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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蓮 | 假設謝晉是幸福的

(2019-09-08 15:39:12) 下一個

彭小蓮,1953年6月出生於湖南省茶陵縣。曾在江西插隊9年,1978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畢業後分配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從事導演工作。其作品在國內外獲得多項嘉獎,代表作品有《女人的故事》《上海紀事》《假裝沒感覺》《美麗上海》《上海倫巴》《我堅強的小船》《請你記住我》等,其中《上海紀事》曾獲華表獎最佳故事片,彭小蓮本人憑《美麗上海》獲第24屆金雞獎最佳導演。2001年完成日本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遺作《滿山紅柿》。2003-2009年完成紀錄片《紅日風暴》。另有《他們的歲月》《回家路上》《美麗上海》《理想主義的困惑——尋找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等文字作品。

彭小蓮與《收獲》

1,1985-2《收獲》

電影文學劇本

在夏天裏歸來 / 彭小連

2,1987-4《收獲》

中篇小說

在我的背上 / 彭小連

3,1991-3《收獲》

中篇小說

阿冰頓廣場 / 彭小連

4,1996-3《收獲》

中篇小說

燃燒的聯係 / 彭小蓮

5,1997-4《收獲》

中篇小說

一滴羊屎 / 彭小蓮

6,2006-3《收獲》

一個人的電影專欄

電影人的尷尬 / 田壯壯 彭小蓮

7,2015-3《收獲》

短篇小說

童年,四季的秘密 / 彭小蓮

假設謝晉是幸福的

文 | 彭小蓮

 

就像這些導演,他們本質的動機,不在於他們荒誕的存在,而是荒誕既不能告訴他們幸福,也不能告訴他們的不幸。

——彭小蓮

 

謝晉導演

2003年11月19日,我幾乎是拖著行李,直接從機場趕往謝晉導演八十大壽的會場,因為日本的岩波電影發行公司,委托我送上給他的生日禮物;他們曾經發行了謝晉導演的《芙蓉鎮》,至今記憶猶新,他們非常激動地訴說著往事,當初日本觀眾是如何喜愛這部電影。影片在1986年完成,成為國內最高票房的影片;但是學術界,對於這樣一部反映“文革”的影片,並沒有給予很高的評價,錢理群教授參加《大眾電影》的研討會時,直接指出影片的局限:對於“文革”的批判,僅僅停留在受害者同情上,原因也是那些道德有缺陷的人的行為,而沒有對體製等根本問題進行揭示。當然,更不可能有更深入的反思。

但是,即使是這樣的批評,在現實中,整個影片在拍攝和最後審查時,都遇到了很多的阻力,由於當年的徐桑楚廠長堅挺謝晉,一次一次地飛往北京和國家電影局商榷,最後,通過了審查。1987年,影片榮獲金雞獎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美術獎。直到今天關於“文革”的影片,也沒有超過《芙蓉鎮》的。在九十年代之前,謝晉導演拍攝的影片,除了《舞台姐妹》以外,都具有比較濃烈的政治氣息。

中國電影史上,謝晉是永遠不能回避的導演。即使在“文革”中間,他也拍攝了當年非常有影響的《春苗》,還有樣板戲《海港》等,一直到斥巨資拍攝的《盛大的節日》;在沒有完成影片的前夕,“文革”突然沒有預兆地結束了,於是我們再也沒有機會看到任何關於它的樣片,就此束之高閣。然後,在審查“四人幫”的時候,從審查的材料中發現了謝晉寫的“效忠信”,他表示,自己還年輕,還可以為黨為國家至少再拍二十年影片。為此,謝晉進入了艱難時期,他被宣布進入“文革”後審查對象“講清楚”學習班。那是他極為痛苦的階段,當時,兒子謝衍正在報考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最終沒有被錄取,他非常內疚地認為,這是因為自己的問題,影響了兒子的前途。

謝晉導演從頭開始,甚至像我們一樣,從拍兒童片做起。1979年他拍攝了《啊,搖籃》,講述了延安保育院的故事。影片依然在國內大多數影片的拍攝水準之上,凸顯出他的導演能力。然後,他籌備了兩年,拍攝完成了《天雲山傳奇》,又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這是一部為“右派”呼喊的影片,以至於像我舅舅那樣的普通人,會看見銀幕上,右派分子羅群在大雪紛飛的日子裏,被妻子用板車推往醫院,在途中去世時,那蒼涼的畫麵,孤獨的生命,於是舅舅不管不顧,在電影院裏失聲大哭。即使這樣,沒有觀眾表示不滿,整個電影院裏充滿了抽泣聲。謝晉的名字成為當年最響亮的導演。於是在1982年,謝晉重新被領導重視,決定給予他最高的榮譽,發展入黨。這時候,我剛分到上影,正在給傅超武導演做場記,這位1938年就入黨、加入過八路軍的導演,幾乎是拍案而起,“怎麽可以給這樣的投機分子入黨?這是給我們的黨抹黑!”這是他在黨委會上直接提出的,他熱愛黨,他要保持黨的純潔性。而後,他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在食堂吃飯遇到謝晉的時候,當著麵跟他說:“你現在是越來越紅了,你知道嗎,紅得發紫,那是因為那裏麵要放進黑顏色進去。”謝晉沒有回話,默默地從傅導演身邊走過,我們在邊上,嚇得都透不過氣來。傅導演回頭對我說:“他拍的《大風浪裏的小故事》現在都不提了?”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那是什麽電影,悄悄問傅導演是怎麽回事,這才明白那是由三個短片完成的電影,也是謝晉導演第一次執導影片,他拍攝了其中的《疾風勁草》。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是講述了華東大學秦兆龍等利用整風運動,一群右派分子向黨進攻,共青團員楊文英與其堅決鬥爭的故事。如今,他又是為“右派”點讚的導演。謝晉當年為了追求意大利的新現實主義裏的“真實”感,甚至大膽地設想,在《疾風勁草》裏讓上戲的右派學生出演影片裏的右派分子。但是,這些已經被批鬥得痛苦不堪的學生,拒絕了他。在那樣殘酷的年代,謝晉在政治上,顯得不是那麽成熟,他能想明白的似乎隻有他的電影。

對於中國導演,我們當時都是暈頭轉向,不明白是非,確實對傅導演這樣有原則,有個性的導演充滿了敬佩;可是如果不是我跟隨傅導演工作,上影還有多少人記得他?這位曾經拍攝了《金沙江畔》和《火紅的年代》的導演?曆史是如此的冷漠,並且充滿了荒謬,任何事情都不能用好、壞、“投機”來說明白問題。謝晉導演,可以說是他們那一代人裏,對電影最執著,以至於最瘋狂熱愛的人。他對膠片,對光影產生的夢幻的效果,有著難以釋懷的向往,他就是想拍電影,並且一直要拍到死的一個導演。

我也想過,謝晉導演可以不拍《疾風勁草》嗎?在那樣的年代,你不願意做“右派”,你同樣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上影的孫瑜導演,在被批判以後,竟然成為了電影界的沈從文,如此偉大的導演,保持了自己的良心和人格,從《武訓傳》以後,隻是試水拍了《乘風破浪》(1957)和《魯班的傳說》(1958)以後,就沒有任何宣言,就此退出電影舞台。這第一位把好萊塢技術帶回中國,被譽為“詩人導演”的孫瑜,是如此地驕傲、明智,他不願意蹚政治的渾水,他選擇放棄電影,因為愛得太深,他不能玷汙它。我們在上影廠的日子裏,竟然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的身影。我們知道他內心有多深的痛苦嗎?如果,當時我稍微有點腦子,我一定會去拜訪孫瑜導演。生命,最後是讓我們填滿了無限的後悔和遺憾。

我曾經想,謝晉導演為什麽就不能做一個像孫瑜導演這樣的人?

今天,我終於明白,是他沒有這個權利。我們都是生存在昨天的人,從五十至八十年代,我們幾乎是在各種運動中體驗了自己的生活,年輕人沒有太多的選擇,我們是在一種統一的教育下,完成了集體人格,隨著每次政治運動的不同解釋,人們總是願意相信黨、相信政府,相信報紙上變來變去的說法。如果說謝晉拍攝《疾風勁草》是投機,不如說他是真誠的,他當年隻是一個三十四歲,從來沒有拍攝過影片,沒有經曆過重大政治運動的年輕人,他不是解放前的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僅僅是一個藝術學校畢業的學生,當他能第一次親手接觸到膠片,你能想象他有多麽地激動?你能要求他有多少境界?放棄這次領導給予他做導演的機會?

“文革”初期,他同樣經曆了被批鬥,送幹校勞動,被監督勞動和改造的日子。所以,他拍攝《天雲山傳奇》的動機依然是真誠的。

是如何解釋他“文革”中拍攝的影片?當1970年上海的徐景賢宣布:“謝晉是資產階級思想非常典型的人物,但是經過七鬥八鬥,終於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了。”當時的謝晉,聽到這話時,竟然是淚流滿麵,他不是在跟自己演戲。他感動,感激黨又給他拍電影的機會了,他從幹校回來,首先是接拍了搞了五年沒有完成的《春苗》,他努力把影片的視覺處理得漂亮,故事充滿了煽情,把階級鬥爭設置為簡單的好人與壞人的矛盾。那是“文革”時期,能讓他拍戲“便死死抓住,哪怕是戴著鐐銬跳舞。”(楊遠嬰教授語)這就是謝晉在“文革”中的表現,為此不能給他更多的非議,因為對任何人,特別是對他的老師夏衍、曹禺,謝晉沒有過汙蔑/ 揭發和陷害。在如此黑暗的年代,謝晉導演堅守住了良心和做人的底線,這是談何容易!

當我們這些年輕人當導演的時候,謝晉給予了很多的關注和支持。他不會在廠裏看你的影片,但他會花一角五分錢,在家門口的“美琪”大戲院,買一張電影票進電影院看。看完以後,走進廠長辦公室跟領導說:“這年輕導演很不錯啊,你們為什麽在她的製作費上卡那個十萬元,你多給她十萬元,她會給你拍出一百萬價值的東西。”謝晉導演會認認真真教導我,哪裏不對,應該再從哪裏下手。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我說:“沒有別的辦法學,就是到電影院,把好片子反反複複地看,看到把每一個鏡頭可以背出來為止。”當《偷自行車的人》影片到中國的時候,謝晉導演就買了幾個大餅,跑到上海的“大世界”,就是在那裏看著循環放映,坐在電影院一整天一整天,不停地看,他說,就這樣他在“大世界”呆了一個星期,看了幾十遍的《偷自行車的人》。如今看見他做的《羅馬十一點》的電影筆記,也是讓人感受到他的勤奮和智慧。

從昨天的政治電影,到今天的娛樂至上,這其中幾乎失去了全部電影藝術的價值,即使在今天,當人們大講好萊塢電影的同時,不要忘記美國的獨立電影,它為市場撐起了半邊天,那些影片依然呈現出主題和風格的不同,以一種自由的姿態麵對經濟、社會和文化方向。電影導演是在創造自己的世界,並不是隨便瞟著時尚、潮流與商業。隻是用私人的聲音,在講述著發生此處,但在任何地方都能夠被理解的故事。

我們的電影曾經被政治綁架了,試想,謝晉導演如果可以一直延續著《舞台姐妹》的人物命運刻劃的路子走下去,他的電影將會達到多麽輝煌的地步。但是,一個導演在“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曆史中,誰能給予他一個“如果”的可能?從孫瑜導演,到傅超武導演,再到謝晉導演,都像是“西西弗神話”裏的人物,他們把石頭推到了山頂,讓它滾落下來,然後繼續著這重複勞動。這個希臘神話裏的人物,已經不再是古典主義的悲劇人物,他展現了現代社會的荒謬,西西弗的幸福是假設的提出,就像這些導演,他們本質的動機,不在於他們荒誕的存在,而是荒誕既不能告訴他們幸福,也不能告訴他們的不幸。之所以最後加繆假設西西弗是幸福的,就像我們假設謝晉是幸福的一樣,他是在電影中,找到了他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的尊嚴。

我們今天被票房綁架了,似乎在另外一種表現形式下,重複著昨天的荒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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