戈登臨走時向中國同僚贈言：“中國人民耐勞易使，果能教練，當可轉弱為強。”又說：“中國海軍利於守，船炮之製，大不如小。” 這些預言後來都一一實現。 1879年8月，中國駐俄公使崇厚未經清政府批準，同俄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裏瓦幾亞條約》，消息傳來，朝野大嘩。翰林院中以張之洞為首的清流上書朝廷，力主撕毀條約，內懲崇厚，外拒俄夷；諸疆臣中左宗棠主張“先折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堅忍而求勝”，傾向主戰派；而李鴻章認為“崇厚所定俄約行之卻有後患，若不允行後患更亟”，力主通過外交斡旋爭取修訂條約。主戰派意見在朝廷成為主流，一時間中、俄之間戰雲密布。 李鴻章通過總稅務司赫德請戈登來中國，想利用他的聲望說服各主戰大臣，爭取和平解決中俄爭端。1880年7月，戈登在闊別中國16年以後，再次來華。此時戈登雖然已經47歲，但依然心直口快。在和主戰派大臣們會麵時，戈登說了一席話，讓旁邊的譯員驚恐不安，拒絕翻譯。戈登於是拿出一本字典，翻到某一頁，將他想說的詞指給大家看 - 戈登指出的赫然是“愚蠢”二字。慈禧經過庭議，采取了一個折中辦法，將崇厚治罪，派駐英公使曾紀澤赴俄修約。曾紀澤經過艱苦的談判，同俄國簽訂《中俄改訂條約》，終於使伊犁等地和平回歸中國版圖。 4. 初治蘇丹 1864年，戈登載譽歸來，立刻成為英國炙手可熱的人物。英國政府提升戈登為中校，女王冊封他為“名譽勳爵”(Companion of Honour)，媒體稱他為“中國人戈登” ，他被邀請參加各種各樣的集會和座談。如果戈登有心功名利祿的話，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人望飛黃騰達。但是戈登天性不喜歡宴會和應酬，在時髦的女性麵前往往會局促不安。戈登的內心深處，對塵世的汙染其實充滿了恐懼感。戈登回到英國以後深居簡出，拒絕拋頭露麵，於是很快淡出了眾人的視野。1865年10月，賦閑了一年的戈登被派到泰晤士河口的格雷夫森(Gravesend)，主持修建沿泰晤士河的國防工程。戈登在這裏一幹就是六年。 據戈登的備忘錄記載，在格雷夫森這六年是戈登一生最快樂的時光。由於泰晤士河的國防工程無關緊要，戈登沒有追求進度的壓力，他每天工作到下午兩點，然後就去做社工，援助當地的貧困居民。戈登出資創建了“格雷夫森乞丐協會”(Gravesend Mendicant Society)，專門幫助那些流落街頭的兒童；他還給一些無依無靠的老年人支付養老金。據估計戈登將他三千英鎊年薪的90%用於各種慈善事業。 很多戈登的好友後來指出，戈登對權力、財富等世間最基本的誘惑根本無動於衷，他生命的動力是雄心和抱負。戈登渴望榮譽和影響力，追求偉大而絢爛的，能夠改變千萬人命運的一種存在方式。 1871年，戈登被提升為上校，出任“多瑙河委員會”委員，負責解決多瑙河口的領土糾紛。1872年，戈登在君士坦丁堡結識了埃及總理努巴爾(Nubar Pasha)，讓後者印象深刻。次年，戈登接到了埃及總督赫迪夫(Khedive Ismail)的信函，邀請他出任蘇丹赤道省(Equitoria)的總督。在得到英國政府的批準以後，戈登於1874年初走馬上任。 埃及此時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附庸，土耳其蘇丹任命了亞美尼亞人赫迪夫為埃及總督。1820年，埃及在英國的支持下向南擴張，吞並了蘇丹北部地區。從那以後，英國逐步擴大其對埃及的影響力，到十九世紀中後期埃及總督已經基本成為英國的傀儡。1869年，赫迪夫任用英國人貝克(Sir Samuel Baker)率領一支埃及軍隊遠征蘇丹南部，於1870年占領尼羅河上遊的重鎮喀土穆(Khartum)，進而吞並蘇丹全境。埃及占領蘇丹導致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奴隸貿易的泛濫。大批奴隸販子雲集蘇丹南部，和當地部落首領相勾結，將奴隸販賣到開羅和君士坦丁堡。埃及總督赫迪夫受到英國政府極大壓力，急需一位能人遏製猖狂的奴隸貿易，而戈登正是上佳人選。 戈登滿懷熱情踏上蘇丹之旅。他在備忘錄中寫道：“中非的荒漠和沼澤將被開發，接受文明的福音；猖獗的奴隸貿易將被撲滅；當地野蠻的居民將習慣自由、公正和繁榮。”戈登到達蘇丹以後，發現蘇丹政府一貧如洗，於是主動將自己一萬英鎊的年薪降到兩千英鎊，立刻贏得當地人民的景仰。戈登先出任蘇丹赤道省總督，兩年以後出任整個蘇丹的總督。他在蘇丹的六年間，騎著駱駝行程八千五百英裏，足跡遍及蘇丹全境。在打擊奴隸貿易之外，戈登還致力於改革蘇丹的政府機構，修築道路和橋梁，以及建立象牙的政府專賣，以開財源。 戈登的熱情很快被嚴酷的現實澆滅。蘇丹的奴隸貿易已經深植當地社會經濟的脈絡之中，由埃及、土耳其等地巨大的市場需求驅動，戈登個人的努力顯然是杯水車薪。六年間戈登率領幾百人的隊伍四處奔波，對奴隸販子圍追堵劫，解救數以萬計的奴隸。但戈登很快發現被解救的奴隸根本無力謀生，赤貧的蘇丹政府更是無力供養，於是他們很快又出現在各地的奴隸市場上。戈登抓獲了一批奴隸販子，把他們送到開羅，請埃及總督赫迪夫嚴加處置。沒想到這些奴隸販子不但立刻獲得自由，還成為總督的座上賓。這也難怪，奴隸販子們的進貢是埃及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赫迪夫怎能不善待自己的財神呢。 經過幾年徒勞無功的努力，戈登對蘇丹的狀況有了更清楚的認識：“當你能把浸透到紙裏的墨跡弄出來的時候，你才能停止這塊土地上的奴隸貿易。”戈登明知不可為依然勉力為之，他在備忘錄裏寫道：“我明白自己力量有限，因而乞求上帝；我將不問成敗，一切交由上帝安排。” 戈登在蘇丹期間，一個名叫佐拜爾(Zobeir)的當地部落首領通過奴隸貿易聚集財富，組建了一支數萬人的軍隊，有意挑戰埃及政府的權威。佐拜爾本人被引誘到開羅軟禁起來，而他的兒子蘇萊曼(Suleiman)公開起事，圍攻埃及軍隊在蘇丹南部的據點。戈登不戰而屈人之兵，隻帶了一個翻譯騎著駱駝穿過85英裏的沙漠，突然出現在蘇萊曼麵前，戈登的出現導致叛軍陣營的分裂，一些部落首領當場投誠。戈登命令蘇萊曼兩天之內放下武器，解散部隊，而蘇萊曼完全被戈登的凜然正氣所鎮攝，俯首貼耳一一照辦。1878年，戈登前往開羅解決埃及政府的財政危機，蘇萊曼又起兵造反，很快兵敗被殺。 1880年，戈登遞交辭呈，悵然離開了辛苦經營了六年的蘇丹。在他的繼任拉烏夫(Raouf Pasha)治下，蘇丹的奴隸貿易恢複了過去的規模，而戈登改革政府的成果全部廢棄。埃及政府為了創收，變本加厲地搜刮蘇丹人民。蘇丹上下群情激憤，整個國家已經成為一個火藥桶。在尼羅河小島上靜修的一個苦行僧一直在默默關注著形勢的發展，他這時看到時機成熟，於是率領信徒揭竿而起。 5. 臨危受命 1880年爆發的蘇丹馬赫迪運動，在很多方麵都酷似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運動領袖馬赫迪和洪秀全一樣，以宗教改革者的身份領導人民起義，最後建立王權統治。 馬赫迪原名阿赫麥德(Mahommed Ahmed)，1844年生於蘇丹一個木匠家庭，16歲成為伊斯蘭教的苦行僧(Dervish)。阿赫麥德成年以後在蘇丹各地漫遊傳教，漸漸得到蘇丹底層貧民的擁戴。1881年，阿赫麥德公開稱自己是馬赫迪(Mahdi, 真主的使者)，抨擊埃及政府派來的土耳其官員不讀古蘭經、飲酒、壓迫其他穆斯林等等罪行，號召蘇丹人發動聖戰，驅逐土耳其人，取得民族獨立。 馬赫迪屬於瓦哈比教派(Wahhabism)，這個教派由十八世紀阿拉伯人瓦哈比(Muhammad ibn-Abd-al-Wahab)首創。瓦哈比教派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一個重要派別，主張古蘭經是所有教義的唯一來源，擯棄驕傲、嫉妒、忽視日常祈禱等罪過，而追求謙遜、溫順、堅忍、節欲、朝聖等美德。需要指出的是瓦哈比教派是當今沙特阿拉伯的國教，也是本拉登所信仰的伊斯蘭教義，近兩年很多學者把本拉登和馬赫迪相提並論。和本拉登一樣，馬赫迪的理想是伊斯蘭教統一世界，他公開宣稱，蘇丹解放以後，他將征服埃及，然後是麥加和耶路撒冷，最後是全世界。被征服的異教徒要麽歸依真主，要麽引頸就戮。馬赫迪運動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非常相似，依照古蘭經製定嚴刑峻法，比如盜竊者剁去手足，禁止飲酒、鼓掌、惡語、跳舞、淫亂、閱讀禁書、穿著鮮豔等等。 馬赫迪運動吸引了大批蘇丹貧民，以及一些企圖投機的地方豪強和奴隸販子，這些人在馬赫迪的默許下繼續他們的奴隸貿易。很多蘇丹部落首領仍然持觀望態度，期望英國政府有所行動。馬赫迪信徒們身穿粗製棉布做成的白袍，以長矛、彎刀為武器，組成一支充滿宗教狂熱的軍隊。埃及政府在以後的兩年間派遣了三支西式裝備的遠征軍前來征討，都被消滅。每一次勝利都使馬赫迪的隊伍壯大一倍，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這個身材高大，肩膀寬闊的苦行僧就是安拉派來的救世主。 正當蘇丹馬赫迪運動風起雲湧之時，埃及也爆發了反抗土耳其統治的暴動。一個名叫阿拉比(Ahmed Arabi)的埃及軍官發動兵變，企圖驅逐土耳其蘇丹任命的埃及政府，建立埃及民族政權。腐敗的埃及政府不堪一擊，關鍵時刻英國派遣沃斯利將軍(Lord Wolseley，也就是當年參與火燒圓明園的沃斯利中校)率軍於1882年9月進入開羅，鎮壓了阿拉比暴動，扶持埃及政府複辟。蘇伊士運河和紅海航線對大英帝國戰略意義重大，英國決不能容忍埃及被一個桀驁不馴的民族政權控製。不過海外駐軍開銷巨大，英國政府並不打算在埃及久留，一旦埃及傀儡們能夠控製局麵以後就離開。但蘇伊士運河的戰略地位讓英國欲罷不能，英軍在埃及一駐就是74年，直到1956年才全部撤出。 埃及政府剛剛渡過危機，就著手解決蘇丹問題。他們任命英國人希克斯(William Hicks) 為遠征軍司令，由他率領一萬剛剛兵變過的埃及部隊，前去鎮壓馬赫迪運動。結果希克斯遠征軍在蘇丹科爾多凡地區(Kordofan)遭到四萬馬赫迪軍隊的伏擊，全軍覆滅。消息傳來，英國政府開始正視蘇丹馬赫迪運動。首相格拉斯通領導的自由黨內閣介入埃及事務已經相當勉強，而蘇丹對英國並沒有任何戰略價值。英國內閣經過討論，決定要求埃及放棄蘇丹。然而這個決議實行起來難度相當大，因為在蘇丹有數萬埃及軍政官員和他們的家屬，散布在沿尼羅河的據點內，而馬赫迪軍隊兵勢正盛，已經控製了蘇丹大部分地區。 英國媒體對蘇丹問題異常關注，帝國主義勢力控製的報紙煽風點火，大肆醜化馬赫迪運動，要求政府出兵消滅這個邪惡而危險的組織。擁護執政黨的報紙則擔心撤退計劃因為缺乏領導而流產，導致人道主義災難。無論哪一派的媒體，都認為蘇丹急需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物，而蘇丹前任總督戈登是當仁不讓的最佳人選。 戈登自從三年多以前離開蘇丹以後，在世界各地奔波，1880年夏天的中國之行以後，戈登前往南非，負責處理棘手的土著事務。戈登無論在哪裏，都不改其直言無諱的風格，他曾公開批評英國的愛爾蘭政策，支持愛爾蘭的自治運動，並因此得罪了英國政府。1882年戈登晉升少將。離開南非以後，戈登有一年多的時間處於賦閑狀態，他於是前往巴勒斯坦，沉浸於聖經的曆史研究，寫了兩千多頁手稿。1883年底，戈登接到比利時國王的公函，請他出任剛果總督。戈登接受了邀請，返回英國為非洲之行做準備。 戈登於1884年1月回到英國，意外地發現自己又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各大媒體異口同聲地為起用戈登造勢。沒幾天，戈登的老朋友沃斯利就代表國防部和他會晤，請求他再次出任蘇丹總督。這是英國政府迫於輿論壓力，喪失判斷力的一個典型例子。戈登是一個鬥士，一個冒險家，一個理想主義者，以桀驁不馴、寧折不彎著稱，而英國政府交給他的任務卻是屈辱的撤離。沒有人比戈登更不適合這項工作了。 這個意外的任命使戈登胸中熄滅已久的熱情之火又開始熊熊燃燒。近幾年的懷才不遇，使戈登相當鬱悶。現在他的價值終於得到了應得的認可，而蘇丹將是他建立豐功偉績的地方。麵見外交部長格蘭維爾(Lord Granville)幾個小時以後，戈登就在副手斯圖亞特上校(Colonel Stewart)的陪同下，來到倫敦車站，格蘭維爾已經為他們買好了前往南安普頓港的車票。戈登上車以後，沃斯利匆匆趕來，從車窗塞給他一個皮包，裏麵是幾個朋友湊的兩百英鎊路費。火車在汽笛聲中漸漸駛離站台，戈登從車窗向送行的親朋好友揮手道別，就此一去不複返。 6. 拯救戈登 戈登臨行前非常明白自己的任務 - 組織埃及公職人員撤離蘇丹。到達開羅以後，戈登會見了軟禁於此的蘇丹豪強佐拜爾，兩人進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談。雖然這個蘇丹最大的奴隸販子曾經是戈登的死敵，而且和戈登有殺子之仇(佐拜爾之子蘇萊曼兵敗以後被戈登的副手處決)，但通過這次談話，他開始堅信佐拜爾代表著蘇丹的未來。此時戈登心中充滿了對蘇丹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而將自己的任務拋到九霄雲外。 戈登乘船沿尼羅河而上前往喀土穆期間，發的電報象雪片一樣飛到英國駐埃及公使巴林爵士(Sir Evelyn Baring)的桌上。在這些電報中，戈登向巴林坦白自己解決蘇丹危機的打算：佐拜爾將作為副總督到喀土穆來協助他，以佐拜爾在蘇丹的號召力分化瓦解馬赫迪陣營。由於蘇丹政府和佐拜爾都沒有足夠的武裝力量，戈登認為英國應該派遣軍隊“粉碎”馬赫迪運動。未來的蘇丹應該由蘇丹人佐拜爾領導，而英國在幕後指揮，如同阿富汗一樣。正在此時，馬赫迪軍隊攻占了蘇丹紅海岸邊的蘇阿金港(Suakin)，威脅到英國的紅海航線。駐埃英軍立刻派出格蘭姆將軍(Sir Gerald Graham)率部反攻蘇阿金港，並兩次擊敗馬赫迪軍隊。戈登認為這支部隊應該立刻乘勝前進，一舉剿滅馬赫迪運動。 英國政府非常幹脆地拒絕了戈登的建議。佐拜爾是蘇丹最大的奴隸販子，出於道義原則英國政府不可能支持這樣一個人物。格蘭姆將軍的部隊在收複蘇阿金港以後，立刻撤回埃及。不久英國放棄蘇丹的計劃公布於眾，持觀望態度的蘇丹各部落首領對英國徹底絕望，全部投靠馬赫迪。戈登於1884年2月18日抵達喀土穆，僅僅一個月以後，馬赫迪軍隊就完成對喀土穆的包圍。戈登隻在合圍之前將城中的婦孺搶運到埃及。巴林3月24日發電給外交部長格蘭維爾，認為撤離蘇丹的計劃已經流產，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將戈登和他的助手安全撤出喀土穆城。 戈登被困喀土穆的消息很快傳到英國，立刻引起公眾極大的關注。4月，通往喀土穆的電報線被切斷，戈登和外界的聯係中斷。最先為戈登的安危擔憂的是維多利亞女王，她於3月25日打電報給國防大臣哈廷頓爵士(Lord Hartington)：“這真是駭人，戈登將軍麵臨危險，你一定要解救他…你肩負了一個艱巨的任務。” 維多利亞女王的電報代表了當時的公眾情緒，英國各大報紙充斥著討論戈登安危的社論和讀者來信，戈登的朋友們設立了一個援助基金，認捐者踴躍。5月初，公眾的擔憂達到頂點，社會各界召開集會，呼籲政府采取行動。兩個月前，英國政府很快屈從於輿論壓力，起用戈登總督蘇丹，但現在內閣卻出奇的固執。政府一反常態地頂住了輿論的壓力，拒不發兵。顯然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在左右蘇丹政策，使政府堅定不移地執行既定方針，完全不顧民意。這股力量來自英國首相格拉斯通。 75歲的格拉斯通正處於一生事業的頂峰。格拉斯通曾經是保守黨冉冉升起的一顆新星，後來逐漸蛻變，成為自由黨的頂梁柱。此時的格拉斯通寂寞無敵，他的政壇對手如保守黨領袖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都已經死去，他享受全體國民的景仰，被英國媒體敬畏地稱作“偉大的老人”。如果拋開格拉斯通的城府和機心，我們會發現他具有和戈登一樣單純的信念和百折不撓的精神。1879年大選時，自由黨領袖格拉斯通的競選主張之一就是不走帝國主義道路。執政以後，格拉斯通在許多場合表示“埃及應該由埃及人治理”，反對英國接管埃及事務。起初格拉斯通非常勉強地同意起用戈登。戈登一到蘇丹，英國的蘇丹政策就開始偏移，逐漸向征服蘇丹和吞並埃及的方向滑行。格拉斯通痛下決心，一定要懸崖勒馬。在英國公眾的眼裏，出兵蘇丹的結果不外乎使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得救，但格拉斯通卻看到了“曠日持久的戰亂，成千上萬的犧牲，軍事占領的殘暴，和對一個民族的奴役。” 1884年5月，反對黨在議會提案敦促政府發兵救援戈登。他們認為，戈登的命運和大英帝國的名聲緊密相聯。格拉斯通這樣反詰：“出兵蘇丹，是對一個爭取自由的民族的征服戰爭…他們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的鬥爭是正義的。”格拉斯通表示，如果戈登的確處境危險，則政府責無旁貸應該出兵救援。但事實上喀土穆雖然陸路斷絕，水道依然暢通，戈登隨時可以乘汽船撤出喀土穆。戈登陷於險地完全是自覺自願的。 戈登發給巴林的最後幾封電報證實了格拉斯通的判斷。戈登告訴巴林，既然英國政府拒絕出兵蘇丹或派佐拜爾來協助他，他認為自己可以根據形勢自作主張。“你們最終會被迫前來消滅馬赫迪，” 戈登認為如果政府一意孤行，將會蒙受“洗雪不掉的恥辱”。戈登的電報被各大報紙刊登，而格拉斯通是在一個鄉間俱樂部看報紙時讀到這些話的。在場的人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格拉斯通拿起報紙，眼光立刻停留在戈登的電報上。讀著讀著，他的臉開始變得僵硬和蒼白，他的眼裏開始噴射出怒火，好像要將報紙點著 - 他這種神情隻有在議會辯論中勃然大怒時我才見過 - 仿佛戈登的言語灼傷了他的靈魂，激起怒火萬丈。他麵色慘白、一言不發，在那裏呆坐了幾分鍾，然後起身離去，那天再也沒有露麵。” 事情已經很清楚了，戈登試圖將武裝幹涉蘇丹的政策強加於英國政府。戈登認為隻要能夠在喀土穆堅持足夠長的時間，他就可以迫使英國政府出兵消滅馬赫迪。洞悉戈登心理的格拉斯通象一頭被激怒的雄獅。戈登以自己的生命要挾政府，不僅是在蔑視他的治國理念，更是在挑戰他的個人權威。格拉斯通橫下一條心，不理會媒體的指責和聲討，堅決拒絕出兵。喀土穆被包圍以後，整整四個月英國政府對戈登的困境無動於衷。事到如今隻有一個人能夠打破這個僵局，那就是國防大臣哈廷頓爵士。 哈廷頓是自由黨內的二號人物，他代表的貴族勢力，是自由黨的政治基石。哈廷頓為人樸實誠懇，公正無私，是英國上流社會的典範。自從維多利亞女王囑咐他盡力挽救戈登以後，哈廷頓一直在內閣強烈主張出兵。但哈廷頓是一個毫無心機的人，不但理解力遲鈍，而且行動緩慢。他被格拉斯通的閃爍其辭所迷惑，一直沒有領會其真正意圖。6月初的時候，哈廷頓還打電報給外交大臣格蘭維爾，詢問政府打算何時出兵。格拉斯通的想法昭然若揭以後，哈廷頓又等待了近兩個月，才邁出關鍵的一步。7月30日，哈廷頓告訴格拉斯通，如果政府不立刻出兵，他將辭職。格拉斯通明白哈廷頓的份量，他的辭職就意味著政府的垮台。8月5日，格拉斯通終於同意出兵蘇丹，議會很快批下30萬英鎊的軍費。26日，沃斯利被任命為蘇丹遠征軍統帥。9月9日，沃斯利到達埃及，開始準備向蘇丹進軍。 7. 死得其所 戈登於1884年2月18日抵達喀土穆，驚惶失措的喀土穆居民夾道歡迎，象迎接救世主一樣將戈登迎進城裏。戈登到喀土穆以後並沒有動手組織撤退，而是暫停徵稅，減免債務，廢除酷刑，甚至宣布奴隸貿易合法化。這些挽回人心的做法表現了戈登在蘇丹堅持下去的決心。 戈登隨即考察了喀土穆的防務。將婦孺疏散以後，喀土穆此時仍有四萬人口，和八千埃及守軍。城中存糧充裕，可以堅持半年。最讓戈登喜出望外的是八支小汽船，改裝成炮艇以後，可以用來控製尼羅河航道。5月初，蘇丹北部重鎮柏柏爾(Berber)陷落，喀土穆成為名符其實的孤島。戈登咬緊牙關，固守待援，他全身心投入修建城防工事，埋置地雷，鋪設鐵絲網。工兵出身的戈登比照英國陸軍的教科書一絲不苟地規劃監督城防工程。由於蘇丹政府近乎破產，戈登以自己的名義印製鈔票，給官兵按時發餉，向他們保證英國政府將如數兌現。戈登還製定一套嘉獎製度，定期舉行授勳儀式，以鼓舞士氣。在戈登的努力下，喀土穆城防大大加強，馬赫迪的將軍們不得不放棄攻城，製定了長期圍困的計劃。 但是一個月過去了，三個月過去了，英國援軍始終不見蹤影。戈登在他的總督府房頂上架設了一副望遠鏡，每天都花幾個小時的時間眺望北方，而北方的地平線始終籠罩在一層迷霧之中。一天，戈登收到了馬赫迪的一封親筆信和一個包裹，內裝一套苦行僧的白袍。馬赫迪勸說戈登歸依伊斯蘭教，穿上白袍出城投奔真主。戈登當著眾人的麵將白袍扔在地上用力踐踏，然後一言不發，獨自爬上房頂，機械地將望遠鏡轉向北方，繼續眺望。 進入9月，尼羅河開始泛濫，水位上升，戈登的汽船因而可以渡過淺灘，一直開到埃及境內。戈登打算利用這個機會，向英國政府和公眾進一步解釋他的立場。戈登將幾大箱文件，包括他和副手斯圖亞特的圍城日記，以及一封呼籲信，裝上汽船“阿巴斯”號。臨行前，英、法公使和助手斯圖亞特都表示想隨船離開，戈登爽快地答應了。“阿巴斯”號離開喀土穆以後，不幸在途中觸礁沉沒，船上乘員逃到岸上，被當地部落首領全部殺死，向馬赫迪請賞。 戈登拒絕乘船撤離，再一次證實了格拉斯通的判斷。戈登一直都有機會離開喀土穆，但他選擇了留下和喀土穆共存亡。英國駐埃及公使巴林在備忘錄中表明，此時戈登的職責就是設法撤離喀土穆。如果執意留下，則意味著英國政府將不得不出兵救援，勢必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如果離開，喀土穆四萬居民隻不過淪為馬赫迪的囚犯。但是柏柏爾城陷落以後慘遭野蠻屠城，喀土穆城破之後隻怕也逃不了相同的下場，戈登作為蘇丹總督，對喀土穆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以戈登的強梁性格，臨陣脫逃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英、法公使和助手斯圖亞特離去以後，戈登更加孤獨，每天花很多時間寫他的圍城日記。這些有幸保留下來的手稿，記錄了三百多天絕望的等待中戈登的心理曆程。戈登在日記裏重申他的原則：“我莊嚴宣告，在喀土穆每一個願意撤離的居民安全撤離以前，在一個有效的政府建立以前，我不會離開蘇丹；因此我不會遵從任何讓我撤離的命令，我願意冒一切風險，留下來和此城共存亡。” 這是赤裸裸的抗命不遵，但戈登天生不是一個順從的人，他在日記中自嘲地說：“我絕不會雇傭象我這樣的人，我是不可救藥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戈登起初的信念也逐漸產生動搖。他估計城中四萬居民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願意投靠馬赫迪。“埃及官員無能，士兵怯懦，”戈登沮喪地發現，“為他們犧牲真不值得。” 他的尊敬都留給了對手，“馬赫迪的信徒都是堅定的戰士，能夠忍受饑渴，舍生忘死，真是堅如磐石。” 在他心目中，馬赫迪士兵才是他喜歡帶的兵。戈登雖然認定馬赫迪欺世盜名，但在他的日記裏字裏行間隨處可見對馬赫迪的尊敬。一天有謠言傳來，馬赫迪在城外出現，要求麵見戈登，戈登居然一臉的興奮之色。 9月底，城中存糧將盡之時，一些奸商非法囤積的糧食意外地被發現，使喀土穆守軍又堅持了幾個月。12月14日，戈登的最後一艘汽船裝著他的日記離開喀土穆。戈登寫給他姐姐的最後一封信中言道：“我知道女王的政府會因為我強迫他們出兵而怒氣衝天…由於援軍的延誤，這應該是你看到的最後一封信了。不過上帝主宰一切，他的意誌將會得以實現。由於條件的限製，恐怕我在此的作為會顯得不那麽輝煌…我非常快樂，感謝上帝，我已經盡力履行了我的責任。” 沃斯利在埃及精心準備蘇丹遠征，他知道馬赫迪有雄師十萬，士氣高昂，輕敵冒進隻能是自取滅亡。到10月底，沃斯利才湊齊一萬精銳部隊組成遠征軍。此時尼羅河正值低潮，水路無法進入蘇丹，如果走陸路，又沒有足夠的駱駝。直到11月底，遠征軍的先頭部隊才正式出發。進入蘇丹以後，英軍不斷受到馬赫迪部隊的騷擾和阻擊，行動非常緩慢。1885年1月20日，英軍到達尼羅河畔的米提瑪(Metemma)，發現戈登派來迎接他們的四艘汽船已經在此等候了四個月。23日，英軍先頭部隊乘汽船向馬赫迪進發，於28日到達喀土穆城外，發現喀土穆已經淪陷，於是隻得退了回去。 馬赫迪大軍於1月26日對喀土穆發動總攻。在饑饉中苦熬了一個多月的守軍隻抵抗了幾個小時，喀土穆終於陷落。城中四萬軍民幾乎被屠殺殆盡。根據英國官方曆史記載，馬赫迪士兵衝進總督府以後，發現戈登身著將軍製服，手持指揮刀，站在樓梯上等著他們。戈登和總督府院內黑壓壓的馬赫迪士兵對峙了幾分鍾，一時間鴉雀無聲。這時一個名叫沙辛(Taha Shahin)的馬赫迪將領大喝一聲：“遭天譴的家夥，你的末日到了！” 話音未落便投擲出手中的長矛，透入戈登的胸膛。戈登一臉的輕蔑，身體隻是晃動了一下。接著又有兩支長矛刺中戈登，戈登這才倒地，馬赫迪士兵於是一湧而上，刀斧齊下。戈登死後，他的頭被馬赫迪士兵割下來高掛在樹上示眾，那一雙無神的眼睛依然瞪視著北方。 戈登的死掀起軒然大波，他效力過的國家紛紛發電表示震驚和哀悼。65歲的維多利亞女王痛心疾首地寫信給戈登的姐姐：“我不知該怎樣表達我此刻的心情。您敬愛的、高貴的、英勇的胞弟，為他的國家和君主盡忠報效，不惜犧牲自己，到底未能得救。我竭盡全力促使派遣他的那些人做出救援的承諾，終究未能得到履行，我的悲痛真是無以言表！您弟弟壯烈而悲慘的命運，是英國名譽上永久的汙點！” 首相格拉斯通立刻成為千夫所指的罪魁禍首，幾家報紙直接稱他為“戈登謀殺犯”。幾個月後，聲名狼藉的格拉斯通被迫辭職。 馬赫迪沒有福氣享受他的勝利果實，於同年6月得暴病身亡。阿布杜拉(Abdullahi)接任哈裏發，成為“馬赫迪亞國”的統治者。馬赫迪亞政權延續了13年，期間內戰頻繁，奴隸貿易猖獗，蘇丹人民選擇的政權並沒有給他們帶來幸福的生活。 8. 結語 真可謂性格決定命運，戈登從政治理念上看應該是個自由主義者，這從他支持愛爾蘭自治的言論可以證明。但是戈登的理想主義，基於宗教熱情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寧折不彎的性格，使他選擇了和蘇丹共存亡。戈登喪生喀土穆，實際上是為英國的帝國主義道路殉難，這大概有違他的初衷。 戈登和格拉斯通的政治角力，最後以戈登用生命的代價取得了勝利。但是平心而論，戈登和格拉斯通的爭執，戈登完全是錯誤的一方。格拉斯通拒絕幹涉蘇丹，正是為英國的根本利益考慮。可惜正如戈登所預言，他的死使英國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恥辱，這是鼎盛時期的大英帝國所不能忍受的。戈登生前未能迫使英國幹涉蘇丹，死後卻成功地使英國背上蘇丹這個包袱。1898年，經過13年的準備，埃及英軍司令基奇納(Horatio Kitchener)領軍入侵蘇丹，消滅了馬赫迪亞政權，從此蘇丹成為埃及的一個省份，英國沉重的財政負擔，一直到1956年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