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離諾貝爾獎還有多遠？

      近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首都司德-哥爾摩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將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英國華裔科學家高錕以及美國科學家威拉德。博伊爾和喬治。史密斯。隨後，高錕的名字很快出現在網絡和報刊的的顯著位置上

    中國人渴望諾貝爾獎，不僅僅是為了麵子

    其實華人或華裔科學家獲諾貝爾獎並不是什麽稀罕事，此前的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等華人的獲獎，都讓中國人激動和興奮過。而國人之所以始終關注諾貝爾獎，是因為至盡為止，還沒有一個土生土長的的中國人獲此殊榮。因此，每到諾貝爾獎得主公布時，國人就希望看到中國人的名字，即便是華裔也覺得如漁在哽。

    盡管我們不在乎國外的幾個所謂權威人士，如何評價中國科學家的成就，盡管中國的科技的進步，已經有力的證明了中國不僅是經濟大國還是科技強國，盡管我們可以找出很多理由，認為諾貝爾獎的評選標準有利於西方，但曆年的諾貝爾獎對中國的缺失，特別是自然科學那部分獎項的缺失，還是多少讓中國人感到有 些失望，而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節，也許隻能等到中國人真正獲得諾貝爾獎時才能解開。

    如果僅以無可爭議的三大科學獎項——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物學或醫學獎來看，從1901年到2009年，獲得這三個獎項的科學家共有539名，其中包括李政道等華裔。華裔科學家取得的成就，證明中華民族不比其他民族遜色。

    同樣，中國的近鄰日本至2008年已有11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三大科學獎，在諾獎獲得者國藉排行榜上，與奧地利同列第9位，另有不少美國藉日裔科學家獲獎。這個事實加上前述華裔科學家的獲獎情況，應該能說明黃色人種的亞洲人，在科學技術方麵的創新能力，不比白色人種的歐美人遜色。

    遠離諾貝爾獎是中國人道不清說不明的情緒

    既然民族和人種方麵沒問題，以中國人的勤奮好學，人口又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為什麽就不能取得被諾貝爾獎的評委承認的科學成就？把各種可能原因一一列出來，列在第一位的，恐怕要算是科技創新體製存在的問題了。

    科技創新體製存在的首要問題是激勵機製。激勵機製是科學家創新的動力機製。由於使科學家個人價值得以實現的各種資源，包括物質性的利益和精神性的榮譽等，都掌握在行政權力擁有者手上，使得許多科技工作者一旦取得一點成績，就把心思放到追逐權力上。在求權的過程中花費大量心力，一旦大權在握就控製了資源，同時也推動了研究的動力，再加上被行政事務耗去了大量心力，因此就沒有多少精神花在專業研究上。這樣，專業探索的深度自然不夠，最終表現出來，就是缺乏創造力。

    科研機構管理的行政化，也是扼殺創新動力的一大因素。大學在中世紀歐洲誕生時，就形成了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的傳統，這種傳統被現代大學繼承並確立為基本原則。我們的大學既欠缺這樣的傳統，加之受行政權力的幹預和支配，致使大學內部行政權威淩駕於學術權威之上，知識生產不能遵循自然的特定規律，作為新知識創造者的研究人員本應具有的自由意誌、獨立精神漸被磨滅，創造力也隨著枯竭。

    人們常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實際上製度更是第一生產力，因為製度會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製度能否以知識為本，體現對學術自治、學術自由的尊重，使科學個人價值的實現方式擺脫行政權力的支配，都將是看不見卻在實際發揮作用的“軟動力”。在這方麵，如果科學製度不能根本變革，我們離諾獎隻會越來越遠，而不是越來越近。

    用怎樣的眼光看中國人的諾貝爾獎？

    中國人離諾獎還有多遠？有人說，諾獎太滯後了，人家20年前搞的研究，到現在才發獎。一點沒錯。物理學獎得主費爾和格林貝爾，1988年便各自獨立發現了“巨磁電阻效應”；即使從相關技術首次實用算起，也早在1997年。而今兩位古稀之人，卻一點沒有大獎遲來之感，覺得很正常。

    事實上，諾獎尤其是科學獎項，總喜歡用實踐和時間這兩件“金標準”，來檢驗任何一項發現。“巨磁電阻效應”自發現以來的20年可以證明，數十億電腦用戶能在硬盤中存儲大量數據，據此效應開發的微小型大容量硬盤也已廣泛應用。“沒有這一現象，MP3以及iPod（蘋果公司袖珍媒體播放器）行業都不可能出現。”瑞典皇家科學院如此評價。

    同樣，此前的一些生理學/醫學獎和化學獎的主要成果，都不是什麽最新技術，而是在全球範圍內應用多年的成熟技術背後的那個早年發現的原始機理。

    試想，當科學家成為大獎得主之前，常人不太會知道手中的筆記本電腦跟這些“無名英雄”有關；他們跟其他同行一樣，一直在某座大學、研究所裏當老師搞研究；盡管在中年時就有了“諾貝爾”級別的發現，但他們沒去爭什麽，隻是繼續工作。因為他們的研究，不是以獲獎為唯一目標，而是基於興趣搞研究。

    比如。2009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獲得者布萊克本是在來自瑞典的獲獎電話通知的電話鈴聲中醒來。而卡蘿爾•雷德正在忙著洗熨衣服、幫幾名子女做上學前的準備。他們並不在等著那個在我們看來是激動人心的時刻的到來，更不像我們的某些人，一次次地預測諾獎。

    一些專家認為，隻有將科學探索造福人類作為科學研究的出發點和動力，才有可能盡快地躋身世界一流水平。我們看待諾獎不妨換一種眼光。

    期盼諾貝爾獎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提到到諾貝爾獎，許多國人總是滿心好奇，又滿心失望。人們不停地爭論，中國是否需要諾貝爾獎？中國離諾貝爾獎還有多遠？似乎爭論可以喚起國人的科學意識，可以激發人們對科學的追求和向往。

    二戰後的德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舉，德國人竟然想出一個妙招，用科學元素振奮民族精神，以諾貝爾獲得者大會聚攏科學大題，用科學的火把點亮人們心中的希望之光。就這樣，從上世紀50年代初開始，每年一屆，從不間斷，從私人資助，到政府支持，用近60年的時光，吸引了大批科學大師和青年學者，營造了濃鬱的科學氛圍，培育了肥沃的學術土壤。

    一位中國科學家曾經指出，近年來我國許多科技成果雖然在國際上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但基礎研究始終難有重大突破，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太強調科研“果實”而忽略“開花”的過程，功利主義使我們的科學工作者隻會聞果實的“香味”，卻不懂得欣賞科學本身的“芬芳”。

    諾貝爾獎獲得者大會正是這樣一個平台，科學家不僅與人們分離成功的喜悅，而且用自己的親身經曆告訴世界各國的青年學者：科學實驗總是一個問號連著一個問號，要解決這些問號，靠的是濃厚的舉和好奇的心理，是對科學由衷的熱愛，決非名利和大獎。

    當年，愛因斯坦受聘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時，學校給他豐厚的年薪，愛因斯坦卻誠心誠意的請求校方：能否少給些？麵對人們疑惑的目光，他解釋說，科學探索需要一種簡單的動機。越是簡單的生活越有利於科學研究，任何多餘的東西都會成為生活的包袱。

    科學發展總是伴隨著猜想、狂想和夢想。年輕的中國博士年並不缺乏對科學的憧憬和向往，也不缺乏追求科學的激情和奔放，怕隻怕背上功利主義的思想包袱，就像石頭沉重地壓著鳥兒翱翔的翅膀。

    其實，曆年的諾獎告誡科學家，做科研不可能急功近利，試圖幾年內出個特大國際成果似乎不可能的。即使是個最新最好的成果，也要有足夠甚至超常耐心，等它接受這個世界的長期檢驗。也許，現在瞄準的應該是十幾年、二三十年後的諾獎，而這個獎需要一個人用平凡不懈的研究積累來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