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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曆
原題
關於父親陳荒煤的記憶
作者：陳好梅
我父親的名字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是跟中國電影緊密相連的，而電影又是老百姓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之一，這樣父親的名字也就被人們所熟知了。
父親去世後，不少人曾寫下有關的回憶，我們家人卻從未寫過些什麽。現在這篇文章的內容，隻是我回憶中有關父親的一些片段。
我從小就知道，父親是“搞電影”的。但到底什麽是“搞電影”，又是怎麽個搞法，卻並不清楚。
記憶中父親除了上班和出差，在家時總是在伏案工作，我很少去書房打擾他——不是因為懂事，而是因為他根本不會跟孩子玩兒。偶然進去看看，他便折一隻紙青蛙給我。好像是隻會折這個，沒有其他花樣兒。有一次我拿了個小娃娃進去，要求給它做件衣服，他就找了一根布條，把娃娃捆上，說是衣服做好了。我舉著小娃娃出去，告訴別人：“這是我爸給它做的衣服！”聞者無不微笑點頭說：“做得挺好！”
伏案累了，父親就走出書房，背著手在院子裏散步，邊散步邊“想問題”，好幾次我跟在他身後學他：也背著手，抬著頭，若有所思地邁著方步，被家人看見笑壞了——那時我也就三歲多，據說學得相當神似。
一天北影廠的導演淩子風叔叔來我家，耍了各種花樣給我們看，比如變個魔術啊，做個鬼臉啊等等。他邊耍邊得意地問：“你爸會這個嗎？不會吧？”“你爸會那個嗎？也不會吧？”我搖著頭說不出話來。可是他還一直追問：“你爸會什麽？說啊，他到底會什麽？”我被逼急了，突然大聲回答：“我爸會散步！”此話一出，引起哄堂大笑，從此在我家成了經典段子。
前些天看一個旅美女作家寫的散文，說她上大學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那時她非常敬佩一位著名的啟迪民智的學者——他主編了一套大型叢書，號召中國走向世界大循環。這套書在知識分子中受到高度評價，一時洛陽紙貴。
多年後那個女作家在美國結識了一位女友，正是那個學者的女兒。於是女作家常和這位女友談起她的父親，並又一次重讀那些充滿智慧的著作。可那位學者的五個兒女都學理工，他們從未讀過父親的著作，也一點兒都弄不清父親這一生究竟在做什麽。在他們心目中，母親才是家中的支柱，父親隻是一條“書蟲”。
那個女作家感歎：人們遺傳了自己的很多生理基因給後代，卻無法遺傳自己的思想。她說：“隔行如隔山，就是至親，也是如此！”
我覺得我們家的情況也有些類似。父親在家什麽事都不管，除了星期天偶爾帶我們去公園玩玩兒，平時很少能見到他。早上我們起床看不到他，晚上睡覺時他常常還沒下班。
母親常常抱怨說，家裏有些事應該是男人做的，比如敲個釘子啊，修理個小物件啊等等，可是這些父親都不會。有一次我病了，母親女權思想發作，問為什麽孩子病了請假的總是她？於是父親隻好破天荒地帶我去了一次醫院。可是回家後，麵對母親提出的所有關於如何吃藥如何將養等問題，他一句也答不上來。母親就此認命，以後還是她帶我們去醫院。
因此，我小時候也一直認為父親什麽也不會，比母親差遠了。有一次我跟他去電影家協會看電影，之後很多人在一起吃飯。好像是快到新年了，飯桌旁大家一起鼓掌說：“歡迎陳局長講話！陳局長，給我們講幾句！”父親溫和地笑著推辭說：“今天就不講了！大家好好吃飯！”可是人們堅持要他講。我不禁擔心極了，覺得他一定什麽也講不出來。後來他講了幾句平平常常祝賀的話，我這才放下心來。
小時候我家住在北京西城的寶產胡同裏。那是北影廠的宿舍，裏麵住了十幾戶人家，包括崔嵬、田方、於藍、海默等著名的演員、導演和編劇。所以那時我們經常聽到關於“下生活”“改本子”“拍片子”之類的術語。我覺得別的叔叔阿姨的工作一聽就能明白，唯獨父親的工作我想不出來。這就像在小學裏，我知道老師是幹嘛的，就是不明白校長整天忙些什麽。有一次校長來我們班聽課後，我忍不住問二姐這個問題，她隻告訴我說校長很重要，可他到底在幹什麽，她也說不上來。
當然，我們對父親的工作還不至於一點兒都不了解。那時他常常在出門前匆匆交待：今天去電影局開會；或者，今天去看片子。所以幼時的我一直認為，父親的工作無非兩類：開會和看片子。
有時趕上假期，片子的內容又適合小孩子看，父親就會帶我們一起去看。那地方離我家不遠，出胡同西口坐四分錢的公共汽車就到。有一個星期天，我們院兒裏的孩子分了兩撥人馬打仗玩兒，一個個跑得蓬頭垢麵氣喘籲籲。這時父親出現了，叫住大家說：“今天審的是兒童片，都跟我看片子去！”孩子們立刻歡天喜地大呼小叫地一起出發了。上了公共汽車，父親才開始一個個數人，再按人數買車票。
還有一次，先看了一個中國片，然後是蘇聯電影《複活》。父親覺得後者不適合孩子看，就讓母親帶我們先回家。可我二姐不肯，在放映廳裏繞著椅子跑，母親追不著她，隻好作罷。多年後二姐告訴我，她還真看進去了，而且記得很深。有一個鏡頭是，男主人公在法庭上看到女主人公，覺得似曾相識，便舉起單柄眼鏡來辨認。鏡頭隨之一點點推進放大，人物特寫越來越清晰，然後又慢慢淡出……還有男主人公坐在燈火通明的火車頭等艙裏吃喝玩樂，淒風苦雨中的女主人公在外麵看見了他，想跟他說話而不得……那些唯美的畫麵和鮮明的對比都讓她感到震撼。
現在想來，我們真跟父母看過不少電影。很多電影從開拍到公映，前前後後看了多次，比如《東方紅》就看了五六次，文革前沒來得及公演的《阿詩瑪》也看了好幾次，所以往往知道這片子原來什麽樣，公映時又是什麽樣；並且知道，這中間的修改過程就和父親的工作有關。因為每次在放映廳，一到換片時大人們就開始議論，看完以後大人們往往還要開會，我們就在外麵邊玩兒邊等。從他們的隻言片語中，我們就知道了父親在忙些什麽。
那時母親在北京電影學院教表演。她對表演的要求很高，常說劇本再好，如果表演差也無法忍受。（這直接影響了我對文學作品的要求，那就是故事情節再好，語言差也無法忍受）有一次她看了一部戰爭片，一個戰士受了傷，那個演部隊首長的演員卻打著官腔，拍著他受傷的肩膀……母親對這種不合理的過火表演深惡痛絕，回來後一直追著父親說：“光抓創作有什麽用，再不抓表演就不行了！再說為什麽不能一起抓呢？”（後來父親確實開始“抓表演”了，據說下麵頓時一片歌頌聲，說他抓得多麽多麽及時，隻有母親說，及時什麽呀，早就該抓了！）
這樣我們就知道父親那時是在“抓創作”，其實就是“抓劇本”，文革初期被大肆批判的那幾部電影“大毒草”如《林家鋪子》《舞台姐妹》和《早春二月》就是他大力“抓創作”的成果，也是他的主要“罪狀”之一。
父親的工作對我們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其一是，我們從小接觸的文學作品大多是劇本。有的是純粹的劇本，有的是電影文學劇本，還有的是分鏡頭劇本。就連小人書，我家也隻有電影出版社出的電影小人書，我一直以為這才是正宗的呢。結果我後來看小說，出現在眼前的總是一個個場景。（聽說這樣的人應該去學導演，不知真假）本來以為別人都跟我一樣呢，後來跟朋友聊天，才知道不完全是那麽回事。
其二是，我們都不喜歡看歌舞節目。有歌舞之類的演出，父親從不帶我們看。他的一句口頭禪是：唱歌跳舞有什麽好看？結果在他的影響下，我們也隻喜歡有故事情節的藝術形式。後來到了新加坡，由於缺乏藝術生活，我有兩次買票去看國內來的歌舞演出，每次都看得不耐煩。我痛下決心地跟我先生說：以後我要再作如此打算，你就用我爸的口頭禪提醒我！
其三是，我很快學會了如何判斷電影作品的優劣，那就是能否令人“入戲”。尤其是長大以後，審美觀鑒賞力都已形成，那麽如果一部電影能令我入戲，肯定是不錯的，如果入不了戲呢，那它一定有問題，或是情節不合理，或是語言不貼切，或是表演不到位……
那時家裏的客人總是很多。找父親的一般都是來談劇本的，大多是談了就走；找母親的則是她的同事或學生，在這兒又玩兒又鬧又留下來吃飯，比父親的客人有趣多了。
來談劇本的有時也包括我們院兒的大人，經常是晚上下班以後才來。他們一來，父親的小書房裏就變得燈火通明了，平常父親是隻開台燈的（父親的書房在朝北的一個小屋裏，裏麵有一桌一椅，一張可以打開的沙發床，以及一排書架）；書房裏傳出的聲音也時大時小——有時大家七嘴八舌，亂成一片，甚至突然爆發出一陣大笑，有時忽然沒聲兒了，那就是父親在說話。他的聲音一向很小，所以他一開口，所有的人都會靜下來，全神貫注地看著他，聽他說些什麽。有一天他們正準備談《烈火中的永生》，卻發現少了一套劇本。父親立刻輕車熟路地來到我們的房間，拉開抽屜，那劇本就在裏麵躺著呢。看來父親早就知道，我們是常常偷他的劇本去看的。
也有些客人是來找父母兩個人的，那就是他們的老朋友了。我印象較深的是，這些客人看到我們姐妹幾個，常常會問一句話：“以後長大了幹什麽呀？也像你爸媽那樣搞電影吧！”這時母親總是立即表態說：“她們不搞電影！”父親則像平常那樣溫和地笑笑，不置可否。
後來我家幾姐妹果然沒有一個搞電影的。現在想來，可能這還真跟母親多次堅定表態形成的潛移默化有關——在我們的心目中，我們與“搞電影”是毫不相關的！但我大姐的兩個女兒卻分別進入電影學院文學係和北師大影視編導專業學習，現在都以寫劇本為主業，這到底應該歸功於我家的遺傳基因呢，還是歸功於她們的母親沒有像我們的母親那樣堅決地對此表示反對呢？
文革後不少電影界前輩的第二代都開始拍電影，我也終於知道這是一件多麽好玩兒的事情，於是這才想起問母親她反對我們“搞電影”的初衷，但她卻說不出所以然來。
最近母親才告訴我，這工作太不好做了，自從父親開始管電影，就麻煩不斷。他說過，這輩子從來沒聽過那麽多批評，也從來沒做過那麽多檢討！他那麽喜歡電影的人，弄得後來看電影都得不到享受，光忙著在那兒琢磨“問題”了！
曾讀到這麽一句話，叫做“帶著鐐銬跳舞”。我認為父親那一輩搞電影的人無不是這樣的舞者。他們一方麵篤信文藝為政治服務，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最高宗旨，另一方麵又追求文學即人學這樣的藝術境界。偏偏這二者常常發生衝突，他們的命運也就常常隨之發生變化。而且，如果隻是思想上的衝突還好，偏偏還有很多政治上的風波，更是他們這些人無法避免，又永遠搞不明白的。
1965年就是這樣，在文化部所謂的大整風中，父親首當其衝，他主抓的幾部電影受到報紙和廣播的點名批判。然後他就被調離了文化部，到重慶當副市長去了。
在重慶，父親的工作不那麽忙了，常常在星期天帶我們全家出去玩，下班也早多了。記得我們剛到重慶，既聽不懂同學們的方言，又失去了大院兒的同伴，一個朋友都沒有。母親曾經試探地問過我幾次，你想北京嗎？想同學嗎？我一概搖頭說不想。好像也真的沒怎麽想，隻是頻繁地跟北京的同學和玩伴兒們通信。同時我很快就學會了自己玩兒，除了在放學路上找到不少樂子以外，我還常常去離家不遠的嘉陵江邊看風景。
有一天我又在江邊找了塊石頭坐著觀景，正“得意已忘言”呢，忽然聽見父親的叫聲。原來他那天下班比較早，發現快到吃晚飯的時候了我還沒回家，又從阿姨那兒知道我愛去江邊，便試著去找我。
回家的路上，父親好像一直覺得很奇怪，他一邊不斷地搖頭微笑，一邊追問我坐在那兒到底在看什麽。可我什麽都說不出來，因為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坐在那兒幹嘛！
在重慶，父親離開了電影界，終於可以輕鬆地看電影了。但他說，還是不行，總是邊看邊想：這裏導演處理得不錯，那裏本子似乎有些問題……
接著“文革”開始了。剛開始是批判“三家村”，然後戰火就燒到了父親身上。沒過幾天，父親就被文化部召回“說清問題”去了，他走時隻帶了一個很小的皮箱，以為頂多一兩個月運動就會結束。那時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父親要到八年後的1975年才能夠回家，而且是以“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方式，被分配到重慶圖書館，在庫房整理書籍。
父親回重慶後，圖書館裏幾個愛看書的年輕人常常去找他談天，其中有後來非常著名的學者。我們知道父親被關了這麽些年，卻依然不知政治鬥爭的險惡，對這件事就有些擔心，怕他再被扣上個毒害青少年的罪名。
有一天那幾個年輕人到我們家來找他，一進我們那又黑又窄、堆滿了煤炭爐子的走廊就叫：“荒煤在哪兒？荒煤呢？”看到坐在屋裏的父親後，更是大聲叫道：“哈哈，荒煤！荒煤在這兒呢！”一下引了好幾個鄰居出來看。我從小就不喜歡“討厭的男生”，又反感他們直呼其名的無禮，當即臉色就很不好看。可父親倒是一點兒也不以為忤，跟他們談笑甚歡。
後來似乎是為了平息我的不滿，父親用讚歎的語氣告訴我：“他們看了好多書啊！”我沒好氣地回答：“那有什麽了不起，我也看了好多書！”
父親這才知道我們這些年看了不少世界名著，對此好像有些擔心，也頗有些欣慰。從此，他在整理庫房時看到文學名著，就會偷偷帶回來給我們看，等我們看完了，再偷偷拿回去。記得有好幾本狄更斯的小說我就是這樣讀到的。
那時“文革”已到後期。不久後，除了那些年反複上映的電影“老三戰”（《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和幾個樣板戲外，終於又出了幾部新電影，比如《決裂》《春苗》等等。它們的內容當然是極左的，但對於多年沒有新電影看的老百姓來說，這幾部電影的公映還是相當轟動，以至於一票難求。
我那時剛從農村回來不久，在重慶朝天門碼頭當搬運工。每當搬運社裏組織看電影時，我都想辦法多買一張票，帶父親去看。但他看了兩三部後就不肯再看了，說是聽不清。我們知道在關監獄期間，父親因病打了好多天鏈黴素而導致聽力受損，但他平時跟我們說話並沒有障礙，估計那些電影給他的感覺太不好了吧。
終於熬到了“文革”結束，父親在夏衍伯伯的幫助下得到平反，回到北京。那時他工作熱情高漲，六十多歲了，還是整天不著家。他在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了一陣所長，又回到文化部工作。
雖然平時我們家人各忙各的，基本上互不過問，但我還是知道，有一陣子父親在平反文藝界的冤假錯案上做了大量工作，在否定所謂十七年文藝黑線的戰鬥中是一名勇將。同時，他在極左遺風尚存時期發表的各種文章和講話都非常大膽，常常讓讀者或聽者為他捏一把冷汗。我的重慶同學看了他發表在報上的《阿詩瑪，你在哪裏》後就跟我說過：“你家老爺子可真敢說啊！”
那時我二姨夫嚴勵（張瑞芳的丈夫）在上海電影局擔任藝術處的處長，也以敢說著名。有人向他打趣說：你們兩個連襟一南一北，彼此呼應得夠默契的呀，要是再來一次文革，看你們怎麽辦？我二姨夫公然在大會上回答：“再來個‘文革’，老命休矣！”
有人這樣評價父親，說他曆年來的表現是：一有運動就挨整，那時就會收斂一下，可是隻要風頭一過，他就又會大力宣傳他那套“人性論”的文藝思想。可見在他的內心，這條所謂“修正主義文藝路線”是多麽根深蒂固了!
我也知道，父親在扶持文壇新人上付出了大量時間和精力。那時我家門鈴常響，我們隻要打開門，就會看到外麵站著各種各樣的作者、準作者、預備作者等等。他們是通過各種渠道找上門來的，帶著他們的作品、準作品，甚至隻是一些構想，一些框架……
有幾次父親不在，我或我姐還招待過其中的一兩個人。
有一個不修邊幅的四川老頭兒，他的臉，他的衣服，他的書包都皺皺巴巴的。他在北京見了很多文化界的名人，跟他們都拍了合影，再把這些合影貼在一個皺皺巴巴的本子上到處展示。他的作品是《詩經今譯》，已經出書了。他用濃重的四川話讀他的譯文給我們聽，強調說：“我跟別人不一樣喲，我是以詩譯詩，以詩譯詩！”
我看著那本有些髒兮兮的書，一直懷疑地追問：“這是你寫的？真是你寫的？”他被追問急了，大聲叫道：“小妹兒，你不要以貌取人！”後來他把我們姐妹三個的名字都問了一遍，在書的內頁上寫了長篇的半文半白的留言，稱父親為“荒煤兄”，我們姐仨被稱為“世妹”，還專門感謝“好梅世妹”的盛情接待呢！
有一個小夥子，雄心勃勃地想要寫一部完整的中國電影史，為此帶著大綱到處亂跑，無心上班，跟單位領導關係很糟。我們認為他好高騖遠，所以一致勸他先把本職工作做好。他聽了表示很受啟發，但不久後又抱著大綱來找父親了。後來好像他還真折騰成了，我記得我們曾經為此感歎有誌者事竟成。
有一個和我們一起在四川插隊的知青，把她寫的回憶文章寄來給我二姐，我看後用四個字做評價：有事兒，沒味兒。父親看了之後，卻先按慣例肯定一番，才說批評的話，指出作品缺乏文學性。那朋友弄不明白，還一直寫信來追問，要加點兒什麽具體內容（事兒）才能有文學性（味兒）？
如果父親在家，就常常會跟上門來的客人談上好一陣。而且跟我們不同，他在他們身上都能發現閃光點。有時客人走了之後，他還會意猶未盡地歎道：“他的想法真不錯！”
有時我們會勸父親說，現在的社會很複雜，你還是愛惜一下你的名字吧，有人會利用你的名字包裝自己呢。
這並不是空穴來風。聽說有一位作者就把父親寫給他的信斷章取義地發表了——說來可笑，父親又是按慣例在信的前半段對他的作品說了些肯定的話，比如題材還是不錯的啊之類的，其實隻是客氣話，後半段話鋒一轉，“但是”之後指出了種種不足，那才是重點內容呢， 但人家就能隻把前半段發出來！
父親聽了我們的勸告總是溫和地笑笑，不置一詞。有一次我跟他說，真正的好作家你不扶持人家也能出來，差的作家你扶持也沒用。父親聽了還是溫和地笑笑，但這次他說了：“能幫一點就幫一點嘛，有的作者還是需要幫助的！”
現在想想，父親對我們從來都是溫和的。他多次提議我拿起筆來寫作，我卻執意不肯。有一次我從新加坡回來跟他天南海北大大地聊了一番，他還鼓勵我說：“你把你說的這些寫下來就行！”可是我每次都振振有詞地拒絕說：“我不愛寫東西！”“你現在寫什麽都有人給你發，我就不行了，說不定嘔心瀝血也沒人理呢！”“你天天寫也不過如此，我再怎麽寫也超不過你的境況，那又何必麻煩呢？”父親聽了這些強詞奪理也都一笑置之，從不反駁。倒是母親針對我的第三句話表示反對，她引用契訶夫的話說：“大狗要叫，小狗也可以叫嘛。”
父親的溫和還表現在為人處世上。我聽聞多次，說是文化部的司機都最聽他的——那時需要用車時，別的人要不出來，隻有父親因為人緣好，司機隨時都願意出車。後來他有了專用車，跟司機小陳的關係也非常好。有一天晚上小陳夫婦吵架，女方抓起電話找父親哭訴，父親在電話裏訓了小陳一頓。第二天是星期天，父親出門散步，看見他們兩口子正親密地手挽著手在街上走呢。氣得他作勢要打他們說：“你們倒好得快！可害得我一夜都沒睡好！”
而我從小陳那兒聽來的是，你爸太不會做官了！人家都知道給自己弄點兒好處，你爸什麽也不會！
也是，父親確實什麽也不會，有時到了木訥的地步。母親說我出生後，醫院為了防止細菌感染，居然讓她在大冬天裏穿著病號服走過院子，到那邊的一個房間換上家裏送來的衣服出院。母親說：“我正發愁呢，忽然看見衣服送進病房來了。我立刻就知道是你大姨也來了，要是你爸，才沒這麽大本事呢！”果然，是我大姨以“要是這樣我們就不接病人了！”威脅了院方才得逞的。
前幾天崔嵬伯伯的女兒在看了我的博文後也又一次舊事重提——崔嵬伯伯去世前，父親曾經三次到醫院探視，都因為傳達室不給他探視牌而不得入內，他是真沒用啊！
這些年來，我們越來越多地通過各種渠道得知，父親在文化界（包括電影界）多年，威望很高，口碑非常好。尤其是主創人員都很喜歡他，認為他是一個懂創作的領導。我想這就是所謂“內行領導內行”吧。
父親去世後，來家裏吊唁的人紛紛歎息：“好人啊！”我原來並不認為這有什麽，現在想來，這應該是對一個文化界的幹部的最高評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