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之歿：不惑之年未至，天才作曲家倒在了青春的生命刻度上

曹利群 作家文摘 

 

1849年10月17日淩晨2點，巴黎旺多姆廣場12號二樓，旅居法國多年的波蘭作曲家肖邦歿，時年39歲。醫生拿一支蠟燭舉在肖邦因窒息而變得灰暗的臉上，輕聲問他是否難受。回答說“不了”（Non plus），這是他說的最後一句話。

不惑之年未至，這些天才的作曲家們都倒在了青春的生命刻度上：除了肖邦，舒伯特31歲，莫紮特不足36歲……每念及此，彼時他們的家人、朋友和後世的我們都為之扼腕。

肖邦死於肺結核盡人皆知，但他的患病和與肺結核糾纏的痛苦卻很少被關注。艾倫·沃克在《肖邦傳——生平與時代》一書中，將肖邦的作品和他的性格緊密地編織在一起，並讓它們成為彼此的延伸，隻是由於書寫得太過好看，甫一翻開，肖邦病患的起起伏伏竟先行吸引了我的視線。

肖邦（1849年）

路易斯·奧古斯特·比鬆 攝影，波蘭國家圖書館

19世紀頭十年裏，肖邦的老家波蘭的肺結核疫情十分嚴重。沃克在書中記載：估計當時在中歐就有五分之一人患有肺結核，最終有幾十萬人被這種疫病奪去了生命。僅在肖邦家的六個人當中就有三個人死於肺結核：除他之外，還有父親和另外一個妹妹。而肖邦的母親、姐姐魯德維卡、妹妹伊莎貝拉卻沒有染疫。這讓醫生們大惑不解。

這種病給他帶來不少生活上的不便，病情嚴重時，日常的活動都要被迫停止，“會出現長期乏力、持續咳嗽、喉嚨發炎、呼吸不暢，乃至神經疼痛等多種並發症狀，這使得他無法進行創作更不要說去演出了”。

最早知道肖邦這個飽受折磨的病是在房龍《音樂的故事》裏。馬略卡島的旅行導致了肖邦身體的傷害。房龍認為，渴望愛情的年輕作曲家被喬治·桑俘虜。至於她是不是真愛肖邦，也許隻有她自己知道。馬略卡的冬天讓女作家得到了創作的素材，而“可憐的肖邦得到的，卻是拉雪茲神甫公墓裏的一小塊土地。”房龍不但把肖邦的早夭記到了喬治·桑的賬上，也讓熱愛肖邦的人難免對她心生嫌隙。

喬治·桑

為了厘清兩個人之間的關係，艾倫·沃克參考了多達26卷的喬治·桑書信集。不消說，除了家人之外，肖邦與桑的關係比任何人都親近。在沃克的傳記裏，我們從始至終都看到桑對肖邦病情的擔憂。

馬略卡島蜜月旅行安排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肖邦的身體得到充分的調養。初到島上情況尚好，別墅雖然沒有壁爐，但每個房間都有火盆，露台上溫暖宜人的海風讓兩人頗感滿意。肖邦甚至興奮地給朋友寫信說，這裏的生活很美妙：“大海如天青石山嶺像翡翠，空氣好的如同天堂一般。”

然而好景不長，冬雨來襲，別墅裏十分陰冷，敞開式的窗戶成了負擔，火盆燒得不熱煙卻很大。加上肖邦散步回來淋了雨，犯了支氣管炎，咳嗽加重並開始咳血。桑連忙找來醫生給他做了檢查，診斷的結果是肺結核。按照西班牙的法律病情需要上報。

消息傳出，房主把他們趕出別墅，燒了床褥，毀掉家具，重新粉刷了牆壁，人們像躲避麻風病人一樣躲著肖邦。幾個人好不容易才在巴爾德穆薩村找到一座荒廢的加爾都西會修道院安頓下來。

巴爾德莫薩修道院，莫裏斯森 繪製

接下來的兩個月，原本溫暖的馬略卡島的冬天卻一直陰雨連綿，肖邦的健康不斷惡化，喬治·桑隻好又找了一位醫生。直到此時她才意識到把肖邦帶到這裏的後果有多麽嚴重，內疚感“像鉛塊一樣墜在我的心上”。

醫生再次確認肖邦患了肺結核，給出的治療方案包括放血、饑餓療法和食用奶製品。肖邦對此十分抗拒。醫生說不放血他就會死，但桑的直覺告訴她，如果放血肖邦才會死。她輾轉到山下買了一些羊奶製品，肖邦的病情才稍有好轉。

普萊耶爾鋼琴運到後，肖邦的身體和精神狀態都有所恢複，一些在巴黎寫的前奏曲也修訂完成。而在馬略卡島上至少新創作了四首。著名的“雨滴前奏曲”顯然被桑進行了文學加工。

喬治·桑和肖邦，Lionello Balestrieri 繪畫

 

桑在小說裏寫道：“那天晚上他創作的樂曲充滿了雨滴聲，和修道院的瓦片上的雨滴交相呼應。”桑稱這種水滴聲為“模仿性的和聲”，而肖邦否定了這種幼稚的說法，也從來沒有在和朋友的信中提過所謂“幽靈和恐懼”或者水滴這些事情。

到了1839年2月的第一周，肖邦已經病得很重，不能夠在陰冷的馬略卡島繼續住下去了。於是，喬治·桑開始做返程的計劃。歸途中，肖邦元氣大傷，吐血嚴重。直到2月25日才輾轉到了馬賽。下船後，還是桑托人找來醫生，對肖邦做了進一步檢查與精心治療。

隨著天氣轉暖，飲食中又加入了大量的奶製品，肖邦的身體狀況明顯得到改善。桑在給朋友的信裏說：“他真的好多了，不再吐血，睡眠也不錯，有些咳嗽但不厲害，總算是回到法國了。”行文之中對肖邦的愧悔和擔憂的解除溢於言表。當然兩人在馬略卡島上的經曆也成了桑的痛苦回憶。6月1日，兩人終於回到了桑的故鄉諾昂。

諾昂莊園

在家鄉，喬治·桑給肖邦精心安排了可以俯瞰整個花園的二樓房間，附近的草坪和花壇都可以盡收眼底。除了偶爾散散步，肖邦也可以在上午寫寫曲子。隻是身體依然虛弱，走幾步就會氣喘籲籲。

戀情開始後不到四個月，喬治·桑不得不麵對一個現實的問題：她的角色逐漸從情人轉變成為照料者；從一個有吸引力的戀人變成了一個義務照顧病人的“修女”。

坊間說她的無情無義大多沒有根據，沃克的這本傳記披露了很多細節，說明桑並非是人們傳說中遭人詬病的人：“在即將承擔的新責任麵前，我感到一陣恐懼。我不再幻想熱烈的愛，我對這位藝術家懷有一種母愛般的感情，非常溫暖，非常真實。”即便是從諾昂回到巴黎，他們找到的公寓，肖邦的房子也一定要朝南，陽光要充沛。每年往返於巴黎和諾昂的路程，馬車走走歇歇需要三十多個小時，路上的艱辛可想而知。

1845年的冬天，肖邦先期回到巴黎，趕上了一場罕見的暴風雪。寒冬再次擊垮了他，他患上重感冒，咳嗽不止。等到喬治·桑返回巴黎後，又成了肖邦的照料者。

在接下來的共同相處的八年中，桑為肖邦提供了無數的關懷，照顧他的飲食起居，請朋友們從巴黎來到諾昂做客，給肖邦開心解悶。凡此種種，雖是一些細碎之事，然而她對肖邦的幫助，乃至暗通款曲的藝術啟迪，都應該得到公平的認可。

柯蒂斯·凱特的另一本傳記中甚至指出，喬治·桑認為與肖邦發生關係遠不如聽他的音樂更令人興奮，因為“他已經形如枯槁，稍微一動就會咳嗽不止”。最為瘦弱的時候，肖邦體重居然還不足43公斤。

就是拖著如此疲廢的身體，在最後的十年，肖邦還寫出了降b小調和b小調奏鳴曲、f小調波蘭幻想舞曲以及《船歌》這樣的傑作，著實令人驚歎。而在他生命的最後兩三年中，他上下樓梯都需要別人幫忙。

他一生當中看過的醫生多達30多位，想必大多數都是喬治·桑找來的。他服用過各類藥物，不乏有用於緩解症狀的鴉片汀。這些具有鎮靜作用的藥物，也可能讓他無法工作。彼時彼刻，作曲對於肖邦而言簡直成了奢侈的事，但最終創作帶給他的當然是慰藉，盡管創作的過程充滿辛勞。

1847年，肖邦卷入了喬治·桑不正常的家庭所經曆的混亂局麵，兩人之間友誼因喬治·桑的決絕而關閉。在最後的信中她希望他早日擺脫所有的疾病：“我會感謝上帝讓我們以這種奇怪的方式結束這份持續了九年的特殊友誼。”這種不可逆轉的破裂勢必讓本就身心交瘁的肖邦雪上加霜。

1849年3月，霍亂像往常一樣拜訪了巴黎。到了8月中旬，疫情有所平息。波蘭詩人塞浦路斯·諾爾維特來看望肖邦：“我發現他穿戴整齊地躺在床上，臃腫的腿腳上裹著襪子和便鞋，她姐姐坐在他的身旁。肖邦看起來十分優雅，那是某種希臘文明鼎盛時期的典雅貴族所崇尚的氣質。”詩人和他姐姐聊天時他咳嗽得更厲害。

肖邦的房間和鋼琴

 

肖邦臨終的那幾天，有很多看熱鬧的人吵著要看作曲家最後一眼，聽他說最後一句話或者順手帶走一件紀念品。有些場景甚至被誇張或者浪漫化。人所共知他對宗教的態度十分冷淡，也從沒參加過彌撒或者去做懺悔。他擔心的是一些個人的事情，多次表達意願，希望死後那些沒有出版的手稿都被燒掉：“我出版的東西都要盡可能完美，我不希望冠有我名字的、會讓大眾失望的作品四處傳播。”

肖邦躺臥的病榻周圍擺滿了鮮花，供朋友和吊唁者做最後一次瞻仰。大約有3000人聚集在教堂裏，向肖邦的一生和他的作品致敬。藝術界多位重要的人物都派代表出席了葬禮。

肖邦去世後的27年，即1876年6月6日，喬治·桑走完了生命的最後曆程。

臨終前她掙紮著喊出了：啊，死亡，死亡。是對生命終結的恐懼，還是對生命的渴望和對生活的無限留戀？也許隻能到她的作品中去找答案了。

拋開兩人之間的情怨，不可否認的是，喬治·桑對肖邦的評價可謂精準：“他的天才同任何他所繼承的大師一樣廣闊、全麵和精深。從性格來講，比巴赫更精致，比貝多芬更有力，比韋伯更有戲劇性……在挖掘情趣時，他比他們更微妙，在表現宏偉壯麗時更樸實無華，在傾訴悲痛時更能催人淚下。”

他的音樂，她的小說，那些分分合合的悲歡的時刻消逝在諾昂的七個夏天。

[Redcheet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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