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監獄：一張巨大的曆史底片 （ZT）

2006年的一天，著名學者、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重訪秦城監獄。近半個世紀之前，他曾作為胡風同案犯在這裏被關押。重訪沒能再入秦城大門，同行者試圖為他在監獄大門前留影，引起執勤者千預，拍攝的照片和視頻被刪除。

        

謝韜是少有的晚年重訪秦城的當事人。對於多數曾經的秦城“住戶”來說，由於在視線受限的狀態下到來和惶然離開，他們往往對於這座自己年棲身的監獄不辨方位。

 

外界對於秦城更知之甚少，沒有能到達這裏的公交車，紙質或網絡地圖上也沒有標識，它成為燕山腳下和人們心中的一處隱秘之地。

 

 

秦城是一座特殊的監獄。它是蘇維埃體製與人民民主專政權威的共同產兒。在以後的歲月中，它的地位和重要性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座監所。和地處鬧市的提籃橋或者半步橋監獄相比，秦城在保持神秘性的同時，像磁石一樣不斷吸附和激化著人們的想象力。它和當代政治與思想史上的一係列重要名字相聯係，直接反射了曆次政治運動和時代主題的變遷，像是一卷保留在北京郊外的巨大曆史底片。

 

每當曆史轉身之際，有人走出秦城的大門，也就使底片的一部分曝光。人們發現，相比於外界的變動浮泛，監獄裏的時空被濃縮，保存的記憶也更為真實。這個特殊的地點，吸附了真實可靠的思想和人性要素，構成時代真相的片斷。

 

當一所監獄的眾多住戶與革命或政治糾葛，或被賦予了政治含義，這所監獄往往濃縮了這個國家的國史。在法國，是巴士底獄；在英國，是倫敦塔；在蘇聯，是內務部監獄蘇哈諾夫卡，或者後來著名的“古拉格”；在舊中國，是提籃橋；建國後，則是秦城。

 

秦城與一係列著名或隱匿的名字相聯係：胡風、李銳、謝韜、黃維、陳裏寧、饒漱石、彭真、薄一波、陸定一、劉仁、王光美、江青、張春橋等，以至晚近的成克傑、陳希同和陳良  宇。這些身份迥異而代際交替的住戶，造就了這座共和國第一監獄顯赫而複雜的品性。

 

 

穿越的住戶

 

上世紀90年代開頭的一天，一位紅色後代、開國元帥的養女因為態度好,在秦城中調換到了一間位置較好的監房。她在監房牆壁上意外發現了一幅炭筆的裸體女人圖案。

 

這位紅色後代為避嫌向管理者反映。尷尬的管理者透露,監房的先來者是“四人幫”成員王洪文。

 

生於上世紀40年代的這位紅色後代，在她下放插隊的青春歲月，未有機會與從上海工人一路造反至中共中央副主   席的王洪文親炙，卻在曆史某個特殊拐點如此邂逅。

 

同樣的情形15年後在一位商人身上發生，因涉嫌新型經濟犯罪，他在被拘押半年後於2005年走出秦城，同日在報上看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張春橋於秦城監獄醫院去世的消息，頓時有了“穿越”之感。

 

由於長期關押曆次政治風潮中的重要犯人，秦城無疑會在當代史上扮演“穿越”角色。外界急遽變動之時，這裏保存著曆次政治事件中的“活化石”，不同年代的罪案和犯人在此處相遇，日漸作古的林彪和江青集團成員，並非最後一批。

 

1991年5月13日，保外就醫的江青，在一張當天的《人民日報》頭版位置潦草寫下十個字:“曆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天”——25年前的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江青被任命為文革領導小組負責人。翌日淩晨3時30分，一名護士發現她結手帕為環，自縊於衛生間。(注：江青用手帕上吊自殺一事，據稱為訛傳，有當事人稱為服用眠藥自殺。)

 

此時，吳法憲、邱會作已刑滿離開，張春橋尚在一言不發中度過囚禁歲月，姚文元將在數年後迎來出獄，王洪文則將在一年後病逝。“文革”這一灰色的破折號，被這些主人公的秦城歲月拉長,延伸到了一個迥異的時代。此後風生水起的貪腐官員群體，成為這裏的主角,陳希同、陳良宇等政治局委員級別的高官，則成為這個群體的代表，完成著與殘餘的林彪、江青集團成員群體的角色嬗替。

 

而在十餘年之前，林彪、江青集團群體入住秦城之時,則與他們“文革”之中的迫害對象、龐大的“走資派”群體經曆了曆史性的換位。

 

1976年的秋天，慕名來中國參加革命卻得罪江青、作為特務被投入獄中的美國人李敦白，在聽見毛澤東逝世的哀樂後不久，發現中央文革的名字從報紙上消失。此後不久，又聽見有個女人在附近尖叫哭泣，聲音很熟悉：“噢，毛主席! 我會永遠對你忠心不二!”

 

他認定這是江青。容納她和九名同案犯的, 正是平反出獄的“走資派”們空出的監舍。

 

在“文革”之中，為了監禁被打倒的“走資派”，秦城監獄在中央文革指示下進行了擴容。隨著大批走資派的平反和戰犯的特赦出獄變得空蕩，張春橋等人後來可以一人住一個樓層。

 

 

作為兩位前“第一夫人”，王光美和江青上演了換房的劇目。因為在出國訪問和“桃園經驗”上過於搶鏡而招致江青忌恨，王光美在劉少奇被打倒後被關入秦城，備受折磨卻活到了出獄的時候。1978年12月22日，王光美獲釋,而一年零八個月以前，江青已經進入秦城受審。

 

更為吊詭的是，平反後的彭真作為中央政法委書記主持了在秦城進行的對於“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法官席上的審判者，多為昨夭挨整或係獄的“走資派”如馮基平、伍修權、江華等，還包括劉仁遺孀甘英這樣的“夫人團”。

 

這種換位自然讓江青無法接受。當她在被告席上發出“你有什麽資格審判我”的反抗，並要求法官集體回避時，她顯然忘記了，同樣的質問應該更早由法官席上的前囚徒發出，因此也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彭真指示的駁回:如果答應江青的條件，全中國人民都需要集體回避，因為全中國人民都曾受到“文革”的迫害。

 

法庭上的換位之外，更多的是高牆內的聚首:先前由“四條漢子”到“四根棍子”，在領袖扶持之下終究將論敵胡風推至萬劫不複境地的文藝理論戰線旗手周揚，於13年後步胡風後塵進入了秦城監獄，並在姚文元的文章中歸為“一丘監獄，之貉”。同批係獄的尚有黨內主流理論家吳晗、廖沫沙等人。

 

在京西賓館當麵下令逮捕原中共情報專家、上海副市長潘漢年的公安部長羅瑞卿，十幾年後妻子郝治平來到潘漢年服刑的秦城監獄，其女羅點點奔走在和胡風妻子梅誌同一條探監路上。
 

毛澤東的秘書師哲、李銳、陳伯達和李一氓，曾相繼入住秦城，師、李共同迎來了江青的秘書閻長貴，而陳伯達曾負責審查閻長貴案件。
 

“文革”不是政治穿越劇的唯一舞台。隨著新中國的大幕拉開，劇情已經在開演。
 

1966年初，“年度第一號犯人”師哲從功德林監獄進入秦城之時，牽連他入獄的前國家副主   席高崗已經埋骨北京西郊的萬安公墓十餘年。而建國之初第一樁政治大案“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另一主犯，上海原市委書記、中央組織部原部長饒漱石已在秦城度過多年歲月，患上精神分裂症，並於第二年重新收監直至死於秦城。
 

在師哲受到組織審查的第一次談話裏，他被告知自己還與習仲勳的問題有關。這意味著在領袖意圖下，發生於上世紀50年代初的高崗、饒漱石事件已經和60年代的習仲勳、劉景範等人“利用小說《劉誌丹》反黨”的事件歸並在一起。數年後，在舊日跟隨父親釣魚的秦城,女兒劉索拉見到了失訊五年的劉景範。
 

李銳在廬會議期間犯忌，以追隨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罪名入獄，又由於曾任高崗秘書，與師哲的案件牽扯在一起。在康生直接操縱之下，一條連綴了建國後十餘年間先後發生的高饒案件、彭德懷案件和“小說反黨”案件的鏈條編織成環，把一個龐大的西北出身的千部群體裹挾了進去，牽連萬人。

 

建國初另外一宗“潘、揚反黨集團”的主犯潘漢年和上海市公安局長揚帆，亦押在秦城。由於潘漢年、揚帆與饒漱石在工作地域上的重合和職務往來，案發之初兩宗案件已被合為一宗“饒、潘、揚反革命集團”，完成了這宗繁複無比的戲劇。
 

各色人等的角色換位和前仆後繼，頗有眼花繚亂之嫌，他們的命運在秦城穿越交錯，造就了變幻的政治風景。

 

閻長貴在北沙灘寓所回憶往事時說,“當時受陷害入獄，是大不幸，今夭看來卻又是大幸。不入秦城，我也就不是今天的我，不會具有曆史價值;不入秦城,以後就可能不自覺作為江青餘孽成為‘第三種人’，在撥亂反正後被時代摒棄。”命運的吊詭，讓他數十年後仍驚心後怕。
 

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主任傅洋，可能是對這種穿越感受最深的人。上世紀50年代末期，他的父親、時任中央政法委書記彭真批示修建了秦城監獄。1967年,彭真被送入秦城監獄，妻子張潔清也一並入獄，下放勞動的傅洋不知父親下落,直到1972年之後與姐姐一同前往秦城探望父母。1978年，彭真主持了在秦城監獄進行的對江青、林彪集團成員的審判，傅洋也在那年進入全國人大法工委工作。20餘年後，成為法律事務所主任的傅洋，手下的著名律師高子程、李莊等常往返於秦城路上，為落馬高官提供法律辯護和谘詢。他百歲高齡的母親，曾經的秦城房客，眼下在京城台基廠一座老房子裏養病，牆上掛著逝世的父親彭真的畫像。
 

在傅洋心頭，秦城是當代史線索上的一個繩結，曆史在這裏凝固，也需從此解開。

 

卡夫卡式的悖謬

 

負責修建秦城監獄的北京市副市長、公安局長馮基平,在“文革”中住進自己修建的秦城囚室後，留下了一句卡夫卡式的名言:“如果知道自己會進來，當時一定把它修建得好一些。”
 

“坐進自己人的監獄”，是馮基平和大批高千們完全無法預見的。竣工之初,秦城監獄的收容對象主要是在最近的國內戰爭中失利的國民黨戰犯，如黃維、杜聿明、沈醉、文強等。
 

這些人在建國之後，就近關押於各地的戰犯管理所，等待刑罰。其中有不少是中共勝利者們的同窗故交，更與大批的國民政府起義、投誠人士有著休戚關聯。情感顧忌和統戰考慮，使得在國內鎮反的高潮中，懲辦戰爭罪犯之錘長期懸置而未曾落下。
 

1956年，社會主義社會改造完成之際,毛澤東發表了對“宣統皇帝和康澤、胡風和饒漱石”這樣的反革命“一個不殺”的講話，改造取代了明確的刑罰,成為戰犯們的出路。他們得以解脫於有“斬監候”之嫌的各地戰犯管理所，集中到北京功德林監獄，又在數年後遷入新落成的秦城。
 

這次“喬遷”之中，主體是戰犯，“自己人”如胡風、潘漢年、饒漱石等附帶受益。先前的階級敵人、戰場上的生死對手，在這個特殊地點同領囚糧,消泯了階級仇恨和勝敗榮辱。
 

對於胡風來說，與二三十年前自己用筆做“比首和投槍”挑戰的對象們歸於一類，在同一座監牢中改造反動思想，並由於“思想毒性強”無權參與集體學習，使得這位魯迅的嫡傳弟子麵臨了卡夫卡式的悖謬。
 

“卡夫卡現象”在“文革”中放大開去，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成為地處北京的這座監獄中的一個號碼68171，是中宣部長陸定一在單人囚室裏模仿京劇大花臉狂笑以保持麵部活動能力，而他的妻子嚴慰冰則在咫尺相隔的囚室中互不知生死;  是葉劍英的女婿劉詩昆被勒令在獄中揭發葉帥的“通敵罪行”;  是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被勒令終日坐在囚床上不得躺臥不得放風，直至出獄才得到了丈夫“劉衛黃”在河南去世火化的消息。

 

這些高幹住進秦城，並非因為犯有類似今夭貪腐官員的刑事罪行，而是來自於政治邏輯的悖謬。國民黨戰犯文強曾隔著窗戶聽到新來者啜泣，“我們革命一輩子，為什麽把我們關在這裏?”
 

閻長貴的入獄經曆，頗能揭示“坐自己人牢房”的心態。他向警衛報告時稱呼“同誌”，遭到了對方的斷然嗬斥:“誰是你的同誌!”這種被排斥的痛感，即使在出獄多年後仍會暗中綿延，使他至今拒絕再穿黑衣一一囚衣的服色。
 

更早入獄的胡風，是在“文革”結束之後的生命最後幾年，親眼看到自己的名字後麵又有了“同誌”這兩個字。回歸之間，已是大半生代價。
 

十年之中，秦城先後關押了新中國的兩位第一夫人、三位書    記處書記暨國務院副總   理、四位“文革”中的中央政治局常   委、560多名各級領導千部，很多中共高千們經曆了從坐國民黨牢房到坐自已人監獄的輪回。
 

發出前述“卡夫卡式名言”的馮基平,解放前亦曾在北京草嵐子監獄服刑數年，與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為獄友。薄、安等人於1935年經中央批準履行“悔過”手續出獄，因而在“文革”中被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成員。馮當初雖未登報悔過，卻仍舊一同入獄。遭受牽連的尚有彭真和陳伯達。

 

輪回的命運背後，潛伏著一以貫之的政出身與“前科”。生於小資產治邏輯:階級家庭的李銳,延安整風運動中在窯洞裏遭遇“搶救”關押，後曾任毛澤東秘書，又在“文革”中囚於秦城。同樣出身的揚帆，在“整風”中因“特嫌”在新四軍軍部被押，主持審訊的潘漢年建國之後，二人又因曾與其賦詩唱和，為“特嫌”作為同案犯入獄。

 

從蘇區肅反、延安整風到秦城監獄，其間有一條當事人難以隔斷的紅線。而在白區工作入獄的“前科”，又在這條紅線上加上了粗大的繩結，最典型莫過於薄一波、丁玲、劉仁等人。
 

建國後風靡一時的小說《青春之歌》或《紅岩》中，既有老虎凳和集體槍決這樣的殘虐，也有繡紅旗、唱紅歌和組織越獄這樣振奮人心的情節。共產黨人曾經口號相傳“監獄是個大學校”，陳獨秀也曾號召青年“出了監獄進研究室，出了研究室進監獄”。但在秦城，這一切隻是傳說。

 

抵抗孤獨

 

《獄中二十年》裏，舊俄羅斯的女人“燒炭黨”妃格念爾與其女伴在監房放風的院子裏散步，同伴小心翼翼地避開地上的蟲子，使妃格念爾對其品性的仁慈大為感慨。
 

這樣的感人情形在秦城監獄裏並不會出現。單獨監禁的胡風，放風之時看到的隻是自己頭頂那一小片天空。偶然在磚縫中發現的一棵小草，使他欣喜過望，每日含一口水噴灑澆灌。
 

上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南京老虎橋監獄的單人囚室裏，陳獨秀可以和午間前來探視的潘蘭珍繾綣終日，看守難為情而提醒陳獨秀注意風化。40年代後期的看守所裏，左翼作家賈植芳可以和同牢難友們玩牌，和可以整天到院子裏放風的女犯們隔窗搭話。60年代的秦城，長年單獨監禁之後的路翎精神分裂，將自己天才的文學家頭顱撞向堅硬的牆壁。

 

進入秦城，閻長貴發現，這和他想象中的監獄完全不同。

 

單獨囚禁，沒有獄友。牆壁極厚，聽不到鄰舍的一點聲音。和外界的聯係，隻有一個打開隨即關閉的送飯口以及牆壁高處的一個小氣窗，氣窗裏隻能看見天空。

 

沒有紙筆，沒有放風。沒有書報,在“文革”後期可以放風的日子裏，是在一個格子裏單人放風，來去的路上也看不見任何人影。在這座大牢裏，似乎隻單單關著你一個犯人。看守從不與犯人講話。他們隻用代號稱呼犯人，其至不知道犯人的名字，也不能讓犯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如果與犯人聊夭，他立即會被關禁閉。

 

由於秦城監審合一的體製，犯人相當於長期身處看守所，少有權利會見家屬。閻長貴入獄之後，家屬一直以為其失蹤了。

 

一切的布置，是有意將犯人與人世完全隔離，切斷所有的感覺來源，在這種地方，靈魂隻是獨自恐慌地膨脹起來，又孤單地收縮下去。沒有“同誌”，也沒有人，連看守和審訊者都有意從犯人的世界裏避開了。

 

提審是閻長貴的享受，他極力配合地延長自己的供述，以便和活人一起待上更多時間，但這樣的提審也似乎被有意取消了。因為渴望與人說話，金敬邁故意扔鞋底砸壞燈泡，把前來訓話的監管幹部反鎖在自己的牢房裏，對孤獨的恐懼勝過了獄規懲罰。“文革”之中，同囚秦城的夫妻包括彭真與張潔清、陸定一與嚴慰冰、潘漢年與董慧、饒漱石與前妻陸璀等人，此外尚有張東蓀父子。直到1972年後允許子女探望，彭真夫婦才從兒女口中知道對方同在秦城的消息。

 

單人囚禁和監審合一，傳承自蘇維埃血統。恩格斯說過，單獨囚禁是最殘酷的刑罰，超過半年人就會瘋狂。列寧也坐過沙俄的單身牢房。在沙皇統治末期,政治犯們發動鬥爭強迫沙俄取消了這一形式。囚犯們仍住著單間，但可以彼此往來，一同放風散步。
 

但蘇維埃政權成立後，將過去的遭遇化為心得，監獄恢複了舊觀。內務部的地下室監獄裏幽禁著不見夭日的未決犯。在蘇聯政權後期，普遍的單獨監禁受到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鞭撻。
 

秦城監獄的設計出自蘇聯工程師之手，是蘇聯援建156宗公開項目之外的一項秘密工程。它隔離式的囚室布局、合一的管理手段，都和民國時期模仿英美的“改良監獄”拉開了距離，顯示出蘇維埃專政獨有的控製方式和懲戒心得。
 

對於長期單獨囚禁導致的“單身牢房綜合症”，秦城監獄的醫生們開出的最有效藥方隻是:把這名犯人放入人群中。但這味藥方卻被嚴格控製。
 

秦城監獄的燈泡是徹夜不滅的。這也是從“老大哥”繼承的傳統。《古拉格群島》記述，徹夜不滅的燈泡是上世紀20年代從蘇聯開始的新生事物，沙俄時代的囚犯們關燈睡覺。燈泡的炙烤沒有將胡風的有毒思想徹底烘千，卻使他產生觸電自殺的念頭。但他夠不著這盞罩有鐵絲網的燈泡。
 

由於規定睡覺時必須麵朝窺視孔方向側躺，便於看守監視，彭真在出獄後患上了左耳聾，以後的年代裏一直戴著助聽器。
 

無處不在卻無法覺察的控製，與徹底孤獨的一體兩麵，造就反抗者的精神分裂與崩潰。
 

在秦城監獄中，因單身囚禁而致精神分裂的人們，可以開具出一列首尾不相見的名單，包括饒漱石、劉仁、阿壟、路翎、揚帆、嚴慰冰等人。
 

從秦城中走出之後，精神夢魘的陰影仍舊跟隨著幸存者。哲學家張東蓀的兒子張宗炳，走出秦城之初經常扮演一個人的戲劇:橫眉怒目;時而是審判員，時而是犯人，可憐又無奈。揚帆出獄後相信大腦中有一套看不見的電子發射係統，可以直接接收來自周恩來的信息,以至於不認妻女。
 

善於以孤獨為手段摧毀別人心靈的人，自己對孤獨的感覺，並無兩樣。江青在服刑日記中寫道:“秦城監獄隻有‘關’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層樓的底層,這裏隻關我一個人一一除看守我的人員以外，別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圍的——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見外邊的。”
 

抵抗孤獨，保存自己作為一個人類標誌的思維能力,成為本能的反應。被掠奪到極致的人性，正是在這裏被強化起來。秦城監獄的囚犯們,在極度貧乏的條件下使用了五花八門的方法，來保存自己的頭腦和語言能力。
 

李銳在咫尺見方的囚室中練習旱遊，彭真則吊嗓子鍛煉聲帶。胡風數年如一日在頭腦中編織首尾韻腳相連的舊體詩，以此保存記憶和語言能力，留下了三部以春天為名的舊體詩集。

 

他的友人和同案犯綠原，則在相鄰的監舍中以一本德文詞典編撰德文文法。最初的日子，閻長貴發現了暖氣片上的小孔，可以反複數點打發時間。以後他想到了頭腦中的宋詩，這是他跟隨關鋒研究批判宋代理學時記住的。程頤、朱熹的幾首詩詞，在千百年後保護了他們的批判者。
 

“第一夫人”王光美由於被勒令長期坐在矮床上，隻能數自己的頭發打發時間，卻仍舊遭到看守的嚴厲禁止。
 

到了“文革”後期，囚犯們可以看到《毛澤東選集》，這本選集在被囚者手中無數次地翻閱，重要篇目倒背如流。師哲回憶在獄中做的一件惠及後來者的事是，用了幾天時間，把監獄圖書館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全都包上書皮，以防損壞，並題寫了書名。
 

囚犯們身心皈依的馬列主義，作為獄中唯一的思想和人文資源，由此成為他們反思的開端。
 

李銳用治皮膚病的紫藥水，在選集的空白處寫下了腦子裏吟詠的舊體詩，以後出版傳世,命名為《龍膽紫集》，起手即是對馬克思主義創立曆史的長篇追憶。閻長貴在獄中構思的最長一首詩,題材是毛著的《矛盾論》，幾十年後在寓所中，他仍可流利地背誦。
 

這些憑借人類本能的記憶幸存下來的舊體詩，可說是秦城屋頂下窒息一切的孤獨結出的稀有果實。更重要的成果，則成熟在走出秦城之後：
 

彭真主持了憲法和黨章的修訂，進一步明確了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和黨要在法律框架內活動的原則;

 

李銳在新時期任中組部副部長，多年後出版了《李銳反左文選》和《廬山會議實錄》，成為思想界的旗幟式人物;
 

閻長貴與當年的中央文革辦事組成員、同押於秦城的王廣宇合作，出版了《求史問信集》，從親曆和知情者出發，以學術態度研究“文革”史。
 

謝韜作為“兩頭真”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晚年提出了“我們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的反思，以及民主社會主義的構想，引發知識界廣泛反響。
 

這些，可以說是秦城給當代史的一份獨特贈禮。

 

 

嚴酷的溫情

 

在1960年的困難時期，搬入秦城的胡風和潘漢年，每天可以得到一杯牛奶，相當於各地市直機關幼兒園兒童享受的待遇。
 

參與審判“四人幫”的法官王文正回憶，秦城的設施和條件,“遠遠超過當時中國普通人家的居室”。根據秦城管教千部何殿奎的回憶，最高級的204監區每間監房約達20多平方米，鋪有地毯，設沙發床。犯人夥食標準比照部長級待遇，海參，菜肴裏包括魚翅、配發檸檬茶和方糖等。享受這一待遇的犯人共15人，包括饒漱石、潘漢年等。

 

這種優待甚至引起了某種義憤。胡風出獄後聊起夥食，說有時看守會在肉上放一撮泥或一個死蟲子，妻子梅誌告訴他，外麵是困難時期，“給你送飯的人當然有情緒!”

 

戰犯是享受優待的主體。在前戰犯管理所中，國民黨大員們為了一根蘿卜失態爭奪。到秦城之後相對於饑荒之中的人民吃得更好，促成其交心懺悔。改造成功的戰犯們分批獲釋，即使像黃維這樣‘郎心似鐵”的頑固軍人、總裁門生,也漸次剔骨還父、剔肉還母而追求新生，最終在昔日摯友方誌敏墓前慟哭謝罪。
 

夥食之外，戰犯們行動亦較為自由，可以在上監區行走，如遇勞動，還可到監獄外活動。勞動改造也是象征性的編帽圈之類。對於胡風、潘漢年這樣的“自家犯人”，則無緣自由活動和集體學習,但尚無虐待情形。
 

監獄管理人員頗有人情味。1966年師哲走進這裏，何殿奎每天叮囑他散步,勸他做輕微勞動,並閑話家常。談到在此關押犯人的是非,何殿奎並不認為師哲是反革命，隻說是“國家的需要”。潘漢年釋放之後，安置在秦城的家屬區，何殿奎常陪他去水庫釣魚和小湯山散步。
 

“文革”的到來改變了一切。
 

監獄實行軍管，原來的千部和看守人員全部下放千校，對被關押的所謂“叛徒”“特務”“反黨分子”，實行批鬥式管理。溫情由此轉化為嚴酷，械具和耳光虐待、夥食克扣、放風洗浴取消和重體力勞動，讓囚犯們體會到高牆內外“史無前例”的威力。
 

劉仁進入秦城時，江青交代要關死為止。劉仁死去之前，已經精神分裂、大小便失禁。
 

衛生部前副部長傅連，因吃不下黴變的窩頭被斷食，活活餓死。陸定一夫人嚴慰冰，身居6平方米鬥室，被反銬40多天。馮基平則在獄中遭遇斜背銬，稱為蘇秦背劍”。如此銬法,  犯人氣血凝固，腰背曲彎，時間稍長可致殘廢。
 

由於秦城監審合一的體製，犯人時常遭遇審訊，車輪戰是常例，數十名軍人輪班到監獄裏審問犯人，夜以繼日。
 

死於秦城者，還有前民盟首腦、後來卻成為“美國特務”的哲學家張東蓀。張東蓀由中共友人變為特務的原因之一,  據稱是他在毛澤東當選國家主席的選舉中投了唯一的反對票。張本人病死秦城獄中，此前，張的次子和三子已先後自殺，長子張宗炳則在秦城的囚室裏精神分裂。

 

單身監禁之下，一個人的緩慢死亡是完全無聲的，不為外界和獄友所知,也沒有留下屍骨的機會。饒漱石的親屬1975年來到秦城詢問其骨灰下落，被告知全無線索。
 

林彪事件後，秦城的氣氛開始鬆動。1972年7月，原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的妻子劉淑清探視丈夫後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丈夫遭受虐待。親手發動了“文革”的毛澤東對此批示為“法西斯式審查”，要求一律廢除。此後秦城的囚犯們重新得到了吃飽和睡好的待遇，逐漸重回“模範監獄”的正軌。
 

國民黨戰犯們是“文革”風浪中的相對幸運者，“內外有別”的思路仍舊在延續。文強回憶,由於新住戶增多,他們得以集體居住，並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寬鬆。《秦城戰犯改造紀實》記載一名戰犯言論說,“相比於走資派，我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確實，比起社會上受批鬥的“黑五類”，戰犯們身在“文革”中的秦城監獄，確算某種福分。以前的特赦人員中，竟有人要求再回秦城居住。但這裏也自非戰犯樂土,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因病死亡的戰犯有59名，大部分與生活、治療條件有關。
 

1975年，最後一批戰犯獲特赦出獄。而“走資派”大多等不到真正的判決和刑期，許多人直到“文革”過去，一直是未決犯。一直到出獄，彭真和薄一波都沒有正式的罪名，隻是隔離審查。
 

對於“文革”後接替入住的林彪、江青集團成員，秦城亦延續著某種程度上的優待。江青在獄中同樣可以喝到牛奶、吃到水果，女看管人員對其執行著罵不還口的政策。出於打發時間，江青在獄中唯一從事的體力勞動是做布娃娃。
 

到上世紀90年代那位元帥養女入獄時，這種溫情傳統仍舊保留了下來。進入監區時下雨，管理人員以傘為她遮雨而自己暴露雨中。監管人員常進入監房，與其拉家常，隻是不涉及案情。洗澡之時，女監管員耐心地守候門外與其聊天，並且不提到“牢房”字眼。
 

監獄衛生所裏的女護士美麗而溫柔，技術熟練，能夠準確地找到她細弱的脈管。除了孤獨,這所監獄似乎成了她記憶中意外的溫情之所。女看管對她說:“你現在關在這裏，以後卻可能是科學家或部長。”
 

嚴酷的溫情，大約是秦城從誕生起難以擺脫的性格悖論。到新世紀開端,秦城成為落馬高官的共同歸宿，按級別給予的生活優待，也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下來。
 

但這裏同樣也是成克傑注射死刑之地，和高官們避之不及之所。作為一座社會主義的高級別模範監獄，嚴峻與溫情，正是其懲罰與改造功用的兩麵，不可或缺。

 

軍都山下

 

1983年6月，公安部和司法部聯合發出通知，將各地原來分別隸屬司法、公安、農墾係統的監獄統一移交司法行政部門管理，以改變原來的監審合一體製，健全司法體係。
 

秦城監獄似乎麵臨身份之疑。無人預料，數年後它會成為中國落馬高官的集體歸宿。

 

由於直屬公安部的級別和就近審理之便，中國副部級以上的官員皆集中到秦城監獄受審或服刑。據國家預防腐敗局網站消息，1982年至2011年這30年間，中國因違反黨紀政紀受到處分的省部級官員達465人，其中90餘名因貪腐被追究司法責任。
 

其中，除8人被執行死刑，絕大部分人關押在秦城監獄，或在此服過刑。包括兩位中   央政治局原委員陳希同、陳良宇，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克傑，國土資源部原部長田鳳山，貴州原省委書   記劉方，公安部原副部長李紀周等。
 

在普通犯人心目中，進入秦城意味著一種殊遇。不少人得知自己身處秦城的第一反應是“這麽有名的地方，我也來了”。

 

在被處決前的一次與檢察官的對話中，成克傑說，“這幾天我聽著監獄窗外布穀鳥的鳴叫，想起了我遠在廣西深山的故鄉。”當欲望隨權位幻象一起消弭,貪官們在這座依山傍水的監獄中，獲得某種人性的複歸。
 

進入新時期，高官群體之外，秦城也接收了一批新型經濟犯罪人員。
 

當1996年姚文元出獄之時，秦城監獄的一個時代似乎終成過去。2005年，20餘年不開口的張春橋因癌症去世，留給曆史一段巨大的、並非毫無意義的沉默。秦城作為政治地標的屬性開始消弭。
 

2005年李敖訪問大陸,在複旦大學公開演講說，眼下他在秦城監獄裏麵看不到政治犯，他覺得這是中國最大的進步。實際上，政治犯這一名目，並未出現在大陸的法律體係條文中。原有的反革命罪，也在1997年的刑法修訂中刪除，被顛覆國家政權等罪條代替。
 

走出秦城的人們，用各種回憶錄刻畫著那口“曆史的保險櫃”的內情。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這些當事人和外界的芸芸眾生一樣,對這座著名監獄的具體方位語焉不詳。然而，幾乎所有的回憶錄都提到了一個詞: 鬱鬱蔥蔥。
 

這是秦城監獄中能夠看到的軍都山背景。據公安部老千部姚倫回憶,選址於此，“要有水、風景宜人，利於改造”，當初可謂踏破群山，苦心頗著。
 

如今，當年燕山山麓噴湧的泉水早已千涸，似乎這座大型監獄的進駐，透支了地力。後山的采石場，曾因炸山飛石事件與監獄發生糾紛，在因奧運會關閉兩年後又悄然開工，記者於2013年春天前往探訪時,看到山體在又一輪開采中形成的巨大穹窿。而這些石材的需求，相當一部分來自擴張中的“公安部秦城基地”。
 

除了秦城監獄之外，基地尚有多個代號的研究所和家屬院等，形成龐大的建築群。
 

此時秦城監獄正在重修圍牆，透過拆除的外層圍牆看見，裏麵建築規劃整齊,亭台樓閣，綠樹芳草，宛然一座中式園林，掩蔽著蘇式“U”字形布局的囚樓，毫無衰敗氣息。
 

確實，當初興建時誰也不會想到，在當代國史上，這會是一座如此鬱鬱蔥蔥的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