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鄧麗君，就要寫25年前的事情，25年雖然不長，但對於變化越來越快的時代來說更容易變得久遠生疏。即便是受到鄧麗君影響的人，在回憶的時候，也都要費些心思去想想，那個年代，在他身上發生了什麽。
鄧麗君作為一個文化現象，她的奇特之處在於，兩岸特殊的政治背景發展出的不同文化軌跡在一個特定時空錯位中讓兩個異麵軌跡交匯在一起，於是她成為那個年代許許多多人的一道獨特的佳肴，在爭議中完成了對內地流行文化的影響。而她最終失去了回到祖國大陸的機會，這片擁有她最多聽眾的地方，這片留下過她歌聲的地方，沒有留下她的足跡，成了她畢生的遺憾。
<小城故事>
鄧麗君是什麽時候進入到中國內地？又是以何種方式進入的？已無從考證，大約在1977年到1978年這段時間，她的磁帶先是在東南沿海一帶進入，隨後又通過無線電波讓更多的人知道。到了1979年，隨著卡式錄音機慢慢成為尋常家庭的消費品，鄧麗君便通過這個媒介傳播得越來越廣。
在爭議中啟蒙 樂評人金兆鈞那時候是老三屆，正在北京師範學院上大學，他回憶說:“我的印象是1977年，那時候‘板磚’（即當時的三洋牌單卡錄音機，因形狀大小像一塊磚頭，故被稱之為‘板磚’）還沒開始賣呢，都是從南方轉過來的大開盤帶，1978年我第一次聽到，當時的感覺是，這是誰的歌？真好聽。有了錄音機後，大家都在拚命地複製，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我一個同學在‘倒’那盤告別音樂會的磁帶，聽得如醉如癡。印象最深的是《何日君再來》前麵的那段告白，背景音樂非常好聽。到1980年的時候鄧麗君已經風靡全國了。” 鄧麗君的突然流行沒有任何征兆，甚至，在當時傳播媒介和條件不完善的情況下，她仍能如此流行，這本身就是奇跡，這也恰恰說明了人們對鄧麗君的喜愛程度。 金兆鈞當時在學校是個比較活躍的文藝分子，於是學校領導找到他，“既然鄧麗君影響很大，你要不辦個講座給大家講講”。那是1981年的事情，於是金兆鈞連著講了三次，把他當時對鄧麗君和那些流行的歌曲了解到的內容都說出來，他說:“快到年底的時候，北京團市委召集大學生代表搞了一個座談會，專門談鄧麗君。那時候還挺開放的，不是為了批判她，就是聽聽大學生的反映。我在會上說了很多，後來《音樂周報》編輯把我留下來，讓我寫一篇關於鄧麗君的稿子，這是我寫的第一篇流行音樂評論。” 那次座談會去了二十多人，學生們的反應也不一樣，大都覺得挺好聽的。金兆鈞記得當時印象中沒有什麽特別激烈的言辭，團市委和文化局的人也沒什麽引導和誘導。這次座談會，也僅僅是上麵對下麵的了解而已。就在當時，一些老音樂家開始批判鄧麗君，批判的焦點基本上是圍繞著她的一些歌曲內容比較灰暗、頹廢，還沒有上升到一個政治層麵上。後來有人開始質疑《何日君再來》，對這首歌的主題指向究竟是誰提出質疑，當時《北京晚報》的編輯劉孟洪曾專門撰文，為這首歌辯解。金兆鈞說:“《何日君再來》從情緒上講比較頹廢，但是這首歌隻要聽上幾遍就會唱，到現在電台仍不讓播放這首歌，這牽扯到曆史上三四十年代的時候音樂觀上的衝突。改革開放，這些東西就要重新出現，爭論就來了。”
1979年北京有個西山會議，當時的焦點就是鄧麗君是靡靡之音的代表，黃色音樂。會上，張丕基、王酩都挨了批，就因為他們的歌曲寫得像靡靡之音，李穀一的《鄉戀》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為受批判的典型。直到幾年後，李穀一出現在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上，“《鄉戀》風波”才告一段落。稍後幾年，港台歌星開始出現在電視上，雖然一些人認為張明敏在唱法上有問題，但是題材上好一點，還可以忍受；奚秀蘭為什麽能上春節晚會？就是因為唱的是台灣民謠。但鄧麗君不一樣，她唱的很多曲目都是三四十年代的，年紀大一點的音樂家都不認她，因為有些東西是由曆史決定的。
<在水一方>
鄧麗君從一流行就帶來了爭議，今天看來，這種爭議在當時還是很正常的，畢竟以當時人的普遍價值觀和意識不可能對鄧麗君這樣的文化現象完全接受。但是，光榮屬於80年代的新一輩卻不這麽看，第一批接受鄧麗君的人，肯定是追逐時髦、對新生事物好奇的年輕人。在“板磚”流行後，又出現了四喇叭立體聲錄音機，有些情景可以通過當時拍的電影中尋找到，如果來描述一些不三不四的小痞子的時候，一定要穿著花襯衫、喇叭褲、燙頭發，拎著四喇叭錄音機，裏麵裝著8節大電池，在大街上晃悠。這些年輕人錄音機裏放出來的，大都是鄧麗君的歌。金兆鈞回憶說:“當時在北京出現過這樣的情況，北海公園經常辦舞會，後來被公安局封了，因為控製不住，人太多了，幾萬人，全在北海後門的那個山上。聽音樂，聽完了就跳舞，那時候聽的主要就是鄧麗君。” “鄧麗君帶來完全不同的歌曲概念，70年代末粉碎‘四人幫’恢複了抒情歌曲的傳統，但是恢複的是五六十年代的抒情歌曲，比如《九九豔陽天》、《我的祖國》。鄧麗君帶來的是曆史上三四十年代的時代曲，從文化類型上看畢竟還是都市的東西，這東西在當年跟老百姓沒什麽緣，可是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一聽到它又跟那種建國後的抒情歌曲不一樣了。尤其是當時二十多歲的人最敏感，覺得"這才是屬於我們的。"金兆鈞說。 盡管鄧麗君在音樂界受到了極大爭議，但也是在音樂界，一些音樂家開始潛心研究鄧麗君的音樂，比如配器、演唱風格。“我知道當時許多音樂家躲在家裏聽鄧麗君，偷偷研究她的編曲。他們從來沒見過這些聲音。鄧麗君首先影響中國流行音樂的就是讓很多人知道流行音樂的編曲是什麽，很多電子聲音咱們都不知道。”而鄧麗君影響的另一個方麵，就是確立了當時女歌手的演唱風格，就是所謂的“氣聲唱法”。在此之前，中國歌曲除了比較本色的民間唱法之外，還有一種介於美聲和民間唱法之間的“民族唱法”，鄧麗君教會了人們還可以用嗓音的另一個部位唱歌，即後來所謂的“通俗唱法”。金兆鈞說:“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地摹仿鄧麗君，比如廣州的劉欣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璋、趙莉、王菲……” 鄧麗君帶動的不僅是流行音樂的啟蒙與發展，也刺激了當時音像經濟的發展，那時候聽錄音帶是主要的文化消費內容之一，雖然那時候的一盤錄音帶5.5元，對普通人來說屬於奢侈品，但仍然沒有阻止普通人對它的消費。金兆鈞說:“那時候廣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一年就賣掉800萬盒卡帶，一年一座大樓拔地而起。”1979年，內地的音像發行公司隻有幾家。到了1982年，全國就有300家音像出版社，基本上都在扒帶子。扒帶子在當時來說就是一個學習、培養的過程，這些人就是在一次次的“扒”中逐漸掌握了流行音樂的創作、表演規律。 最後，金兆鈞說:“鄧麗君確立的音樂形式還是很傳統的，是大部分中國人都能接受的。中國早期流行音樂的寫作，對整整一代的創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另外我個人覺得，她能產生那麽大的影響，是因為她是30年代以來一直到60年代音樂的集大成，她挑的都是曆史上被證明是最好聽的歌曲，她的唱法也是30年代以來唱法的集大成。”那時候我們沒有那個情懷。
同樣是在1979年，還有一個人在聽鄧麗君，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在軍營裏用擴音喇叭聽，這個人叫朱一弓，他曾經是上世紀80年代著名的音樂編輯之一，很多當時和現在的流行歌手的磁帶都是經他之手編輯發行的。他很早就淡出這個行業了，但是談起鄧麗君，他又感慨萬千。“那時候我還當兵，聽了鄧麗君後我覺得好聽，完全不同於我們以往的民歌，那時‘文革’剛結束，我還是把鄧麗君歸到民歌裏麵，實際上她的影響遠遠不會結束，會一直延續下去的，就是因為她的民歌精神。當時還挺有意思，我帶了幾盤錄音帶到部隊聽，我自己製作了一個擴音音箱，在我們的小院裏放，聲音很大，旁邊的機務中隊在開會，後來他們就給我提意見，說戰士們聽到之後心思完全不在他們那邊了。但我就是覺得好聽，有時候我是故意把聲音放大，有些機務中隊的人中午或晚上休息的時候，都到我這裏來聽。”
<船歌>印尼民謠
1981年，朱一弓從軍隊轉業，幹起了音像出版的工作，談及當時鄧麗君的影響，他說:“不管是作品還是演唱，鄧麗君確實是很民間的。80年代初期，咱們能掌握這種唱法的人還沒出現，追隨這種式樣進行創作的人也沒出現，所以在那時還是一個聽和學習借鑒的階段，真正出現是在1984年前後。實際上，現在看起來不光是歌手，她影響得太廣了，對歌手的影響還是其次，重要的是對創作的影響。她讓這些人重新考慮作品的題材是什麽，作品的情感是什麽。鄧麗君非常出色地演繹了中國民歌，有些民歌很好聽，式樣比較多，當時大家在一起討論的就是如何借鑒這些手法，創作出這邊的流行歌曲。比如蘇越，我們接觸得很早，有一次在棚裏錄音，我聽到他寫的兩首歌，覺得很好，我們便開始合作，錄了很多作品，他在創作上吸取了很多鄧麗君的東西。”
朱一弓在進入音像業的時候，小歌手程琳已經開始成名，隨後，一些更年輕的歌手也開始步入歌壇，他那時候遇到的女歌手，不管自身條件如何，都是從摹仿鄧麗君起步的。他回憶說:“許鏡清在1981年就跟我合作，當時他說有一個女孩，高中還沒畢業，能不能聽聽，這個人就是田震。她的第一張專輯的案頭工作我參與得比較少，但我感覺到田震本人的性格和鄧麗君那類的東西完全不一樣，她隻是摹仿了一些歌而已，後來賣得也不好。但是朱曉琳骨子裏就比較像，當時有很多這樣的情況。鄧麗君當時吸引了很多人，走上了這條路。”
至於鄧麗君為什麽這麽流行，影響為什麽這麽深遠，朱一弓有他自己的看法:“原來的歌曲隻要求正麵就行了，到了鄧麗君，作品指向內心，指向自己的性別，她更要突出女性的柔美，她恰恰是繼承了民歌魅力的一麵。鄧麗君之所以從那邊一路殺向全國，我認為是她的民歌基礎，民歌作為一個民族裏麵最通俗的、最普遍的音樂語言，是永遠不會衰落的。其實後來我們在創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都與這個有關。為什麽我們號稱文化資源最悠久最豐富，卻在國際上沒有一個成熟的作品？”
性別指向實際上在當時是對公眾的一種人性解放，也是中國內地在經曆了人性扭曲後的一次適時的釋放，而鄧麗君恰好給人們提供了這種釋放的可能。和當時的其他文藝作品——電影、文學、電視相比，流行歌曲這個形式來得簡潔、迅速、直接，人們甚至不用去思考和咀嚼，馬上就可以融入成自己心靈的一部分。有了性別區分，人們才得以通過它來證實自己的內心，看清一度被壓抑、扭曲的人性中的另一麵。鄧麗君歌曲中帶有的嫵媚、柔情、調情在當時無疑成為了最具性誘惑的東西。朱一弓說:“鄧麗君一開始有很濃的風塵味兒，當她到了《淡淡幽情》，我們又看到了她另外一麵。她有風情，也變得高級了。所以她的演唱解決了這樣的問題——高的人也能聽，低的人也能聽，可以讓任何人想入非非。”
也許，台灣著名樂評人馬世芳先生的看法更能說明兩岸間人為造成的時空交錯形成兩地間對鄧麗君的不同看法，所以，她在兩岸之間的影響是不一樣的。他認為:“我們成長在80年代，對她早期的作品了解得不多，我們隻是知道她，但是沒那麽多情感，隻是一種集體記憶而已。至於她對台灣流行音樂的影響，台灣從60年代就一直有這種軟綿綿的東西，在70年代初有些歌曲被劃為靡靡之音，70年代末80年代初她的一些歌曲傳到大陸，我們才覺得她那麽厲害，我們沒有想到一個唱歌軟綿綿的歌手在對岸有那麽大的影響。她在10年前去世的時候，我聽到大陸的搖滾歌手錄製了一張紀念她、翻唱她歌曲的專輯《告別的搖滾》，感到不可思議。她在我們這裏就是按正常商業操作模式下推出來的紅歌星，但不是石破天驚。”
鄧麗君對內地流行音樂的影響巨大，但是，無論她的影響有多大，不管出現了多少以摹仿她、翻唱她成名的歌手，但內地始終沒有出一個鄧麗君式的人物。馬世芳說:“鄧麗君對所有唱歌的人來說，都無法超越，她和她所屬的時代緊緊地扣在一起，她是在那個比較從容、耐心、細致的年代誕生的歌手，她不屬於台灣的民歌運動時代，不屬於後滾石時代，也不屬於李宗盛包裝出的那類都市女子。她屬於老派、傳統一點的流行音樂，在台灣，她是非常受歡迎的女歌星，但是卻從來沒有文字來論述她的音樂，人們隻是對她的私生活和八卦感興趣，這一點是非常遺憾的。”
朱一弓說:“現在我們回頭看，為什麽內地在音樂創作上類似鄧麗君的作品沒有？這是一個生活內容問題。80年代有小酒吧嗎？有偶遇嗎？這也是我後來一直思考的問題，沒有這樣的環境，80年代有什麽？有《思念》，完全心靈的，一隻蝴蝶飛進我的窗口，為什麽《思念》代表著80年代的感覺？因為80年代隻能是這樣了。”而今天，社會的發展變得豐富了，那種屬於鄧麗君作品的背景要素也具備了，現在的作品變得非常豐富了，可是，人的心靈中的某些純粹的東西又消失了，所以，還是沒有這樣的作品和人出現。 另外，朱一弓又不無羨慕地說:“鄧麗君也是趕上了好時候，她背後成就她的是一個社會環境，有一批創作人員，而且都是高手，他們有那個情懷。但是在80年代，我們這邊沒有這樣的人，沒有那樣的環境，現在回想起來沒有這樣的作品誕生也是正常的。我舉個例子，在當時，晚上錄音完了，想出去買點宵夜，我們在農影錄音（位置在北京雙榆樹），要開車到北京站，在80年代，這個距離太遠了。沒有那樣的生活內容，就不能有那樣的作品。這就是為什麽這撥人喜歡鄧麗君但又寫不出她那樣東西的原因。後來蘇芮出來後，馬上吸引了很多人，因為蘇芮這種高亢、有力量的歌手，容易和我們貼近，在創作上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1984年左右，改革開放初見成果，深圳也有幾座樓出現了，奧運會也拿冠軍了，全國人民的心氣也不一樣了，和鄧麗君歌曲的感覺已經不一樣了，所以才出現後來的西北風，這裏麵有批判，有憂患，有覺醒，所以這樣的作品能出來很多並能留下來。‘我的故鄉並不美’，這才是當時中國的寫照，是比較真實的。80年代末，我們與台灣的唱片公司交流，他們對西北風不以為然，我們當時還以為他們有問題，現在看來，是環境不一樣，考慮的東西不一樣。”
“摹鄧時代”:鄧麗君讓我心裏有了障礙 直到上世紀80年代後期，內地才出台了海外音像製品引進版的政策，這一政策的出台，直接導致扒帶子的狂潮消退，很多當年靠扒帶子走紅的歌星要麽作出艱難地轉型，要麽從此淡出歌壇。內地歌壇一度被摹仿鄧麗君的女歌手“控製”著，在這個“摹鄧時代”，出現了一大批女歌手，不管她們在演唱上是否像鄧麗君，在作品相對匱乏的階段，也隻有去翻唱鄧麗君的歌曲。趙莉，一個普通的名字，就是當時眾多摹仿鄧麗君風格最有名的歌手之一，與這些摹仿者不同的是，趙莉的聲線、音色和鄧麗君極其相似，以至於曾經為鄧麗君製作過唱片的製作人在多年後聽到趙莉唱鄧麗君歌曲時竟也難以分辨。由於趙莉有這樣的一個先天優勢，所以在當時她出過的翻唱鄧麗君歌曲的磁帶有八九盤之多，而且每盤都非常暢銷。
<原鄉人>
趙莉出生在河南周口，後到河北承德，從小喜歡唱歌，因為幾次歌手比賽，她得以有機會到北京發展，1985年，在她錄製第3盤磁帶的時候，便開始翻唱鄧麗君，從此便一發不可收拾而且身不由己。趙莉說:“我當時就是喜歡唱歌，不管是誰的，好聽就唱。1986年，我錄了大量鄧麗君的歌曲，當時旅遊聲像出版社找我，他們覺得我的音色跟鄧麗君很接近，就給了我很多鄧麗君的歌，因為當時鄧麗君的歌曲在大陸很受歡迎，正版又進不來，出版社認為是很大的市場，便找了很多歌手去唱鄧麗君，在我之前有好多人都在唱鄧麗君的歌。”
趙莉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那時候小，大家都叫我小鄧麗君，1986～1988年，我錄她的歌是最多的，幾乎天天都在錄。”當時的情況是，每個錄音棚的記錄上都寫著趙莉的名字，錄製的時間和曲目，仔細看這些曲目都是鄧麗君的。“當時錄的專輯，通常不寫我的名字，都寫鄧麗君的名字，貼上她的照片。直到1989年我去法國演出的時候，接觸到其他方麵的流行音樂，我就有了要去國外走走的想法，不然在國內，隻能唱鄧麗君的歌曲。我想唱別的，他們就說你唱得不好，不合適。那段時間我都有點糊塗了，我是不是就這樣了？” “當時對鄧麗君我都有了心理障礙。”甚至這種壓力曾經讓趙莉夢到過鄧麗君，趙莉說，在夢裏，她問鄧麗君:“你為什麽唱歌那麽好聽？有什麽秘訣沒有？”鄧麗君在她的手心裏寫了一個“吟”字，“我覺得這個字代表了她歌唱的全部”。趙莉說，“我太喜歡唱歌了，可是老讓我唱鄧麗君的歌，我就受約束了，不快樂了。一首歌可以學來，但是它的感情你是學不來的”。1990年，趙莉出國，在國外，她學到了很多唱法，才慢慢明白，“我在真聲區和鄧麗君非常像，其實她就是一種唱法，覺得這也是很正常的，而自己內心裏要表達的東西很重要，也就不避諱這個了，後來唱她的歌也就沒什麽障礙了”。 那一次，她離我們最近 鄧麗君的去世，留給她和內地眾多聽眾的最大遺憾就是她沒有在有生之年回這邊開一次演唱會，哪怕是她回鄉祭祖對大家來說也是一種寬慰。當鄧麗君得知大陸地區的聽眾都非常喜愛她時，她曾非常希望能回鄉開一次演唱會。但由於種種原因，直到她離開，也未能如願。 據鄧麗君的弟弟鄧長禧透露，1981年，鄧麗君在美國洛杉磯，當時有朋友給她打電話，說電視裏看到她在內地很紅，至於紅到什麽程度，後來才慢慢知道。1987年左右，當時新華社駐香港分社的喬淮東的太太彭燕燕通過演藝圈的人認識了鄧麗君，鄧麗君很喜歡和彭燕燕在一起，因為鄧麗君喜歡聽北京話，並且還校正自己的發音。當時她有個意向，在1990年鄧麗君進入歌壇20年時在北京舉辦一次演唱會，但1991年後，鄧麗君心灰意冷，隻是偶爾參加一些非商業性的慈善演出。 其實，也就是在這期間，內地有一個人，險些把鄧麗君回鄉演出的事情促成，這個人就是黑子。在80年代和90年代流行音樂圈裏，提起黑子這個名字，幾乎無人不曉。黑子原名王彥軍，當過兵，轉業後便進入東方歌舞團，此後一直活躍於流行音樂。他擅搞大型演出，喜歡賺錢，故得名“黑子”。8年前，黑子離開了音樂領域，做起了跟音樂無關的行業，記者打通他的電話，告知采訪意圖時，黑子高興地說:“你要采訪別的內容我就不說了，談鄧麗君，我願意，因為我太喜歡這個女人了。” 黑子是內地流行音樂圈裏惟一一個見過鄧麗君兩麵的人，他見鄧麗君隻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在北京給她舉辦演唱會。黑子說:“我對鄧麗君感覺是最好的，這麽多年，你看我到現在，開著車，平常在一個固定環境裏，我都聽她的歌。70年代，我還當兵，也是搞音樂，我第一次聽到流行音樂就是鄧麗君，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種聲音。1984年，我轉業後開始正式做流行音樂的唱片公司，這個過程鄧麗君給我的印象是最深的。早年周璿給我的印象都很模糊，而且70年代內地就沒有流行歌曲。什麽叫流行歌曲？就是很簡單、很好聽。鄧麗君在當時起的作用是讓整個中國內地知道有這麽一種音樂是怎麽回事，而且她的歌幾十年下來還這麽多人聽，這本身就是一個音樂奇跡。”
東方歌舞團演職人員經常去亞非拉地區演出，黑子在這單位就有一個很多人不具備的優勢，出去比較方便，他利用這個優勢，把很多港台歌星介紹到內地演出。1989年初，正好有個機會，在香港麗源酒店，黑子見到了鄧麗君。 黑子回憶說:“我見到她兩次，跟她聊天很有意思，她知道我在內地做這個行業，可能有人給她講過我的事兒，她也覺得挺好奇，想知道大陸到底是個什麽情況，大陸人一出去她覺得奇怪。因為我迷這個女人，所以我會很認真地讓她開心。我很少迷一個女人，我到現在對她那天穿的什麽衣服都很清楚，她穿了一條裙子，簡單的涼鞋，直的短發，露著耳朵，這是我最喜歡的形象。她很像我小時候看過的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中的春妮，我小時候認為完美的女人應該是春妮的樣子。我從小就喜歡這個形象，特清純。鄧麗君隻不過比春妮打扮得漂亮多了。”
黑子當然沒有忘記他見鄧麗君的目的，“我當時抱的目的就是想讓她來內地演出，我當時以為她是錢的事情，估計她覺得我們出不起這個錢。我算過，當時可以出很高的錢，可能不到100萬元，在當時是個天價。我敢出這個錢，但我不好意思上來就說錢的事情。我老跟她說笑話，她為什麽很想跟我聊天呢？就因為我很愛說，講些笑話，她就很放鬆，我的目的是想讓她來。”
回想起當時鄧麗君對這邊的印象，黑子認為，她對大陸其實特別陌生，都是聽別人說的。“當時由於兩岸的關係，她對大陸特別戒備，她認為大陸這邊很可怕。她一直問我‘你到底是不是大陸人？’她以為我是從美國回來的呢。我說我英文就會二十多句，我真的是大陸土生土長的，我還是當過14年兵的人。我一說把她給嚇壞了，她說:‘你是共軍？’我說:‘那你就是匪軍。’把她笑得夠嗆。”之後，“我們在一起簡單吃了點東西，喝的粥我還記得呢，我要的皮蛋瘦肉粥，她要的白粥。她有潔癖，到飯店裏都帶自己筷子，她跟我說她在法國學過護士，她在顯微鏡下看自己的手，上麵都是活的，從此她就有了潔癖。她當時什麽都不亂動，桌子扶手也不摸，把手放在空中。”
黑子與鄧麗君的第二次見麵，也是在香港，時間是1991年。最後，黑子對鄧麗君說:“我非常希望你能來這邊演出，像你這樣一個有這麽大成就的人不來太可惜了。”黑子跟她陳述了來內地演出的重要性，比如這邊對她的喜歡程度，作為一個中國人，不來大陸，是一生比較遺憾的事情。黑子問:“在經濟上，合約有沒有什麽問題，我可以花最高的價錢。”鄧麗君笑著說:“不是錢的問題，我根本不在乎錢，有很多原因我去不了，但是這種機會一定有，我一定要去，但是什麽時候現在我沒法說。”
“我感覺，她當時還是因為政治問題。這個女人根本不在乎錢，她的政治背景我實在不了解，所以她非常遺憾，這輩子沒有來大陸。”黑子說，“我覺得她沒有任何準備，因為不現實。我其實有很多的準備，包括經濟上的準備，當時除了我沒人敢出這麽高的價錢。當時我還跟文化部的官員打過招呼，包括再高一層的官員，我都談過，認為完全可行，在這種情況下，我才跟她談得比較具體。但是她沒有做好任何準備，她隻是有這個願望而已。我相信是台灣當時對她控製比較嚴，這個因素最大。
當記者采訪鄧麗君在70年代的經紀人，和鄧家親如一家的新加坡人管偉華，談到這次與回來舉行演唱會擦肩而過時，管先生的看法和黑子非常相似:“她很想回來，回來她有問題，她的三哥是個軍人，爸爸也是個軍人，但是那時候由於假護照事件的影響，她已經離開了台灣地區。假護照事件按台灣地區的法律來說是很嚴格的，偽造證件是可以判死刑的，她不敢回去，所以到了美國，在那裏她認識了成龍。當她的歌曲在大陸紅了之後，蔣經國就讓有關單位不再追究她了，然後就叫她回來勞軍，台灣當局就用她做很大的宣傳。我曾經想通過紅十字會的名義請她過來，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找我，大約是1987年左右，希望鄧麗君能來大陸演出。我跟香港分社的負責人見過一麵，探討了可行性。我問鄧麗君，她說她也有苦衷，主要是身體不是很好，她那個時候比較臃腫，正在治療過程。政治因素也有，那時候她的哥哥提升到少將，是鄧麗君沒來大陸的原因之一。”但這種說法和鄧長禧的說法有些出入。
黑子不無遺憾地說:“我做這個行業有兩大遺憾，一個是她，一個是邁克爾•傑克遜，傑克遜我當時都談成了，那個年代把傑克遜談成了是很難的，合同到現在我還留著呢，108頁，每一條我都做了準備，那時候他還答應我提供500萬美元建一個邁克爾•傑克遜小學，當時最後一道關沒批下來。”
親情中的鄧麗君 在這次采訪過程中，記者除了采訪到了鄧麗君的弟弟鄧長禧，也在“無意”中知道了鄧麗君在剛剛出道不久後的經紀人、新加坡人管偉華先生，管先生現居天津，依然從事娛樂行業。記者去天津采訪了這位經紀人。
談起鄧麗君，管偉華便神采飛揚，他說他跟鄧麗君真是有緣分，雖然名義上是經紀人，實際上他和鄧家好像是一家人，他還告訴記者，他的生日和鄧麗君的忌日都是一天，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的巧合。 “我跟鄧麗君認識得比較特殊，當時台灣有支女子樂隊，我去看她們，鄧麗君也去看她們，就這樣認識了。認識的時候我當時在越南搞第一場演出，那時候越南正在跟美軍作戰，很危險，沒有人敢去，我是第一個去的，鄧麗君也去了。我從小就很有勇氣，什麽地方都敢去，21歲時就帶團演出，他們也相信我。我後來常帶她到越南、泰國等東南亞一帶演出，前後大概兩三年的時間，直到她去日本。” 鄧麗君留給管偉華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的聰明、善良，在他們一起合作的日子裏，他們更像是朋友，而不是一種雇傭關係。管偉華感慨道:“過去這麽多年了，很多我們熟悉的人都過世了，現在的人沒有我們那時候有感情，我在新加坡搞過很多慈善演出，鄧麗君從來沒有跟我要過一分錢。不像現在，歌星還要住總統套房，她最多是想住在一家新飯店的新房間。鄧麗君見我第一麵就叫我教她遊泳，我跟鄧媽媽在旁邊談生意，她在遊泳池裏，死活要拉我下去。我跟鄧麗君之間的感情不像一個紀經人和藝人之間的關係。那個時候很單純、很快樂。”鄧麗君是一個比較好學的人，而且人非常聰明，管偉華說:“她學東西很快，學法語，她都講得很好了，我們還不會。學開車也是，她都可以開車到處轉了，我們還不知道怎麽開呢。她在去日本之前，一場演出最多可以拿到500美元，而到了日本，每天隻給她100美元。但是她還是去了日本，也是為了學習。剛開始去日本，挺苦的，母女在那裏熬了那麽久，非常不容易。”這就是後來為什麽鄧麗君可以用粵語、閩南語、日語、英語和馬來語唱歌的原因，她在語言方麵非常有天賦。
另外，鄧麗君沒有一個正常的童年，很小的時候，她就開始工作，四處跑碼頭唱歌，和大人一樣養家糊口。“她沒有什麽童年，有時候遇到和我們年齡相仿的人，會耍耍小性子，但這都是很正常的。她人非常善良，而且沒有架子，對金錢向來不是很看重的，她真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很順其自然的，不像那種勾心鬥角出來的。”管先生講起往事，感覺曆曆在目，“她不是那種很刁蠻的女孩子，跟她在一起玩，很能夠跟大家融在一起，我們去越南，樂隊的人在一起打牌，她總會跑過來踢我們一腳，像小男孩一樣。”
<又見炊煙>
同樣，在管偉華的眼裏，鄧麗君的母親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所以，采訪中，他總是親切地稱之為鄧媽媽，“我就喊他鄧媽媽，她和我的親媽媽一樣。鄧媽媽是很善良的人，從來不像有些星媽那樣，有時候，她為了保護女兒，是很可憐的。當時很多人都在欺負鄧麗君，鄧媽媽的功勞很大，她就是一個單純的人，不像有些明星的媽媽總是爭排名，通關係啊，太多事情了。鄧媽媽都告訴鄧麗君，不要去爭這些。” 鄧長禧在談到母親的時候說:“我媽媽是典型的北方婦女，任勞任怨，家裏五個小孩，小時候家裏生活環境不好，父親做一點小生意，入不敷出。她的毅力反映到我姐姐身上，她常常告訴我姐姐，凡事退一步想。她也是我姐姐的精神支柱，每次我姐姐遇到挫折，她都去鼓勵她。有一次，姐姐腳扭傷了，便發脾氣說，不在日本呆了，回台灣。媽媽說，那就回去吧。然後給姐姐做好吃的飯菜解鄉愁。在我眼裏她就是個賢妻良母，父親的脾氣比較剛烈，但是他們很少吵架。” 在管先生看來，鄧麗君的單純、善良和沒有正常的童年可能是導致她一生感情生活不順的主要原因，“後來，她經曆兩次最大的情感挫折，她和成龍的事情，我還沒有感覺到有什麽變化，而她跟郭孔丞的事情讓她變化太大了，他們之間的戀情對鄧麗君一生的影響是最大的。郭家全家大都沒意見，隻有郭孔丞的奶奶不同意，鄧麗君的命就是這樣，如果他奶奶過世了，就什麽問題都沒有了。當時人都把她當成郭家媳婦了，郭家奶奶認為歌女不能進入名門望族。”管先生說，“所以，當她選擇了誰的時候，都是真的，她也不隱瞞自己的感情。但是可能她太忙，當她紅了，可能真的沒機會去談戀愛了。碰到郭孔丞可能是最好的了，因為雙方都很合適。還有一次，她喜歡一個男孩，但是追她的是這個男孩的叔叔，結果這個男孩把她讓給了他叔叔，但是鄧麗君不喜歡他叔叔。” 在談到鄧麗君的感情生活時，黑子非常感慨:“鄧麗君這個人在感情上挫折比較多，其實她個人生活是挺悲慘的。她去世之前跟一個法國人，我相信那個法國人確實跟她有感情，但是中國人跟外國人的感情，超越了文化，都不現實，它隻是暫時的。如果她沒有去世，他們之間這段感情一定會結束，她是個很中國化的人。她命中注定有這麽一個地位，也命中注定會在這麽年輕的時候就走了。上帝安排每一個人是有他的道理的，就讓她起到這麽大的一個作用，再用這麽樣的一個形式走開。我反而覺得對她來說是個好事，我不敢想，她如果活到現在，會是個什麽心態，也許是個悲哀，這是很可能的。” 文章來源:聶耳)
<梅花> | 
