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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北大歲月瑣憶

(2020-10-27 15:22:52) 下一個

北大歲月瑣憶

袁行霈/文

 

  我雖然生在一個傳統的讀書人家庭,但是因為我自幼體弱多病,家庭並沒有給我嚴格的學術訓練,這種訓練是從1953年我17歲考入北大時才開始的。剛進北大時,抱著當作家的夢想。沒想到係主任楊晦先生“無情”地告訴我們:中文係不培養作家。開始並不理解這話,學了一年以後才明白確實如此。那時的課程都是很難啃的硬骨頭,例如一入學就上高名凱先生的“語言學引論”,高先生是法國巴黎大學博士,他講課古今中外旁征博引,發的講義後來出版了,厚厚的一大本。又如上遊國恩和浦江清兩位先生合開的先秦兩漢文學史,一開始就講《尚書》,課後我抱著《十三經注疏》啃《盤庚篇》,那些詰屈聱牙的文字雖有趣味,但連注帶疏讀起來真夠難的。還有楊晦先生的“文藝學概論”,天馬行空,必須細心聽講方可以沙裏淘金。難怪比我低一個年級、當時已經頗有名氣的劉紹棠在北大中文係念了一年之後便退學,當他的專業作家去了。有了第一年的基礎,到了二年級,跟林庚先生學習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史,便突然覺得輕鬆多了。他是詩人,將自己的詩情融入到講課之中,引導我們欣賞領悟,很受歡迎。浦江清先生的“宋元明清文學史”很有特點,講到元明戲曲時他會情不自禁地唱一段。王力先生的“漢語史”,講稿好像是用毛筆寫的,課講完了講稿也就出版了。此外還有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漢語”、周祖謨先生的“現代漢語”也是我感興趣的,不過以他們的專長講這類基礎課並不能充分發揮。袁家驊先生的“漢語方言學”,用各地民謠或民間故事教我們說各地方言,我至今還記得粵語的故事《無尾鼠》。餘真、曹靖華等先生的“俄蘇文學史”、季羨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的“東方文學史”、李賦寧先生的“西洋文學史”,使我大開眼界。周一良先生和鄧廣銘先生合開的“中國通史”,給了我史學的視角,這對我研究中國文學史很有幫助。上述各位先生教我的時候,不過四五十歲,確切地說林庚先生才43歲,遊國恩先生不過52歲。當時他們已經學富五車卓有成就了。不過上課隻是師傅領進門,更重要的學習是自己課外閱讀,泡在圖書館裏撿自己喜歡的書來讀,古今中外,中文、曆史、哲學,其樂無窮,收獲也最大。
  就這樣,我在北大紮紮實實地讀了四年書,漸漸窺見了做學問的門徑。畢業時林庚先生需要一名助教,係主任讓他自己物色,這在當時是有點出格的。林先生便讓比我早一年畢業留校任教的倪其心學長到班上了解情況,同學們反映我還不錯。林先生看過我的一篇作業,對我有點印象,這樣我就在21歲時留在北大中文係當了一名助教,從此很幸運地走上學術之路。那時的圖書館長向達先生準許教師進入書庫自由閱讀,我便經常泡在書庫裏,隨意瀏覽,增長了不少見識。
  1958年秋,北大搞半工半讀,我被派到京西城子煤礦勞動,同時給二年級學生講授中國文學史。下煤井時頭戴柳條帽,身穿礦上發的工作服,腰裏別一個充電池,七斤半重,電線通到頭頂的一盞照明燈。胸前還要揣一個飯盒,裝上滿滿的一盒飯。在井下的八小時裏趁著點了炸藥炸開掌子麵的功夫,躲到岔道上吃飯。平時有罐籠送我們下井,但遇到高產日12小時一班,罐籠用來運煤,我們便走下爬上。原來礦井是層煤矸石一層煤炭間隔著,第一層叫一道巷,第二層叫二道巷,以此類推。每一層間隔大約三米,越往下越深。我下過七道巷,那層巷道也就一米高。八小時都彎著腰幹活,手握一把大鐵鍬,不停地攉煤,煤塊在頭燈的映照下閃閃發光,黑寶石似的。在井下彼此的臉都被煤屑熏黑了,隻能認個大輪廓。上到地麵,洗了澡,彼此又不認識了。在煤礦三天挖煤,三天上課,挖煤和上課究竟是隔開來互相穿插呢,還是集中三天挖煤,再集中三天上課呢?換了好幾次,大家覺得怎麽都不對勁兒。原因並不在於時間如何調整,而是在煤礦勞動的環境中,講王維、孟浩然,實在有點別扭。
  兩個月以後,學生回校了。我又轉到密雲縣鋼鐵公社煉鋼,從冬天幹到第二年夏天。那裏的主力是人大的老師,北大的老師隻有中文係、東語係和俄語係的,還有一位工人、一位實驗員,總共不到二十人。我們北大這批人先是負責燒鍋爐,供給全體下放勞動的老師喝水,以及早晨洗臉之用,因為天太冷了,住的又是半截在地下的花洞子,毛巾都凍成了冰片。燒鍋爐是在夜間,先要到三四十米外的一口井裏打水,挑回鍋爐房連夜燒開,存在一排大缸裏。天剛蒙蒙亮,就看到人大的老師分班挑著水桶來打水,他們的衣著做派都像工人。後來我們還當過木工、高爐工、翻砂工。當木工實際上隻幹一種活兒,就是拉大鋸。一根大樹幹斜支在地上,一人站在上麵,俯身;一人跪在下麵,仰頭,來回地鋸。兩人相對,不斷交流著眼神,調整著節奏,同事之間從未如此親密。當高爐工,兩班倒,十分辛苦,可惜煉出來的都是豆腐渣一般的粗鋼。密雲的鐵礦是貧礦,鋼鐵公社的高爐雖號稱小洋爐,但隻有55立方米,所謂洋不過是有一台鼓風機可以往爐內送熱風而已。出渣或出鐵時,我們要掄起5磅的大鐵錘將鋼針打進爐中,將渣水或鋼水放出來。後來又當翻砂工,這活兒更累,八小時蹲在地上盤弄沙範,再將鋼水澆到其中鑄成零件。不過我們的情緒還不錯,都自覺地通過勞動鍛煉自己。俄語係一位老師會唱歌,我們晚飯後休息時,常常請她唱一曲。我要求唱舒伯特的《聖母頌》,她的聲音隔著用秫秸築起的牆傳過來十分動人。在那樣的環境中,居然能欣賞《聖母頌》,而且沒有人幹涉,真有點奇怪了。
  在密雲勞動了八個月,然後又轉到京西齋堂人民公社白虎頭大隊勞動,一直到1960年3月才回到北大。齋堂是山區,梯田一層一層地從山下直達山頂,春天漫山遍野粉紅色的桃花和杏花,秋天漫山遍野金黃色的穀穗,山下小溪潺潺,農舍點綴其間。那裏盛產桃、杏和核桃,春天跟著老鄉爬樹摘桃、摘杏。秋天跟著老鄉割穀子,左手摟一把,右手揮動鐮刀順勢一割,刷刷地響著,很有規律的節奏帶來一種樂感。或者手持長杆打核桃,一杆打下去,哪裏啪啦地落一地,有的還會落在頭上身上。傍晚用背簍背回村來,走在崎嶇的山間小路上,汗水濕透了衣裳,但心靈是很純淨的。有一段時間我被調出村子,參加撰寫齋堂人民公社史,到許多村莊采訪。山區農民生活的艱苦、心地的樸實、性格的堅韌,以及待人的誠懇,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我到王家村采訪,一路爬山,步履艱難,隻見一位小腳老太太從後麵趕上來,我們說了幾句話的功夫,她便將我甩到後麵了,過了一會兒已不見她的身影,我很慚愧。等我抵達村子時早已過了午飯時間,老鄉在鍋裏為我留了玉米碴子粥,灶裏的柴火還有餘溫,那碗碴子粥可稱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馬欄村奇特的地貌、百花山下的依依墟裏煙,也曾使我陶醉。有個村子周圍仍然保留著石頭砌的城牆,我猜想是北朝時塢堡的遺跡。我離開齋堂後到文革開始前的六年裏,曾經兩次回去看望老鄉們,領略那詩一般的景色,找回那段生活的色彩。每個中國人,不管是從農村出來的還是生長在城市的,都不應該忘記農村和農民,是農民的汗水澆灌了中華大地,農村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燦爛文明的根基。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都認為這段經曆對我來說是重要的。雖然耽誤了讀書做學問的時間,但是人生的閱曆豐富了,做學問的眼光也就有所不同,此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吧。
  我從進北大的第一天起就患了高血壓症,低壓96,高壓165,不能正常上體育課,經校醫院院長吳繼文開示證明,轉入醫療體育課。老師是一位美國老太太,燕京大學轉過來的,十分和氣。所謂醫療體育無非是柔軟體操啦、遠足啦之類的,遠足也就是從第二體育館走到北大的蔚秀園或承澤園。那時這兩座園子沒有樓房,還留有大片池塘樹木,頗有田園風味的。經過一年多的勞動,1960年春回校以後,血壓竟然降到75~115,水銀柱上的這個刻度一直保持到現在,成為我那段農民生活的印記。
  我回北大後便講授中國文學史。我的導師林庚先生、我大學的班主任老師馮鍾芸先生、我的師兄陳貽焮先生都來聽我的課,課後在林先生家裏小聚,他們給我很大的鼓勵,那情景至今曆曆在目。林先生在各方麵給我的啟迪和熏陶,對我影響深遠,沒有他就沒有我的今天。從他為拙著《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寫的序中,可以看出我們之間的師生情誼。此後我連續為中文係、外語係和北京電視大學講課,同時跟隨林庚先生參加主編了《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並承擔了林先生主編的《中國曆代詩歌選》上卷初盛唐部分的注釋工作,還發表了幾篇現在看來很不像樣子的論文。
  正當我感到可以展開自己的研究之際,1964年秋被派到湖北江陵縣張黃公社張黃大隊參加農村的“四清”運動,身份是工作隊員。我去的那個村子隻有17戶人家,卻進駐了五名工作隊員,三名是附近公安縣的幹部,再加上我和一名北大的學生。五個人去查這個貧窮的小村裏幹部的四不清問題,真可謂興師動眾。江陵本是南朝民歌《西曲》的誕生地,是我向往的滿地是詩的地方,但實際的情況跟讀《西曲》所得的印象完全不同。那裏生產水平很低,主要是種稻穀,一天吃兩頓飯,一幹一稀。我的師兄陳貽焮跟我鄰隊,寫過一首詩,其中有這樣兩句:“飽吃幹稀飯,深交貧下農。”可謂妙趣天成。這裏根本沒有副業,連蔬菜都很少,蘿卜長得像拳頭那麽小。主要的下飯菜就是炸胡椒,過年殺一頭豬,醃起來吃半年。但工作隊員是不準吃魚肉蛋的(以免被腐蝕),村民笑話我們是和尚,他們偶爾吃一頓葷的,隻好為我們把那點葷的挑出來另盛一碗。村裏一律的茅草房,除了一家富裕中農的房子蓋著灰瓦以外,其他16家連房頂都是稻草鋪就的。房子的牆不過是一些插進地裏的竹竿,上麵塗了泥巴而已。下雨天人們穿上木屐,冬天老人提著一個瓦盆,裏麵盛些做飯剩下的草灰,放在棉袍下麵取暖。我們進村沒幾天,小隊會計便冒雨穿著木屐,背一張八仙桌供我們辦公使用,我們拒“腐蝕”沒有接受,他便又背了回去,看著他的背貼著桌麵的身影,我感到不是滋味。我住在宋大娘家,老兩口帶著一個兒子,兒子娶了親,小兩口的臥室跟老人的臥室隻隔著一道竹牆。為了安排我和那名學生下住,臨時隔開一間小屋,支起一張木板床來。我們住房的後麵便是堆放糧食和雜物的倉庫,晚上睡覺時老鼠從我的身上爬來爬去,可以清楚地感到它們腳步的輕重。再往後就是牛圈,躺在床上可以聽到老牛反芻的聲音。夜裏睡不著時,從牆縫裏仰視天空,星星眨著眼,似乎也在看著我。我們五個人思想都有點右傾,至少我個人看到的是一片和睦平靜的景象,幹部帶頭參加勞動,跟群眾的關係也相當密切。組長委派我當資料員,按時向上匯報清查的結果,我們匯報不出什麽重大的戰果,而鄰村卻得到赫赫戰功。其巧妙的計算方法是,隊長家的鴨子放進後門外小隊的稻田裏,假設一年吃多少稻穀,又假設這些稻穀當種子,一年收多少稻子,幾年累計下來價錢驚人。我們不願意仿效,上報的數字很少,所以總是受批評。組長著急,怕是隊長跟群眾串通了欺騙我們,讓我晚上蹲到他家牆外偷聽壁角,我十分惱火地頂撞他說:“我一個堂堂北大的老師,怎能幹這種事情!”他便不再說什麽。有一次召開三級幹部會,工作隊和村民代表集中住到大隊的倉庫裏,我房東那年輕人代表村民也參加,他沒有鋪蓋,我便請他跟我睡在一個被窩裏,一轉身便感到他的雙腳在頭邊。心想我的腳也伸到了他的頭邊,彼此彼此無所謂的。
  當時的農村還保持著樸素的田園風光,宋大娘家後麵是一片望不到邊際的大湖,偶爾有漁民放魚鷹捕魚,那些魚鷹的眼神詭譎,脖子上拴著一根繩子,叼了魚又咽不到肚子裏,脖子一仰一仰的,不斷抻著頭,既可憐又可笑。村裏有一片小池塘,春天放魚苗,秋天魚長大了就到縣城買巴豆,磨碎灑在池中,魚中了毒暈暈乎乎地,遊得很慢。農民就站在小船上用魚叉叉魚,一兩天內就把全池塘的魚叉盡了,等來年開春再買魚苗放養。並沒有規定工作隊員參加勞動,但我覺得參加勞動更愉快,便主動找活兒幹。我剛去不久跟著農民勞動,就參加過對魚的“圍剿”,我隻能在岸上叉,一天叉了12條魚,卻惹來猜疑。當地話“叉魚”和“吃魚”聲音相近,工作隊當時是不準吃魚、肉、蛋的,領導聽說我“叉魚”以為我“吃魚”,便來調查,積極參加勞動原來是應當表揚的,卻成了問題。幸虧很快就查清了。冬天農閑,公社派人到長江邊上加固大堤,我也參加了。江陵地屬荊州,這段長江又稱荊江,水麵高過地麵,形成懸河。在岸邊看到來往船隻的白帆,似乎是在頭頂上滑動,這景象使我驚異不已。
  等我們回到北大,正趕上北大搞起了“社教”運動,隨後又是文革,我被說成是“白專典型”,據會上揭發,我的情況曾由北大上報到北京市。係領導重用“白專典型”,便成了一條罪狀。好在我隻是用來說事兒的,不是打擊對象。但心裏很好笑,領導何嚐重用我了?我多次下礦下廠下鄉勞動,努力向勞動人民學習,怎麽能說我白呢?我學識淺薄,說我專豈不是過於抬舉我嗎?我既不是走資派,說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吧又不夠格,當然更不可能成為造反派,便逍遙起來。趁此機會讀了一些跟政治毫不沾邊的書,如《山海經》之類,文革結束後我發表的《山海經初探》《漢書藝文誌小說家考辨》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的。
  1969年秋,北大的大部分老師都下放江西新建縣鯉魚洲“五七幹校”勞動。中文係的軍宣隊宣布下放名單時,我正住院,遂向領導說明情況,那位領導很痛快地回答:“你先治病、病好了再去。”我為了表示自己屬於下放的那一隊人,絕不賴在北京,便托沈天佑老師將行李帶走。有一段時間,我主動跟學生到機械製造廠勞動,幹的是刮研工,據說是最累的工種。同時,我百般求醫,病仍未痊愈。第二年春便豁出去了,毅然奔赴鯉魚洲幹校。原來鯉魚洲瀕臨鄱陽湖,硬是圍湖造田,造出一座勞改農場,勞改農場遷走後,我們的幹校就建在農場的舊址上。這裏是血吸蟲疫區,大家不免有幾分擔心。但我想鄱陽湖對岸就是陶淵明當縣令的彭澤縣,他一個貴族出身的人不為五鬥米折腰,辭官歸田,值得敬佩。我到鯉魚洲正可以體驗他的生活,也就釋然了。在鯉魚洲根本接觸不到農民,還是這幫“臭老九”在一起,隻是換了一種生活方式而已。當時流傳著“勞動省心論”,對於我這樣的逍遙派確實省心。早飯後排隊,這一天幹什麽活兒,自有排長分配,根本用不著操心。晚上開會既不會當作“5.16分子”(造反派中的一部分)挨鬥,也不用發言鬥別人,在大草棚的角落裏一坐,盡可以打我的盹。工宣隊宣布,你們要當鯉魚洲的老祖宗,別想回北大了。我也無所謂,當陶淵明就是了。
  盡管如此,值得回憶的事還是不少,在這裏隻寫幾件。鯉魚洲本是湖底,一下雨地上很滑,許多五七戰士常常跌跤,而我竟然沒跌過一次。有一回挑著秧苗走在小渠的岸上,忽然擔子一頭的繩子斷了,我失去平衡將要跌倒,便縱身跳到對岸,秧苗落入水中,而我穩穩地站住了。我很為自己的矯捷和堅定而自豪。還有一次,我正在插秧,橫著插,一排六株,從左到右,再從右到左。秧苗均以60度立在田裏,一束一束的,不能披頭散發。人則倒退著,在泥裏走出兩道直直的痕跡。我覺得這活兒挺有意思,看到自己所插之處,秧苗整齊地排列著,頗有美感。這時聽到班長大喊一聲:“袁行霈可惜身體不好,要不然一定是插秧的好手!”我從小受過不少表揚,但這句話最使我高興也最使我難忘。另一件難忘的事是1970年春,我和一些人乘敞篷卡車到井岡山修鐵路,鯉魚洲沒有道路通向外邊,車子隻能走在鄱陽湖的大堤上。雨後堤上泥濘不堪,車輪子根本就不轉,隻是費力地滑行,一上午才滑出幾裏地。午飯後從隊部叫來一輛拖拉機在前麵拉,沒想到拉出去不遠就是一道斜坡,向前的拉力和向下的滑力合起來,把整輛汽車翻到堤下,四個輪子朝天。我們也都被摔了下去,或壓在車下,當場死了兩人,還有一些受傷的,而我竟毫發無損。摔死的那位同事恰好是打前站的,他先去井岡山聯係好,然後回來接我們。命運竟是如此捉弄人嗎!幸虧汽車是向湖的外側翻,如果向另一側翻向湖中,我們豈不都化為魚鱉了嗎?生死原隻有一線之隔!我從此似乎將生死覷破了。那年我34歲。
  有一天晚上雷電交加,暴雨像水柱般潑下來。我們都躲在所住的大草棚裏。忽然有人高喊牆快倒了,隻見朝北的一麵土牆向裏傾斜,我們幾個人便用手頂住那麵牆,等那牆立穩才散開。這時,我望外看了一眼,隻見鄱陽湖上的閃電竟然跟平時所見不同,閃電本是自上而下或稍有斜度,湖上的閃電竟然是橫向的,好像人的心電圖,把天空橫著切成兩段。這一奇觀使我歎為觀止,大自然竟是如此神奇難測,人在大自然麵前是何等渺小啊!

  我這八十年,以四十歲為界,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翻車那次可謂是跌入了我人生的最低穀。
  四十歲正是文革結束的那年,聽到清除“四人幫”的消息,我從北大朗潤園家中走到天安門參加遊行,並沒有人組織,也沒有人通知,大家自發地湧到那裏表達自己的感情。那洶湧的人流仿佛是一條不盡的大河,讓我想起李白的兩句詩:“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一個新的時代即將開始,一條寬闊的道路展現在眼前。因為四十歲是我人生的轉折點,所以我的心態至今還定格在那年,常常覺得自己還是中年教師。
  的確,四十以後我開始了新的人生,從此再沒有人批判我“白專”。1978年發表了《橫通與縱通》一文,代表我學術的自覺。1979年發表了《山海經初探》和《漢書藝文誌小說家考辨》,還到昆明參加了中國古代文論第一次研討會,發表了《魏晉玄學中的言意之辨與古代文藝理論》,從此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參加會議的有吳組緗、錢仲聯、程千帆、楊明照、馬茂元、王達津等老先生,都是剛剛解放的學術權威,會議的氣氛自由輕鬆舒暢。會前我曾到導師林庚先生家,將自己準備提交的論文讀給他聽,得到首肯。又到吳組先生家讀給他聽,論文頗長,他並無厭煩的表示,相反地,有幾處贏得他的稱讚,每到他滿意的地方輒拍一下大腿說:“好,寫得好!”這讓我想起他曾向我講過的事,老舍有時把自己的文章讀給他聽,讀到得意處,便拍一下大腿說:“這一筆除了我老舍誰寫得出來!”這則趣聞置之於《世說新語》毫不遜色。
  順便說說,1979年是我人生中難忘的一年,那年我在當了二十二年助教之後晉升講師;那年我從三家合住的一個單元房中搬到蔚秀園,兩室一廳;那年我在中文係跟吳組緗先生各開了一門專題課,那是文革後中文係最早的兩門專題課,我的課就是“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後來整理成為一本書出版。第二年1980年,我晉升副教授。
  1982年春中文係本來準備派我到荷蘭萊頓漢學院訪問研究,我加緊複習英語。後來改派往東京大學任教,我是北大中文係第一個到東大任教的。我的職務是“外國人教師”,這本是二戰後不久,由當時東大的係主任倉石武四郎教授設立的,所請的第一位教師是冰心女士。這樣說來我便是她的後任了,東大的同事提起這情況,我深感榮幸。
  東大為我安排的宿舍在西片的West Wood公寓,聽說房東是東大英語係的教授,我猜想他大概是姓西木吧。宿舍離東大正門不到十分鍾路程,步行去學校上課很方便。西片屬於上手町,是豪華住宅區,一棟棟小樓房,各有自己的風格。我住的公寓則比較簡陋,一進門是廚房和餐廳,向裏隔一扇拉門是客廳,再向裏進一道拉門便是臥室兼書房。本來是日式的榻榻米地麵,東大特地為我安置了一張床。這是我第一次出國。在那一年間我要教大學院、文學部、教養學部共五門課程,主要是在大學院麵向研究生講“陶淵明研究”。那時的學生現在不少人成了教授。中文係主任伊藤漱平教授是一位熱愛中國文化的老派學者,著名的紅學家,也會寫漢詩,並擅長書法。他親自到機場接我,舉著一張相當大的紙,上麵寫著“歡迎袁行霈先生”。在這一年裏我們一起切磋學問,吟詩唱和,揮毫寫字,探訪名勝,消除了我不少的鄉愁。他曾邀請我到名古屋附近一座小鎮上他父親家裏做客,他的父母以極其隆重的日本禮節迎接我,跪在門口的榻榻米上表示歡迎,我不知所措。伊藤教授安排我在老人的書房裏住了一宿,並請我在他父親的冊頁上題字。值得紀念的還有東京大學、日本大學、禦茶之水女子大學和愛知大學的六位教授跟我組成了讀詞會,每月一次研讀宋詞。因為第一次是6月,讀的第一首詞是六一居士歐陽修的《蝶戀花》,他們又謙虛地說是六名學生一名老師,所以稱為“六一讀詞會”。這逼著我開始研究唐宋詞。我不會日語,一個人住在東京,感到很寂寞,隻能常去神保町,那裏有許多書店。有時門外的小街上傳來叫賣石燒白薯的聲音,拖著長長的尾音,婉轉中帶著蒼老,賣者是一個老漢。有時附近後樂園的野球(棒球)場上傳來拉拉隊的喊聲,那三、三、七的節奏,使我想起中國七言詩的格律,原來這節奏是人呼喊時自然形成的,是人呼吸最舒服的節奏。
  一年後我回到北大,便給研究生開了“唐宋詞研究”課,並發表了幾篇詞學的論文。愛知大學的中島敏夫教授又兩次請我去他的大學做集中講義,我的那本《中國文學概論》就是根據講稿寫成的。
  1984年我被特批為教授,本來教育部門認為前幾年教授評濫了,便派人到北大調查,結果不但不濫反而是有些人該上沒上,於是便組織全國最有權威性的老教授在北京進行評審,稱為特批,各學科都有,全國中文係共評上七人,北大占了三名,我忝居其一,還有嚴家炎和金開誠兩位。這是王瑤先生會後私下透露給我的小道消息,跟他一起的中文學科的評委還有王力、程千帆、王季思等幾位。那年我48歲。當時有人傳說我是北大最年輕的教授,恐怕未必。
  陶淵明是我自幼就喜愛的作家,1992年中華書局的程毅中先生約我為陶集作注,我在東京大學期間完成了大半,可是當我以讀者的身份閱讀這份書稿時,竟完全失望了,因為缺乏新意。於是從版本調查入手從新做起,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完成了《陶淵明研究》《陶淵明集箋注》和《陶淵明影像》三本書,總算對得起這位素心之交的朋友了。
  從東京回來後的前十年,我在教學上花的時間比較多,先後為研究生和高年級學生開設了“陶淵明研究”、“唐詩研究”等六門專題研究課,獲得國家優秀教學成果獎國家級特等獎(個人)。指導了商偉、王能憲、馬自力等多名研究生,現在他們都已成為著名的學者。商偉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講座教授,王能憲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曾任常務副院長,馬自力是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兼院長。可惜的是孟二冬教授當了北大教授後因勞累過度英年早逝,但受到政府表彰,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此外我還指導了幾名外國的進修生,1989年我過生日時,柯馬丁、柯嘉豪、小野桂子三人分別用德文、英文、日文翻譯了我的一篇文章《詩與禪》,打印出來作為生日禮物送給我,這是我十分珍貴的收藏。現在柯馬丁和柯嘉豪分別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擔任講座教授,小野也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不過嚴格說來,前兩位都不是我名下的訪問學者,他們沒有正式的導師,是常常到我家請教的朋友。
  我人生中關鍵的年份還有1992年和2009年。1992年1月6日北大成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校領導任命我為主任,香港的南懷瑾先生讚助了第一批經費,我們創辦了大型學術刊物《國學研究》,還資助了文、史、哲、考古的老師們許多研究項目。半年後,1992年7月我應邀赴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係任客座教授。在新加坡一年間,結識了許多新的朋友,如係主任林徐典教授、後來繼任係主任的陳榮照教授,同樣擔任客座教授的羅鬱正教授等。羅教授來自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比我年長許多,他熱心好客,開朗幽默,我們相處很愉快。說起來真有緣分,大概是1978年,他曾來北大訪問,想見曆史係鄧廣銘教授,因為他們是研究辛棄疾的同道。也許是鄧先生提議、我陪侍左右,早已跟羅教授見過麵的,在新加坡國大重聚,彼此都還記得那段往事。還有王國瓔教授,她跟我早已通過書信,據她說,當她的《中國山水詩研究》出版後,詢問在康奈爾大學任教的梅祖麟教授,應當寄給大陸的哪位學者,梅教授讓她寄給我,我們就是這樣成為朋友的。我之所以去新加坡國大任教,因為前一年那裏召開“國際漢學大會”,主題是“漢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從中國大陸去的還有任繼愈先生,他在北京沒趕上飛機,所以第一天的主旨報告是由我代讀的。據說我在大會上發言時“台風好”,所以第二年新加坡國大便邀請我擔任客座教授。王國瓔的丈夫是元史專家蕭啟慶,父親是我敬仰的王叔岷先生,他本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的得意門生,後來任教於中國台灣大學,曾在新加坡國大任中文係主任。他對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研究,特別是對陶淵明的研究是我十分敬佩的。正是在新加坡,我對港台和國外的漢學有了較多的接觸,這對我此後的工作幫助很大。新加坡的華人很熱情,學生對老師很有禮貌也很有感情,我深感快慰。牛車水是華人住宅區,也有許多華人開的商店,在小巷中還可以看到代寫書信的攤子,以及坐在攤後的老先生。這些小攤是早年漂洋過海的華人思念家鄉的遺存。
  我去新加坡時,我的妻子也應韓國外國語大學的邀請,前往任客座教授,她本是北大漢語教學中心的教授。我們都離開北京的家,唯一的女兒正讀高中,她一個人在北京我們不放心,我便帶她去了新加坡,在那裏她上了一年英語補習學校,這決定了她此後的專業。
  1993年春我在新加坡國大時,同事告訴我:“你當選了全國政協委員”,找來《人民日報》一看果真如此,十幾天後又得到消息我被選為常委,這都是出乎意外的事。當年秋我回到北大,除了繼續在中文係任教授外,還繼續擔任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我們組織校內一百多位老師,與中央電視台合作,拍攝了《中華文明之光》大型係列專題片,共150輯,每輯30分鍾。季羨林、張岱年、鄧廣銘、侯仁之等等長輩教授都親自撰寫文稿,並參加了拍攝。北大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在國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此前後,對我們質疑和批評的聲音多起來了,有人說我們是新保守主義,有人說我們提倡複古,一時間壓力很大。那時提倡研究傳統文化,跟現在的輿論環境大不相同。但我們頂住了壓力,繼續走我們的路。而且堅持我所倡導的“虛體辦實事”和“龍蟲並雕”的宗旨,對傳統文化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做我們的學術研究。我在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會的一次大會上發言說,對中國傳統文化應當抱三種態度,即分析的態度,開放的態度,前瞻的態度,贏得大家的好評。
  2000年中心更名為國學研究院,我又擔任了院長的職務,第二年國學研究院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從此,我更自覺地將傳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視為己任。當2005以後國學熱興起後,我明確反對把傳統文化商品化,用來賺錢。我在一次國學研究院的開學典禮上說我們國學研究院不炒作,不跟風、不湊熱鬧,不趕時髦。其實這是我一貫的主張,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們奉行的宗旨。
  2009年成立北大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這是國家漢辦跟北大合辦的麵向國外漢學家的高端研究基地,又任命我為主任。從此,我將中國傳統文化走出去視為已任。國學研究院組織校內36位教授用六年時間撰寫的《中華文明史》四卷本,於2006年出版後頗有好評,現在已被國外漢學家翻譯為英文和日文,分別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和日本潮出版社出版,還有四種譯本將陸續出版。這是我們為中國文化走出去所做的貢獻,也是北大人文學科整體實力的展示。那六年很辛苦也很愉快,我們充分發揮學術民主,鼓勵作者們寫出自己的獨到見解,同時又組織了幾十次研討會,對每一章的初稿都認真討論,提出意見和建議。由於我除了自己撰稿之外,還擔負著統稿的任務,對每一章每一節都得認真閱讀,這使我自己更深入地接觸了本行之外的史學、哲學、考古學、民族學以及科學技術史方麵的學問,我的眼界開闊了許多。這件事是跟著我主編《中國文學史》之後做的,前後連續的兩項工作,擴展了我的學術格局,提高了我的學術眼光。如果連同隨後我在中央文史研究館主編的《中地域文化通覽》34卷,我的研究遂構成既有點、有線而又有麵的新格局。
  主編《中國文學史》是我學術道路的一個新起點。1995年我接受教育部的任務,主編一部中文係本科的教材麵向21世紀《中國文學史》。我約請19所高校的29學者連我一起共30人共同撰稿,這對我的組織能力是一次重大的考驗。我提出“守正出新”作為指導思想,撰寫了《編寫宗旨》和《編寫要點》,並強調此書既是高校教材,又是學術著作,必須站到學術前沿,從而確定了努力的方向。後來又提出“文學本位、史學思維、文化學視角”,以及“三古七段”這一新的文學史分期法,作為這部書的綱領。我說文學本位,是強調文學史是文學的曆史,要把文學當作文學來研究,而不是社會或政治的圖解;我說史學思維,是強調文學史是文學的曆史,要寫出文學發展的脈絡,而不是作家、作品論的匯集;我說文化學視角,是強調文學的文化屬性,應當把文學史放到文化發展的大格局中研究。關於文學史的分期,我要打破相沿已久的按朝代更替來分期的方法,朝代的更替不過是政權的變更,不一定能引起文學劃時代的變化,應當以文學本身的變化作為文學史分期的標準。這都是針對當時和此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文學史研究的老習慣而提出來的。由於我注意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既充分發揮學術民主又堅持主編的定稿權,所以工作十分順利,隻用了兩年半的時間,到1997年夏就收齊了書稿。在1997年秋,我趁著哈佛燕京學社邀請我前往訪問研究的機會,帶著全部書稿,手提一個行李箱上飛機,準備在美國修改定稿。可是在洛杉磯換乘飛機,行李重新安檢時,一名安檢員不由分說隨便將這一箱手稿分送到不知哪裏去了。偏偏把30人的心血丟失了,急得我到處打聽,好不容易在下一班飛機起飛前才找到那隻箱子。回國的飛機途徑東京成田機場,航空公司的人把住機艙的門,硬要我把這箱手稿托運,我急切中隻好用英語跟那人講道理,我的英語很差,也不知從哪裏來的一股氣,竟然說服了那人讓我把這件寶貝隨身帶著,回京後第二天就交給了出版社。
  哈佛燕京學社為我租的宿舍在學校附近花園街29號,我常到大學的各圖書館閱覽室工作,逐章逐節地修改《中國文學史》書稿,有的實在達不到要求便寄回國內要求作者重寫。就這樣緊張工作了四個月,終於完成了全書的定稿。在哈佛的那段時間真安靜,但也真寂寞,原來自由是以孤獨為代價換來的。美國領事館規定,簽證必須親自上門,不接受北大外事處代辦。領事館前的大街排著長長的隊,有人從半夜就等在那裏。跟簽證官談話時他板著臉,沒有一點歡迎的意思。還沒踏上美國的土地,就嚐到了冷漠的滋味。在哈佛能夠做伴的是嚴四光先生,他從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來哈佛訪問研究,為人厚道熱心,給我不少溫暖。我曾受到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的邀請前往演講,題目就是文學史的編寫。也曾在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講陶淵明。12月中旬波士頓一帶下了大雪,我怕冷,便去了西雅圖,住在好朋友華盛頓大學教授康達維(David. Knechtges)家裏,他是1988年我去長春參加《文選》第一次研討會時結識的。從西雅圖又去了夏威夷大學,並在這兩所大學各做了一次演講。後來康達維教授翻譯了《中華文明史》,於2012年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他說我是他最好的中國朋友,我也將他視為最好的美國朋友。
  《中國文學史》出版後,被全國高校廣泛采用,多次再版,產生了深遠影響。許多年輕學者都說他們是讀我的書長大的,這給我莫大安慰。從文學史到文明史,再到地域文化通覽,我的學術研究在逐步展開。而陶淵明則是這格局中的一個重要的棋子。
  1999年我被任命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同時啟功先生被任命為館長。文史館是統戰性、榮譽性的機構,吸收德才望兼備的耆年碩學之士,以敬老崇文為宗旨,館員人數隻有六十人左右。啟先生在得到任命後的第一次館員會上說:自己何德何能,獲此殊榮,這也正是我想說的。這是一句真心話,中央文史研究館成立於1951年,首任館長是符定一先生,此後的館長是章士釗先生、楊東蓴先生、葉聖陶先生、蕭乾先生。此前著名的學者和書畫家如:齊白石先生、葉恭綽先生、柳亞子先生、徐森玉先生、陳寅恪先生、沈尹默先生、謝無量先生、陳半丁先生都曾是館員。啟功先生是第六任館長,那時館員中老前輩如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許麟廬先生都還健在。我任副館長無非是協助啟先生做一點雜事而已。在這段時間裏,我們編輯了《館員傳略》,還編選了館員詩詞選《綴英集》。2005年啟先生仙逝,次年1月我接替他擔任了館長。這時社會對文史館的期待,以及館員的情況,都發生了變化。我意識到文史館應當在文化建設和對外文化交流方麵發揮更大的作用,就倡議編撰《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倡議得到各地文史館的讚同。這套書篇幅很大,每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各有一卷,港澳台也各有一卷,共34卷。香港卷怎麽寫,主編到北京詢問,我回答:突出兩點,一是國家認同,一是文化認同,這兩點都得到貫徹。我寫了全書《總緒論》,還到廣西、甘肅、四川、香港等地召開了分片的研討會,跟作者們認真地討論書稿。每一卷完成後都在北京討論過,編委們舉手表決,通過的才交給中華書局出版。就這樣,前後花了八年時間,寫了1700多萬字,終於在2014年完成。我從中學到了不少知識,也擴大了眼界,形成了時地互相補充的文明史觀,從而對中國文化有了更完整地思考。
  我擔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以後,先後率領多位館員前往歐洲、亞洲和美洲的許多國家講學,並與當地文化部門交流工作。所到之處無不受到熱烈歡迎,從而切實感受到中華文化的魅力不可低估。我自己也不斷地將中華文化放到世界格局中重新審視,我的眼界自然擴大了,胸襟也更寬闊了。
  2016年,我又跟其他先生一起主編《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百篇》,由中華書局出版精裝兩冊,這使我重溫了多篇經典文章,這才發現有些原來能背誦的文章已經背不下來了,另一些比較生疏的文章想背誦也已不可能,畢竟是老了,不承認不行。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他沒說八十如何,因為他隻活到七十三歲。如今我八十歲了,八十如何呢?
  從對待個體生命的態度說,應當像陶淵明所說的那樣:“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他所謂“縱浪”就是放浪的意思,意謂放縱而不受拘束,這是道家所追求的自由境界。《列子·天瑞》說:“人自生至死,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髦也,死亡也。”到了老髦之際一切順其自然是最聰明的態度。《莊子·大宗師》郭象注“真人”說:“與化為體者也。”那麽,“縱浪大化”似乎又有與天地陰陽融為一體的意思。試看天上的鳥,地上的樹,一切動植物都是有生命的。就連那天上的日月星辰、雲霧雨露,地上的山脈丘陵、江河海洋,又何嚐沒有生命呢?他們都有生有死,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表達感情。我們其實是生活在天地萬物的對話之中,應當學會聆聽他們的對話,加入他們的對話,成為他們的朋友。這就是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我不喜歡辯論,更不喜歡競爭。各人有各人的造化,各人有各人的條件和能力,互不妨礙,有什麽可爭的呢?你種你的蘿卜我種我的白菜,互相補充不好嗎?天地廣闊無垠,誰也不妨礙誰。《莊子·德充符》“遊心乎德之和”,杜甫詩曰“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正合我的心意。我喜歡合作,喜歡共贏。既為自己的成績而高興,也為別人的成就而歡喜,罔談彼短,靡恃己長,這是我的信條。當然,也會有人不喜歡我,有人不讚成我,但我絕不向人解釋,更不跟人辯論,我不願意把生命浪費在無謂的爭吵上,借用一句土話,我沒有跟任何人結梁子。所以我活得很自在。
  人的生命是什麽?是大自然變化中的一瞬,是大自然的一個極其渺小的細節。地球不過是人的一個棲息地而已。棲息過後把自己交還大自然來安排就是了。這似乎回到了老莊那裏,但我並不完全皈依道家。我近來反複考慮儒釋道三家的道理,儒家講仁義,釋家講慈悲,道家講逍遙。仁義、慈悲、逍遙,三者本有融通之處,又各有重點。人不可無仁義之心,亦不可無慈悲之念,至於逍遙則是精神自由的境界,仁義、慈悲都不是被迫的,而是自然而然的,是在一種極度自由的放鬆的狀態下,無須思考、無須衡量,類似本能的行為。逍遙而仁義,才是最大的仁義;逍遙而慈悲,才是最大的慈悲。所以,我更服膺道家,但那是融合了儒家和釋家的道家,可以說是“新道家”吧。
  羅素有一篇文章題為《八十歲生日的反思》,文中說:“人一到八十歲,便被認為大部分該做的事已告完成,這應是持平之論。”又說:“我的工作即將接近尾聲,而我能夠對自己的工作做整體的回顧的時刻已到。”他生於1872年,80歲那年是1952年,他活到1970年,享年98歲。80歲以後又活了18年,這18年他從事許多社會活動,提倡和平主義,反對戰爭,反對核武器,反對越戰,又創造了人生新的輝煌。
  我無意跟羅素相比,在他麵前我顯得很渺小,我有兩句提醒自己的話:“常懷感激之心,長存謙遜之意。”年輕時自己預期的壽命是60歲,沒指望活到今天,更沒想到還能取得一點成績。我應當感謝許多人的幫助、指教、成全。我知道自己做得還很不夠,留下許多遺憾,隻不過大家對我寬容而已,所以應當謙遜、謙遜又謙遜。
  一個人能活下來有偶然性。我從小體弱多病,小時候生過兩次大病,險些丟了性命。一次高燒不退,有一段時間簡直昏死過去,母親和姐姐都以為我不行了。我自己的感覺則是一片大雨自天而降,伴著唰唰的雨聲,如珠簾般遮住了視線。難道這就是瀕死的景象嗎?如果真是這樣,那麽死亡也沒有什麽可怕的了。這場病多虧一位中醫聶大夫治好,他用了猛藥還是無效,說我家煎藥的方法不對,便親自到我家來煎,吃下去很快就退燒了,病好後聽到慶祝日寇投降的鑼鼓聲。如果沒有聶大夫,如果他的醫德和醫術不是那麽高,我的生命早就終結了。
  80以後不應停步,倘若身體還可以,應當繼續努力完成已有的計劃,還有一些研究工作等著我去做。同時抽時間練練書法、寫寫詩,這是我自幼的興趣。我喜歡西方古典音樂,希望有時間多聽聽巴赫、莫紮特、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的心聲。再就是想把巴爾紮克、狄更斯、雨果、托爾斯泰等人的小說溫習一遍。
  吳為山先生應王能憲之請為我塑了一尊銅像,為此我寫了一首自嘲詩,題為《應王能憲教授之請,雕塑家吳為山為我塑銅像,形神兼備,憨態可掬。遂效白樂天、蘇東坡和陶體,兼采啟功俚語筆調,口占一詩,以致謝意。時八旬正壽》,抄錄如下,以博一粲:

  日月如穿校,瞬已髦朽狀。何德複何能,名家為造像。昔有戴安道,建康稱巨匠。今有吳為山,寫意不相讓。一瞥似電閃,慧眼何明亮。妙手撚又搓,須臾見模樣。笑爾臒如柴,鼻準大無當。笑爾目昏眊,何堪察悖妄。腹中既空空,舉止每招謗。寡學又無術,豈敢常亮相。吳公多美意,祝爾壽無量。同學諸勝流,紛紛寄厚望。桃李已盛開,湖水正蕩漾。相期十載後,重聚各無恙。

  吳先生的雕塑追求神似,他的作品享譽世界,他對這件作品挺滿意,據說要擺在他個人在南京的展廳裏。但我不好意思擺出來,隻將“自己”放在一個書箱裏,與書為伴。

  本文選自《愈廬夜譚》,袁行霈/著,海天出版社,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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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我胖我的 回複 悄悄話 "那時的圖書館長向達先生準許教師進入書庫自由閱讀,我便經常泡在書庫裏,隨意瀏覽,增長了不少見識。"

哎,長歎一聲。十幾年前去北大圖書館查資料,看到學生借書的一幕,至今不能忘:學生們排成一隊等著,幾個中年婦女,麵帶慍色,坐在借書櫃台後麵,逐一掃碼,同時不停嘴地呲噠著學生們。說的什麽呢?“往前點兒。”“把書翻開呀。”“站那麽往後幹嘛?”“快點!”這幾個老娘們就沒停過嘴,老有的說,不停地呲噠。當時心裏的震驚,至今不能忘。
czhz 回複 悄悄話 列舉了那麽多非著名得意門生,居然沒提及他最有名的研究生金鏞。
小酒蟲 回複 悄悄話 這文采可真不大行啊。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