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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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哀怨刻骨的獄中生活
汪兆騫
1945年12月6日，一隊軍警包圍了八道灣十一號周宅。衝進周宅大院的軍警，將槍口對準消瘦臉上有著毛刷式胡子的院主人周作人時，他那兩片緊咬的嘴唇囁嚅著：“我是讀書人，用不著這個樣子。”經過一番搜查之後，周作人就被軍警押走了，邁出大門時，院裏傳出他的妻子信子撕心裂肺的慘叫……
原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命軍統局局長戴笠，以偽華北財務總署督辦汪時璟的名義，設宴誘捕偽臨時政府眾重要官員。偏偏周作人因小孫女美知患“一種流行感冒”（見周作人12月5日日記），未能出席宴會，故派軍警進宅緝拿。
後來周作人說，入宅逮捕他的軍警，在查抄其家時，順手偷走了一塊刻有“聖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黃石印章，還有一塊Movado牌手表。12月9日，華北大漢奸王克敏被捕，後在獄中自殺。周作人被捕後，關進了北平炮局胡同的陸軍監獄。八道灣十一號大門從此緊緊關閉，“苦雨齋”在嚴寒的冬季淒涼地落幕了……
1946年7月，周作人被控以漢奸罪名帶上法庭。
一
關於北平炮局胡同陸軍監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一八二·監獄生活》一文中，這樣寫道：
在北京的炮局是歸中統的特務管理的，諸事要嚴格一點，各人編一個號碼，晚上要分房按號點呼，年過六十的雲予優待，聚居東西大監，特許用火爐取暖，但煤需自己購備，吃飯六人一桌，本來有菜兩缽，亦特予倍給……
有關資料說，監獄規定每月可探監一次，送錢一回。比起每次送中儲券二十萬元的闊主，已敗落的周作人家，每月僅能送來區區五千元，為同監之最少者。當時北平用的中儲券，每百元合華北聯合券十八元。周作人作為偽國府委員時，每月隻拿二千中儲券，他曾與過去的學生，現在的同僚沈啟無訴說待遇太低。南京開會時，他向大漢奸陳公博反映，後經偽華北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同意，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委會委員，所領由三百六十元華北聯合券，漲到二千元。
關於沈啟無，似須多說幾句。沈原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學授課時的學生。在《周作人書信》中，俞平伯、廢名及沈啟無皆為主要收信人。在沈啟無編《近代散文鈔》時，周作人還為之寫序，關係當屬密切。日本人占領北平後，沈啟無更是不離周作人左右，周作人下水出任北平偽督辦，後又被黜，再重任偽國府委員及華北政委會委員，都與沈啟無出大力有關。抑或說，在甘心當漢奸這條泥濘路上，師生二人是狼狽為奸的。自古文人大凡當了官僚，多被徹底官僚化，特別是當了漢奸、異族侵略者的奴才，徹底“墮入深淵”之後，其靈魂就再難幹淨。沈啟無費了大勁兒把老師扶上了“周督辦”和華北政委會委員之後，老師卻僅以北京大學文學院國文係主任兼北大圖書館主任回報，並未讓他登上心儀已久的教署秘書長或北大文學院院長的位置，心裏便生出不滿。
後來，沈啟無想當《藝文雜誌》與《文學集刊》兩個刊物的主編，與也想把持這兩個期刊的人發生矛盾衝突，於是又向老師周作人求援，隻要他表個態，對手即可知趣而退，但老師非但沒有助他一臂之力，卻著實批評教訓了他一頓。翻閱周作人日記，對此事有這樣的記述：
啟無來，至十時才去，嘵嘵論刊物事……虛浮之事無益徒有損，慘言之亦不能了解也。
這回，沈啟無對周作人不僅不滿，而且心懷怨懟，化名“童駝”，著文說“《藝文雜誌》代表老作家，《文學集刊》代表青年作家”，搬弄是非，挑撥離間。
1943年4月，已不是在職的教育督辦的周作人應汪精衛之邀，以文人清客的身份，在長子豐一及弟子沈啟無的陪同下，做了一次“江南之行”。到南京座談、講演之餘，還到蘇州遊覽，興致不錯，遂分別賦詩四首：
多謝石家豆腐羹，得嚐南味慰離情。
吾鄉亦有姒家菜，禹廟開時歸未成。
我是山中老比丘，偶來城市作勾留。
忽聞一聲擘破玉，浸對明燈搔白頭。
生小東南學放牛，水邊林下任嬉遊。
廿年關在書房裏，欲看山光不自由。
河水陰寒酒味酸，鄉居況味不勝言。
開門偶共鄰翁話，窺見庵中黑一團。
已當漢奸的周作人，一直混跡官場，仰日本人鼻息，失卻獨立人格，苟活而已，哪裏還有詩情。此次稍有閑情，觸景生情，乘興信口詠出幾首小詩，卻也較真實地吐露出自己尷尬的人生況味。身陷泥潭，行動不得自由，思想失去自主，附逆的精神陰影無時無刻不盤踞心頭，使其備受煎熬。他將三、四兩首詩，書贈給當地的兩個漢奸警察署長，其舉意味深長。
周作人在南京期間，到中央大學講演兩次，一為《學問之用》，一為《人的文學之根源》，後改為《中國文壇上的兩種感想》發表。到南方大學講《整個的中國文學》，其多次演講及著文都是宣傳他的“儒家文化中心論”的。老實說，周作人豈能不知道“儒家文化中心論”與日本鼓吹的日本大和文化為中心的論調是相抵牾的，他執意要宣傳“儒家文化中心論”，這是需要勇氣的，不忘祖宗的文化道統，讓我們看到作為中國文人的周作人精神的另一麵。
果然，周作人大講“儒家文化中心論”，遭到日本軍方和日本反動作家片岡鐵兵等人的攻訐。1943年8月，周作人並未參加的在東京召開的第二屆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上，片岡鐵兵發表了題為“中國文學之確立”的演說，指出“餘在此指出之敵人……即目前正在和平地區內蠢動之反動的文壇老作家”，“以有力的文學家資格站立於中國文壇”，“以極度消極的反動思想之表現與動作”，破壞“建設大東亞之理想”。
周作人是後來從胡蘭成發表在《中國周報》上的《周作人與路易士》一文中，發現片岡鐵兵在第二屆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上對自己的攻擊言論的。周作人“紹興師爺”的老辣手段被激活了，他輕而易舉地收拾了向日本提供自己演講資料的內奸沈啟無，在報上發表公開聲明，將沈啟無逐出教門，說：“沈揚即沈啟無，係鄙人舊日受業弟子，相從有年，近來言動不遜，肆行攻擊。應聲明破門，斷絕一切公私關係。”斷然破門，逐出弟子沈啟無，讓人自然想起周作人當年“謝本師”一幕。
除掉內奸之後，周作人並不直接與片岡鐵兵交鋒，而是修書一封，直接給他的上司日本文學報國會的事務局長久米正雄，要求攻擊“反動的文壇老作家”者片岡鐵兵“以男子漢的態度率直的答複”。接著說：“如若所謂反動派老作家確實是鄙人，則鄙人當潔身引退，不再參加中國之文學協會，對於貴會之交際亦當表示謹慎。”
周作人，原本一介書生，雖參偽政為期不長，但審時度勢的能力並不差，他見到戰爭中日本人由攻勢轉入守勢，已成強弩之末，為穩定局麵，日本人尤其需要他這種人，故以辭官相威脅。為把事弄大，他將致久米正雄的信，同時發表在《中華日報》上，果然轟動一時，震動了日偽政權。不久，《新中國》報發表了社論《所望於批評者》：
周先生在中國文壇素負重望，其言行篤實，尤為人所敬重。對於中日文化溝通工作，亦曾盡極大貢獻。今若因此誤會而萌生消極引退之念，不僅為中國文壇之一大損失，且亦勢必影響中日文化溝通工作之前途……親善合作的實現，必以互相尊重的精神為基礎……
社論支持周作人之反擊，其也妙在話中有話，表達了對日本侵略者的微詞。兔死狐悲，也附逆的陶晶孫，在《新申報》上，發表《關於大東亞文學者》，要求“失言者把他的失言及早取消”，以聲援周作人。在一片聲援周作人聲討片岡鐵兵的聲浪中，日本輿論也公共表態，日文《大陸新報》於4月19日發表《文化直言》，也批評片岡鐵兵“過激言論”，“至為不負責任”，指出其“僅一知半解之徒的淺薄行為”，“深感遺憾”。
各種對周作人的聲援，對片岡鐵兵的聲討，輿論重壓，不能不引起日本軍方的重視，在其默許和日本文學報國會的壓力下，片岡鐵兵不得不寫長信，承認自己有“偏激之詞”，並向周作人“深表歉意”。日本名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等，也批評片岡鐵兵“失言”，並表示願與“東亞文壇之權威”周作文“合作”。對此，周作人的抗爭最終取得了“好結果”。
二
1946年5月26日，在炮局胡同陸軍監獄關了半年的周作人等，被帶上飛機，押解到南京受審。在這之前一個多月，汪偽“第一夫人”，偽中央監察委員，大漢奸陳璧君接受公審。陳璧君於1912年與汪精衛結婚後，一直追隨汪進行政治活動。並曾助汪投敵，成為漢奸之魁首。陳於1945年8月22日，被軍統於廣州拘捕，與漢奸褚民誼等押往南京囚禁。公審時，法庭以五項罪狀，宣判處以其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在蘇州看守所執行。
周作人等十四人押往南京前，《申報》這樣報道：
巨奸王蔭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審理，古城觀者如堵，呼罵聲不絕……群奸今晨五時被檢查血壓時，方知解京受審，乃慌忙寫下“遺書”，招致家人，語多勸家人勿憂，而有戀戀不舍之意……周作人光著頭，衣著最為陳舊……上車前記者逐一問感想……周作人說：“我始終等待被捕，無感想。”周瘦得多了，態度仍很“冷淡”……上機前逐一衡量體重……書生周作人最輕，五十二公斤。每人許攜物十五公斤，大多為衣被書籍及針線，周攜其自著《談龍集》……
錢理群之《周作人傳》中，還有這樣一段文字：
據說他在飛機上曾將舊作一首抄示於人（也許是應對方之請吧），這是1942年所作：“年年乞巧徒成拙，烏鵲填橋事大難。猶是世尊悲憫意，不如布井鬧盂蘭。”這算不算他對自己在日偽時期的種種作為的一個曆史的反思、總結呢？可能也是入獄這一段時間他思考得最多的問題吧？還有說他在押解途中還寫有詩兩首，其一曰：“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窮究可哀。誓願不隨形壽盡，但憑一葦渡江來。”其二曰：“東望浙江白日斜，故園雖好已無家。貪癡滅盡餘嗔在，賣卻黃牛入若耶。”既自歎“日暮途窮”，又感慨“故園雖好已無家”，這淒涼、惆悵自是周作人的，但卻聯想起千年多前“一葦渡江”的達摩，是不是也決心“麵壁十年”呢？那麽，周作人仍然是於消極中有積極的。
《莊子·秋水》有：“莊子與惠王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王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周作人總是將自己的靈魂緊緊地包裹住，我們很難透徹地了解他，比如他在《兩個鬼的文章》中，宣布自己與陳獨秀、錢玄同諸人，是同一“方向”的，而就在他當了偽督辦，做了政客以後，他又是怎樣積極鼓吹，要以“儒家人本主義”為“大東亞主義”的“中心思想”，以“抵抗共產主義”來著。他心中一直有“兩個鬼”爭鬥糾纏，一直在“學者文人”與“政治官僚”間角色轉換，誰也猜不透他到底想些什麽，要幹些什麽。
押到南京之後，南京高等法院即對周作人提出起訴，其列舉罪證如下：
其任偽職期間，聘用日人為教授，遵照其政府侵略計劃實施奴化教育，推行偽令，編修偽教科書，作利敵之文化政策，成立青少年團，以學生為組織訓練對象，泯滅青年擁護中央抗敵國策，啟發其親日思想，造成敵偽基要幹部。又如助敵人調查研究華北資源，便利其開掘礦產，搜集物資，以供其軍需。又如促進溝通中日文化及發行有利敵偽宣傳報紙，前者為文字宣傳達其與敵偽親善之目的，遂行近衛三原則之計劃，後者希圖淆惑之心，沮喪士氣，削弱同盟國家作戰力量……
周作人被允許寫“自白書”，對起訴書做出下列辯護：
初擬賣文為生，嗣因環境惡劣，於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從此大受威脅……以湯爾和再三慫恿，始出任北京大學教授兼該偽校文學院院長，以為學校可偽，學生不偽，政府雖偽，教育不可使偽，參加偽組織之動機完全在於維持教育，抵抗奴化……
讀者讀周作人之自我辯護，會發現，麵對政府的指控，深諳“紹興師爺”真傳的周作人，實際上在巧妙地做無罪辯護。對自己的附逆罪行，完全不認賬。
周作人
三
1946年7月19日，南京高等法院對周作人附逆案，進行了第一次公開審理，審理詳情不得而知，但第二天的《申報》上，刊發了中央社的相關報道，可窺見公審的大概情形。標題為“京高院公審周逆作人供詞支吾無確證”，該文曰：
周逆作人十九日晨十時，在首都高院受審，曆時兩旬鍾，以證據尚在調查，庭諭定八月九日再審。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聽席上，特多男女青年。審訊前段，被告答複從逆前之經曆，頗以二十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任自傲。述其附逆動機，狡稱，旨在“維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長當斥以身為人師，豈可失節。周逆答辯謂：“頭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這樣三四等的人，不出來勉為其難，不致讓五六等的壞人，愈弄愈糟。”並稱，二十六年，留平不去，係因年邁，奉北大校長蔣夢麟之囑為“留平四教授”之一，照料北大者，惟對其（一九）三八年之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委兼教育總署督辦，以及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華北綜合研究所副理事長，偽新民會委員，偽華北新報社理事等職，則期期艾艾，對答之間頗感尷尬，但仍東拉西扯，以二十八年元旦之被刺，“中國中心思想問題”論戰，以及勝利後朱校長家驊之華北觀感等，作為渠有利抗戰之證據，庭上當諭以證據頗確鑿有力，當諭以為便收集，特寬限三星期再行公審，周逆乃於汗流浹背下狼狽還押。
公審周作人，懲治漢奸，天經地義，但由於他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影響，這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一方麵從理智上能夠識其叛國本質而無情批判他，一方麵在感情上又生出同情和痛惜。
的確，周作人背叛民族，當了令人不齒的漢奸，查之有據，已被坐實，罪不可赦，遭到譴責批判，罪有應得。但是“他確在新文學上盡過很大力量”，沒有周作人的新文學史，就有些黯然。
茅盾先生在周作人被公審後不久，有《周作人的“知慚愧”》一文，發表在《萌芽》一卷三期上。文章說：
周作人一向是個人主義者，他解釋中國曆史是唐以後便走上了衰敗的路，他看不起也不相信新生的力量，因此，在他心中和“優秀有為”的日本民族“親善”而“築立東亞的新秩序”不是什麽可以“慚愧”的事情。他所引為“慚愧”的，恐怕倒是今天他頂著漢奸帽子，對簿公堂而又怕死，不得不違反“本心”胡說一頓：做漢奸其實也是“曲線救國”雲雲。
周作人真正把靈魂賣給魔鬼，事例頗多，此簡舉幾例。
1941年，周作人與錢稻孫等漢奸一行到東京出席東亞文化協議會文學部會，先到皇宮“晉宮問候，詢問陛下康強”，然後又“參拜護國英靈之靖國神社，東亞永久和平之誌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1941年4月15日《庸報》報道）。第二天又去橫須賀海軍病院慰問日本海軍傷病人員，同時捐贈五百元……
1941年7月17日，周作人到北平偽中央廣播電台去講話，雲“治安強化運動是和平建國的基礎……是使民眾得以安居樂業的唯一的途徑”。其時，正是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百姓大搞所謂的“治安強化運動”，滅絕人性地燒、殺、搶、掠，嗜血殺戮，製造無人區，實行三光政策。
1942年5月2日，周作人又作為汪精衛的隨員，赴偽滿訪問，慶祝“滿洲帝國”建國十周年。周作人在日記中記有“隨主席進宮謁見……在嘉樂殿筵席”。
是年10月，周作人又趕往南京，為汪精衛祝壽，遍見“立法院院長”陳公博、“考試院院長”江亢虎、“監察院院長”梁鴻誌……周作人備受禮遇厚待……
此時的周作人，哪裏還有民族尊嚴，哪裏還有人格自尊，哪裏還有文人的操守和靈魂？曾經嘲諷左翼作家“把靈魂獻給上帝”的周作人，如今卻把自己的“靈魂賣給了魔鬼”，這真是絕妙的諷刺和宿命。
曾經的新文化運動主將，身邊曾有大批追隨者的周作人被公審，總會有人為恩師說話，這很正常。如曾贈撰聯“微言欣其知之為誨，道心惻於人不勝天”給老師周作人，又被周作人視為“實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人”的廢名，就站出來為其說話，在他寫的小說《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裏，明明白白地加了一句：“知堂老簡直是第一個愛國的人。”對此，廢名振振有詞曰：“知堂老一生最不屑為的是一個‘俗’字，他不跟我們一起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的理智的深山”，“他隻注重事功（這或者是他的錯誤！），故他不喜歡說天下後世，倒是求有益於國家民族”。真是高師出高徒，廢名的這番話，與周作人在法庭上的自辯，如出一轍。
從《胡適來往書信集》中，有一封俞平伯就周作人致胡適的一封信，其中有請求胡適出麵為周作人說情的文字：
夫國家綱紀不可以不明，士民氣節不可以不重，而人才亦不可不惜……以六旬之高年身幽縲絏，恐不能支，其可慮一也。名為顯宦，實猶書生，聲氣罕通，交遊寡援，將來宣判未必有利，其可慮二也。左翼作家久嫉苦茶，今日更當有詞可藉，而諸文士亦以知堂之名高而降敵也，複群起而攻之，雖人情之常態，而受者難堪，其可慮三也。在昔日為北平教育界擋箭之牌，而今日翻成清議集矢之的，竊私心痛之……
俞平伯乃周作人之另一高足，其為老師減刑而請當時思想文化界重要人物胡適幫忙，其心情也可以理解，但胡適對事關周作人投敵變節這等重要問題，是不能不謹慎的，他沒有去為周作人的附逆辯解。
南京高等法院經過三次公開審訊，於11月做出了如下判決：“處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奪公民權十年。”
周作人不服，以曾力推“儒家文化中心論”受到片岡鐵兵攻擊，“掃蕩反動老作家”為據，要求最高法院複判。
1947年12月19日，南京最高法院做出最終判決：
查聲請人所著之《中國的思想問題》，考其內容，原屬我國國有之中心思想。但聲請人身任偽職，與敵人立於同一陣線，主張全麵和平，反對抗戰國策，此種論文雖難證明為貢獻敵人統治我國之意見，要亦係代表在敵人壓迫下偽政府所發之呼聲，自不能因日本文學報國會代表片岡鐵兵之反對而解免其通敵叛國之罪責……查聲請人雖因意誌薄弱，變節附逆，但其所擔任偽職，偏重於文化方麵，究無重大罪行，原審既認其曾經協助抗戰及為有利人民之行為，依法減輕其刑，乃處以有期徒刑十四年，量刑未免過當……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以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民權十年……
周作人有如此下場，確與其人格委頓、道德弱化有關涉，那種將“做人”同“做學問做文章”截然分開，是站不住腳的，像“義利之辯”本為文化人起碼的良知，而周作人終究做了屈從於苟活本能的奴隸，終於把一種人生的複雜真相尷尬地暴露給世人看。選擇，總有代價，“苦雨庵”的選擇代價，付出的是靈魂。
世人皆知黃裳先生寫有《絳雲書卷美人圖：關於柳如是》一書，譽滿文壇。黃先生關注明末名妓柳如是，是在1946年南京龍蟠裏看到黃堯圃舊藏《陽春白雪》的時候。與他同時關注“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柳如是的，還有陳寅恪。陳寅恪特為柳如是作“別傳”。這裏要提黃裳，是他在南京關注柳如是的時候，作為著名記者，他也關注在南京受審的周作人。在周作人最終宣判之前，黃裳特到老虎橋模範監獄專訪了周作人，並寫出《金陵五記·老虎橋邊看“知堂”》的長篇報道，下麵摘錄一部分：
一會，我在窗外看見一位獄吏帶了一個老頭兒來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周作人，不過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個影子的，現在看看“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綢短衫褲，淺藍襪子，青布鞋，光頭，瘦削，右麵龐上有老年人常有的瘢痕，寸許的短髭灰白間雜，金絲眼鏡（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的“惟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樣子）。
與想象中不同的是沒有了那一臉岸然的道貌，卻添上了滿臉的小心，頗有“審頭刺湯”中湯裱褙的那種脅肩諂笑的樣兒。
請他坐了下來。他搓著手，滿臉不安，等候我發問。這種“會審”式的訪問很糟。簡直沒什麽話好說，隻問他這兒過得還好否，他回答還好。我問，這是第幾次來南京了，他說南京是他作學生時住過的地方，以後來往路過也有好幾次，最後又含糊地提起上前年的那一次南遊……
後來他提到最近沒有再審的消息，大約是在收集證據吧？有一位律師願為他辯護。他自己寫過一篇自白書，兩篇《答辯狀》，所說的話大約都在那裏了。我即發問，一向是佩服倪元璐絕口不言一說便俗的他，何以在這次法庭上又說了那麽許多不免於“俗”的話？這很使他有些囁嚅了。最後他說，有許多事，在個人方麵的確是不說的好，愈聲明而愈糟，不過這次是國家的大法。情形便又微有不同，作為一個國民，他也不能不答“辯”雲雲。他重複說，現在想說的隻是一點。起訴書中說他“通謀敵國”，而日本人也說他“反動”，是“大東亞思想之敵”，事實上絕對沒有在兩方麵都是“敵”的人，除了這點以外，其餘的都可不說……
他又說文人報國的方法，也隻有寫寫文章，不誤人便好。他又說其實也可以上前線去一刀一槍的，本來是海軍出身，還是武人哩……
我又問他是否還有許多集外文沒有收集，他說沒有了。我又記起了有一次偶然在《中華日報》上剪了下來的《參拜湯島聖堂紀念》的文章。他就說這些應酬文章照例是不收集的，也還有許多在外麵。我不禁又想起那穿了軍裝檢閱童子軍的照片來，問了他，他好像覺得無所謂，馬上答說，他“演戲兩年”，那些都是醜角的姿態雲雲。
最後話題轉到苦雨齋的藏書，我問他是否都已封掉，他答不知。雖然可以通信，但是也不好再去問這些事了……
未能免俗，我又要他寫點東西，如近詩之類，他說近來很久不曾作詩了。也難怪，在老虎橋邊是很少可能有打油的“雅興”的。他想了一會，說有一次在監中為一位朋友題畫的詩，寫了下來：
墨梅畫出憑人看，筆下神情費估量。
恰似烏台詩獄裏，東坡風貌不尋常。
為友人題畫梅 知堂
讀這詩頗使我“有感”。正如他說過的一句話，雖然是在說別人，也難免不涉及自己。這裏“筆下神情費估量”，正是寫《自白書》時的寫照吧？居然“風貌不尋常”，這在我一些也看不出來，隻覺得這個“老人”的愈蓋醜惡而已。很奇怪，這詩沒有衰颯之音，而反倒頗有“火氣”，豈真是愈老愈要“向世味上濃一番”乎？
時間拖得太長也不太好，隻好請他回去休息了。我就又向所長說希望看一下他們的獄中生活，就又由一個獄吏陪我走進了“忠”字監。這是一個小院子，裏麵孤零零的一所紅磚房。其中是一間間的小房間，從門板上麵的一小塊鐵絲網窗中可望進去，房子極小，可是橫躺豎臥的有五個人，汪時璟、劉玉書、唐仰杜這些老奸都赤了膊席地而臥，有的在一疊餅幹匣上麵寫信。梅思平在裏麵的角落看書。殷汝耕在看《聊齋》，王蔭秦藏在牆角看不見。走到第四間，“知堂”剛剛回來，在裏麵一角裏的席地上，脫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掛在牆上，赤了膊赤了腳在席上爬，躺下去了。旁邊放著一個花露水水瓶子。
我又想起了剛剛那首詩，好一個“東坡風貌不尋常”。不過這兒我沒有嘲諷的意思，那情景，真已是夠淒慘的了。
讀黃裳筆下的周作人，不禁讓人想起杭州嶽墳旁的秦檜，曆史要他永遠地跪在那兒，“白鐵無辜鑄佞臣”，那般光景，還能有什麽好說的呢。
據龍順宜（龍榆生女兒）在《知堂老人在南京》（載香港《明報月刊》1985年3月號）一文中介紹，1946年初夏時分，周作人被押解至老虎橋後，周作人的兒媳張英芳致函她，希望盡力照顧周作人。此後每星期她便給周作人送些熟肉或餅幹之類。她的生活也拮據，有時會十多天去一次，她還在每年冬季後，給周作人拆洗棉衣、棉被，甚是殷勤照料。文中還說，周作人的學生廢名曾寄給她百元，托她交給老師。
廢名於1946年，經俞平伯推薦，返回北京大學任國文係副教授。抗戰期間，他回到老家湖北黃梅，在縣城一所小學教書糊口，此時他醉心佛學，寫出《阿賴耶識論》。到北大剛有了收入的廢名，便拿出工資的一多半匯給周作人。後來，解放軍開進北平。周作人從監獄返回八道灣，生活困頓，許多舊交都怕惹麻煩，不敢接濟周作人，廢名卻熱情為老師奔走呼籲，甚至組織北大學生為乃師募捐。冬天，廢名給周作人送去一大車煤，為此北大中文係開會批判廢名，說他立場有問題。而廢名對魯迅，卻一向刻薄。
關在老虎橋模範監獄“忠”字舍裏的周作人，“把一切損害與侮辱看作浮雲似的，自得其樂的活著”（《知堂回想錄·一三七·瑣屑的因緣》）。但也有令他感到難耐的，那就是監獄裏不能讀書寫作。他後來寫的《讀書》一詩，幽默中含辛酸：
讀書五十年，如飲摻水酒。
偶得陶然趣，水味還在口。
終年不快意，長令吾腹負。
久久亦有得，一呷識好醜。
冥想架上書，累累如瓦缶。
酸甜留舌本，指願辨良否。
世有好事人，扣門乞傳授。
舌存不可借，對客徒搔首。
後來，龍順宜姐弟二人給周作人送來英國勞斯所著原版《古希臘的神、英雄與人》一書，讓周作人喜不自禁。於是周作人開始重操舊業，在“忠”字舍裏譯起書來。把一本板置於餅幹盒上即為桌，每天伏“桌”而譯。夏季的南京，堪為火爐，而周作人卻有“炎威雖可畏，風趣卻堪傳”之樂。不料同室的漢奸、汪偽政府宣傳部長林柏生，突被押去處決了。這令周作人心驚肉跳，寢食難安，便吟詩道：
當世不聞原庾信，今朝又報殺陳琳。
後園慟哭悲涼甚，領得偷兒一片心。
兔死狐悲，內心“凡大哀極樂”的複雜，皆在詩中，正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也。讓他悲哀的是，此刻無友人可傾訴，“哀怨雖刻骨，旁人哪得知”。
1947年夏，周作人被獄吏帶出“忠”字舍，移居於東獨居。監裏的環境大大改善。最讓周作人喜出望外的是，商人黃煥之被放出監時，留贈他折疊木炕桌。比起那用木板搭成的小“桌”，真有天壤之別，他終於有了條件安心寫作了。丁亥年（1947年）他竟然寫了雜詩三十首，兒童詩七十二首，還有集外的應酬和題畫詩一百首。對周作人而言，這些創作，“雖是遊戲所作，亦須興會乃能成就”。他還將此做了一個形象比喻：“如有擦火柴，必須發熱到某程度，才會發出火焰來。”（《知堂雜詩抄·兒童詩與補遇》）
在寂寞中，轉眼到了戊子年（1948年）。年初，周作人在他的自編詩稿之後，寫了一首五言題詩：
寒暑多作詩，有似發瘧疾。
間歇現緊張，一冷複一熱。
轉眼嚴冬來，已過大寒節。
這回卻不算，無言對風雪。
中心有蘊藏，何能托筆舌。
舊稿徒千言，一字不曾說。
時日既唐捐，紙墨亦可惜。
據榻讀爾雅，寄心在蠓蠛。
從前，周作人作五十自壽絕句。而今又在獄中多寫五言詩，已與當年境遇大不相同。但若細讀，讀者會發現，周作人的詩並無大變化，往昔他榮顯時，無得意之狀，當今入監為囚，也無愧疚之態。
沉默的高牆裏，周作人正在吟誦：
書房小鬼忒頑皮，掃帚拖來當馬騎。
額角撞牆梅子大，揮鞭依舊笑嘻嘻。
（《知堂雜詩抄·甲之十·書房一》）
（本文摘自汪兆騫著《告別與新生：大師們的非常抉擇》，現代出版社，2018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